我迷恋的是纸月亮

2018-02-03 17:01:43
2018.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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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中旬,蝉鸣震得天空都颤抖,红墙在树叶底下摇动。我们沿着倾斜的道路,穿过系着围裙的剃头匠,树荫下打纸牌的老人和卖水果的小贩,走进中央美术学院附近一个小区深处。钟雨从一个窗口探出半个身子,招手示意我们上楼。

武汉长大的钟雨瘦而清秀,是典型的南方女孩模样,她在北京生活了十二年,有七年时间都留在清华美院。

上楼去,她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了——我们初次见面时她的摇滚青年发型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简单而利落的短发,玳瑁色的框镜,木质珠串眼镜链,整套都从巴黎带来复古连衣裙,她出现在这里,像幅年轻的古画。

钟雨近照 李伟摄钟雨近照 李伟摄

老住宅的隔音微弱,蝉鸣侵袭穿透屋墙,室内光线泛着旧,空间却足够宽敞,贴合着主人的杂乱逻辑:三面墙上全是画,葛饰北斋(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画家)的“神奈川冲·浪里”、从日本旅行带回的魔鬼图案门帘,还有一幅钟雨从散场的北京书展上捡来后郑重其事装在框子里的画。

书桌维持着四十年前的款式,桌上趴着打盹的黄猫,上方的球形灯罩是淘回的德国货;紧挨着书桌的茶几则是老电视机乔装而成,第一次从巴黎搬回的起脊机放在此地既不笨拙也不突兀。

一张由木门改造而成的“长桌”横在客厅当中,连门把手都还留在原处,“桌”上是堆叠的书和册子,一本1990年代的武汉剧坛杂志中夹着一张水墨画,落款上标明了时间地点:1950年,北京鼓楼。

这是钟雨爷爷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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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钟雨看起来仍有学生气,但已经是不少人的老师,这次见到她,正是她回国休假的间歇。短短的假期中,她还要去“敬人纸语”的书籍研修班中,开一门法国式手工精装的课程。

爷爷和奶奶都从事美术行业,父亲和母亲都是画家,小时候的钟雨是在父亲的画纸和笔墨边长大的。

钟雨学习书籍装帧的已将近十年,最初在清华美院跟随吕敬人先生学装帧设计。

四年前在导师的书籍研修班上,钟雨遇见了从法国来的凯瑟琳女士。这个法国女人一头灰白色短发,锋利的下巴,大笑时眼角的每一条皱纹似乎都为之欢腾。作为凯瑟琳的接待,钟雨带着她爬长城,逛鼓楼,为鼎泰丰的小笼包排队,还一起去苍蝇馆子吃了一碗米线。

凯瑟琳的魅力是在课堂上渐次展开的:她将从法国带来的工具和材料一一陈列,接着紧凑而麻利地为大家演示法国传统的书籍装帧过程,仅用三个小时就完成了原本需要三周完成的工艺。当她拿着做好的手工书向在场者展示时,掌声忽地响了起来。“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利落的手艺人了”,坐在最前排、负责拍照的钟雨心想。课后她向凯瑟琳表达了敬意,而凯瑟琳则回给她一个笑容,很自然地对她说:“如果你愿意,可以来我巴黎的工作室学习。”

时至今日,钟雨都不明白,凯瑟琳为什么会在课程结束后,直接邀约她去巴黎的伯纳德街工坊学习这门传统手艺,而她的生活也的确因为这一份邀约而改变。

钟雨第一次离开北京去往巴黎是2014年,那是一次为期两个月的短期学习,在巴黎第五区的伯纳德街工坊(Atelier des Bernardins)跟随凯瑟琳了解手工书制作的基础技法。

这种法国式手工精装(La Reliure)被称之为“卢利尤”,指的是将纸张折叠成帖,然后连缀书脊的装订术。这样的装订方式因为便于翻阅、利于保存而延续到现在,并且也为大工业时代以后书籍的批量化生产奠定了基础。这是一门在法国也属小众、且逐渐在现代社会中消退的手艺,不少法国本地人虽然会在工坊里持续学习五六年,但更像是为成年后的自己安排了一门课外游戏,钟雨是唯一一个在这里的中国姑娘。

伯纳德街工坊已逾百年,是此处唯一的制书工坊,门脸儿不大,也没有明显的招牌,只在门口用法语写着“制书匠”几个字。进得屋来,先闻到书香,是沉闷的,下坠的,拉住人停留在此,各类古旧书堆叠,长桌上排布着材料和工具,纸张、胶水、书锯、缝书架、夹书器……所有的这一切,构成了钟雨在巴黎最为熟悉的场景。

钟雨那时觉得,自己就像一百年前的中国留学生,有种紧迫感。她既不会法语,对于手工制书也只有零星的印象,初到巴黎的她,只能靠着观察凯瑟琳做书和简单的英语交流去跟进,心里不免着急。

三个礼拜过去,她只完成了一本书的制作,她开始担心自己赶不上进度,最后会浪费两个月时间。最后,还是凯瑟琳帮她卸下了心理包袱,她像是安慰又像是在传授精髓:“手艺不在于快慢,而在于理解。”

等到学期结束时,钟雨才发现自己居然完成了十几本书的制作,这让凯瑟琳也有些惊讶,通常来说,法国学生的工作效率是两三周完成一本。

2

钟雨从亲手制作书籍中感受到极大的满足,而凯瑟琳的鼓励则给予她许多信心。2014年回国后的她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在北京一家出版社负责美术设计,做书成为了她生活中一个繁杂的乐趣。

渐渐的,钟雨发现自己想要将做书更大程度收纳到生命中。她把从巴黎带回的大大小小的工具和纸张安置在家中,家变成了她的工作室。有那么一两年,她都在反复地向自己确认,是否想要将此后的时间都留给做书?连朋友们也都这样问她,你靠做书能活下去吗?她不确定,但觉得要试试才知道。

看上去总是温和有礼的钟雨,有一股执拗劲头,当然也是一种无畏的自信。她执着于技艺,但并不因其稀有而高看这一切。对于传统工艺在现代世界中所遭受的冷遇,她也并非不能理解。“传统的工艺一定是在慢慢、慢慢消失的,要不然每天这么多新事物冒出来,世界不就爆炸了吗?”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天真,又有一种清醒。

2015钟雨在武汉参加 “边走边记”线装手工笔记本活动,图片来自其豆瓣相册“一个半人的工作室”。2015年钟雨在武汉参加 “边走边记”线装手工笔记本活动,图片来自其豆瓣相册“一个半人的工作室”。

2015年,她结束了第二次巴黎的学习,回国辞了工作,开始学习法语,铁了心要继续做书。

随着在伯纳德街工坊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钟雨被凯瑟琳不断熏陶,彻底爱上了这门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工艺。

在1978年、以22岁的年纪就独立开设工坊的凯瑟琳,比钟雨的母亲还大一岁,用钟雨的话说,“她们虽出生在不同国家,却都成长于祖国的‘建设时代’,身上具有同一种深不可测的干劲,散发着坚强独立的女性魅力。”

为图书馆和收藏家们服务了十多年后,1991年,凯瑟琳抓住一个难得的机会,从一位要退休的前辈手里接下了伯纳德街工坊,每天要从市郊坐火车进入巴黎城区上班。

钟雨发现,凯瑟琳工作时从不坐下,也极少出门,午餐往往是一颗鳄梨加一碗汤,饭后一杯茶。从早到晚,任凭钟雨何时从玻璃门向工坊里张望,都能看见凯瑟琳在做着那些粘贴、成型、裁切、熨平书角、转紧压力机,“仿佛被种在了这间屋子里,脚下生了深深的根须”。

常年繁重的工作,让凯瑟琳的右肩得了职业病,近一两年,总会在工坊里哎呦哎呦叫痛。“老手艺”并不陈旧、也不发闷。事实上,伯纳德街工坊内的气氛要随常得多,总能听到笑声不断。工坊一共只有俩人,凯瑟琳负责手工装订,玛丽则负责烫金。“他们其实是很喜欢聊天的,工作时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安静,有时候客户过来能聊半小时”。

每周四是工坊最热闹的时候,五六个学生都会来到课堂,小小的工坊一下子就满了。有时凯瑟琳不得不关掉收音机,让France Musique电台里的古典音乐停下,减少一点嘈杂。但钟雨与凯瑟琳并排站在一起做书时,却觉得自己内心十分安静,“有一种微妙的连结,好像是漫长旅途上刚好遇见同路人”。

2017年初,在反复地思量和轻快地决定后,钟雨第三次来到那间无比熟悉的工坊,这一次,她决心留在此地两年。

3

传统生活方式的消逝不仅发生在中国。

2014年初来巴黎时,钟雨留意到身边法国年轻人用智能手机的还不多,地铁上仍有不少人捧着书阅读。三年后再看,地铁上的阅读者们有一半转变为手机党。有时钟雨也会听到巴黎老人的抱怨,“时代不同啦”。过去巴黎的第五区、六区全是书店和传统工艺,如今也都被服装店首饰店取代。

凯瑟琳告诉她,巴黎的装帧工坊其实也在减少。就连这间存在于伯纳德街上一百年的工坊,也险些因为房租突涨一倍而无法维系。凯瑟琳数次拜访市长,才将危机解除。

在法国,书籍装帧行业有着特殊的渊源:进入大工业生产时代后,平装书的封面通常十分简陋。读者买到印厂生产的书,会拿到专门的装帧工坊去做重新装订,这是一个传统。虽然年轻人不完全遵循这种做法,但钟雨发现来工坊的客人从未间断,依旧有很多人觉得一本书要经过这样的工序,才真正属于自己。

客户委托的书籍五花八门,有十分珍贵的旧书,比如首版的文学作品拿来做修复;也有人会带来父亲或是祖父留下的书,重新装订后存留为纪念;还有一类则颇为有趣,漫画爱好者会将儿时收集的十几本漫画送来做成合订本。

通常来说,装帧一本书大约要花上三周的时间,这其中不仅有手艺活儿,还有等待的时间,某些步骤需要等胶干透才能往下继续进行。一本正常的32开本的书,封面有皮有纸,带烫金工艺,收费大约在85欧元左右。“以巴黎的物价来说,吃一顿套餐也得三四十欧,这并不算昂贵的手艺,除非你要对古旧书进行修复,那则是昂贵的。”

除了重新装帧和古旧书修复,工坊也能接到一些奇奇怪怪的订单。1990年代,凯瑟琳曾为强尼·戴普主演的电影《第九道门》制作过一本道具书,在片中这本古书因为被盗而引发了一连串神秘事件,凯瑟琳的手艺无疑为电影增强了某种神秘气氛,后来,还真有美国影迷寻访到工坊中。

虽然独自在巴黎,但工坊的学习丰富,钟雨也并不觉得寂寞。她看着法国的老手艺人们就在连串的攀谈之间,手起手落,几十年的经验就递送到书籍身上。制书是严肃的,也是日常的,严肃得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日常得像一顿家常饭。

4

在我们七月的见面之后,钟雨回到武汉见家人,聊天时,爷爷(钟雨补充说,“其实是外公”)递给钟雨一本残缺严重的笔记本,问她“是否可以修一修”。

回到伯纳德街工坊,钟雨坐在长桌前凝视着这本毕业纪念册:紫红色的布面封皮已经十分暗沉,表面污渍斑驳,顶端的烫金标题上一个拇指大的烫痕遮住了部分文字,但仍可辨认出“中央戏剧学院”、“第一届本科毕业纪念”这两行正体字,底部的“1952”则表明了它所属的时代。

“六十五年了。”她想着。翻开这本纪念册,内页和书脊已经分离,环衬上点染着水渍,大部分内页都已经缺失,只保留了前后数页……她合上册子,一切看上去如此虚弱,又尽力存留体面。

这本册子很难不让钟雨想起爷爷常跟她念叨的往事:1950年代,爷爷和奶奶还在中央戏剧学院念书时,他们是如何穿着露出棉花的旧袄出入东棉花胡同,如何拖着一双破棉鞋走遍长安街,那时爷爷的浪漫是省下口粮只为买一个苹果送给奶奶。提到过去,奶奶往往都不吭声,偶尔才笑着回一句,“瞎说”。

看着眼前这本册子,她有些恍惚,从北京到武汉,再由她带到巴黎,辗转半个多世纪,册子像人一样坚固地存在和迁徙。

爷爷和奶奶的故事,她从小就知道。两个出身迥异的年轻人,在乱世中相逢。奶奶是天津杨柳青地主的第十六个小女儿,而爷爷则是河北一名由婶母养大的孤儿,他们一个逃婚,一个逃兵役,最后在当时的河北省天津师范学校相遇,一同考入华北大学。

1950年后,华北大学的其中一个科系筹建为中央戏剧学院,爷爷和奶奶就这样成为了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的首届大学生。毕业后,两个意气风发的北方年轻人想去南方生活,看一看大海,没想却在武汉安下家来,纪念册就这样漂泊到了没有海的南方。

翻动册子,最后一页用红字密密麻麻记录了1952年那群毕业生的名字,他们大多都成为了后来中国戏剧文艺界的中流砥柱,在一些名字旁边,有人用黑色墨迹打上了一个个小小的“叉”。

钟雨为这本对家人和自己有着特别意义的纪念册制定了修复计划:原有的结构和有纪念意义的元素理应保留,而损坏的部分则既有抛弃又有修补。比如内衬受潮霉变的纸板应该拆出替换,再用原有的装帧布进行重新装帧。而被撕去的页面,则用仿日本纸连结成帖,渐次补齐厚度。封皮上满是沧桑,那里有一段微缩的历史。她小心翼翼将紫红色布面上的污渍清除,接着又细微地将其补色,像是施展化妆术一般,让一位老人展露出年轻的面容……

整整三个月时间,册子在钟雨手上逐渐丰满、笔挺,直到最后内页与封面都趋于完整。像迎接一个新生儿一样,她捧着这本六十五岁的纪念册,依旧是紫红色布面、烫金的标题,但却比刚拿来时平整洁净、棱角分明,而内里则依旧兜着一肚子故事。

爷爷交给她的任务完成了。

5

回到北京的日子那么短暂。钟雨看着这座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依旧拥挤忙碌,除了胡同里很多小店消失了,又似乎没有什么变化。

在北京,她从来没有不适应感,也从未将自己当作外乡人。如果你喜爱艺术和文化,很明显,这里有无穷尽的展览与讲座,也无论你的喜好有多小众,都能在此找到同伴。读书那会儿她在“宇宙中心”五道口待了七年,到处都是学生和外国人,咖啡馆和酒吧永远都是人头攒动,“我不会选择住在五道口的,又贵,又乱,现在除了同学聚会,我很少回那边。”

离开五道口后,她又在北面的天通苑生活了四五年,在印象中那儿像个城郊结合部,有一种有趣的混杂感,但缺少文化氛围。如今搬到中央美院一带,旧小区有生活气,随时随地可以看展览,这一切都让人舒心。

钟雨的工作室 李伟摄钟雨的工作室 李伟摄

钟雨从未想过要成为一个艺术家。“艺术家要的是彻底满足自己,我不是这种性格。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帮人家做一件事情,看到人家高兴,我也就高兴。”

她想象着巴黎的学习结束之后能回到北京开一间梦想的工坊,名字已经取好了,“一又二分之一工作室”。在豆瓣相册“一个半人的工作室”里,她持续几年记录着做书的细节。她借用董桥先生的一句话作为相册描述:“爱书爱纸的人等于迷恋天上的月亮,只是我们迷恋的是纸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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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钟雨
插图:李伟 钟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