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破产之后，我回家了

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工作后第一次独立做项目，客户买版面做报道，我参与拿提成。合同早就做出来了，客户拿在手上，找理由搪塞就是不签。

这时，有前辈提醒说，“做市场的不要抹不开面子”。于是请客吃饭，酒杯一碰，抬起脖子灌下去，每喝一杯，我都在心里鼓励自己，这是钱，这是钱。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看到父亲在酒桌上的样子——那会儿父亲的小工厂刚在广州开工，就把我从湖南老家接到那里，他还没有再婚，也没有合适的女朋友，遇上有应酬，就直接带着我。

小小的我看到父亲实在喝不下去了，又推不掉，就端着酒杯，绕过桌子去帮他敬客户，那时我不懂酒的厉害，只想着代表父亲，仰头就喝了一大口，结果辣得全都吐了出来，引得饭桌上一阵哄笑。

“老子以后要挣大钱，一辈子不让我女仔遭这个罪。”

父亲当年抱着我说的这句话，我至今记得。

1

父亲离开家乡去广东，也是跟我有关。

我的家乡在湖南大瑶山里，一条小河从村边蜿蜒流过。家乡地处两广交界，向西南走不远是广西，向东就到了广东。这里历来民风彪悍，我的曾祖父是个孤儿，祖籍不详，战争年代流落到清河庄。外来人没有家族依傍，生计艰难娶不到媳妇，有一年，庄上有个逃难的女人路过，曾祖父将她强拦下来，才算成了家。好景不长，曾祖父撑着竹排打鱼时淹死在河里，爷爷成了遗腹子，庄上人都叫他“背背”，意思是父亲已经过背（过世）了。

清河庄上，朱、马是大姓，我家独户独姓，曾祖父过世又早，爷爷无亲无故，生计十分艰难。最终是靠认了很多干兄弟，才勉强立足下来。为了壮大家族，也为了多分土地，爷爷成家后，一口气要了五个孩子。

到父亲这一代，结婚成家仍是难题，80年代初期，父亲上高中时，爱上当地大家族的一个姑娘，由于家境悬殊，爷爷拿不出相应的彩礼，婚事一直没有谈成。父亲便和那姑娘私下往来，直到姑娘的肚子大起来，才悄悄拎了个包住进我家。她就是我的母亲。

然而，我的出生没有给家庭带来多少欢乐，爷爷嫌我是女孩儿，对母亲从来没有好脸色。母亲性子刚烈，爷爷为人好面子，重家长权威，两方一吵起来，家里就鸡飞狗跳。父亲夹在中间，哪边也不好站。

据说，母亲离开时是春天，全家人都下地干活，留她在家里做饭时，跟着一个货担郎走了，没带我。

在庄上，媳妇跟别人跑了是极不体面的事，爷爷好面子，硬是拿着一把镰刀将父亲逼出村口：“找不到媳妇不准回家”。一气之下，父亲东拼西凑借了点路费，在贺州八步车站扒上火车，一路南下去了广东。

那年，我刚满一岁。

2

小时候，家里常常会收到父亲寄回的照片和信，从照片里看，父亲在广东当过保安，帮人家养过狼狗。他在信里说，他还在工地扛过沙包、在工厂守过仓库。后来，他白天在台湾老板的工厂里上班，晚上就去批发市场倒腾小商品。

大约到我五六岁时，那个台湾老板越发器重父亲，把他从仓库小职员提到科长，家里几个姑姑、叔叔也都借着这层便利，一起进了工厂打工。

那时农村一个家庭的年收入也不过千余元，父亲在工厂做事，每月工资就有三百多，当年爷爷最欢喜得意的时候，就是去邮局领了父亲的汇款，回来后坐在老屋场院里吹嘘自己的儿子，惹得乡邻们羡慕不已。

父亲让爷爷很是长脸，很快，就连那些以前不走动的邻人，也提着鸡蛋、面条找上门，请求爷爷让父亲带着他们去广东打工。爷爷有求必应，庄上大半的青年都跟着父亲出去了，过年时挣了钱回家，全都喜气洋洋。

小时候，我一直天真地以为，父亲出去真的是为了找母亲，但母亲却从来没有回来。

到了90年代中期，父亲又利用职务上的关系，在工厂门口租了一个两层的门面房开了间小川菜馆，最开始，只雇了一个厨师、一个服务员。很快，餐馆变成酒楼，两月的收入顶工厂一年的工资，父亲“万元户”的名声，也在老家渐渐传开。

这个曾经跑过媳妇的家庭，开始被来“介绍个人”的媒人踏破了门槛。家里总是来客人，很热闹，奶奶还会偷偷留些零食给我，于是，我便觉得家里常来人是好事。

爷爷曾替父亲做主，相中了隔壁村的一个姑娘，人长得好，又贤惠。父亲接到电话回来相亲，见了面后据说也挺满意。但当女方父母得知父亲有我这个“拖油瓶”，反应激烈，当场提了条件：自家姑娘嫁过来，不能当后妈。爷爷心急，私下里给了对方承诺，说父亲当初结婚没领结婚证，孩子至今没户口的，“反正是个女娃，准备送人”。

那天，爷爷抛下父亲，转身自己回到家里，随便收拾了几件衣服，把我放进背篓就往山里走。爷爷历来严厉，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哭，却不知道如何反抗。奶奶追在后面一边哭一边喊，追上爷爷，两个人就打了起来。邻居去通知父亲时，他正在吃饭，听了话扔下碗就往家跑，追上爷爷，把我连人带背篓抢了过来。

“不送！我就要这个女仔，你敢送走她，我就一辈子不讨婆娘！”

那门亲事于是告吹。

3

父亲酒楼生意最好时，社会上正流行“大哥大”，他总喜欢揣着一个“大哥大”电话进进出出，像揣着一块砖头。

那时，我已经离开湖南老家，来到父亲身边，放学后就跑去酒楼帮忙，点菜、擦桌子、跑堂送菜、前台收银，酒楼里的事情，基本样样都做过。有时收账，我顺手装二三十块进自己荷包，父亲也从不找我算账。

早先还在湖南老家时，我就染上了“富二代”的习性，当时父亲给我每星期一百元零花钱，一根辣条一毛钱，身边那些同学的辣条我全包了，连隔壁班的人都跑来想跟我做朋友。

1998年，湖南老家发大水，学校号召捐款，我一出手就是五百元，成了班上的“活雷锋”，升旗台上的让同学们模仿的标兵。这事被家里人知道，数落我不会花钱，向着外人。

当然，那时的爷爷比我更慷慨。

家里一个远房的嫂子养了三个女儿，有次来我家，将我的衣物——无论是否还在穿的——通通塞进尼龙袋子就要带走，连我刚脱下的袜子也装进去了。

爷爷还让受灾的亲戚们住在家里，无论修房子、买种子、请工匠，都毫不犹豫地掏钱支援，过去帮工做事，更是分文不取，只要钱不够了就给父亲打电话。

那段时间，上我们家借钱的人络绎不绝，不需要借钱的，也让父亲想办法找更好的工作，酒楼塞不进去人，就介绍进台湾老板的工厂。有人进了工厂今日旷工，明天打架，被开除了还要父亲补贴路费，回到老家就到处说父亲的坏话，说他不袒护亲戚。

我在家里听了大人聊天，就向爷爷辩解说，父亲没错的，是别人太坏了。可爷爷只是叼着烟回我说：“都是亲戚，帮帮忙是应该的。”

没多久，父亲的事业又有了变化。

因照管酒楼生意顾不上厂里工作，不仅自己手下的人经常旷工，还一直往工厂塞人。经理不满，便到台湾老板那里告了他一状。

父亲只好辞职出来专注酒店生意，但没了工厂这层关系，酒楼铺子的租约到期后也续不下去了。父亲只好关了酒楼，在原来工厂对面开了一间小工厂。以往那些塞不进去的亲戚，又都有了着落。

那时候，曾经带我唱歌、上学的华姐，刚到16岁就出来打工，进了父亲的厂，没多久认识一个台湾男人，带着回老家，建了一栋200多平米的“豪宅”。乡邻们看着眼红，一时间排着队把自家的年轻姑娘往父亲厂里送。后来，我就听到父亲跟爷爷吵架——“他们把我的工厂当什么了啊，工厂不是拉皮条的，那个台湾男人是有家庭的！”

4

父亲再婚，是香港回归那年，第二个妻子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喜欢在头上别一朵大红花。庄上的女人们在暗地里唆使我叫她“大花妈妈”，顺便还把我母亲离家出走的陈年旧事拿出来咀嚼一番。

婚礼办得很简单，只是两家亲戚凑在一起吃个饭，开始我还没有觉察出什么异常，直到午饭过后，表亲的姐妹们依然像往常一样，去我房间“分享”我的衣服和新玩具，两个表姐为抢一件花裙子打了起来，姑姑听到哭声进来，给她俩每人一个巴掌，训斥到：“你们拿她的东西干什么！以后她那个后妈对她不好，她连补丁衣服都没得穿！”

我那时候才明白过来，“大花妈妈”原来已经成了我的后妈。表姐们将裙子塞回衣柜，看我的眼神也从羡慕变成了怜悯。

很快，继母生了一个小弟弟之后，首先被排挤的就是父亲这边的亲戚们。继母的两个弟弟和她的各种亲戚陆续进入父亲的工厂，两边的亲戚经常发生矛盾，弄得父亲焦头烂额，最终以父亲一方亲戚的出走了结。姑姑离开时跟我讲气话说：“你爸现在不要亲戚们，以后也不会要你！”

而父亲，也确实变了。

以往过年，他总是带我回爷爷奶奶家，和姑姑们一起过年，大人们会给我压岁钱，给我买新衣服。自从有了弟弟后，父亲就只带着我去继母的娘家过年了。

那年春节，我敏感地发现，尽管我考的是全校第一，可父亲没有像以前那样向别人夸奖我，把我的奖状拿出来展示。有一次，我故意绊倒正在学走路的弟弟，父亲发现，教训了我几句，我不知哪来的勇气，跟他顶起嘴，父亲气得满脸涨红，但没打我，连扬手的动作都没有。

我受到的惩罚，是被送进寄宿学校，只能在周末回家。

为了报复父亲的偏心，我精心策划过一场离家出走。

中秋节学校放了一天假，学生按例要在下午放学后回家吃团圆饭，我没回家，故意将书包放在教室座位上，朝包里塞了一封“告别信”，然后什么都没带，徒步向郊区一直漫无目的地走到天黑，夜里躲进路边的树林，又冷又饿，蜷缩在一棵树下睡着了。到了半夜，有只蚂蚱跳到脸上，我惊醒，吓得大哭。天亮时，附近村庄一个放牛的老人发现了我，让儿子把我送回了城里。

一夜的恐惧让我离家出走的冲动早已冷却，回到家里，弟弟还没醒，父亲刚吃完早饭。他看了我一眼，扔给我一叠钱就出门了。继母在厨房洗碗，推开我房间的门，里面堆满了父亲的货物，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回到学校，书包还在座位上，那封“告别信”，也没人打开过。

5

从那以后，我开始疏远父亲了。我不喜欢和他说话，也不愿待在家里。只要他每个月给我钱就好。我不知道父亲到底挣过多少钱，只记得有段时间他去老家县城看过很多房子，还买了一块可以建菜市场的地。

我周末回家，好不容易才见父亲一次，他就将一叠一叠的现金塞进我书包。

而我再也不是那个可以考全校第一的好学生了，我的爱好除了上网玩游戏，就是买东西、和同学互相攀比。那时候我总想，这个世界上应该没人爱我，也什么都不值得。

高考那年，没有什么惊喜，我连个三流大学都没考上，我知道这个结果也是“不负众望”，反正我已经跟废人差不多了——除了花钱，什么都不会。

高中毕业，我进了父亲的工厂打工，站流水线，守着一台半自动化的塑胶机，将注塑好的模型拿出来，一天八小时，月薪三千元。两个星期，我就摸清了工厂里每一台机器的功能，还学会了调试和简单的编程，机器卡住或出故障，我很快就能解决。我将机器的程序优化，让产品的出厂合格率从70%提升到95%，一个月就给采购部节省二三十万的材料成本。

一次家庭聚会上，负责工厂采购的亲戚对父亲说我“在工厂里就埋没了”。父亲没多想，花了笔钱把我弄进一个三本大学。

回到校园的我还是富家小姐的做派：吃饭不在食堂，不吃便宜的水果，买衣服和用品从来不考虑价钱。也没人教过我要节省——从很小开始，我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个能挣更多的人，我理所当然地养尊处优。

我不爱参加班级集体活动，与朋友的交往也疏淡，包括男朋友。所以，后来在火车站月台与他诀别时，我并没有那么难过。

而与父亲之间的交流渐渐变成每月只有两条短信：

“钱已汇”。

“收到”。

6

到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富二代”生活突然中断了。

父亲连续三个月没有给我打生活费，以往我都是大手大脚，从没存过什么钱。我终于拿起手机，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如果不是山穷水尽，这电话我都不会打。父亲在电话里推诿了好几次，总说在忙，过几天就给我转，但我每天去查银行卡，余额都没有变化。

再到后来，父亲终于跟我说了实话。金融危机后，广东的外资和台商大量撤资，中小企业老板们卷款潜逃，很多工厂都倒闭了，父亲的工厂被上游企业拖欠了半年多的款项，下游供应商每天追着父亲要钱。他已经把家里的房子、地皮、车子和股票全都卖掉了，只是亏空实在太大，那些资产就算全部变现，也依旧于事无补。

爷爷是在收到法院传票时才知道父亲工厂破产的——父亲还欠了银行很多钱。爷爷气得很快就病倒了，消息传到镇上，再传到工厂里，几个月没领工资的工人们再也坐不住了，开始罢工闹事。

几个舅舅拿走最后一点资金躲了起来，那些曾经跟父亲一起走出大山的乡邻们一拥而上，搬空了厂里全部值钱的东西。等父亲从外面讨债回来，工厂已成了一片废墟。

而我得知这一切时，已经是父亲山穷水尽半年以后了。在他告诉我实情那天之前，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多说过话了，在电话两头，父女两人似乎都显得很尴尬，称呼以后，沉默了好一会儿，父亲才开口说话，他直接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自己刚刚去了（东莞）寮步镇的一个厂里要钱，那个厂欠了他二百多万货款，他去的时候，已经有好多人在那里了，那个老板被围在办公室。隔着玻璃，父亲就看到那个老板往自己身上倒汽油，点火，整个人都烧起来了……父亲讲到后面就没再说下去了。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眼眶有点火辣辣地疼。

我在电话里对他说：“有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想问你。”

父亲问什么事。

我说：“小时候，爷爷要把我送走，你为什么又把我带回来？”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舍不得”。

我听完，笑出眼泪来。

我将眼泪擦掉，故意清了清嗓子：“爸，没事儿，我长大了，能照顾自己。你顾好自己和弟弟他们，不用担心我。”

父亲顿了一下，应到：“好。不如你去找亲戚借点钱，把这期学费先交了，以后等我们好了再还给他们。”

我说：“好，我等你们。”

父亲挂了电话之后就消失了。

7

我给几个姑姑打电话求助，结果她们一致劝我退学打工。

“还读个鬼啊，饭都没的吃了，你进工厂去打工啊，一个月还能给家里还三千块债。”大姑说，表姐们都是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挣钱了。又说父亲现在破产了，我们还欠她家钱，我早点打工才能帮父亲还钱。我反问她父亲当年是如何照顾她家、给她家多少钱的，大姑只说，父亲当年对她是照顾，但她后来投到工厂的钱另算。

二姑妈、三姑妈、五叔，几乎都是统一的口径，一致拒绝了我，外面的亲戚就更靠不上了。即便我都说打借条了，毕业了还，连奶奶也爱莫能助——几个姑姑对爷爷偏袒继母兄弟们的事一直耿耿于怀，爷爷此时还躺在医院，奶奶不能确定姑姑们是否会为他平摊医药费，所以她的私房钱也不能给我读书，要留给爷爷救命。

姑姑叔叔们得知我跟奶奶要过养老钱读书，一个个气得震怒，骂我“读书读傻了！”甚至华姐也主动打电话给我，问我要不要去她那里“上班”。她还暗示说，要趁年轻，“这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有了钱没人敢看不起你。”

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当时的男朋友“突然”被家里安排去当兵，我去送他，临到要分别时，他支支吾吾地给我说，他父母觉得我们不太合适，“不如算了”。

火车很快驶远了。“不如算了”，我站在月台上仔细咀嚼这句话的意思——他父亲跟我父亲曾是高中同学，以前在一起时，他的家人亲友都夸我们很般配，甚至用了“天生一对”这样的词。

那时，我父亲的生意还没有破产。

8

为了保住学业，我向学校申请了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有课的时候，利用课间空隙在学校送外卖，没课或者周末就出去兼职。在商店门口拍巴掌、喊促销口号，一天可以挣五十元，发传单每天三十元，戴着头套。夏天完工后脱下头套，全身都湿透了。

大学最后一年，我找到了一家杂志社实习，没有工资，写出稿子发出了才有稿费。我第一个月的稿费就超过了三千块。领导见我勤快，鼓励我继续努力，给我批了每月八百元的交通补贴，算基本工资。等2010年我大学毕业，便在杂志社转了正，工作和收入开始稳定，自己生活之余，每个月还能尽量省下点钱寄给父亲。

那时父亲带着继母和弟弟在外地躲债，好几年都没回家过年，偶尔给我打个电话，明面上只聊些家常、问我工作近况，但每次打完电话，我都会给他账号上汇些钱过去，他好面子不开口，但我知道他是又缺钱了。

我在杂志社的工作虽然稳定，比起父亲的债务，仍然是杯水车薪。

所以没多久，我便辞掉杂志社的稳定工作，准备去上海一家媒体当旅游记者。旅游记者出差任务多，跑全国各地，忙得像一只停不住的陀螺：通宵赶出报道策划，当天就上门拜访客户，然后在摇晃的火车上抱着电脑写稿子。日常情况则是，凌晨五点起床，挤一个小时公交，再挤一个小时地铁，再转公交，坐班十个小时，晚上九点才回到出租屋，自己弄晚饭吃，接着加班写稿子。

我烟瘾越来越大，咖啡也停不得，但好在挣得也多了。

9

2014年，我在老家县城租了一套房子，把在外躲债的父亲接回来安顿。大货车拉回一车旧家具，我打眼就看到那台当年父亲在广东时用过的冰箱，上面还贴着我的三好奖状。

这些年，我从一名记者逐步晋升成为公司华东地区的市场总监，我的积蓄加上父亲和继母辛苦打工的收入，也渐渐偿清了大部分的债务。

五十岁不到的父亲，两鬓已经有了些许霜白，曾经漂亮的“大花妈妈”也熬成了沧桑发福的中年妇女，弟弟依然年少羞涩，见面那天，他们催促弟弟，让他喊我，小伙子涩涩地喊我一声，姐姐。

第一天住进破旧的出租房，我和父亲便围着炭盆，把这些年收回来的欠条，一张一张扔进火里，他抓着我的手，长长叹了一口气，说，“可惜你不是个儿子。”我说，“儿子能做的，我也能做。”

烧完借条，我陪父亲喝酒，我的酒量让他很惊讶，他不知道，这都是我这么多年一杯一杯练出来的。那天，我们聊了许多，我与父亲的恩怨，都化在了酒里。

回到老家没闲几天，父亲就瞒着我去工地当水泥搅拌工，因为身体吃不消，干了一个月就又回来了。继母找了家饭店想当服务员，老板嫌她年纪大，只能进后厨做清洁，每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父亲后来还辗转折腾过许多事情，给人当司机、进厂打工、跑黑车，攒下的钱还不够去一趟医院。

好不容易还清了债，父亲又厚着脸皮把家里的亲戚借了个遍，凑了几万块钱跑回广东，买台二手机器拉回老家，白天跑业务，晚上自己开机做货，重操旧业干起了老本行。

我知道父亲的好强，他才刚过五十，还有半生的日子要过，而且，他又给自己加了许多事情在肩上，比如供弟弟上学，比如给我准备嫁妆。

两年多前，我把在上海工作时认识的男友带回了老家，父亲开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来接我们，见到我们时，他满脸红光，肚子微微发福，走起路也果决稳重，像带着风。男友私下称赞，“你爸真有老板风范！”

“那当然，我爸本来就是个老板！”

2016年春节我们订婚，在南京定居。结婚时，按照老家风俗，发请帖要给每家包一个六百元的红包，想起当年亲戚们凉薄，我还不太情愿，父亲却坚决地说：“给！不仅给红包，我还要包辆大包车，请他们来吃酒席，我女儿风风光光出嫁，他们不来哪行！”

出嫁那天，我挽着父亲的手臂走上红毯。将我的手交出去时，他哭得泪流满面，像个孩子。

而自始至终，我出走的母亲一直都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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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记我的母亲》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