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丨八年高考,跑不出为别人而活的人生

2018-02-27 16:55:55
8.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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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小民》第759

本文系网易“人间”工作室(the livings)“大国小民”栏目出品。联系方式:thelivings@163.com




1

我和建军都很熟悉小月河附近的街区。我们上大学时,住在那里的人就鱼龙混杂:各个房产中介的销售员,推着小车卖煎饼果子的外省中年女人,孤注一掷考研的穷学生,失足妇女,跑黑车的肥腻中年男人,办证的,卖药的,职业骗子,写诗的吉他手,装残疾要钱的乞丐。那里有许多烤冷面、烧烤、火锅、串儿,各种添加剂和女人身上廉价香水的味道,混合着青春荷尔蒙的气息。

小月河旁边是农业大学,建军说,那天他一个人醉醺醺地走过学校,腿飘着,看着宿舍和教学楼依然灯火通明,突然就想起了我们的大学时光,他还听到操场传来喊声,就像当年我们那样的肆无忌惮,渴望释放。

建军的老家在贵州一个小山村,那里的盘山公路,夏天下雨时常被冲断,冬天则有危险的凝冻,地面结起光滑的冰,车过不得,人也不敢轻易走上去。小山村本就是个封闭的世界,到了冬天就更与世隔绝,关于野人和巫术的传说在深邃的山谷中四处飘散。

在建军五岁那年,父亲去镇上赶集,给他带回一双胶鞋,从此建军才再不用光着脚在村子里乱跑;也是在那一年,县里调来一位年轻的县长,乡人们都传说,年纪轻轻就当上县长,就是因为读了大学;还是在那一年,小村子出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建军从电视上知道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幼稚的建军总是缠着母亲问:他怎么才能当县长,怎么才能考上大学,怎么才能去北京?母亲只是告诉他,你要好好读书。从此,母亲这句唠叨就没有停过。

建军从小学到初中,从未滑出过学校前三名,初中毕业后他成了村子里的第一个高中生。上了高中后他依然像以前那样起早贪黑,但是高中老师却评价说:论刻苦,建军无人能及,只是悟性差了些。第一次高考,建军落榜,第二次的成绩还凑合,但建军一心想去北京,其他地方的学校根本不考虑。可外地考北京分数高,他一次次地落榜。

作为一个大龄高中生,建军逐渐从村里的骄傲变成村里的笑话,大人们会“教育”家里想上高中的小孩们说:上高中有什么用,又考不上大学。有人拿建军开玩笑,趁他路过时远远地问:“小军这是第几年了?快赶上抗战了吧!”

第七次落榜时,建军的父母也耐不住了,一天吃过晚饭,父子坐在昏黄的堂屋里沉默着,父亲把手里的烟猛吸几下,终于开了口,委婉地劝建军:“其实考不上也好,早点儿进社会。”这个朴实的农民尽量用委婉的词语,连“挣钱”这样的字眼儿都没用。建军听后闷了好一阵,终于憋着口气说:“再让我考一次吧,这次考不上我就不想这事了!”

建军第八次参加高考是在2003年,那年的数学题很难,他答题时手抖得厉害,卷子交上去,他心里就觉得一切都完了,接下来的几科都是硬撑着考下来。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时,建军整个人都是恍惚的,连怎么回家都忘记了。

然而填报志愿时,建军仍然义无反顾地填了中国人民大学。

建军以为已经没有希望考上大学,便兑现了跟父亲的承诺,当年暑假他就在县城一家化工厂找了工作,做一些最简单的体力活。

他没想到的是,那一年的高考题整体偏难,全国分数都低,他也低估了自己的实力。

人大的录取通知书是邮递员直接送到家里的,建军父亲拿到通知书,当即丢下所有事情,迈开腿就朝县里赶,走了一整天的山路,刚进县里的化肥厂就高声喊儿子的名字,呼喊着“通知书来咯!”建军出来后乍一听还不敢相信,急忙夺过装帧精美的通知书,看上面赫然印着他“张建军”的名字,录取学校是“中国人民大学”!

建军挥着拳头,用贵州粗话高喊着:“日你家屋头勒,老子终于考上了!”

整个村庄都沸腾了,每天来建军家里道贺的人络绎不绝,送米送鸡蛋送红包,在偏远之地的乡民心里,人大是一所跟“当官”有着亲缘关系的学校,建军考上那里,人们也颇有一些鸡犬升天的憧憬。那个从小就问母亲如何可以当上县长的少年,朝他的梦想迈出了一大步。动身去北京报到时,村长派了一辆拖拉机直接送建军去县城,村民们夹道欢送。

在喧哗的呼声中,建军暗暗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在北京混出个样儿来。

2

2003年的北京金秋,气象万新,我这个皮肤黝黑的同寝新同学,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都处在兴奋的情绪中,他去了天安门,逛了故宫,又登长城,乐得一塌糊涂。

建军最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他的抠门。新同学拉近关系,难免聚餐吃喝,第一次我们宿舍聚餐,AA制,每人大约五十元,吃完后建军心疼得不行,从此以后再聚餐,他都不参加了。他变得跟大家越来越疏离:上大学之前,建军没碰过电脑,同学打游戏他也掺和不进来,建军也没有什么特长,乐器不会,运动热情不高,社团活动几乎看不到他的身影。他连普通话都说不好,聊天时情商经常不在线,跟大家聊天,说着说着,要么掰了,要么冷场,像是一个天然的话题终结者,一个木讷、踏实,不会油嘴滑舌的上进青年。

读了人大就可以当县长,这种天真的幻想建军也早就破除了,有次聊天他提到这事儿,笑得我差气。进入大二以后建军成绩下滑得厉害,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兼职打工,发传单、贴小广告、当家教、在台球厅看场子、在肯德基做钟点工,能赚钱的事,他全都干。

本来,按照建军的条件,他可以申请助学贷款,这样家里和他自己的压力都会小很多,可他就是不肯,死要面子,怕别人看不起,说要靠自己把学费给挣出来。我劝他说,也许你这样会得不偿失,应该放下那些偏执的自尊心,看得长远些。辅导员也找过建军,劝他不要做那么多兼职,现在还是学生,应该先把学习做好,这才是长远之计。建军听了只是笑笑:他停不下来的,他像一个剑走偏锋的唐吉柯德,勤奋得相当顽固。

建军岁数比我们都大,长得还显老,一见女生说话就不利索。

他爱上了一个江西姑娘,那女孩儿我见过,长得清纯可爱。他告诉我说,第一次见到她像触电一样呆住了。尽管建军性格颟顸,但大家同住一个宿舍,时间久了,关系也近了。卧谈会时,建军透露了自己心思,我们当然都是不嫌事大,极力怂恿他:追!

建军追女生简直像追尾:我们建议他从送早餐开始,他就六点钟起床,买了早餐给别人打电话,结果女生都还没睡醒,一开始,女生接了他东西,后来就直接将手机调成静音了;又说要送鲜花,他便花了血本,买来二十几朵玫瑰,人家一看就吓得跑了;说女生喜欢男生强势一些,可以直接表白,建军就大张旗鼓地拿了个扩音器,站在楼下冲女生宿舍嚎叫,结果直接被保安轰走;他晚上给那女生打电话,对方不接他就以为别人出了什么事,守在女生宿舍楼下,等了一整晚,打了八十几个电话,第二天早上腿站得木了,一瘸一拐地走回来。

到大学毕业,建军也没成功,那女生离开北京回家乡,一年之后相亲结婚,婚礼现场建军也去了,他随了一个很大的红包。

3

毕业后,建军成绩不好,出不了国也读不了研,又嫌公务员工资太低,他穷太久了,只想赶紧挣钱,就签了北京的一家公司。毕业时的散伙饭,他倒是来了的。

建军刚进第一家公司时,是每天去得最早的。他会先把办公室的卫生打扫一遍,给领导和同事们准备一杯热水,平时做事,别人喊一声,不会有半个不字,领导要是喝多为了,背、抬、扛,更是任劳任怨,时间晚了,又要自己剜心窝,打车回家。

刚毕业那会儿,建军还借宿在读研的师兄宿舍里,每天上下班要挤两个多小时公交,有天挤得他想吐,赶紧歇斯底里地喊停公交车,冲出车门就呕在路边草丛里。后来研究生师兄毕业,建军想省钱,租了地下室,记得有次我们几个同学去找他玩,那个狭小的屋子实在装不下我几个人,有两个同学都站到床上去了,躬着腰说话,最后实在无奈,找了家川菜馆解决。

建军以为自己兢兢业业就能挣到钱,等到发年终奖时,他却得了最低,去找领导谈,领导说,年轻人不着急钱的事儿,有平台先发展,慢慢来。当年辅导员的话,他都没听进去的,索性辞职出来,失业三个月,又进了一家搞工程的公司,虽然专业不对口,但公司承诺,他去新疆待一年,工资翻倍,回来当部门主管。一年后,建军回到北京,发现那个主管位置已经有人,这才跳到后来一直待的公司。

建军还是拼,我们见面聊天,他总把一些亢奋的话挂在嘴边,说“年轻就是要驰骋,就是要玩命!”他的韧劲依然在,只是当年那个木讷老实的小伙子不见了,建军已经变得很现实,“只做那些有钱拿的事儿”。


建军的妻子是在他最落魄时认识的,当时他刚刚辞了第一份工作,在一次同学聚会上认识了师妹林萌,师妹主动联系,一来二去,两人自然地走在一起。林萌表面大大咧咧,生活里挺会照顾人,他们出去约会,吃路边摊时就让建军付钱,去好些的餐厅林萌就悄悄买单。两人出去玩时,林萌也省,哪儿都不去,就让建军陪着逛大学校园,建军去新疆一年,林萌就在北京等着,时常远程嘘寒问暖,给他寄许多东西。那一年,建军攒了些钱,大部分寄给家里,剩下钱买了戒指,回北京就向林萌求婚。就是结婚以后,建军开始把钱看得重要起来,以前我们聚会时,喝多了,他还聊聊那个江西女生,结婚后,他再也不提了,只说:“那些情啊爱呀的,不管用,挣不到钱都是白瞎!”

4

有年农历九月二十的晚上,建军在站台等公交回家,车已经过去好几趟,他却一直没上车,他不想回家,最后决定一个人去喝场酒,地点还是在小月河。

从大学开始,我们就在小月河吃饭,有事说事,没事闲扯,那儿酒菜便宜,几个哥们儿胡吃海喝一顿下来,也就百来块钱。我们2007年毕业,那时的物价还没有现在这么高。

建军找了家我们以前常去的烧烤店,一个人坐下来,要了四瓶啤酒。

建军结婚是在2008年底,没多久林萌就怀孕了,本来那是个意外,但建军知道后兴奋了整晚,第二天才开始发愁——孩子有了是好事,但生出来谁带也是个问题。他跟林萌商量,因为建军父母是老来得子,当时两个老人都快七十岁了,年纪大了身子弱折腾不起,而且他们一辈子都在贵州老家,来城市生活怕不习惯,带孩子也不放心。所以建军提出,让林萌的母亲过来帮忙带孩子,林萌当时也觉得建军说得在理,没多想就同意了。

几天后,林萌就给娘家打电话报喜,母亲的反应没有她预期那样高兴,只是冷冷地交代了些怀孕后需要注意的事情:不能搬重物,不能吃寒性食物,不要挤公交之类。林萌又掂量了下语气,向母亲提出让她来帮自己带孩子的想法,不料母亲当即迅捷地反问她:“你公公婆婆呢?”林萌将建军的想法解释了一遍,母亲立马就呛她,数落她只会疼公公婆婆、不知道心疼自己的爸妈,“我们也是上年纪的”。

建军想让丈母娘带孩子这件事情,是彻底没有指望了。

当初,建军跟林萌结婚也很不容易,因为建军家在贵州农村,家庭条件不好,丈母娘曾经极力反对,建军提着东西上门,老丈人见都不见他一面。林萌横下心,谎称自己怀孕了,家里才同意她跟建军领证。后来谎言圆不下去,丈母娘知道后大发脾气,好长时间都不联络。

建军知道丈母娘心里有这层膈应,但孩子生出来,必须有人带,他没办法,只好让嫂子再厚着脸去说服丈母娘,结果仍然是不行——那时林萌的嫂子也怀孕了,还比他们早两个月,母亲说要先帮儿子。

建军这时有些慌了,他们无路可走——刚出生的孩子必须要有一个人专门带,但是两人工资都不高,请月嫂和保姆这笔钱是负担不起的。即便勉强度过这个时期,孩子的生活、教育开销又是更大的问题。

在无望的现实面前,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孩子先不要了。林萌平时主意大,这话还是她先说出来,建军先是很激动不同意,磨了一阵子,也只好将就。

手术后,林萌的精神就一直不好,在家里时常望着窗外发呆,一看就是一个小时,身体也虚了。那段时间她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母亲来探望,她将母亲叫到床边坐下,忽然拿起母亲的胳膊,狠狠咬了一口下去,挣都挣不脱,母亲手臂上流出的鲜血,从她口中渗出来。

建军丈母娘在房间里哭嚎许久,才去清洗包扎伤口,当天就要回家,建军去火车站送,一路都在道歉,直到上了火车,丈母娘一句话都没说。

建军给我讲,林萌是咬给他看的,她恨母亲不肯为她带孩子,也埋怨建军没本事养家。

手术是农历九月二十做的,往后每年的这一天,林萌就要发作一次,故意找事跟建军吵架,建军后来就躲出去,直到后来两人有了孩子才好了些。

生活继续向前,建军迎来了第二个孩子。林萌一直想买辆车,方便周末带孩子出去玩。当时,他们经济已经好转,可建军还是抠门,他想的是:车倒不贵,之后还有油费、停车位,都是大笔钱,没必要花。于是就一直找借口拖延,一会儿说没时间,一会儿说北京堵,开车也没用。

建军的节省在朋友圈子里也是出名的,他上班从来都是从家里带饭,最近这几年,外卖时兴起来,他也好像置身世外,从不赶这趟风潮,连外卖app疯狂补贴时,他都不用,说他知道补贴只是一时,怕自己用成习惯了改不过来。林萌做的饭菜我尝过,用心是到位的,只是味道确实一般,建军却总是跟人夸,自己老婆做的饭菜简直就是美味佳肴,还营养健康。

5

建军第一次发病是在2015年十月。那天按照多年养成的习惯,他六点半准时起床,先熬上粥,洗漱完叫起妻子和儿子,简单做了个菜,七点二十出门等公交,然后重复着他长久以来的生活轨迹:坐五站公交到地铁站,地铁走四站,再步行十分钟到公司楼下。到公司刚把电脑打开,建军就感到一阵头晕、恶心,腹部阵痛。他趴了一会儿,但症状没有缓解,只好当即请了假,去医院检查。

做完检查,医生首先就问他,家属来了没有,建军心里一紧,对医生说:

“什么病您就说吧,我心大,扛得住。”

“今天就办住院吧,这病不能拖。”

建军得的是癌症,情况不乐观。他从医院出来,恍恍惚惚地进地铁,看着满车疲惫而焦虑的年轻人,在心里长叹了一声,“哎,何必呢!”

建军当天回公司将工作交接完毕,便住进医院。

治疗持续三个月,这段时间,对建军来说,是痛苦并着快乐,痛苦来自身体,快乐却来自内心。不再一心想着挣钱,为工作殚精竭虑,他心里感到前所未有地轻松自在,放下了许多事情,曾经支撑他连续八次高考的那份自尊和雄心,也都渐渐平和下来。

完成治疗准备出院,医生叮嘱建军按时复诊,提醒生活注意事项。那天建军从医院出来,他想了想,决定不坐地铁了,打车回家。在他病倒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下班到家都是十一点过后,已经很久没跟儿子好好说过话。

出院后一个月,建军终于同意买车,没摇到号,就租了一张牌照,每个周末都载着老婆孩子满北京溜达,带儿子去了他最想去的欢乐谷,陪林萌逛街买衣服。他加班的时间也少了,那段时间我们见面,他也不再讲那些亢奋的话,那些如何捞到更多钱的技巧,只是平静地喝喝东西聊聊天,看事情多了些云淡风轻,他说自己几十年来,就没怎么好好活过。

我以为建军就会这样生活下去。

半年以后,还是在公司,建军再次感到一阵熟悉的头晕,他先以为可能是前一晚陪儿子多看了几集动画片,睡眠没够,就在桌上趴了会儿,好转一些,但不适感仍未消除。

不祥的预感升起来,他于是请假又去了医院,还是原来那位医生,做完检查,医生表情严肃地说:“让家属来一下吧。”

建军还是说先回公司收拾东西,交接工作,医生阻止说,别离开医院了,公司的事儿,打电话就行,让家属赶紧过来。医生这么严肃,不讲明白,建军已大约意识到,自己的病“可能到时候了”。

出了医生办公室,建军先给林萌打了电话,再给贵州家里打,他用贵州方言跟母亲说话,让母亲今年多准备一些腌鱼。他们还商量了下过年回家的事儿,那时刚过十月,建军母亲早早就问起来,因为每年建军回家都是件重要的事情——读大学时火车票贵,四年就回过两次家,只有大二寒假那次是在家里过年,结婚后过年又常回林萌的娘家,回贵州老家的次数扳着指头也数得出来。

林萌很快到了医院,跟医生交流过,出来拉着建军的手,没忍住,就在医院哭起来。医生本来给林萌讲的是,建军可能只有三个月了,她瞒了点,只说癌扩散了,还得治。

6

宿舍几个哥们去医院探望时,林萌跟我们交了底,说建军可能时间不多了,让我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别谈病情。我们当时震惊,想不到恶化得这么快。

进病房时,哥几个都满脸堆笑,刻意扮出大学时不着调的样子,气氛很活跃,聊的天儿都很操蛋,但都避着谈病情。

林萌出去了会儿,建军忽然狡黠地问我们:

“晚上有事没?出去玩会儿吧!”

“别闹,你这住着院呢。”

建军叹了口气说,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再坚持两个多月差不多。

我拿话堵他:“别扯淡,等你出院了咱们再聚,到时候再好好喝点儿。”

建军没理会我,又严肃地讲起来,说他自己想清楚了,觉得这么多年自己的生活都太老实了,好像一直在为别人活,他想为自己活一回。

我听了沉默着,心里把建军的事儿捋了一遍,也觉得真是如建军所说,几十岁的人,为父母为家庭撑了半辈子,真没洒脱过。想着建军日子不多了,心里生起一阵怅惘悲戚,顿时上来一股意气,决定帮哥们儿成全一回。

我问:“嫂子在呢,我们咋带着你出去?”

“她拿药去了,估计要二十分钟才能回来,就现在!”建军说完就要下床,哥儿几个互相看一眼,都没说话,算是同意了。建军随便换了身衣服,由我们掩护着悄悄溜了出来。

问建军去哪儿,他说先买身衣服。在我印象里,建军常年都穿着灰不溜秋的衣服,好多年都没个改变。于是哥几个开车去西单,买了身很潮的衣服,看起来跟建军很不搭配。付款时,店员说有活动打八五折,建军说,“打折不要,付全款!”那店员愣住了。

时候还早,我们又回了趟人大,在学校兜转两圈,建军还想逛,但体力撑不起,就坐在台阶上,喘着气对我们说,他走后让父母将他的骨灰带回贵州,葬礼时,别通知其他同学,他在大学时就不合群,当年许多同学结婚,他没去,份子钱也没给,现在请人,也不合适。他说,他走后,林萌孤儿寡母的不容易,葬礼时还要我们几个帮着点。

说得兄弟几个红了眼,转过身去抹眼泪,哽咽着骂他:“傻X,别扯淡,你这路还长着呢。”

建军说晚上请我们吃饭,这么多年他一直抠着,没怎么请过哥几个。我们去了学校附近那家火锅店,建军想吃这家,上学时有个同学请客,他去吃过一会儿,之后再没去过,这些年一直想着再去。建军发狠地点餐,满桌的牛肉羊肉,服务员劝都劝不下来。结果建军吃了几口就吃不动了,哥几个也不怎么吃得下,鲜嫩的肉剩了一桌子。

林萌已经给我打了二十几个电话,我一直不敢接,就劝建军说,吃完饭咱们还是回医院吧。

“吃完饭我想去大保健!”我们愣住了,但实在劝他不住。我回了林萌一个短信,让她别担心,建军跟我在一起。

吃过饭又开车到一家夜总会,建军拍出三万块钱,把夜总会的姑娘都过了一遍,最后选中一个,跟他大学追过四年的姑娘长得很像。结果在房里几个小时,建军啥都没干,酒也没喝,只是抱着那姑娘聊天,说自己算是为自己活了一回,值了。

夜里我们送建军回医院,没敢陪着上去,建军后来说,那天林萌还在病床边等,他以为她会发脾气,但她没一点生气的样子,让建军早点睡,给他倒了热水放在床头。

一个多月后,建军就走了,宿舍几个哥们儿帮着操办葬礼,没通知什么人,灵堂里冷冷清清,林萌哭晕过去两回,建军儿子年幼,还不懂事,只是木讷着,没掉一滴眼泪。

建军父亲已走不动,是建军母亲来的北京,林萌陪着她,把建军的骨灰带回了贵州。

文中人物为化名

编辑:朱玉

题图:《不朽的时光》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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