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半生的三次出走

2018-02-28 17:55:01
2018.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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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我岳母一家经历的艰难岁月,听她口述得来,我以第一人称记述下来。 她父亲的一次次的出走,都带着那个年代的无奈,无助,迷茫和希望。

1

1966年夏天,我们一家五口出了吉林通化火车站。父亲买了一杆扁担和两个荆条篮子,把三岁的我和一岁的大弟一前一后放进篮子里,母亲领着九岁的大姐跟在我们后面,顺着山路,一直走到了乡下的亲戚家。

到了东北,母亲也没有回娘家的喜悦,姥姥姥爷早就不在了,“娘家人”里只剩一个至亲——母亲的姑姑,我的姑姥。姑姥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舅在生产队当大队干部,除了给我们安排了初来时遮风挡雨的住处,也在后来十多年为我们挡了不少是非,使向来好面子的父亲不致颜面尽失。

我们一家在山坳里一间别人遗弃的土坯房里安顿下来。

院子门前直走一条大路,再翻过两座山就能进城——我直到小学毕业后才去过一次城里,平生第一次花了两毛钱照了一张相、五分钱买了一个冰棍儿;门前左侧还有另外一条岔路通往两里地外姑姥一家住的村子。

屋子两边是成片的坟地,到了冬天,干枯的山岭间闪出荧荧点点的鬼火,就像四处流窜无着无落的鬼魂,吓得我们不敢出门。刚住下时,土坯房百米开外还有另一家人,也算有个邻居。可没过多久,那家人就推倒了墙,举家搬进村里去了。

“我们什么时候能搬村里?”大姐小声问。

“嘘!别胡说!”一大早正要出门的母亲闻听此言,神色紧张慌忙制止,怕不懂事的弟弟听了说出去。

这不仅仅因为我家是外来户,更因为父亲当时的身份。那时候,我们一家是众人眼中的坏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低看一眼。当地人坚决反对我们在村里住,怕影响不好。村里谁家丢了鸡毛蒜皮,告到大队里,大队干部第一个想查的肯定是我家,把父母叫到生产队问话。生产队定期开批斗会,父亲必被点名批评,不过没有挨过打,走个过场就算了,这都是我表舅的功劳。

从住进土坯房起,我们要十天半个月才能见到一次父亲。按理说,父亲应该老老实实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跟别人一样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可他非要跑去五十里外的小镇林场当伙夫,只为那里没人知道他的底细,能躲清净。

跟林场的人混熟后,父亲染上了烟瘾。林场吸烟多有禁忌,父亲就在回家路上抽,小口慢慢吸,快了太烧钱。他也喝点小酒,没醉过,小口慢慢品,怕酒后失言。

摸黑走山路很危险,但父亲每次都得天黑透才到家,能不见熟人就不见。我们在家饿得不敢多动,只盼着一明一灭的火红亮点移到门前,不顾呛人烟味(有时也夹杂着酒味)围拢过去。油灯暗黄,父亲摸着我们的头,先把拧着的眉头舒展了一下,再从口袋里掏出几颗麦芽糖。黑糊糊的糖在我们姐弟这里是宝贝,我舍不得咀嚼,只含在嘴里感受它慢慢融化,细细品味它的香甜。

父亲每月为数不多的工钱是家里唯一固定的收入来源。除此之外,母亲每天上山寻找野菜,把采摘回来的蕨菜、“刺嫩芽”、山芹菜小心藏好,再翻山越岭到小镇上卖。

生产队雇来看庄稼的老大爷每天晚上都要冲天上放枪赶鸟,知道我家大人常常不在家,怕枪响吓着我们,放枪之前都会来提着猎枪过来敲门跟我们说一声:“孩儿们别怕,我要放枪了。”然后我们姐弟四个(后来又添了小弟)便挤在黑糊糊的土坯房里,听见屋外“砰砰”几声枪响,靠墙靠得更紧,没报纸糊墙,“刷刷”蹭下了一床的土渣。

紧接着就是我们肚子的“咕咕”声:早上喝的稀饭,中午吃了块窝窝头,即使一天不动,也不够肠胃消化的。

母亲总会在我们的焦急不安中回来,然后分一点吃的给我们,以安慰我们长久而饥饿的等待——至少两个弟弟是这样,姐姐和我就不一定了。

有天,母亲回来比平时晚了点,一进门就看到她沮丧的表情:“今天被队上的人发现了,卖的几毛钱被没收了。”说完母亲从怀里掏出两个玉米面饼,两个弟弟一人一个——这是她藏在衣服夹层里的没被人搜走的。

我和姐姐眼巴巴望着,多希望母亲衣服夹层里还能再拿出来一个。

后来,我们姐弟终于可以出屋子自己找吃的了。屋后山里生长着野菜野果子,像一个放错了位置的世外桃源。一嘟噜一嘟噜的野葡萄挂在山坡上,酸酸的,带着点甜;圆溜溜的野核桃缀在枝头,涩涩的,带着山林的湿度;三月里山上还透着寒,山下小溪边的野菜就长出来了。

没饭吃的年月,这些就是饭,帮我们撑过了那些食不果腹的日子。

山上玩久了,我们有时也到村子里玩。村里的小孩朝我们嬉笑着喊“小瘪犊”,当时太小不懂什么意思,只知道不是什么好话,也不敢回击——母亲早就告诫过我们,听到这些话别搭理,只管低头走——村里本地人大多是母亲这头七拐八拐的亲戚,即使关系不冷不热,也不至于挖苦我们。但一些闯关东那会儿,从外地过来的村民可不管这些,这些顺口溜就是某些不怀好意的人编排我们的,里边暗含着父亲的名字。

2

1949年,武汉和平解放,三镇遍地欢呼雀跃、载歌载舞。我的父亲趁着这个机会摆脱了他五妹的监视,逃出了家门。

因为忍受不了后母的偏私和白眼,十六岁初中肄业的父亲向家里提出参军的想法,被身为高中教师的爷爷视为大逆不道,爷爷就专门叮嘱跟父亲关系最亲的五妹,“看好你哥哥”。

可父亲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走,任谁也拦不住。那天,他偷偷穿过人群找到部队,满怀期望地说明来意,没想到部队却不接收,说现在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需要小毛孩扛枪打仗了。

直到听说父亲上过初中有些文化,字写的不错,对方态度才有所改观。于是,父亲并没有如愿拿起枪杆子,而是继续拿着笔杆子给一个连长当起了通讯员,通知开会,做记录,烧茶倒水。

入伍不久,父亲所在部队从华中回师东北,在吉林通化休整了一年多,随后编入志愿军。十月,从通化出发,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两年后才从朝鲜战场归来。部队驻扎在通化休整训练,父亲在此又度过了四年的当兵生涯。

即将转业的那年,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通化本地的姑娘,就是我的母亲。父亲和母亲的缘分,应该是起于同命相怜:母亲两岁没了娘,也有一个顾不过来家的爹。姥爷会木工活,经常外出给人打家具、做门窗,有时还要出远门,但不会出通化。那一年很巧,他正在给一家人做工,偏逢日本人打了进来,占领了通化,出入戒严。姥爷有家难回,时间一长,干脆在做工的地方悄没声地又娶了一个老婆,关起门来过起了日子。

没娘疼,没爹爱,母亲成了吃“百家饭”的孩子,这个月在姑家住,下个月去姨家住,亲戚们轮流照看着。虽是寄人篱下,亲戚们倒也都待母亲不薄。母亲在姑姥家住的尤其久,到了上学的年纪,便跟着我表姨一起上学,像个伴读书童,好歹也读到小学毕业。

通化解放后,母亲也去找过姥爷,住了一段日子后,跟后妈合不来,觉得还不如自己流浪度日,又原道折回了。

在各自倾诉完略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后,父亲和母亲决定结婚,他们早就习惯了自己拿主意。父亲不用跟任何人商量,母亲也仅需要跟不怎么看好这场婚姻的姑姥知会一下。

3

婚后不久,父亲就服从分配去了遥远的西宁工作,怀了身孕的母亲则独自留在通化,由姑姥照应着。

父亲转业到青海石油管理局,在西宁小桥当文化教员,在扫盲班里专门给大字不识一个的部队转业人员教识字,好让他们学成之后适应工作岗位,迅速投入工作。

有点文化的人凑到一起,总免不了评论时事,父亲平时跟同事们处的来,说话竹筒倒豆子,毫不顾忌。可没曾想,他的一些话却在后来的某一天,彻底改变了我们一家的命运。

运动开始后,一些单位开始摊派指标,无奈之下同事之间互相揭发,父亲便稀里糊涂地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被发配到祁连山劳改农场,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种地养猪。起初还有玉米和青菜吃,到了后来,饭盆里盛的就只有土豆,用盐一拌,囫囵咽下。劳改农场挨着藏区,藏民不吃鱼,农场就捉来吃,不过到劳改犯嘴里的只是鱼泡,鱼肉没有他们的份。

父亲身体单薄,受不了高原反应,每天又吃不饱,活却没少干,倔脾气又上来了,决定伺机逃走——那时候,母亲已经在一年前带着大姐辗转到了父亲的湖北老家。大姐在通化长到三岁,却死活不去托儿所,整天哭闹不止,为了照顾她,母亲不得不辞去刚找到没多久的话务员工作。加之父亲迟迟回不来,母亲心里的怨气只能向大姐发。

后来,母亲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与其在通化耗日子,不如去父亲的老家想想辙,于是简单收拾了行李,第一次告别了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故土。在湖北乡下的父亲家族的老屋里安顿了下来,凭音乐天赋,在当地小学谋到了一份当音乐老师的工作,勉强生活下去。

而无比思念妻子和女儿、厌恶鱼泡土豆的父亲,一天都不想再捱了。他盘算着,“右派”那么多,管理也混乱,逃走一个本就是充数的小人物,大概也并不值得去追究,哪怕跟他一起打算逃走的人,最后因为害怕临时放弃了,也没有阻止父亲一意孤行。

于是,在母亲去到湖北大半年后,父亲像一只瘦弱的独狼,红着眼弓着背,千里奔走,终于在又一个闷热的夏夜,叩响了老屋久违的门环——他从祁连山逃回了家,终于重获自由。

父亲半生的三次出走

即便是在劳改农场这些年,父亲种田的农活依旧一概没学会,还自视清高,自己把自己当成文化人看待。于是,在我童年的印象里,父亲是一贯不喜欢下田劳作的,他惯长写字的手在田里总会变得笨拙局促,一不留神就把那些禾苗的命运戏弄得如同自己的辛苦遭逢;又或者是他内心的倔强固执,在有意避让不堪的现实。

可那时,不种大米就没得吃,哥嫂再好心,帮衬一时也不能帮衬一世。

好在湖北小溪大河到处都是,不事稼穑的父亲就像找到了好工作一样,整天早出晚归去钓鱼,有时候能熬一整夜。可惜他没有遇到周文王,苦日子还得继续熬。

很快,便有了我。

我刚满月时,母亲的奶水严重不足,我整天哭声有气无力,嗓子发炎无钱医治,只能躺床上气若游丝,好几次父母都以为我没气了。

“人家喘三口气,这孩子才喘一口气。”本家亲戚都围在床头,无不忧心忡忡。

亲戚里不知谁讨来一个偏方,惊慌失措的父母像抓到了救命稻草,赶紧付诸行动:一小勺大粪汤缓缓灌入我的嗓子眼,然后我被放到床上,听从命运的判决——其实,父亲本可以到城里向爷爷借钱,但用他的话来说,他这辈子也不想见到他的后母,就因为这荒诞的倔强,使我耽误了治疗,留下了哮喘的毛病。

再两年之后,家中又添了男丁,大弟出生了。父亲依旧只去钓鱼,只是钓了这么多年,大鱼小鱼见了他的鱼钩都要躲着游,拿鱼换来的钱,也已经换不回一家人足够的口粮,日子快要熬不下去了。

树挪死,人挪活——话是这么说,但要挪也得有个挪处,思来想去,母亲觉得最好的安身处,还是通化老家。

4

回到东北多年以后,大姐依然记得在湖北老家临行前,爷爷偷偷塞给了她一块钱——这钱后来必然不可能属于她,山坳里那个四壁泥黑的家,还需要它贡献一份力——即使在村民们放松了警惕心、获准我们一家从山上搬进村子居住之后,一块钱也是来之不易的收入。

姑姥是看着母亲长大的,当初母亲跟父亲私定终身,就心疼她没找个好人家,刀子嘴夹枪带棒地骂:“嫁给谁不好,当初怎么就瞎了眼。”

后来姑姥更有理由骂了:山上的房子腾空后,因为占着别人家的地,得拆掉。推墙时,父亲被倒下的泥墙完全盖住了,砸伤了腰,在家躺了大半年,腰伤好了也不能负重劳动,伙夫干不成了,只能给林场看起了大门,挣的更少了。

我们家一年也难得见次荤腥,一天能吃三顿饭的日子都是有数的。过年才难得一见的白面馒头,会高高悬在房梁上,防着我们这几个“小家贼”。

那时候,吃饭比读书更现实,那时大姐已经十三四岁,为了稍稍减轻点家里的负担,也得每天下地干活挣工分。姑姥喜欢大姐勤快能吃苦,早早就为大姐的将来做了打算:“长大了,就嫁在我身边吧,好有个照应。”

父亲出不了力,也不愿意出力。

自回到东北后,父亲扔掉了鱼竿,拿起了杀猪刀,吉林人爱吃狗肉,父亲也杀狗。到别人家帮忙杀猪杀狗,人家能管顿饭喝顿酒,临走了还能送点零碎啥的。

虽然只能挣到仨瓜俩枣,父亲却还是豪爽性子,家里都揭不开锅了,还硬撑门面请人喝酒。一到父亲请客,客人没来之前,父亲最要提防的就是小弟,一不留神,端到桌上几块肉就能被他抓走一块。往往在主客交杯换盏之际,就轮到我们几个小孩着急,“别把肉吃完了”,我们小声嘀咕着,每个人都紧张兮兮地盯着自己喜欢的菜还剩多少。

有次父亲请完客的第二天,家里做饭没盐了,母亲使唤我去姑姥家借。

这也是常事。姑姥家生活条件好,这些年没少接济我们家,最常借的就是米和盐,说是借,从来也没还过。搬进村里后,去姑姥家近多了。可我们也长大了,知道要脸,不好意思常去,去了得有点眼力见儿地帮着干点活,当然,每每临走时,姑姥也不忘给我们拿点吃的。

那时特别眼馋院子里有果树的人家,姑姥家屋后就种着沙果,红红的果子就像有魔法似的,一下就能把馋虫勾出来。连水嫩嫩的大葱都是美味,有一次小弟经不住诱惑扒拉了一下邻居家的大葱,两家还大吵了一架。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我们会偷偷跑到地里,把没长苞谷的玉米杆拔了当甘蔗嚼,很甜。

那天,我和往常一样,磨磨蹭蹭地晃到姑姥家,赶巧儿舅妈正推磨呢,可高兴坏了,赶紧上前抢过来推,可是我太瘦小,才推一两圈就有点喘。

“行了行了!是要盐还是米呢?”姑姥心疼担心我犯哮喘,但嘴上可不饶人。

“盐。”直到我把盐拎回家,母亲才把去年腌的剩酸菜炒了。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进村住后一到春节就给邻居们写春联,可他从来没有教过我们写字。

我十岁那年,第一次坐在一年级的教室里。外村的同学经常对我们姐弟几个说些怪话,最小的弟弟性子直,气不过,就跟他们对打对骂,边骂边往家跑,也给父母添了不少麻烦。

还在山坳里住的时候,我曾有过一对双胞胎弟弟。但他们很快就相继早夭,头天父亲带着我上山堆了一个小土堆,第二天就在旁边又堆了另一个。真不敢想象,如果最后出生的两个弟弟活着,这个家会是什么样。

惹祸的小弟带给父母的,除了隔三差五地跟人争吵、道歉之外,更多的应该在苦闷的思索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否则,当听到一些战友已经平反的消息时,父亲不会那么着急变卖家产。

5

1978年,省里县里的大干部们陆续平反,恢复待遇。父亲相熟的同事、战友也有人收到了平反函。那时候消息闭塞,第二年,父亲得知平反的概率非常大,激动得整夜睡不着,逢人就想唱“翻身农奴把歌唱”。

父亲为了回青海平反,痛快变卖了家产,除了两间旧房,没什么值钱的东西。父亲杀掉家里养的一头瘦猪,挨个走亲访友,把猪肉散尽了——过年也没敢这么热闹过。

然而,就在全家上下收拾妥当准备出发去西宁的前一晚,大姐不见了。母亲心里明镜儿似的,知道二十二岁的大姐有了心仪的对象,俩人串通好藏了起来,当中也少不了有姑姥穿针引线。

我们家马上就能迎来转机,而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小子想要抢走自己的女儿,母亲岂能同意?盛怒之下,母亲跑到男方家里要人,而男方家无论如何不松口——他们家兄弟几个全是光棍,好不容易碰到痴心的大姐,换谁都不会放弃,再说大姐也是自愿的。母亲万般无奈,又气不打一处来,向来柔弱的她,把男方家的破屋砸了个稀巴烂。

第二天出发的时候,母亲的白发刺目却毫不掩饰,昭示着她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心病。七十多岁的姑姥亲自给我们包了顿饺子。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一口气吃了二十三个饺子,酸菜肉馅的,只只饱满,那是我吃得最饱最香的一顿饭。

火车站人山人海,别人帮着把我们一家人从火车窗户里塞进了车厢。一路西行的旅程我已没什么概念了,只知道过了半个多月,我们终于抵达了父亲以前的工作单位所在地——西宁小桥。可一打听才知道,单位早都迁到一个叫冷湖的小镇上去了。

在西宁逗留了两天,又继续赶了十天的路,我们一家五口终于疲惫不堪地来到了冷湖。冷湖处于柴达木盆地边缘,是一个风口,一天一次大风,三天一次狂风,而那天我只感觉风和日丽。汽车一停,父亲就爬上车顶往下扔行李,我再往安全地带拖。

父亲的平反异常顺利,父亲跟单位说完情况,就得到了“予以平反”的明确答复。有很多手续要办,组织还要重新给父亲分配工作单位。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家就像过了两个月的年,每个人都春风满面。这里对旁人来说可谓艰苦,对千里求生的我们一家来说却像天堂:白面馒头,白菜粉条,还有肉,要是我以前能天天吃到这些,肯定不会小学毕业才七十多斤,也不会有“王老太太”那个难听的外号了。

1979年,是我们家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了转折和着落。五月底,父亲的事尘埃落定,彻底摘去顶了二十二年的“右派”帽子。父亲特意去理了发,整个人的精神焕然一新,一下年轻了好几岁。

父亲以前做文化教员,属于单位里最低的干部职级,平反后依据级别分到了两间房子。父亲被派到职工医院当食堂管理员,我和弟弟们上了职工学校,十六岁的我重读初二,做着大学梦。

可我性格不如大姐那么倔,这也注定我今生与大学无缘——当十一月底父亲带我去人事处报名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屈服了——我身体孱弱,也最听话,父母希望看到我有一个安稳的工作,才放心。

当时有两个选择,护士或者修理工,二选一。我想都没想,就做了选择——护士的工作我从小就了解,父亲劳改后逃出来后,心情郁闷了就喝酒抽烟,身体本就搞垮了,后来拆屋子又受了伤,我那会儿常去医院看他,医院的消毒水味刺鼻子,我不想天天闻——修理工是干嘛的?我很好奇,就选了。

后来我的工作,就是组装解放牌CA10汽车引擎。

我到现在也没后悔,一家人的生活动荡了那么多年,稳一点,就好一点。

两个弟弟初中毕业后,都顺利参加工作当了油田工人,在后来的买断潮中无所适从,又变回了无业人员。大姐一辈子扎根东北,养育一儿一女,至今仍为儿孙操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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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蓝色骨头》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