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半生的三次出走

前言 这是我岳母一家经历的艰难岁月，听她口述得来，我以第一人称记述下来。 她父亲的一次次的出走，都带着那个年代的无奈，无助，迷茫和希望。

1

1966年夏天，我们一家五口出了吉林通化火车站。父亲买了一杆扁担和两个荆条篮子，把三岁的我和一岁的大弟一前一后放进篮子里，母亲领着九岁的大姐跟在我们后面，顺着山路，一直走到了乡下的亲戚家。

到了东北，母亲也没有回娘家的喜悦，姥姥姥爷早就不在了，“娘家人”里只剩一个至亲——母亲的姑姑，我的姑姥。姑姥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舅在生产队当大队干部，除了给我们安排了初来时遮风挡雨的住处，也在后来十多年为我们挡了不少是非，使向来好面子的父亲不致颜面尽失。

我们一家在山坳里一间别人遗弃的土坯房里安顿下来。

院子门前直走一条大路，再翻过两座山就能进城——我直到小学毕业后才去过一次城里，平生第一次花了两毛钱照了一张相、五分钱买了一个冰棍儿；门前左侧还有另外一条岔路通往两里地外姑姥一家住的村子。

屋子两边是成片的坟地，到了冬天，干枯的山岭间闪出荧荧点点的鬼火，就像四处流窜无着无落的鬼魂，吓得我们不敢出门。刚住下时，土坯房百米开外还有另一家人，也算有个邻居。可没过多久，那家人就推倒了墙，举家搬进村里去了。

“我们什么时候能搬村里？”大姐小声问。

“嘘！别胡说！”一大早正要出门的母亲闻听此言，神色紧张慌忙制止，怕不懂事的弟弟听了说出去。

这不仅仅因为我家是外来户，更因为父亲当时的身份。那时候，我们一家是众人眼中的坏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低看一眼。当地人坚决反对我们在村里住，怕影响不好。村里谁家丢了鸡毛蒜皮，告到大队里，大队干部第一个想查的肯定是我家，把父母叫到生产队问话。生产队定期开批斗会，父亲必被点名批评，不过没有挨过打，走个过场就算了，这都是我表舅的功劳。

从住进土坯房起，我们要十天半个月才能见到一次父亲。按理说，父亲应该老老实实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跟别人一样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可他非要跑去五十里外的小镇林场当伙夫，只为那里没人知道他的底细，能躲清净。

跟林场的人混熟后，父亲染上了烟瘾。林场吸烟多有禁忌，父亲就在回家路上抽，小口慢慢吸，快了太烧钱。他也喝点小酒，没醉过，小口慢慢品，怕酒后失言。

摸黑走山路很危险，但父亲每次都得天黑透才到家，能不见熟人就不见。我们在家饿得不敢多动，只盼着一明一灭的火红亮点移到门前，不顾呛人烟味（有时也夹杂着酒味）围拢过去。油灯暗黄，父亲摸着我们的头，先把拧着的眉头舒展了一下，再从口袋里掏出几颗麦芽糖。黑糊糊的糖在我们姐弟这里是宝贝，我舍不得咀嚼，只含在嘴里感受它慢慢融化，细细品味它的香甜。

父亲每月为数不多的工钱是家里唯一固定的收入来源。除此之外，母亲每天上山寻找野菜，把采摘回来的蕨菜、“刺嫩芽”、山芹菜小心藏好，再翻山越岭到小镇上卖。

生产队雇来看庄稼的老大爷每天晚上都要冲天上放枪赶鸟，知道我家大人常常不在家，怕枪响吓着我们，放枪之前都会来提着猎枪过来敲门跟我们说一声：“孩儿们别怕，我要放枪了。”然后我们姐弟四个（后来又添了小弟）便挤在黑糊糊的土坯房里，听见屋外“砰砰”几声枪响，靠墙靠得更紧，没报纸糊墙，“刷刷”蹭下了一床的土渣。

紧接着就是我们肚子的“咕咕”声：早上喝的稀饭，中午吃了块窝窝头，即使一天不动，也不够肠胃消化的。

母亲总会在我们的焦急不安中回来，然后分一点吃的给我们，以安慰我们长久而饥饿的等待——至少两个弟弟是这样，姐姐和我就不一定了。

有天，母亲回来比平时晚了点，一进门就看到她沮丧的表情：“今天被队上的人发现了，卖的几毛钱被没收了。”说完母亲从怀里掏出两个玉米面饼，两个弟弟一人一个——这是她藏在衣服夹层里的没被人搜走的。

我和姐姐眼巴巴望着，多希望母亲衣服夹层里还能再拿出来一个。

后来，我们姐弟终于可以出屋子自己找吃的了。屋后山里生长着野菜野果子，像一个放错了位置的世外桃源。一嘟噜一嘟噜的野葡萄挂在山坡上，酸酸的，带着点甜；圆溜溜的野核桃缀在枝头，涩涩的，带着山林的湿度；三月里山上还透着寒，山下小溪边的野菜就长出来了。

没饭吃的年月，这些就是饭，帮我们撑过了那些食不果腹的日子。

山上玩久了，我们有时也到村子里玩。村里的小孩朝我们嬉笑着喊“小瘪犊”，当时太小不懂什么意思，只知道不是什么好话，也不敢回击——母亲早就告诫过我们，听到这些话别搭理，只管低头走——村里本地人大多是母亲这头七拐八拐的亲戚，即使关系不冷不热，也不至于挖苦我们。但一些闯关东那会儿，从外地过来的村民可不管这些，这些顺口溜就是某些不怀好意的人编排我们的，里边暗含着父亲的名字。

2

1949年，武汉和平解放，三镇遍地欢呼雀跃、载歌载舞。我的父亲趁着这个机会摆脱了他五妹的监视，逃出了家门。

因为忍受不了后母的偏私和白眼，十六岁初中肄业的父亲向家里提出参军的想法，被身为高中教师的爷爷视为大逆不道，爷爷就专门叮嘱跟父亲关系最亲的五妹，“看好你哥哥”。

可父亲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走，任谁也拦不住。那天，他偷偷穿过人群找到部队，满怀期望地说明来意，没想到部队却不接收，说现在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需要小毛孩扛枪打仗了。

直到听说父亲上过初中有些文化，字写的不错，对方态度才有所改观。于是，父亲并没有如愿拿起枪杆子，而是继续拿着笔杆子给一个连长当起了通讯员，通知开会，做记录，烧茶倒水。

入伍不久，父亲所在部队从华中回师东北，在吉林通化休整了一年多，随后编入志愿军。十月，从通化出发，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两年后才从朝鲜战场归来。部队驻扎在通化休整训练，父亲在此又度过了四年的当兵生涯。

即将转业的那年，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通化本地的姑娘，就是我的母亲。父亲和母亲的缘分，应该是起于同命相怜：母亲两岁没了娘，也有一个顾不过来家的爹。姥爷会木工活，经常外出给人打家具、做门窗，有时还要出远门，但不会出通化。那一年很巧，他正在给一家人做工，偏逢日本人打了进来，占领了通化，出入戒严。姥爷有家难回，时间一长，干脆在做工的地方悄没声地又娶了一个老婆，关起门来过起了日子。

没娘疼，没爹爱，母亲成了吃“百家饭”的孩子，这个月在姑家住，下个月去姨家住，亲戚们轮流照看着。虽是寄人篱下，亲戚们倒也都待母亲不薄。母亲在姑姥家住的尤其久，到了上学的年纪，便跟着我表姨一起上学，像个伴读书童，好歹也读到小学毕业。

通化解放后，母亲也去找过姥爷，住了一段日子后，跟后妈合不来，觉得还不如自己流浪度日，又原道折回了。

在各自倾诉完略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后，父亲和母亲决定结婚，他们早就习惯了自己拿主意。父亲不用跟任何人商量，母亲也仅需要跟不怎么看好这场婚姻的姑姥知会一下。

3

婚后不久，父亲就服从分配去了遥远的西宁工作，怀了身孕的母亲则独自留在通化，由姑姥照应着。

父亲转业到青海石油管理局，在西宁小桥当文化教员，在扫盲班里专门给大字不识一个的部队转业人员教识字，好让他们学成之后适应工作岗位，迅速投入工作。

有点文化的人凑到一起，总免不了评论时事，父亲平时跟同事们处的来，说话竹筒倒豆子，毫不顾忌。可没曾想，他的一些话却在后来的某一天，彻底改变了我们一家的命运。

运动开始后，一些单位开始摊派指标，无奈之下同事之间互相揭发，父亲便稀里糊涂地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被发配到祁连山劳改农场，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种地养猪。起初还有玉米和青菜吃，到了后来，饭盆里盛的就只有土豆，用盐一拌，囫囵咽下。劳改农场挨着藏区，藏民不吃鱼，农场就捉来吃，不过到劳改犯嘴里的只是鱼泡，鱼肉没有他们的份。

父亲身体单薄，受不了高原反应，每天又吃不饱，活却没少干，倔脾气又上来了，决定伺机逃走——那时候，母亲已经在一年前带着大姐辗转到了父亲的湖北老家。大姐在通化长到三岁，却死活不去托儿所，整天哭闹不止，为了照顾她，母亲不得不辞去刚找到没多久的话务员工作。加之父亲迟迟回不来，母亲心里的怨气只能向大姐发。

后来，母亲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与其在通化耗日子，不如去父亲的老家想想辙，于是简单收拾了行李，第一次告别了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故土。在湖北乡下的父亲家族的老屋里安顿了下来，凭音乐天赋，在当地小学谋到了一份当音乐老师的工作，勉强生活下去。

而无比思念妻子和女儿、厌恶鱼泡土豆的父亲，一天都不想再捱了。他盘算着，“右派”那么多，管理也混乱，逃走一个本就是充数的小人物，大概也并不值得去追究，哪怕跟他一起打算逃走的人，最后因为害怕临时放弃了，也没有阻止父亲一意孤行。

于是，在母亲去到湖北大半年后，父亲像一只瘦弱的独狼，红着眼弓着背，千里奔走，终于在又一个闷热的夏夜，叩响了老屋久违的门环——他从祁连山逃回了家，终于重获自由。

即便是在劳改农场这些年，父亲种田的农活依旧一概没学会，还自视清高，自己把自己当成文化人看待。于是，在我童年的印象里，父亲是一贯不喜欢下田劳作的，他惯长写字的手在田里总会变得笨拙局促，一不留神就把那些禾苗的命运戏弄得如同自己的辛苦遭逢；又或者是他内心的倔强固执，在有意避让不堪的现实。

可那时，不种大米就没得吃，哥嫂再好心，帮衬一时也不能帮衬一世。

好在湖北小溪大河到处都是，不事稼穑的父亲就像找到了好工作一样，整天早出晚归去钓鱼，有时候能熬一整夜。可惜他没有遇到周文王，苦日子还得继续熬。

很快，便有了我。

我刚满月时，母亲的奶水严重不足，我整天哭声有气无力，嗓子发炎无钱医治，只能躺床上气若游丝，好几次父母都以为我没气了。

“人家喘三口气，这孩子才喘一口气。”本家亲戚都围在床头，无不忧心忡忡。

亲戚里不知谁讨来一个偏方，惊慌失措的父母像抓到了救命稻草，赶紧付诸行动：一小勺大粪汤缓缓灌入我的嗓子眼，然后我被放到床上，听从命运的判决——其实，父亲本可以到城里向爷爷借钱，但用他的话来说，他这辈子也不想见到他的后母，就因为这荒诞的倔强，使我耽误了治疗，留下了哮喘的毛病。

再两年之后，家中又添了男丁，大弟出生了。父亲依旧只去钓鱼，只是钓了这么多年，大鱼小鱼见了他的鱼钩都要躲着游，拿鱼换来的钱，也已经换不回一家人足够的口粮，日子快要熬不下去了。

树挪死，人挪活——话是这么说，但要挪也得有个挪处，思来想去，母亲觉得最好的安身处，还是通化老家。

4

回到东北多年以后，大姐依然记得在湖北老家临行前，爷爷偷偷塞给了她一块钱——这钱后来必然不可能属于她，山坳里那个四壁泥黑的家，还需要它贡献一份力——即使在村民们放松了警惕心、获准我们一家从山上搬进村子居住之后，一块钱也是来之不易的收入。

姑姥是看着母亲长大的，当初母亲跟父亲私定终身，就心疼她没找个好人家，刀子嘴夹枪带棒地骂：“嫁给谁不好，当初怎么就瞎了眼。”

后来姑姥更有理由骂了：山上的房子腾空后，因为占着别人家的地，得拆掉。推墙时，父亲被倒下的泥墙完全盖住了，砸伤了腰，在家躺了大半年，腰伤好了也不能负重劳动，伙夫干不成了，只能给林场看起了大门，挣的更少了。

我们家一年也难得见次荤腥，一天能吃三顿饭的日子都是有数的。过年才难得一见的白面馒头，会高高悬在房梁上，防着我们这几个“小家贼”。

那时候，吃饭比读书更现实，那时大姐已经十三四岁，为了稍稍减轻点家里的负担，也得每天下地干活挣工分。姑姥喜欢大姐勤快能吃苦，早早就为大姐的将来做了打算：“长大了，就嫁在我身边吧，好有个照应。”

父亲出不了力，也不愿意出力。

自回到东北后，父亲扔掉了鱼竿，拿起了杀猪刀，吉林人爱吃狗肉，父亲也杀狗。到别人家帮忙杀猪杀狗，人家能管顿饭喝顿酒，临走了还能送点零碎啥的。

虽然只能挣到仨瓜俩枣，父亲却还是豪爽性子，家里都揭不开锅了，还硬撑门面请人喝酒。一到父亲请客，客人没来之前，父亲最要提防的就是小弟，一不留神，端到桌上几块肉就能被他抓走一块。往往在主客交杯换盏之际，就轮到我们几个小孩着急，“别把肉吃完了”，我们小声嘀咕着，每个人都紧张兮兮地盯着自己喜欢的菜还剩多少。

有次父亲请完客的第二天，家里做饭没盐了，母亲使唤我去姑姥家借。

这也是常事。姑姥家生活条件好，这些年没少接济我们家，最常借的就是米和盐，说是借，从来也没还过。搬进村里后，去姑姥家近多了。可我们也长大了，知道要脸，不好意思常去，去了得有点眼力见儿地帮着干点活，当然，每每临走时，姑姥也不忘给我们拿点吃的。

那时特别眼馋院子里有果树的人家，姑姥家屋后就种着沙果，红红的果子就像有魔法似的，一下就能把馋虫勾出来。连水嫩嫩的大葱都是美味，有一次小弟经不住诱惑扒拉了一下邻居家的大葱，两家还大吵了一架。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我们会偷偷跑到地里，把没长苞谷的玉米杆拔了当甘蔗嚼，很甜。

那天，我和往常一样，磨磨蹭蹭地晃到姑姥家，赶巧儿舅妈正推磨呢，可高兴坏了，赶紧上前抢过来推，可是我太瘦小，才推一两圈就有点喘。

“行了行了！是要盐还是米呢？”姑姥心疼担心我犯哮喘，但嘴上可不饶人。

“盐。”直到我把盐拎回家，母亲才把去年腌的剩酸菜炒了。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进村住后一到春节就给邻居们写春联，可他从来没有教过我们写字。

我十岁那年，第一次坐在一年级的教室里。外村的同学经常对我们姐弟几个说些怪话，最小的弟弟性子直，气不过，就跟他们对打对骂，边骂边往家跑，也给父母添了不少麻烦。

还在山坳里住的时候，我曾有过一对双胞胎弟弟。但他们很快就相继早夭，头天父亲带着我上山堆了一个小土堆，第二天就在旁边又堆了另一个。真不敢想象，如果最后出生的两个弟弟活着，这个家会是什么样。

惹祸的小弟带给父母的，除了隔三差五地跟人争吵、道歉之外，更多的应该在苦闷的思索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否则，当听到一些战友已经平反的消息时，父亲不会那么着急变卖家产。

5

1978年，省里县里的大干部们陆续平反，恢复待遇。父亲相熟的同事、战友也有人收到了平反函。那时候消息闭塞，第二年，父亲得知平反的概率非常大，激动得整夜睡不着，逢人就想唱“翻身农奴把歌唱”。

父亲为了回青海平反，痛快变卖了家产，除了两间旧房，没什么值钱的东西。父亲杀掉家里养的一头瘦猪，挨个走亲访友，把猪肉散尽了——过年也没敢这么热闹过。

然而，就在全家上下收拾妥当准备出发去西宁的前一晚，大姐不见了。母亲心里明镜儿似的，知道二十二岁的大姐有了心仪的对象，俩人串通好藏了起来，当中也少不了有姑姥穿针引线。

我们家马上就能迎来转机，而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小子想要抢走自己的女儿，母亲岂能同意？盛怒之下，母亲跑到男方家里要人，而男方家无论如何不松口——他们家兄弟几个全是光棍，好不容易碰到痴心的大姐，换谁都不会放弃，再说大姐也是自愿的。母亲万般无奈，又气不打一处来，向来柔弱的她，把男方家的破屋砸了个稀巴烂。

第二天出发的时候，母亲的白发刺目却毫不掩饰，昭示着她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心病。七十多岁的姑姥亲自给我们包了顿饺子。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一口气吃了二十三个饺子，酸菜肉馅的，只只饱满，那是我吃得最饱最香的一顿饭。

火车站人山人海，别人帮着把我们一家人从火车窗户里塞进了车厢。一路西行的旅程我已没什么概念了，只知道过了半个多月，我们终于抵达了父亲以前的工作单位所在地——西宁小桥。可一打听才知道，单位早都迁到一个叫冷湖的小镇上去了。

在西宁逗留了两天，又继续赶了十天的路，我们一家五口终于疲惫不堪地来到了冷湖。冷湖处于柴达木盆地边缘，是一个风口，一天一次大风，三天一次狂风，而那天我只感觉风和日丽。汽车一停，父亲就爬上车顶往下扔行李，我再往安全地带拖。

父亲的平反异常顺利，父亲跟单位说完情况，就得到了“予以平反”的明确答复。有很多手续要办，组织还要重新给父亲分配工作单位。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家就像过了两个月的年，每个人都春风满面。这里对旁人来说可谓艰苦，对千里求生的我们一家来说却像天堂：白面馒头，白菜粉条，还有肉，要是我以前能天天吃到这些，肯定不会小学毕业才七十多斤，也不会有“王老太太”那个难听的外号了。

1979年，是我们家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了转折和着落。五月底，父亲的事尘埃落定，彻底摘去顶了二十二年的“右派”帽子。父亲特意去理了发，整个人的精神焕然一新，一下年轻了好几岁。

父亲以前做文化教员，属于单位里最低的干部职级，平反后依据级别分到了两间房子。父亲被派到职工医院当食堂管理员，我和弟弟们上了职工学校，十六岁的我重读初二，做着大学梦。

可我性格不如大姐那么倔，这也注定我今生与大学无缘——当十一月底父亲带我去人事处报名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屈服了——我身体孱弱，也最听话，父母希望看到我有一个安稳的工作，才放心。

当时有两个选择，护士或者修理工，二选一。我想都没想，就做了选择——护士的工作我从小就了解，父亲劳改后逃出来后，心情郁闷了就喝酒抽烟，身体本就搞垮了，后来拆屋子又受了伤，我那会儿常去医院看他，医院的消毒水味刺鼻子，我不想天天闻——修理工是干嘛的？我很好奇，就选了。

后来我的工作，就是组装解放牌CA10汽车引擎。

我到现在也没后悔，一家人的生活动荡了那么多年，稳一点，就好一点。

两个弟弟初中毕业后，都顺利参加工作当了油田工人，在后来的买断潮中无所适从，又变回了无业人员。大姐一辈子扎根东北，养育一儿一女，至今仍为儿孙操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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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蓝色骨头》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