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好兄弟做过的最难忘的事

2018-03-22 16:18:05
8.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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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矮的牛头山是县里的“八宝山”,在县城旁边绵延而去。山脚是氮肥厂,国道从厂门口穿过。多年前,国道的另一侧曾有一片废弃的露天大理石厂,杂草间矗立着巨大的石块,一眼望去,荒凉得如同史前时代。

1994年时,这里也是县城的行刑场。11岁的我和辉辉常常爬上大理石厂的巨石,一遍遍数点对面牛头山上星辰般的墓碑,身后的牧马河像一把反过来的弓拐向远方。

都说此地风水主煞,因此少有人来,但这里的阒寂对于我们,却充满了吸引。我和辉辉是五年级同班,我们的妈妈是好朋友,两家住得也不远,加上平时都沉默离群,成为最好的伙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不上课的时候,我俩骑上自行车,一前一后从城里飞驰而来,校服被风吹得鼓鼓涨涨,像两只乍翅的大白鹅。翻过一个个大石块,我们坐在牧马河岸,辉辉从裤兜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一块钱钞票。

我立刻笑起来:“你又偷到钱了?”

辉辉点点头。他常常从抽屉偷妈妈的钱,偷来就拉我上游戏厅花掉。

“但是现在不好偷了。”辉辉虽然抱怨,但仍得意洋洋。

“老太婆还住在你家?”我问。

“是呀,赖上我妈了。”辉辉厌恶地说。

辉辉妈那时经营着一辆客运中巴车,辉辉8岁时,爸爸开着这辆车撞死了人,被死者家属堵在路上打死了。办完后事,辉辉妈重新雇了司机,一个人支撑着客运的生意。

这场变故对辉辉妈打击很大,自此信奉“多行善事”,来求上天保佑家里免生灾祸。有一次,从市里跑车回来,上来一个没钱买票的老太太,到站后老太太又说没地方去,也没钱吃饭,辉辉妈就直接将她领回家。

没想到老太太从此赖在他家再也不走了。这让辉辉偷钱时很不方便:他一回家,老太太就追着他絮絮叨叨,辉辉躲来绕去,不胜其烦,甚至劝她赶紧走,老太太倒心安理得,继续把这当了自己的家。

这个礼拜六,有了这两块钱,我们都知道,下午又可以愉快地打发了。

从牛头山回城,快到游戏厅门口时,辉辉突然拽着我躲到路边的拐角里,做了个“嘘”的手势:“小娟——别让她再看见咱们去游戏厅。”

小娟是他妹妹,低我们一级,最大的爱好是跟妈妈告他哥的状。

2

惊蛰一过,淅沥的春雨便悄悄滋润着熬过冬天的县城,空气阴冷,比寒冬还要冻人。到了清明,贵如油的春雨丰沛而温柔起来,这场雨一停,便拉开了春光明媚的好光景,我和辉辉的自行车就又可以飞驰起来。

大人们说,那个大理石厂只在两个时候会热闹一阵:一是氮肥厂上下班,二是枪决死刑犯。但我和辉辉一直没在这里见过处决犯人——这片没有外人涉足的乱石丛,在我们眼里是放飞心情的乐园,是属于我们两人相语无忌的另一个世界。

可1995年春天的温热还没升起,城里传言即将召开“公审大会”,很多人莫名兴奋:此次审判有死刑犯。很快,我们学校也发了通知,将派高年级学生上体育场参加公审教育大会。

公审那天,县体育场黑压压的挤满了人,门外的汉白路上,人流还在不断从东西方向涌来,加上卖糕点汽水的小贩,场面盛大得如同过年。

大会开始,领导们轮流讲话,之后人群轰闹起来,不约而同站起来看武警跑去打开一旁军车后挡,将挂了牌子的犯人往出送。台上人拿着话筒,念一个押上来一个,最后念到杀人犯的时候,人群全都伸着脖子看。

我和辉辉搭着肩站上板凳,依然看不见,只听见周围人争执:

“够狠呀,杀了一家四口!”

“不对,杀了六个!”

“明明杀了五个!”

中午审判结束,犯人们被装上两辆军车,一辆开往北山监狱,另一辆专门押送那个死刑犯往大理石厂开去。

我们被“组织”回了学校,其实什么都没看到,辉辉和我都很沮丧。辉辉有些不甘,说:“没事,等礼拜六去大理石厂。”

礼拜六我们骑车过去,那里仍然是以往般冷清,可我们却突然没了勇气,不敢进“刑场”了,改主意返身爬上牛头山,远远向那片长满荒草的巨石丛望去。

凉风阵阵,远处的牧马河粼粼流动。我问辉辉,那个犯人后来被送到哪了?他摇摇头,问我以后还敢不敢去那里,我定定地望着大理石厂,也摇摇头。

这个时候,我们同时意识到,那片空荡荡的乱石虽然依旧废弃,但已不再属于我们,我们第一次共同面对失去一个只属于我俩的东西。

“以后咱们得另找地方玩了。”我不无伤感地说。

“天下之大,总会有我们的立足之地!”辉辉学着电视里的杨过回答。

3

我们并非没有去处。

辉辉隔三差五从家里偷出钱来,我们就常常泡在游戏厅里。没钱的时候,我们就去爬牛头山——那里又有了令我们得意的秘密:墓地的祭品。

我和辉辉把车蹬上山,泥泞的山道骑断了他的车链条,骑歪了我的车把。我们把车子扔在泥糊糊的草坡,开始挨个挑墓碑前的果品。

苹果、杨桃、香蕉、冬枣、水晶糕、核桃饼……花花绿绿的祭品在我们眼中是难得的零嘴,尽管被雨水冲涮得失去了味道,但我俩挑挑拣拣,不仅能把自己喂饱,还能各自揣个满兜带回家。

我不敢装回去,就跟着去了辉辉家,遇见了老太太。她问:这么多零嘴是从哪里弄的?辉辉没理她,我说是偷坟前的祭品。

老太太就叫起来,问是不是这些东西没有味道。我说你怎么知道,老太太双手合十念了“阿弥陀佛”,说:“鬼在夜里把这些东西都嚼过一遍了,你们再吃肯定没味道,把这些东西带回来,鬼就跟着也回来啦。”

我们俩都没说话,但心里咯噔咯噔地跳。

“没事儿”,我后来想出办法,告诉辉辉,“学林正英(演僵尸片出名的香港演员)在坟地磕个头就行了。”

我再去辉辉家,想问问老太太这样做是否可行的时候,老太太却消失了。辉辉妈神色凄然,说,那次被枪毙的死刑犯是她的儿子:“老太婆真可怜,儿子造了孽,留下她一个人怎么活呢?我要是早知道,就不让她走了,认她做个妈,我来给她养老。”

我和辉辉面面相觑,都觉得之前对老太太的行为有些过分了。于是那些天我们待人接物都温和体贴起来,试图消弭自己的过错。

辉辉发善心对妹妹小娟说“带她去吃好东西”,小娟坐在辉辉的车后座,跟我们来到牛头山。一过氮肥厂,小娟就蹦下车来,死活不敢上去。辉辉不耐烦地说,那就别想吃,把她和自行车扔下爬山去了。

等我俩肚子吃得哗哗响,才想起小娟还在下面,便赶紧往回走。远远看见小娟蹲在自行车旁,抬头看到我们,满眼泪水,“呜呜”哭起来。

辉辉蹲下用袖子给妹妹擦掉眼泪,跨上自行车带着她回了家。一到家,小娟就给妈妈告状,说哥哥跑牛头山偷死人东西吃,妈妈顺手就把辉辉揍了一顿。

4

无论我和辉辉骑着自行车飞到哪里,车筐始终装着一副乒乓球拍。

打乒乓是我们少年时代除过学习外唯一能公平竞争引领风骚的活动,各个学校的乒乓球台边总是围满了跃跃欲试的学生。球台上不分大小贵贱,只要连把“当庄家”,就有可能一战成名,成为众星捧月的人物。

我和辉辉都怯于进水泄不通的球场,只能往各个有乒乓球台的角落找去。骑上车,挨个儿找去,球台通常都有人占着,但县城小,半小时内总能找到没人占的台子,球台中间支上砖块儿,扫清石渣,我们就“乒乒乓乓”打起来。毫不夸张地说,全县城有多少乒乓球台,我俩一清二楚。

我更像是辉辉的陪练,他教我各种发球和击球方式,旋球、回削、大扣、拉线……我照做后他再一一破解。辉辉技术炉火纯青,在我面前不掩饰得意,可我若怂恿他去学校挑战,辉辉就红了脸说:“我才懒得去呢。”

我们打着打着,就会来人观战,我们自然邀请他跟着一块儿打。跟外人打,辉辉就收敛了锋芒,把球打得四平八稳。

小娟给妈妈告状,说哥哥放暑假到处打乒乓,妈妈就警告他不准乱跑,乖乖在家写作业。可说归说,辉辉妈成天跑车,没时间管他。

然而还是惹出事了。

县文化局家属院有一张乒乓球台,在一排柴房和居民楼之间,外人很难知道这个打球的地方。有一次我俩看这里没人,刚打起球,楼里下来两个中学生,仗着比我们大,让我们离开。

“先到先得。”辉辉顶撞他们。

其中一个中学生操起球台上的砖,将我们的球砸扁了:“让不让?!”

辉辉尽管面露怯色,但仍站着不动,盯着他们。

那人又举起砖,夺下辉辉手中的球拍,将拍子砸成两截。辉辉大叫一声,冲上去给了他一拳。那两个中学生便一齐上去踹辉辉,我扑过去抱着其中一个,但根本不是对手。不一会儿,我俩就被揍得鼻青脸肿。

我们相互扶持着,一瘸一拐地在街巷中溜达,都不敢回家——被家人知道打架了,肯定还得再挨上一顿。

眼见快到晚上,我们商量往哪里去。辉辉听从了我的意见,去火车站候车厅。

我俩爬上北山的火车站,坐在候车厅一直待到黑夜。候车厅里人越来越少,只剩下七八个人的时候,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走过来,问我俩在这干啥呢,见我们不说话,就把我们撵了出去。

又困又饿,身上的疼好像也麻木了。还能再去哪里呢?辉辉说,晚上敢不敢比胆大,去牛头山?那里糕点水果都是现成的!

我一激动,说,这就走。

走到氮肥厂,黑漆漆的夜里闪过来一道手电筒光,是厂里保卫科的人,那人骂了我们几句,让我们赶紧滚。我们装作悻悻而返,等那人不见了,我们又偷偷往牛头山跑去。

夜路一片漆黑,我俩拉着手相伴而行,这一天里挨人揍、接连被驱赶,现在又摸黑钻进坟岗里,心中一片恐惧。但没有委屈,我俩反倒在深一脚浅一脚中,越来越紧密地搀扶在一起。

中途我停下来,在黑暗中望着辉辉说:“咱们结拜成兄弟吧。”

看不见他的反应,但手臂传来他身体的震颤,接着听见他同样颤抖的声音:“好,咱们做一辈子的兄弟!”

仲夏夜牛头山上凉风习习,我们煞有介事地对着一块墓碑,携手跪拜,磕了三个头,誓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坟茔后面的草丛中腾然跃起几只萤火虫,辉辉抬头瞧见,吓得大叫“有鬼”,拉起我就飞奔。

半夜各回各家,都远远地看见家中的灯一直亮着。

5

辉辉的学习成绩直线下滑,乒乓球技直线上升。

但他的打乒乓之路很不顺利。辉辉妈一知道儿子打乒乓球,就训斥他不务正业,辉辉就将球拍藏在我家,每次来取时还担心被我妈发现,再给他妈告状。在学校又怕被妹妹小娟发现,只能像做贼一样打球。

上六年级,辉辉参加学校乒乓球比赛,夺了年级第一,回家告诉妈妈,妈妈证实没有被骗后,虽然没有夸赞,但欣喜的神色让他明白,以后可以不用躲着打球了。

那次得第一后,辉辉又被学校派去参加县里小学生乒乓球比赛。城区各个小学的尖子都来了,察院街小学和东关小学的参赛者是体育生,一个个高他半头。比赛前,体育生们威胁其他选手不准赢,否则给他们好看。

被恐吓的选手也包括辉辉,大家在比赛时都发挥“失常”,最终得胜者是那几个体育生。辉辉愤愤不平,但也只能跟我骂他们。

这次比赛后,辉辉对打乒乓球的兴趣骤然消失,偶尔我邀他去,他总是摇摇头,说没意思。

我开始冒险学他,从我妈的包里隔三差五偷一张钞票,攒够了去新华书店。有一本乒乓球训练技巧的图画书我早就看上了,买下来送给了辉辉。收到书后,不到一周他看完了,拿着球拍跑到我家说:“走,照书上的练练去。”

偶尔我邀他去,他总是摇摇头,说没意思。

转眼升了初中,我念了县二中,辉辉去了三中,三中不以文化课占优势,以历年输出大量体育生而声名在外,恰好遂了辉辉的心愿。

我听其他在三中的同学说,由于个子矮小,辉辉常常受人欺负。不过两个学校很近,我们有时上下学路上都能碰见,周末照例骑着自行车约出去玩,他的校服红白相间,我的校服蓝白相间,两团色彩常常在城郊青灰的马路上飘过。

也许中学生的身份让我们心理有了微妙的变化,我们没再无所顾忌地爬牛头山,更没再去偷吃墓前的祭品。我们开始表现各自的深沉,推着自行车默默穿过县城,把车子停在牧马河堤上。河堤下面总有钓鱼的人,我们并排坐着,诉说各自学校的人情事故。

我问他在初中有没有认识新的朋友,他说不会有,心里只认我,又问我有没有喜欢的女生,我说有啊,他就吃惊地看着我,我故作老练拍拍他的肩说:“不碍事的,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

初一下学期的乒乓球赛,辉辉知道市体校来了老师要选苗子,便无所顾忌破釜沉舟,一路打到第一。

比赛一结束,辉辉就跟着体校的老师走了。

6

辉辉成了运动员,他妈妈高兴得不得了,一算他为妈妈争了气,二是恰好在这一年,家里的中巴车到了报废年限,他妈妈正为以后的收入发愁,辉辉成了运动员,就不再需要学费了。

辉辉去市里后,开始给我频繁写信,讲体校的辛苦生活和同学欺软怕硬,说自己哭了很多回。看着他的字迹,我心里难过得很,回信里告诉他:“我在二中也再没有你这样的知心朋友,也根本不想有,你是我永远的兄弟,只盼赶快放假,我们再相见。”

可是体育生不放暑假,每年只在过年时回来几天,我们只能不停地给对方写信。

等他过年回来,我激动得心中仿佛要飞出一群小鸟,可见面时,人又矜持起来。辉辉也是,在信中如泣如诉,可见面了却不知说什么了。吃饭时,他居然倒了白酒要跟我喝,被他妈妈臭骂一顿。

辉辉念体校的三年,我俩都积攒了厚厚一沓书信,没人的时候,我就翻开这些信件来回看。

三年体校念完,辉辉回了家,暑假一过,就跟着同学去了省城当工人。我上了高中,与他更少见面了,但那时电话已逐渐方便起来,辉辉常常打到我们宿舍,聊他在省城的见闻。

辉辉学会了喝酒,有时电话那头传来他高亢冗长的醉话,说在饭局上又结识了一帮哥们,说又碰到贵人了。我说只要讲义气就值得交往,辉辉提高了嗓门,说:“绝对够义气,喝酒、唱K、找小妹按摩,兄弟们都赶一块去!”

我告诉他,我喜欢上了我同桌,她是我们班的生物课代表,只是一直没敢表白,心里憋得慌。辉辉大笑:“哈哈哈,放假来兄弟这儿,给你找个小妹,这事不能憋,憋坏身体就不值啦。”

有一年辉辉回来,邀我上他家吃饭,一见他,我就情不自禁地说:“哎呀,出了社会,完全变成大人的模样了!”

这时已没人反对我们喝白酒,我俩喝得满脸通红。辉辉抖着手里的烟,摇头晃脑,我看着他,心想:从前那个小伙伴终于先我一步成熟了。

辉辉也觉察到分别多年后我们出现的变化,张扬的笑容还残留在冒汗的脸上。停顿良久,他说:“再也没有那样的好日子了。”

“什么好日子?”

辉辉拿起一个苹果晃了晃,微笑的眼里满是提示。我立刻想起当年一起上牛头山偷食祭品的日子,不觉间愣出神。

正发愣,门外进来了人,清脆地叫出一声“哥——”,我回头一看,以前黑乎乎的小娟,已经出落成个亭亭玉立的俏姑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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