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原捡垃圾，哪有浪漫可言

1

当我申请来这儿做环保志愿者时，机构要求申请者提交体检报告，为通过筛选的志愿者购买保险，并要求父母签字同意。

这个流程透露出一股危险气息，女面试官告诫我：严重的高原反应如没能及时治疗，可能会死——而且，高海拔并不适宜写作，因为缺氧，人的脑子会钝，“写多了就头疼，到‘底下’，脑子动得快一倍。”

“志愿者的工作也不提供过多新鲜感，每天的工作都是重复，人很快就会觉得无聊。”她继续说着，还给我演示了一遍多数志愿者的心路历程：第一周，像仓鼠出了洞穴，对着什么都眼睛放光；第二周，像树獭一样平静，动作懒洋洋；第三周，像猴子一样烦躁，想离开“新笼子”速速下山。

上保护站前，我需要在‘底下’的城市呆至少三天两晚作为过渡。我出现一些感冒症状，喉咙干，嗓子轻微地哑。在高海拔感冒，容易引发肺水肿，我不敢马虎，环保组织的人立即要求我去找一位医生：“医生如果说你可以上保护站，你才能上去。”

医生是个精神的老太太，藏族，个子小小的，梳着辫子。她拿出自己做的糖饼给我，那是一种类似甜面包的食物，和她所说的话一样让人感到安慰：“你身体很好，上去可能头疼一天就好了。之前有个上海的姑娘上去也有很严重的高反，吃了药，两天就好了。”

我来保护站的第一晚，和医生口中的上海姑娘阿影成了室友。阿影说高反几乎是她的噩梦：“每天都吐，什么都干不了，含氧量低到60%。”组织要求她离开保护站。她不干，硬扛，“都来了，不能走”。居然也就好了。

我到达时已是凌晨，阿影给我开灯，告诉我身边就有氧气瓶：“如果不舒服你可以吸氧。但是别多吸，会上瘾。”

我下定决心不碰那个蓝色的、一米多高的钢瓶。尽管在来时的火车上，我就感觉心脏有些不舒服，像是打结梗住了一般。

第二天我睡到10点多才起床。坐在床边，有轻微的耳鸣，像有一条线在发声，类似手术室的提示器，之后是银铃一般，像夏日的昆虫演奏。严重的时候，感觉脑袋里有一个时钟，藏了一颗炸弹。又像是潮水，一阵一阵涌来。几秒之后，它们就微弱了。我摸到额头上的青筋，它突突突地跳。

我穿上了新买的冲锋衣，它有锋利的燕尾，我希望切开一段新生活。

2

保护站是为了保护当地生态建立的，新生活的主要工作是捡垃圾。垃圾曾是这儿最令人头疼的环境问题。保护站的历史宣传板上曾有一张图片：触目惊心的垃圾堆在桥下、马路边，几乎把这片土地掩盖。几十位大学生志愿者徒步接力几百公里，捡拾公路两侧垃圾。那无疑是段艰苦的日子。现在垃圾回收机制已建立，环保组织希望推动政府实现垃圾分类。

3月气候寒冷，很多野外工作并不适合开展，垃圾调查就成了日常工作。

每天早晚，我们都要外出做垃圾调查，给垃圾分类称重，并将可回收垃圾收集运回保护站。

走出保护站，我才知道这是个很小的镇子。主街道是这儿最繁华的地方，两旁是各色餐馆、旅馆、超市和加油站，来回步行走上一躺也不过15分钟。镇外就是无人之地，只有柏油路和一望无际的草原，这几百米的街道就像一段旅程里的喘息。每晚出去做调查时，街道两旁的店一家一家亮起灯来，颇有些寂静的温暖。

垃圾调查的工作没什么浪漫可言。我们用冲锋衣、毛线帽、围巾和防风口罩将全身包裹，带上劳工手套去几十个垃圾箱翻捡塑料瓶、易拉罐，将纸板箱拆开折叠放进车后斗。

作为领头人，明哥包揽了多数的活。有的饮料瓶颜色不正，是长途汽车司机的尿液；加油站边的雪堆是过路人和野狗的排泄区，明哥会淡淡地说一句：“太脏的就不用捡了。”

通过垃圾调查，我似乎窥见了小镇生活的一角：每天清晨，小酒馆旁的垃圾箱总能吐出几十个啤酒瓶；道路中央则是“红牛”易拉罐的天下，连夜赶路的货车司机要提神。

还有许多自驾的游客，若是遇到往东走的，我们会邀请他们带走一袋垃圾，并合影发微博。有回一个年轻男生自驾经过这，他后备箱空空，带走了五六袋垃圾。等送走他，明哥才突然意识到什么，咕哝了一句，“带得太多了”。

请游客带走垃圾是一种宣传，与游客互动，鼓励他们关注环保。保护站实际上并不缺少运力，部队的物资车下高原时总是空驶，他们很乐意带走垃圾。

但没有多少人知道保护站的这层心机。有次，一个交警押来两位违反交规的货车司机，安排他们运送垃圾作为惩罚。明哥担心司机会在路上丢弃垃圾，但又难以明说，只得捡最大的瓶子装了两个蛇皮袋，“我们没有大袋子了，就装这些吧”。竟是一副舍不得的样子。

垃圾“库存”明显浅了一层，但它很快又被填充起来：当地牧民开着车来了保护站，积攒了几个月的易拉罐装满了一车，“哗”地一声倾倒而出，像是丰收。一车垃圾可以换走食用油、面粉等价值相当的食品。这种交易是站长次仁牵头做起来的。

小镇上的主道经常会因为下雪堵车，身长三四米的巨型货车在道路中央挤成一溜，明哥总要寻找空隙逃出包围圈，带我们去菜店屯上三五天的蔬菜。常去的菜店有一只肥肥的白猫。我们给垃圾称重时，它总会粘着我们的腿，给我们留下一腿白毛。

“你看它是公的母的？”有一天，女主人突然问我们。大家都喜欢这只猫，它像是一种珍贵的抚慰。面试官说得没错，新鲜感消失得很快。

3

野外考察开始了，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拍雪豹。

带队的站长仁次，长得不像藏族人，倒像阿拉伯人，但等他开口说话，又像个东北人，他会带着一丝顽皮向我们问候：“干啥呢老妹儿？”《乡村爱情》，他追到九季了。

他说自己跟着哥哥去拉萨布达拉宫，哥哥容易就进去了，检票员却总要拦他，说“你要买票”。次仁只好斜他一眼，用藏语说：“买票？”检票员这才肯走开。出来时，又会遇到兜售佛珠的人，上来就问：“买不？”

除了次仁，站里还有一位负责野外考察的藏族管理员桑吉，这是个热爱听歌的潮流青年，出发时，他猫着腰鼓捣了好久手机蓝牙，就为了让车载音响播放他收藏的歌。桑吉听歌很杂，喜欢“中国好声音”的李嘉格，那姑娘是个淘宝店主，桑吉想买些东西，看了半天，都是女装。桑吉以前拍到过雪豹，他在一处山岭扎营4个月，拍到了9只雪豹，他的那份观察报告阻止了一座水电站建设。

我们先拜访了一位年轻姑娘，她用橘红色的织物装点帐篷，阳光照在帐篷上，有种奇异的明媚。她羞涩地用手机蓝牙连上一个小音箱给我们放歌，给我们切牦牛肉，盛上酸奶，倒酥油茶。我和阿影努力地喝，杯子一次又一次地被加满——那时我们不知道，藏族的习俗是，如果不想喝了，就把一杯一饮而尽。

我们在一座山的山脚下见到一位卓玛（藏族对女子的称呼，意思是“度母”，一个很美丽的女神）。她有两位丈夫。她曾生活在还是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的年代，通过“钻帐篷”的风俗谈恋爱：若哪个小胡子喜欢上一个姑娘，夜里钻进她的帐篷，没被姑娘赶出来，或没被姑娘父亲的猎枪打死，就算成了。

这位卓玛的第二个丈夫成了我们的向导：拍摄雪豹，需寻找合适的山岭，这些信息当地人才熟。他曾在附近山上看到过雪豹，他说，雪豹当时离他大概一张桌的距离，雪豹看了他，嗅了嗅，就走了。

他领着我们上山，步子快而密，我们跟在后头，走几步就要喘气歇息。最终选定放置摄像机的那座山上，有许多狭窄的岩缝，适合遮蔽，可攻可守：雪豹缺乏安全感，喜欢在岩缝中穿行。通常情况下，雪豹都是单独行动，只会在发情期成对。母豹怀孕后，公豹会离开。雪豹一胎产仔一到三只，小豹子长到三四个月，母豹也会离去。

我们在选好的岩石缝隙里插上铁棍，挂上红外相机，16G的内存，12节南孚电池够用3个月。相机有热量和移动感应功能，有情况时才会拍照。

相机在那里放了好几个月，拍到了一只雪豹进食的场景：它捕获了一只体型庞大的公羊，吃了一个星期。在第三天的时候，有一只狐狸偷偷过来进食，被雪豹发现，被赶跑了。

我喜欢呆在野外，这儿的土地广袤无际，每回见到野驴、藏原羚从眼前掠过，我总有种策马过草原的冲动，但桑吉不再敢带我们骑马了，之前他带一个志愿者骑野马，摔了跤在拉萨躺了两个月。从那以后每次有新志愿者来，桑吉就成了反面教材：不能跟他去骑马。

4

几乎每天早晨，明哥都蹲在保护站的侧门根儿抽烟。这个保护站副站长戴绒线帽，穿冲锋衣、皮靴，从上到下没有一处缝隙可以漏风。距他两米有一个温度测量点，温度通常在零度到零下十度间浮动。如果前一天下了雪，温度计会被冰冻住。

明哥在保护站执行着那些分明而细碎的规则：

在这里，楼梯是用铁皮铺就的，很容易放大声音。我们上楼梯时，总要稍稍踮脚，以控制鞋底和地面的摩擦声。有回我和新来的志愿者可可一块上楼，墙那边传来敲打的声音。楼梯旁就是办公室，那是明哥严肃的提醒。

卫生间门贴着纸条：门要轻关。上完厕所，不管弄脏与否，都须用拖把拖一遍。站外原本设立了卫生间，但被废弃作为储藏间。保护站只有一层的卫生间可供使用，不分男女性别。淋浴间同样也设置在这儿，女生洗澡时，总要将卫生间锁上。实际上二层的单间配有独立卫生间，但它并不开放使用。我们曾偷偷用过几次，晚上水管的声音太响，作罢。

“太尴尬了，你还得猜隔壁是谁。”可可说，我们都笑起来。

在保护站，或许最大变数就是志愿者，每个月都有一群新人来，每人一个月，不同期的两个人，中间会有半月的重合时间，早来的志愿者带新来的。可可和小琪一起来的，可可是应届生，之后会去美国，“我来这儿想清楚一些问题。”她严肃地说。

每晚垃圾调查结束，明哥和当日值班的志愿者都会在办公室工作。志愿者要将当日测量的温度数据录入电脑，通过邮件抄送给几个负责人。打头的是机构创始人谢川老师。

明哥告诫我们不能偷懒做假，因为有时谢老师会问，这些数据为什么是这样？

谢老师承担着指导工作，对保护站的情况总是了如指掌：当一个数据出现异常时，谢老师指示明哥去查打印纸是不是用光了，果真；当排水系统出现故障时，他报出一些技术人员的名字，指示明哥打电话请教。

明哥是个不错的执行者，在每日日程汇报那一栏，他回忆今天所做的工作，并事无巨细地汇报。有回他看完汇报内容，提醒我：你们今天给下一批志愿者换了床单，写上。

这种精细令我诧异。我想起《黑镜》里眼睛底下的芯片，它忠实地记录下所有动作，并提供回看。但即便明哥将所有工作都处理得细致，他似乎仍然害怕出错。每周组织都会召开视频会议，每个人都要向谢老师报告工作进度。我看到明哥拿着他的工作本子，手指总是不停地蜷缩。

5

谢川老师是一个高度严格的人，在饮食上，他极为节俭。外出驻地时，每日做繁重的体力活，但早餐只供应馒头，粥，一枚鸡蛋也是奢侈品。曾经，有一块肉皮炖了两餐的汤，等晚上吃完饭，谢老师发现它没了，颇为严肃地询问：“谁吃了？”

这种不怒自威的气质多少让人紧张。当有消息说谢老师要来指导下一期项目时，保护站的规则开始发生变化。

明哥会在咖啡室门上贴了一张时间表：每日早晚开放2小时，其余时间关闭。过去，拥有暖气的咖啡室是志愿者最常待的地方。垃圾调查工作只在早晚进行，每日下午志愿者可以坐在咖啡室做自己的事。

规则颁布后，志愿者下午必须待在邮局，等待接待偶尔来的官兵或游客。邮局装有摄像头，不能做什么娱乐活动，多少让人有些不适。

明哥说，“这是规矩”。他自觉过去的管理太过松散，正努力将其拨回正轨。有天，他突然告知我们，每天要将垃圾调查的数据全部录入电脑并汇总。

“ 那之前的数据呢？”有人问。

“补上！”

这项工作被遗漏了两个月。

同样被遗漏的还有每天早上的大扫除：志愿者们要分区域拖地，拖三块地砖，拖把必须清洗一次。工作排得越来越密了，唯有“做饭”这一条是反着来的，过去志愿者要轮流做饭，管理者偶尔帮厨。一天明哥突然宣布：今后由管理者轮流做饭，志愿者只负责帮厨。

我们没有询问太多。谢川老师快要上保护站了，明哥的弦绷得很紧。“真有什么，你脾气也别太硬。”阿影告诫过我，她曾见过明哥和上一届的一位男性志愿者发生争执。“明哥觉得他做事不仔细，他觉得明哥挑刺，两人就杠上了，互不理睬。后来他快走的时候，明哥找他聊了一次，好了。”

我没能践行阿影的忠告。一天早上大扫除结束，我在厨房喝水。明哥走进来，在厨房站了一会儿，指着水渍说：“你没擦干净。”

“我昨天值日擦过一遍了。”

“你昨天没擦干净。”

我本想说那可能是早上留下的水渍，但没开腔。不管这是谁的责任，总得有人擦。我拿起抹布蹲下身，从头到尾擦了一遍。明哥站在那儿没挪身，像是等待检验。

“怎么样？”

“没擦干净。”

我又擦了一遍，比先前更用力：“现在呢？”

他站在那儿不说话。

我洗干净抹布，又擦了一遍。

“可以了吗？”

“你觉得可以了吗？”

我盯着他的眼睛：“我觉得可以了。”

我放下抹布，走了出去。

那之后我几乎没再和明哥说话。我快离站了，没什么和他单独接触的机会。工作差不多都交接给了可可他们。

他们相处得并不融洽。某天晚上，可可在房间里哭着和她母亲打电话：“我知道我娇气，那也没不干活。他要嫌弃女生干不了活，别招我们进来啊，这是什么态度？”

几天后，小琪也跟明哥吵了一架。她曾是明哥坚定的拥护者，认为他工作尽心尽力，但他的态度让她伤了心。明哥责骂她时，总会要挟说：“你们再这样就别去野外考察了！”小琪则回顶上去，说不去就不去，她很烦明哥的这种要挟，“我又不是为这个来的！”

过去有人曾问过明哥来这儿的原因，他说自己厌烦了城市和枯燥的工作，渴望去野外。可实际上，他总是驻站的那一个，每日的工作也难免重复和琐碎。

6

离开保护站的时候，只有明哥开车送我。可可想送，被他拒绝了。那辆火车只在凌晨发车，出行不便，他还得接新来的志愿者，可可若去，一辆车坐不下。

开到火车站门口，他熄了火。从窗户里头向外看，火车站的栅栏似乎还关着。过了一会儿，他开了口：“你要提前拿身份证去登记。”

我下车打开后备箱，抬起箱子往上走。那阶梯很长，我提几步就歇口气。等进了大厅，所有人都转过来看着我——这儿只有我一个年轻姑娘。

记得在来时的列车上，我问列车员几点到站，那个可爱的大叔扫了我一眼：“一个人啊，黑灯瞎火的，丢了咋办？”我笑着说：“有人接的呀。”第二天我在日记里写道：“明哥就在车门外，是个细心，周到的大叔。那时下着雪，路滑。他给我打了手电，替我抬箱子。”

我又回想起那些平和的日子：

凿冰取水样那天，我们凿了一个小时的冰也没出水。大家说着“这次怕是凿到石头了”的玩笑话，却没人肯放弃。明哥回去拿了锤子，敲着铁棍一点点向下，终于凿碎了冰层。眼看着铁棍卡在里头出不来，明哥、次仁和桑吉蹲下身，一同抓住铁棍，嘴里唱着“一直摇摆”摇晃，大家都笑起来。

回程的时候，太阳快落山了。桑吉肩膀横着扛着铁棍，就像孙悟空。次仁在一旁配音：“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我看着他们的背影，似乎终于有了一些安定感。

那大概是我在这段奇怪的生活里，最开心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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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转山》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