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驱魔人轶事

2018-04-07 16:36:45
2018.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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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生于黔东南一个只有不到二十户人口的水族小寨子“亚孖()”。

亚孖依山傍水,但历史没有附近的苗族、侗族寨子那样长,至今不过百余年。

在水族语言里,“鬼” 叫做 “mang”,可以解释万物。许多水族人深信世上万事万物都有灵魂存在,灵魂会转化为鬼为害人间。凡是不能解释的现象,都是鬼在作怪,凡是夜黑看不到的地方都有鬼,而古老的“水书”,就全是有关鬼的各种禁忌和驱鬼避邪方法的书面记录。

1

清末时,污牛河对面山上的水族大寨子有一支潘氏大家族,兄弟众多,田地横跨河两岸,因离河对面田地较远一户潘氏人搬迁到对面的山坡上,便有了亚孖寨。如今亚孖也依然以潘姓为主,且均为兄弟,山坡最顶上还有着潘氏家族的祖坟。

我小时,寨子附近杉树林遮天蔽日,水田点缀其中。从寨子到最近的镇上需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赶集基本上靠步行,接听外出务工家人的电话,需要到镇上的电话亭。在沿河一带患重病的人,需乘木筏或船只去河下游的镇医院。平日路过寨子的,只有附近的乡人和一些迷了路的乞丐,苗族人猎枪打鸟的枪音,大概是一天中少有的机械发出的声音,飞机偶尔从天上飞过时,能引出各家老小出来观看。

寨子的人对外界地名的了解,只限于印在“胶水桶”上面刻着的“广西 南宁”,或者“广西 桂林”——那时候,这种桶很受欢迎,是寨上少数外出打工的人带回来的。

我出生时,寨子已经实现了温饱,以往秋收前靠借米度日已经成为历史,猖獗一时的盗窃和村寨集体斗殴已经消失了。但寨子鲜有完整接受过初等教育的人,绝大多数人在二三年级因学习成绩差而辍学,女人基本上全是文盲。

那时候寨上的房子还都是木房子,每家有两栋,一大一小,大的住人,小的做粮仓,粮仓上面存放大米和谷物,下面放着用黑漆刷过色的棺木,这是为家里老人准备的,也是胆大的小孩子躲猫猫最好的去处。

这种封闭环境里,对于自然的崇拜和对于死亡的恐惧,让传统的习俗还在自然地延续。小时寨子里走了老人,“喜丧宴”摆上几样水族人的传统菜,逝者在棺木中用棉被盖住,妇女们要围着棺材“哭葬”,全把老人称作“父亲”,带着哭腔,用水族或苗族的歌曲夸赞老人的生前事迹。

哭完之后是土葬。坟墓年代一久就变成了土包,上面的草木茂盛,有不知道的后人往这草堆一刨,便能挖出的一堆白骨,足能让深山里的农人吓得“掉魂”。“风水”好的坟堆也会长树来,放牛的小孩子贪玩往上爬,从树上看到坟前陌生的石碑,也能吓得掉下来。

当世间有了恐惧,自然也就有人去消除恐惧,并以此为生。

人受惊吓,在现代医学看来不过是一个心理问题,但在寨子里的法师们的眼里,则是灵魂遇鬼。“招魂”便也成了寨子生活的日常。

隐藏鬼怪的迷雾森林 作者供图隐藏鬼怪的迷雾森林 作者供图

2

在 2010 年之前,我的父亲热衷于各种法事,凡是家里要做法事,父亲请的法师必定是红爷。

红爷是寨子上的法师,我们水族人叫“gho hang”,和木工、编织工一样是个专业“工种”。红爷能“做法”祛除房子里的鬼神,也能通过丢两片木棍预测凶吉,而施法念咒让新生儿远离疾病更是家常便饭。

红爷就住在我家隔壁,父亲经常去问他有关“法术”的问题,每场法事需要什么牲畜、摆放些什么物品、怎么摆放、该给法师多少钱等等,后来父亲都了然于心,红爷因此经常夸奖他,甚至还有意让父亲学做几门基本的法事,但他不肯。

我后来才感觉到,父亲似乎不是完全信任这套东西,他常常喜欢对伯父说,去请红爷来“bo”一下,或者“rhah”一下 —— 这两个词语都是“念咒语”的意思,但相对于恭敬的用语“yohnjeai”,这两个词非常轻飘,有一种对法师和法事的调侃之味;又有些时候他也会和红爷开个玩笑,问他,“咒语忘记一两段会不会不灵?”又或者,“咒语念错了会怎样?”

红爷却不会生气,只是一副无奈晚辈开玩笑的样子,只对他说:“念咒语,礼到就行。”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有好几年大年三十晚上发高烧,整个过年期间父母总要带着我到处去求医问药做法术,而要做法术,就必须有鸡鸭猪 —— 开始时父亲到处买,后来他干脆养了头母猪,一窝能生七八个猪崽,就能帮我多做几次法术。后来等我身子骨壮实了,父亲也没放下养猪的行当。

如此频繁被“施法”,让我对这些法术的记忆颇为深刻,可第一次让我真正体验“法术”的并非红爷,而是红爷的哥哥削爷。

二十多年前,削爷家有一架烧油的打米机,靠给附近的乡民打米积攒了一笔钱,他本人又是一位木工师傅,总是一个人在家里鼓捣组装水犁,那时大家还在使用煤油灯和松木块引燃照明,屋子里黑咕隆咚,他常坐在门前的空地上对着木板写写画画。逢有集市的日子就让儿子拿犁去镇上卖,一次赚回来的钱抵得上平常人一个月的工钱。

很少有人知道削爷还会用“法术”治病。我四岁那年的冬天发了高烧早晚不退,没有胃口。父亲带我去了削爷家,说明情况后,削爷过来看了看我,安慰父亲说,小感冒没什么大事,“驱鬼”一下就行。

削爷接着就从家里搬出凳子和棕榈树叶子:凳子摆到门前的空地上,让我在上面坐好,然后把棕榈树叶做成的披肩给我披上,接着在我旁边烧纸点香。他围着我转圈,一手拿着散发着烟味的香火,一手拿着棕榈树叶做成的扇子对着我扇风,口中念一堆我听不懂的咒语,而我则被烟味呛得直咳嗽。

父亲让我闭上眼睛不要动,削爷又慢慢转了几分钟后便停了下来,让父亲带我回家,说让我感冒的“鬼”已经跑了,烧开水喝就行。

然而回到家后我高烧依旧,最后大晚上父亲拿了两包“退热散”(当地一种“万能药”,据说含有少量罂粟)回来,煮开水让我吃了,隔天高烧才退下。

3

与削爷相比,红爷确实是相当“专业”的:他手上有两本“水书”。父亲说那是用鬼神的人才能读得懂的书,一般人读不懂。

小时候没有电视,每到大年三十,我们的“春晚”节目只有一个:到红爷家听他“读书”,这种过年的方式直到2008年才停止。

吃完年晚饭,寨子里大大小小就往红爷家走,大人到了打声招呼就走了,小孩子则留下来,围着火炉,火炉一角摆起一张擦得锃亮的桌子,红爷坐在一侧,他的两个儿子坐在另一侧——两人已年近四十,但依旧每年除夕回到父亲家里“读书”。

红爷从房间里拿来两本线装的旧书,书本泛黄,显然已经用了几十年,书页上是竖写的水族文字。红爷能通篇背诵,他把书本递给两个儿子,让他们看着书本跟读。红爷说,除夕夜听书能祛除来年疾病,因此大家也都认真听。读的过程中,红爷时不时指正儿子某个字读错了,时不时又被两个儿子质疑是不是他背错了,一直读到三更天鸡叫。

红爷虽然珍爱这两本书,但并不怕我们小孩子弄坏,等一本读完,就让我们拿书看,让我们猜书上文字的意思。有些水族文字是象形文字,我能记住几十个,算得上是红爷得意弟子了,但我对书上的语法却一窍不通——我问过红爷,他说其实他也不懂。

红爷也是靠手中这两本祖传的“水书”,成为“专业”法师的,被请去“施法”的机会络绎不绝。除此以外,红爷还是寨上做“wan ngai”的指定人选,这个意为“好日子”的法术大多集中在大年三十前几天做,用以祈祷小孩在新的一年无病无灾,身体健康。

今年春节前的农历十二月二十八,一个堂哥告诉返乡的我,他请了红爷给侄女做“好日子”。凌晨一点,敬业的红爷准时敲他家的门,让一家人准备“做法”的东西:墙上要挂一件孩子的衣服,旁边再挂一张厚纸板,纸板上有红爷自己画的两匹马(当然,只有马的模样);地上要摆两捆糯米稻谷、几个鸡蛋、腌鱼、南瓜片,每片南瓜上面都插上细竹筷,竹筷上面再用纸围住,形似树枝;还要有一捆布条,上面要有侄女当天穿着衣服的棉丝和她的头发,如果是很小的小孩要用尿布。

还有其它零星琐碎物品,当然不可缺少的,是给红爷的五十元酬金,放在盛满米饭的碗上——这些物品究竟代表什么寓意,其实红爷也说不清楚。

准备妥当,红爷就坐在地上,倒三杯酒,烧纸点香,把香插在一个装有米粒的碗里,手拿那捆布条开始念咒,咒语念过就是杀猪——要取猪肉脖子上的一圈、猪肚子上的一块方形、猪屁股的一圈、以及猪心和猪肝各一块,让红爷过目,并放在他身旁。

听人说这几块肉在以前都是要送给法师的,但现在“法师”基本不收这些猪肉,因为不好吃。

因为要杀猪,“好日子”算是过往的年岁里,大户人家和地主们表达自己身份专用的“大型法术”。宰杀之后,要把猪头、猪肚子、猪血、一只猪腿和鸡鸭一起,放在一个大锅里炖汤,再放入糯米和菜叶,弄熟了食物过后,还要请红爷来再念一遍咒语,再将这锅“吉日汤”送给寨上所有人都喝一碗,算是接受别人的祝福。

九天后的大年初七,我隔壁邻居的儿子过三岁生日,邻居早早就去骑着摩托车去镇上买了蛋糕、啤酒和糖果,回家杀鸡准备饭菜,还在微信群里“广而告之”,让寨上的人都来家里吃饭。

傍晚时,去“蹭饭”的我趁大家在里屋喝酒,出来透气,站在走廊上,看到红爷像往常一样在门前洗脚,旁边他几个孙子围在一起打游戏。

里屋传来几个侄女们“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有颇为标准的英语说“happy birthday to you”。我想起红爷曾经说过,“满月酒”和“好日子”是一个孩子最重要的节日。

大概是红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小孩会盼着红爷给自己做“好日子”了,在孩子眼里,“过生日”才是最重要的、最开心的。

寨子里迷信故事的见证者——小河 作者供图寨子里迷信故事的见证者——小河 作者供图

4

“做法”并不都是沉闷的念咒,在野外的“招魂”是我小时最喜欢的“野餐”。

寨子周围是密林乱坟,早些年传说还有老虎和猴子,难免有人会在走野路时被突然看到的坟茔,或者动物吓得“掉了一下魂”,岁数大的人从小就教我说,遇到“掉魂”,要赶紧念叨:“魂儿啊,跟我回家吧。”

法师们说,人被吓到后,如果觉得后怕,那就得就地拔草打结,丢在地上,告示后人要小心。要是因为惊吓而生病,病好了过后就必须“招魂”。我们想当然以为,在哪里丢了魂就要去哪里招魂,但实际上,去哪里得由法师说得算,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和规律。

我上小学时,父亲还没有外出务工,每天和母亲早早就要去割草,我去放牛,弟弟在家烧菜做饭,除此之外,我和弟弟还要轮流去我家菜地旁边的“夯姜井”打水。去井口的小路要经过一座小山和一片小树林,山上是祖坟,小树林里还有一些稀稀落落的墓地,有人说我年幼死去的哥哥就埋在水井上面的山上,奶奶们口中的一些鬼怪传说也在那里出没。

我常常让弟弟陪我去打水,弟弟非但不肯,还经常奚落我胆小。每次我硬着头皮去打水,一路上都会提心吊胆,生怕遇到什么东西从草丛里飞出来。

在11岁小学的时候,我还是被隔壁家的狗吓到了,父亲便请红爷出手“招魂”。

红爷、父亲和我带着一只鸡、几条腌鱼、大米、锅碗瓢盆和香火纸钱到夯姜井旁边的草地上。红爷摆上三碗酒,点香烧纸,父亲拿来一只装满米粒的小碗,上面插一张二十元的钞票。红爷对着这些物品念一两分钟的咒语,像是开场白一样,意在祛除周围肮脏的东西,好让灵魂“进来”。

烧火的木柴是不能从家里带来的,我去找好了干木柴,红爷杀鸡,用纸钱抹上一点鸡血摆在地上,之后煮饭、煮鸡,一切程序和野外烧烤并没什么不同。食物熟了后,红爷把米饭和鸡肉摆在三碗酒的后面,用筷子分别往三个酒杯点一点酒,然后再甩开,用手撕下一小块鸡肉、一点点米饭丢在地上让鬼“吃贡品”,然后就开始念咒语:“ha a yi yi ……”

咒语念完,要吃掉“招魂饭”,红爷告诫我说:“不准说话!否则会吓走招来的魂!”—— 吃完饭过后还要去洗手,不能让“招魂饭”进家门,就算我们三人吃不完一只鸡,也不允许带回家。

5

亚孖附近的苗人也有很多我们没见过的“法事”。

与水族法师沉闷念咒不同,苗族的“招魂”更加活灵活现,若有法师到寨上“做法”,必定有不少人围观。

小时认识的“苗爷”就是一位苗族法师。大人说他是专门帮人看疑难杂症和凶兆预测的,能针对那些顽疾“施法”,帮人抓一些草药。实效如何并没有统计,但依旧有人愿意请他做法事,包括我伯父。

伯父家的大儿子年轻时身体虚弱,不到二十岁的年纪,去犁田就累得直冒汗,更不可能像别家的孩子一样外出打工。伯父带他去医院看,也问不出什么,于是请苗爷来看。

苗爷一大早就来到伯父家,我去帮伯父放牛的时候,看到他在门外的木凳子上坐着,一身苗族排排扣子的白色粗布衣,大概六十多岁的模样 —— 伯父前一天跟我说,要提前把牛放走,不能让苗爷看到他有多少牛 —— 但显然苗爷看到了。

下午我放牛回来,苗爷才开始在伯父家的大堂“做法”,伯父早就告知亲戚们苗爷来“做法”的消息,让他们从其他寨子赶过来看,我们寨子的人也想看看名声在外的苗爷如何驱鬼招魂,因此苗爷“做法”的时候,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屋里闷热异常。

苗爷用黑炭在木地板上仔细地画一个大圈,告诫大家不要进来。然后搬了一把高大的椅子坐在圈的一旁,伯父从里屋拿来一个装着米粒的小碟子,坐在他旁边的凳子上,苗爷看了一眼米粒,熟练地用苗族人头上戴的头巾盖住眼睛,两手自然地搭在膝盖上,开始发抖,口中念念有词,是我们听不懂的咒语。

过了几分钟,苗爷头歪向伯父那一边,用苗语问:“你是谁?你来干什么?”

伯父答说,他是大堂哥的父亲,要问问儿子最近被什么鬼缠身了。

苗爷又问“你儿子是什么名字?”伯父说了名字,苗爷边念咒语,边从伯父手中的碗里抓起一粒粒米用手指弹出,等米落在地上,一只脚便往地上使劲敲,口中时不时拖着长音说着“跑啊”、“走吧”……

旁人窃窃私语:“这是‘驱鬼’,之后才‘招魂’。”

又过了一会儿,苗爷突然冒出一句苗话:“爸爸,你在哪里?儿子很怕。”

话音落下,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 看起来像大堂哥的“灵魂”已经被苗爷夺走了,但显然我们都知道他人正在里屋烧开水。

不过既然苗爷已经“变身”为大堂哥了,伯父犹豫一会儿,还是应到:“别怕,爸爸在旁边!”

伯父为了测试苗爷身上的“灵魂”是不是真的是堂哥,问他:咱家里有多少只牛、猪,有多少兄弟姐妹,是否出嫁?

苗爷的回答干净利落。

这像是一台演员演技极高的话剧,虽然过了十几年,我依旧记忆深刻:苗爷借大堂哥的“灵魂”说自己小时经过龙井溪的时候遇到一条大蛇,魂在那里丢过一次,从那以后就一直虚弱;又说后来蛇被石头砸到死了,一条路过的狗吃了死蛇,现在魂在狗身上。

伯父问如何夺回儿子的魂,苗爷说:“买一只狗,在蛇容易出现的溪水旁边杀了就行了。”

这场对话差不多用了半小时,大部分时间都是苗爷念咒语,最后一通咒语过后,苗爷就“醒了”,用头巾擦了一把头上的汗水,再把头巾围到头上,看起来整个过程非常费力。

仪式结束,苗爷低声跟伯父说具体怎么去招魂,大家三三两两地散去。第二天,伯父叫上我父亲,和苗爷一起,带着一只狗和各种香纸去了我家溪边的一块旱田 —— 凡是要杀狗的“招魂”都不允许小孩子去。

这次“招魂”对我们小孩子的影响非常大,从那以后,我们就喜欢模仿苗爷玩“做法”的游戏,每人都喜欢扮演法师,但少有人去扮演被招魂的那个人。

6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90年代末,老家开始流行搞水电,各寨纷纷自行购买发电机。

父亲去县城到处找电动装置,后来造出了寨子里第一台水力发电机,之后又弄来了“第一台”打米机、打谷机、切菜机……

发电机发出的电电压各异(有的发电机是110V,有的是220V),但即便如此,也并不能阻挡电视机的到来。寨上第一台电视机是一个伯父儿媳妇的嫁妆,乡亲们到他家看最流行的电影碟片《刘三姐》和《水仙花》的时候,身为数学老师的伯父就给大家边看边翻译。

2000 年后,寨子用上了自来水和国家统一输送的电力,几年时间里,各种家用电器陆续普及。三年后,红爷靠在家门口卖爆米花攒下的一笔钱,加上自己常年“做法”攒的一些积蓄,装了寨子里的第一部电话座机。那时候电话费挺贵,大家也不知道买这么贵的电话做什么,后来这部电话垄断亚孖的“通信业务”长达两三年,直到手机普及了才结束。

在外地打工父辈们带回来了成龙和李连杰的功夫片,也带回了 CD 机,流行音乐开始在寨子各处传唱:一个苗族学生可以在操场上唱《2002 年的第一场雪》;放牛的孩子开始学着唱堂哥最喜欢的《窗外》;《老鼠爱大米》让隔壁寨子一位名叫“大米”的年轻人出了名;《两只蝴蝶》成为在学校调戏女生的首选。年轻人不再向父辈们学习怎样唱水族歌曲——尽管那曾是父母一辈姻缘的钥匙。

2008 年,公路通到了亚孖,城里的生活方式随之而来。对岸的水族寨子主导了一场“喜丧改革”:以前葬礼客人要送高礼金,丧主要回报以一只猪腿,一场葬礼下来总是入不敷出,而从这一年开始,规矩变成了“低礼金,低回报”。

渐渐的,葬礼宴席的菜肴也开始以城里人的主流菜单为主、水族传统的配菜为辅,打 2014 年寨上一户陆姓人家的奶奶去世后,再也没人做长达几天的“哭丧”了,只是在入殓之前稍微哭泣以表悼念。

十几年后,曾模仿苗爷的我们对“招魂”已经不再相信,生病找人去“驱鬼”已经是被人笑话的行为。寨上不再有人请苗族法师了,有病去医院已经成为常识,水族语言里有了个新词“shu yi”——“输液”。

被“招魂”后,大堂哥结了婚,妻子连怀了三个孩子都没等到喝“三日酒”就早夭了。伯父认为是家里祖坟的问题,“法事”做了不少,法师熬的草药汤也让大堂哥喝了不少,但没效果。

后来大堂哥夫妇辗转各个医院检查治疗,最终顺利生子,现在,若伯母身体有恙,他二话不说,直接从县城赶回来带母亲到县里面的门诊输液,伯父自然也不再张罗办什么“法事”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苗爷是四年前,那是伯父最后一次请苗爷来看伯母的背痛。苗爷依旧是精神的老样子,烟斗,白色布衣,头上围一圈藏青色头巾,穿苗族黑色的宽脚九分裤衩,一双解放鞋,只是手里多了一个诺基亚老年手机。

他听说我已经是大学生,就问我当今做什么事情做赚钱,我开玩笑说传销,他严肃地对我说:“开公司最赚钱!”他接着就说了许多自己去老板家里“做法”的事情,然后让我也去开公司赚钱。

我总觉得有些讽刺。

迷信犹如那条公路,渐行渐远(作者供图)迷信犹如那条公路,渐行渐远 作者供图

7

回头看来,也不是寨子里每一个法师,都能像红爷和苗爷一样获得名声和地位。

我的姨父希伯是河下游一个水族寨子里唯一一位法师,他继承父亲习来的本领,四十多岁左右就开始给寨上刚出生的孩子做“满月酒”,算是本地年龄较小的法师。

小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姨夫是一位法师,而是一直认为他是一位养殖户和锯木工人。小学暑假,父亲经常送我到希伯家,他在房子旁的水塘养鹅,每天晚上我都要和他一起去田里驱赶鹅群。

那时候没有疫苗,家禽瘟疫一到,鹅就成群地死,大人并不觉得吃病死的家禽有什么危险,伯母用酸辣椒腌制鹅肉,逢人就取出来吃。

希伯一直试图找药方阻止瘟疫:把鹅放到河边躲避瘟疫,无效;上山找一些树叶拌菜做饲料,也无效;最后他用自己的老本行,试图用法术给鹅祛除瘟疫,围着鹅圈点香火,再念一些咒语,但依旧无效。

后来,希伯终于放弃了。靠着养殖得来的本钱,希伯从县城买来锯木机,在家旁边开了个小作坊。那时候,寨上的人都认为希伯是个成功的人,有本事赚钱,有头脑学习技术,家里的子女也少惹事情,而且还是一位法师。

希伯精通一种我们称之为“yohn khah”的法术,“能调解兄弟父子不和”,从而家庭和睦。我印象里,希伯在2005年给他的大舅哥一家做过这种法术。

在那之前,大舅哥一家几乎每年三十晚上都闹事:不是老子在喝酒时骂俩儿子不孝,就是俩儿子责骂父母不会做人、到处喝酒;不是老子提砍刀追俩两儿子出门,就是俩儿子拿板凳轰父亲。一闹,家里的女人们就开始大哭大叫,一个好好的年夜饭也就泡汤了。

于是,大舅哥寻思着让希伯来做一场“yohn khah”。

希伯当时总是一身夹克和一双皮鞋,不像那些年老的法师随身带着烟斗,抽的是一块钱一盒的“男子汉”。为了显得老成,希伯戴那种老人喜欢的军帽。他到了大舅哥家后,就指点让他们张罗法事用的材料,把收集来的材料放在大堂神龛下面,鸡蛋、腌鱼、布条等一应物品都需要他一一验看,包括这种法事专用的两条狗,也要煮好了放在两旁

希伯将材料摆好,中间放了一个圆形筛子,里面放着大舅哥父子三人的头发和衣服上的棉丝,还有两块手指头大小半圆的木块。希伯就坐在筛子旁边念一些水族话的咒语,过程简单,没什么滑稽的姿势:“boo,祖先在上,吃饭啦、喝酒啦、吃肉啦”,念的过程中要先后往地板上洒一点米饭,几滴酒,一块小肉片,然后说“ha a yi yi……”念的时候拿着木块往筛子上扔,看那两只木块是交叉还是分开,最后再用筷子往酒杯里点一点。

整个过程显得有些随意,咒语念过就结束了。听老人说,木块交叉越多,说明今后父子关系越好,否则是越来越差。

8

和网络上那些做场法事收入不菲的“大师”不同,水族的法师只凭一张会念咒语的嘴吃饭,一场法事收入不过二十元,作为补偿,主人家一般会给法师摆上一桌好酒菜,而法师却不能在这种宴席上喝太多酒,否则会惹来闲话,让人们以为这“法师”就是专门寻着酒水上门做法术的,不会灵。

可希伯贪杯,这对法师来说是个大忌。

早些年,希伯也遵守这一行业默认的禁忌,那时候他的子女还未成家,还专心在锯木材的事业上,酒自然喝的少。待到 2010 年,希伯子女成家,锯木材生意也日渐没落,他嗜酒就成了常态,即使在做法事的主人家也不例外。

希伯不仅贪酒,还经常在酒桌上耍酒疯,听父亲说他曾经在酒桌上和人打赌有没有鬼、能不能捉鬼,又有一些传言说,希伯公开说自己所做的法事没用。这一切都使得希伯开始不受待见,邀请他做法事的人也渐渐减少了。

那时候,父亲还一直为希伯感到可惜,“要是他不是那么好酒,五十多岁的年纪,完全可以一直做下去”,也不会导致如今连子女都不愿回家团聚的局面。希伯也曾经跟父亲说,自己命是如此,法师这碗饭不是每个人都吃得起。

就在父亲唏嘘完希伯命运后,在 2010 年 5 月的一个晚上,父亲在去乡下做木工的时候倒在了工地旁边,疼得“感觉肠子肚子被刀捅了,但看不到刀”,有人打电话给了大堂哥,堂哥骑着摩托车带着父亲先到镇上,后来又坐车去了县医院,第二天做了阑尾切除。

手术过后我才赶到医院,躺在床上的父亲回过神来,不顾虚弱立刻要给我和母亲上课:“还好到医院来了,假如还像往常那样拖着一身病找法师算命招魂,那估计就完蛋了!”

这话后来他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几乎每次客人到家都说有病要到医院,几乎成为了县医院的宣传大使。他不再嫌弃“几颗眼屎大”的药粒贵了,母亲胃口不好,他也不再认为这是些鬼怪缠住肠子,而是开始给母亲买“健胃消食片”。

其实,父亲对待迷信的矛盾态度,致使我和弟弟早都不再信任法师那一套,只是碍于父辈的权威而礼貌地遵守。

9

2010 年过后,务农在亚孖成为了“副业”,外出务工成为了寨上绝大多数青壮年的选择。大家新年时的问候不再是“今年你收了多少大米?”而是“今年又赚了多少?”

每家每户都有了代步的摩托车,有部分人有了私家车,家具、装修开始参考城里的房子,农村特有的细小瓦片也换成了工厂批量生产的大块瓦片,不少人不再住木房子,开始盖小楼房。大家开始注重教育,亚孖比其他寨子尤甚,孩子都送到镇上的幼儿园,然后都要到县城或镇上读小学。

但偶尔,遇到人生大事的时候,长辈们还是希望能借助鬼神的力量预知未来。

比如对于我母亲来说,算命就像是一种精神鸦片,她明知道这事有些荒唐,但凡是有大事不去请师傅算一算,又好像放不下似的。

亚孖的算命师傅不会在街上摆摊弄些“上上签”之类的道具,要算命,得去师傅家里。算命分两类,一种是给活着的人算姻缘凶吉、前途命运;还有一种是给死人算命,把死人的灵魂招回来,暂时寄在算命师傅身上,借算命师傅的嘴说死人的遗言,这种算命,人入了土后就得去师傅家里,不能等太久,久了灵魂就招不回来,算命就不准了。

无论是水族师傅还是苗族师傅,都有个规矩:不能强求师傅算,否则就算不准。师傅不在家时也不能催,否则也不准。

2012 年 7 月,我高考结束要填写志愿,父母既担心我的前途,又怕我离家后照顾不好自己,今后生什么大病。两人商量过后,母亲说要带我去算命。我当然不会相信这种事,但又按捺不住猎奇的心理,同意了。

母亲带着半斤大米和少许钱,领我去了很远的一处叫姑悠村的苗寨,找一个女算命师傅——当年爷爷去世的时候,母亲和伯母曾经来过。当我们到了师傅家时,她儿子说她在山上的菜地还没回来。

母亲有些失望,因为据说这是当地算得最准的算命师傅。但母亲又安慰我说不找这位也行,因为这个师傅算命时经常夹带很多汉话,听不懂。

母亲又带我去找另一个女师傅。我们来到一幢两层楼房前,大门紧闭,母亲让我去敲门,一个比母亲年纪稍大的女人开门了,女人看起来和我母亲没什么差别,一眼看上去就像个普通农妇,兴许刚从菜地回来,远不如红爷和苗爷那样有气场。可母亲忙上去问候,原来这就是母亲要找的算命师傅,伯母介绍的。

师傅让我和母亲坐在楼下,她上楼去拿法术道具,很快就下来了。房间有点暗,她走进过来看我,上下打量过后说,“可以开始了”。她让我坐在一旁,从神龛上拿来香纸,母亲赶紧把大米倒在她准备的小碗上,再把二十元钱折叠插进碗里。师傅点火烧纸再焚香,把香火横放在浅浅的小碗上,看起来非常随意。然后,她就把头上的头巾折叠,干净利落地盖住眼睛,念起咒语了。

女师傅念咒语的声音很大,我估计外面的人都听得到,也听得明白,一时觉得尴尬无比。叨咕了大概一两分钟后,她开始用苗话问我母亲,要看谁的命?母亲报上我的名字,女师傅就再念一两分钟咒语,再次开口说“人话”时,表示我的灵魂已经移到她身上了。

照常规,母亲先问一些基本问题,验证她是不是变成了我——我家有多少人、爷爷奶奶是否还在、家里有没有牲畜、我们家有没有人在家(当时父母在镇上务工)、我母亲和父亲在兄弟里的排位——师傅用手比划数字,然后再说出来,我惊讶于她能回答得完全正确。

之后母亲问她我命硬不硬,能活到什么时候。她回答说年轻时“我”差点死了,捡回来一条命,所以命很硬,但却不愿意透露我寿数。

母亲最后问她我今后会做些什么工作,她用食指在另一只手的手掌上画画,说以后能拿笔写字。

等母亲的问题穷尽了,师傅又念了一两分钟咒语,人“醒了”,对我母亲说,“孩子没事,不用瞎操心”,然后又聊了十多分钟的家常。

回来的路上,母亲问我“准不准”,我说还行。但母亲似乎很重视师傅说的话,回去后跟父亲聊了很久。弟弟听见了,却直接跟母亲说:“那么傻,哥哥的事,别人怎么知道?算这个有什么用?”

尾声

在我算完命一个月后、去大学报到前的一天晚上,伯母带着嫂子和我去红爷家看他三儿子,老三从过年后肚子不时疼痛、到我高考过后就住了院,再到我大学开学前,医院已经拒绝接收了。我们到红爷家时,老三光着膀子躺在走廊的空床上,红爷和老伴上下忙活。

红爷忙了一会儿,坐在离老三较远的床铺上,没有说话,虽然灯光很暗,但我能看出来他两眼红肿。他时不时地抬头望下老三的床,然后拿起床边一盒盒白色的药盒看看,又放下。

他半辈子给人施法祷告,没想到对儿子病痛却无能为力。一个月过后,红爷不得不接受老三去世的事实。

现在,红爷依旧在过年的时候,重复着几十年前的法术仪式。只是大家对他的评价有所变化:早年因为生了五个儿子,他被邻里乡里认为“命硬命好”、“吉人有大福”,在三儿子病死后,大家又说,祸福相依,红爷也只是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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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路边野餐》剧照
插图: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