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非洲毒贩骗去运毒的中国姑娘

2018-04-09 17:59:31
2018.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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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季广交会的一个采访活动上,我偶然认识了66岁的英文老师阿麦。

三杯以色列红酒下肚,两颊已经微红阿麦倒在沙发上的身体前倾过来,拿出手机,给我看一张照片。

照片里,一位约莫20岁出头的女孩站在草地上,背后是广州某大学的教学楼。女孩是一副大学生拍毕业照的标准装扮:一头长碎发,带着眼镜,宽松的白色衬衫,打着深红色领带,一袭黑色长袍,左手伸出两个指头做着“V”字,右手半举着卷成筒状的毕业证书,望着远方微笑。

阿麦说,这个女孩是他的学生阿梅,他已经大半年没有她的信息了。

“多好的年华,可她现在越南的监狱里,终身监禁。”说完,阿麦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觉得我可以信任你,希望你能写写她的事情。”

在随后几个月里,在根据阿麦、阿梅的姐姐阿兰和哥哥阿明、协助案件的孔律师和办案人员H的讲述,以及后来在越南河内人民医院里与阿梅本人的交谈,我终于梳理出了这个中国女大学生被尼日利亚毒贩骗到越南贩毒、被抓获判终身监禁的故事。

1

关于阿梅,故事还要再倒回到2010年。

某一日,刚毕业做起了印刷的阿梅接到一条QQ信息:“Hi, I am Kevin, doing business in Guangzhou, nice to meet you.”

时常在QQ上打广告,宣传印刷业务,接到这样的问候,阿梅并不惊讶,快速地回了一句:“I am May, nice to meet you.”

Kevin告诉阿梅,他来自尼日利亚,在三元里做服装外贸,时常需要懂中英文的翻译。阿梅则告诉Kevin,她刚毕业,做印刷,但一直想学习外贸,也想提高英文水平,以后有机会从事外贸。

需求一拍即合,两人由此聊开。Kevin时不时告诉阿梅,今天去工厂,明天去拿货,后天去寄货。阿梅也偶尔打去电话,因为她想做外贸,就必须锻炼英语口语和听力。阿梅去三元里见过一次Kevin,参观了他的“服装店”,那是一个仓库货格,里面堆了一些衣服、鞋子。Kevin说,这是他与其他“兄弟”一起租的仓库,他的生意以出口为主,并不需要经营门店。

Kevin多次告诉阿梅,通过他,她可以有机会学习外贸,还可以趁机出国旅行,结识不同的朋友,最主要是建立国际客户圈,打开国际市场。

断断续续接触5个多月后,Kevin给了阿梅第一次兼职机会,那也是她第一次出国的经历:到印度拿服装样板。

阿梅问过Kevin,拿个样品并不是多困难的事,你帮我把签证、机票、住宿等全部办理了,还给1500元的酬劳,这笔费用并不低,为什么不亲自去?

Kevin回答,对商人而言,时间就是金钱。他太忙了,实在抽不出好几天的时间去拿样板。Kevin还强调:“计较小钱就会失去大钱。”

计划着不久的未来要开一家服装店的阿梅,对这个说法很是认同。她出身惠州农村,作为家中唯一上了大学的孩子,阿梅知道家人寄予自己的厚望。年轻好强的她对未来充满信心,甚至野心,她知道广州贸易发达,更看好非洲的广阔市场,有这样的机会,她要抓住。

在三元里地铁站内寒暄了几句,Kevin拿了阿梅护照说赶时间,就走了。一个多星期后,Kevin寄来了护照和机票,阿梅请了两天假,飞去了印度新德里。

第一次出国的阿梅很是兴奋,她心想,怎么说,这也是她的第一次商务经历,要负起责任。

然而,这一次阿梅并未得到多少“商务经验”。前来机场接她的“印度客户”也是非洲人。阿梅没有看到客户的工厂,也没住进酒店,而是被带到客户在新德里郊区的家中。Kevin打来电话告知阿梅,服装样品并未准备好,酒店距离太远,希望她在客户家休息、等待样品。

两日后,客户告知,样品还未准备好,阿梅跟Kevin商量,Kevin让她先回国。

虽未拿到样品,道歉的却是Kevin:“是我安排太匆忙。”并按照约定支付了阿梅说好的300美元报酬。这种谦逊的态度让阿梅觉得,Kevin至少是个守信用的朋友。

第二次的出国拿样品的邀约是2011年五一劳动节。

Kevin说,需要阿梅带一批服装样品到马来西亚给客户,并带回客户的样品。和上次一样,Kevin给阿梅办了签证,买了机票,定了酒店。阿梅顺利地把一袋服装样品带给“客户”,“客户”却告知阿梅,他的样品还没准备好。Kevin跟上一次一样并没有生气,还安慰阿梅说,最重要的是把样板带给对方,对方可以选择下订单。

阿梅在马来西亚的客户家里看到一堆刚印刷好的圣经,得知客户时常给社区印刷经书,便把自己做印刷的名片给了对方,告诉对方:“有需要可以找我,我专业做印刷,价格实惠。”

没想到这个举动在她回到广州后却惹来了Kevin的责骂:“对方没准备好样板,是对方的问题。但你把名片留给他,让他直接联系你,这就是你的问题。你违背了商业法则,那就是不要抢朋友的生意。”

阿梅很是委屈,解释说印刷和服装不存在抢生意一说。Kevin很快道歉,说错怪她了,但“不抢朋友的客户这是商人应该有的诚信和态度”。还说,希望阿梅记住并遵守,“这是很重要的做生意和交朋友的原则”。

“那一次他骂我,我觉得他是个正直的商人,他在教我做人和做生意的规则。”

2

2017年12月底,监狱里的阿梅打通关系,得到外出到医院检查身体的机会。我陪同阿梅的哥哥姐姐以及阿麦,假装成阿梅的表姐,在越南河内人民医院见到了阿梅。

阿梅仍带着眼镜,穿着条纹狱服黑色外套,由两个女狱警监护着做各项身体检查。

利用午饭和等待检查结果的时间,阿梅的姐姐买通狱警去一旁吃饭,阿梅才有机会向我这个“表姐”讲述Kevin是如何一步步设下的圈套,“我就是一颗棋子,是一只无知的小白兔,一直以来按照猎人的指引,走向他早就埋好的陷阱里。”

被非洲毒贩骗去运毒的中国姑娘

致命的陷阱设在2012年国庆节。那个假期,阿梅全家人回到惠州老家团聚,阿梅还带了此前从印度和马来西亚买的手信回家。

阿梅父亲在老家做水泥工,母亲务农,家中有4个兄弟姐妹。知道阿梅一边工作一边还自强不息学习外贸,有额外的收入,又在计划开店,全家人很是高兴和骄傲,并未曾嗅出里面的危险。

10月3日中午,阿梅接到Kevin电话,要她4日去越南拿样品。时间太紧,还在假期与家人团聚的阿梅想推辞掉。然而Kevin却说,事发突然,刚刚用阿梅的名字定了机票,改不了了,阿梅只好不情不愿地赶回广州。

回忆起来,姐姐阿兰和阿梅都说,很多兆头预示着这趟旅行会出事:

在过海关出示机票时,海关提醒阿梅,回程的机票已经过期4天了。打去电话,Kevin解释,时间太急一时买错了,回头就给她订票。阿梅有点疑虑:Kevin明明说昨天才买的机票,怎么能买到过期4天的机票呢?但赶着时间,阿梅也没多想。

4日晚入住河内德辉宾馆后,阿梅头痛欲裂。Kevin叫阿梅坚持坚持,说客户第二天会把样品送到她房间,拿到样品她就可以立刻回国。然而,5日阿梅等了一天,没有任何客户的踪影,而Kevin说的回程票信息也没有发过来,阿梅隐隐约约感到不安。

直到6日晚上,阿梅接到前台电话,说有人在302房间等她拿样品。同时Kevin也打来电话通知她,客户到了。

来到302,阿梅见到了自称C的“客户”。那是个中年泰国女子,身材强壮,她指着床上红色的皮袋告诉阿梅:“那是给你的样品。”

阿梅打开皮袋,里面是儿童玩具、零食,还有个黑色Gucci皮包,很重。除此之外,皮袋底部还有三本书,就是没有说好的服装样品。

“服装样品在哪里?这些不是啊。”阿梅觉得奇怪。

C摇头说:“我不知道,问派你来接收的人吧。”

阿梅给Kevin打去电话,Kevin说,除了服装,他还做其他生意,“那些也是样板,整个包带回来就是了。”

放了电话,阿梅还是感觉奇怪,为何Kevin一开始不说清楚是这些的样品?这个客户为什么这么焦急、一次又一次地催着她“快拿走、快拿走”?

对方越是焦急,阿梅越是疑虑,提出再看看包里的东西,把零食和玩具拿了出来后,阿梅碰到那三本密封好的书——三本书的手感和重量让阿梅感到奇怪,做印刷一年多,她见识过各种包装的书,这三本书无异超过正常重量,而且重心集中在底部。阿梅在书皮上敲了敲,手感和声音都很异常,于是提出拆开密封包装看一看。

一听阿梅想拆书,C一把将书抢了过去,塞回去包里,并警告:“你不能毁坏了书,要看你必须打电话征求同意。”

阿梅又给Kevin电话,没想到Kevin这次用命令的语气恶狠狠地说:“你的任务是接收这些东西并带回中国,不允许弄坏任何东西。如果要看,可以,但是要确保不能丢弃或者毁坏包里的任何东西。如果损坏,你负责不起!”

在阿梅和Kevin通话的时候,C在房间里绕起了圈,高跟鞋踩得地板“哒哒哒”地响,让阿梅更心烦意乱。

C的紧张和Kevin的暴怒告诉阿梅,这三本书有问题,她不能轻易接收。看到阿梅拒绝,C打起来了电话:“你搞什么啊?她不肯接收东西啊,你快叫她接收啊,开什么玩笑啊?快命令她接收,我得走了。”

阿梅偷瞄到C电话屏幕显示通话人为“Kevinda”,听着对话,阿梅猜想,电话那头应该是Kevin。

C电话刚放下,阿梅的手机就响了起来,同时来了的还有好几条信息,都是Kevin的。他一改前一个电话的强硬语气,放低了音量和态度:“听我说,你快点把包拿回去你的房间,然后退房,换另一家更好的酒店给你住。”

“可是,这里面没有服装样品啊,而且,我有点担心,里面有危险的东西,可能是违法的。”直觉告诉阿梅,里面极有可能是毒品,她干脆明说,“我怕里面是毒品。”

“我给你钱,就是让你帮我带样板回去,不要管那么多,不要想那么多,快带回来给我,否则我给你钱干什么?”Kevin看软的不行,又变得强硬了。这种强硬让阿梅更加确认,皮包绝对不能拿。

就在阿梅焦急地想着怎么办时候,C突然把皮包塞到阿梅手上,自己开了房门跑着下楼。阿梅惊呆了,她想跑出去把皮包塞给回C,但却发现紧张得双腿颤抖不停,无法移动。正在手足无措之际,阿梅听到隔壁的房门也打开了,一群人跑了出来。几个人往楼下跑,几个人冲进房,把阿梅围了起来。

阿梅第一反应是这些人是C的同党,害怕得一动不动,直到听到有人说“police,police!”她才松了一口气,顺势瘫坐在地上,说:“请帮帮我,这不是我的,是那个女人的。”

C在酒店大堂被警察抓住了,阿梅也被带回警局做调查,上警车前,C还对着阿梅奇怪地笑。到了警局,阿梅还想当然认为,警察是会帮她的。

3

越南警方给阿梅找了个会说中文的女调查员,人称“燕姐”。

一包白色的粉末放在阿梅面前的桌子上,燕姐坐在阿梅对面,盯着她,指着粉末,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阿梅心里猜,是毒品吧?但她不敢说,只能摇头。

“是海洛因。”

阿梅无言,她的猜想和担忧变成现实,心里惊慌、恐惧、无奈,各种情绪杂乱混合在一起。

“你的皮包里,一共有2780克的海洛因。在越南,非法生产、藏存、买卖或侵占600克以上海洛因就可以实施死刑处分了。”燕姐看着阿梅,神情严肃,“你有2780克呢!”

“不,皮包不是我的!毒品不是我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来拿服装样品的!”阿梅拼命摇头,哭着解释。

“我不知道你们中国的法律怎么判,但在越南,只要是从你身上搜到毒品,你就犯了毒品运输罪。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就是毒贩,必须承担责任,这是越南法律规定的。”

阿梅感到了无助,只有拼命摇头:“我不是毒贩,我是受害者,我被陷害的,被骗来越南的!”

燕姐厉声道:“你怎么会没罪?毒品在你身上被找到,就是有罪。”

阿梅仍是摇头,她想不通为什么什么都没查清楚就认定她是毒贩,她不想与这个调查员说话,只想见家人。

此时远在中国的阿兰,姐妹连心般感到头痛,心里难受,有一种难言的不安。阿梅登机前还给阿兰打了电话,告诉她10月5日当天拿了样板就从越南回来。可等到6日,阿兰还是没接到妹妹报平安的电话。她给阿梅打电话,国内电话无人接听,联系不到妹妹,阿梅连续两天心神不宁:“6号那天我心神不宁,心慌慌的,还吃了些保心丸。”

那段时间新闻报道有人洗澡时煤气中毒,阿兰甚至在想,阿梅是不是在家洗澡出事了?赶紧和弟弟阿明跑去阿梅在广州的出租房,叫了物管开了房门,看见阿梅不在房间里,阿兰松了一口气,却继续悬着心。

阿兰去报警,得知要回惠州老家才能立案,她最后找到出入境管理局和大使馆,才得知妹妹涉嫌犯法被拘留在越南。

那天阳光毒辣,但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阿兰和阿明坐在出入境管理局门外的花基上,恍恍惚惚,心里期待着: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开了个国际玩笑吧?

阿兰一周后来到河内,见到阿梅那一刻,姐妹两人抱着痛哭。阿兰忍不住打了一下阿梅,抱怨道:“发什么神经?怎么会扯上毒品?”

怎么扯上的?阿梅也是无助和迷茫:一个星期前,坐在飞机上,她还计划着,不仅要开店,还要开服装厂,专门给非洲供货,却没想到自己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毒贩。

接下来的调查里,连续一个月,燕姐每天都来找阿梅聊天,握着阿梅的手,软硬兼施:

“我查了你的资料,知道你做印刷的,也知道你是大学生,刚毕业,看你样子也是老实人,真是命运弄人啊……”

“就算你不承认毒品是你的,但是毒品在你身上这件事你不能不承认吧?这个事实就证明你就有罪了。但是,其实你的罪很轻……”

“我们有时候自己犯罪都不知道,例如停车,有时候不小心停过了线,多在路上停了几分钟,就被抄牌了,我们明明不想犯罪的,可是就是被抄牌了啊,只能交罚款,你也一样,不想犯罪的,但是被利用了,犯罪了,也只能求情了……”

“这是越南,你没办法改变法律,你确实犯罪了,只是,你的罪名很轻,需要跟法官求情……”

“来,你给法官写个‘求情信’好不好?你不写的话,法官会判得更重。”燕姐最后说,“我会跟法官说,你是无辜被利用的,可怜的孩子,法官会酌情考虑的,最多两年,真的,写个‘求情信’,一两年你就可以出去了。”

阿梅不想写——自己明明是受害者,被骗过来的,为何反而成了毒贩?还要求情?然而,连阿梅的代表律师、专门承接毒品案的杜姓律师也只能告诉她——当场被抓,携带毒品就是犯罪行为,即便主观意识上没有犯罪意图。

见阿梅仍不愿意写“求情信”,燕姐只好说:“那我写,你签个名字吧。”

杜姓律师也鼓励阿梅,“认罪求情才能从轻发落”。

“求情信”写的是越文,阿梅看不懂,听燕姐念了一遍,听着也是事情的经过。一个月的相处下来,燕姐时常将心比心的安抚,让阿梅心想,燕姐至少不会害她,于是在求情信上签了名。

4

阿梅在“求情信”上签名后,燕姐就再也没出现了。直到2013年4月18日,在越南第一审刑事法庭上,燕姐读出阿梅“求情信”的那一刻,通过翻译,阿梅才知道,原来那根本不是“求情信”,而是“认罪书”。

阿梅在庭上大喊:“燕姐你出来!你说写的是‘求情信’,怎么变成‘认罪书’了?我根本没有认罪,为什么要诬陷我?这不是我的‘认罪书’!我没有运输毒品,我没有认罪……”

然而,除了家人和阿麦,没有人听得懂她的话,也没有人相信她的话。即便法官猛敲法槌喊“安静”,阿梅还是挣扎着大声哭用力喊,阿麦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阿梅如此气愤和绝望。

根据越南《刑法》,对于非法藏存、运送、买卖毒品的,犯罪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2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阿梅被判了无期徒刑,与她一起被抓捕的C则判了死刑——后来阿梅才辗转得知,C是个货真价实的跨国毒贩,美国缉毒局DEA(Drug EnforcementAdministration)监视了她一段时间,掌握了她的行踪后,给河内警方打了电话,河内警方跟踪她到了这家酒店,阿梅因此卷入其中。

阿梅一家提出上诉,请了国内的孔律师协助,但二审依旧维持原判。阿梅向警方、律师和法官都提出,抓到那个Kevin,就可以证实她的清白。

但是,Kevin却消失了——阿梅提供的Kevin的电话号码都过期了;广州警方取走了阿梅的电脑,QQ里留存的阿梅与Kevin的沟通信息,与她向越南警方陈述的完全一致,但是Kevin的QQ、邮箱都被注销了;而QQ和手机里的信息,只能作为减轻阿梅罪行的证据,却不能证明阿梅没有犯罪。

阿麦从2012年开始一直在尝试找Kevin,但始终无果。我为了打听这个Kevin,多次咨询广州尼日利亚“社区领袖”Ojuku,他的绰号叫“在华非洲总统”,1997年来到中国做生意,开了自己的公司和工厂,后来与中国女人结婚,育有两个子女,能力和影响非同小可。

Ojuku说,自称叫“Kevin”、在广州经商的非洲男子太多了——在三元里,你大喊一声“Kevin”,10个人中,至少3、4个会回过头来问:“What’up,bro?”如果没有照片和更多个人信息,想找这个Kevin,即便对他来说,也难如大海捞针。

虽然在广州的社区里有很多努力工作的非洲人,但Ojuku也无法否认,正是这样一群“Kevin”导致尼日利亚声名狼藉:2009年6月,有尼日利亚“毒王”之称的罗伯特因贩卖海洛因5978.1克,在东莞市被判死刑;2011年,3个尼日利亚毒贩被判无期;2013年,佛山抓获尼日利亚贩毒团伙;2016年,尼日利亚人阿顾拉在珠海受审,他多次贩卖运送冰毒超过4000克;2017年,广州海关抓获尼日利亚籍池某、中国籍刘某等3人,缴获包装毒品作案工具和藏匿毒品道具一批……

尼日利亚《先锋报》也曾报道,目前约有500名尼日利亚人正在中国监狱里服刑,其中超90%罪名与贩毒有关。

通过孔律师,我找到了阿梅案的办案人员H警官。

H警官介绍,“金三角”近几年通过越南转进中国的毒品越来越多,以海洛因为主。其中,非籍贩毒人员中,尼日利亚籍毒贩占了最大的比例。这些人加入贩毒集团后,经常在中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活动。在珠三角,他们借做服装、鞋子、皮具贸易之名,认识、接近中国女子,并利用其贩毒。

H说,阿梅当然不会知道,对待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中国女子,这些“Kevin”们有不同的策略和方法:

“对缺乏爱情的单身女子或离异女人,他们会甜言蜜语、疯狂追求,让对方成为女朋友;对家庭贫困的女子,则以金钱和前途引诱;对阿梅这种有事业心的女孩,则以帮助对方做外贸生意、带其出国建立国际商贸关系为由。他们通过种种借口和手段,一步步获得对方信任,然后利用对方身份证件寄收邮件、包裹,或者请对方帮忙收寄邮件,当然,也会聘请对方出国旅行、拿‘样品’,这些都是他们贩毒手段。”

经过H手上的类似阿梅这样的案件,一年不少于10单,6成以上有中国女子涉及其中,他也相信这些中国女性大多是无辜受骗者。但是,“Kevin”们太聪明了,他们有计划、目标,一步步引诱、利用,一旦发现中国女子被抓,他们就立刻消失得无踪无影,而受骗者又难以自证清白,无辜受冤。

H说,在佛山,曾有给非洲毒贩生了孩子的中国女子,被抓的时候都不知道对方拿她的身份信息邮寄过多少毒品,最后死也不愿意相信自己被骗了,只能抱着孩子痛哭。

5

Kevin凭空消失了,警察也无可奈何。被关进越南监狱里的阿梅,前半年也只是哭。

监狱里,生活简单而枯燥。每天早上5点半必须起床,洗漱后,6点吃一碗连青菜都没有的白饭早餐,7点开始劳作,中午11点半吃午餐——比早餐多一份青菜,午饭后继续劳作,直到6点半的晚饭时间。晚饭的白饭可以自己添加,除了青菜,偶尔还会有一块豆腐或一个鸡蛋。

犯人们每日劳作至少8个小时,主要是制作拜神所用的香烛、香线,必须完成规定的产量。日日如此,月月如此。

作为外籍囚犯,阿梅与其他女犯格格不入,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

刚进去一段时间,阿梅和C关在同一个监狱,不同牢房。C很快结识了一群狱友,组成一个团伙,时常欺负阿梅。

劳作的时候,阿梅完成的香烛会被她们明目张胆或偷偷拿走,扔回来未包装的香烛,导致阿梅每天至少加班到晚上10点才能完成当日工作量;阿梅不能闻烟味,她们却故意在她面前吸烟,把烟吐在她脸上,让她咳嗽不已;阿梅买的开水,时常会被用光,她的水壶里,会出现唾液。

阿梅走路必须时刻关注着脚下,因为总会有人伸腿出来绊她,走得慢了,总会有人用力推她,顺便捏她;她们故意在阿梅面前做下流动作,说黄色笑话,关键词还要用英文重复几次……

阿梅试过跟监狱管教投诉,管教却说,他们无法处理犯人的生活问题。

不久后的一个深夜,阿梅听见牢房里传来阵阵哀叫声,第二天,C就被转移去了其他监狱。然后,阿梅被分配搬进了C曾经住的房间。

住进去的当天,房间里的一个女犯N就问阿梅是否认识Kevin。阿梅害怕,连连摇头,躲到一边。

但阿梅隐隐感觉,这个女人知道一些内情,于是也有意识接近N。每次收到家人寄来的衣服、食品、生活用品,阿梅总是和N分享。得到好处的N慢慢不再欺负阿梅,开始把阿梅当成朋友。

阿梅逐渐得知,N是泰国人,从小离家出走,是个性工作者。她在马来西亚的红灯区认识了她的男朋友,在越南被抓后,便与男朋友断了联系。入狱多年,她从未收过任何包裹,也从未有任何人探望过她,没有钱,她也无法买通管教联系男朋友。

N告诉阿梅,她之所以一见阿梅就问她是否认识Kevin,是因为Kevin“是我们团伙里的兄弟,你是她女朋友,我会帮你的,不让别人欺负你”——原来N一直错以为阿梅是Kevin的女友。

N还向阿梅透露了更多的信息:她确实是毒贩,与男朋友在东南亚多国贩毒多年。他们和Kevin都隶属于于马来西亚的一个贩毒集团,Kevin的区域以中国为主,C是Kevin的手下。她在泰国贩毒时候曾见过C,因为她贩毒拿的份额比C多,C还曾在集团里闹过一次事。

N说,C很泼辣,也很狠心,生气的时候随便打人、骂人。C喜欢到处说谎,说自己有老公、家里很有钱。而阿梅之所以总被女犯们排挤刁难,就是因为C曾给她们说,自己看着阿梅可怜没有家人,给阿梅买过饭吃,没想到阿梅翻脸不认人,所以一有机会就找人“修理”阿梅……

N还告诉阿梅,C之被转移了监狱的原因是她怀孕了。越南监狱有规定,如果女犯怀孕了,犯人可以出狱生孩子,但孩子的父亲如果被查出来,则必须入狱。那个男人不想入狱,就找人给C传来了一根木柄牙刷,要C堕胎。C一开始不愿意,但好几次夜里被蒙起脸“修理”。于是,在N的协助下,C用那个牙刷堕了胎。

阿梅才明白,她那晚听到的哀嚎声是怎么回事。

6

阿梅慢慢知道,她那个房间40多个女犯,罪名几乎都与毒品相关,其中还有7、8个中国籍女子。

刚进去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说自己是无辜的,但时间久了,阿梅发现,别的国家的犯人大多数是相互认识的,也大都认识Kevin,很有可能都是同一个贩毒团伙的。她尝试过和另外几个中国犯人交流,但是每次都会被团体里的外国犯人骚扰。

阿梅想通过N打听Kevin的下落,又不敢太明目张胆。她把家里寄来的钱分了一些给N。N有了钱,通过另一个犯人买通了管教,在手机上用facebook联系到了男朋友。N告诉男朋友,自己在越南的监狱里,但只要对方不忘记她,把她救出去,她绝对不会出卖对方。

N的男朋友为了验证了N的身份,问了她十多个问题,确认是N本人后,才说,贩毒集团里好几个人都被抓了,现在要很小心。N保证,只需要给她打生活费,她会死守秘密。

N告诉阿梅,她真的很爱这个男朋友——即便从facebook上看到男朋友已经逃到了法国,还有了其他女朋友——“他是爱我的,是我被抓了消失了,他才找其他女朋友的”。

后来, N的男朋友真的通过管教的渠道,给N打来300美元,N只能拿到一半,还给阿梅买了饼干。可N和男朋友又通了几次电话后,却开始慢慢疏远了阿梅。阿梅猜想,N可能已经从男朋友口中得知,自己不是Kevin的女朋友,不是他们团伙的人,不值得“帮助”。

没有了N的援助,阿梅在监狱里更加孤立无助,此后的每一天她都过得胆战心惊:“吃饭的时候,总要看着打饭,喝水的时候,每次都要先洗洗杯子,晚上睡觉也不安稳,我真的怕,怕哪一天被毒死了或被掐死了。”

一年前,看到一个狱友无缘无故死在水池旁,阿梅也想过一死了之,但每当想自杀的时候,父母姐弟的脸总会出现在她面前:“我太不孝了,还没好好地报答父母呢。”

阿梅曾把自己掌握的贩毒集团和Kevin可能在法国的信息,都写成信寄给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但信件是否真正被寄出、接收,她并不清楚。

今年是阿梅在监狱的第六个年头,在与她见面之前,我咨询过律师、警方,但反馈都是令人绝望的:现场人赃并获,毒品量大,还有认罪书,阿梅的案子几乎没有翻案的可能性。原本指望大赦,然而2016年越南农历春节最大规模的4000犯人大赦中,阿梅并未被选上大赦名单。

“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能帮到你。”在医院的饭堂里,我坦率地告诉花钱以“保外就医”理由暂时来到医院的阿梅,我可能无法帮到她。

阿梅低下头,久久地沉默着。近5个小时的讲述中,除了讲到想自杀却感觉对不起父母时带着哭腔,她一直克制着情绪,平静讲述。

直到最后上警车回监狱,她才流下了眼泪,告诉我:“我其实也不知道你能怎么帮到我。可是,至少写出来,让大家知道,我是无辜的;也让更多的女孩子知道,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你知道吗,监狱里还有跟我差不多的中国女孩子,有北京的,有上海的……”

我看着阿梅泪如雨下的脸,只能一声无力地叹息:在人生最该绽放的年华,她们却在监狱荒废,而最让人绝望的,是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尽头。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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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再见瓦城》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