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不在，我们都想离开这个家

1

1998年，母亲去广东中山打工，她走后的那个周五的晚上，我生了一场“大病”。我躺在床上，父亲抚摸着我的额头：“没感冒，哪里难受吗？”

我摇摇头，那时我只有10岁，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父亲，直到多年后，我在游乐场玩海盗船时才找到与那时相同的难过的感觉：所有细胞在极速下坠的瞬间，失去了倚靠，让我无所适从——这个“瞬间”自母亲离开后，一直伴随了我4年。

父亲扶着我坐起来，端来一碗炖排骨，碗里飘着一层浮沫。我闻到肉腥味后一阵反胃，连忙推开。父亲先好言相哄，后来失去耐心，说我“娇生惯养”。以前我放学回家后，总是翻箱倒柜，找一切能吃的生红薯、剩菜、刺苔果腹，但这次，对着肉我却没有一丁点儿食欲。

我迷迷糊糊地睡过去，又突然惊醒，习惯性地摸了摸身边，没有人。屋里黑漆漆一片，风呼呼地吹，树枝沙沙作响，乌鸦在屋后的坟地里哇哇乱叫。想起我睡的房间曾经先后有两位老人过世（我家当初是买的别人的旧房子），我越想越害怕。

姐姐去了同学家，我使劲喊“爸爸”，可父亲不知道去了哪里。我踉跄下地，把手伸到空中，怎么也摸不到灯绳。好不容易摸到房门处，却怎么也拉不开，只能使劲拍门。我疯狂地哭叫拍打，但父亲一直没有出现。

后来，我在床下摸到一把斧子，胡乱地砍向房门，不知道砍了多少次，可是房门就是砍不开，我砍累了，便爬上床，蜷缩着哭泣。

不知道过了多久，听见房门开锁的声音，我一跃而起。父亲打着手电进来，拉了下灯绳，房间亮堂起来——屋内凌乱一片，房门上无数道斧痕，有几处还破了口子，可以看到堂屋里的桌椅。

父亲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你是个苕（傻子）吗？这好好的房门都被你砸烂了！”

我气不过：“你为什么要把我锁在房里？”

父亲恶狠狠地说：“我去村干部家里打电话，问你妈到了没有，怕你一个人乱跑，就把门给锁了。你真是不懂事！”

2

父亲没有和母亲一起外出打工，而是留下来照看我和姐姐。他是棉花匠，需要到主顾的家中弹棉被，经常不在家。读初二的姐姐就在周末的时候给我做饭洗衣，顶替母亲的角色。

我读小学四年级，学校在镇上，上学要步行近10公里。每天早上4、5点钟天还没亮，小锋就在屋外喊我上学。父亲一般会在临上学前给我1块钱，偶尔2块。

严冬的清晨，风像刀子，吹在皲裂的脸上生疼。我有些感冒，每隔几分钟就要擤一次鼻涕，咳嗽不断。脚上的帆布鞋经常被路上的水打湿，为了能暖和点，只能加快脚步让身体发热。路过村里的小卖部时，敲开门，花7毛钱买一袋方便面，倒上作料，捏碎，晃均，捏一小捧放进嘴里，咀嚼良久，直到口中失去味道，才会重新捏一捧。

这段路是最享受的，为了延长幸福，我和小锋会比赛谁吃得慢。方便面吃完，就会正好经过一片柑桔林，树上还残留着一些次果和由于太高而懒得被摘下的顶果。我和小锋窜会爬上树肩，尽量去够那些口感甘甜的顶果。衣服总要被树上的露水打湿，手和脸也时常会被枝条划伤，露出一道道血痕。

天渐渐变亮，有父母送孩子上学的摩托车在路上穿行而过，我和小锋只得眼巴巴地望着，心想何时才能坐一次摩托车上学呀。等我到了教室，头发和睫毛已经落了一层白色的霜花，引来同学的玩笑。

我坐在靠窗位置，玻璃被打破了一块，谁也不愿意承担更换玻璃的两块钱，老师也置之不理。我只好用一本美术书挡着，但风还是会从缝隙里吹进来。等霜花变成水气侵湿了头发，衣服和鞋子也是潮的，风一吹，牙齿便不住地上下打颤。我不停地跺脚搓手，但脚还是会由疼痛变成麻木。下课后，为了取暖，我绕着教室走廊疯狂奔跑，好让衣服头发快点变干。

以往母亲每年都会给我织一件毛衣，她手巧，针法、线路、花纹、颜色搭配年年不一样。以前我常常故意脱掉外套，露出新毛衣，很多同学都会围过来，夸我的毛衣真好看，就连以前的班主任也喜欢，她叫母亲帮她儿子也织了一件。现在，母亲来不及织毛衣就去打工了，我只能穿去年的那件，它有些不合身，左边腋下也拉开了一道口子。

学校售票打菜，每餐4毛钱，买完方便面，我一般只剩下3毛钱——在学校小卖部，1毛钱可以买到果丹皮、蛋卷和辣条，我经常受不了诱惑，星期一就把钱就全部花光。没钱打菜，我就从家里装来一瓶辣酱，每次挖一勺子和饭——冬天可以吃辣酱，但到了夏天，天气炎热，就去小卖部买辣条下饭。没钱了就只吃白饭，饿了也能吃上一大碗。

以前母亲在的时候，会在周日晚上精心烹饪一两道菜，让我带到学校吃，偶尔还会在周二时托人给我送菜。

3

1999年冬天，父亲叫我和姐姐给母亲写信，让她回家过年。我洋洋洒洒写了5、6页信纸，告诉母亲我想她，我在家里很听话，问她何时回家。姐姐则一个字也不愿意写。父亲气不过，拿树条抽打姐姐，姐姐既不跑也不哭。

晚上，我躺在床上，见姐姐不停地流泪，我安慰道：“姐姐，你不要哭了，爸爸也是生气了才打你的。不就是写信吗，再说你不想妈妈吗？”

姐姐愤愤地说：“我才不想她呢！我恨这个家，我恨爸爸妈妈。”

后来，姐姐放学后就很少回家了，多是在同学家里。

我觉得母亲收到了我的信，肯定会回来的。快过年的时候，每天一大早我就搬把椅子坐在稻场里，盯着目之所及的拐角，满怀期待地等待母亲出现。一看到摩托车或是行人，我就会飞快地迎上去，可那都不是母亲。天暗了下来，母亲依然没有出现，我不肯进屋，姐姐阴阳怪气地说：“你就是苕，妈妈过年根本就不会回来。她才不会管你呢！”我一边哭，一边不停地念叨：“妈妈会回来的，会回来……”

那天晚上，我梦见母亲坐在火塘边哼着山歌织毛衣，突然，她好看的脸开始变得模糊起来，我试着伸手去触摸，她起身跑开，我在身后追赶，声嘶力竭地喊她，可她好似什么都没有听见，跑得无影无踪……惊醒后，发现自己出了一身的汗。

过年，母亲到底还是没有回家，父亲只好带着我和姐姐到伯父家里团年。

半年后，姐姐初中毕业，她搂着我说：“弟弟，我也要走了。”我央求姐姐在家里陪自己，姐姐却道：“这个家，我一天也不想多呆，一点温暖都没有。”

姐姐到深圳打工后，父亲就把我寄养在伯父家里。以前到伯父家做客，他和伯母总是笑脸相迎，可我在他家待得时间久了，发现他们脸上还有另一种表情——眉头上扬，眼睛斜视。

每天清晨，一听见响动，我就迅速起床穿衣。伯母在厨房里忙碌，我拿起扫帚打扫堂屋，她不叫吃饭，我就一直不停。

吃饭时，为了多夹菜，我会先假装刨几口饭，若无其事地盯着盘子中最大的肉片，表现出很随意的样子去夹它。有时运气不好，夹起一块青椒，我也会装出很好吃的样子。

趁伯母去锅里添饭，我会赶紧多夹几片肉，狼吞虎咽，等伯母转身回来，我又表现出很自然的样子。我添饭的原则是“少量多次”，以免到时伯父伯母没有饭吃了。我会尽量拖延时间，做到最后一个吃完。如果饭菜吃完了，那么我就假装吃饱了，放下碗筷。如果伯父伯母放下碗筷后还有菜，我就会继续盛饭，然后把剩菜全倒进碗里。后来，伯母看见了，“哎，给狗子留点。”我只好放下，倒进狗碗中。

伯母经常当着我的面跟伯父念叨：“以前咱家一碗米就够了，现在至少要两碗。”

吃完饭后，我主动收拾、洗碗，伯父伯母则回房间看电视。我收拾完后去推他们的房门，却发现房门紧锁。我只得回到自己房间，盯着天花板发呆。不一会儿，伯母就会过来，叮嘱我早点睡觉，顺手关了灯。我躺在床上，伯父伯母房间里的电视声不时会传入耳中。

不习惯寄人篱下的日子，我重新回到家里，一个人做饭、洗衣、睡觉，偶尔父亲回来，也是倒头就睡。而我找他，无非是要零用钱。

冬天即将来临，父亲第一次问我：“你是想订做一双皮鞋？还是想要一件棉袄？”

那时还不太冷，棉袄对我意义不大，而我的鞋子前面破了洞，已然露出脚指头，于是告诉父亲要皮鞋——订做的皮鞋耐穿，怎么也不可能在前面破洞。

周五那天，父亲拿出一双皮鞋递给我，我兴奋地穿上，走了几步，发现有些不对劲——这双鞋鞋面短，露出了脚背，上面还有花纹和一朵黑色的花——这显然是一双夏季女式皮鞋。

我脱下皮鞋叫父亲去给我调换，父亲这才道出原委：邻居的亲戚在城里卖鞋，尾货卖不出去，就上门找父亲推销。原价上百块的皮鞋，现在只要30块，但不能退货。

直到旧鞋实在穿不了，我才穿上这双皮鞋，换上长筒裤子，尽量盖住脚背。在学校里我尽量缩着脚，后来才发现这是欲盖弥彰，同学们轮流来看我的鞋子，之后笑得前翻后仰，我窘得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又一个冬天来临，我愈发为选择皮鞋感到后悔，没有棉袄，我只得穿上母亲以前织的两件毛衣，再套上秋装。尽管如此，手脚还是长了不少冻疮，起了水泡，奇痒无比。

4

读初中后，正值长身体，我时常会感觉到刻骨铭心的饥饿。每逢周二、周四中午，为了食堂在炖土豆中加上的几片肥肉，在上课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了碗筷、左脚向前迈开，只等铃声一响冲刺。

我总是前几名冲进食堂，后来班主任发现我的“优点”后，就让我参加运动会的400米跑，结果我倒数第一。我不知道该怎么跟班主任解释，不敢说因为运动会的终点没有饭吃。

学校食堂打的饭量很小，往往吃上几口，肠胃刚有一点反应，饭就没有了。有钱的同学可以到小卖部买零食，而我只能盼着晚餐早点到来。有时碰到同学吃泡面，我直咽口水，心想方便面泡着吃多浪费，不如捏碎了干吃。

我变得越来越自卑，害怕上课回答问题，害怕同学嘲笑。除了几个要好的同学，我不再与其他人说话。但是我又忍受不了孤独，每逢周末，我都会到同学家里玩耍。有次到了晚上才回家，父亲骂我不顾家，我顶撞了几句，他一气之下扇了我一嘴巴。我的脸上火辣辣地痛，感到鼻孔有液体流出，“滴答滴答”掉在了地上。

我任凭流血不止，父亲好面子，坐在椅子上唉声叹气，后来邻居来家里借农具，才来给我止血。

小学最后一年，由于个子矮小，经常受到其他同学的欺负，我加入了“帮会”。“老大”曾在河南练武4年，他招我们几个入伍，希望把帮会发展壮大。我们5个同学跪在马路上，用铅笔刀划开大拇指，将血滴进碗里，每人喝上一口。

刚到初中，“老大”就想挑战初二、初三的同学，当学校的“扛把子”。他收了上百个“小弟”，我虽然个矮没力气，但“辈份高”，以至于很多比我高壮的同学都要尊称我“超哥”。“老大”给我安排了两个“小弟”当保镖，以防我挨打损害他的名声。吃饭的时候，两个“保镖”先到前面插队，而后我大摇大摆地当着值日生的面走到前面，十分“高调”。

一到周日下午，我就会带着几个“小弟”在镇里“擂肥”（要钱）。“老大”给我下了指标，必须上交50元。“擂肥”时我一般不出面，而是蹲在不远处抽烟，“小弟”们上去要钱，对方不给就打。往往我们能抢到100多元，“老大”会给我20块。

有了钱，我就跑去小卖部买3包方便面，1包干吃，2包泡着吃。这是我的人生中第一次具体地知道了“饱”的滋味。

“老大”整日想着怎样战胜初二、初三的“帮会”。到了晚上，他调派人手去找茬儿、殴打与其他“帮会”的人，好在周末让两个“帮会”发起“决战”。

周末镇外油菜地里，聚集起200多人，都带着刀具和钢管，甚至还有人拿了1米多长的砍刀。我看到这么长的砍刀，腿肚子直打颤。

当“老大”在跟对方比“谁更血性”的时候，我的一个“小弟”冲了出去——早些年，他的母亲跟人跑了，父亲常年在外打工，现在跟着爷爷奶奶住——他当着众人的面，拿着匕首狠狠扎进自己的胳膊，展示着涌出来的鲜血，冲着对方老大吼道：“来呀，你不是牛X吗？我看你的人有没有敢自己扎胳膊的？”

很快，对方认输。没多久，我们“帮会”就在学校奠定了“独尊”的地位。但因为我懦弱的表现，“老大”把我“大哥”的辈份给了扎胳膊的“小弟”。

5

在“帮会”的失意，让我郁郁寡欢。我买来染发剂，将头发染成黄色。但赶上校长严打奇装怪服，我被剃成光头。我又染上了赌博，每天晚上通宵在宿舍蒙着被子，点上两根焟烛“诈金花”，到了白天就困得不行。老师问我哪里不舒服，我就说头痛。

那段时间，我只想混初中毕业，好出去打工。每逢考试，我就胡做一通，成绩一般是十几分，甚至几分，有次英语月考，我在写下名字后，就趴在课桌上睡觉，后来索性交了白卷。老师觉得这是在侮辱她，上课就叫我到操场跑步直至下课。

2002年初二时，那个靠扎胳膊上位的“小弟”，在老师骂他没妈妈的时候，提着板凳把老师从5楼追到1楼，又从1楼追到5楼，直到最后校长赶来抢过凳子。校长本想给他记大过处分一次，然后让他继续读书，但是他执意不读了。

因为这件事，全校开展整风，每个班3个“处分”指标，由同学无记名投票，处分得票最多的同学。我的种种劣迹被很多同学检举出来。班主任找我谈话：“我才发现你才是班上最大的‘黑马’呀。以前我一直以为你除了学习不好以外，至少还算是个听话的学生……你说说你个子这么矮，赌博不说，竟然还‘擂肥’？”

谈完话，我和一群同学站上主席台，校长宣读完每个同学的行径后，全部记大过处分。

不久后的一个周末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在油菜地边“诈金花”，天色渐晚，赢了钱的同学陆续回了学校，几个输了钱的同学谁也不愿离开——学校里已经在上晚自习了，我们回去肯定又要挨骂写检查。

我起了一把“235”（“诈金花”里最小的牌），骂道：“读书真没意思，要不咱们出去打工吧？既能挣钱，还能好好玩！”

这个提议让大家一拍即合，他们问我去哪里打工。

“当然是广东，那里厂多得很。”

“可是我们没钱坐火车呀？那怎么去？”

“可以走着去呀，这样还能锻炼人。”

一个同学先回了趟家，偷了母亲的金项链，随后我们5人摸黑步行3个多小时到邻市。没钱住旅馆，只好找到一家黑网吧，准备玩1个小时电脑后，在沙发上睡觉——可一连上游戏，谁也不愿意关电脑，整整玩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街上，那个同学把他妈妈的金项链当给金铺，拿到了200元，但同学告诉我，这条项链是花了2500元买的。

我提议坐火车去广东，但他们哈气连天，说先回网吧睡一觉，等明天再出发。可回到网吧后，几个人又继续玩游戏。我实在扛不住，在沙发上睡了几个小时，醒后发现他们还在玩游戏，叼着烟，神情紧张。

第三天我再次提起去广东时，发现已经叫不走他们了。我想一个人去广东，但路途遥远，一个人实在孤独，也留了下来。

晚上，几个来整顿黑网吧的警察冲进来，我们被带到派出所，到了清晨，警车把我们送回了学校。

6

回到教室，我刚坐回课桌前，同桌就立马捂住嘴巴：“好臭。”

我这才闻到，自己全身都散发着一股烟味汗味的混合气息。

班主任进教室后，走上前来：“哎哟，你还知道回来呀？”

我们5个人被带到办公室，校长和教导主任过来问明原委后，叫我们蹲着写事情经过和检讨，一式四份，“一份上交学校存档，一份全校公示，一份到时在主席台宣读，一份由班主任在班上宣读”。

话音刚落，那位偷了妈妈项链的同学，突然离开了办公室，从此没有再回过学校。

另一位同学的父亲来到办公室后，当着老师的面，踢了他儿子几脚后，接着指着我说：“你知不知道，下着那么大的雨，我和你爸两个人还在镇上市里找你们？你们真是太气人了！”

父亲来到学校后，班主任揶揄道：“前几天，您不是信誓旦旦地说您儿子品行端正，肯定是其他同学教唆的吗？您还不晓得您儿子是主犯吧？”说完，把我写的经过和检讨递给父亲。

我站在一旁，低下头，害怕极了，想着父亲肯定会揍我。不远处正在聊天说笑的几个老师停止了讲话，似乎在等待父亲接下来的举动。我使劲揪着衣角，心想要是他打我的话，我肯定跑去广东，再也不回来。

可等了几分钟，我只是听见父亲说：“唐超还小，不要再给处分了，再说，他们在外面也没有干什么坏事……”

班主任说处分与否需要学校决定，随后叫我送父亲离开学校。父亲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保持几米的距离，以便父亲面露凶光地回过头、准备揍我的时候，我好逃跑。

父亲的肩膀几次倾斜，快到校门口的时候，才缓缓转过身来盯着我。他嘴唇微抿，喉结上下嚅动了几下，却终究没有说出话来。他从左边口袋里掏出一张绿色的两元纸币递给我，一言不发就转身离去。纸币皱皱巴的，放在手中还有些许温度。

后来，父亲打电话叫母亲回家。母亲回来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愿同她讲话，她给我买的衣服，我称不喜欢；给我带的饼干糖果，也被我扔进了门前的池塘里。

此事之后，我虽然还是浑浑噩噩，但好在安份守纪，一年后的中考，没有意外我成为全校倒数。而之前与我混在一起的几个同学后来大多锒铛入狱。

2004年春节刚过，我随几个老乡去了珠海打工。当长途大巴路过中山的工厂时，一想到母亲可能在这里上过班，我的心绪便难以平静下来——说到底，我既恨她，又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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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石头》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