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小马路上的中国式发财梦

2018-04-23 18:49:36
2018.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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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史明智(Rob Schmitz)是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广播媒体Marketplace驻上海记者。2010年他带着家人在上海的长乐路定居下来。八年过去了,这条3公里长的小马路,在他心中已经是家的代名词了。 长乐路在地图上只是一段很短的波浪线,整条街道绿树成荫。19世纪中叶,当欧美国家瓜分这座城市、划界而治时,法国人在租界里种下了这些梧桐。将近一个世纪后,法国人走了,树留了下来。日本人曾轰炸并占领过上海一段时间,但最终他们也从这座城市撤离,梧桐完好无损。随后,共产党来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很多人英年早逝。这些树依旧傲然挺立。 从某种意义上,每一个发生在长乐路上的故事,都是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长乐路上普通人的生活是宏大叙事下的另一面。 也许对于我们来说,长乐路是读懂中国的一条小路。

1

煎葱油饼的呛鼻油烟味儿充斥着整个白色小方砖厨房,在它后面,是一个堆满了各种盒子的房间。其中一些堆在一张没铺床垫的双层床的上下层,另一些则叠在碗柜和衣柜顶上,刺穿了天花板上的蜘蛛网。

盒子里摆满了傅姨的各色业务用品: 盖网手册,奇迹茶罐,袋装干菌菇和其他一堆她投资过的公司的杂七杂八的产品。在一个还摆放着一张双人大床、一张小餐桌和一个抽屉柜的潮湿房间里,随处可见的盒子常常引发傅姨和冯叔有关空间不足问题的激烈争吵。

但当我第一次拜访这对夫妇家时,注意到的并不是盒子,而是电视,两台电视。这两台笨重的机器是这个房间里唯一能和科技挂钩的值钱家当,面朝大床,并排放在抽屉柜上。我看到后,转头望着傅姨,脸上写满了“为什么”。她看着我,仿佛一年过去,我对他们仍然没有半分了解似的。“我们俩没法对看什么达成共识!”

我想象着入夜后,两人结束一天的争执,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各自打开一台电视观看心仪的节目。两人都把声音调到最大,让机器代替他们继续进行未分胜负的吼叫比赛。

那是2013年2月下旬,马年的第八天。我沿着长乐路骑自行车,路上阴冷、潮湿、静谧——连续下了四天冰雨,街区里的人全都闭门在家。前一次见到傅姨,她还信誓旦旦地保证盖网一定会在春节前在伦敦交易所上市。所以她应门时,我没敢多问,只是递给她一盒橘子,祝她新年快乐,说话时嘴里哈出一口浓浓热气。

屋里,冯叔正在小寐,身上盖了好几层被子。我们绕过床,走到桌边坐下。“现在是春节!吃吃吃!”傅姨边说边抄起几个生核桃,两只手用力一挤,把壳压碎,碎片零零落落地掉到地板上。

傅姨一整个假期都在分发随耶稣亲见天堂地狱景象的厄瓜多尔女孩的故事册。她说,大多数人接过小册子,看上两眼,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我告诉他们扔掉它是有罪的,”她说,“一些人对我说他们是佛教徒,我说这故事和佛经毫不沾边,他们可以带回家,再决定哪个更有道理。”

冯叔在床上坐了起来,朝他妻子的方向骂骂咧咧了几句。这场连绵不停的雨把两人困在屋里足足四天。空气中弥漫着口角后残留下的紧张气氛,争执通常以这样的方式起头:先是傅姨吹嘘自己行善积德,再由冯叔对她的洋洋自得来个当头棒喝。

他摇摇头,拿起遥控器,瞄准前方约一米处的那对电视。左边的那一台被打开了。冯叔随机更换着频道: 中日战争片,清代肥皂剧,关于捕蝇草的纪录片。他最终锁定了《西游记》,那是1980年代拍摄的一部电视剧,根据中国的同名经典小说改编,讲述一名和尚、一头猪和一只斗战神灵猴向西天求取佛经的故事。

90年代第一次来中国时,这是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因为不需要掌握任何语言就能观赏——你所要做的就是坐下来,欣赏异常激烈的功夫打斗、俗气的特效以及以一段玄幻之旅为主线串起的剧情。几年后,当我终于听懂剧中对白时,意识到这其实无关紧要,并不会让剧情显得更加合理,但《西游记》依然是能让人兴致盎然的电视节目。

2

“中央电视台今年的春晚实在糟透了,”傅姨对着电视上一出功夫表演大声抱怨道,“史上最差。”

边包饺子边看春晚,是数亿中国人欢度除夕的传统节目,春晚的收视率比“超级碗”更高,但今年这台节目早已争议四起。中国摇滚歌手崔健受邀在晚会上表演,但当有关部门得知他只愿意演唱《一无所有》时,撤回了对他的演出邀请。

傅姨递给我一些杏干。“这些是我在新疆的姐妹寄来的!和上海买到的那种酸不拉几的完全不一样。新疆的食物比这儿的好太多了。”她说。

“那你干吗不搬回去?”冯叔厉声打断,眼睛仍然紧紧盯着电视。

傅姨翻了个白眼。屏幕上,猴子逃离了两个强盗的掌控。它从一棵树荡到其中一个强盗身上,绞住他的脖子,直到他满嘴喷血。然后抽出第一个强盗的佩刀,挥向第二个强盗,把他的脑袋砍了下来。

傅姨往嘴里塞了把杏干,继续她的回忆。“在我老家四川,中国新年要比这儿喜庆得多,”她对我说,“我们会走亲戚,坐在大街边,还会一起包饺子。”

“她不会包饺子,蠢得像头猪,”冯叔转向他妻子咆哮,“如果你那么喜欢老家,当初干吗要离开?”

“因为我宁愿和你待在一起!你多伟大!”傅姨不无讽刺,“你多英俊!你是皇帝吗?你真的伟大吗?你怎么不去照照镜子?”

冯叔坐在床沿上缓慢地前后摇晃身体,神情恼怒,周身浸在屏幕映出的闪烁蓝光下。和尚和猪手忙脚乱地想法医治猴子,猴子的脸涨得通红,慢慢变形。和尚把手放在猴子前额,诵读经文,猴子随即恢复了正常。

傅姨厌恶地瞪了眼她的丈夫:“上帝教导我们不要憎恨别人,但你怎么可能做到不憎恨像他这样的人?”

在我认识他们的这几年里,只有在极少数他们单独在家的情况下才能够幸免观摩他们之间的咆哮大赛。当我第一次遇见他们时,曾怀疑自己的存在加剧了他们互不相让的气势。

但后来,分别和他们独处一阵子后,我慢慢明白这是他们唯一的相处之道:在这场从毛泽东时代起就永无止境的争执中,他们固执地不断用尖酸刻薄的话语互相指责、伤害。

他们都觉得对方是疯子。

冯叔认为他的妻子太懒,找份工作都不乐意,又在以快速致富为目的的各种投资项目中表现出无可救药的幼稚。只要单独和我待在厨房,他都会跟我抱怨她在投资骗局中被骗走的钱。他不知道她何时才会意识到,赚钱没有捷径,只能通过辛勤工作获得报酬。

反过来,在傅姨眼中,她丈夫就是个缺心眼,对中国21世纪的种种机遇视而不见。她觉得他是个差劲的生意人,连最基本的谈判技能都不具备。

傅姨告诉我,他们为儿子买过一套公寓作为婚房。媳妇不喜欢那个街区,“外地人太多,”她抱怨道。这对新婚夫妇随即搬了出去。冯叔以相当于1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那套房产,不到傅姨心理价位的一半。

因为这件事他们大吵大闹了好几天,只有在晚间由电视代他们决斗时才暂告中场休息。傅姨告诉我只有一种方法追回钱款。“我不得不提出上诉,”一天趁冯叔不在家,她在茶歇时告诉我,“我起诉了中介。但法院裁定中介没有错。法官说,真正的问题在我们家庭内部。”

这个法官蛮有洞察力的,我觉得。

“所以,现在我把我丈夫告上了法庭,”傅姨说,“法官接受了诉讼。很快就要开庭了。”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等等。你要起诉你的丈夫?”我问。

“是的!一切都是他的错。他脑子坏掉了!”

“但你赢了又怎样?让他付你钱?”我问。

“不,不,不,”她说,“同时我起诉了那家帮他卖房的房产中介公司。只不过他的名字必须连带出现,因为是他决定售卖的。要一块儿起诉。如果我赢了,他不需要付钱给我。我只是在向他证明,他做错了。”

3

傅姨看出我一脸困惑的样子。她起身在一个装满文件的塑料袋里翻找法院文件。

我抿了口茶,摇摇头。我应该料想到,他们的争执有可能发展到法庭相见的地步。傅姨找到一个马尼拉文件夹,把它放在我面前。“我输掉第一场官司后,他把卖公寓的钱统统浪费在给一个安徽女人买房子上了!”她嚷嚷着。

要不是已经把茶咽了下去,我一定会因为震惊而一口喷到她的文件夹上。

“等一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女人是谁?”我问。傅姨告诉我,二十五年前冯叔从新疆回上海,在路上,曾有一个小偷试图在火车站抢劫他,是这个女人和她的丈夫帮了忙。那么多年过去后,他决定给那个女人买房子,来还这份人情。

“我跟他说,还别人人情没错,”傅姨对我说,“但不需要为她买套公寓!最蠢的中国人都不会这样做!我真是被气疯了!”

这个故事听起来太不真实,像是一个劣质的谎言。我由着她说完。

“最后,我打电话报了警,警察对她进行了盘问。”她说。

傅姨从文件夹里抽出了警方报告,我俩一块儿阅读。2011年5月5日,警察问讯了一位姓步(音译)的离婚女士,来自安徽。步女士证实,冯叔在上海给她买了一套公寓,产证上写的是她的名字。根据笔录,步女士比冯叔小十五岁。她说她认识冯叔多年,当她于2010年在安徽和丈夫离婚并搬来上海后,冯叔很同情她的遭遇,提议给她买套房子,让她和两个女儿可以安心地居住。步女士告诉警察,作为回报,她愿意在冯叔和傅姨老到不能自理时,负责照顾他们。

我把报告轻轻放回桌子上,试图厘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你觉得她说的是真话吗?”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当然不是!她可是从安徽来的!”傅姨说。

城里人常常把城市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归咎于外地人,不是所有外地人,而是某一特定人群。北京人往往从河南人中寻找替罪羊,河南是中国最穷、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而对于上海居民来说,从距离上海一天车程的安徽的贫穷山区来的移民,通常和撒谎、欺骗和偷窃脱不了干系。

“你是外国人,你不明白。他们都是坏人。”当我对人们的刻板偏见提出质疑时,我的普通话老师曾这样对我说。

但傅姨知道,不是每一个来自安徽的人都是坏人。她向当地法院提出上诉,控告步女士设计哄骗冯叔给自己买房。安徽法官接受了申诉,并做出了有利于傅姨的裁决。但冯叔拒绝在裁决书上签字,现在房子仍在步女士名下。

“我丈夫不是个坏人,但他太容易被人利用和诱惑,”在我阅读法庭文件时,傅姨这么对我说。

这几乎是我从她嘴里听到的关于她丈夫最善意的评价了。

“他真的是个好人,就是有点死脑筋,也分不清应该信任谁。”她叹了口气说。傅姨把法庭文件和警方报告放回马尼拉文件夹里,穿过房间,把它放入散落在小公寓四处的其中一个盒子里。

“或许是我罪孽太重,”她重新坐下来,说,“上帝才让我受那么多苦。”

傅姨不明白她的生活为什么落得如此混乱,也不知道上哪儿寻找答案。我低声道:“乱七八糟。”这个成语大约就是为描述她这种境况而存在的,除此之外无话可说。

傅姨静静点了点头。这个成语描述的是一种一切处于无序和极端杂乱的情景。而在这片不断变化着的土地上,“乱七八糟”常常用于形容难以名状的混乱局面。

傅姨似乎并不热衷从丈夫深陷的无序中找寻秩序。或许冯叔确实想要还这个安徽女人二十年前的那份人情;但还有一种可能,这个女人是他的情妇。傅姨对剖析细节不感兴趣,对她而言,唯一重要的只有钱。

冯叔送出的是一套为他们的儿子和未来子孙们准备的价值不菲的房产。傅姨的亲朋好友借给她几万元,以便支付诉讼费用,帮她讨回房子。“这就是为什么我投资这些项目的原因,”她解释道,“我得想办法把钱给还了。”

4

《西游记》的片尾字幕滚动出现在冯叔的电视屏幕上。他关掉电视,从床上起身,和我告别后,骑着自行车离开了家。

“一天到晚跑出去玩,”冯叔关上门后,傅姨喃喃道。

现在似乎是问她有关盖网进展的好时机。“傅姨,已经2月了,盖网在伦敦交易所上市了吗?”我问。

她站起身,开始收拾桌子,清理核桃壳。“原本他们说1月会上市,现在看起来要等到3月了,”她一边说,一边把碎壳撸到另一只手里,“应该是想等到春节后。”她乐观地揣测着。

“我不怕,”她说,“这项目肯定能赚钱。我投资的另一家公司也要在3月上市,所以3月是我的幸运月。”

“哪家公司?”

傅姨伸手取来一个马尼拉文件夹,从中掏出一张名片。公司叫辽宁鼎旭。“鼎旭”的意思是“黎明之时”。在这张商务名片上,印着藏有“鼎”“旭”两字的两行诗句,以草体书写在一片嫩绿稻田的图案上方:

一言九鼎值千金
旭日东升耀天地

“这是个什么公司?”我问。

“种菌菇的。政府批给他们几千亩地。3月份,公司就要在纳斯达克上市了。”

我把名片翻了个面。背面印着的字样承诺道:“投资鼎旭原始股,让你的财富迅速增长。”

“这个公司从我们上海的投资人中挑选了八个人,组织了一趟考察旅行。”傅姨为自己能够受邀参加这趟考察之旅感到无比自豪,它是对自我重要性的一种肯定。

那次是傅姨第一次乘坐飞机。辽宁鼎旭公司的业务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她在登机返回上海前,取出了相当于15000美元的人民币现钞交给该公司的负责人,作为初始投资资金。她告诉我她从儿子那儿借了不少钱。

我开始寻找提醒她谨慎的措辞,但她早已习惯了我的各种警告,再一次保证这是很安全的投资,堵得我哑口无言。

“别担心,还有很多人也投了钱。我们都和公司签订了合同。没有任何风险!”她微笑着,仿佛为了说服自己一般,嘴里不断重复着那句熟悉的话,“零风险。”

5

风险是冯叔和傅姨那代人学着尝试规避的,但大都做不到。

作为政治经济运动的实验品,他们中有许多人的生活曾被彻底地摧毁。在政策一一宣告失败后,他们摆脱了在农村的革命身份,重新回到城市中心,过着市民生活,而他们所遵循的规则也因此被突然改写了。革命结束,市场经济成为了新的生活方式,而风险(他们最害怕的)悄悄地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1.56亿中国人在1949年后十年间出生,他们被称为“失落的一代”。他们没有太多童年生活和家庭生活,缺乏教育,生活的经历也没有教会他们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技能。

这代人的一位杰出代表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曾如此总结他的经历:“过去,我们谈论信仰时,觉得它是非常抽象的……它是情绪化的。它是一种情绪。当‘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不能实现时,事实证明这恐怕只是一种幻想。”

秩序和稳定,因而成为这些人生活中最重要的追求。他们的青春大好年华,或者像CK的父母一样上山下乡,或者像王明一样被送去接受改造,又或者像冯叔和傅姨一样奔赴大西北建设国家;他们目睹身边的亲朋好友受苦、受难甚或死亡的同时,学会的最重要的技能便是如何生存下去。这个时期的政治动荡在他们心灵深处烙下的创伤,就好像久久不散的噩梦,萦绕在那些从前线回家的战士心头。

我所认识的年龄在五十五岁到七十岁间的中国人,表面看上去是正常的退休人员,但内心深处大都淤积着不满和怨愤。那些无私和平等主义理想的岁月,在他们心中埋下了愤世嫉俗的种子,他们对今日中国的贪腐现象尤感不平。

和我关系比较密切的那些“失落的一代”,似乎都在单打独斗。他们错失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也没有积极的榜样可供参照。这使他们不得不在行动中固执己见,也就意味着犯下大错的可能。冯叔和傅姨是其中的典型,而在麦琪里的“陈市长”和他妻子谢女士身上我也看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拒绝任何妥协。

正如他们这代人中的那位杰出人物所指出的,他们曾把青春献给了一个幻想。而到了晚年,他们中又有许多人开始追寻新的幻想,一些不算天真的幻想。他们追求的是:投资一个值得信赖的公司,拥有财产,人人平等。

6

在一个专题广告片的开头,一连串统计数据向观众狂轰滥炸而来: 四分之一男性有勃起问题;一半女性有性冷淡倾向;三分之二男性患有性病……数字在屏幕上一一闪过,伴着一个女人捧着纸巾恸哭、一个绝望的男人在昏暗的家中来回拖地的画面。

数字没有停止:半数婚姻以离婚收场;每四起离婚中有三起是由于性生活不和谐造成的。接下来,屏幕上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大工厂的烟囱浓雾腾腾,人们戴着面罩在雾霾重重的大街上,拖着沉重的脚步行走。一个浑厚的声音用普通话说道:日益糟糕的环境和日常生活的压力,正在毁掉你的性生活。傅姨的下一个投资机会,承诺将解决以上一切问题。

电话里,她坚持让我参加。见过她往盖网和菌菇公司投入的养老金全都石沉大海后,我觉得有必要事先给她打打预防针,因此跟着一起去了。我们在上海市郊一幢废弃的商厦前碰头。商厦里,空荡荡的店面堆满了垃圾,空无一人的三层中庭的自动扶梯停在原地一动不动。电梯还在运作,我们乘其中一部上了顶楼。

电梯上行时,我开始好奇傅姨又卷入了一个怎样的局。电话里,她说这是个健康产品的投资见面会:“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她滔滔不绝。我不禁为她捏了把汗:什么样的公司会把办公室设在这么个黑漆漆的废弃商场里?

一声响亮的“叮”后,电梯门打开了,出现在面前的是一条漆黑的走道,两边整齐地堆放着各种建筑废料。我们用手机发出的光源照着前路,走向唯一通电的标志:一道半掩的门后那间亮堂的办公室。

等眼睛适应光亮后,我辨别出一个中年的光头肌肉男正张开双臂走向我。“我们尊贵的客人!”他猛烈地握住我的手,用中文热情地寒暄。

“瞧瞧我都带来了什么人?”傅姨用胳臂轻轻推了他一下,说道,“一个真正的美国记者!”

“一位外国客人!他还会说中文!哇!”男人大声嚷嚷着,“阿姨,你的路子真多,交友真广!”

光头男人姓薛,是名来自四川的军用直升机退役飞行员。他看起来就像中国版的“威猛先生”,剃了光头,脖子粗壮,穿着白色的紧身衣。起初他显得非常冷静,但当他开始说话后,我注意到他的左侧面部每十秒左右都会抽动一下,让人不由得分心。

在他身后,七位老人(全都是潜在的投资者)围坐在一张木质长桌边的黑色皮椅上,面朝一台平板电视。电视对墙上挂着一幅裱好的中国书法,据说由重要领导人提笔写就:“诚信”。

“这是我们正在销售的产品,”“威猛先生”把一个盒子推到我手里,然后转向其他人说,“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这都是一个伟大的产品。它在世界上的四十个国家销售。”

他停下来,望向我:“包括美国。”

桌上的人纷纷点头。我看了眼手中的盒子,上面用英语写着Personal Ecological Care(个人生态护理),还放了张白人模特的大照片。模特的衬衫开了好几颗扣子,一头花白头发,看起来像是网球明星诺瓦克?德约科维奇的成熟版。在照片下方,印着产品的英文介绍:

CREATING POWERFUL DETOXIFYING, CONFIDENTLIFE

GET RIT OF TOXINS, BEAUTIFUL APPEARANCE(创造强大的排毒、自信的生活,摆脱毒素,美丽外表,rit的正确拼写应为rid)

产品的中文介绍倒是相对清晰明了: 每个盒子里装着三十副中国传统的中药贴;把它们贴在内衣里;几天后,这些药材就能帮助你的身体排毒,重新恢复年轻有活力的性生活。产品的中文名叫“莲之养”,由金日集团生产。

“威猛先生”打开了电视。

专题广告片的解说员音色柔醇、洪亮,饱含情感。每一句收尾时,都仿佛高潮将临。在我过去十五年收听广播的经验中,还从未听过一个配音员用这样的方式带动听众的情绪。“莲之养排毒养元贴,”他呻吟道,“注入了……三十种……不同……种类……的……草药!”

“但里面最重要的成分,”配音员宣称,“是……苞叶雪莲,这种花……长在……遥远的新疆……的……山上。”

傅姨兴奋地用肘碰了碰我: 她的新疆从未如此激动人心。我环视了房间。其他几人都坐得笔直,全神贯注,面带微笑。

“它有暖宫之效,”配音员的声音撩人,“刺激月经来潮……收缩……子宫!”

“对男人……它能刺激……性欲!治疗阳痿……防治性病!”

此时,屏幕上出现了一幅手绘的莲之养养元贴专利图,上面印着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字样。画面切换,只见穿着实验服的中国技术人员们跳跃欢呼、互相击掌。

广告片最后定格在一个女人身上: 她伸展双臂,头向后微仰;雨水倾斜而下,浸润她,净化她,把她身体里所有的毒素全部带走。“你的……性……健康……得以……重……建,”配音员吼道,最后一次迸发出全部的情感。

“就这样,”“威猛先生”关掉电视,说,“公司的全球总部设在新加坡。该国总统和第一夫人都使用我们的产品。”

傅姨拿了一个盒子,从中取出一个单独包装的药包,包装上印着“天堂至福”的字样。她拆开包装,取出一个闻起来夹杂着老虎油和腐烂水果味的白色药贴。

“你把这个放进内衣!”她咯咯笑道,“把背面的贴纸撕掉,贴到内裤上,让它接触你的小弟弟!”

傅姨的大白话引来一阵哄堂大笑。“我已经用了好几天,”傅姨说,“真的有效!”

我停下来,想到冯叔和傅姨的关系,想到他们各自的电视机,想到他们各顾各的生活。我不禁好奇她的性生活究竟是如何改善的。我哆嗦了一下,决定不再深究。“威猛先生”递给我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几十张照片。

我查看照片时,房间里所有人都朝我围拢过来。第一张照片是“第一次使用男性天堂至福贴后”的情形,照片上展示了一个满是黑莓果冻状分泌物的药贴。

“哇!”大家一起凝神看这张照片时,傅姨惊呼出声。

“这是什么?”我手指着黑色果冻询问。

“排出体外的毒素!”“威猛先生”从房间的另一边喊道。

我有点退缩:“你的意思是,这些都来自他的……”

“是的!他的小弟弟!”

爆发出更多的笑声。人们争相传看着照片,天堂至福贴的成效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我看来这更像承受了地狱之苦。

一条小马路上的中国式发财梦

中国人在谈论身体分泌物时颇为不拘小节。地方台的电视新闻对交通事故进行报道时,常常会播放受伤躯体鲜血淋漓的画面。我曾在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在候诊室里,张贴着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一个农民被铁耙刺穿了头骨。海报上详细描述了医院天才的医疗团队如何成功地拯救了这个不幸的男人。

“威猛先生”把照片传回我手里,我又看了一眼。

“太可怕了。”我说。

“一点都不痛,”傅姨说,“感觉很棒,很酷。十分钟就能见效。”

我翻看了散落桌面上的其他照片,看到棕色、黑色、黄色的分泌物覆在一大堆天堂至福贴上。其中有一贴还能看到隐隐的血迹,据说来自一个正经历更年期的女性。感谢“莲之养”的奇迹功效,她再次月经来潮。

“威猛先生”把手搭在我肩上。“给,”他说,递给我一包天堂至福贴,“洗手间就在大厅楼下。去,往内裤里贴上一片。”

我条件反射性地并拢双腿。“嗯……不用了,谢谢。”我说。

“威猛先生”的面部又抽动了一下,随即皱作一团:“我已经用了两个月,非常舒服。不会有任何感觉的。”

我摇头。

“它能提高你的性能力!”“威猛先生”微笑着向我保证,“你是名记者,对吧?你应该试用一下,才能根据个人体验撰写报道。”

“我报道的是中国的经济形势,不是性健康产品。”我语气坚定。

“那么或许你可以报道我丈夫的其他公司,”“威猛先生”的妻子说,“他还是一家直升机业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出十年,所有人都将坐直升机出行!这家公司有80%的机会上市!”她自信满满。

“威猛先生”点点头。我扫了眼他的模样。在我的想象中,他的生活估计是这样的:一天招募内衣贴销售员,另一天把通勤直升机计划的股份卖给穷苦百姓。

我看了看围坐桌面一圈的其他人,全都是和傅姨一样的退休人员。他们整天出入这类投资见面会,交换内部消息,对他们最喜欢的商品评头论足,互相招募,接收并传递各种好到不真实的产品的推介信息。头一天他们是猎人,第二天就成了猎物;他们互相买卖;兜兜转转,直到猎人和猎物在互相交换太多次身份后再也分不清自己的立场;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们全体卷入了这一被“关系”束缚着的金字塔。

我拿起一盒天堂至福贴,转向“威猛先生”:“这一盒卖多少钱?”

“一盒二十贴,卖398元人民币。”他回答。

我心算了下: 一盒的售价相当于75美元,一贴将近4美元。冯叔得卖掉一百五十个葱油饼才买得起一盒产品。

“似乎挺贵的。”我说。

“划得来,”“威猛先生”一脸严肃,“而且如果你转卖这些产品,能赚很多钱。人们一旦用过一次,就会一直买下去。”

我看了看散落在桌子上的照片,捉摸不透为什么有人会买这种把内裤搞得跟脏尿布似的产品。

7

“威猛先生”觉察到我的疑虑,他的面部抽动了一下。“一旦停止使用养元贴,你就会开始感到不舒服,”他说,伴随着面部的抽搐,“不知不觉,你会发觉自己再也离不开它,总想要更多。”

他拿起一支黑色白板笔,在电视旁边的白板上写下一串数字。花4000元人民币可以得到会员资格,同时获赠十五盒养元贴。把这些产品全都卖光后,他说,下第二笔订单时就能以半价购得产品。一旦开始享受折扣,他说,就意味着日后每卖出一盒天堂至福贴,都能带来200元的利润。

傅姨替我进一步做了量化:“也就是45%的利润!”

“威猛先生”点点头。“就是那么简单。”他说。

“那如果我招募其他人一块儿卖产品呢?”我配合地提问。

“威猛先生”的面部兴奋地抽动了一下:“你有那么多国外朋友,我相信你会这么做的!”

他转向白板,涂写下更多数字:“如果找到人帮你一起销售,你就能得到‘一级提成’,占你朋友销售收入的25%。如果你的朋友也找到人卖产品,那么你就能得到15%的‘二级提成’。三级为10%,接下来一直到第十级的提成收入都是9.5%。听我说,我会把运作机制跟你们解释清楚的。”

“威猛先生”难抑兴奋地在白板上点满了小圆点,接着转向我们。“大家看到这些点了?”他问。

我们点点头。

“现在,好好看。”他说。

他掉转身,在圆点间画了很多连线,使整个白板排满了一个个小三角形,他的脸抽动得更频繁了。接着他又把所有的三角形连在一起,转向我们,一副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白板上的图示形状一目了然。

“这,”“威猛先生”说,“是个金字塔。”

我转向傅姨。她对我笑了笑,示意我看白板。

“威猛先生”用白板笔指着我,继续他的演说:“我问你个问题。这里有两个选项:一个月后我一次性付你100万人民币,或者当月的第一天我付你1元,日后每天付你前一天款项的两倍金额,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装傻:“我想我会选一次性结清100万。”傅姨憋不住笑出声来。

“好吧,”“威猛先生”笑道,“你选一次性结清,而我选那个1元的选项,让我们看看谁做了明智的决定。第一天我拿到1元;第二天我拿到2元;第三天,4元;第四天,16元……”

“威猛先生”飞快地写下一连串数字,房间里其余的人齐声诵读他的计算结果:“接着,4096!接着,8192!接着,16394!接着32768!”

数到第二十五天时,傅姨兴奋地拍打着膝盖,“威猛先生”收回了他的报数权,洪亮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再接下来,数字突破200万!到第三十天,超过500万!哇!而你,”他说,停下来深吸了口气,“只拿到了100万。懂了吗?我们的销售就是这样运作的!”这是个原理简单的数字倍增游戏,但实际销售不可能这般理想的扩张,尤其是定价过高的中药性保健产品。

“你招了多少人?”我问“威猛先生”。

他思考答案时,面部轻微抽动了一下。“五六个。”他说。

“你卖这些养元贴多久了?”我问。

“三个月。”他回答。

傅姨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是他温州的一个朋友找他做上海地区的产品代理!”她说。

当然,我想,一个温州朋友。“你赚了多少?”我问“威猛先生”。

“我才刚刚起步!”“威猛先生”挤出一抹笑,“再说,我还在筹备直升机公司,事情太多了,忙不过来。”

这时,房间里有位女士走了出来。她八十多了。推介会开始前,她告诉我自己投资了很多类似的项目,赚到的钱足够供她孙女在澳大利亚的大学上学。她感觉我们的对话有点跑偏,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哎呀!你们当记者的也赚不了几个钱,对吧?你挣多少呀?没多少。只有商人能挣大钱。卖这些养元贴至少能帮你挣点外快。”

傅姨点点头:“他们会给你一盒试用品,你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如果他们喜欢,就会回头来找你要更多。”

“把这产品带回美国去卖吧。”老太太力劝道。

“但我记得你们说,这产品已经在美国销售了。”我说。

“她只是在请你帮忙到那边多推销推销。”傅姨让我宽心。

“威猛先生”插话进来:“我们会帮你和公司联系,讨论怎么把产品推入美国市场。”

老太太摸着我的手。“这是个好机会,”她拍拍我的手臂,对我说,“我们都是老实人,从来不骗人。”

8

“157名宁波老人投资梦破,1200多万元养老金打水漂”。

我把辽宁鼎旭(那家让傅姨投了不少退休金的菌菇公司)作为关键词键入搜索引擎后,跳出的第一条结果便是这个新闻标题。“百余宁波老人疑似深陷旁氏骗局。”2014年3月15日《东南商报》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文章称,辽宁鼎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全国各地吸收投资,对象大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宁波市距离上海只有两小时车程,位于上海以南。我很好奇那些人是不是和送傅姨去菌菇农场考察并骗走她15000美元的诈骗犯是同一批人。

该公司的董事长和其他两名宁波分公司的负责人已经被捕。他们涉嫌从一百五十七名老人那里非法集资诈骗数百万美元,其中有部分老人把个人所有的养老金都投了进去。嫌犯抛出年息15%作为诱饵,宣称只要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投资人就能赚取稳定利息。

有好几篇文章都报道了该公司处于破产边缘。《辽沈晚报》发现,本应用于种植菌菇的温室(正是傅姨参观的那个)只剩下门面,现已租给与公司毫无关系的当地农民。

根据宁波的报道文章,一些失去养老金的老人们拒绝相信自己被骗的事实。“尽管案件已到量刑阶段,”报道称,“一些投资者仍然希望同被告商讨美国上市事宜。”

法官对此万分诧异。在将嫌犯判刑入狱前,他最后看了看聚集在法庭上的受骗的投资者,狐疑地问他们:“你们仍然相信这个公司会上市吗?”

随即,他在法官席露出了哭笑不得的表情。

我们不知道,在中国究竟有多少人成为投资骗局的受害者。政府很少追查这类案件。傅姨购买原始股的两家公司(盖网和辽宁鼎旭)都承诺将在西方著名的证券交易所上市。当时,确有几家公司分别在纽约纳斯达克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受到了媒体的热烈追捧。

政府应对“养之莲”这类旁氏骗局的经验则充分一些。2014年,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四十九家公司颁发了许可,允许它们合法进行直销活动(无需通过指定零售点、可在个体间直接进行的销售活动),只要这些公司和他们的普通销售人员遵守中国的相关法律。

这四十九家公司也包括了安利、雅芳、康宝莱等外国公司。不出意料,“养之莲”不在名单上,因而属于非法传销。然而,即便是上了名单的公司,也并非没有问题。其中有好几家公司都曾涉嫌滥用庞氏骗局的洗脑术招募销售人员。

正如某位从事中国庞氏骗局研究的学者指出,中国政府有充分理由密切关注这些直销网络:“这些基层网络的成长在某些方面和党早期的组织构架以及唤起的群众热情非常相似,其由头可追溯到中国农村兴盛的民间信仰传统,而早期正是在广大农村找到了最积极的支持者。”

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担心傅姨的原因。她在四川山区长大,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受政府号召前往新疆开荒,随后随丈夫横穿中国来到上海这片处女地,这里遍地金钱,唯独她自己的囊中羞涩。

和大部分的同龄人一样,她不知道如何在这个新中国分一桶金,所以自然而然受到早已熟悉的事物吸引:微笑的招募者,引领你走向康庄大道。在21世纪的上海,对于骗子来说,没受过什么教育、不会上网的贫穷老女人显然是更容易得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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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叔和傅姨那间斯巴达式的房间里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除了床头上方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挂画。画中,挥舞翅膀的男人大概是罗马神萨图尔努斯Saturnus,罗马神话中的农业之神。——译者,他一手抱着一个赤裸女人,准备和她一同飞走;一手抓着一把镰刀,刺向地上一个憔悴枯槁的男人。

“为什么在墙上挂这幅画?”我问他俩。

我搜索到辽宁鼎旭公司的相关信息后,本想到傅姨家和她开诚布公地聊聊,但一直只有冯叔一个人在家。等傅姨总算现身后,他们立即开始吵吵不休。我需要找一个能够转移他们注意力的话题。

“这画来自德国,”冯叔说,“是幅老画,描述了封建社会的历史。”

我不太清楚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或许是因为长翅膀的男人手中的镰刀,或许是因为背景里的田园风光。傅姨也不信他。

“历史?你懂啥?”她说,“这些人连衣服都没穿好。你把这叫历史?你说话就像毛主席!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哎呀!”

“你啥都不懂,”冯叔回击道,“尽在那里胡扯。”

“你和你这场愚蠢的官司!”冯叔大吼,“你脑子出什么问题了,居然要打官司!要不是我,你还在新疆劳碌个没完,穷困潦倒!”

“新疆的空气好!”傅姨尖叫道,“食物安全,物价便宜,冬暖夏凉!你上哪儿才能找到这种天堂一样的生活?”她问。

“那你给我回去!”冯叔叫道。

看着吧,老伙计,我默默地想,她会回去的。在傅姨心里,新疆代表了她人生中最简单快乐的阶段。在新疆,她没有住过又冷又黑的棚屋,没有欠债。在新疆,冯叔没有情妇,傅姨也不会被复仇或贪婪蒙了心。

傅姨指着冯叔的脊背:“你想让我走,好趁我不在做龌龊事!”

她转向我:“我们留在上海唯一的理由就是为了孩子。这里的教育更好,但其他一切,都是新疆更好。”

“哦!为了孩子!”冯叔讥讽道,“你给了孩子多少钱?你给他们买房子了吗?没有!我是家里唯一能帮上他们的人。你所有钱都被骗光了!你买健康产品和其他各种垃圾,现在还要花钱打官司?太扯了!”

我以我知道的最礼貌的方式站起身来。

“我真的得走了。”我看了眼手机,结结巴巴地说。傅姨的脸气得通红,对我的告辞充耳不闻。她抓住我的手臂,阻止道:“记得我告诉你,他是怎么逼我回上海生孩子的吗?记得吗?”

我记得。见面的那天,她跟我讲了她的故事。当时我们坐在一个地下教会的礼堂里,其他信众齐声高唱赞歌。她的故事(离开新疆,去丈夫的老家分娩),像极了马利亚和约瑟为遵守罗马帝国人口普查的规定而前往伯利恒的那个《圣经》故事,这让我印象极深。

傅姨当然没有在马槽里分娩,她在一辆行驶在荒漠中的公交车上待产,下车后在一家破败的诊所里生下了她的儿子。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备受分娩并发症的折磨,就在此时,一名医生跟她提到了基督。

“是的,我记得。”我说。

傅姨擦了擦眼睛,深吸了口气。“那个儿子死了。”她说。

冯叔的视线从电视上移开,瞪着他的妻子。

她指着自己丈夫:“他母亲把我们的儿子带去了安徽。一天,他掉河里淹死了。当时他正在上医大学医。那是1990年,他刚满十八岁。是他母亲把他带到安徽的,他就那样死在了河里。”

我重新坐了下来,准备迎接另一场争执,但两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沉默,只留下健康节目中医生的声音充斥着这个又冷又黑的房间。

长长的三分钟过去后,傅姨从碗柜里抓起一包干果,打开,递给我:“吃个杏子。”她温柔地微笑着说。

我拿了一个,随后看了眼冯叔。他盯着他的电视,脸色苍白。他没有再说一句。

上海译文出版社《长乐路》上海译文出版社《长乐路》

本文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长乐路》,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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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东京家族》剧照
插图: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