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丨南方春天,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家的旅行

2018-04-30 19: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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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点钱给你吧?”旅行到第三站,母亲跟我说。

她说这话时,我们正站在铜锣湾SOGO斑马线一端的电线杆旁,对面是汹涌而来的人流。母亲坐在轮椅上,我推着她,父亲在旁边的药店里买药,儿子尿急,太太拉着他去了商场,难得有机会摒退众人,母亲忽然回身仰头对我说:“你这些天已经花了不少钱了。”

“好啊,给个几十万花花。”我跟她打趣。

“没那么多啊……”母亲连连摆手,尴尬地皱眉。

年后,母亲忽然想出去旅行。“你带我出去玩吧。”她打电话给我,跟我撒娇,“你爸小气,每次带我出去玩,都住快捷酒店,走来走去累死了,我要享崽福咧。”

“要得,想去哪啊?”我问。

“广州,我三十多年前去过……深圳没去过,想去一下,香港、澳门就在附近,也去一下吧,还想去海南。我要看海。”她一口气说出一串地名。

当天回家,与太太商量,第二天就打电话给父亲,敲定了日期,请假,在网上一步步订行程,其间回了一次家,带二老去办通行证,然后就是等。

到了出发的日子,我们在高铁站汇合,那几天天寒,母亲穿着大红色的棉袄,披着暗红色的披肩,很神气。只是行动略迟缓,比起三年前那次出游,显得步履蹒跚。

“长沙还暖和些,浏阳更冷呢。”见到我,母亲叹着,“不晓得广州如何?”

“不怕,万姐。”我笑着,“到了广州,你们就热了。”

母亲姓万,万姐是亲昵时我对她的称呼。

广州

“在广州,我吃过一次肠粉,素的,就是浇了点生抽,咸中带甜,真好吃啊。”在高铁上,母亲话很多,一直跟我絮叨着她第一次去广州的情景,“那时候浏阳没有米粉,酱油也只有老酱油卖。”

“哎呀万姐,别说你了,我上初中时才有米粉呢。”我笑着说。

三十八年前,万姐还年轻,在单位做会计,我两岁时,她才第一次出远门,和一帮同事坐着南下的绿皮火车去广州开订货会。“满街的牛仔裤,蛤蟆镜,烫头。吓死人了。”万姐说。

同行三个姐妹,还有四个男同事,一起住着招待所的大通铺,老老实实开会,扎扎实实逛街。

那年月,一切都新奇。姐妹仨都结了婚,挂念家里,事事省俭,只图个眼睛开心,什么都好看,也都不舍得买;什么都好吃,也不舍得吃。总要逛得累极了,才回屋,简单洗漱,将细软枕在脑下,黑暗里过电影一般地想着白天的行程,在满室的鼾声中酣然入梦。

一行人中有个男同事,是个毛躁人,长得五大三粗,毛发重,顶着大大的一个脑袋,外号叫“熊脑壳”。熊脑壳对事物的新奇,总比别人多几分,就爱往珠江边蹿,下午出去,晚上都不见回。几天如此,一天吃早饭时,带队的徐会计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批评熊脑壳,徐会计胖胖的,爱眯着眼睛看人,生气时,眼睛越发看不见。“无组织、无纪律,谁给你的权力脱离队伍?”徐会计说得义正辞严。

熊脑壳嘿嘿地笑,长毛的手抓着浓密的头发,半晌才憨憨地说:“我听说珠江边上有人亲嘴,想去看看新奇咧。”

“是真的不?”旁边的男同事来了兴致。

“是咧是咧,沿着珠江走,每天都有,抱在一起,胸贴胸,面贴面,嘴粘在一起分不开咧。”熊脑壳拍着腿回味。

当天傍晚,一帮男同事就都不见了。

万姐一行在广州待了半个月,在对口单位食堂吃了半个月,两荤一素,在她看来已是很好的伙食了。这里的人爱喝汤,食堂的汤色也常变,虽然一概清淡料不足,万姐倒也习惯,好似在家乡单位一般。

“走边沉底,轻捞慢起”,这是单位食堂打汤的不二法门,万姐舀汤特别拿手,七人的汤都归她舀的话,一把汤勺就能舀空锅底。

那些天里,凭借发现珠江边的“风景”,熊脑壳迅速拉拢了另外三名男同事,散了工,几人就到处去玩,看着大大小小的新奇,受着大大小小的骗,被人骗着坐上车去看据说是中山先生游过泳的池塘,还去白云公园坐过山车,四个人上去,两人被扶着下来,哇哇地吐,熊脑壳的吸引力伴随着一件又一件不靠谱的事被迅速消磨,到了最后,又是他一人出去浪了。

离开广州的前一天,熊脑壳请大家去吃了一顿早餐,那是他早相中的一个店子,在出招待所不远处的巷子里,新鲜的米浆现蒸,刮成条状切段,浇上生抽,碟子装着盛上来,熊脑壳请每人吃了两碟。大家吃着,熊脑壳坦诚地做检讨,他昨天去吃了独食,去白天鹅宾馆吃饭了。“都说那里高级,我想去看看。”熊脑壳期期艾艾地说,“哪晓得那么贵,不然今天要请大家吃顿中饭的。”

有知道白天鹅宾馆的当即囔了起来,直道这顿不算,要他改请中餐。

“真没有钱了,崽骗你。”熊脑壳难为情掏兜以示清白,“哪晓得那么贵,一个炒黄菜,一个青龙过江,收了我四十块。”

众人纷纷啧舌,万姐倒吸了一口冷气——彼时一个月工资才三十多。

“青龙过江是什么?”万姐问。

“就是一碗清汤,上面漂几根葱段。*他的,真有文化。”熊脑壳皱着眉,嘿嘿地笑。

“那一回啊,我见了世面,什么都没买,就给你买了一个皮球,五块钱,打好气带回来,我也是傻噢。”母亲说,“那个球你玩了好久呢,最后破掉了。”

“万姐,我们住得离白天鹅不远,也请你去吃青龙过江吧?”我说。

“钱多了作烧咧!”母亲哈哈笑着,“我们笑了熊脑壳好久呢,四十块钱吃餐饭。”

“年前我跟你爸散步还看见他,你爸眼尖,指给我看的。”母亲说,“岁月不饶人啊,他老得厉害,背驼着,秃了顶,两鬓都是白的,推着辆单车,低着头走,我喊了两声,他也没听见。”

到了酒店,放了行李,带二老出来吃饭,特地点了几样肠粉,母亲点了几筷子,不吃了,倒对一条清蒸鱼感兴趣,鱼是海鱼,蒸得恰好,浇的生抽,又嫩又鲜,母亲不停箸地吃了大半。“不是要吃肠粉吗?”我问她。

“我咳呢,你爸说鱼生痰,在家不准我吃,难得你点了,我肯定要吃平时吃不到的啊。”母亲振振有词,举着筷子又向鱼碗伸去。

广州的酒店订在沙面,酒店前身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大饭店,洋楼坚固,几经装修,掩荫在道路旁的老木棉与大樟树下,酒店门前,每日都有漂亮姑娘倚着墙拍照,古物配新人,互为风景。

母亲身子弱,走不得长途,我跟酒店借了轮椅,推她出去玩。每日下楼,推着母亲走过那些在镜头前搔首弄姿的女孩们,我总不免走得慢些。

“我太重了吧,要不我下来走吧。”母亲担忧地问,我嘿嘿地笑,推着她一溜烟跑起来,父亲在背后大声嚷嚷,“慢点,看路哎!”

深圳

三天后,我们去往深圳。

母亲对深圳唯一的印象,是多年以前我给她买的一瓶洗面奶,产地深圳。

那大约是上初一时,某一日下午,班主任闯进教室,掏出一篇作文,当堂念了起来。作文是高年级的一位同学写的,名叫《我的母亲》,文章从一件小事展开来,结尾升华再升华,用了许多的排比句与形容词,把我们感动得一塌糊涂,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为了造成强烈反差、这位学长把自己描绘成了一个坏事干尽的人渣的事。

班主任念得声情并貌,末了,号召我们向人渣学长学习。“真情实感啊,同学们啦,想想你们的妈妈,她为你们做了什么?你们要怎么回报她呢?”班主任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也可以写进作文里嘛。”

带着做一个好学生的觉悟,我开始酿酝自己的作文,想了半天,想到的都是母亲教训我的情景:有一年刚开学不久,母亲某天从住同一院的老师那里印证了我说谎的事实后,回到家,倒了半杯白酒,拿出根针放在酒杯里泡着,招呼我过去。我步子挪得迟疑,她粗大的手臂一把将我捞过去,我的头牢牢地夹在她的臂弯里,手翻上来,钳住我的嘴,另一只手从杯里拈起针,在我的嘴上密密地扎,大声地骂着:“还敢说谎不?还敢说谎不?”我吓懵了,都忘了要反抗,“啊啊”叫着,感受着针尖一次又一次地刺破嘴唇,嘴巴很快地肿了起来。

几年以后,我与几个同学一起去录相厅看《东成西就》。看到梁朝伟被毒蛇咬伤嘴唇肿成了两根香肠,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我就笑不出来,几年前的一幕再上心头,令人心生惊恐。

但当时,听完学长的那篇作文,我决定原谅母亲,刚过完春节不久,我的钱袋还饱满,恰要到三八妇女节了,我决定去给母亲买样礼物。

学校旁边有间小店,名字洋气,叫“梦巴黎”,起初卖美容用品,这在小城是个新鲜事物,在当时,多数人连洗发液都没有用过,譬如我,一砣香皂包打天下,洗头、洗身加洗衣全是它——用它洗衣,还常被母亲骂,“明明有肥皂,非要用香皂洗,钱多了作烧!”

小城妇女的观念还没跟上,梦巴黎的经营举步维艰,它开始妥协并改良,就着学校旁的好码头,一半作美容用品,一半作学生用品,文具、图书、玩具、小吃,能赚钱的都卖。

于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带上了全部家当,去梦巴黎给母亲挑礼物。

到了店里我就傻眼了,店里最便宜的一款洗面奶就要四十八元,可我的全部家当只有四十块。刚进店的豪客心态瞬间崩塌,钱在手里攒出水来,左顾右盼,等着店里的客人好容易走空了,才从架上摘下那瓶洗面脸,走去柜台,鼓起勇气向柜台后的阿姨说:“阿姨,我想买这瓶。”

“好啊。”阿姨爽朗地笑着。

“我只有四十块,我要买给我妈……”我从嗓子眼里挤出蚊蚋般地声量,从小就不惯于讲价,更何况这样可耻地祭出私隐,利用他人的同情心。

“好伢崽,卖给你。”阿姨从柜台后扯出包装袋来打包,“盒子里有使用说明,叫你妈照说明书用啊。”

没想到事情能这么顺利,直到我走下楼梯,将礼物放进自行车的前篮,开了锁准备走时,才听到阿姨与隔壁的聊天:“我还以为他要偷东西,瞄了他半天了,原来要打折咯。”阿姨哈哈地笑着,声音大而哄亮,大约以为她叨叨闲话我听不见。

母亲收到礼物后,愣了半晌。“你在学校犯了什么事?”她大声质问,开始焦虑地在客厅走来走去。确认了那真的只是送她的礼物后,她又激动地在客厅走来走去。

那之后,母亲有半年没打我。

洗面奶她省省俭俭用了小半年,用完了之后还想用,梦巴黎却已经关了。

洗面奶的盒面上注明了产地深圳,这便是母亲六十多年来与深圳的唯一交集。

我们去了深圳民俗村,看表演,坐着小毛驴驮的车子在村里逛了一圈,在各种微缩景观里走马观花。母亲仍是不能久走,从酒店借的轮椅,一路带着,是她的专属坐驾,我是车夫,下了车就推着她。母亲坐在轮椅上东张西望,啧啧称叹,一开始说,“啧啧啧,到了大城市”,后来又说,“啧啧啧,哪里都一样。”

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是说这些高楼、这些马路,和长沙的也没有多大区别。

后来,她又想去中英街,我听来好笑:“后天就去香港了,有必要吗?”

“好多同事都去过,电视里看了那么久了,来了还不去看看?”母亲嗔道。

拗不过她,打车去了,一条小街乏善可陈,多数人都明白它是历史的见证,是改革开放后长时间里,内地与香港的唯一接驳点,然而如今的人们再去,大抵不是采买,而只是怀旧罢了。

中英街上充斥着各种假货,大家一路逛来,什么都没买,倒是儿子开了张,央着太太给他买了一个玩具。父亲在进街时还发了脾气,他不能理解,“香港都回归了,进个中英街还要办证?”

香港

儿子六岁了,有着这个年纪的调皮与有样学样的懂事,到了香港的酒店,他第一个跑去问有没有轮椅借。“奶奶要坐。”他仰着头对礼宾部的大哥哥阐述他的理由。

“有的有的,借俾你好不好啊?”大哥哥笑着应他。

“谢谢。”他跑回来,向太太大声邀功,“有轮椅咧,哥哥去拿了。”

我们到时,正是周日,推着母亲出门游玩,穿过维多利亚公园,周日下午放假的菲佣席地而坐,拥了一路,聊着天、抽着烟,享受着各自带来的美食,好不热闹。我们在人群里穿梭,一路喊着“让一让,不好意思”。

“你该喊,‘借过,冇意思啊,唔该’。”太太如今仍看TVB,多学了几句粤语,赶忙教我。母亲听得哈哈大笑,笑罢说道:“那时候看了《人在旅途》,我就好向往这里的。可惜了,杜嘉南和叶倩云没有在一起。”

“那是新加坡。”我纠正她。

“噢噢,新加坡我去过的啊。”母亲一手抚脸,沉思半晌,“《流氓大亨》是这里吧,方谨昌是好人咧,被他弟弟害得那么惨。”

母亲就是在这想要塞钱给我的,尤其是当她知道我们住的酒店价格后。“啧啧啧,那么小一间房,这么贵。早知道不来了。”她皱着眉头,“你该早告诉我的。”

“是是是,我错了!”我连连点头,绕到前头按住了她掏钱的手,“财不露白,把包拉上。”家人们都回来了,大家都不愿意再逛,一行人往回走,母亲坐在轮椅上,左右望望,低头颤抖着、小心拉上跨包拉链,把包抱在胸前。

此后,母亲像完成任务一般,完成在这里的游玩。

她去太平山顶远眺,“有钱人住山上,这里的房子好贵的吧?”她在黄大仙殿前虔诚跪拜,“大仙保佑,把我的病痛拿走吧,让我健健康康。”

她又催着我们启程离开:“这里不好玩,大家都急匆匆的,显得我们好安逸。”

又问我:“这么小的地方,什么都有限,来的人多了,打扰到本地人了,是不是啊。”

在香港的最后一天,我们去酒店附近的酒家吃了一顿大餐,本是去别家吃,可这家门口“绝不放味精”的牌子吸引了父亲。

下午五点半,店门口本挂着休息的牌子,见我在门前踟蹰,里间走出一位店员,翻过牌子,开了门,引我们进去。

酒家人客稀少,进门就瞥见墙上一排米其林推荐,我心下一凛,急忙翻菜牌,菜价勉强能接受。点了龙骨汤、荷叶蒸鸡、蒸鱼、辣炒肉碎、粥与腊味煲仔饭,荷叶蒸鸡是母亲的下饭菜,她肝脏不好,特意嘱咐了,不放料酒、姜辣等刺激性辅料,店员仔细备注了,拿到厨下。一会儿,菜陆续地上来了,肉碎咸辣,正好下饭;蒸鸡火候掌握得极好,嫩滑咸鲜,辅料极简,不过镶了几丁冬菇;一条海鱼蒸得极嫩,腥味尽去,浇了些生抽,吃来鲜甜;母亲喝了一碗汤,就着蒸鸡与蒸鱼,吃下一碗白米饭,眯着眼,很满足的样子:“这家米饭好吃啊,有甜味呢。”

母亲吃完了,我和太太、孩子仍在分食那碗煲仔饭,母亲愣坐了一会,开始指挥父亲:“把鱼吃完,不要剩菜,很贵的。”

在香港的两晚,母亲的脸色不是太好,暗沉着,每晚都咳,的士里和酒店里的冷气又开得特别大。而吃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后,她的脸上云霁顿开,有了鲜艳的色泽。

我看着她,心里的雾霾也散了,过往看过的无数TVB剧里,一句惯有的台词涌上心头:“一家人齐齐整整,开开心心,就好呐。”

澳门

旅行第四站,众人都有些疲惫了,父亲打起了退堂鼓:“不如我们回家吧。”

“机票不能退啊。”我说,“酒店也都付了全款了。”

“你听崽的,再玩玩。”母亲说。

我们去了妈祖庙祈福,母亲害怕烟呛,不能进庙,父亲与我进庙烧香,请了只平安符出来,母亲站起来接过,双手合十,对庙鞠躬,拉开跨包拉链,小心翼翼地将符放进去。

我和太太带着孩子买了只冰淇淋,回过头来,远远看到两老在一个人力车前打问,说了两句,母亲就拉着父亲扭头,返到横椅上坐着。

我踅过去,问她:“想坐坐?”

“不坐,太贵了,”母亲连连摆手,“坚决不坐。”

“我这是澳门政府订的价,三百五逛一圈。”人力车老汉蹬着车子跟过来了,“没有多要一分钱。”

“妈妈你们坐着逛逛,看看景,我们跟在后面走走。”太太出声了。

母亲不做声了,我打开包,付钱。催两老上车,母亲拉上了孙子,让他坐在了中间。

可我们都低估了骑车老汉的实力,看着六十多的人了,拉着三个人,三蹬两蹬,绝尘而去。

“爸妈开了港澳漫游没?”太太问。

“多半是没有。”

“那约在哪里等呢?”

“大三巴。”

“大三巴那么大!”太太尖叫。

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回头去叫台三轮车,按同一路线往终点赶,可回到妈祖庙前的广场,一架三轮车都找不见了。打车,等了半天才打到。到大三巴广场停,太太看左边,我看右边,人群里睃一个来回,找不见人。

三十分钟后,精疲力尽的我们在草堆街后的巷口看见坐在石级上的两老,二人一前一后,让出行路的道。父亲坐在低一级的台阶上,紧紧攒着孙子的手,母亲坐在高一级的台阶上,竭力地跟孩子说着话,走近了才发现,她在讲故事,讲得磕磕巴巴。

“老冯说车只能停这里,”父亲说,“他说跟你讲了的。”

蹬三轮的老汉叫老冯,我静下神来,隐约记得他跟我说过,车不能进步行街,只能停在上面一点。人生地不熟的,我大意了。两老下了车,不敢动,一直在原地等着。见我们来,他们也舒了一口气。

“老冯就厉害呐,”父亲定了神,大声说道,“会聊,身世也厉害。我们一路聊天,到哪里都给我们介绍。”

老冯原籍广东佛山,八零年两口子偷渡到香港,香港不容他,辗转到了澳门,当时澳门缺人,倒是不赶他,容留他做工,不外乎当苦力赚钱,三年无犯罪纪录,解决了澳门居留权,一开始他也沾了赌,几年下来,赚的工钱都送给了赌场,潦倒时,家中米油都要借,气得老婆要上吊。后来才下定决心戒了。

各种苦力都做过,直做到跑三轮才定了下来,并不为它最赚钱,而是老冯认为这是他做过最好玩的营生,客人来了,拖着客人逛,自己也逛,看楼看海看风景,没客人时,寻个荫凉地停着,听收音机哼曲看风景,玩着玩着就把钱赚了。至于拉客,比起自己之前做过的活,要轻松好多。

到今年老冯已戒赌三十六年,赚的钱一点点攒起来,早年趁着房价便宜,陆续买了三套房,一套自住,两套收租,三个小孩长大了,也争气,连儿子带儿媳,一家六个公务员。如今跑三轮,一个月除了吃穿还能攒下一万,拿出去放债,日子也过得逍遥。

父亲啧着嘴,点着头:“这个人不简单啊,和他一起出来做苦力的老伙计,如今过苦日子的大把人在,辛苦赚的都交给了赌场,家里搞不好,如今内地好回了,也不敢回乡。他倒是经常回去,佛山的屋场翻新了,有时候一住就是半个月。”

太太看到一家草本护肤店,说内地没有的,带着孩子进去逛了。父亲走热了,大口地喝水。“没带短袖,我要去买一件。”他喃喃地说,望着路旁的折扣店。我塞给他几百港币:“去买一件吧。”

“你去你去,慢慢看。”母亲顺势坐在街心长椅上,“走不动了。”

我陪着她坐着,周围人群川流熙攘,叫卖声与南腔北调混杂,有人发着传单,有人举着牌子指示餐馆的方向,太阳当空照着,母亲穿着夹衣,丝毫没有要脱的意思。“累不累啊,妈妈。”我搂了搂她。

“不累不累。”母亲连声说,“这里真干净啊。”说罢,她自顾拉开包,掏出她的红色钱包,打开来,“我给点钱给你吧。”

“不要啊,你收起来。”我嗔道,“总喜欢在街上拿钱,这个习惯要改啊。”

“只有这会儿就剩我们俩娘崽啊。”母亲有些不好意思,还是听话地把钱包收起来了。仔细收好了,拍了拍我的手,“家里你爸管钱,我把我的私房钱都带出来了,没有钱了问我要啊。”

“好啊,”我笑着说,“你带了多少啊。”

她得意地笑着,比了个手势:“六千多呢。”

珠海

珠海是临时增加的行程,我的数学不灵光,订的机票是从珠湾飞海南,可行程多算了两天,要离开澳门时,才发现飞海南的机票原来是在两天后。

这倒是合了儿子的意,在珠海住,肯定会去海洋王国。

我们住在离海洋王国不远的一家小酒店里,酒店二楼是间饺子馆,订时在网上看到评论,当时心里就许了它——我们一家人都爱吃饺子。

母亲如今的身体,对刺激性食物的敏感是反射性的,姜酒酸辣,一吃就咳。饺子养人,她也吃得。

“你也是个饺子宝啊。”那天在酒店办理了入住,带他们去二楼吃饭时,一家人都挺开心,母亲挎着我的手,眯眯笑着,“小时候能吃三四十个,那还是自家包的大饺子。”

“我上班了,你也来给我包过啊。”在长沙上班后,一个独居,房间邋遢,母亲时常过来帮我做卫生,有时候会给我包好些饺子,塞满我的冰箱冰冻格。

“可惜我现在做不动了。”母亲轻轻地叹气。

“不要紧啊,我请你。”我拍了拍她的手,装着土豪样,“放开肚皮吃。”

她又笑了起来。

那顿午饭,她胃口极好,吃下了十个白菜肉饺,又满满喝了一碗西红柿鸡蛋汤。

海洋王国是第二天去的,酒店没有轮椅借,海洋王国里有,借了推上母亲,一个馆接一个馆地逛过去,母亲直道见了世面。

“这么大的鱼,总也吃不饱吧。”到鲸鲨馆时,正遇上喂食,工作人员划着小船喂,我们在大玻璃窗前仰着头看,大鲸鲨直立在水中,仰着头吞吐着海水,母亲啧啧地叹道。

“它一个人,就会发躁呢。”那是在北极熊馆,据说母熊下崽去了,只剩一只公熊,在人造雪中焦躁地走来走去。

“这鸟好蠢的,好在生在南极,生在人多的地方,早被打光了吧。”那是在企鹅馆。

“不要扔了,给孙儿玩,这么贵,你扔什么咯。”那是在北极熊馆的外头,外头圈养着几头棕熊,游客可以买食物喂它们,一可乐杯切块的红薯20元,我买了一杯给孩子,父亲也拿着扔,被母亲斥责了。

天气热,我们穿短袖,母亲仍是穿夹衣,我特特让父亲带着棉袄,馆里冷,进去就给母亲穿上。

“只看见脱衣服、穿衣服,烦死了。”母亲抱怨着,可依旧老老实实地配合着我们。

三亚

“终于要去三亚了!”候机时,母亲很开心。

“所以之前那么多地方不是你想去,是爸爸想去吧?”我嗔道。

“不是不是,是我想去啊。”母亲使劲地摆手,像个撒谎的孩子。

“谁想去都没有关系啊。”我叹了口气,拍了拍她。

她腼腆地笑了起来。

中餐在机场吃的,她吃得特别认真。“这么贵,要吃完啊,不要浪费。”她把套餐里煮得蔫巴的蔬菜都吃完了。

“三年前,你带我们出去玩,我们也是坐的飞机啊,”飞机上,母亲忽然扭头对我说,她坐在我的前排,靠窗,“那一次也好玩,小菠萝几好吃。”

那一年,是父母亲结婚四十周年,我带他们出外旅行了一次,去的厦门,逛鼓浪屿、逛小街,那时候母亲还走得长路,一天下午,两老在曾厝安里逛很久,将一根看中的珍珠项链砍到了极低的价格,最后还是没有买。

父亲与母亲是经人介绍结合的,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方式,在这一桩本不被母亲娘家人看好的婚姻里,父母亲扮演的都是负重前行的角色。

婚后许多年里,他们最大的娱乐莫过于看电影,我出生后,他们就带上了我,于是懵懂未开时,我就已经在电影中见识了这个刺激的世界,恐怖、惊悚、爱情、残酷,在被后人褒扬的黄金十年里,我最深的记忆却是电影院里那一堆不能理解、乱七八糟的东西,遇到的所有儿童不宜的镜头,母亲不过是潦草地捂住我的眼睛,而她偏有一双漏财手,手指并拢时指缝奇大,并不影响观看,反而引得我好奇,愈发瞪圆了眼睛。

如今想来,那是一个父母亲与我共同成长的过程,他们在摸索着做一对好父母,而我却不懂得做一个好小孩。可在那个年代,谁不是这样磕磕碰碰地长大呢?

在我参加工作以前,他们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旅行,我参加工作那一年,母亲随大姨外出旅行了一次,就是去的海南。

“那时候啊,到处是烂尾楼,从海口就开始坐车,到兴隆看果园。”母亲说,“但是海真蓝啊,一片好水,看得人心里好静。”

八年前,母亲的一场大病,彻底改变了她的观念,终于从此前的“电视里什么都看得到,花那个冤枉钱”,到“趁着能走,多出去看看”。虽然仍是俭省,好歹踏上旅程。

而三年前的那次旅行,也不是一场完整意义上的一家人的旅行:儿子一到厦门就病了,发热、吐,深夜里我和太太抱着去医院,医院离酒店不远,一路上路灯昏黄,三角梅开在灯晕下,三岁的儿子伏在母亲肩头,眯着眼睛看着这个陌生的地方,我想,他深夜外出的感受,或许与我多年前坐在电影院中是一样的。

“多少年后啊,又一次看海呢,我很喜欢。”母亲说。

在厦门时,余下的几天行程,我一半陪父母、一半陪孩子,孩子诊断出是手足口,发热正常,只能自愈,我们仍是担心的。请了个地陪导游陪父母去玩,母亲说的小菠萝,便是他们独自去逛时,导游请他们吃的,一块钱一个。

有一天夜里,我抽空带父亲去吃了顿海鲜,在中山路的口子上。“你爸吃那么多,拉了两天肚子。”母亲哈哈大笑。

三亚正是淡季,我们住在海边,订的大东海的酒店,办好入住,打车去“大菠萝”(三亚较有名的综合商场)吃饭。大菠萝四楼也有家饺子馆,卖饺子兼卖海鲜,同时满足了父亲母亲。饭罢回来,借了轮椅,推着母亲去海滩上玩,太太带着孩子下了水,不一会儿,父亲也按捺不住,“我去看着孙儿啊”,便也脱了鞋,挽起裤脚,下去了。

岸上只剩我和母亲。“要不要去沙子上走一走?热疗一下。”我说。

“不要啊,坐着蛮好,吹吹风,你去吧。”母亲仰头冲着我笑。

我去附近找小卖铺,买了个打火机,两瓶水,切了个哈密瓜,“有没有本地的?”我问老板。

“哈密瓜就是本地的。”老板答道。

“信你就有鬼。”我心里暗忖,“一个打火机卖我五块钱,真坑。”

点了根烟,往回走,路过的一个个饭铺,有一个旅行团在吃团餐,几个圆桌的席面,桌中间都是一锅煮沸了的清水,周边摆满盘子,火腿肠、方便面、大白菜、豆芽菜,还有一条看上去冻龄超过年龄的鱼。

母亲仍坐在椰树下,一动不动,浑浊的眼里闪着光,像在沉思。我到了近前,她才发觉,喝了两口水,拈了一块哈密瓜吃。

我坐在她身后抽着烟,斜后方看去,除了微微鼓动的腮帮,风吹动她的白发,她仿若静止。

椰林很长,风仿佛从海的尽头吹来,鼓动着椰树的合鸣,母亲坐在树下,日头在她的身周投下斑驳的光影,前面是沙滩,青春活力的人群在追逐嬉戏,再往前,黄沙接着蓝海,天空海阔,一切都忽然提亮,无比鲜活,像深浸在高光里。

半晌,母亲回过头来,满是皱纹的脸上泛起俏皮的笑,她眨了眨眼,说:“我给点钱给你吧。”

编辑:沈燕妮

题图:《东京家族》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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