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井下的红与黑

2018-05-04 14:49:09
2018.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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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2年大学毕业,我一心想留在省会太原。投了无数份简历后,先是在一家私企做软件销售。三个月后公司倒闭,讨薪无果,便去了太原北郊的一个县城卖房子。售楼处前后都是庄稼地,站在售楼处门前的田埂上一眼望去,直到公路尽头,两侧只有秋收后光秃秃的黄土地,远处掉光叶子的杨树连着天际线,只剩荒凉。

十一月的风越来越冷,交易量也一降再降。就在这个初冬的午后,我爸打来电话,下了最后通牒:“矿上的工作终于算是敲定了,明天早上去报到。”

我的爸爸、哥哥、还有叔叔,以及我的一些同学,都是矿工。而我,也将终究成为其中的一员。

也许我该庆幸,如果不是作为矿工子弟,我是无法以正式员工的身份进入这个当时的“高薪行业”的。我无法开口拒绝我爸的安排。

挂了电话,我去向领导辞职,他只送了我八个字:“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我收拾好行李,踏上了回家的路,却因为堵车经历了人生中唯一一次误车。我爸的电话踩着列车发车的时间打了过来,得知我没赶上火车,便以为我不想回去,在电话里把我骂了一顿。我一向话少,吵架时便一言不发,直到我妈拿过电话:“回家吧,孩子。”

我缓缓张口,只说了一个字:“好。”

走出火车站,只能坐黑车。交钱的刹那,我忽然释然:从小到大我都算是勤俭的孩子,可是无论我多努力,钱包依旧是瘪的。回家子承父业,也许是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黑车还是跟以前一样,七座的车硬是塞满了十个人,一路颠簸,凌晨到家。

2002年到2012年,被称为山西煤炭的“黄金十年”,我抓住了这黄金色的尾巴尖儿,成为了一名矿工。

2

我去矿上算是“接班”,所以我入职的时间,也是我爸提前退休的日子。报到那天,我爸把他骑了快七年的摩托车送给了我,自己则坐到后座上。

来报到的员工很多,都是十里八村的青壮劳动力。大家挤在一个温暖逼仄的房间里,领体检表,填入职申请,签合同,交纳一份抵押金,比我之前两份工作的入职流程要正规许多。

同行还有两位熟人,是同村的二海和郭帅。二海家和我家隔了三个院子,比我大不了几岁,早早结婚生了孩子,之前在县城里卖家具,偶尔见面点个头,就算打了招呼。如今他已经发福,人群中属他最胖;郭帅是我的初中同学,上学的时候还一起打过篮球,后来他辍了学,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你咋也回来了?”二海凑到了我身边。

“外面不好混,我爸让我回来。哥你咋不卖家具了?”

“那个哪有这个赚钱?你嫂子又怀上了,需要这个……”二海做了个数钱的动作,冲我无奈地摇摇头。

二海没有和我分到一个班上,后来在矿上的见面次数也寥寥无几。可时过境迁,我却总能想到他当时一边数钱、一边摇头的那幕——后来,他的确赚到了钱,用自己也未曾料到方式。当然,这是后话。

下井前有为期半个月的入职培训,朝九晚五,矿上各个部门派出代表来给我们上课,放矿难视频,讲急救知识,反复强调安全。

没几天就有事故通告贴到了墙上:我们队两个工人受伤,一个砸到了胳膊,一个被气刺穿了脚——气怎么能刺穿脚呢?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得其解,直到后来做“支护”(编者注:为保证地下结构施工及基坑周边环境的安全,对侧壁及周边环境采用的支挡、加固与保护措施),看到老矿工拿出了高压气枪才明白——它和洗车用的水枪有点相似,只不过水枪的气压大概是5个,而高压气枪的压力则是30个,电影《人山人海》里面的混混杀人用的,应该就是这东西。

培训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矿上的赵医生,他讲了很多真实案例,有砸破头、压断腿的突发事件,也有常年累月的尘肺病,当然,还有死亡。培训到最后,他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

“我希望除了这次,你们永远不要再看见我。”

一屋子的人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恐惧无声无息地蔓延开来。

“有个球事,我们村挖煤的多了,也没见天天死人,下去小心点儿就是了。”人群里有人打破了沉默,随后有人随声应和,大家赶紧转移了话题。

培训结束后,我和郭帅被分到了同一个班的“综掘队”。我爸打听到我的班长姓吴,祖籍湖北,据说来山西快十年了。

正式下井的前一天,我妈在家托村里名气最大的神婆,请来了肉眼不可见的各路神仙,拉着我郑重地下跪、上香。屋里烟雾缭绕,比大年初一的香火还要旺。

烧香的时候,我妈塞给我一块庙里求来的红布条,叮嘱我要随身带着。她闭上了眼睛,念念叨叨说了一堆,都是些拜托神仙的话,归纳中心思想,只有两个字:平安。

“红布条一定要系在身上,可不要忘了。”神婆临走,又叮嘱了一番。

吃完晚饭,我和我爸照旧守着家里的蜂窝炉子看电视。

“你知道二海吧,他托了很多关系才进去的,我听别人说,至少花了十万。”

“啊,这样啊。”我应道。

“所以你安心上班,一开始可能累一点儿,习惯了就好。苦一两年,你就啥都有了。”

我点头——之后的日子,我一直在琢磨我爸口中的“习惯”到底是什么?有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规则,我和他都在这个规则之中。但它又像一种传承、一种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我需要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我要娶妻生子,并继续告诉我的儿女,“一切习惯就好”,因为我的爸妈,爷爷奶奶,甚至祖祖辈辈,都是在这片土地上,遵照着这个规则活着的。

我不喜欢这个规则,但是我没有资格说不。

3

第一次下井那天,早晨五点多,我从家出发,稍稍绕了一点路,到了我的高中。我隔着街,望了望空无一人的篮球场,零星看见几个穿着校服的学生,我最爱吃的那家鸡蛋灌饼还在。

在更衣间换好衣服,穿过走廊便来到了灯房,灯房出去就是下井口。这里并不像《盲井》里看到的那样破旧,灯房走廊砌着瓷砖,领完矿灯的工人们三五成群瘫在地上聊着天,身边不一会儿便积了一层薄薄的煤面。

新人会有一个师父带,我的师父恰好就是吴班长。他话不多,第一次见面只说了三个字:“跟着我。”

轮到我领灯。

“‘明灯’还是‘黑灯’?”发矿灯的大姐问道。

“‘黑灯’。”师父抢先帮我回了话。

尽管心里有疑问,但自知不能多嘴向师父打听。接过矿灯和自救器,学着他的模样,把两样东西别在皮带上,我按了矿灯的开关,心想:“黑灯”也很亮啊。

下井前,我特意往下井口看了一眼,是望不到头的台阶,就像北京的地铁一号线。不同的是,这里黄色圆弧形的墙壁上沾满了风从井下带上来的煤灰。

巷道两侧有着微弱的灯光,大家穿着新旧不一的工服,排着队匀速往下走。五六斤沉的自救器,装了足足一升水的盒饭,还有别在腰间的矿灯,加起来十几斤的负重,让我不自觉放慢了脚步,不一会儿腿就酸得发抖。

估摸着又走了一刻钟,总算到了井底,井底不像我想的那样一片漆黑,反而灯火通明,颇为宽敞,一条巷道也变成了两条。右侧短巷道的边上有一排椅子,坐了几个等待着上井的工人,长椅对面的下水沟淌着黑色的水流。

和我一起走下来的百十号工人,一批批消失在一条条巷道里。我们班九个人,我跟着大家一起上上下下,翻过皮带输送机,从明亮的进风巷穿越风门,来到尘粒飞扬的回风巷,几进几出,看见了黑漆漆的“工作面”,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所谓综掘队,通俗点来说就是“挖洞队”,一条条贯穿的巷道就是我们队挖出来的。巷道可见之处都被铁丝网包围了起来,唯一裸露的黑色煤层就是我们工作的对象。师父交代我拿铲子铲煤,郭帅则被他的师父“大牛”安排去搬石头,大块的青石,一块能有五六十斤。

不一会监工韩队长就下来了,他是整个队的头儿,手下管了几个班、总共六十多号人。他一下来,便指着郭帅喊了起来:“你们两个新来的,站住!”

郭帅和另一个矿工不明所以,把一起抬着的那块大石头缓缓地放到了地上。

“就这么大点儿的石头还两个人一起抬,你俩这不糊弄我么?!”队长说完,沉下腰,一把抱起了那块石头,郭帅见状,赶紧过去抢着搬。

“滚一边去!”队长一边骂着,一边放下了石头,“再让我看到你们偷懒,咱们走着瞧!”

队长的骂声,让我也不自觉加快了手里铲煤的速度。

终于挨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我一下瘫坐在地下,摘下手套擦了擦嘴,手累得有一点抖。打开饭盒,虽然饿,但又实在吃不下,只能硬塞两口馒头。放下手中剩下的馒头,发现上面已经有黑黑的一圈印子,是嘴唇留下来的。

接下来的整个下午,我都在机械地铲煤,耳边一直是机器的轰鸣声。我向郭帅问了几次时间,发现时间过得真慢。

临近下班,通知要“炮采”。老矿工拉出了一条黄色的警戒线,除了引爆的人,其他人都得在线外等待。巷道里没了机器的轰鸣声,变得极为安静。大家捂上了耳朵,等待着炮响。

两声炮响相继传来,整个巷道晃了晃,窸窸窣窣地掉下了不少煤渣。迎着放炮的方向,风把火药味带了过来,比过年时的鞭炮味儿浓烈几倍,刺鼻得很。韩队长跑了过来,对我们说着什么,可我听不清,耳边只有金属滑过玻璃般的声音——耳朵被震耳鸣了。

工作面的煤被炸塌了,大大小小的煤块散了一地。我的任务就是把它们铲到煤溜运输机上,耳鸣依旧,煤块亮得刺眼。

4

小郑、郭帅和我,三个新人被分在一个宿舍。小郑和我一样是大学生,还自豪地跟我说,“我和你可不一样,我念的学校可是211”。

矿上施行八小时工作制度,分早晚两班,早班从早晨八点到下午四点,夜班从凌晨十二点到第二天早晨八点。矿上号称平日有油米面和蔬菜的供应,过年过节有丰厚的补助,听起来有点像公务员的待遇。

但事实上,下矿前要花两个小时准备,下班后有两个小时的收尾,每天工作的时间其实在十一到十四个小时之间。连续上几天早班,就会忘记太阳到底长成什么样,井下的“黑夜”像冰冷的冬天一样漫长,让我迫切地想看到那么一点光;终于连轴转换到夜班,中间只休息了三个小时,在井下熬过了真正的黑夜,再次见到隔天的太阳,仿若隔世。

第一个受不住的人是小郑,第一次连轴换班之后,他就请了三天假,说是病倒了——想想他不到一米七的身高、不到一百斤的体重,说他病倒了,我是相信的。不久之后,他妈过来替他直接请了一个月的病假。我这才知道小郑从小没了爸,跟他妈相依为命——我以为他会是第一个离开这里的人。

郭帅前些年靠着跑黑车,弄了一辆二手凯越,是我们三人中唯一一个有车的人。刚入职时,他还经常要给我们“传授一下经验”,说“二手车性价比最高,谁买新车谁傻X”。可从下井之后,他回宿舍就再也没有了多余的话,常常一根烟还没抽完,就睡着了。

我知道这份工作会累,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累。上班后睡眠时间变得很珍贵,我便很少回家,每天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疼痛感会从指尖儿蔓延到全身,一想到接下来的一天还要在井下,便会从朦胧的睡意中惊醒。本就少言寡语的我,变成了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身体累到麻木的时候,大脑也停止了思考,连带着语言系统也丧失了功能。

我更喜欢上夜班——虽然夜班无人监管,为了赶进度,巷道内的粉尘量会严重超标,矿灯照过去,无数尘点在光束中乱舞。但只要熬过漫长的黑夜,就能赶上早晨回家,从矿下往上看,能依稀看见井口,碗口般大小,淡淡地发着光。我沿着一层层的台阶往上走,告诉自己,只要继续朝着井口走,怎么都会有光。

终于到了第一次领工资的日子,将近九千块钱。我买了一个iPhone4,又取了三千块钱,第一时间赶回家交给我妈。

我妈做了我最爱吃的饸饹面,我爸兴致很高,喝了一点酒。他对我这份工作十分满意,稳定、赚钱多,“只不过一开始会累一点,习惯便好了”。小县城消费极低,在家也没有多余的花销,“只要吃得了苦,攒得下钱,过不了几年,什么都会有的……”

我听着我爸的絮叨,看着我妈忙碌的身影,忽然觉得能守在父母身边,吃到家里的饭菜,也没有那么累了。

晚上我拿着新买的iPhone,下了几个APP——钱的确会让人变得踏实,我算了算,不出半年,我也能买个二手凯越了。

我开始尝试习惯自己的新身份:一名煤矿工人。我的人生道路,从找工作、升职、加薪转为了挖煤、攒钱、娶妻、生子,以我可见的三十年工龄,乘以我每年的工资,很容易算出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减去房子,减去车子,减去娶媳妇的彩礼,减去孩子的尿布奶粉,减去吃喝拉撒、减去看病娱乐……这个最简单的减法,即将是我的全部人生。

5

每一天,挖洞、铲煤、支护,单调重复,却也逐渐变得简单顺手。

直到有一天,我们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工作任务:砌墙,堵住巷道。

韩队长亲自下来指挥,他是修房子的好手,自己拉开白线、绑在两块砖头上,便开始砌墙。我们只负责把砖块沙子还有水泥搬过来。

“为甚要堵起来?”我问站在身边的师父,他却狠狠地瞪我一眼。

趁着搬砖的工夫,师父才小声对我说:“上边来人检查了,咱们干的这个(工作)面,是‘黑面’。”

“甚是‘黑面’?”

“上边不知道有这个面,这就是‘黑面’。”师父说完,加快了搬运的步伐。

红色的砖一层层地砌了起来,对比旁边粉刷好的白墙,格外显眼。

“韩队,这也太明显了吧。这么大个红色窟窿,领导又不傻,一眼不就能看出来?”小郑忍不住问道。

“管球他了,你挣你的钱,上班的领导你管得着?就按照这个继续砌!”韩队长骂道,交代一番便上去了。

砌墙对于我们来说,可是难得的轻松活儿,不用出什么力气,聊着天顺带手就把活干了。每到闲暇时刻,就是大牛的个人表演时间,他有永远讲不完的黄段子。

“估计今天下班也早,哥带你玩妹妹去?”大牛凑到我身边问。

我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

“莫不是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吧?”大牛起哄,其他人跟着坏笑了起来。

“人家大学是有女朋友的好么?”郭帅跟着他师父一起调侃道。

“女大学生是啥样的?”大牛接着问。

“不知道!”我喊出这三个字,感觉脸顿时被火烧了一样。我的拳头悄悄攥紧,却又不知道如何挥出去,只能把头一低再低。

临近下班,封完最后一块砖,墙算是砌好了。大牛和郭帅聊起了哪有好玩的“场子”、哪个“场子”的妞漂亮,不知怎的,我总感觉他们的余光会瞟到我身上,让我很不自在。

“都起来吧,拆墙!”韩队长是个急性子,声音总比人先到。

“拆甚?”

“墙!领导走了,咱们得把墙拆了,下个班的人还得继续掘进,快动手!”

下了班,大牛和郭帅真的开着车走了。而师父竟然也找到我,要和我一起喝酒。

这是我们师徒俩第一次私底下单独相处。那晚我们聊了很多,师父劝我要习惯这里的生活:“大牛他是太无聊了,不讲点段子,开开玩笑,人会撑不下去的。”

我点头,几杯酒下肚,问道:“师父,‘黑面’是啥我知道了,那‘黑灯’呢?”

“每次下井的人数上头都是有规定的,比如五十个,可实际在井下干活的人远远不止这数儿。领‘黑灯’的人,就是没有登记下井的,而且,真是领了‘黑灯’的人出了事儿,反正也没有记录,也好摆平。”

“果真是煤炭产业,什么都是黑的。”我苦笑道。

“你小子真矫情,钱又不是黑的。几年前我运煤,每天比这辛苦不知道几倍。费了多大劲我才来到咱们矿上上班,你知道么?你看我,这才几年的工夫,也算有车有房了,日子也算有奔头儿了。”

“啥都有了,接下来的奔头儿呢?”我继续问道。

“你知道韩队长每年能拿到多少钱不?”师父反问道。

我摇头,只见师父伸出一个巴掌,四根手指来回晃动了几下。

我顿时了然——四十多万的收入,无论放到哪个城市,都算十分可观了,更何况在这个小县城。

那四十万,便是师父的“奔头儿”。

6

矿上春节从小年开始一直放到正月十五,我本来计划来一个短途旅行,可事实上除了吃和睡,就是窝在床上把高中最喜欢的那几本金庸小说又重新看了一遍。

二海在矿上呆了三个月,瘦了整整三十斤。他媳妇在年三十那天生了一个男孩,村里有规矩,都要拿着礼钱去二海家喝喜酒。酒席上,二海笑着问我什么时候要孩子,村里其他人就开始张罗要给我相亲。这话到了我妈耳朵里,她显然上了心,反复征求我的意见,吓得我直摇头。

很少走亲戚的父亲,主动带我去他一个远房舅舅家拜年——据说这个舅爷和我们矿上的前矿长关系甚好,“有可能说得上话”。可事实上,舅爷已经年过八旬,前几年脑血栓之后,话都说不利索。

我爸又买了两箱特仑苏、两条玉溪烟以及一堆水果,带着我敲开了他老领导家的大门。

“这孩子从小就不喜欢说话,就喜欢躲在家里看书。”我爸见我迟迟不说话,努力打圆场。

“听说都考上大学了,怎么不让他好好做个文化人,非让他接你的班?”

我爸没接茬儿,只能笑着继续和老领导寒暄。临走,才犹犹豫豫地说到了正题上:“孩子从小没有干过什么体力活,他文章写得可好,能不能调到‘上面’的文职工作?”

“哎,干一样爱一行,年轻人要多努力才是。”老领导拍了拍我的肩膀,算是回答。

回家的路上,我爸和我说:“够呛了,明年还是先干着吧。”

“这么干也挺好的。”我回道。

我性格随我爸,一样不喜欢说话,也不擅交际。这么多年他和领导的关系也不亲近,连病假都不愿意张口多请一天。我知道,要不是他心疼我,是绝对不会豁出老脸求人的。

年后上班,郭帅迎来了好消息——他家里托关系,把他调到了“上面”当司机。这次不是开凯越,而是领导的奥迪,也算发挥特长。

从那以后,郭帅基本不回宿舍了。小郑又开始终日郁郁寡欢,便要请假,领导不批,他妈便拿着一堆医院开出的证明,堵在领导的办公室门口。

“怪不得郭帅平时就说读书有个屁用,果真,读书无用啊。”小郑在宿舍里一边打包行李,一边说道,这一次,他又要休息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宿舍里就我一个人落了单,不久之后,连师父也出了事。

那天下井前,我的右眼皮就一直跳。我摸了摸工服的口袋,红布条还在,心里缓了一口气。临近下班,师父独自去扛物料,路过皮带输送机的时候,皮带忽然启动,上边的煤块飞了起来,砸到了他右手,小指骨折,要休息一个月。

大学生矿工:矿井下的红与黑

我隔三岔五去看望师父,师母会拌两个凉菜,让我们师徒俩边喝边聊。

经过这次意外,师父明显心有余悸,总和我说一些他经历过或者听说过的事故。他说早些年最惨烈的一次,有个工人下井前喝了酒,去煤库检查,结果失足从煤库上方掉了下去,直接插在了锚杆上。

“像串糖葫芦一样?整个人串在锚杆上了吧?”

“哎,人都快摔成一滩了,直接铲了起来,之前我们还一起喝过酒。”师父一边摇头,一边说道。

我想象那个画面,打了一个激灵。

“所以,安全第一啊。”师父意味深长。

师父的话,我并未在意。矿上也一如往常,两班倒地不停运转。直到那天夜班过后,被通知全体停工一天——本来大家以为有领导下来检查,也没在意,只为这意外而至的假期窃喜。

可第二天上班,大牛神秘兮兮地招呼大家一起去扛物料,路上他按捺不住,伸出两个手指头比划着,说道:“你们知道出事了么?死人了,两个!”

“谁啊?!”

“二海和小眼啊。那个小眼还是我们村的呢!对了,二海是不是和你一个村?”大家纷纷把头转向我。

“啊?!”我一阵恍惚,头脑里只剩下一片空白。

前一晚的事情是这样的:二海和小眼一起合作锚顶(做顶板的支护),结果“冒顶”了,可俩人第一反应不是跑,而是想把漏洞给挡住……煤倾泻而下,他俩先是被煤块击倒,而后直接被掩埋窒息。人送到了医院,也只能象征性抢救一下。

“要是他俩不挡,兴许死不了啊。都是为了挣那俩破钱——顶板支护出问题,就要算他俩头上,肯定要罚不少钱……”

“你们村那个二海啊,媳妇刚生老二没多久,听到消息抱着孩子直接晕倒了……”

“这事可不能乱说,让队长知道了,可有咱们好受的……”

大家你一言我一嘴,我扛着东西走在队伍末尾,脑子里是去年报到那天,二海一边数钱、一边摇头的样子。我还想到了赵医生,他那天一定先行抢救了。我甚至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猛然回头,却什么都没看见。

矿上没有任何关于这次事故的报告,全矿上下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师父的手指终于好了,继续上班,依旧是最拼命的那个;小郑的假期用完了,继续无精打采回到矿上混日子。

一开始我还总盯着工伤通报,期待着能看见二海的名字,希望这件事能有一个官方的说法。可后来我才知道:小伤是可以报的,但是死了人,就要彻底瞒下去。

二海和小眼死在了“黑面”上,恰巧领的也是“黑灯”,这对矿上的领导来讲是不幸中的万幸。两个人分别拿了一百多万的赔偿,就算完美地解决了这件事。

师父说的对,井下的一切都是黑的,煤炭是黑的,灯和工作面是“黑”的,唯有这钱不是。二海这一百多万是红的,是他们是拿命换来的,他若地下有灵,会不会知道自己终于有钱了?

7

二海的葬礼我爸没让我去,说本来就没有多熟悉,然后默默把钱给我捎上了。

从那以后,我每一次回家,都习惯性绕路避开二海家。可即便如此,我依旧会觉得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我。

这场事故后来大家很少提及,可它就像一块煤一样卡在了我的心里。每当单独走在巷道里时,我就会一边加快脚步,一边忍不住地回头看,一群人在井下的时候好一点,可我偶尔还是会感觉有冷飕飕的风吹过。

大牛指着一条巷道,说:“前两天那俩人就死在那块儿。”

我用矿灯照过去,黑暗把光线吞噬,不见尽头。

如果那天换作我呢?我会被两面红色的墙堵在地下五百米的一条蜿蜒巷道里,我的名字也将不再被提及,而是变成“死了的那个”,我会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是灾难片的悲惨男主角,是得到百万赔偿的幸运倒霉蛋。

我爸妈拿到这一百多万会是什么心情?反正已经死了,顾得上这么多吗?要勤勤恳恳十年才能赚到的钱,用一天的时间就能得到,还不用遭这十年的折磨……我胡乱想着,精神恍惚。

未曾想三个月后,我便迎来了死神降临的瞬间。

矿上规定,所有工人都是严禁横跨煤溜运输机的。但这不代表煤溜里侧的活儿就不用干,只要不在领导眼皮子底下,工人们该跨还是得跨。

那天我就在煤溜里侧干活,小郑在煤溜另一侧喊我扛木头。我一着急,一只脚踏进了煤溜里,没想到,这时煤溜忽然启动,我一个踉跄倒在启动的煤溜上。

小郑一边拿起手中的矿灯朝着开关处晃,一边大声地喊着。可喊是没用的,煤溜的“哐当哐当”的金属撞击声把他的喊声彻底淹没。

这几秒钟的时间,被无限延长放大,小郑急切地向我跑了过来。煤溜载着我往前运了两三米,忽然停了下来。我赶紧连滚带爬,逃了下来。腿一软,抓住小郑的伸过来的手,直接坐到了地上。

小郑吓哭了,一张黑脸被泪水冲刷出两道滑稽的白色沟痕:“没事了,没事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大口喘着粗气,缓缓地坐到我身边。

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小郑、如果那个煤溜司机没按规定在“开溜”时停那么一小下、如果我再晚一秒出去,两条腿就会被运输机铁板上三指粗的铁链搅住、粉碎。

活儿还要继续干,我起身,使劲跺了跺脚,跟在小郑身后扛起了木头,自己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把手伸进兜里,摸到了红布条,在心里连说了两遍:“幸好还在,幸好还在。”

那一晚我开始做噩梦,梦里“哐当哐当”的煤溜响个不停,我在空无一人的巷道里,不停地奔跑,最后跑到了一副棺材前,黑色的棺木,描着红色的花纹。

第二天,我高烧39度,我爸把我接回了家。

“二海的棺材,是不是黑色的,上面有红色花纹?”

我爸点头,让我不要胡思乱想。

之后的几天,我烧得迷迷糊糊,直到师父来看我。

他说,矿上停工了。

8

死人的事,上边终究还是知道了。不知道是谁把消息报给了媒体,见了报,省里就下来了人。停工前,师父领着大家再次砌了墙,连带着回风巷也被堵上了。

矿上大大小小的领导都被撤了职,只留了一个平日里最清闲的副矿长,他给全体员工开会:“某某矿上去年死了一个人,没事!某某某矿上前年也死了人,也没事!轮到咱们矿,这消息就压不住!人家都能压下去,唯独咱们矿,有人举报!这下好了,矿上停产了,大家都挣不了钱了!挣不了钱苦的人是谁?还是咱们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矿上开始新一轮的整顿,工人们被无限期的延工,我爸的老领导被提拔成了副矿长,我爸闻讯又去拜访。这一次没带礼物,直接揣了一个信封。

我还是总会做噩梦,医生束手无策,我妈便把神婆请来,烧了红布条,又是烧香拜神。说来奇怪,那一夜我睡得十分踏实。

睡醒之后,我心里的疑惑忽然有了答案。我推算二海上班的时间,确定他死的那天,上的是和我一样的夜班——也就是说,我在这边工作面铲煤的时候,另一边工作面的两个人,就这么没了。

不久后,传来了好消息,新任副矿长把我换部门的事情搞定了。

“这是因祸得福啊,等过段时间复工了,让你直接去‘上面’的行政部门报到。”我爸高兴地对我说。

可我没有那么高兴。那段时间,我喜欢照镜子。在矿上的这一年,每次擦鼻子,都能看见一团团黑乎乎的东西,眼睛也是自带眼线效果,脸上的毛孔也残留着洗不掉的黑色。

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大学同学给我打电话,说他也从那个售楼处离开了。他老家在阳泉,那里的煤矿比我家要多几倍。他也是煤矿子弟,但没法接他爸妈的班,他爸花了大几万,也没给他搞定矿上的工作。

“在太原干点啥不好,总想着去矿上呢?我们矿上前段时间刚死了人,整顿呢。”我劝道。

“那是小概率,你走马路上还能被花盆砸死,也没见你不出门。”

我没有反驳,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上,不幸便永远都是小概率的事件。

挂了同学的电话,我意识到,只要留在山西,我便会永远被困在规则里。我瞒着我爸在网上做好了简历,投了很多北京的工作。很快就有地产中介、卖保险和推销的职位找上我,虽然不理想,却也算有希望。

我爸察觉到我不对劲,努力劝说我留下:“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才把你弄到‘上面’的文职工作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再等等,你出去了得租房子,也没人给你做饭,吃不好也睡不好,能赚几个钱?”

矿上迟迟没有复工,我蒙我爸说,只是先出去试试,等矿上有复工的消息再说。就这样,我拿上一年攒下来的钱,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郭帅在我走后,依旧给领导开奥迪,自己也换了一辆新的大众;小郑在不久之后也辞职,几经转折,如今做起了微商,终日配合着鸡汤文学外加产品图片,刷爆了我的朋友圈;师父依旧是勤勤恳恳的班长,而爱讲黄段子的大牛却官运亨通,成了新一任队长。

之后的几年,矿上又陆续有了新变动,工资骤减,大量裁员。就连师父也离开了曾给他“奔头儿”的煤矿,开起了货运大车。在山西靠着煤炭生活的人们,终于后知后觉的承认,“黄金十年”早已悄无声息的落幕,山西的山,再也靠不住了。

而身在北京的我,除了偶尔庆幸,更多的是深深的失落——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那片被黑色笼罩的山,是自己再也回不去的家乡。

在这里,我几乎每天都要挤地铁,地铁到站的那几秒钟,我总会耳鸣,跟着耳鸣一起到来的,是放完炮炸下来的煤块,很亮很亮,切面反着光,就像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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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G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