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幸存者：我只想做普通人

前言 2008年，16岁的张悦从都江堰聚源中学的废墟中被救出。她的左眼自那一年就彻底失明了，腿部经历了几次手术，现在走路还是有点跛。 她说，从地震之后，自己的记忆就变得特别不好，这十年的事情，说多也不多。“当时的事情我都忘记了，也不敢去回忆。我们一家人也从来不会提512的事情，之后的困难，我只能去习惯，不能去多想，因为相比之下，我家算好的。” 她还说，自己前些年常常做梦，梦到教室像纸片一样，吹着风都会垮。 “我妈妈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她对我说，人生的路都没有一帆风顺，坎坷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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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3日下午3点，路旁的玉兰花瓣落尽，枝头的鹅黄色新叶在柔风轻拂的午后阳光里闪着白光。

在成都火车北站万达广场附近一家咖啡厅里，我很容易就认出了张悦，一双粗跟高跟鞋，搭配一条浅蓝色纱裙，见面就笑了起来，像屋外灿烂的阳光。

张悦已经长大了，不再是10年前的那个小女孩了——那一年，她在偷工减料的教学楼下，被掩埋了8个多小时。

张悦如今住在万达广场的一个合租单间里，在青羊区的写字楼上班，每天乘地铁通勤，递给我的名片上写着，“XX家装公司销售经理”。

在公司，张悦也算是一个小团队的领导，手下管着五六个“娃儿”。她说，自己擅长团队建设，日常工作就是为团队成员打鸡血。前一天晚上，忙完五一假期的集中促销活动，公司组织聚餐，她带领的成员还向邻桌同事炫耀说，他们应该“多来看看悦姐的组”。说起这些时，她的语气调侃又自嘲。

听了这些，我稍稍松了口气，挺好，都是好事情。

因为我刚刚从北京回到成都，我们便聊起了北京。张悦从职业学校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北京，在一家卖茶叶的公司当店面推销员。

“我从医院回来时差不多是9月，接近开学，我特别特别想回校读书，就选择了一所职业高中——这也是我很长时间里最后悔的事，我想不通我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而不是去普通高中。”

进了职业学校半年后，学校还曾准备组织高考班，听到消息，张悦在寝室里高兴得跳起来，准备重拾曾经错失的大学梦。

然而，像张悦一样胸怀志向的人并不多，最后由于报名人数不够，高考班最终没能办起来，张悦一时很是失落。

回忆起北京的那段经历时，张悦皱起了眉头，显出吃力的样子。她最初还能想起的，是一个令她倍感温暖的画面：炎炎夏季，店长大姐姐忽然叫来张悦，给初来乍到的她安排了一份特别的差事——擦洗冰箱。在张悦心里，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关照，擦洗冰箱会很凉快，算是一个小小的福利。数年以后，张悦仍然清楚地记得心里生起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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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悦出生在江堰市聚源镇的一个村子里，是这个家里唯一孩子。她父母都是农民，在成都平原西北部边缘耕种着三亩左右的田地，她父亲同时还在一家钢铁行业的民营工厂打工。

她从小会做农活、掏鸟窝，还喜欢跟男孩们一起，玩一种放在四方形格子里的弹珠游戏。上小学时，母亲给她养了几只小兔子，每天放学后，她最开心的事，就是背上竹篓，携上镰刀，漫游在宽阔平原上的田间小径，为家中的兔子挑选多汁的嫩草。

每到5月仲春时节，张悦家屋前的樱桃就熟了，亮晶晶地挂在枝头，张悦平时都在学校吃午饭，有一天，她却心血来潮，中午时分下课铃一响，便蹬上自己那辆老旧的自行车，飞快地骑行20分钟回到家里，只为了一大把家门口挂在枝头的樱桃。这是所有那些闪光的童年经历里，尤其让张悦感到欣喜的。

初中时的张悦，学习成绩一直都在中等偏下，但老师们对她的评价是，“一个肯用心的女孩儿”。爱和男孩子一起玩，爱打篮球，在乡邻眼里充满了“汉子气”，梦想就是考上大学——这些贯穿了张悦的青春期，直到10年前的5月12号。

张悦不愿再回忆当时的情景。

在媒体的记述里，那个午后的灾难时刻，初三女孩张悦，正坐在教学楼的二层上政治课。后来建设部专家陈保胜测量了这个教学楼倒塌后的立柱后发现，里面的钢筋直径只有“1.2厘米”，“钢筋偏细，不合正常要求”，“钢筋没有拉结筋”，“柱跟墙的连接没有拉结筋”。

“由于教育投入匮乏”，当年承包教学楼工程的三坝村村支书祝朝洪回忆，“图纸上设计的教学楼主梁钢筋只有正常直径的2/3甚至1/3”。

强烈的地震波袭来，张悦所在那栋偷工减料的教学楼瞬间垮塌，但“聚源中学周边的楼房并未倒塌，严重的也只是成为危房”。张悦和其他同学被埋在了地下，有同学就在她身边死去，张悦在自己尚清醒时，还试图安慰身边呻吟的同学。

8个小时后，张悦被赶来寻找其他孩子的家长救起，但因为长期压迫，她的左眼永远地向这个世界关闭了。除了被挤压的眼球，张悦的右腿也受了重伤，在华西医院多次会诊后，才避免了截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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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9月，张悦带去职业学校入学时，仍是一副重伤未愈的模样，行走时只能拖着右腿，靠左腿挪着小碎步。

刚入校时，她特地找到辅导员，说：“不必在意那些爱护我的人的关照，只需像正常人一样对待我。”

后来，也有人曾尝试为张悦做心理辅导，但跟她聊完之后，用张悦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们觉得我不需要什么心理辅导，我自己就可以给别人做心理辅导。”

张悦说着，又笑了起来。她说自己内心的生命力是原初的。

当年，在那间总理探望过的病房里，缠着纱布的张悦，曾向前来采访的记者唱了一首用地震主题改编过的《水手》。她还向记者们讲过一段近乎黑色幽默的俏皮话，对于自己缠着绷带、很可能即将失明的眼睛，她说，“现在你们看得到它，它看不到你们……”

可除此以外，是否还有其他靠乐观克服不了的东西，连张悦自己都不知道。

午后的星巴克越来越热闹，我提议出去走两步，找一个安静的茶馆继续聊。

路过人民北路和一环路交汇的十字路口时，我们停下来等绿灯亮起。走到斑马线中央时，张悦忽然向右后方回头，指着万达广场靠人民北路一侧一栋高耸宏丽的写字楼说，她在成都待过的第一家公司，就在那栋楼的顶层。她说，公司老板是个中年人，喜欢视野开阔的地方。

但张悦接下来的话，让我在人民北路斑马线正中央的阳光里，一瞬间窥见了那场浩劫般的灾难留下的伤痕。

2017年8月8日，九寨沟发生7.0级地震，强烈的地震波向南一路传导，使那栋高耸的写字楼剧烈地摇晃。当时，张悦正在办公室上班，顿时感受到强烈的震感。而张悦当时的反应，比地震更让其他同事感到惊恐——她顿时吓得“鸡叫鹅叫”——这是一句四川方言，形容歇斯底里地、惊恐地尖叫。

所有同事都看到，这位平时沉着冷静的销售员，在一瞬间吓得脸色发青、不住地尖叫。后来，她只能应付说，自己只是过度惊吓而已。

在她所有的职场经历里，张悦都没有向别人透露过她是汶川地震掩埋的幸存者。她想做一个埋名的生还者，她想努力活成一个普通人。

可内心的恐惧，依旧是需要自己面对的。

2013年4月，雅安芦山地震，张悦当时正在聚源镇的家中，震感传来，她第一次出现应激性的反应。惊魂甫定后，她“恍恍惚惚”地来到华西医院，希望像当年救援和帮助过她的人那样，成为一名抗击地震的志愿者。

她想要抗击的，不仅是新近发生在雅安的地震，还有在她心底无名处来回震荡的那一场。或许投入一种集体的力量中，便能压制在个体心中作祟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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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在张悦飘逸的长裙和灿烂的笑容下，伤痕也并未完全褪去。

她右小腿外侧，至今可见一条弯月般的长长疤痕，她的腿脚会偶尔“不听话”，走起路来显得颠簸，用她自嘲的话来说，“就又成了瘸子”；在新村河边街附近那家安静的茶馆里，张悦给我看她失明左眼的对比照片，一年之间，那颗曾经尚显亮泽的眼球，又失焦暗淡了一些；她的左眼会时常流泪，眼皮、眼眶周围，时而出现发炎、蜕皮的迹象；单眼视力也给生活带来不便，好几次，她因为视域有限，未能注意到侧方驶来的车辆，险些出事；甚至，她都没有资格考驾照。

10年间，她因为单眼视力的距离感失准，时常摔倒，摔得膝盖到处是伤，她也曾尝试再次拿起篮球，却失望地发现，依靠单眼视力，再也找不到篮筐的准心。

伤痕在这10年产生着持续的阵痛，甚至从没停止恶化，在这个柔弱女孩的身上，那场天灾与人祸共同构成的阴影，正在隐隐地扩大，而那股与之对抗的力量，仍然只能来自这具柔弱的身体。

结束在北京数月的第一份工作，张悦回到四川，再度进入江油市一所幼儿教育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张悦回到都江堰，成为一名公办幼儿园的老师，在她丰富多样的职业经历里，这只能算非常普通的一段。在最终找到销售的职业定位之前，她还曾是社区行政职员、公司的行政兼会计、练摊者。

张悦除了拥有丰富的职业经验之外，还有无数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她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渴望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整洁的沙发上，细细品茶，手边放一本可以随意翻看的书；她爱梦境般的原始森林，风光迤逦的湖泊，无尽的平原和大海，还有川南家乡低缓起伏的丘陵。这些大都还未实现的憧憬，在她吉凶不定的未来岁月里，一直闪着耀眼的光芒。

可张悦至今都从未有过一次纯粹的旅行，她只看过一次大海。那是在广东沿海的一个小镇上，她和朋友们去到一个渔民开辟的海滩，当时是阴天，没有碧波万顷、海天相接、白云飘飞的壮丽景色，只有肮脏而危险的海滩和灰暗阴沉的天空。张悦仍然觉得很满足，她永远忘不了，那些返港渔船上翻滚腾跃的鱼。

那是2016年，张悦接受了一位长期关注她的志愿者的帮助，只身前往广东。那位志愿者在小城里开办了一家英语培训学校，张悦的工作是行政、会计和后勤。

“那时候，我心想，自己才24岁，还没有真正经历过社会。我一个劲儿就是想走，一个劲儿地，就是想走。”

按张悦的说法，她与那位好心的志愿者叔叔之间，本来就有一种默契：这份小城里的工作只是一个跳板，她最终的目标，是去广州。张悦再次获得的帮助，是一对经营装修和企业培训的夫妇提供的，她成了一名企业培训课程的销售。

这是她第一次从事最纯粹的销售工作，最初是电话营销，张悦拿起电话说话，声音都是抖的。电话销售让张悦收获最多的，是失败，那些好不容易有耐心听她讲话的人，或者认为她是骗子，或者怀疑她做的是传销。那些日子对于张悦来说，就像是面前有道沟堑，她必须跨过去。

然而也就在这一年，张悦母亲出了一场车祸，直到在视频里看到脱离危险的母亲，她才勉强放下了不能立即回家而产生的愧疚——实在没钱，不行就得问人借钱买机票。

之后不久，父亲、奶奶相继受了伤。很快，她的手机也被偷了，在张悦租住的那个没有防护网的低层房间里，小偷趁她熟睡时，用特殊设备伸进卧室，钩走了手机。又一个夜晚，睡意朦胧的张悦隐约感到窗外有人窥视，一时又惊吓得“鸡叫鹅叫”，情急之下，她甚至用四川话呼喊“抓小偷”，换成普通话，才惊来了邻居。

等到了那一年春节，张悦离开广州回到了四川老家，从那之后，便再也没有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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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从茶馆的卷帘门走出时，苍茫的暮色已经缓缓降临，我们决定一起步行到太升南路，修理她的手机。其间，路过一个待建的住宅小区，她立即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解释说，以后也许可以来这里开拓业务。

我隐隐觉得，张悦那种焦躁、低沉的精神状态里，还有工作压力之外的东西。

在等一个红绿灯时，我聊起了抑郁的话题，张悦听了，忽然扭过头来看着我说，“你看得出来我身上有抑郁后遗症的样子吗？”

她说，自己设想过那种最坏的情况：完全地失明，腿部恶化，成为一名“独眼龙和瘸子”——她总是毫不吝啬地，用这些歧视性的词语调侃自己，就像她对待自己的贫困。

2017年春节，公司事情少，张悦提前一个月回到家里，闲待着无事，她又跑回成都，到批发市场进回一批对联、灯笼，在聚源镇上拉起一个小摊做生意，20多天里，货基本卖完，还小赚了一笔。冬季的成都平原依然艳阳高照，在无遮无拦的聚源镇街道上，阳光照得张悦睁不开眼，她就在朋友圈里写：“这么这么这么大的太阳，我为什么还在这里摆摊呢？我是爱么，是责任吗？NONONO，都不是，是TMD让穷给逼的！”

结尾，是那个掩面哭笑不得的流行表情。

用简陋来形容张悦家的房子，应是恰当的。

走出宽阔的主路，进入一条白色的水泥小道，道路两旁，宽敞的二层楼房依次排列，门前生着葳蕤的花木，洁净而规整院子里，不时出现一部外观靓丽的轿车，楼房墙壁有经年斑驳的痕迹——地震后重建的房子，也已快10年了——这是一幅宁静而富裕的农村小康生活景象，我以为张悦家也是其中一栋。

可直到我们路过了小楼房，沿着白色水泥路行大约500米，拐入道旁一条泥土小路，穿过一片桉树林，再从那些籽荚饱满凸鼓的油菜田经过，又在长满醋汁草的田埂上拐过几个弯，这才到了张悦家。

那是一个三合的平房，两侧的偏房由铝制的铁板围成，顶上盖着简易的毛毡瓦，作为厕所或杂物间。砖砌的正房有三间，中间堂屋有一道刷着黄色油漆的双扇木门，但右边一扇底部已损坏，开着一个箩筐般大小的口。砖房顶仍盖毛毡瓦，参差的墙顶与屋瓦之间，留出大片的空隙。遇大雨狂风，或屋后大树的枝丫扫过屋顶后，这些简易的毛毡瓦就基本失去遮风避雨的功能。

这所简易的乡村平房建于2009年，在前一年的地震中，张悦家的房子倒塌殆尽，重建时，得到一笔5000元的政府补贴款。但在张悦母亲的讲述里，这跟乡邻们最初了解的政策有很大出入。

10年来，张悦的母亲依然是那个种地的村妇，2016年那场车祸让她现在扛不得重物，吃过午饭便去了卧室躺着休息。张悦眼伤后，认定了残疾等级，这份因劣质教学楼而导致的永久伤害换来的每月“几十块”残疾补贴，张悦一直是拿回来给母亲用的。

张悦的父亲仍然在做那份打磨铁具的工作，每天带着厚厚的棉纱口罩上班，每月挣得千把块钱的收入。在院子里的晾衣杆上，挂着五六个洗过的口罩，上面遗存着锈黄色的污迹。在张悦父亲上班的工厂，那些身体出现问题的工人，会被以“回家休息”的方式辞退。

如今，张悦最迫切的心愿，便是将家里的房子翻修一遍。在那家装修公司，她每个月拿到手的收入只有2000多点，而这么多年以来，这位倔强而勇敢的地震幸存者，工资收入却始终在这个水平徘徊。

在成都，由于新的家装行业政策，中小型的家装公司要生存下去，只能不断向外拓展业务，去成都区域外的周边市县寻找机会，这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更激烈的竞争。尽管如此，张悦仍充满信心。那天，我送张悦回家，她一路上都在跟客户打电话，话术熟稔老道，一笔业务很快就要成交。

结语

10年来，张悦一直在搏斗：身体上无法更改的伤痕，内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以及泥潭般的贫困。

在张悦的朋友圈和她的口中，有着不少充满哲理的格言，比如：只能向前，向前即使跌倒了，也可以再爬起来；告诉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只要你不认怂，生活就没办法撂倒你。

但在我看来，她最有力量的“格言”，还是坐在麦当劳长桌对面，一声无奈叹息之后的那句：“莫得办法。”在最初的几年，她仍然没有放弃眼睛复明的希望，可有一次，她听到医生对母亲说，由于神经的原因，长期下去，另外一只眼睛也会受到影响。

从一开始，我便尝试与张悦聊感情相关的话题，她说了许多，但她希望我不要写。

（小雅对本人亦有贡献，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本文原载于2018年5月7日《香港01周報》，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刊发时有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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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大太阳》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