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龄公务员的漫漫二胎路

2018-05-15 20:02:23
2018.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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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女儿出生的时节,正是那年最炎热的夏季,按照我们浙南的习俗,丈母娘给我们运来了两箩纱面,两缸黄酒,两筐鸡蛋,将饭厅挤得半只脚也伸不进去。

那个夏季正逢频繁的拉闸限电,早上八点钟,整个小区就没电了,一直要捱到晚上六点。丈母娘与我妈二人挨着坐在沙发上,呼呼地扇着各自的蒲扇,就讨论着一件事:

“兄弟姐妹终归得要有的,等他们长大了,遇到什么事,也能有人商量。”

“是啊,两个总是起码的。”

“好事成双,第二胎要是生个儿子,不就正好凑成个‘好’字嘛。”

“说得太对了,我们这辈人的想法都是这样的,这个‘好’字……”

没电不能用空调和电风扇,让妻子的月子坐得燥热难耐,我将冰箱制冰室里的冰一块块搬出来,放到妻子与女儿旁边。

“听见了吗?你妈跟我妈在商量着二胎呢。”我戳戳妻子。

“谁要谁生,我才不生!”

女儿的到来,让我们家兵荒马乱的同时,也让我们满心欢悦,只觉得整个世界温馨而美好,再无任何缺憾。而我和妻子都觉得,两位母亲的想法,已是跟不上时代了——丈母娘一共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为此,老丈人义无反顾地从体制内辞职。

女儿渐渐地长大,在亲朋好友中,她有着一堆同龄玩伴,家长们也时常组织各类活动,聚餐,郊游,露营,热闹而开心。但作为独生子女,在更多时间里,她不可避免地总是一个人独自玩耍。每每看到她坐在一堆玩具当中,自言自语,自娱自乐,我也会一阵莫名揪心,感觉亏欠了她点什么。

这时候,我会想,如果她有个兄弟姐妹的话,他们一定会形影不离地一起玩耍,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就不会有这样的孤单场景了。

女儿上幼儿园后,我很少下班时间能赶得上去接她,这使她对我有了“很大很大的意见”。于是,一天下午,我特意早早去幼儿园接她。

女儿见我,蹦跳着牵着我的手,叽叽喳喳地说着乐事。一大一小两个男孩,兴奋地呐喊着,从我们身边跑过。女儿突然双手拉住我,问:

“爸爸,我有哥哥吗?”

“没有噢。”

“哪我有弟弟吗?”女儿长长的睫毛扑闪着。

“也没有噢,”我蹲了下去,“你想有个弟弟吗?”

“想啊,很想很想的。”

“为什么呢?”

“他们都有哥哥、弟弟的,就我没有。”

“你不是有李子哥哥吗?”

“可李子哥哥不住我们家,我要住我们家里的哥哥。”

“那——你,想不想有个妹妹呢?”

“我……我最想最想有个哥哥,第二想有个弟弟,第三想才是有个妹妹。”

——这次跟女儿对话的情景,如3D电影般时常会在我脑海中回放。在温州,人们普遍认为生育二胎是必须的,没有两个子女的人生简直“不能接受”。

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只是约束住了在体制内工作的人,我周边的人,但凡不在体制内的,都是二胎起,三胎、四胎也是常有的事,搞得温州历年来的计划生育工作,在浙江省常常是倒数第一。

当天晚上,我跟妻子说了女儿的“要求”,还有我内心开始萌动的二胎梦想,妻子没有否定我,只是说了下我们的处境:“我们都是公职人员,怎么可能呢?”

是啊,怎么可能呢?二胎与公职,只能二选一。

按照当时的政策,公职人员如果生育二胎,面临的处罚只有一种:开除公职。直接、简单、粗暴,没有任何余地。所以,对我们而言,“二胎”是毫无意义的,它只存在于偶尔的遐想或者父母的唠叨之中。

但我清楚,心底的某个坚硬外壳剥开了,意识中的某道闸门也已经打开。自此以后,在我与妻子的日常话题中,二胎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高频、重要的内容,我俩时常探讨着:要不要生二胎?怎样生二胎?

对第一个问题,我俩在第一次探讨中就迅速地取得一致,并在以后的讨论中一次次地强化:二胎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无论从孩子、父母、家庭,还是从社会、国家而言,二胎都是合情合理的。这种认识的转变,也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人生经验的重要与不可替代——就连父母们恰似闲聊中透露的关于二胎的真知灼见,在我们看来,都是在验证他们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饭还多。

而第二个问题,却如一面竖立在我们面前的铜墙铁壁——开除公职,这代价,我们难以承受。

2

有了想要二胎的想法后,我慢慢发现,其实身边很多体制内的人,竟然都生了二胎。

我对他们如何在保住公职的情况下,还能要第二个孩子的方法与途径,产生了极大兴趣。经过耐心、深入地了解,我发现大致有这么四种可行的方案:

A方案:把第一胎鉴定为“病残者”,以此特批生育二胎。我粗略算算,身边有十来个这么操作成功的。病残鉴定,真真假假,谁能辨认?我的老同事李主任,多年前就成功地证明了女儿的“智力低下”,然后特批了二胎。现如今,听说他女儿刚在全市奥数比赛中获奖,让那些智力正常同学的家长们仰慕不已。

B方案:妻子需不在体制内工作,夫妻俩办理离婚手续,然后远离众人视线,“悄悄地进村,悄悄地打枪”,十个月一过,悄悄地生下来,不到非用不可的时候不登户口,即使要登户口,也登在亲戚朋友名下。如此,在两道防火墙的隔离下,即便万一有知情者举报,惩罚的大棒无法打在体制内的丈夫头上。

这个方案成功实施者或许比上一个还要多,在了解了这种操作手法后,一天,我听说体制内的一个朋友与恩爱的体制外妻子关系破裂,离了婚,我心里便明白:他们终究是勇敢地迈出要二胎这一步了。几个月后,我试探着问他,二胎大业进行得是否顺利,着实把他吓一大跳。

C方案:直接生双胞胎。操作成功者,我仅知道一例——我的同学李铁军,虽然结婚比大家都迟,但这家伙一结婚,就拿着不孕不育的医疗诊断书,做了试管婴儿,一胎双胞,一劳永逸、一次性解决问题。根据他的自述,这都是他那老谋深算的父亲未雨绸缪的结果,要不然,以他的心无城府与精力旺盛,既想不到“妙计”,也早就自然怀孕了。

D方案则是以更复杂的手法,来钻政策的漏洞,创新力度有点大,操作成功者,我只有耳闻,无缘亲见。此方案可分为“三人组合”与“四人组合”两种办法:“三人组合”是夫妻离婚,然后妻子与事先用钱谈好的某单身男子办个结婚证,再以新夫妻的名义合法审批生育二胎。“四人组合”是于千万人中寻觅到另一对想要二胎的夫妻,然后,两对夫妻分别假离婚,重新办理结婚证,换妻换夫,以两对新夫妻的名义,各自合法审批生育二胎,之后再经过一次离婚、复婚,把人“调换”回来——这需要双方精诚合作,才能团结共赢。

在了解这些要二胎的方案之后,我与妻子对先驱者们大开的脑洞惊叹不已。同时,也不停地比对自身实际情况,反复研讨复制这些方案的可行性:于我们而言,夫妻都在体制内工作,已生育,首先方案B和C已无操作可能;A方案看似风险最低,但问题在于,怎能忍心给健康聪明的女儿无辜地安上一顶“病残”的帽子呢?这给女儿造成的影响将是伴随终身、无法估料的。

那么,对我们而言,具有可能性的只有D方案了。考虑到“三人组合”涉及到钱和第三方男子,即使最后能合法地生育二胎,也在该男子处留了把柄,人心叵测,我们无法预料以后人家会不会以此再来要挟。倒是“四人组合”,若实施成功,大家都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没有后患之忧,难度只在于找到一对有相同愿望的夫妇。

于是,自此以后,我和妻子的生活中多了一件事:在所接触的人中暗暗探询,如同谍战片中被打散的潜伏者寻找接头人一样,希望能寻觅到志同道合的另一对夫妇。

我们很快就跟一对教师伉俪接上了头。男方姓孙,我们四人时不时地在一起喝茶吃饭,热烈讨论所有生二胎的事,为财产问题、户口登记及迁移问题而反复推敲、认真研讨,感觉已是万事俱备,只待付诸实施。

2011年年中,就在我们四人准备勇敢而坚定地迈出第一步的时候,突然风传国家会放开二胎生育,并且会先在浙江省试点。这让我们心潮澎湃,赶紧就把钻政策漏洞的小心思收敛了起来。

但等啊等,望眼欲穿,一直到年尾,啥新政策也没有。

我又找孙老师喝茶,但他们两口子见风转舵,已可耻地背叛了革命事业——孙老师的妻子年方三十,且是独生子女,他们开始相信“单独”夫妇将会更早地享受到生育二胎的机会。

而我和妻子都不是“单独”夫妇,这一年,我俩都三十几岁了,人的生育年龄是有限的,可没几年时间虚耗了。

大龄公务员的漫漫二胎路

3

我开始琢磨其他的生二胎的办法。

首先我想,能不能让妻子离开体制,然后采用B方案来生育二胎,这样付出的代价相对少点。但这个提议遭到妻子的否决,她对体制内的工作充满感情,况且,她年龄还没超过四十,可以再等个三五年看看。

接着,我又想,既然不允许生育,那去福利院领养一个咋样?我跑到民政局咨询,发现法规早就预料到我这一手,“凡已生育者,都不符合领养条件”。

最后,热心的丈母娘给我指了一条打擦边球的途径:农村里有人为了生儿子,会把刚生下来的女婴送人,你只要一说要抱养个小孩,明早开门准会发现个女婴。她又举例说某某家的女儿是从外省抱养来的,现在既懂事又孝顺,比亲生的还好。

于是,我把思路好好地捋了一遍:这种私下抱养最大的麻烦是登记户口,虽说户口必须登记在他人名下,也可以迟点登记,但一到上学的时候,必须要有户口。而要有户口,就必须得有出生证,而有出生证,必须要接生医院出具……或者,能不能拿钱去买个来?

我上网四下搜索,还真搜索到了贩卖出生证的网站,五千元一本,先付一半定金,拿到证件、验明真实有效后,再付另一半,这买卖听起来倒是公平靠谱。

我想着货比三家,继续搜索着,一不小心,搜索到了刑法的条文:“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我大吃一惊,仔细又捋了下思路——这弄不好真会跟贩卖人口搭上边的。我幡然改悟,打消了“抱养”的念头。

所有能想到的办法,我和妻子都一一推演或尝试过了,但仍然找不到有效的突破口。而时间嗖嗖地过去,二胎的梦想犹如已起飞的飞机,虽然还在视线范围内,却在渐行渐远。

2013年11月的一天,一个同事突然问我:“你们夫妻有人是独生子女吗?”

“不是,怎么了?”

“‘单独’可生二胎了。”

孙老师夫妇期盼的政策终于来了,可我们两口子不在享受之列。孙老师兴奋地打来电话,要请我们吃饭。原来,他们夫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已怀上了二胎。孙老师在饭桌上喜形于色,唾沫横飞,一边自我表扬,一边不时在妻子的肚皮前方空气中虚抚着弧线,仿佛胎儿已壮大到了那个位置。

我当然原谅了他的背叛与炫耀,并给予真诚的祝福与羡慕。但在内心,我还是忿忿不平:凭什么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就可以生二胎,而不是独生的却不行?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呢?

政策松动后,有关最终会放开全面二胎的预测多了起来,有人口专家信誓旦旦地说,两年内必定放开全面二胎。我认真地搜集、整理、分析了这些预测,感觉还是比较靠谱的。全面二胎迟早会放开,关键是什么时候放开?放开的时候,我们的年龄还赶得上吗?

我心里有点焦急,与妻子商量,最后议定了个期限:等到四十岁,到时候,如果还没放开全面二胎,我们就实施B方案。

做完决定后,我反而心平气静下来,两个人开始锻炼身体,我每天去慢跑六公里,妻子则走路半小时,认真地为未来的那个孩子做着准备。

2015年10月29日,这个日子我一直记着。

当天晚上,新闻里说,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我激动地在家里走来走去,心情难以平静:我们终于等到了生二胎而免于被开除公职的这一天。

二胎立即成为所有场合的热门话题,饭桌上、办公室里、车上、会议前,我身边的人都在热烈地讨论着。一时间,“你生不生?”成为体制内朋友见面时的标准问候语。这些人里面响应最积极、最有意愿的,就是我们七十后这代人,大家摩拳擦掌,纷纷表示:“事不宜迟,今晚就该采取实际行动。”

而比我们这代人更心急的,是我们的长辈们,他们恨不能亲自出马,立刻实施儿孙大计。一个同事说,在政策放开的第二天早上,他打开房门,赫然发现父母俩各拿个小板凳就坐在门外,见他们夫妻醒了,兴奋而焦急地问:“知不知道昨晚二胎放开了?”原来老两口怕他们不知道,把政策给错过了,就早早地天没亮守在门口,“一定要生,不能放弃”。还有同事突然发现银行卡上多了一大笔钱,疑惑间,父母打来电话,说:“这笔钱是生二胎前的营养费,把身体养好,把二胎生好;二胎生下后,我们会再打抚养费来。”同时还叮嘱她不要担心没人带小孩,需要的话,他们可以立马扔下生意,跨越千山万水,回家带小孩。

4

我也开始为生二胎付诸行动。

我们得谋定而后动,所以先到医院做检查。医院生殖中心里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一看就是二胎政策的效应。

万万没想到,检查结果让我火热的心凉了个透:妻子的生育功能完好,而我竟然精子活力不够,A级精子数量太少。

“跑不动,跑不快,很难怀孕。”医生解释道。

我沮丧得像是刚发现自己被阉了一样,难道我的二胎梦就此终结了?

医生开了药,宽慰我:“精子活力不够的人多着呢,况且,你都快四十岁了,正常的,吃点药,就会好。”

“真会好?”

“你先吃吃看,两个月后再来复查,别急,现在科技发达,手段多的是。”

从医院回来后,我决定加强锻炼强度,从每天六公里提高到十公里,既然小蝌蚪跑不快,我就言传身教地示范它、带动它。每当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时,我不断地给自己打气:“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坚持才有二胎。”我总是心理暗示自己,亿万个小蝌蚪中,怎么着也会有一个,能咬牙跑完全程马拉松,胜利抵达终点的吧?

在吃药、跑步的同时,我们夫妻俩遵从医嘱,认真地在规定的时间段、按规定的间隔同房,毫不松懈。这感觉犹如动物配种,疲惫之余,我常仰天长叹:“原来二胎,不仅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

饶是我们如此努力,两个月后复查结果一出来,还是让人沮丧。从数据上看,A级精子多了一点,我刚有点高兴,医生就瞄了一眼,鄙夷了我,“这点变化可以忽略不计”。

“那怎么办?”

“吃药,两个月后,再来复查。”医生递给我一份资料,“你先看看。真不行,试试人工授精,按你们的情况,成功率会有20%,概率很大。”

我想起兽医朋友跟我描述过的给公猪人工取精、给母猪配种的场景,难不成我们也要体验一番?我有点发怵,感觉屁股凉凉的:“人工授精,我们行吗?”

“行得很,你想想看,帮精子省略掉二万五千里的路程,直接来到陕北与卵子会师,多方便啊。”

人比人气死人,身边陆续有人怀上二胎,几个四十来岁的女同事,纷纷挺着大肚子,骄傲地跟我解释:“我们夫妻很容易的啦,一碰到就会怀上的。”

而我仍在咬牙切齿地每天跑十公里,亲朋好友见我们迟迟没出成果,多少看出了点端倪,都开始支招:什么三贴药解决所有问题的老中医;什么泰国两家医院的试管婴儿非但成功率高、而且可以选择性别;什么按某种农历日期表来办事、可100%把握生男生女;什么改变身体酸碱度也可把握生男生女等等……千奇百怪,眼花缭乱。

而我全部的心思也都聚焦在自己的小蝌蚪上了,忧心忡忡于自己到底还行不行?

我才发现,政策放不放开,二胎生不生,对我而言,都不是件简单的事。

5

纷纷扰扰中,突然峰转路回。有一天,妻子告诉我,她可能怀孕了。

我大喜过望,功夫不负有心人,亿万个小蝌蚪中,总算还有个小兄弟替我争了这口气。

但孕检报告一出来,就兜头来了一盆冰水,“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数值有点低,这次怀孕有点难说,试着保胎吧”。

我不懂什么是HCG, 用手机一搜索,再一对比数值,马上明白了:HCG数值过低,意味着胚胎发育不正常。

我有点不知所措,妻子眼眶发红,就要落下泪来。

我万分不甘,恳请医生尽最大努力保住这来之不易的果实。这之后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们夫妻俩忐忑不安,奔走于医院间,重复着挂号、抽血、B超、检测、拿药的过程。

但所有努力都是白费劲。到了5月初,最后的诊断书明白无误地告知:“胚胎停止发育”。

至于胎停原因,医生列举诸多可能,“精子质量不佳”赫然在列。我黯然无语,刹那间,我有点后悔,干嘛去做该死的精子检查。

医生见多不怪:“第一胎生了这么久,就好比种地,你这块田抛荒多年,当然要先锄锄草松松土,下次就会茁壮成长了。”

这件事后,或许是感觉自己的二胎梦没戏了,或许是认识到自己有点偏执,也或许只是一段心理疗伤期,我要二胎的念头反而平淡了。有时候,觉得只有一个女儿也很好,何必搞得这么累呢?在日常闲聊中,我与妻子也开始探讨起不生二胎来。

但内心深处始终还是不甘,没有二胎,总感觉人生有一份亏空。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不生二胎也行”只是自我安慰而已,根本的原因还是我的精子活力低下,让我们失去了信心。

想明白这点后,我捶胸顿足,到头来,是我自己耽误了自己的二胎大业。

快要国庆放假的一天,我与妻子又聊起二胎的事。这一次,我们默契地说到了人工授精,既然医生说成功率很高,何不试试呢?

我们又去生殖中心找上次的医生,医生二话不说,开出一叠的单据,让我们一项项的检查。检查一直持续到下午,所有项目都检查完毕,唯有一项X光胸透,医生前几天出差去了,要国庆后才能回来。

国庆假期很快过去,我提醒妻子明天要去把最后的项目检查了,妻子神秘地对我笑了:“先去买支验孕棒来吧。”

“什么?有了?又有了?”

我又惊又怕,惊的是这么快又怀孕,怕的是上次胎停,这次又会怎样?可千万不能再来一次。

验孕结果以及更进一步的正规检测,都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孕情。而且,我心有余悸的HCG数值非常正常。

妻子严肃地叮嘱我:“记住了,三个月内,都不能告诉任何人,上次就是说的太早,所以没保住,老人们都这么吩咐,很灵验的。这三个月里,不准对外说半句。”想了想,她加了一些内容:“还有,整个孕期,我都不能见坐月子的人,不杀生,不拿剪刀……”

我满口应承。对于这些迷信的说法,我从来都不信,但这次,我决定尊重它。这样做,也是为了给有身孕的妻子以安心和支持。

狂喜中,我万分庆幸那个X光胸透医生在国庆节前的外出,同时,我也觉得,冥冥之中,这小小的胚胎竟能神奇地避开凶险的X光照射,或许真有天意,大概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第二个孩子了吧。

在整个孕早期,除了我们双方的父母,我俩没告诉任何人怀孕的消息。我们隐蔽着内心的欢喜与担忧,在神奇的迷信护佑下,平安地度过了这三个月。

随着月份的增加,妻子的肚子也日渐隆起,她企鹅般蹒跚着走路,遇到相熟的人,会抚着肚子,骄傲地说:“我们夫妻很容易的啦,一碰到就会怀上的。”

我们把所有的医学检测项目一个不漏地做了,每次去检测,到报告单出来前,我们的心都七上八下的,生怕哪个项目不正常,报告单上的每个数据,我们都详细地询问与搜索,搞得清清楚楚才放下心来。

我们心里明白,这一次的怀孕,再也经不起任何的差错,再也不能有其他的闪失,否则,这二胎梦就是永远的别了。

万幸,所有的检测结果都完美,所有的担忧都烟消云散。在这场为期十个月的通关游戏中,我们跋山涉水,一步一步地通过,终于胜利地抵达了分娩室。

2017年6月10日,我们梦想的二胎,女儿想要的弟弟,以6斤9两的体重、哭声响亮地来到人间。

妻子从分娩室里第一时间打来电话: “准备好了,我们的生活,将正式进入复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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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奇迹》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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