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帮导师收病人红包

1

2010年在，我考上了长春医科大。我家里世代行医，算祖传，算熏陶，我从小竟也迷恋上了治病救人的成就感，或者说，我更求媚于病人的感恩戴德换来的虚荣心。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告诉我“劝人学医，天打雷劈”，这种对虚荣的追求让我迷失，以至于我根本不知道学医本硕连读要8年。

医学生的日子很苦，要准备很多考试，要买很多资料，要背很多东西，总之我和我的同学们在实习以前过得很“高三”。8年来花钱多挣钱少，处处当孙子处处要谨慎，经历的世态炎凉都是人生路的铺垫。

时间飞快，我在长春的一个医院开始了实习生涯，跟着导师来回跑。在众多实习学生里，算是有“背景”有“后台”的，我的导师也是我父亲的朋友，各个方面来说，我没有受到多余的苛责。

实习期间自然要和导师一起进出手术室，一边递手术刀，一边听着教诲。导师近乎是一个全科医生，除了神经科和放射科，样样精通。很多时候，手术过程漫长但并不枯燥，导师会结合案例给我讲课。作为一名医生，时间久了样貌上也似乎慈眉善目温雅可亲起来。在我看来，我的导师就是这样的老大夫，行医问世，救的人多了，也就有了福报，耳垂就厚了一些，眼眉也长了一些。

实习一年多以后，导师第一次把我带进了问询室。

病人在手术前，病人家属都会被叫到这里，医生在这个时候会拿着医疗报告和会诊结果，告诉家属：这次手术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大概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故、手术过程中突发事件怎么处理、大概的结果。有的时候，手术进行好几个小时了，也会突然把家属叫进来，每次都会让家属签字——毕竟人命关天是大事，风险责任是要分清楚的，所以问询的医生一般会把结果说到最严重，让病人家属做最坏的打算，哪怕是几乎没风险的手术，也要吓唬吓唬人——当人有了最坏的打算以后，无论再迎接什么结果也都算是好消息了。

病人家属一般把问询室理解为医院推卸责任的地方，这样的叫法让我们很尴尬——有些病人，病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医院是不建议手术的，因为对于病入膏肓的人，再好的医生也回天乏术，世上真的有九转还魂丹不成？

问询室一般是不许实习医生进来的，手术室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救人，每一句每一字都要有用，没经验的肯定会乱了手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般这个地方，也是病人家属给医生们送红包的地方。

能进问询室，也说明我得到了导师的“特别信任”，我知道自己不可能被安排和病人家属描述手术过程，我的任务只可能是收红包。有的时候，我会适时向病人家属撇下一句：“诶呀，您家这个手术方案，我们可是好几个专家忙了几个大夜才商量出来的最佳结果……”这样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为一个生命重获健康，医生再怎么费心思是值得的，但这话一说出来，就难听了，是明摆着要钱了。具体收多少、怎么收，仿佛一切都约定俗成，没有一丝羞怯和尴尬。

病人家属一听也就明白了，治病和给儿子买房结婚一样，是不能在乎钱的，这时候钱不是钱，是爬出地狱的梯子。红包里，一万往上的有，五百、一千的也有，来长春治病的大都是附近小城市的居民，跨山隔海来省会治病，一路上人吃马喂，旅途周转，再搭上人情钱，多殷实的家底也会被掏一个大窟窿。

当然，富的还是会舍得多给些，图个心安，贫一点的家庭，则很复杂了，很多老百姓，小病小灾是不去医院的，感冒坚持到肺炎，再不好就吃药，靠着消炎药终于熬到了肺结核，才舍得来医院看病。所以家境不好的病人，往往会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

可这类病人及家属又普遍要求最多，总在向医生寻求“最优解”，跟他们讲病情和治疗方案，“看不懂，听不清，又不明白”，医生们无奈，护士们烦。可是当你看见这些穷苦的一家子挤在一个五十块一宿的宾馆小屋里，你又能怪罪什么？

红包大小没有上限下限一说，但是分配上就有讲究了。若是病人直接找到单个医师商议病情，那这钱就不会摆在明面上，别人也就没有眼馋的资格了。而多数通过问询室来的大红包，则是依次由主刀开始到麻醉师，大概齐分成三两份，小红包就是见者有份了，再小的，就大家一起下了班吃个饭算了——反正是天上掉下来的浮财，大头给了“长辈”，剩下的根据“辈分”分割，只要不差太多斤两，大家都过得去，谁也不会计较的。

可实际上，从专业上来说，医生收不收红包，几乎不影响手术质量——谁也不会因为多拿几百块钱就给病人多缝几针——开刀做手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病人家属总觉得不给红包不踏实，一厢情愿的做法成了风俗，其可怪也欤？

2

踏进问询室，我就这样开始了吸血鬼一样的生活。

一开始我是不忍的，虽然我从小也见过父亲收红包，也见过病人家属的谄媚表情，但是多数时候我反感的。每一个医学生都是用希波克拉底誓言发过誓的，救死扶伤，本分而已，要钱就坏了本质了。

但是导师是你进入这个行当的第一个灯塔，你把灯塔砸了，以后的路怕是也没办法走了。我只有默默地受着，也并不需要过多的灵魂谴责——收来的钱，也不是给我的。

第一个月收到的第一笔账，来自一个67岁的肝癌老人。负责这个老人的看护和查房的一直是我的导师，我也就天天和他见面。

那是一个虽然癌症缠身但是精神矍铄的老人，每天早上起来吃过饭就去楼下公园散步，一两个小时才回来。后来病情加重，用药剂量加大，老人不再出去，开始每天听戏，一顿能喝一大碗粥（这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其实很不容易了）。每次子女来看他，他总是说要回家，自己没什么事了。

老人的子女一直没有告诉父亲得的是肝癌，根据老人的病情，医院不建议化疗，可老人的精神状态保持得很好，子女都怕他知道真相，没了心气会过早地被病魔打败，所以选择手术。

手术安排在老人入院后一个月，那一天专家会诊就比一般的时候长很多，有专家一直怀疑老人的癌细胞扩散了——如果扩散了也就没有手术的必要了，可是如果癌细胞扩散了，老人的精神状态怎么会这么好？这又是不符合常理的，主观意识上，谁都觉得扩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手术还是值得试一下的。

下午1点左右，老人被推进手术室。到了门口，老人站起来摆了摆手，要自己走进去，老人坚实的右臂戴着医院的手环，左手留着软注射器，以方便每天的多次用药。他进手术室的每一步都很不稳，又透露着坚毅，就好像孙悟空将要顶破五指山一样。

手术预备阶段，照例要去问询室通知病人家属，老一套，有模板的：年迈的人心脏肯定不好，血压也不稳，这样的老年病谁都会有，重点提一下就好，最后引出导师的不容易，其他的就看家属的悟性了。

一切都很顺利，谈话结束时，老人的儿子拿出了一沓包好的钱，我在边上站着还没有发声，麻醉师李姐就推了回去，说：“如果您这样，就没有意义了。”

我并不明白她说的“没有意义”是什么意思，她可能并不知道这钱是给我的导师的，也可能是慌乱之间说出来的，来回推了两次，连说了两次“没意义”。

李姐是很正义的人，说完这些话，就拿着厚厚的病例，进了手术室。我站在一边很不自然地、像小偷一样拿了这钱——我想，在病人家属看，我们医生应该是一个体系，如果不要那就是不要，可是开始说了不要了，又收了钱，这虚伪很令人发指。

我收下了钱，没有说过多的话，老人的儿子也没有要把钱拿回去的意思，大家在很懵的状态下结束了谈话。我走进了手术室，像完成任务一般嘘了一口气，导师递给我一个眼神，我回了一个眼神，就这样完成了一次对话。

手术如期开始，麻醉剂起效以后，一切都进入了正轨，心率血压一切正常，该补液的补液，该注射的注射，一切都像方案规划的一样。但是检查到肺部，问题就来了，大家都不愿看到的情况出现了，癌细胞扩散了，而且肺部已经感染——必须得赶紧去问询室通知病人家属这个情况。

本来应该是我去通知，但是我实在没有脸面去，但是没想到的是，李姐急匆匆跑去了——天，还不如让我去！

我在脑海里闪现了无数种可能性：老人的儿子可能喋喋不休，可能破口大骂，可能质问为什么收了钱还治不好……亲爹要死了，病人家属是不讲什么道理逻辑的，什么都可能发生，而李姐还不知道我收了钱，可能会和他辩驳，可能……

5分钟以后，李姐回来了，和她一起去的3个助手，一脸慌乱。

李姐说了一声“家属同意了”，意思就是，放弃手术，缝合切口，维持治疗。缝合就不用导师亲自动手了，是助手们练手的时候了。可是我的心又开始忐忑起来：这钱怎么办？对于医院来说，癌细胞扩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本来就是两手准备，所以手术不算失败；但是对于家属，这就是失败的手术，开膛破肚的，却什么都做不了，红包送出去了，命却回不来了，这个时候肯定还有对于医院的愤恨，对于导师的愤恨，对于最后拿走红包的我的愤恨。

3

我很想去和导师说，既然手术没有达到预期，就把红包还给人家，但导师已经换下了无菌衣，换上白大褂，走向了自己的办公室，仿佛什么事都和自己无关，毫无愧疚。

对于导师这把岁数的医生来说，经历的生死多了，对于病人的情感就有些无所谓了，类似于屠夫切下牛羊身上的腐肉一样，手起刀落而已。人们常说医者精诚，其实也不是很绝对，非让每一个医生都有大爱之心，就太难为医生了，不过，如果说传术者多、传道者少，还是很确切的。

“钱终究不是自己的，这件事不该归我管。”我这样安慰自己。

老人缝合以后，被推进了ICU，正常的流程也该是这样，第二天差不多的时候，老人就会回到原来的病房，恢复差不多也就可以回家了——那么我只要刻意回避一下，就不用和老人和他的家属打照面了——不为别的，我只是觉得每一次见面都会是僵硬的，每一次都仿佛在照镜子，而镜子里是丑恶的魔鬼，魔鬼的眼睛是钢镚，开口说话露出金牙，吐出的浊气是我的尊严，脚下踩着的是作为一个医生的本分。

不能见面啊！绝对不能再见面了！

老人术后恢复得不太好，大伤元气，不像以前那么矍铄了，开始浑身变黄，一天比一天黄，一天黄过一天。肝癌病人身体开始发黄，也就是劫数快到了。

一天凌晨我查房到老人的病房，迟迟不敢进入，但是为了完成工作，我硬着头皮踏了进去。

老人靠在靠垫上，坐着睡着了，鼻子插着鼻饲管，只能用嘴呼吸一呼一吸，张着的嘴唇干干的，尿袋半满。老人的女儿趴在老人腿上睡着了，老人的右胳膊搭在女儿的背上，仿佛还是父亲保护女儿、想让自己的女儿在自己的羽翼下成长一样。

我把老人的尿袋放干净，就急忙忙出来了。

抱歉，抱歉，实在抱歉！

又过了5天，老人出院了。隔天老人的儿子来医院办理医保报销，找我的导师聊了很久，说老人回到家的那一晚便走了，他后悔给老人治病，后悔手术……我确信，他也一定聊过红包的事，但我可以确定的是，他除了从我导师那里听到了很多宽慰话和人生哲理以外，什么也没拿走。

老人的儿子出门的时候，偶然看见了我，从看见我，到和我擦肩而过，一直在死死的盯着我，仿佛是要用眼神杀了我，就算扑上来打我一顿，我也不觉得意外。

这样直愣愣的寒光眼神，让我记了很久，冷了很久。

不到一个月后，李姐被安排去了病房做主任，没有再怎么进过手术室，具体原因不详。

这只是我第一次收红包而已，手忙脚乱，没有经验也罢，羞怯也罢，更多的，是感叹：都说医生难做，就这个样子，医患关系怎么可能好啊？去小城市！回小城市！小城市的医疗水平低，在那里治病救人才是真正的治病救人！我要回去，学成以后回去！做医生，不是想黄金万两，是真真切切地想治病救人。

这样的想法始终在我的脑海里萦绕。

4

在我实习期将满的时候，接诊到一个出租车司机，姓刘。油腻的脸，稀碎的胡茬，长时间的日晒让他的脖子和外露的胸脯明显俩颜色，腋下总是被汗浸透，很典型的靠身体换生活的人。

刘大哥在年前检查身体，发现肠道里有息肉，大大小小，有十余个，一直没当回事。到了夏天了，听人说息肉弄不好就是癌，才特地跑了一趟大医院来治病。可是检查结果说，如果手术，肛门可能保不住。

这一句话就把刘大哥难住了：“肛门保不住啥意思？缝上了？以后拉屎咋拉啊？还是再开一个洞啊？这可咋整？以后吊个粪袋子，我咋出去跑出租啊？”

我一边宽慰他，一边对于他的幽默感忍俊不禁。我告诉刘大哥，正常的息肉手术，在十几年前算是难题，大致要从肛门或腹腔开刀，纯靠医生的肉眼和造影一个一个扒开切除，对医生的技术和耐心是极大的考验，对于病人的伤害就更大。可即便如此，也常常不能彻底根治，如果息肉过多，开刀不慎重，就要截去一段直肠，让粪便导出体外，也就是吊一个“粪袋子”，但是近些年来，纯靠激光微创手术，就可以达到最佳效果，手术程度类似做一个肠镜那么简单。

在我很费力的解释以后，刘大哥放心了，让我帮忙安排，我就只能用正常医院的流程，让刘大哥一步一步走。

在手术的那一天，刘大哥掏出一个黄色信封在我手边晃了晃，用下巴指了指我——这样的微创手术医院一年上千台，几乎是没有风险的，不用我导师出马。但是市侩的刘大哥，硬是觉得，这几天他各种检查，我帮了他不少忙——如果以前收钱，是替人受过，那这次就完全是给我的钱了，收一个大老板的钱，不怎么心疼，可是这一脚油门一脚离合踩出来的钱，我怎么好意思收……可是推推搡搡间，这钱还是在我的怀里留下了。

刘大哥一脸轻松地去准备做微创手术了，我把信封悄悄装回了刘大哥的包里。

可能是觉得手术没什么风险，刘大哥连一个家属也没来，事实上，这么几天的交往，我也没有见过刘大哥的什么家人。

术后刘大哥趴着在病房里叽叽歪歪地骂街：“大爷的！真他妈疼啊！”“这病啊！这个遭罪啊！”骂到了晚上，也就不骂了。

第二天早上，刘大哥颤颤巍巍站了起来，肚子已经瘪下去一半了。他扶着墙出医院时，正赶上我来上班，我去扶他，他便和我拉话，一口一个小兄弟，甚是亲热。

到了医院门口，他突然跟我说：“什么他妈白衣天使，都玷污了，我给你钱，我也知道规矩，我更知道我这点钱不可能都在你手里，你们这些人肯定得分，一分就没多少了，小兄弟啊，要做白衣天使，可不要做黑天鹅啊！”

说罢他拍了拍我的后背，一步一斜地走了。

我咧咧嘴笑：你这个比喻不恰当，什么白衣天使、黑天鹅？你给我的钱我可给你还回去了！再者说，你不给钱就不治你的病了？有钱没处花吃饱了撑的！活该你得息肉！

回了医院，挨个病房地查，挨个病人地问。快了！就快了！实习期一过，我就离去小城市更近一步了！

累了一天，晚上回到办公室，靠在椅子上回想白天的事情，心中仿佛又浮现起了小时候对于医生的热爱。要吃一碗桶面，犒劳一下自己，自己很累了，不能累坏了，小城市的劳苦大众等着我呢。

拉开我的柜门，看见紫色的泡面桶上赫然放着一个黄色信封，厚厚的，上面有指印，出汗太多印上去的。是刘大哥！傻透腔的傻子，难道不给钱我们就不治病么？！

我抱着泡面和信封，抬着头闭着眼，冥想着，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对面墙壁上挂着锦旗，是“拾金不昧”，而不是“悬壶济世”。

干嘛啊这是，不给钱？不治病么？不要你的钱，不要你的钱！我慢慢地哭了出来。

外面走廊里还有一个男人在恸哭，他的声音比我大很多，听起来，他是健康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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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感动生命》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