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欠我一个贫困户

2018-06-21 16: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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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寒假回家的时候,我爸跟我说:“前段时间政府的人给我打电话了,说我们家今年评上‘贫困户’了,我准备贷款养牛,能贷五万我就贷它五万,三年内不要利息。一头牛我一年赚它五千,三年就可以把贷款还完,还可以把欠你大伯和姑姑的钱还通()。”

我把正端着的饭碗放在桌上,心上像是挨雷劈了一下。完了,我想,我连每个月我妈给我的五百元抚养费都拿不到了。

我爸见我没回应,继续说:“政府那边说,家里有大学生的都给‘贫困户’。今年村里好多家都取消了,就剩下我们家和卖猪肉那家。”

村里猪肉屠夫家有两个男孩,一个上的是学费高昂的三本,一个上专科。

我和他们有些不一样,我是女孩,上的是普通二本;我们家也和他们家不一样,我们家比他们家穷太多了——三层的水泥房子是去年年底才住进去的,十个房间只有三个是属于我们的。在此之前,我们一家人(我爸,我姐和爷爷奶奶)都住在上世纪80年代建的土坯房里。

当然,从内心深处,我根本不相信“贫困户”的名额会分配到我们家。对于这个名头,这么多年来,我抱有过太多的期待,也失望了太多次了。

1

第一次听到“贫困户”这个说法时,我已经上高中了。那时候,村子里已经有了开发区,家家户户的房子都陆续变成了小楼房;猪肉涨到了十五块一斤,一块五再也买不到一斤米,可是我爸的存折里常常只有三位数。

可第一年的贫困户是谁呢?是每个儿子都有房子车子的老王家,是村长的兄弟老刘家,是刚花钱买了一个傻媳妇的莫家。

生长在一个依旧残留着家族遗风的村落,谁家的人多谁家的势力就大,所以村子里每个人都渴望生儿子。我们蓝姓在村里只有一家,如今又只有我爸一个人还留在村里,性格老实巴交,被人欺负了也只能忍受。

村里随便问个人都知道,我们老蓝家是最穷的,穷到经常无米下锅。不过,就算是村子里公认最穷,一个人靠种地养着两个女儿(并且一个即将上大学)、一个多病的老人,全家人还都住在随时可能崩塌的土坯房里,就是没能拿到贫困户的名额。

听说我家也曾富裕过,1998年我刚出生时,家里还有过一台拖拉机,值一万多块钱。

我上面有个姐姐,家里想再要一个儿子。于是,奶奶在家带姐姐,妈妈带着我去外地亲戚家躲计划生育。那一年,四岁的姐姐一屁股坐进刚烧好的滚烫的洗澡水里,大半个身体都被烫伤了,为了给姐姐治病,家里卖了拖拉机,到处借钱,从此越来越穷。

等我三岁时,我爸坚持再要个男孩,我妈便带着我改了嫁。到我六岁那年,我又被送了回来。

回到家,我爸招待我的第一顿饭,是四个包子,豆沙馅的。2004年,村头的小卖部卖包子,一块钱四个。我和姐姐一人吃一个,剩下的两个我爸吃;后来包子变成了一块钱三个,我爸就吃一个;再后来变成了一块钱两个,我和姐姐就一个人吃半个。

那时候,我和姐姐最期待的,就是三天一次的集市,我们就守在公路边等我爸回来。他会带回来全家人的口粮,以及偶尔一次加餐的菜。米买的是一块多一斤的,最便宜的米,还带着臭味。肉是碎猪头肉,放在板油里一炒,倒是挺香。买不起新鲜水果,我爸就去淘水果摊上被扔掉的水果,大多数是被虫子咬过的,或者被压坏的。这样的水果几毛钱一斤,我和姐姐就把稍微好的挑出来,带到学校里。

这也是我们整个童年生活的准则——把最好的东西都带到学校里。

除此以外的,就是一些日常的生活的窘迫。

比如水电费。我爸自己接了一根水管不要水费,又说交不起电费,所以,整个家里只有一只五瓦的灯泡。卫生间就是几块木板围起来的,没有灯。电视不给放,姑姑家用旧的拿回来的电饭锅也不许用,其他电器全没有。

我和姐姐小时候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服,都是表哥表姐、堂哥堂姐的旧衣服,不合身也穿。鞋子都是几块钱、十几块一双的,冬天手脚上的冻疮一直就没好过。我爸唯一一次给我买新衣服,是一件二十元的粉色棉衣,我穿了好多年。

姐姐初二的时候去了一个免费的中专,一个月生活费二百五十元,后来因为要交一千块才能拿毕业证,我们家拿不出来,从此便辍了学。而我高中的学费,每年要一千块,是堂姐出的。要不是她的帮衬,我根本上不了大学。

可终于等到该上大学了,全家亲戚却都不再理我了——在年复一年的学费面前,我就是一个无底洞,一个吸血鬼。

2

我们家这个“隐形贫困户”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我的求学之路,不过只是一个佐证罢了。

2017年,国家提倡精准扶贫,许多的贫困户都“脱贫”了。也是在这一年,我高考分数超过二本线78分,可以报一个不错的二本。

但学费是一个大难题。

填报志愿的时候,高中扶贫办的老师下发了一则通知,说广西区内贫困户家庭的子女,只要高考排名在XX名之内,就可以拿到一笔五千元的资助金,足以解决燃眉之急。我的文科排名在全省一万一千多名,排除前面非贫困户的同学,我自认为一定可以拿到补助金的。

可我并没有拿到那笔钱——因为我家还不是“贫困户”。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助学贷款,也差点被“贫困户”这三个字被切断。

这一年,助学贷款的政策是,贫困户不需要开贫困证明,只出示一份村委或者乡镇民政的证明就可以办理贷款。我爸和我去村委办证明,村委主任看着电脑,咂了一下嘴,摆出一副很可惜的样子,对我说:“不好意思啊,这个证明我开不了,只有贫困户可以开。”

我心里想,上一任村委主任——也就是他哥哥——比他好说话多了。村子里年轻人能出去的早都出去了,村委主任这个公职,也竟成了代代相传的宝座。

我和我爸愣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幸好村委主任旁边还有个年轻的大学生村官,她好心地把我的录取通知书拿过去,仔细看了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开的吧?”

村委主任这才不情愿地,带起他的老花镜,思索了半天,拿起电话给乡民政部门打电话:“喂喂,是这样,我们这里有一个不是贫困户的学生,说要开贫困证明……这个不能开是吧?”

不知道电话那头说了什么,村委主任挂断电话之后,便不情不愿地给我开了证明。

那天下着小雨,我爸骑着他的破摩托车,驮着我冒着雨走了两个多小时来到了县里,拿着证明去资助中心办贷款。到了资助中心,我爸饶有兴趣地看着大厅里的一台台电脑——他只有一部经常死机的智能手机,电脑连碰都没有碰过。

按照规定,资助中心只能贷学费和住宿费,去学校报道还需要交三千左右的学杂费,再加上从广西去山东还需要路费,所以,贷款办完后,我给大伯打了个电话:“大伯您看……”

大伯在电话里含糊其辞:“三千是吧……我们最近也花钱多……嗯……你爸呢?”

我爸就站在一边,一言不发。

也难怪,自从一起建了新房子,几家人的矛盾似乎就变得更不可调和了。

3

我上高二的那年,政府出台了一个“危房改造计划”,村委的人来动员了好几次,催我爸赶快申请建新房,还能拿到按人口分配的补贴金,加起来差不多有两万块。

我爸迟迟没表态。

我了解我爸的窘况,他不是不想盖新房。我们家是整个村子里唯一一家还在住土坯房的,村里当家的男人大多数是他小时候的同学、玩伴,虽然大部分人混得也不能说很好,但不管怎样,也都是有车有房的——而且,还有儿子。

可让他为难的是,还在上高中的我,每个月都要伸手向他要生活费,有时候是三百,有时候是两百,那几乎是我们家每个月的全部收入了。

最要命的是,建个新房,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二十万,可这些年来,我爸存折里最多的时候,大概就是我初中毕业拿出来给我交高中学费的三千元了。存这些钱的时候,他一直以为我能上市里最好的重点高中,知道我的成绩只能去普通高中时,他非常失望。

更何况那几年,正是评贫困户的关键时期,我爸一心抱着我们家能评上的期待。和我们家关系不错的莫家在前一年已经评上了贫困户,后来莫家小叔经常来我家不停地炫耀:“我家冰箱里的肉啊,都吃不完,今年种姜我要赚他一个十万块!”我爸不置可否,等莫家小叔走之后,就会吐上一口唾沫:“老莫仔就是会吹牛。”

落后的村子里,充满了可笑的勾心斗角。人和人之间看起来互相帮衬,私底下全是虚荣和利益的较量,亲兄弟更是如此。

贫困户一时半会儿评不下来,但新房子还是得建。我爸最终决定,拉下面子去找我大伯商量。

大伯退休前跑过客运,前几年在镇上还买了两层楼,大伯母每个月也有相当数目的退休金,他们家的生活在本地算是优越的。面对小自己十几岁的亲弟弟,大伯大多数时候都是忍让的,而且大伯的儿子打定了主意要回村里继承土地和宅基地,所以面对我爸的请求,大伯顺水推舟联系了我那嫁到县城里的两个姑姑。四个人一合计,建新房的计划就定了下来。

大伯和两个姑姑在动工之前,专门驱车回村里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我爸首先表态:目前,他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的,以后政府补贴金下来了,他会一分不少地还给大伯。虽然大伯和姑姑们有些不乐意,但念在爸爸是他们的小弟弟,年近九十的爷爷奶奶又坐在饭桌上,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很快,大家就请来了拆迁队,土坯房顷刻之间成了一大堆黄土。

新房子建的并不顺利,从开始到完工花了两年多,一直持续到我高中毕业。

建房子的过程中,我爸和大伯经常因为意见不和吵架,后来竟闹到了见面不打招呼的境地。我家的经济条件也更差了,欠了几万的外债。

新房子一共花了十八万,加上房子前面修整庭院,一共二十多万,四家人平摊,一家得拿出五万多。可我爸手上只有政府补贴的一万八千块,剩下的几万就算欠着大伯的。

建房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学校,放假回家就和奶奶窝在一张床上。爷爷奶奶家是一间年代更为久远的土坯房,屋里黑漆漆的,墙上一直往下掉泥渣,睡着觉伸手一摸,就能摸到几只虫子,有时候是蟑螂,有时候是蟋蟀。有一晚睡觉的时候,一只大虫子爬到我的腿上,我赶了几次没把它赶走,奶奶被我弄醒了,起来一巴掌拍死了虫子。

在生存的面前,我们都没有害怕和嫌弃的资格。我爸简单地打扫了一下以前养鸡养鸭的空房间,直接把床搬了进去。

高三那年国庆节假期,堂姐让我去一趟她家。堂姐是整个家里唯一对我好的人,她愤恨地抱怨着我爸,说,我只有努力读书,不然就要像我姐姐一样辍学打工了:“上次我们回去,你大伯让你爸卖了树换钱来还新房的钱,你知道你爸怎么讲吗?你爸讲,我才不卖,等她们两姐妹嫁人,一人收五万块彩礼,再还。”

我听得心惊肉跳——我们那一片并不兴收彩礼,堂姐家这样的小康之家嫁女儿,也不过只拿了对方三千的红包做做样子——我爸的计划,完全就像是卖女儿!而这些年,我爸的确在种着一片爷爷留下来的杉树林,可他从来都没有卖出去的打算,大概是不放心两个女儿,想自己留着养老。

堂姐又说:“回来的时候,小姑父喝了点酒,还对我爸说,‘你干嘛还让阿燕给钱他女儿读书’……”

我堂姐就是“阿燕”,小姑父讲的是我小学五六年级时,我考上了县小学的“民族班”,堂姐给我出了四个学期的伙食费。在我的印象里,在林业局工作的小姑夫一直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从来不会说出这么伤人的话。

那时候我才明白,我就是他们最害怕的那种“穷亲戚”,他们都害怕我伸手问他们要钱。

也是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贫困户”对我、对我家有多么重要。如果能申请下来“贫困户”,该有多好。

4

就在我办完助学贷款、给大伯打完那通电话之后,大伯说:“你小姑让你先去她家一趟。”

等我到了小姑家,才发现大姑小姑都在,她们认真看了我带来的录取通知书,又用手机查了录取我的学校,然后问我:“这个学校真是正式的大学吧?”

我感觉脸红到了耳朵根,像被人狠狠地甩了几巴掌,火辣辣地疼。但还是低着头说:“是正式大学。”

两个姑姑借着做午饭,把我爸叫到了厨房。我在客厅坐立不安,想他们一定是在商量我的学费的事情。只听到小姑用尖尖的嗓音问:“也不知道她毕业了会不会有正式工作……”

我爸则在一旁附和说:“就是啊,谁知道这是个什么大学。”

他们口中的“正式工作”,就是一份有五险一金的、有编制的,最好是老师、医生、公务员那类。

很快,他们又开始把议题放到我的专业上,纷纷表示对于“汉语国际教育”这个名词很陌生,即使网上有详尽的解释,但是仍然心存疑虑,只有大学毕业的堂姐在一旁说了句:“这个专业,最好考研究生。”

小姑瞪了她一眼:“先有个工作。”言外之意是,大学都已经找他们借钱了,研究生花钱不得更多。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之所以会选择这个学校,就是因为学费比别的学校低,而且这个专业,又是这个学校里学费最低的。我想学的小语种专业需要花更多钱,我根本不敢提。

学校在山东,和广西有两千多公里,小姑又问我打算怎么去学校?我说,火车一天到,便宜。她问我有没有买火车票,我说没有。

两个姑姑都沉默了,她们当然知道我没有钱买火车票——我们家早已山穷水尽了,连几百块都拿不出来,哪来的钱给我买火车票。

直到我和我爸离开,重新坐上摩托车冒着雨回了家,她们什么都没说。

回到家之后,我和我爸大吵了一架。他还是老样子,搬出一贯的说辞:“我早都告诉过你,我没有钱给你上大学的,你自己要去上,你自己想办法。”

这时候,我完全不觉得他是一个父亲。我怪他懦弱,没有争取到贫困户的名额。如果有贫困户的名额,我们今天就不需要把尊严踩在脚下,低声下气地四处借钱,还被拒绝。

对两个姑姑而言,三千元,不过是一条裙子一件衣服而已;可对我而言,这是上大学的钱,是我摆脱贫穷命运的唯一的救命稻草。

或许我爸也觉得自己说得太过分了,又说:“你找你妈要钱,她不是有钱吗?”

从我三岁那年他俩离婚开始,虽然我妈每个月都会给我三百元的生活费,但是多一分都不会拿出来。

我给我妈打电话,她在得知我录取了大学之后,表示可以拿出一千元给我,以后每个月给我五百伙食费。我不敢多说什么,我知道,那是她能拿出的最大限度了。

5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的眼泪一直往下流,觉得自己不如去自杀算了,连奶奶安慰我也不管用。

可是,我比谁都清楚,我爸不是不想让我上大学,而是真的拿不出钱来。

我们的村子在大山里,几亩薄田撑不起一个家。在我小学时,我爸曾经出去打工,不到一年就回来了——那时,家里只有年幼的我和年迈的奶奶。有一次家里的米吃完了,奶奶让人从集市上带了一包回来,可是五十斤的一包米,七十多岁的奶奶怎么都扛不起来。于是,我们祖孙两个拖着那袋米走了一路,等拖到家门口,米袋子都破了,米撒了一地。就这样,外出打工这一条路也断了,我们一家人就在这深山里等死一般活着。

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转机。

就在实行贫困户政策的第二年、也就是我上高二那年,政府派人下来巡查了,在村公所旁边摆了小摊子,让群众反映意见。村子里有几户没得到“贫困户”的人家,约了我爸一起去。好不容易等他回来,我立刻冲上去问:“怎么样了?政府的人怎么说?”

我爸摘下草帽,额头上都是汗,没说话先笑了,舌头伸出来勾住嘴唇,然后说:“政府那边问我们什么情况?我就报了,说你读书,你阿公阿婆生病,我一个人种姜又发瘟(瘟疫病,子姜容易感染,往往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我想知道的并不是这些,继续追问:“政府说会处理吗?”

“我们说了,我们村里都是有钱人得,我们穷的不得,他们说让我们写名字下来,回去查。”爸爸这么说着,方言在他的嘴巴里显得很戏谑,大实话听起来就像在唱戏。

爸爸不明白,可是我明白,政府的人回去了,很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爸爸就这么日复一日地等待着处理结果,我不忍心告诉他真相。我深知除了继续上学拿到安身立命的大学文凭,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可是我没有想到,如今,我所有的努力,这么多年的希望与理想,在这三千元面前不值得一提——如果我家是贫困户,我就可以拿到五千块的补助了,如果我家是贫困户,我就可以去上大学了。

那天晚上,我“离家出走”了。迫不得已之下,爸爸终于再一次拨通了大伯的电话,可是那头的答案还是和之前一样,只有拒绝——理由是建新房已经花了很多钱,他和姑姑都没有多余的钱资助我了。

这是我第二天早上回家的时候,爸爸告诉我的。

也就是那时候,我拿起砧板上的菜刀,架到了自己脖子上,一边哭一边给大伯打电话,说:“我不想死,我只想上大学,我真的只是想上大学。求求你了!”

我完全出卖了自己的尊严,死皮赖脸加上用生命威胁,换来了上大学的三千元。

6

2017年八月,我坐了二十四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到了山东,顺利地办好了入学手续。我天真地以为,在这个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的地方,我会有新的开始。

可是,刚开学,我就又被“贫困户”这三个字狠狠绊了一跤:学校有贫困助学金,但是申请者必须当众描述家庭情况,同学根据情况投票,最后确定名额,当然——“贫困户的同学,按照规定可以有优先资格”。

我不知道当众描述再投票这样的行为和揭人伤疤有什么不同,但是为了几千元的助学金,我还是把自己的情况都讲了出来。

我的得票数最高,我以为这一次助学金一定是我的。可最后的结果还是给了我当头一棒:那些比我票数少的“贫困户”同学已占满了名额。

这时候我明白了,没有贫困户的那个红本本,就算我真的已经穷到吃草,也拿不到国家一分钱。

不过没关系,我还可以去打工,自己赚来的钱,花着也踏实。

上了大学最大的好处就是,我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没有课的时候,我就去给人替课(代替对方上课、签到),十块钱两个小时,加上来回路程,将近三个小时。虽然钱很少,但起码我不会挨饿了。周六周日,我也努力接各种兼职,帮人发传单、贴小广告,十块钱一小时,一天能赚三四十。

兼职往往是僧多粥少,我并不是每天都能接到。在我还在为生活费发愁时,偏偏又病倒了,烧了好几天、脸肿得像猪头。我不懂医生说的什么“根管治疗”,只知道前前后后花了一千多元,那是我所有的积蓄了。医生说,做完治疗,补一颗牙还要再花一千多,我没钱了,也就没补。

所以直到现在,我一开口笑,门牙和虎牙之间就有一个缺口,同学都笑我是“豁牙妹”,我自己也笑,笑我自己穷到没有钱补牙。

倒霉的事情远没有结束。一个周六,我接到我妈惊慌失措的电话,她说我姐找她要钱,说什么我姐上网借钱借了好多钱,现在连本带利滚到了十几万,她吓坏了,一整晚都没有睡着,“这可怎么办好呀……”

我的头“嗡”的一下,然后就只能听到我妈无助的哭声。

我妈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当然不懂“网贷”是什么,一心以为姐姐借了高利贷,别人会要了姐姐的命。

我才想起来,前段时间家里新房子装窗户和门的时候,姐姐拿出近一万块给我爸,她说自己在外面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所以一万块不是事。除此以外,我爸经常问姐姐要钱,甚至很多次给我的三百块生活费,都是从姐姐那里拿的。

原来,她一直在借网贷。

很快,我爸给我的三百块就断了。

7

大学第一个假期,我坐着硬座晃了近三十小时终于回了家,看着三层楼的水泥房子,却一点儿欣喜的感觉都没有——只有一楼的三个房间属于我们,二楼全部被伯伯和姑姑们锁了起来,我们也上不去。

快过年的时候,爸爸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政府的工作人员,询问我的大学是本科还是专科,得到答案后对方说,我家今年终于可以评上“贫困户”了。爸爸拍着大腿,后悔地说:“早知道会评上贫困户,就不做新房子了!贫困户做房子国家补贴一个人两万五呢,我们家可以拿到十二万多,足够做房子了。可惜啊,我们就是没有那个命吃国家的钱。”

不知道那个不信鬼神的爸爸,什么时候信起命来了。

我爸说新的一年他除了养牛什么都不干了。我说他:“贫困户的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下来,而且办贷款也要时间,你这样做我们家就没饭吃了。”

他只回了我一句话:“闭上你的乌鸦嘴。”

姐姐那边也完全没有好转,网贷就是一个无底洞,不停地借,不停地还。

过年回家,爸爸说催债人的电话打爆了他的手机。

我也才知道,姐姐和她相恋七年的男朋友分手了,对方说的是,“你们家太穷了,我父母希望我早点结婚,我已经二十八岁了”。他和姐姐提结婚也提了几年,分手的原因是觉得姐姐太能花钱,导致他没有积蓄,他要过日子,不是填我们家的无底洞。

不是姐姐能花钱,而是她要给我一半的生活费,要拿钱给我爸,要应付爷爷奶奶随时复发的疾病,况且,我们家还有一屁股债——姐姐一个人撑不起这个贫穷的家,只能拖累男朋友。她男朋友再也撑不下去了,他家也不过是农村里最普通的家庭,有小楼房,有父母,要过正常的生活。

我对我爸说:“你最对不起的人不是我,是阿姐。如果不是你逼她,她根本不会像今天这样。”

我爸就低着头扒饭,直到吃完了一整碗米饭之后才说:“我怎么逼她了?我又没有得贫困户。对了,你打电话告诉你妈,不要把你姐借高利贷的事情到处乱讲,要不然影响我的贫困户。”

那一刻,我觉得我们连亲情都没有了。

我爸关心的不是姐姐的死活,只是他的贫困户。我想他也忘了,他为什么会评上贫困户——因为我终于成为一个大学生了,村子里没有几个大学生,所以人们大概总会觉得,大学生毕业了就会出人头地。

虽然我心里清楚,大学生千千万万,我不过是其中一个。但我还是要努力地向上爬,爬到一个让我的下一代摆脱我的遭遇的位置。

8

从年初到现在,我爸一直在等贫困户的证,整日游手好闲。可到现在贫困户的证都没有办下来。

有时候我爸会给我打电话,说为了躲姐姐的追债人,他换了很多个号码,然后,又在电话里不停地说:“贫困户补助,听说有四千五呢。”

一直说到现在,他也没有拿到钱。

我觉得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爸五十岁了还是穷光蛋——国家没有欠他贫困户,可是国家欠我一个贫困户,欠我姐姐一个贫困户。如果我们是贫困户,姐姐可能就不需要靠网贷支撑这个家、支撑我爸的那个新房子,也不需要每日担惊受怕地躲着追债人了,或许,也可以正常地谈恋爱,有正常的家庭了。

如果我是贫困户,我或许也不会再在深夜惊醒、害怕打工迟到。当然,我也只是这么想想罢了,然后就继续吃我在餐厅买来的、一块五一份的白米饭。一天两顿,再买一个菜,共计不到五块钱,就是我给自己的生活费。

我开始接更多的兼职。攒钱干嘛呢?攒钱给自己,让自己暑假回家的时候可以买一个硬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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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我们天上见》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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