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美食和赌债

2018-06-23 16:18:55
2018.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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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地处浙江沿海地区,青石雨巷,山水氤氲,我出生于1990年,算是个地地道道的南方小镇姑娘。

在我物质匮乏的儿童年代,支撑家里经济来源和我温暖记忆的,是母亲每天烹饪美食的双手。

可同样是这双手,也曾埋下一个让我耻于与外人说的秘密。

1

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实巴交的纺织厂工人,身材矮小,相貌平平,他一生唯一令人称羡的,大概就是娶了我的母亲。

如果不是生于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过天的年代,父亲恐怕是万万不可能有机会能娶得我母亲这样的佳人的,在外人眼里,这桩姻缘真可以算是我父亲修得了八辈子的福分。

母亲是方圆几十里出名的美人,“骨重神寒天庙器,一双瞳人剪秋水”,这般美好韵致,大概是对我母亲年轻时相貌的最好诠释。年轻时的她肤如凝脂,唇若涂丹,一头飘逸的秀发松松挽在脑后,柳眉细腰大长腿,平时还爱戴一对圆圆的金耳环,随着走动摇摇曳曳,更衬得她眉目如画。即使如今她已年近六十,眼角眉梢早已悄然爬上了细纹,那牛奶一样细腻白滑的肌肤依然令我自愧不如。

母亲在怀孕时便没吃过饱饭,在我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奶奶知道只得了个孙女,冷哼一声转身便走了。我尚在襁褓中的时候,家里穷得连个像样的灶台也没有,父亲只得在后门的泥地上用土塑了一个简易的烧火台,给我做米糊吃。

父亲去工厂上班,母亲就一个人在家养猪养鸡养鸭,日日悉心照料,渴盼着小猪仔一天天长膘,或者多攒几个鸡蛋,好换够钱给我买一罐奶粉。

可过年时,奶奶不由分说就将母亲养的猪给宰掉,然后给另外两房的叔叔伯伯送去了,最后分到母亲手上的,只有一小刀带皮的肥肉。

2

母亲外表看起来柔弱清丽,为人处世却很是泼辣,大概是觉得父亲家这边指望不上,母亲开始在学校和街道上摆摊卖小食,给我赚伙食费。

咸菜、豆干、豆芽再加一点肉丝儿和成馅儿,包进面团里,再用手掌压成扁扁的一个圆饼,投入到沸腾的油锅内,转眼便炸制成了金黄酥脆的馅饼。炸完一大摞后,再将馅饼用棉被裹好,放入白色泡沫箱子内,可以保温很久。两毛钱一个,吃一个就能顶饱。

还有如今早已在街头销声匿迹、极具本土传统特色的面饺,是母亲自小就从外婆那学来的手艺:面粉加水搅拌成稠稠的面糊,加少许味精和盐调味,铁质圆盘加热至烫手,在上面刷一层薄油,舀起一勺面糊沿顺时针方向摊成薄薄的一层面皮,将事先炒好的绿豆芽放在面皮一侧,对折后将边缘压紧,一个热乎乎的面饺便出炉了。

刚出锅的面饺,皮儿还带着点点焦黄,像素白的纸绢上染开的点点金黄色花瓣,用塑料袋套着,捧在手心,呼哧呼哧吹几口气,几口便进了肚子。

除了这些小面食,母亲还在学校附近摆过烧烤摊。每天从菜场买来新鲜的牛肉,用铁丝串成串儿,炭火烤得油脂滋滋滴落,鲜红的肉块紧缩变色,香气扑鼻,也是两毛一串。

靠着这些摊子上的小吃和串串,母亲为我赚够了奶粉钱,将面黄肌瘦瘦的我养成了黑黑壮壮的胖宝宝。

等到我能蹒跚学步、咿呀学语的时候,母亲终于租下了一间临街的二层小店面,结束了日晒雨淋出摊的日子。我们一家三口搬离了破旧的老房子,住在店铺的二楼。

母亲将这爿小店变成了一个面馆,在我们家乡这边,面馆被叫做“点心店”——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南方人都把面条、粉干、馄饨作为正餐之间“打牙祭”的缘故吧。

母亲做面条的动作利落干净,快得让人来不及眨眼。铁锅里的水一沸腾,投入晾好的面条,任其在水沫中翻滚沉浮。母亲趁着这一小段空隙,取空碗,放入味精、盐、酱油、老酒,用滚烫的热水冲开,就是汤底;再烫一把青菜,用筷子和笊篱捞起面条,沥干水放入汤中,撒虾皮葱花,最后再浇一勺猪肉炒制而成的肉臊子。满满当当的一大碗面条,只要八毛钱。

母亲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撑起了小小的点心店,灶上的炉火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每天来吃面的人踏破了门槛,甚至有搬迁到县城或更远地方的人,还会专程赶来我家小店,只为了吃一碗母亲做的姜酒索面。即使到了深夜,还总会有零星的顾客紧裹着外衣,神情疲惫地来店里吃完一碗面,再一身暖意地回去。

烟雾缭绕里,母亲挥舞着锅铲,在铁锅里炒制生姜,老酒倒下的瞬间,浓郁的香气伴随着嗞嗞声,响彻整间小店。

煤炉上的小锅里咕嘟咕嘟炖着切成小条的肥肠,软软糯糯,入口微辣,舀一勺放在刚从锅中捞出的粉条里,好吃得让人快要将舌头给一同吞下去。薄如蝉翼的小馄饨,在滚水里几秒就能熟透,放入紫菜虾皮,炒瘦肉熬成的肉汤,那鲜美的滋味儿能从舌尖钻到心尖上去。

母亲的脸被锅中升腾的热气蒸得通红,光滑的面颊白里透粉,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3

父亲是街道上都出了名的好男人,宠爱妻子,任劳任怨,每天去工厂上班的同时,还会抽出一切时间,帮助我母亲打理店内的生意。虽然在岁月和社会的磨砺下,母亲的性格变得愈发泼辣暴躁,对待他的态度霸道而强势,但这些,都在他日复一日细润无声的包容下显得不足为道了。

妇唱夫随,和和美美,我家的日子一天天地好起来。很快,一个天大的馅饼又重重地砸到我家的头上:父亲的工厂早年向职工集资出售股权,没想到竟然真有了回馈,父亲一下领到了十几万人民币——这在当时,就是足以令人瞠目结舌的巨款。

小小的我那时尚不明白这些钱所代表的意义,只记得那段时间父母反复叮嘱我不可以向任何人泄露这个消息。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这件事已经算整个小镇的爆炸性新闻了。在这之后不久,这笔钱便被我母亲娘家的亲戚借走了大半,时隔二十多年,一分未还。

在F4的《流星花园》席卷全国的时候,我已经能躺在躺椅上,翘着二郎腿看着家里的大彩电,享受着影碟机、组合音响和卡拉OK了,时下最流行的CD摆满了一桌。家里的冰箱堆满我喜爱的冰激凌雪糕,平时我随手就能拿到五元、十元的零花钱,邀请小伙伴往校门口的小卖部跑。有次我将一双母亲去县城逛街给我买的鞋子穿到学校里,在同学的大呼小叫中才知道,脚上这双鞋要四五百一双。

小学三年级时,母亲带我去了小镇上唯一一家教授钢琴的辅导班。那天,母亲穿了一件黑底印花的毛衣,长发柔柔地挽了一个松散的发髻,几缕发丝温婉地散落在两颊,母亲还专门擦了一点淡淡的粉底,涂上砖红色的口红。她端坐在走廊的一张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交叠着双腿坐着,与钢琴老师轻声慢语地讨论,润红的唇角上带着温柔的笑意。

母亲小学只上到二年级便因贫辍学,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女性。但那天的她,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知性娴静,与平时系着围裙、喜欢大声叫吼批评我的她完全不同。

母亲年轻时候(作者供图)母亲年轻时候(作者供图)

这一幕,也成为后来我为数不多的对母亲的温馨的记忆之一。当时的我,沉浸在作为全镇少数能够学习钢琴的孩子的优越感中,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不久的将来,我的家庭、乃至全家人的人生,都会发生难以想象的改变。

在我小学毕业前,母亲在大姨的怂恿下,踏入了赌场。一晚店里生意冷清后,她拉着我走过店铺后门的一条狭长黑暗的小路,路灯微弱的白光隐隐照在她的脸上,她一边快步走着,一边雀跃兴奋地和我说:她今天在一个地方赚到了一笔钱,可以给我买好吃的。她还说,以后还要再去赚,一定还会有更多。

当时的我也被母亲的喜悦所感染,心里瞬间划过了一个念头——“要是能经常这样赚到钱就好啦!”

4

当一碗点心从八毛钱涨价到两块五时,母亲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将点心店转型成在当时看来最赚钱、最吃香的快餐店。

煮面的铁锅被收起,几块宽宽的木板,上面摆上十几个脸盆大小的不锈钢面盆,里面装着母亲每日新鲜炒出来的各种菜肴,供顾客选择。

2002年,点心店改成快餐店后不久,我小学毕业,升上了镇上的初中。那年暑假,店铺的房东中止了租用合约。关闭店门的那一天,已经从工厂辞职的父亲推着装满生活用品的板车走在前头,我在后面背着书包,手里拎着一只大大的蛇皮袋,里面是我的书和小玩具。母亲则一人在寂静的店内整理她的瓶瓶罐罐和厨具。

我们一家人又搬回了那间有近八十年房龄的老宅。从店里搬来的桌椅盘碗将原本就狭小的老屋挤得满满当当。

在我初一开学后不久,父母找到了一个新的店面,在公路边上,看起来比原来的店面气派了一些,门口是乡镇巴士公交站,平日里尘土飞扬。

之前小店面的人气旺,靠的是长久以来的口碑,搬到新店面后,父亲特意去做了一个简单的招牌,上面写着:平价快餐店,价廉味美。

初中正是长身体的阶段,母亲忙碌之余,常给我做猪蹄冻,猪肉周围全裹上了晶莹剔透的肉冻,胶质的鲜美被牢牢锁住,再配上热乎乎的白米饭,吃一口,就像冰与火的碰撞,说不出的过瘾。

可猪蹄冻的美味,却抵消不了我的另一段记忆:

初一开学后,很快要进行英语测试,我便将每个单元的单词都抄记在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上背诵。

临近下午,菜市场狭窄的过道两旁,零零散散地有几个散户摆着摊子,上面的干货、蔬菜都用布掩着,没有什么人影。母亲又带着我,熟门熟路地穿过这里,来到了一处混合着泥沙石子的空地上。

与冷清的菜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里的喧哗闹腾。二十多个人围着一张破桌子,里三层外三层地站立着,最外边的一圈甚至有不少人拿来了长凳,直接垫脚站在了凳子上。

他们中有叼着香烟的中年男人,有穿着碎花裙的中年女人,有染了黄毛穿了耳洞的青年人,全都使劲往前倾着身子,似乎桌子上有磁铁一样的东西,在吸引着他们拼命靠近。他们挥舞着双手,尖锐嘈杂的吆喝声夹杂着刺耳的土话,不断地咒骂着,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癫狂和兴奋,近乎狰狞。

“你在这里等下,妈妈去一会儿就过来。”母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就挤进了那个圆圈内,被层层叠叠的衣角所淹没。

我翻来覆去把考试范围内的各单元单词都背了个遍,说好只是“去一会儿”的母亲,还没有从人群里出来。

回家的路上,另一个从人堆里挤出来的阿姨跟我们结伴而行,我听着母亲和她说着“牌九”、“坐庄”等等奇怪的名词,越发感觉到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那么奇异、陌生和狂热。

这跟那个做猪蹄冻时认真的母亲,判若两人。

5

新店开张后,父母时常忙得不可开交,但营业额却始终上不去。

中午一过了饭点,或者等到下午服装交易市场一关,人流散去,整条公路便陷入了沉寂,只有我家的店面依然亮着灯光。有时候父母等到深夜十点,也等不到几个顾客上门,我晚自习下课回来,架子上托盘里的各色菜都还满满当当,半点都没有卖出去。

为了招徕客人,父母在店门口搭起了灶台,早上煮砂锅一直到九点,下午煮面条外送,其余时间还得要照常准备好中午和晚上的饭菜。一天二十四小时被他俩利用到了极致,也透支了他们的全部精力。

五元钱一碗的早餐砂锅里足足包含十余种丰富的食材:豆腐泡,豆干,花蛤,蘑菇,大虾,虾蛄,牛肉,猪肝,腊肠,蔬菜,鹌鹑蛋,小鱼仔,还有任选的面条,鲜粉,番薯粉,年糕,米面。

所有食材都由母亲亲自调配好备用,猪骨熬制的汤底,海鲜要每天从菜市场买最新鲜的,虾在水盆里突突地窜动,开煮的时候才夹几只放进去。食材在深褐色的砂锅里咕嘟咕嘟翻涌沸腾,沸腾到顶点的时候,关火,连锅上桌。

被父亲戏称为“大杂烩”的宵夜,则是我初中每个晚自习放学后最期待的美味:把一天卖剩下来的豆腐、青椒、排骨、笋干、豆角等等一股脑儿装到一个大盆里,然后在煤炉上加热到沸腾,连盆放到桌上,配着米饭和饮料,酣畅淋漓。

严严冬日里,那红红的炉火,炉上沸腾的食物,烟雾中父母的开怀笑脸,仍犹在目。

然而,生意的久无起色,没有顾客上门的失望,也让母亲的心思越来越不在店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快速赚到大笔钱的欲念,使得她迫切地想要挣离眼前的这些束缚,到她的赌桌上去。

如果不是因为母亲,我也不会知道,赌博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小镇已经泛滥到了何等地步:菜场、民宅、仓库、敬老院,甚至是香火袅袅的寺庙,都成了赌徒们肆无忌惮豪赌狂欢的场所。

母亲开始更长时间地待在赌场里,每天忙过中午的生意以后,便撂下店里的所有事情,连晚上需要贩卖的饭菜都懒得准备。很多时候她甚至赌得忘记了一切,直到夜幕降临,要吃晚餐的顾客上了门,她也不回来,只留下父亲一个人拼命干活,挤着笑脸应付着顾客们的抱怨和催促。

有次放学回家,我对着正在从沸锅中捞面的父亲,讨要二十块钱去买字帖,父亲沉默了片刻,从口袋里抠抠搜搜地拿出几张零钱,低低地说了句:“字帖也挺贵的啊,要是不买也行吧……就这么多,你省着点花。”

从小到大,我想要的东西,没有什么是父亲不愿意给的。和学习有关的书籍、文具,父亲向来都是干脆大方得很,第一次像今天这样,说出这种奇奇怪怪的话。

6

2005年,我到了县城里读高中,需要近万元的集资费。父亲居然是硬着头皮,跟当时的邻居借的这笔钱,才将我送进了学校。

可那时的我,每个周末回家,依旧能吃到母亲做的蒸蛋。我从小就爱吃蒸蛋,蛋黄绵密蛋白嫩滑,无需多余的调料,在上面淋一点儿酱油和老酒就好。一碗四个蛋,我至少能吃掉三个。

天真的我根本没有发觉,在这样平和的表面下,却隐藏着令人胆寒的可怕事实——短短一年时间,母亲就像不知疲惫的陀螺,游转于散落在村子各个角落的赌场,输掉了多年来做生意存下来的积蓄,输掉了存下来的父亲厂里的分红,输掉了下一年就要交齐的房租,欠下了不知道多么惊人的外债。

母亲几乎彻底抛掉了店铺里的生意,除了准备当天必要的食材饭菜,剩下所有的时间都交给了赌场,父亲也阻止过、争吵过,可最终还是只能独自咬着牙,苦苦支撑店内的生意。

在这样的压力下,父亲得了抑郁症。这还是多年以后,父亲无意中向我说起的。

“睡觉是最可怕的,好端端躺在床上的时候,突然就感觉有人抓着我往下沉,也不知道是什么妖魔鬼怪,感觉连床也跟着一起晃来晃去,不知道要掉到哪里去,但是我就是醒不过来,尤其是后来,我药没有吃对,又严重起来了,走在路上都有可能晕过去,那时候你妈啊,我说什么又都听不进去,也不管店里的生意,我再难受也只能是忍着,还有生意要做呢,店也得开啊……”

可不管怎样,父母还是小心翼翼地对我隐瞒住了这一切,每个周末我回家的时候,一如往常地给我准备鲜美的饭菜,和我嘻嘻哈哈地开着小玩笑,我没发现半点端倪,也忽略了父亲两鬓染上了灰白,变得愈发臃肿和衰老。

我是在读高三时知晓了这个秘密的。

那是一个深夜,我偷偷下了床,坐在二楼的楼梯口,听父亲母亲在楼下的低声讨论。

我家的老房子实在太狭小太破旧,几乎没有任何隔音的功效,他们就算再压低了声音,我也能断断续续地捕捉到他们话语里的主要内容。

“债已经欠下了这么多,店里生意难做,这个月利息还要这么高……”

“前几天那个人又来催了,说起码要还一半,村里的独生子女奖励金在我卡里,先把里面的钱拿去顶一顶吧……”

“女儿马上要考大学了,读书的钱得想办法借……你怎么赌那么大,啊?跟你说过十赌九输,根本不可能会有什么钱给你赢的……”

“我还不是想多赢一点吗,哪里知道运气这么差,就全都给吃进去了……”

很多话语都最终消逝在父亲重重的叹气声中,母亲的话不多,在说到欠债和利息的时候,语气中充满了不甘和气愤。

我独自蹲坐在楼梯口,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害怕铺天盖地而来。我知道家里的生意不好,也知道母亲有出去赌博的习惯,但我从来没有想到事情已经变得这么严重。

欠债?到底会是多少钱啊……我不敢问,也害怕会从父亲口中听到更为残酷的事实。

在那以后,我一看到父亲沉默,一听到他们叹气,就心脏紧缩,全身冰凉。我害怕极了,控制不住地去想象:会不会我家的店就要开不下去了?会不会连这个家也会没了?

7

2008年,在公路旁经营了五年的店铺被房东粗暴收回,父母再次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本业,在苦寻新店无果的情况下,母亲想到了一个在她看来最为合适的新营生——在赌场贩卖零食瓜果和简单的生活用品——赌徒通常是不会在意那几毛几元差价的,就算把价格提高个两倍也不是问题。

在这之后,我很少能够在周末回家的时候见上父母一面。他们每天扛着装满商品的大桶,像打游击战一样游走在各个赌场间,甚至比开店时还要忙碌——每天我下楼后只看到桌上早早烧好的饭菜,有时还会有一大盆母亲熬夜做好的卤味。

母亲的生意策略似乎真的奏效了,家里的日子似乎又慢慢好起来了,我在忐忑不安、又有些许期待的心情中考入了大学,带着他们花八千多块钱给我买的最新款笔记本电脑,开始了悠闲又轻松的大学生活。

远离家乡,我也好像也渐渐远离了那些惊恐的日子,追追剧吃吃零食,和所有同龄的女生一样享受着美好的大学时光。我刻意地去遗忘和忽视一些东西,以为情况不会再坏了,至少不会比那时候更坏了。

直到有一天我在宿舍接到表姐打来的一通电话。

“你知不知道,你爸爸妈妈现在欠了很多很多钱在被人到处追债?你妈妈打赌的事情,你知不知道?”

表姐在电话另一端劈头盖脸的一句话,让我瞬间回到了那个在楼梯口偷听的夜晚。

原来,赌桌上红花花的钞票和人群中爆发出的疯狂喊声,始终在诱惑和刺激着母亲,她在赌友的提议下,拿出了手头上所有能支配的钱,做起了高利贷生意。赌场的鼎盛时期,母亲的那一小笔钱钱滚钱、利滚利,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变成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积蓄。

可她没有拿着这笔钱还债,而是又义无反顾地杀到了赌桌上去。很快,这笔钱就像青烟一样消失了。

但是母亲已经赌红了眼,她拉着父亲,坐上专门拉载赌徒的车,去了很远的山上,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到处借钱,然后继续赌。父亲高度近视,摘下眼镜后几乎和盲人没什么两样,为了能够监督好母亲,也怕母亲会出事,他只能跟着母亲一起每天坐几个小时的车,一起爬陡峭的山坡,在母亲输钱的时候想尽办法为她筹钱还债。

一次,警察突然上山清缴赌场,母亲情急下躲在了一个木桶里,而父亲则在拼命下山奔逃的路上摔断了腿,从此落下顽疾。直到现在,他路一走多腿就会疼,上楼抬腿也十分艰难,几乎没有办法再走山路。

我不敢想象当我远在异乡时,他们过的是怎样的日子:像母亲这样没有任何后台、已经被压榨一空的中年妇女,赌场里也不会再有放高利贷的人愿意再借钱给她。

每天都有不同的债主上门来讨债,老房子的破门板被人砸得哐哐响,尖酸刻薄的女债主扯着嗓子在门外喋喋不休地咒骂,流里流气的小混混直接踹开了门,拿着棍棒和刀逼着他们跪下。

邻居们都在背后议论着我家欠下巨额债务的消息,说我父亲被人逼疯了,整个人变得痴痴傻傻,甚至还流传出了我在外地因为不堪重负、企图自杀的消息。

8

2010年暑假,我下了车,提着行李往家走,远远地就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坐在老屋的门槛后,低着头,伛偻着背,在一个个小圆球上涂上胶水,再将银色的亮片一张张地粘贴上去。炎炎烈日,暑气夹杂着化学塑胶的味道,充斥在鼻尖——他们怕风会吹得那些金色银色的亮片粉末到处飞舞,连风扇都没有开。

“反正在家里也没有事情做,现在做做这些小东西还挺流行的,你奶奶也有在做,我跟你妈也一起做做,就当赚个菜钱。”父亲的汗珠随着脸上黝黑的纹路滑落,裸露在外的膀子和腿早已经晒成了黑炭一样的颜色。母亲原本牛奶一样细腻的皮肤,竟然也已经晒成了黑黄的颜色,长长的头发盘在脑后,说不出的苍老。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我内心上的震动,和无法抑制涌上心头的酸楚。

而这样的假期也并没有平静多久,一天晚上,母亲突然慌张地关掉了楼下的灯,然后嘱咐我赶紧上楼,无论楼下发生什么事、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下来。

然后,我就听到楼下有人砸门的声音,紧接着是桌椅在地面上剧烈摩擦的刺耳声响,夹杂着分不清男女的喊骂声,还有重物滚落在地上的闷响。我听到语气向来温和的父亲拔高了声线,吼到破音嘶哑:

“现在真的没有钱!不骗你们,真的没有!你们这样过来是要逼死我们吗,我说了只要有钱就一定还你,你们还想怎么样?啊?还想怎么样啊?!”

我呆呆地坐在楼上,看着面前跳动的电脑屏幕,戴上了耳机,调大音量。我感到愤怒、悲哀、害怕、羞耻,更感到无比的绝望。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了自己的懦弱和渺小。

接下来的整个暑假,我都默默地陪着他们,一起做手工饰品,一个月下来,父亲从承包这些手工零活的工头那里领到了九百块钱。

拿到钱后,母亲马上去菜场买了一桌我爱吃的菜,她的手艺还是那么好,鱿鱼和五花肉滋味浓郁,鸡蛋羹嫩滑鲜美,猪蹄炖得软烂熟糯,在学校里的时候我每天都想念这些菜的味道,但终于吃到嘴里时,我却嚼出了满口的苦涩。

假期快结束的时候,父亲吞吞吐吐地问我,学费能不能跟班主任说一下晚一点交,或者有没有什么贫困助学金可以申请,还有家里小学的时候花了一万多买的那架钢琴,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当二手卖一点钱?

我在床上转过身,用被子盖住了脑袋,没有说话。

开学的前几天,父亲不知道在哪里借到了我的学费。两位几乎不曾碰面的婶婶突然到家里来看望我,坐在我的面前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嘱咐我好好学习、不要被家里的事情影响,一边时不时地相互交换一个眼神,里面闪烁着显而易见的讥讽和嘲弄。

她们走的时候,每人给了我两百块钱,我收下了。我知道现在父亲口袋里可能连五十块钱都没有,我不能再给他增添更多的负担。

那年,我还未满二十岁,早已没有了无忧无虑的年纪。

9

磕磕绊绊的,我终于毕业了,一结束实习就回到了家里。

母亲凭借着一手烧菜的好手艺,在县城的一个熟人开的棋牌室里当烧饭阿姨,父亲在旁边为她打下手,两个人加起来大概四五千左右的月薪。

每天深夜,母亲都会把顾客吃剩下的白米饭和一些干净的饭菜带回家,让我当宵夜和第二天的午饭吃。

将带回来的剩饭剩菜放在锅里热的时候,母亲微垂着头,低低地开了口:“村里给咱家分的套房,爸爸妈妈就先卖掉了,比较匆忙,也来不及和你商量,你放心,以后妈妈一定给你买个更大更好的,一定会买的。”

不知从何时起,那个有些高傲的、严苛的母亲,已经转变成了眼前这个笑容温和到有些怯懦的妇人。家里依然入不敷出、拮据窘迫,时不时还会有蛮横的债主找上门争吵,母亲终于没有了资本和胆量,不再去赌场了。

我却终于感到一种久违的心安。

老房子没有几样像样的家具,餐桌就在煤气灶边上,没有油烟机,每次母亲在老屋狭小的空间里做菜时,整间屋子里便烟雾弥漫,无比呛人。

午饭的时候,桌上多了一大盘鱼头豆腐汤,鱼头很大,表面煎得金黄酥软,衬着白花花的豆腐,色泽诱人,香气扑鼻。

我扒拉了一大口米饭,才开始吃这盆菜。豆腐滑嫩,鱼肉鲜美,鱼汤更是鲜香无比,我连着吃了好几口,十分好奇地问:“妈,这是什么鱼头啊?是不是很贵啊?以前都没有吃过,很好吃!”

母亲噗嗤一笑,语气平淡,神情上却是掩饰不住的欣喜:“这便宜得很,就菜场里那人卖剩下的鱼头,这种鱼头没什么人买,收了一块钱就当卖给我了,怎么,真的有那么好吃?”

闻言,我又惊又呆,这么好吃的鱼头,居然会没有人买?

母亲看出了我的疑惑,脸上笑意更浓了:“烧这个我可是花了很多功夫的,鱼头里面一定要洗干净,用热油把两面都煎了,最主要放的是我们家自己酿的糯米酒,慢慢多炖会儿,这样才好吃咧!”

“真的很好吃!豆腐和汤也好喝,我最喜欢吃这样的鱼头豆腐了!啊,怎么能这么好吃啊!”我一边埋头喝汤,一边摇头晃脑,陶醉地感叹。

母亲被我的模样逗得更开心了,笑容止都止不住:“这有什么稀罕的,你要喜欢吃,明天我让老板再给我留,多留几个,让你吃个够!”

这一刻,我才觉得,自己那个风风火火、勤劳能干的母亲又回来了——食材不分贵贱,更没有高低之分,一切只在于做的人是否用心。

每一口汤,每一口鱼肉,我都能吃出母亲饱含其中的无尽耐心和爱意——她用她的所有来爱我,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10

很快的,我在县城找到了工作。每个月三千多的工资,我会先抽出两千交给母亲。我知道这一点钱对于我家欠下的债务来说,只能算是杯水车薪,但我想尽我所能去帮他们分担一点点,哪怕只是一点点。

2012年,父母终于又找到了一个位置绝佳的店铺。房东是过去的熟人,当天谈妥,交付好了定金。那天下午我正背着笔记本电脑,赶去给学生辅导功课,天空特别蓝,连续的梅雨悄然散去,空气中还带着一点湿润,路上母亲打电话过来,欣喜万分地跟我说了这个消息。

那一刹那,我被一种夙愿终于成真的巨大喜悦感贯穿全身,几近眩晕,激动得皮肤上的鸡皮疙瘩都要炸裂开了。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样回答母亲的话的,只记得一瞬间街道上的所有车笛鸣声和嘈杂声响全部隐去,只留下了那句:

我们家要重新开饭店了!

多少次我在梦里,都在帮忙把热气腾腾的米饭装好给顾客端上桌,梦见母亲系着围裙在锅炉前挥舞着锅铲、父亲在招徕着客人……

这一次,不是做梦!

这间拥有两间店面的新店铺,高大敞亮的门面,全玻璃落地窗,墙上贴的墙砖和地面上铺设的瓷砖都是我亲自去选的,墙面是磨砂的浅黄,地面透着淡淡的粉。

它距离儿时我家的那间点心店,只有不到几十米的路程,冥冥之中,曲折动荡,一家人又回到了最开始的地方。

父亲咬牙花了一大笔钱,做了发光字体的灯牌,店名是我母亲的名字。一切都是崭新的,一切都回到了轨道上。

开店六年,父亲母亲起早贪黑,努力经营着这来之不易的店面,拼尽全力偿还债务,将所有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在了这家店里。那个会嫌弃抹布油污的女儿也早已走远,我会切洗食材、煮饭,每天打扫好店内的卫生,为客人装菜打包,快速准确地结账,微笑着送走熟客,麻利地端盘子理桌子,洗好一摞摞碗,也会为我能为这间小店尽力而感到满足。

店里的灵魂依然是母亲。每天五十多样的菜色,全部是她一个人准备的。打仗一样地忙完一天,晚上还有繁复纷杂的任务清单要去完成:炖猪蹄,做腌鱼干,做腌菜,买来鲜鸡做熏鸡,熬制虾酱,挖黄泥做咸鸭蛋,清明要做麻糍,冬至做糖团,过年晒酱油肉,喂养老家的鸡鸭……

这些极琐碎而又难熬的事情,让母亲曾经细白的纤纤十指,也粗糙起来,遍布老茧肿痕。可就算如今的她,已经是一个体态臃肿、普通平凡的中年妇女,唯一不变的,是她的那依然白皙的皮肤,还有她最爱的砖红色的口红。

而这些年吃尽了苦的父亲,也重新变得爱说爱笑,只是一头黑发早已花白。

尾声

岁月流转,四季变迁,一切终归平静。

我敲开了一只母亲亲手用黄泥腌制的咸鸭蛋,用筷子轻轻一戳,蜂蜜一样的蛋黄油流了出来。

端午就要到了,晚上会照例有一群附近中学的学生来吃饭,这七八个孩子,从初一开始就在我家店里吃,今晚这顿,是他们参加中考前的最后一顿饭,这顿饭后,他们将各奔前程。

母亲在厨房忙活了一下午,专门做了时下孩子们爱吃的孜然羊排、水煮鱼、香辣花蛤和可乐鸡翅。当孩子们放下沉重的书包,看到满满一桌的菜时,有几个女孩子悄悄红了眼眶。

所有菜都吃得干干净净,一点儿没有剩下。

待他们走后,母亲一边收拾着碗碟,一边念叨着:“读书不容易,希望他们都能上好高中,都考出好成绩。”

我的鼻子有些发酸,却忍不住地笑开来——我想我梦寐以求的平凡幸福,其实早已到来。

愿母亲的美食料理一如往昔,温暖灵魂,慰藉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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