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里的粉拖鞋

成年后，我离故土越来越远。

除了过年之外，平时返乡大都是为了参加一些喜丧仪式，红的门帘，白的幡，该喜该悲有了固定的模式，逐渐简化成几个符号。我几乎已经忘了，那些在夜幕下匆匆行走的老人，半夜的铜锣，细腻而腹黑的角力。

而土狗，作为我少年时期的一个傻哥的形象，连同老拳师和阿薛一起，也在我的生活中渐渐隐去了。

距离使故乡的故事变成远方的故事，让我得以不动肝肠地冷眼旁观，然而当我再次站在这片土地上，看见那些故事中的的人物活生生地站在我眼前时，无尽的晦涩却瞬间将我淹没。

这个故事，得从我的少年时期讲起。

1

土狗将近一米八，在村里算是少见的高大男人，方脸，指节粗大，右手食指指甲曾被掀掉，后长出的指甲形成一个黑黄的疙瘩。我上初中时，他常在村里的小卖部里打老虎机，黑黄的食指笨拙而有力，一下下重重地按在老虎机的“鬼”键上。

那时，一块钱可以换一个币，一个币在老虎机上是十分，别人打老虎机都是塞好几个币，整排地下注，偶尔才在几率最小而赔率最大的“鬼”上点个一两分，而土狗则从不买别的注，每次只下一分，单单押在“鬼”键上。

店里的人都嫌他烦，他也自觉，只要有别人要玩，他便让出机子，默默待在一旁，凳子也不坐，只是看。他总是穿着一件印着“双胞胎饲料”的T恤，黑裤子褪色严重，膝盖处沾满污渍，显得油光发亮。有时老虎机会“开火车”，出“鬼”的几率会变大，这时土狗呆滞的眼里便会放出狂热的光来，双手按住膝盖，整个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前弓。

土狗喜欢周末之外的日子，学生都去上课了，店里没什么人，他便可以舒舒服服坐在老虎机前的矮凳上，买上几根辣条，打上一整天。

有时我和朋友逃课去店里玩，他见到我们便会露出些许不悦来，似乎怪我们破坏了他的专属时光。我们也会笑他：“土狗，还不去放牛啊？牛在河坝叫你咯！”如果刚好碰上他输急了，他便会应上一句：“放牛放得到手食啊！”听的人都笑了，打桌球的人拿球杆去戳他：“哈！真搞笑，你打老虎机就打得到手食？哈？”土狗便不再言语，继续一分一分地买“鬼”。

隔了一段时间，有人说土狗为了打老虎机把牛都卖了。起初我还不信，后来我又在小卖部里见到他时，他还是那套衣着，但老虎机旁多整包的辣条、可乐还有方便面。店主说，土狗最近午饭都不回去吃，在店里只是打老虎机，有吃有喝，大家都叫他“潇洒哥”。店主又说，有次土狗他爸找来，爷俩在店里吵，“两个都被我赶出去了”。

土狗潇洒的样子就这样停留了一个夏天，天凉之后，小卖部里的人渐渐多了，那些在外打工或浪荡的青年，陆续回到老家准备过年，饭后大都聚集在小卖部里打麻将、赌三公，土狗就很少来了。有次见到土狗从店门口经过，店主抱着小孩问他：“土狗，打两把老虎机来啊？这么久没见你打眼（露面），还以为你跌落隔岭潭去了！”土狗听了也不看人，只挠着脑袋往前走，支支吾吾说了声“不得闲”。

后来我听人说，土狗卖牛的钱都打完了，老婆气得连女儿都不要就走了。

2

土狗的父亲是个老拳师，叫高汉，头上长年戴着一顶破了个洞、露着毛线的旧毡帽。

关于他，人们讲得最多的是一个关于忍让和反抗的故事：早年老拳师去赶集，有一次被人骗了，对方仗着人多还要打他，最后他让了对方三步，每退一步都唱一声诺，对方还是粘上来，老拳师就用一招“倒米翻豆腐”，将对方三四个人全打翻在地，整个米行的人都在看。

“就一招，多就没有，这边打到那边，行里的人个个看了都怕，啵啵念着往后退。”爷爷跟我讲老拳师的故事时，总是连声称赞，末了又长叹一声，循循善诱般：“所以说，做人啊，凡事先要忍，断过对方，一断再断，对方还来，实在没办法了，那就打他！”

类似的处世哲学，老拳师也讲过。年轻人们逐年往外边走，村里剩下的都是老弱妇孺，许多老规矩渐渐荒废了。村里的老屠夫每年过年时都会痛心地说：“那点老传统啊，我这一岗人一走，就没丢了喔，要抽个时间教一教下一岗的后生喔。”

终于有一年，几个老叟搜罗出沾满黄灰的狮子锣鼓，在打谷场上敲敲打打，说喊各家的年轻人来学，但年轻人们吃饱饭大都去了村里的几个赌档里，只有三两个年轻人来了看热闹，偶尔开着摩托路过的后生，会停下车看一下，但也只是看看，就嗤笑着走了。老拳师让我去顶狮头，我甩了下，狮头不轻，不一会儿便满头大汗。

接着老拳师又给我们教拳，那是一套实用到有些阴毒的拳法，不是插眼就是掏下阴，但前三招都是退。老拳师打完一套拳，气喘嘘嘘地问：“你们这些后生，知道为什么前三招都是退吗？”年轻人们只是抱着臂看着他，老拳师喘了一会儿，又说：“老话里传下来的，讲究一个仁义，什么叫仁义，这就叫仁义！”

年初四开始，年轻人们陆续离乡，那套狮子锣鼓便收了回去，同年又死了几个老人，从此，那套东西便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村里有三家小店，小学门口有一家，屋心有一家，上新屋有一家。屋心那家就是土狗打老虎机的店，平时出入店里的大都是年轻人；上新屋那家是老屠夫开的，店里基本是老叟，大家坐下来就半晌不动，陷入沉默，各自目光涣散地望着门外，手指缓慢而有节奏地轻叩桌板。两家店老少分明，所聊的故事就像发生在两个世界。

有天我在上新屋等人，看到老拳师带着孙女在店里玩，小女孩脸蛋的白嫩和老拳师脸上的黝黑皱褶形成鲜明的对比。小女孩还不大会说话，一只小手捏着老拳师的裤脚，另一只手指着柜台上的几个玻璃罐，连声喊着：“糖……糖……”老拳师没有动的意思，只低头哄着说：“不要！家里大把，等下我们回家吃哈。”女孩不依，只是喊着“糖”，水灵灵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看看老拳师又回头看罐子。

一旁的阿薛说：“细佬哥就是爱糖的咯，怕什么呀。”阿薛是老拳师的表兄弟，笑起来额前的皱纹像纵横的水沟。他抓了一把糖给女孩，那是一种偏远地区特有的山寨糖果，红色塑料纸上印着笔画宽大的黄色喜字，用力抹的话，会掉色。

大家继续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话。

老拳师家在一条山谷的出口处，那里只有零星的几户人家，村里的大多数人都住在河的另一边。老屠夫对着老叟们说：“那边的风水不好哦，前两年一个兴宁仔从那里过就说了，山风又大，河风又大，人哪里住得稳呢？”

老叟们都啧着茶点头附和。老屠夫摊着手挺直腰，仰着头看了看众人，大声道：“没错吧！你看那里住的几家人，蛮牛生，老婆被他打死了，他哥，他哥找不到老婆，土狗，土狗老婆又走了，土狗日日在家里睡，一家人剩他爸一个人出去做事……风水不得喔。”

3

在我的小学时代，阿薛除了头发黑白相间之外，全身都是黑色的。晒得乌黑发亮的额头，黝黑健壮的手臂，黑色的拖鞋露出一截脚趾，上面粘着灰黑的泥垢。走路时喜欢把一只手背在后边，见谁都会微微地笑。

在一个夏日的傍晚，路上覆着厚厚的粉尘，光脚踩上去噗地一声，温暖柔软。我从放学后一直晃到天黑，晃到路上只剩我一个人，在路口转弯处碰到了阿薛，我喊了他一声，他有些意外，看了我好一阵，才眯着眼睛笑起来，温声说：“放学啦。”

后来我发现大人们对阿薛的态度有些异样，孩子们能敏锐地捕捉到这种细微的态度差别，并能以此区分哪些人能调戏、哪些人得绕着走。阿薛被划到了能调戏的那些人里，往后便经常可以看到三两个孩子跟在他后面，学他走路，有时还会往他背上扔几块小石子。阿薛转过头来，绷着脸，作出要追的姿势，但孩子们并不怕，远远地喊：“不是我扔的，你哪只眼睛见到我扔的了？”阿薛喝一声，蹬几下脚，孩子们还是不怕，阿薛就笑了。

等阿薛走得远一些，调皮的孩子还会喊上一句：“阿薛！走这么快干什么，出川塘啊？”其他孩子就跟着哈哈大笑，若有大人在旁，也会跟着笑——周边的地名都带着特定的暗示，例如“下河市”就是指去火葬场，“去佛市”就是指去精神病院，而“去川塘”则是指去嫖娼。川塘是离村九个公里外的一个小镇，我们这些孩子们从来没去过，但大人们谈起川塘时无意中透露出的朦胧暧昧，却准确地渗进了孩子们的意识里。

有次一个孩子把阿薛逼急了，阿薛抓住孩子敲了几个暴栗（敲脑壳），那孩子一边哭一边拉书包，嘴里一个劲地喊：“你吊鸡（嫖娼）！你吊鸡！”阿薛的脸色少有的难看，一阵青一阵白，哼哼地喘着粗气，转头下了田埂，往小路上走了。

我不相信有着一张和善的笑脸、说话总是小小声的阿薛会去做那种事，而往后我也没听到过阿薛有什么劣迹——阿薛有老婆，是一个驼背的妇人。

至此，我的少年时期结束。我离开家乡，关于土狗一家以及阿薛的记忆开始冻结，如果不是发生了后面的那件事，他们大概都会在我看不见的地方默默老去，直至后来的某个冬天，不会再有人讲述他们的故事。

4

2018年3月，我在宗亲群里看到三婆过世的消息，跟公司请了个假，赶回去参加葬礼。

天黑了，亡人摆在门楼左边，隔着厚重的白帐，隐约可以看见棺材的轮廓，长明灯的黄色烛光从账缝里漏出来，停在几个守灵的子孙脸上。穿过门楼，里边是一个天井，摆着几张桌子，宗亲们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看斋公起坛。

灰暗中偶尔传来一两句谈笑声，斋公在临时搭建的木台上唱着斋歌，绕着神坛转圈，大多数句子听不清，偶尔清晰时是“你求功德我求财”——那是在讨钱了。

因为怕沾上晦气，这样的场合一般没有外人，然而在第二场斋开始时，我却看到老拳师戴着一顶褪尽颜色的旧毡帽，蹒跚着走进门楼来。

“六七十岁咯，子女也算有心咯，当好事办了喔。”老拳师微提着手说，主家没有注意到他，旁人给他递了支烟，他接过烟缓缓作了个揖，坐到一边的条凳上。不一会儿，便有人偷偷戳我，我顺着对方的眼神看去，发现一个小女孩不知什么时候坐到了白帐旁的条凳上，条凳离亡人很近，离人群很远，小女孩独自坐在那里，唯唯诺诺，有人回头望时，她便低头看向地板，手指无意识地来回划着凳板。

戳我的人暧昧地说：“那个就是土狗的女儿，高汉的孙女。”我心里猛地缩了下，环顾四周，人们开始窃窃私语，磕着瓜子的妇女问：“那个谁啊？”“谁？就是跟阿薛睡觉的那个啊！”妇女恍然地“哦”了声，便伸直脖子毫无掩饰地打量起女孩来。

早在一年前，我就听说了村里的一个老人跟一个小学生睡觉的事，可蛰居在深圳的小出租屋里，遥远家乡来的潦草消息并不会给我带来太多触动，而此刻回归到这片熟悉的土地中，事件还原到我曾熟悉的那些活生生的人身上时，巨大的震动便立刻笼罩了我的全身。

唱斋结束后，人群渐渐散去，剩下的人还在讨论着土狗家的事。

“个死女没用的喔！阿薛都老得跟同柴一样咯！跟他睡！”

“小孩子知道什么，给点糖饼给她吃，那她知道天！”

“四年级了喔！”

“阿薛那种死人，天都会收哦！”

“阿薛他老婆不知道啊？”

“他老婆知道条囹！她条背都驼得跟地板那么直了，她就知道吃，她知道什么！”

“哈，阿薛不是七八十岁了吗？怎么还可以做那条事？”

“有的，男人七八十岁还是有那种能力的。”

“个死女木过头喔，能怨谁？”

这时我插了句：“跟个细佬哥没有关系，主要就是老家伙的问题，阿薛抓去打靶都应该！”

开口前，我觉得胸腔里积满了愤怒震惊怜悯之类的东西，甚至还有替天行道的杀意，但一开口，又觉得泄了气：我凭什么去审判别人，我所看见的听见的就是全部了吗？

5

随着人们说的越来越多，事情的脉络才渐渐清晰起来：

土狗老婆走了之后，土狗依旧在村里浪荡着。女儿一天天长大，到了上学的年龄，上学需要接送，老拳师又得出门干活，刚好隔壁屋的阿薛有辆摩托车，就让阿薛帮忙带女孩。

起初人们看来，阿薛是很疼小女孩的。一到赶集日，就载着小女孩到川塘去逛街，给女孩买很多糖。女孩很开心，天天黏着阿薛。阿薛房里的有个柜子锁了，阿薛老婆都不知道钥匙在哪儿，女孩却知道，每次都直直走进房里，拿了钥匙就开锁拿糖吃，比自己家还熟。

女孩长到四年级，变得白白胖胖的。有段时间，邻居经常听到旁边牛棚里有声音，有天早上起得早，就去看看。结果却发现阿薛和女孩两个人正光着身子在那里。邻居堵上门，插了锁削，喊了起来：“土狗！你女跟阿薛困觉咯！你还不来！”

土狗拿着柴棒满田野地追阿薛，最后狠狠地打了几棍。晚上土狗的本家们一起开会，商量着怎么办，最后是老拳师叹了口气：“没办法咯，哎，又自己叔伯兄弟，他也这么老了，（报警）送进去有什么用，送进去也没用喔，赔钱咯。”

最后阿薛给土狗家赔了一万多块钱，女孩被送去医院检查，下体裂了。

当然，关于邻居堵阿薛那一段，我此前还听过另外一个版本，有人说，是邻居放牛回来发现的，将门堵住了，先是让里面的人给钱，给钱就算了，但里面的人没答应，邻居就喊了。

“那后来呢？”我问。

“还能怎么样？细佬哥没书读咯！出了这种事，还敢去学校吗？”

“转其他学校去啊？”

“没那个家庭条件喔，一家人就得高汉一个人做来吃，土狗又天事不理的那种，带得走就好哩。”

“是啊，要是有人能带到下底去（指进城）就好的，可惜没有呢。”

“那就待在家里了吗？”我问。

“就待家里咯，高汉日日出去干活，她就跟着去咯，高汉去哪里都带着咯。”

“阿薛那个老家伙，真是没用的哦！耽搁人家一世啊！”

听到这，我长吁了一口气，圆圈一阵发酸。

“那阿薛呢？”

“他？他门都不敢出，在家里蹲了几个月，以前成天到上新屋店里坐的，现在啊，到都不到哦，猪肉都不敢过来买！”

这时，又有一个人说：“我跟你们讲哈，我听到一个人讲，他说现在土狗每天晚上自己带着女儿睡，现在土狗女儿要是驼了仔，就是土狗的！没谁的！”说话的人连连挥着手指，脸上带着笑。

夜深了，丧葬乐队的人横七竖八靠在池塘边的围墙上休息，丧母的小女儿点了首歌，拿在麦克风在齐肩高的大喇叭旁边唱了起来：“妈妈，亲爱的妈妈……”不着调的歌声在旷寂的田野回荡，有人在小声议论：“她真是颠的，阿妈死了还有心情唱歌！”

我离开人群，在路口坐上一个青年的摩托准备离开，周遭一片漆黑，青年拉了拉手套说：“被阿薛赚到咯。”

“什么？”

“不是吗？七老八十咯，有学生妹睡，死都抵啦！”

我一时竟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一路如鲠在喉。

6

初春的夜晚，空旷阴冷，偶尔响起一两声丧铳，随即又沉入更深的沉默中。

我久久不能入睡，想了很多——大概老屠夫他们又要说老拳师那边的风水不好了。老而不死的欲望，贫瘠的土地，对性的忌讳与求而不得的碰撞，文明进不来，道德在崩盘，只剩老弱妇孺的乡村便成了恶意滋生的沃土。

我想起了年少时，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正义瓦解”：那天，我撬开了爷爷上了锁的抽屉，在一个红塑料袋里边发现一张碟，封面是个裸女，上面写着“欲望女郎”。我在无人处面红耳赤，内心却感觉有座山在崩，我无法接受时刻教育我要行得正、走得直的爷爷，竟藏着这么龌龊的东西！

我想起了这个红塑料袋是老屠夫在一个清晨给他的，我当时要帮忙拿他还呵斥了我。

打那以后，我一度对爷爷和老屠夫那群老汉报以暗暗的鄙视，那大概也是我对大人世界信任瓦解的开始，但如今看来，躲在无人处看片，不去伤害他人，竟是莫大的善意。

我又想起了几年前听到的一件事：隔壁村几个老汉跟一个小学六年级的留守女童长期保持着性交易关系，直到女孩大了肚子，事情才浮出水面。镇上的人说，一次十块钱。最后，也是赔钱了事。

三天后，三婆葬到了一个没有树的山坡上。

宗亲们身上还粘着山上的红色泥土，就开始找车赶往各个城市。我和几个小辈的年轻人处理收尾，拆斋棚，烧遗物，将垃圾用斗车一车车运到河里。

最后一趟斗车空车回来的时候，我遇到了老拳师。

老拳师带着孙女，还有村里一个烂鼻子的女人一起走在路上，他戴着旧毡帽背着手走在前面，小女孩在后边隔着一段距离跟着，她穿着一件蓝色的旧校服，头发油腻腻地散下来，脚上穿着拖鞋，裤脚一个卷起，一个放下，笼着肩，一路低头，不敢看人。

我拖着车跟在后边，不敢超到前边去，也鼓不起勇气打一声招呼。我看着土狗的女儿沾满污垢的粉红色拖鞋在水泥路上一拖一沓，在葬礼上没有流出的泪水，终究是模糊了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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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