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山里生活

2018-07-04 14:56:47
2018.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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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这些美丽的漫长的夏日的黄昏; 但我知道,奇迹不再降临, 我也不再是那个手持鲜花 在机场出口迎候的人。 ——王家新《来临》 毕业季,常逢夏日。从某一年的此刻,阳光融化了我们“学生”的身份,然后,被一份份表格重铸成各种身份,走向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 重铸的过程,或电光石火,或缓慢绵长,也许有惊喜和意外,也许还会有疼痛与煎熬。而重铸后的模样,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 是日,「人间」将推出毕业季稿件连载,那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来临”。 也欢迎大家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来临:在我们毕业那一年】。

1

即将毕业的时候,宿舍里7个人有5个在忙于保研、考研、出国,这个时候,大学4年的生活可以被简化成一张表格,而这张表格决定着你的未来。

我的表格上一片空白,没有竞赛获奖,没有课题,没有出国交换,也没有一个漂亮的绩点。我没有提前规划过自己的未来,整日忙于维持一个文学社,写诗、开读书会、办朗诵会,待到反应过来的时候,申请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而我也不想再继续读书了,我唯一的想法是,再也不要考试和写论文,找一份工作应付一下,然后把其他全部时间用来写小说,成为一名作家。

毕业前,我找了一家图书公司实习,公司离学校不远,步行20分钟。公司在一栋写字楼里,一个大的工作间,分出许多小格子。每个人的空间就是那一个格子,上班下班打卡,迟到早退扣钱。

我负责一个公众号的运营,通常的工作是复制粘贴一些很文艺的文章进去,写一个导语,不时插入一些自己公司做的书的书摘,每天打开数据统计,分析一下什么类型的文章阅读量高。

周一至周五,我早上在同样的时间走同样的路线进入这栋写字楼,8小时后,走同样的路线回到学校。每到周五就感到欢欣,到周日晚上,就感到失落和颓丧。

3个月后的一天上班路上,我感到了一种积攒到头的抗拒,抗拒等待着我的格子间。于是我给工作室总监发了一条微信,说,我情绪不太稳定……想请假休息一下。我原地转了个身,去了火车站,买了一张到南方的车票,去杭州工作的男朋友那里住了几天。

做一个上班族的尝试这么快就失败了,我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日复一日走同一条路,也没办法忍受每周的情绪循环。我也不喜欢做微信公众号运营,没有创造的价值感。

这时,一个毕业多年的师姐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招聘实习文化记者的信息,我私信问她,我可以去吗?她说,好呀,来试试。她告诉我,这个工作就是跑跑文化活动,做文化类的采访,最关键的是,不用坐班。

我和师姐在一家咖啡馆里见了面,就当是面试,她是这家新媒体网站的文化组总监。她刚入职不久,文化组也刚组建,现在组里只有两个人,一个记者和一个实习生。

我们随便聊了聊天,几年前她从一家媒体辞职,去了印度和东南亚,在那里玩了几年。她写诗,而且写得很好。她没说太多工作的事,而是跟我说“一定要去印度”。她告诉我实习生是一个月1200的工资加稿费,如果入职,每个月工资应该不低于7000。7000对我来说已经高出预期了。

2

这年7月,我大学毕业,我的男朋友小曹辞职回到了北京。

他比我早两年毕业,是定向师范生,毕业后直接回到原籍杭州做语文老师,他与大学吉他社的朋友约好,一起辞职回北京组一支乐队。小曹想在学校附近找一间房子,这样可以借用学校吉他社的排练室练琴。我在学校对面的北邮家属楼租了筒子楼里的一间,20平米,有卫生间,每月租金2600元。

毕业前,我就从宿舍搬了出来,在自己租的屋子里写稿。其实我可能并不适合做记者,因为我太内向,和人打交道会让我焦虑,但写东西是我唯一愿意做也唯一会做的事。

第一次采访前,离那天还有一个星期,我就开始心神不安,只要不在准备采访就很慌。因为焦虑,我在新租的房子里住了一个月,都没有心情收拾房子。不过我想,这只是暂时的,有过几次采访就不害怕了,就能找到节奏,安排好工作时间和自己的时间。我还是挺希望能够入职的,因为时间灵活,每一次任务和每一张面孔都是新鲜的,不用每天走重复的路,然后整天坐在格子间里,而且是在创造出有自己署名的文章。另外,有一个潇洒自在、开会永远迟到的总监,工作应该不会太累。

一开始写稿太慢太少,也没写出什么有分量的稿子,快毕业时终于得到了一次机会。德国汉学家顾彬来我们学校讲学,同事说,这不就是那个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汉学家吗,可以采访一下。我接下了这个任务,每周去研究生教室里听顾彬的课,最后一节课咬咬牙走到他边上:“我在一家媒体做实习记者,想对您做一次采访。”

他干脆地答应了,给了我名片。采访那天,师姐陪我一起去了,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约定地点,而师姐这时才刚刚出发。采访时师姐在旁边听着,我硬着头皮发问,只希望无论如何不要冷场,顾彬一直板着脸,直到送我们出门,才做了一个笑的表情,拍了拍我的肩膀表示友好。

在电梯边,师姐说:“你可以呀。开始采访了就不紧张了吧?”

“紧张,”我说,“他一直都没笑过。”

稿子写出来,编辑从顾彬的话里面摘出来一句“余华他完了”放进标题里——足够有争议,足够吸引眼球,文章阅读量还挺高的。

学校要我们填去向表了,我鼓起勇气问师姐,我能留下来工作吗?她给了我人力部门的联系方式。我收到了工作合同,工资是每个月5500元。师姐说,主编告诉她本科毕业生的工资是5000元每月,她又替我争取了500元。工资比早先说的要少,每个月减去房租就剩两千多块了,不过也够生活。

入职之前,师姐约我和另一个实习生一起吃饭。我们在北锣鼓巷散步,路过了一家彩票店,我们一时兴起,进去一人买了一张。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还真有点期待地等着开奖那一刻。师姐说,我要是中奖,马上辞职去旅行,把你们两个都带上。当然,三个人一分钱都没有中。

3

我办好了入职,师姐告诉我,她要卸任了,做总监太累了,就跟主编提出做一个普通的编辑,让新招聘来的同事做总监。

新的总监到公司来和我们见面,她说,在行业里做了十几年,现在是一个人担起担子的时候了。她看起来经验丰富,果决强干,有励精图治、把文化组做出样子来的决心。

我和师姐一起去跑活动的时候,她说:“你怎么想,我可能会走,回印度去。”我说:“刚上班呢,怎么也得干一阵啊。”

正式工作的第一天,我就接到了三个题,一个文学奖的报道,一个采访,还有一个突发事件——两位作家打起了官司。总监让我抓紧时间,立刻打电话采访其中一位作家,然后就发了电话号码过来。我不得不立刻打电话过去,连紧张的时间都没有。

对方的语气并不太友好,她说:“你们记者总是把我往一个方向上引导,我都不敢说话了。”我特别委屈,心里说,老师,我不是这样的呀,我才第一天上班,帮帮忙好不好。电话挂了,我再打过去的时候,已经被拉黑了。我第一次真实地感到,记者在很多人眼里,可能是讨厌的角色。

就这样,我毫无缓冲地进入了工作状态。公司规定,每人每个月要完成12篇稿件,意味着两天半就要写完一篇稿子,新媒体的节奏就是这么快。这个任务放在其他报道新闻的组里可能还可以接受,但在文化组,随便一篇稿子就是5000字,采访前还要读完作家写的书。

我每天从早上起床就开始工作,跑活动、采访、整理录音,一口气到夜里11、12点甚至3、4点。不用去上班,也就是没有休息日,一周7天都在工作,哪里还有时间写作。我想,可能是因为刚刚入职,业务还不熟练,等到熟练了就快了,就有空闲时间写小说了。

10月初的一天,我早上起来去跑活动,因为每天熬夜,我通常是不早起的,这天早上7点多就起来,从外面回到家就写稿。写完稿,觉得身上力气都用尽了,头开始痛,一痛就痛了几天,躺在床上什么都做不了,站起来觉得虚弱得路都走不动。

我去医院看中医,医生把了脉,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你在上班吗?我说这几天请假休息了。他说,你不要上班了,在家休息个一年半年。又补了一句,你精气神都虚。他给我开了很多大补的中药,还建议我多运动,不要做跑步这么剧烈的运动,就多出去散散步。

但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就继续工作了,偏头痛每一两个星期都要发作一次,一发作就要在床上躺两三天。有的时候我手里同时积攒着6个题,不要说写小说,就连走路时抬头看看天空都没有心情。我夜里经常做噩梦,梦见发洪水、坠机,或者考试、发疯,然后尖叫着醒来。

和一位今年研究生毕业的文学社师兄一起吃饭。我说,工作太累了,我就算工作以外有一点时间,也都是在生病,根本没时间写东西。他说,他每天下了班也没什么事情做,还有双休日,但是也什么都没写,下了班就觉得累,就想在沙发上躺着。

冬天到了,雾霾又笼罩了北京,呼吸都觉得困难。

小曹的乐队没排练几次就解散各奔东西了,学校吉他社的排练室被团委收回去做了办公室。小曹开始失眠,要天亮才能睡着,睡到快吃晚饭,然后背着吉他去学校转,想找一个容身之地,到晚上11点多,学校的所有大门都要锁上了,他又沮丧地回来。在浓重的灰黄色大雾里,他骑着电动车带我去食堂吃晚饭的时候说,绝对不会在北京待第二个冬天了。

冬天天气阴冷,有一天我瘫在沙发上工作,正准备站起来,脚落在地上一用力,突然感到腰后连着大腿的神经一阵刺痛,我腿一软跪了下去。去医院拍片子检查,是腰间盘突出,医生建议不要久坐。这时小曹在昌平的村子里租了一间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的平房,想练琴,但手都伸不出来,天气冷,水管都冻住了,也没有水用。

过春节回家,公司布置了任务,写一篇关于家乡春节风俗的稿子。我采访了家人,但是觉得没心情动笔,一天在走亲戚的时候突然莫名其妙坐在茶几边上哭了起来。我趁着情绪失控给总监发了一条微信:我身体支撑不住了,想辞职。

4

年后回到北京,总监单独请我吃了一顿饭,聊着聊着聊到了工作,她想留下我。

“我身体实在太差了,以现在的精力,工作和写小说之间只能做一件事,我想写小说。”

“要是减轻点任务量呢?”

“一周写一篇可以吗?”她同意了我一周只写一篇大采访稿的要求。

师姐办了辞职,去了印度。我又回到工作中,虽然减少了工作量,但我的头痛没有减轻反而在增重,以前是除了工作都在生病,现在是生病之余偶尔能够打起精神工作。拖着稿子的时候,我对总监和同事充满了愧疚,这是最折磨我的事情。

渐渐的,我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厌倦,我工作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接出版社的新书,为新书做宣传,我觉得自己不过是文化工业中的一环,在协助书籍这一商品的营销。当然在其中能够尽力传播一些理想和价值,但这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想用自己的作品创造价值。有时,我坐在别人的新书发布会的媒体席上,记录着上面作者的发言,我会想象,有一天我坐在上面谈论自己的作品。

我又一次提出了辞职,又一次妥协,变成了一个月写一两篇稿子,接受工资的评分制度,达不到评分标准就扣工资,能拿到多少工资就算多少。

我退了一个月2600元的房子,从二环搬到了六环的宋庄,租了一个每个月900元的房间,那是专门搭建起来租给外来打工者和穷艺术家的房子,长长的阴暗走廊里像旅馆一样一个房间挨一个房间。

小曹在离我10公里左右的地方,在与河北仅隔一条潮白河的村口租了一个村民搭建起来的小砖房,每个月房租700。那个房子在一个大桃园里面,没有自来水没有网,房间里一张大炕,小曹一个人住在那里,在园子里种了点菜,养了一条狗和几只鸡,没有其他的事情,只练琴。他度过了一些快乐的时光,春天桃花开了整园,夏天结了桃子,他的琴艺也随着桃花的开放而进步。有时候我和几个朋友到他那里,在桃园里的树墩上摆碗筷吃饭,在炕上睡大通铺,墙上爬着很多蚰蜒,有时会从房顶掉下来。

夏天到了,我工作满了一年,小曹也来北京一年了,我们决定回杭州去。小曹说他不那么喜欢北京了,北京让人烦躁。杭州的朋友不论是弹琴还是画画,玩得自得其乐,北京的朋友不光想玩,可能还想成功。

以离开北京为理由,我终于彻底辞职了。辞职的过程拖了半年之久,我称它为“渐进式辞职”。办好离职手续那天,我和小曹庆祝了一下,在宋庄的路边摊上吃了一顿小龙虾。

小曹和杭州的几个朋友说好,一起租下杭州村子里的一栋小房子,整栋房子一个月的租金是2000多,平均到每个人身上,每月只有300多。我们交了一年的房租,把行李寄去,准备离开北京。

我就这样一步步地,从北京的“正常”生活里退缩出去。

5

公交车逐渐开上了小路,视野变得开阔,道路左弯右弯,两边的树木和田地向后退去,青山在四周绵延,山脚下散落着设计各异的三四层小洋楼。从火车站来这儿两个多小时路程的疲惫,一呼吸到这里新鲜的空气就被驱散了,我看着窗外的田野、树林和人家,心里越来越轻快。

我在路家头口公交站下车,没看到站牌,车就在田地边两条路的交会口停下了。苏过来接我,带我去我们的房子。离公交站也就50米,大门敞开着,一个不大的院子,堆着些脏兮兮的椅子,院墙边上长着一些植物。房子是深灰色的,有3层,二层露出一个阳台。房子门口挂着一个日式酒屋招牌样的红灯笼,房门敞开着半扇。

我走进里面,空间很大,但乱糟糟的,只有苏一个人在家,她坐在一进门的桌前写着什么东西,身边堆着一堆大纸箱,是我从北京寄来的行李。二楼也堆着一堆纸箱,不知是谁的,二楼到三楼的墙上挂着许多画,三楼一扇木头门上印满了油彩的白色手印,一些楼梯的角落还结着蜘蛛网。我走进二楼自己的房间,床是半塌的,睡觉可能会滚下来,想开灯,发现没有灯泡。

苏说带我村里转转,我们沿着村子唯一一条道路向上走去,路上几乎没有人。这是我第一次到南方的村子,它和北方的村子差别太大了。

北京周边的村子里,地上全是灰和垃圾,房子都是土旧的砖房,让人想到“贫穷”、“劳苦”之类的词。眼前的这个乡村,道路干净,房子都很漂亮,四周一片清绿,让人想到的是“自然”、“静谧”、“富饶”。

村子叫紫荆村,路边墙上画着吹笛的古人,写着“中国竹笛之乡”,路边的山上生长的全都是竹子,村民们主要以制笛为生,家家都是笛子作坊。走到村子中心,有两家小卖部、一家菜店、一家水果店,再往上走到了村子尽头,有一个水库,站在水库大坝上俯瞰,村子被青山环绕着。再往前走就出了杭州,到了临安。

冬天村里的水库(作者供图)冬天村里的水库(作者供图)

小曹比我晚到几天,帮我把房间修缮好。我房间的全部家当是一个大书架、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张床和一个组装衣柜。小曹在一楼占据一个房间,四面墙上钉着木板,墙角贴着隔音棉,吉他音箱种种设备都装备好,作为他的工作室。

我每天早上起床出去跑步,跑到菜店买菜回来,回到家读一会儿书,下午写作,晚上看个电影,小曹每天把自己锁在工作室里悄悄写他的歌。我手头有一点点工作攒下的积蓄,打算不时接点写稿的零活赖以为生。

6

我们的门牌号是路家头9号,我们将这个家简称为路家头。路家头一共住了8个人,这8个人全都没有工作。

我、小曹和苏是校友,苏是学哲学的,在英国读研究生,读不下去,休学回来了,被我和小曹怂恿到了杭州。她没上过班,身无分文,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每周和英国的精神分析师连线做精神分析。她在为出版社翻译一本书,要半年后才能拿到稿费。

阿木是皮匠、拍卖师、修表师,他在院中仓库里做皮具,这是他的谋生方式;所谓拍卖师,就是在一个微信拍卖群上介绍拍卖品然后发报价和落锤的表情包,每周工作3个晚上,这给了他固定的收入。修表是他现在痴迷的事情,他每天在工作室里攻克表盘里的难关,出来吃饭的时候脖子上还套着放大镜,他把拍卖和做皮具挣来的所有钱都花在了买修表工具和零件上。

仓库里做皮具的阿木(作者供图)仓库里做皮具的阿木(作者供图)

桃子和任上读的是杭州一所大学的艺术专业,桃子是首饰设计师,主要做银饰,柜子上摆着各种漂亮的石头、珠子、线绳。她的老公moii是法国人,两人在东南亚旅行时认识,然后moii专程飞到中国与桃子结了婚。moii有时在网上下围棋和打德州扑克赚钱。任上是个画家,房子里挂的那些不明所以的画出自她手,她还做不明所以的实验音乐并且有一支乐队。

大河是名摄影师,但她更像一个巫师,她摆弄星盘、塔罗牌和水晶,给人做催眠和意象治疗。

这样一帮人在宁静的村子里引起了侧目,走在路上村民总是多看我们几眼,我们每天都去同一家面馆吃面,在面馆里总有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就说,干什么的都有。

7

苏找到了给媒体翻译稿件的工作,一个月翻译一篇能进账一千多块钱,我们每个人都保障了基本的生存需求。我们在山中的这个小村子里,过起了再正常不过的日常生活。

每天中午起床,到村头一家面馆吃面,下午回到各自的房间或者工作室里忙自己的活计,晚饭轮流下厨。忙自己的事情忙累了,就坐到一楼或者二楼布置好了的公共区,抽根烟聊会儿天,或者用投影仪放部电影。除了一日两餐和水电费,我们基本没有其他消费,村子里也没有什么可消费,头发我们自己剪,电灯我们自己修。我们很少出村,不过很会在村里自娱自乐。

阿木有一张弓和一把箭,他总说自己有蒙古人的血统,其实他干干瘦瘦像营养不良。在院墙边上他放了一个垫子做靶子,有时上面挂一个塑料瓶或者一个桔子做靶心,站在院子的另一边拉弓射箭。有一天他开心地说带我们上山打野味,辛苦地从陡坡攀上山,山中只有竹子,没有任何动物的踪迹,以至于当阿木看到一只麻雀飞过,就高兴地一声惊呼,箭“嗖”地射了出去,消失在了茶树丛中。我们钻进茶田扒来扒去,也没有找到那支箭。我们空着手从山的那一头下来,经过另一个村子,阿木背着弓,苏腰里插着箭,大白天走在村子里,像是从哪个朝代里穿越过来的人。

打猎(作者供图)打猎(作者供图)

天气开始转冷,在房间里写作,手都伸不出来了。我们没有空调,各自买了电暖器,但是房子里只要有两个电暖器同时运作,就会跳闸断电。小曹从自己的工作间里接了一根电线出去,我们就每天晚上瑟缩在这个房间取暖。经过商量,我们凑钱从网上买了一个烧煤的暖气,里面灌上水,一只烟囱从窗户伸出去,我们从村民那里拉了一箱蜂窝煤回来,每天引火、填煤,看着温度表上的数字上升。下了很大的雪,院子里的积雪有一公分厚,我们出去散步,山上的竹子被压断了许多,雪中溪水还在潺潺流着,我在北方从来没有看到过雪、绿叶和没结冰的水出现在一起,像古代冬雪水墨画。停了水,我们发现是院子里水管被冻住了,烧了开水往管子上浇;又停了电,我们自己换零件修好了电闸。我们架了一口锅在炉火上,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围着炉子吃火锅。

过年回来风已经变暖,路边的桃花周围有了蜜蜂围绕,一片田地一天天由绿色变成淡粉变成玫瑰色。我们背着平日里买菜的背篓,拿了一把锯子,去村里采花,一个下午满载而归。找来各种瓶子罐子插了鲜花,摆在家门口、家里每一个桌子上。四月初,我们帮面馆老板娘去山上她家茶田里采茶,掐茶树上那些鲜嫩的尖芽,作为报偿,割了一筐蕨菜回去吃。

我们的小鸡在孵化器里孕育了21天后在某个早上破壳而出,先是听见微弱的叫声,一只蛋壳被啄了一个口子,然后慢慢地裂开。“出来了!”我们挤在孵化器边上,像老婆生了孩子一样高兴。一只挂着湿哒哒的毛、裸着皮肤的丑家伙在里面挣扎,逐渐摆正了头和爪子的位置,成为了一只小鸡的模样。守了两天,我们有了17只毛绒绒的小鸡雏。我们本来有一只猫,还养了一只捡来的狗,从别人那儿抱回了一窝兔子,路家头人丁更加兴旺。

天气几天凉快几天炎热,突然有一天持续地炎热了起来。我们一行人提着一只地笼,拿着一根加长的装了个钩子的鱼网,以为不引人注意地抄小路到了河道边。阿木脱掉鞋跳下河,把地笼横进河里,一头拴在石头上。然后我们伸长那根改良过的鱼网摘李树上的果子,钩子钩住李子,李子就掉进了网里。旁边的村民冲我们喊:“去摘那棵树,那棵树上多!”第二天早上收地笼,里面有几条好肥的泥鳅,还有一些叫做沙塘鳢的小鱼,我们把它们放进后院养鱼的水池,准备日后吃,几天后在院子里放电影吃露天烧烤,想烤鱼,水池里太浑浊,找不到了。过了几天,地笼也被偷了。

一天晚饭后出门散步,一些男孩子在村委会后面的篮球场上打篮球,村子里平时很少见到年轻人,我们想起,这天高考结束了。毕业季到了,许多孩子将要离开村子,而我们这些毕业2年、4年、10年的人,在这个村子里即将度过第二年。

8

有时会有有工作的朋友来家里做客,对他们来说是出趟远门,到郊外度个假。他们可能有1万左右的月薪,我说,哇,好有钱,我们的朋友这么有钱。然后苏说,但是他们没有人像我们这么闲。没人能睡到中午起床,白天就坐在自家院门口晒太阳,有心情就去爬山下河。关键是,没人能为自己工作,用喜欢做的事情谋生。

那天我们到市区里看电影,之后在一家店里吃了烧烤,市里入夜还灯火通明,一排一排都是商店和馆子,不像村里,天一黑就只有路灯亮着,两家小卖部都很早就关门了。

“出来玩好不好?”小曹问我。

“好。”

“喜欢村里还是喜欢城里?”

“村里。因为城里好像只有消费这一件事。”我说。

“我也喜欢村里,还是村里好玩。”

我长到25五岁,第一次觉得自己在生活,前面的25年,考试或者挣钱,生活都“在别处”。对我来说,唯一想要的生活就是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写作上,现在我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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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小森林 夏秋篇》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