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家人把控的民办学校

2018-07-19 16: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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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大学毕业即待业,在老家做了几年代课老师后,于2002年挤上绿皮火车,南下深圳闯世界。

进了工厂捱了一年,2003年8月,我接到老家学校一起代过课的同事陈海燕的电话,邀我去水坑学校教书。

陈海燕在老家时就嫁给了当时我们学校的校长向晨曦,结婚后,陈海燕先生了一个男孩,过了两年又怀孕了——不生吧,两口子舍不得,生下来吧,被单位知道,向晨曦会被开除公职。思量再三,陈海燕辞掉了老家的代课工作,到深圳姑妈家躲计划生育来了。

他乡遇故知,如久旱逢甘霖。陈海燕向我介绍:“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有松动,但还是不能回老家,孩子先放姑妈家养着。水坑学校和姑妈家挨得近,闲来无事,就应聘到水坑学校当老师了,学校是新开的民办学校,过两天就要开学了,突然发现还缺少一个老师,所以进学校很容易,几乎不需要面试。”

我说:“可是,我的教师资格证放在家里,能行吗?”

陈海燕说:“教师资格证可以以后寄过来,学校现在着急上课,你站上讲台能说话就行了!”

果然如陈海燕所说,我顺利地成了水坑学校的一名教师。

水坑学校原来是水坑村刚修好一年就弃用的村部,门前有一口池塘,水面漂浮着一些“水鸭婆”,池水碧绿,但是浑浊。学校后面是荒山土坡,长满一人多高的芼草,草里隐藏着一条半闲的货运铁路。火车过来的时候,激流吹得芼草上下起伏,好像巨轮劈开的波浪。

进入2000年后,深圳市人口爆增。为了适应市民的需求,政府逐渐开放民间资金办学。那时,开办民办学校很容易,只要有房子和场地,再在教育局申请一份办学许可证就行了。所以,有租民房办幼儿园的,也有租废旧工厂办小学初中的。

水坑村修了新的村部后,老板冯威晟抢先一步,把弃用的老村部租下来,改成水坑学校。学校的招生简章是这样介绍冯威晟的:潮州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在老家教过书,心系教育事业。

校长张志洲原是梅州市一所公办学校刚退休的校长,教师风采栏里写着他是“广东省十大杰出校长”,照片底下还配着一句格言: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

2

8月31日晚,开学前夜,校长张志洲在饭堂布置开学工作,冯威晟也来了,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微胖,一副知识分子模样,在一旁“听取汇报并指导工作”。张志洲向冯威晟重点介绍了学校的日常工作、校车接送、就餐制度等,每说几句,就向冯威晟看一眼。冯威晟沉稳地听着,没有说话,一副不怒自威的表情。

会后,陈海燕告诉我,冯威晟还是学校附近工业区的一个厂长。“厂子老板是他的表哥,香港人,请冯威晟管理工厂一切事务……有钱人的亲戚也都是有钱人,要是我也有这样一个亲戚就好了。”她露出些许羡慕的表情,“冯威晟管理工厂比较忙,很少来学校,所以学校以后主要由他的老婆蒋慧琼管理。”

蒋慧琼很瘦,老师们背后都叫她“蛇精”。她安排亲戚把持着学校的各个重要位置:

她的大弟弟蒋慧雄,肥头肥脑,人称“大番薯”,管理学校保安、饭堂和后勤运转,他每天下午都要开车到农批市场采购廉价食材。

“大番薯”的老婆在学生餐厅后面开了一个小卖店,卖劣质食品、饮料、玩具、文具等,因为垄断,生意极好,尤其是课间、午餐和体育课时,学生一窝蜂去买,老师们估测小卖店一年的利润起码在20万以上。

“大番薯”的小舅子是校车队长,他的老婆叫陈小芬,是办公室的出纳,替蒋慧琼掌管钱袋子,也做一些接待、协调、沟通的工作,相当于办公室主任。

蒋慧琼的母亲,60多岁,说不好普通话,只能嘟囔潮州话,在学校没有担任职务,每天就瞪着一双警惕的眼睛,居高临下地看着老师们进进出出。她帮蒋慧琼照看两个孩子,每过一段时间,就收集饭堂废弃的塑胶油瓶、包装纸盒以及各种废书纸,卖给一个在学校周围收破烂的四川老头。

这些“重要”的位子,都和钱有直接的关系。

进学校后,老师们的毕业证都上交学校,押在教导主任刘建华办公室的桌子里,这是学校的招聘制度。陈海燕经常出入刘建华的办公室,翻看老师们的简历和证件。她告诉我,水坑学校的老师大都是毕业后不能分配工作的“五大生”:电大、函授、自考、脱产、委培和师范毕业都有。

我们的工资在900到1000元之间:基本工资600元;小学课时费120元、初中140元;全勤50元、安全50元;绩效100元左右浮动;班主任费50元。

因为薪水低,老师们总在打听有没有其他学校在招人,或在网上浏览招聘广告,随时准备跳槽。往往学期中,有的老师屁股还没有坐热,就不辞而别,又不断有新人排队来面试。到学期结束,全校老师就换了一半。有些班级,一个学期甚至换3、4个老师。

辞职老师空出的课程,便安排老师代课,5块钱一节课:有语文老师代数学的,有小学老师代初中的。老师像变脸的川剧演员,每节课都在变换。

老师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蒋慧琼虽嘴上挽留,内心其实是窃喜的,因为来应聘的老师远多过走掉的老师,而且,每走一个老师,她就可以少支付一笔工资——包括每月20天的押后工资、寒暑假期要支付的每月600元的基本工资。走的老师越多,她的成本就越低。

3

与工厂相比,学校工作轻松,我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家里人听说我做了老师也替我高兴。

然而一天,陈海燕却突然问我:“你的毕业证拿回来没有?”

“毕业证?没有啊——可以拿回来了吗?你的拿回来了吗?”

“是的,我拿出来了,现在民办学校那么多,如果遇到更好的学校招聘,有证在手就可以去面试。蒋慧琼这么吝啬,就是想把我们固定死,难道你想一直在‘水坑’待下去?再说,证件不在自己手里总是不放心,弄丢了谁赔?你要不要拿出来?”

陈海燕泼辣能干,向来不愿弱于男人,深得领导的器重,而我遇到领导只会唯唯诺诺。我猜,陈海燕和刘建华关系不一般,可能一进学校就得到了刘建华特别关照。于是喜出望外,大叫:“好啊!你帮我和刘主任说说……”

陈海燕制止了我:“你可不要和任何人说,刘主任就偷偷拿出来给了我,没有人知道的,要是被蒋慧琼知道了,刘主任就麻烦了,我们不能害了他……”

话说到这个份上,气氛有些尴尬。陈海燕开始转移话题,“听主任说,期中考试之后,学校要组织家访,你要做好准备,不要见了家长连话都说不出来,那样只会让家长欺负你年轻。以后,每周都会有一次家访。”

兴师动众的“家访”是当地民办学校“抢生源”的一大特色。

一般在期中考试后的某一天,夜幕降临,刘建华就会站在一辆停在校门口的校车旁边,大声喊道:“快,快点!上车了!还有谁没有来?记上名字,扣工资……龙冰武,清点一下人数,后来的全部算迟到!”

操场上还有几个收拾妆容晚了的女老师陆续奔来。龙冰武清点人数后回答:“刘主任,人都到齐了。”

车到了,老师们鱼贯而出,轻车熟路,男女搭配,两两组合。整个小区的孩子都出动了,前后跑动,欢呼雀跃,为“家访”的老师引路,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那天,我去了学生毛家辉的家里。毛家辉的爸爸在工厂上班,很重视儿子的学习,问了许多孩子的情况——事先,我请教了有经验的老师:要先说孩子一大堆的优点,让家长高兴起来,然后再委婉地说一些孩子的缺点,免得被家长看轻了。正聊的时候,又进来一个男的,毛家辉的爸爸介绍说,这是育才学校的老师——毛家辉的姐姐在育才学校读书,育才学校恰好也安排在那天“家访”。

两个学校的老师因“家访”邂逅,顿时有了代表各自学校比较一番的意思:我们对视了几眼,仿佛看穿了对方的心思,都知道接下来得说一大堆套话和假话,所以谁也不愿意开口多说,气氛十分诡异。

从毛家辉家里出来,碰到了吴世曼、龙冰武和何淑贤等同事,我们一边走一边发牢骚:“这样的家访一点意义都没有,是形式主义……”

“是啊,上一次我到一个学生家里去,家长在外面打牌,学生说老师来了,他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冷冷地乜了我一眼,身都不起。”

“有的学生家里穷,不欢迎老师到家里去。”

“差点被一条没有声音的狗咬到了……”

“我碰到过一屋子黑社会,胳膊上全是文身,还有几个人,我怀疑他们刚吸过毒,从他们的眼神来看,是把我当暗探(便衣)了,我慌了边退边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走错了……”

8点半,老师们纷纷聚集在路口大榕树下的黑暗里等候,准备返回。有人问:“刘建华主任呢,他哪里去了?不带我们回去了么?”

有人怪笑了一声,回答说:“刘建华主任嘛,和陈海燕有事先走了,还有龙冰武和何淑娴,也一起走路回去了……”

校车载着剩余的老师们返校。学校里女老师8个人一间大宿舍,男老师4个人一间小宿舍,宿舍只有一个卫生间,等轮到最后一个洗完澡,已经快11点了。蒋慧琼偶尔会吩咐饭堂煮一锅绿豆粥给“家访”回来的老师们解渴,一锅粥很快就被抢光了。

蒋慧琼嫌一个星期“家访”一次还不够,她在走廊大声训斥领导,声音大得整个教学楼都听到了:“老师要多到学生家里去走动!不走动,家长怎么会对学校有感情?没有感情,家长怎么会认可我们的学校?学校怎么能树立品牌?如果学校连学生都没有了,还要老师做什么?还要你校长做什么?有的老师,一下了班就往外面跑,也不知道去做什么呢?还有没有心思教学?”

蒋慧琼的话让领导感觉到了压力,他们给老师加了担子:星期天下午6点前返校开例会,除了周三晚上“家访”,其余一、二、四、五晚上“坐班”(实为无薪加班),备课或改作业,晚8点才能下班——原因是蒋慧琼怀疑有老师在外搞家教。

每周的例会,说来说去都是那几句废话,是开给蒋慧琼看的。有时为了打发时间,张志洲竟然戴上老花镜,摊开一张报纸不紧不慢地念起来,希望借新闻报道的力量告诫老师——会议冗长无趣,有人忍住哈欠不敢打,有屁也不敢放,都快憋出心脏病来了。

4

本来我们星期四晚上“坐班”的时候,学校会开放1个小时电脑房,老师可以去电脑房备课查找资料,顺便上网,后来被蒋慧琼发现了,心疼电脑损耗和电费,下了禁令。于是,“坐班”的时候,一群老师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在校园乱转,或者在办公室翻闲话。

2004年的一个晚上,何淑娴在办公室闲聊,说,有次在校门口,保安把两个来找校长张志洲的男人挡住了,男人有点气恼,说:“我们是校长以前的朋友,是来找张校长玩的!”

见来人傲居,保安却摆起了架子,说:“你拿什么能证明你是校长的朋友?证明不了就不能进去!要不然每个到学校来的人都说自己是校长的朋友,我就都把他们放进去不成?”

两个男人估计也是校长级别的,立刻明白张志洲连一个校门口的保安都搞不定——保安只听“大番薯”的,对张志洲不怎么买账。其中一个掏出手机打电话给张志洲,张志洲从校长室小跑出来,亲自到校门口把朋友迎进去。那两个朋友对张志洲说:“老张,你这扇门好难进!要是我们学校的保安敢这样,我早就让他滚蛋了!”

何淑娴接着说:“上次,我以前学校一个同事来找我玩,也被保安拦住,我那同事正眼都不瞧保安一眼,不等保安询问,甩下一句‘家长,接孩子的!’保安反而不敢再追问,因为我那同事知道,家长是上帝,老板最重视的人,地位在校长之上。这就是我们民办学校的特色校情啊。”

2004年7月,期末考试那天晚上,我们批改完了试卷,吴世曼神秘地对我说:“要不要我带你去看一场好戏?”

“什么好戏?”

“你去了就知道了,现场直播。”吴世曼诡异地笑着,卖了个关子。

吴世曼带我到了二楼一间教室。教室很暗,吴世曼却不准我开灯,还把门给反锁了。我移动脚步,小心翼翼地跟在吴世曼后面。

门窗紧闭,拉着窗帘,空气里有一股浑浊的尘味。吴世曼蹑手蹑脚走到窗户边,稍微拉开窗帘的一角,往外面偷窥。我也跟着走过去,学着拉开窗帘的一点缝隙往外看。

教学楼外面是一条3米宽的小巷,小巷边是居民楼,离教学楼不超过4米的距离。其时天气正热,对面二楼有一对情侣开了窗户,开着灯在房间里亲热——他们看到学校教学楼黑灯熄火的,以为很安全,就打开窗户,图个凉快。

那对男女开始的时候还朝教学楼看了几眼,貌似不放心,吓得我和吴世曼触电一般——其实窗户玻璃反光,他们无论如何也发现不了玻璃后面的我们,可是我们做贼心虚,心脏咚咚地跳,手心也攥出汗来了。

那对男女几分钟就完事,然后锁了门出去了。吴世曼说5楼还有一家,问我要不要去看,我说不去了。

吴世曼突然说:“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男的像刘建华?”

我细回忆了一下——男人身材敦实矮胖,确实是刘建华,原来他欺骗了陈海燕的感情——不过,吴世曼也不是什么好人,他觊觎陈海燕美色,憋在心里不敢出手,就喊我过来偷窥刘建华的丑态,大概想借我的嘴把刘建华搞臭。

5

2004年第二学期末,张志洲宣布了两条“敲骨吸髓”的新制度。

首先是“招生制度”:每个老师必须完成每个学期招收5个新生的任务,少完成1个,扣100元。超额完成的,每超出1个,奖励20元。

招生的主要方法是,学期最后一个月,周末不放假(包括新年元旦),早上8点,老师坐校车出去,两人一组,载着课桌椅到各个社区设点,接受家长咨询并发传单。中午12点校车再把老师接回学校。

周末假期,上午摆4个小时,下午摆4个小时,晚上摆2个小时。老师们叫苦不迭,敢怒不敢言。期间,蒋慧琼一般会“巡逻”一次。尽管如此,老师们还是一转身就把传单丢进垃圾桶,发短信聊天,或者买了瓜子嗑,发现蒋慧琼来了再装着认真招生的样子。

然后还有一条“保生制度”:每班至多流失10%的学生,必须保证90%的学生留下。如果不达标,每多流失10%的学生,每个百分点就扣老师20元、30元……递进。

怎样体现“稳生率”?按蒋慧琼的说法就是让每个学生交300元“预交费”。所以,最后一个月,工作的重点就是“家访”,“家访”的重点就是收“预交费”。大多数打工的家长工作并不稳定,老师越是催,家长越是不愿意交,家访如同老师和家长之间讨债的拉锯大战。

吴世曼发牢骚说:“家访就是让我们丧失人格尊严去讨好家长,让家长心甘情愿掏钱进蒋慧琼的口袋——保险费、校讯通费、秋游费、学生参加兴趣班费、预交费……反正一个学期过来没有要求我们认真教过书,只有不停地收钱,我们都被逼成黄世仁啦。”

那几年,公办教师工资是7000多元,一周10节课,节假日还有政府福利。我们一周28节正课,还不包括“早读”和“午写”,下班之后要“坐班”,节假日还要摆台“招生”。慢慢的,懒散、不负责任如瘟疫一样在老师间传播开来。

很快,老师的行为潜移默化到了学生身上,孩子们逐渐不爱学习,六年级的学生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教室几乎就成了喧嚣的菜市场:自由换座位的,垂头丧气坐着发呆的,专心玩玩具的,还有大声说笑、视老师如无物的……学生小吵小闹的时候,我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谁挨了领导的批评,看着学生吵闹,脸上甚至会露出报复的微笑:吵吧,闹吧,即使你们不吵,我都还要教你们怎么闹咧!把学校闹得天翻地覆最好!

如此高压下,这个学期末,快放寒假的时候,学校里的老师集体“出逃”。

在深圳打工者的孩子,到了小学毕业后,大多回老家读初中或者转到附近的好学校去。龙冰武是六年级2班的班主任,学生走了大半,按照“保生制度”,学校要扣他2400多元。他的工资才900多,累死累活上班,还要掏1500多元给学校。

知道自己要倒贴钱给蒋慧琼后,龙冰武暗自撺掇了8个要好的同事,每个人收了十几个学生的预交费——大概几千块钱,然后一起携款潜逃了。

刚开始,这并没有引起蒋慧琼的特别的重视,因为常有老师不辞而别,她以为这次只是多走了几个人而已。

过几天有家长打电话到学校询问,蒋慧琼才知道龙冰武卷款潜逃的事,立刻报警。警方来调查时,连龙冰武的“女朋友”何淑贤也不知道他的去向,警方一查龙冰武身份证,竟然也是假的。警察调查了一阵,因为学校收预交费也算不上什么公款,最终不了了之。

这让蒋慧琼受了一次很大的打击——顾忌到学校和自己的声誉,为了避免家长群起到学校哄闹,蒋慧琼只得认账,掏钱填平“预交费”的窟窿,把消息压了下来。于是,学校又紧急出了一条制度——“老师不能接触‘预交费’,只能由学生或家长亲自交到陈小芬手里”。

蒋慧琼一怒之下撤了张志洲的校长职务,由刘建华接替。

好长一段时间里,老师们都在议论龙冰武出逃事件:有的称赞龙冰武有魄力,平时不声不响,做事果敢;有的说龙冰武的假证件怎么就没人看出来?有的说,毕业证外面多的是,花20块钱一买一大把,还有教育部的钢印咧!有的说,不定哪一天,警车开到我们学校来,从老师中间押走一个逃犯,也是大有可能哦……

6

2004年,新来一个叫陈志刚的英语老师,高大威猛,1米8的个儿,50多岁,额头爬了几道深深的皱纹,刚离异,独自带着一个女儿,想在水坑学校认真工作,图个安稳,打发余生。

陈志刚新来乍到,不知道学校“只抓经济不抓教育”的校情,因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惹恼了一个叫王伟龙的学生。

王伟龙是别的学校开除的学渣,是我从文体广场摆台招进来的。他指着陈志刚的鼻子骂娘,还打了陈志刚一个耳光。

事情闹到蒋慧琼那里,处理结果是:陈志刚当天被开除,“大番薯”带着几个保安,逼着陈志刚连夜搬离宿舍。

打跑陈志刚,王伟龙更加嚣张,在我的课堂上,他和一个女生坐在一起,先是趴在桌子上说悄悄话,后来居然脱下风衣,罩在两人头上,蒙了背……一些学生疑惑地直往王伟龙那儿瞧,看到了两颗脑袋在大风衣下不停地动,于是用古怪的眼神望着我。

那时,我还没有经历男女之事,见王伟龙如此放肆,不免面红耳赤,好不容易捱到下课,逃也似的出了教室,把王伟龙伤风败俗的行为告诉吴世曼。

吴世曼说:“你怎么不把他揪起来?”

“陈志刚那么高大都镇不住,我可不想做第二个陈志刚……”

吴世曼笑了笑:“你教学生读书,学生教你恋爱,扯平了,还不要你交学费,多好啊!你只要虚心向王伟龙学习,一定可以解决你的终身大事……”

王伟龙造成恶劣影响,却没人管得住,刘建华命令我和吴世曼去家访,让我们告诫家长:如果不知悔改,下个学期就开除王伟龙。这是我在水坑学校唯一一次完全以教育学生为目的的家访。

王伟龙的爸爸老王是一个老板,开了一个很大的玩具厂。他听我们说了王伟龙种种劣迹后,让王伟龙向我们道歉,为了表示歉意,还要带我们出去吃宵夜。他把我们带到一个KTV包间,要了一些水果和酒水。正喝得高兴,一队美女进来了,老王给每人叫了一个,让美女陪酒。

吴世曼没有料到还能有如此待遇,骰子摇得哗哗响,一双手也不老实了,眼神迷醉,早把本次家访的使命抛到九霄云外。

酒过三巡,大家有了几分醉意。老王说:他对儿子没什么要求,只要别出大事就好,学习是次要的,“这个社会,上班的收入不会很高”。

自从KTV家访之后,吴世曼对王伟龙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他会出其不意出现在王伟龙身边,把王伟龙单独叫到办公室恳谈,说一番大道理,一说就是一个小时,语气特别温柔。

我感觉非常奇怪:王伟龙这种学生别人躲都来不及,吴世曼还去招惹他,是不是吃错药了?

吴世曼殷勤地给老王打电话,投诉王伟龙不完成作业,可那肉麻的语气,谁都能听出来是在献媚。再后来,每天下午,吴世曼都会把王伟龙留在教室辅导。

刚开始几天,王伟龙还能写几个字。后来,一个小时也写不出几个题目。吴世曼急了,把答案直接写在纸上,让王伟龙抄。后来,王伟龙连答案都不愿意抄了。吴世曼无奈,只得模仿王伟龙的笔迹把作业写上去。

于是,辅导完全倒过来了,从开始吴世曼说,王伟龙写,慢慢地变成了由王伟龙说,吴世曼写。我看了暗笑,这样也能提高成绩?

然而,看到期中考试成绩时,我却大吃一惊,大声喊道:“啊,奇迹哦,王伟龙考了80多分!王伟龙还能考80多分?!”

吴世曼一脸愠怒,想要冲我大发雷霆的模样,最后却只是压低了声音对我说:“考好了就行了,要你那样大声吼叫干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王伟龙考得好,是应吴世曼主动要求,陈海燕和他调换了监考的缘故。

陈海燕说:班上的学生跟她说,吴世曼监考王伟龙时,很快做出一份试卷,然后把答案递给王伟龙抄……数学和英语选择题多,抄起来容易,王伟龙都考到80多分;语文有作文和阅读题,抄起来慢,所以才考了60多分,也算是天大的进步了……

陈海燕还说,如果王伟龙继续像以前那样每科只考10几分,吴世曼怎么向老王交待?怎么好意思继续收补课费?

7

2006年第二学期末,刘建华三番五次把吴世曼和何淑娴叫去办公室谈话,最后逼他们写了书面材料。倒不是刘建华发现了吴世曼有偿家教的问题,而是他们二人把蒋慧琼母亲彻底激怒了。

龙冰武出逃之后,吴世曼开始疯狂追求何淑贤,不到半个月,何淑贤就投入吴世曼的怀抱。两人恋爱后,花钱的地方更多。为了省钱,有一天半夜,何淑贤竟然偷偷溜进我的宿舍睡了一个晚上。早上隔着蚊帐,我发现吴世曼床上的被子高高隆起,枕头上面还露出一缕黄色长发。我知道那是何淑贤的头发,就赶紧面红心跳地逃出了宿舍。

平时,吴世曼让学生把班上的饮料瓶用桶收集起来,带到废品站去卖,一个月也有40元左右的收入,可供周末跟何淑贤去外面开房。期末的时候,他们俩又收集了各自班上学生废弃的作业本和练习册,让学生带出去卖掉。几大捆作业本和书太打眼,出校门的时候被保安拦截,不准带出去,学生只好又提回教室。吴世曼和何淑娴一合计,决定把废品从教室窗户扔到围墙外的人行道上。

吴世曼嫌那个四川老头出的价钱稍低,卖给了另外一个收破烂的人。四川老头怀恨在心,添油加醋地打电话给蒋母,说有老师偷卖了好多学校的东西,都是崭新的书和本子。蒋母听罢大怒,找到刘建华,用含混不清的普通话威胁说:“要是你也处理不好,就要蒋慧琼来处理!”

刘建华大骇,立刻把吴世曼和何淑娴叫过去调查。

吴世曼说:“只卖了学生用过的一些废本子,辛苦批改作业一个学期,期末打扫卫生,处理垃圾有错吗?”

刘建华说:“这个事情可大可小,往小了说,就是卖掉一些废品;往大了说,就是偷盗学校的财物,可以交给警察处理,因为学校的一切东西都归董事长所有,不是说你们改了作业,作业本的所有权就归你们了。你老实对我说,卖了多少钱?”

吴世曼说:“卖了70多。”

刘建华让吴世曼专门写清楚了“过程”呈给蒋母看,又把吴世曼和何淑贤叫过去,说:“老太太说了,卖废品的钱得从你们的工资里面扣掉。”

2007年过去了一个多月,春节的气氛渐浓,寒假已经开始7天了,可是水坑学校的老师还在忙着摆台招生。

从进学校之后,因为陈海燕平时待在宿舍,周末要回姑妈家带孩子,我和她很少单独在一起好好说过话,这次,我和陈海燕同组,没想到,她和我说话,说着说着就哭了。

她说:“下个学期,我可能就要回老家了,不再出来了,可是我又不想回去……”

陈海燕和刘建华的暧昧关系我是知道的,可不知道怎么的,这事情被远在千里之外的向晨曦知道了,向晨曦为了挽救两人的婚姻,向陈海燕的母亲、哥哥和姑妈等哭诉,至亲又轮番在电话里面劝骂陈海燕不要糊涂,悬崖勒马。

我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想了想,把那天晚上看到的事情讲给她听:“那就回去吧,至少是一个现成的家,什么都有。刘建华也不是什么正经的人,他家里有老婆,女人也不只你一个……”

陈海燕为自己辩解说:“一个女人出门在外,没有人罩着是很难的,我和刘建华刚开始也就是逢场作戏……唉,都是虚荣心在作怪,时间久了,竟有了感情。现在突然要做一个了断,心里还是很难受的……”

我安静地听她倾述,或许整个学校,我是她最后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陈海燕说:“老家如今也有了民办学校,向晨曦会托熟人介绍我进去,学校好的话,如果你愿意回来,我再介绍你进去。只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向晨曦怎么就知道了我的事呢?那么远,谁有向晨曦的电话号码呢?你,我是了解的,绝对不会乱嚼舌头的……”

陈海燕想来想去,就是没有想到何淑贤——何淑娴和陈海燕一个宿舍,关系好似一对姐妹。因为卖废品的那70块钱,何淑娴对刘建华怀恨在心,就偷偷把刘建华和陈海燕的事情捅给了向晨曦,准备看刘建华的好戏。

后记

陈海燕走后,我换了几所民办学校,在深圳坚持了下来。

2012年后,政府加大了对民办学校的监管和扶持,淘汰了一批民办学校,民办教育逐渐走上正轨。政府给民办学校老师发了补贴,工资大概达到公办教师的一半。虽然工资低,但是和公办学校老师比起来,民办学校老师因为实行招聘制,教师更有责任心,期末统考,平均分最高的反而是民办学校的学生。深圳全市中考成绩名列前茅的,也是一所民办初中,全市学生趋之若鹜,家长半夜排队为子女报名。

据说,政府正在制定政策,限定老板盈利,以后申办的民办学校老板盈利的大头都将转化为老师的收入,若果真如此,民办学校的春天必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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