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了成功学的文艺男青年

2018-07-24 15:44:17
2018.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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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这些美丽的漫长的夏日的黄昏; 但我知道,奇迹不再降临, 我也不再是那个手持鲜花 在机场出口迎候的人。 ——王家新《来临》 毕业季,常逢夏日。从某一年的此刻,阳光融化了我们“学生”的身份,然后,被一份份表格重铸成各种身份,走向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 重铸的过程,或电光石火,或缓慢绵长,也许有惊喜和意外,也许还会有疼痛与煎熬。而重铸后的模样,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 是日,「人间」推出毕业季稿件连载,那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来临”。

1

大学毕业一个多月后,2007年夏天的炎热才刚开始。

晚上熄灯后,我躺在客厅的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在此之前我和躺在里屋的父亲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争吵。房门没关,我能听到他的喘息间的叹气声。我点上一根烟,躺在床上抽,抽了没几口,父亲闻到了烟味,骂道:“娘了个X的,这么晚了还不睡觉,你想干啥?”

现在我对他当时的想法多少有了理解:供养儿子上大学,指望儿子毕业后找个体面的工作,再将整个贫瘠的家庭带出泥沼。可到头来,儿子居然连个毕业证都拿不到,多年的心血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化为乌有。

是的,我令他们感到失望和痛心。活到他们这个岁数,这一生基本上已经定型,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也是无奈之举。

我也回骂了几句,说他怎么变得和个娘们一样。这句话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父亲立刻不说话了。而我顺利将剩下的烟抽完,并在心中叹气不止。强有力的反驳并不能使我枉顾父亲的命令。黑夜中,我想到明天要做的事情,不由心中一阵的悲凉:明天一早,我要起床,坐公交车去车站,然后买票坐四个多小时的车去曲阜,下车后再转公交车到郊区的学校,补交拖欠了两年的学费,把毕业证书领回来。大学里谈恋爱,花钱的地方多,生活费不够,我就把学费扣下来花了。

四个小时的路途,我想着前女友,还有未卜的前途。

我读的是师范类的大专,历史教育专业,学期三年,主要是培养面向小学和初中的教师。当时选这个专业,想法也很单纯,这个专业的学费最低,三千块。我对成为老师倒是没什么期待,不过作为资深的农民,父母对我的期许,也只是不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六月份毕业,毕业前有实习的任务。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和为应对即将步入社会所面临的考验,我把被褥捆在自行车后座,从曲阜到淄博,四百多里地,我骑行三天,第一天晚上住在泰安乡间废弃的房子里,第二天住在博山一家小旅社里。这件事,让我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都有些得意。也给了我一种错觉,以后没什么可怕的。少年心气,大致如此。

我在曾就读的初中,跟着原来的历史老师,给初一的两个班代课。一周的时间,我上了三节课,期间把两个调皮的学生打哭了。老师找我谈话,说现在不允许体罚学生了。也是在此刻,我断了成为老师的念头。

实习结束后,还有些时日才返校,我每日待在家里,除了看电视,也偶尔写点小说。

对于前途,我在一个夜晚,有了新的规划。

我开始买资料做习题,准备事业编制的考试,笔试就被刷下来了;后来也想过再考在编教师,不过大专学历不够;身揣毕业证教师资格证普通话证书,我参加市区的招聘会,一场场招聘会下来,专业对口的没有,我把目标放在了文秘这块,写点文字之类的也可以,可要求的都是“女性”。

后来,我还面试过联通公司的推销员、某电脑公司的业务员、一个乳胶漆的业务员,做完自我介绍后,都让我回去等消息,一等就没了消息。隔几天,我就来市区找工作,去网吧上网,到了下午,再坐车回去。

2

2007国庆节过后,我去了一家教辅书的公司当校对,工资四百。公司不大,十来个人,五六个编辑,七八个业务员。老板姓朱,是做盗版书起家的,身材矮小、驼背、走路八字,听说他以前在道上混过,有些名号,我总害怕他一时看我不爽就找人砍我。同事“老张”告诉我,朱老板现在好多了,不动手,偶尔会骂,也没以前那么污秽了,最多要“X你娘”。

老张老家是临沂的,只比我大四岁,大学毕业后,先在另外的一家教辅书公司,又跳槽来到这里,负责理科图书的编校。从我刚上班,他就说想辞职,但是怕自己太优秀,人才流失后朱老板找他麻烦。

好不容易找了个工作,开始也确实用心做过一段时间,后来发现自己的能力做校对也应付不了,公司一直没招到编辑,让我也负责编辑的工作后,我就更吃力了。

公司在对面的市委宿舍租了一套房子,三室一厅,业务员们住一个房间,编辑们住一个房间,另一个房间留给编辑主任。住宿舍的编辑只有我和老张,晚上我们聊天,他说自己的理想是成为成吉思汗,在草原上策马狂奔,到处征战,灭了一个国家,就逮住女人们生一帮后代,然后再去另外的地方。不过常年的久坐让他得了痔疮,骑马有点困难,二十五六的年纪,还没谈过恋爱。

老张有个同学叫小葛,那时搞色情小网站的贴片广告,偶尔会收到美元之类的佣金。赚了钱后,小葛喊我们去他租住的地方吃火锅。去之前,小葛对老张说,我这里有青菜,你来的路上买上肉。

“老张,你人太好,很难发财的。”

“我也这么想,这困扰着我啊!”

我拿朱老板举例子,说:“你看他,做人没底线,违法乱纪,才能成功。还有小葛,也是这样的。”

工作忙的时候,我下班把资料带回宿舍加班。老张提醒我:“你回来工作有什么用?老板又看不到。”

后来下班即使没事,我和老张也在办公室待半个小时,装模作样一番。编辑室主任姓陈,是英语的特级教师,不常来公司。有次下班后,陈主任来到办公室和我们聊天,说他最近上火。我指着老张:“你前两天不是买了清热解毒的减肥茶吗?”

老张一脸尴尬地看着陈主任,从抽屉里拿出减肥茶。事后,老张说:“小魏,我看错你了,你这样下去离发财也不远了。”

我第一次认真想发财,是不久后遇到了高中的结拜兄弟许桧。

初冬的夜晚,几年不见,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的许桧,身上穿着一件枣红色的西服,从车上下来,先给我来了个熊抱,紧接又着牵着我的手,端详了半天。即便是吃饭的地点很平民,但他举手投足间俨然是成熟的社会人。他毫无缘由地点评了这个五线城市各大洗浴中心的优劣,并以悔过的语气对自己长达半年黑白颠倒的糜烂生活进行了恰当的炫耀。我只是隐约知道,高中毕业后,他去广州当了两年兵,后来他手上经常有从国外走私过来的各种奔驰奥迪车亟需抛售,时而从广东跋涉两千多里将车开回山东。

我在一旁点头应允好言相劝,“许桧啊,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会垮掉的,要珍惜自己的身体”。许桧手持三块钱的啤酒,不无失望地说:“昨晚喝掉的那瓶芝华士酒劲尚在。”

喝到深夜,许桧带我去了一家洗浴中心,当那位女性技师托着我的双脚轻揉之际,我有些坐不住了。在灰暗的灯光下,许桧看出了我的局促,嬉笑起来,用手重重拍了下我的胸部,让我尽情躺下。我试着平躺下,别说,还真挺舒服的。我怀揣不安,担忧足疗结束后许桧要安排色情服务。可不一会儿,许桧鼾声如雷,我多虑了。

我们又见过几次,每次他都心情不好,觉得生活没有意思,跟我说完后他的心情就好多了——追忆往事是必不可少的,所谓的成功人士不都是这样吗?许桧想起高中时没追上的一个姑娘,不知她现在怎么样,求我打听一下。他手腕处因尖锐湿疣所留下的疤痕,举手投足间都这么显眼。

这年冬天,我写的一个豆腐块文章在当地的报纸副刊发表,稿费几块钱,编辑给我打电话说,你还要坐车来取,太麻烦了,就别要了。我说,没事,能发表就不错了。

3

2008年春节过后没多久,我和老张都辞了职。老张说他先辞职,让我再辞。我没听他的,先辞了。辞职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对工作的极度厌恶,为了几百块钱把时间耗费在上班,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除此以外,就是内心残存的对文学不切实际的追求——我想当作家了。

既然要成为作家,除了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

我打算先行万里路。电影《摩托日记》里,青年时期的切格瓦拉骑着摩托车和友人在南美洲游荡,轻而易举蛊惑了我。我不否认,想象中旅途上的艳遇,对单身的我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吸引力。只是我不会骑摩托车,也没钱买。

三月份,初春的北方还有些冷。和身边的朋友吃饭告别后,我揣着一千多块钱,坐火车去了武汉。到了武汉,我用仅有的几百块买了一个能拍照的MP4,心想以后要给世人留下我年轻时的影像资料。

我确实想的有点多了——在武汉市区行走一天,疲惫不堪的我打消了徒步走回家乡的念头。坐车去了火车站,打电话向朋友借钱,买了第二天的火车票。在火车站旁边的小旅馆住了一夜后,我在拥挤的火车上蹲了十几个小时,因身无分文,一路上没有进食,下车后饥饿使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打消了走南闯北的想法,决定在家乡的这一亩三分地上终老。

几天后,不知情的朋友给我打电话,问我走到什么地方了。得知我的作为后,他们不无失望地挂了电话。

对我失望的,还有家人。

确认没有发财命后,我当了作家

过了夏天,我仍无事可做,高中同学张顺在某家调料公司跑业务,我去他的宿舍混了几天,顺利让他也辞了职——给人打工有什么前途可言?

我们两个合计着,在县城开个服装店当个体户应该不错。这要投入几万块钱。

在家人的眼中,我们是不值得信任的。为了取得融资,我们从济南的服装市场进了衣服,在夜市摆地摊。女性买衣服的多,我们就卖女装。可衣服样式老旧,我们也不是口舌如簧之徒,衣服没卖出去几件。资金回流无望,我们各自返回家中。

那段时间,我喜欢看艺术家们的各类采访,听他们诉说成名前的落魄。这些采访让我误以为我的命运至今没起色,是因为不够落魄。

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待在家里,仍以作家自居,来逃避工作和现实的问题,对外界的一切都没什么印象。也试着写点东西,并没什么成型的东西出来。

父母对我的期望再次调低,不时告诉我附近工厂的招工信息,让我也去试试。看我毫无兴趣后,他们感叹,如今这个时代多好,只要肯出力就能赚到钱,一个月两三千,有什么不知足的呢,你这样在家里玩,天上能掉钱吗?

我依旧不为所动。留下他们的叹气声在空荡的房间里回旋。

到了2011年,父亲因病去世后,他还给我姐托梦,问我姐,我是不是还不上班混日子。我姐红着眼,把这话转述给我。除了悲伤,我更多的是愤怒,大声质问他们,怎么我写东西,在你们眼里就成了混日子呢?

不过在2008年,我确实是在混日子。

4

到了秋天,我在县城找了一份工作。

《鲁中晨报》在每个县区有固定的四个版面,每天早上报纸运到后,再把印好的版面塞进报纸里。刘总主业是一家酒店的经理,副业承包了版面。我的工作就是去拉广告。原来的业务员是个女的,我去了,她就辞职了。

家里给我买了辆电动车,每天我骑着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转悠,进沿街房去推销广告。但凡推销,遭受的待遇别无二致,不耐烦,冷眼相对,轰出来。大半个月的时间,我只说服了一家刚开业的火锅店做了一个版面的广告,六百块钱。刘总从中抽给我两百。这是我第一笔业务,也是最后一笔。

天气越来越冷,电动车的电池电量不禁用起来,从村里到县城要十公里,如果再去跑业务,下午就没电量回村了。到了县城,我常坐在小公园里边抽烟边思考前途。有时,刘总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跑业务。刘总有时还安排我跑腿,比如送东西、给他的领导搬东西之类。

混了一个月,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刘总说:“跑业务没底薪,按业务抽成,你就跑成了一单,钱已经给你了。”

冬天来临之前,我参照满大街散发的各种男科医院的杂志,问家里要了一千多块钱,在街头找了家文图设计店面,仿印了三百本名叫《怪客》的杂志,内容是我当时喜好的文章和夹带私货——自己所写的小说,封面是县城颇有知名度的流浪汉与长着翅膀打扮成哥特样式的艾薇儿的合影。流浪汉六七十岁,蹲在墙角,一只手扶着秃掉的头顶,眼神颇有追问人世的深邃。

杂志装在麻袋里,挺沉。我拿着杂志,去沿街的各种店面,说服他们在上面刊登广告,然后找朋友帮忙在商业街和附近的高中散发。当一个男的在我脸皮底下把这本刊物扔进垃圾桶时,我愤怒地追上去,问他为什么扔了。他说:“不扔了留着有什么用呢?”

我怒斥:“这不是一般的杂志!”

他吓坏了,没再说什么。

至今,仍有半麻袋杂志扔在老家,大概已经发霉了吧。

前年夏天,我从姐姐家出来,一个老头正趴在灼热的马路上,两只手扒拉着一坨凉皮往嘴巴里送。我去附近买了两个饼,递给老头。老头顿时火了,瞪着我,用力摆手,嘴巴发出呜呜之声。

这个老头就是我当年印在杂志上的流浪汉,这么多年过去,他仍存活于世。两个饼与其说这是我的善举,不如说是多年前对他肖像滥用的弥补。

5

冬天的一个晚上,和父母吵完架后,我搬出来,在县城和许桧住到了一起。

房子是许桧哥哥的毛坯房,三室两厅的房子里空荡荡的,我们买了两张折叠床放在阳台,白天有太阳的时候还好点,暖洋洋的,到了晚上就有些冷,冷并不可怕,脱光衣服裹上两床被子就可以。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一楼的一户居民是菜贩子。晚上我们回去的时候,楼道两边都堆满了成筐的蔬菜,我们会酌情偷些。

许桧靠走私车赚了不少钱,这两年也都顺手花得差不多了。但许桧不愧曾经阔过,还想自食其力创业。

许桧想让我和他摆摊卖米线,成本低,来钱快:去旧货市场,一辆人力三轮车大概也就一百多块钱,桌椅板凳一百多块钱,锅碗瓢盆二百块钱,米线和调料之类的也就十几块钱。

许桧之所以想让我跟他一起干,是他没有启动资金。我虽然没有钱,但他盯上了我的电动车,我没同意卖。

为了说服我,许桧买来了米线和配料,一是为了练习厨艺,二是为了向我证明他的炒米线非常好吃肯定会热卖。吃了几天他亲手做的米线,意犹未尽,当我准备把电动车卖掉时,电动车被人偷了。

许桧让我别着急,我们再去偷辆。我们计划去县城北边的一家网吧门口偷电动车,只是我们住在城南,还要先偷辆自行车骑过去。我们把小区里的一辆自行车,拉到花坛里锯锁。锯了半天,锯条断了,车锁也没打开。偷电动车的计划就先搁浅了。

一场大雪后气温急转直下,腊月寒冬已经来临,许桧打消了卖米线的念头。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在电磁炉上烧热水取暖。食不果腹中,许桧和我萌生了去抢劫的念头。我们要财不害命,拿刀太危险,出了事就坏了,晚上看不清,拿把铁勺足够了。可天寒地冻,我们在色情场所附近蹲守了一个多小时,便被冻得受不了。

临近春节,我给家里打电话,表达了和解的意愿,顺利从父母的手里要了一百块钱,打了辆车,把东西拉回家。分别之际,许桧对我依依不舍,问我能不能给他点钱。

我给了他几十块钱,说以后再见。至今,我们再没见。

6

虽然时运不济,也并没有磨灭掉内心的发财梦。

2009年春节后,没出正月,我向表哥和初中同学分别借了一千块钱,在市区租了个房子。同住的有高中同学张顺和黄良成。我和张顺在市区另外找了个地方,租了一间办公室,注册营业执照,业务是“传媒”,实际上是拉广告。

本来我们打算注册公司的,说出去也好听,不过我们没有注册资金。

我们的想法是办一个面向大学生的杂志,里面是各类商家的广告。在大学开学的空档期,我们窝在住处,畅想着美好的未来,不时进行头脑风暴,彼此打气:金钱和女人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为即将成为令人鄙夷的成功人士而窃喜。

黄良成本科学的油画,比我晚一年毕业,之前当美术培训老师。月工资六百多,工作了一个月恰好碰到两个朋友结婚,随出去四百块的份子钱,剩下的两百不够一个月的生活费。黄良成越想越不对劲,这样上班,永远也发不了财,完全是在浪费时间,没过几天辞了职。我们邀请黄良成搬进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分担房租。得知我们在创业后,他也按捺不住了,准备占领本市的墙绘市场。

三个人聚在一起,免不了喝酒,然后去外面唱歌。情到深处,也会说几句营养的话,诸如,农村出来打拼不容易,没人脉没关系,留给我们试错的机会都不多,我们这次一定要成功。说完我们共同举杯,然后躺在KTV包间里昏昏睡去。

我和张顺四处为项目拉广告,收效甚微。口才不行,也缺乏韧性。逐渐张顺对这个项目的可行性产生了怀疑,也奉劝我尽早放弃。两个月的时间,我每天早出晚归人瘦了一圈,没有任何的起色。

终于有天,我意识到自己被社会上流行的成功学所毒害了——创业伊始,我从盗版书摊上买过几本马云、史玉柱的书。成功人士的辛酸往事和力挽狂澜的事迹,令我在黑夜之中热泪盈眶、心潮澎湃,那些毫无疑问被夸大了的情节,使我认为自己和他们属同道中人——目前的惨状是一种修炼,自己终将会在一次次的失败中走向成功,身价过亿,成为体面人,在世人面前露出自信的笑容,主宰他人的生活。

这种虚妄的心境支撑着我每天去接受客户的羞辱,以为这是成功的必要途径。我翻看创业笔记,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励志语录和长达十年的事业规划,如今看来只剩下刺眼和反胃。笔记本里夹杂着我这半年来向人索要的形状各异的名片,足有七十八张,也就是说,我至少见过这么多人,遭受到这么多的白眼和嘲讽。

半年来,熟识的朋友都被我借遍了。每周会接到一两个催债的电话,我的名声无可救药坏掉了。离开家的时候,我发下毒誓,再也不会伸手要钱,要自食其力混出个摸样来。可父母一早就达成共识:让我饿死在外面,或者奄奄一息之际回到家中吃饱后乖顺地去工厂上班,然后娶妻生子续香火。

黄良成的事业也没有半点的起色,他从家里拿了五千块钱,买了台电脑,自此开始通宵达旦玩网游。半年的时间,黄良成收获了数千块的外债和因酗酒徒增的二十多斤肥肉,阳台上摆满了喝光的小绿瓶牛栏山二锅头。

夏天过去,天气转凉,他才象征性地在小区的广场上摆了个张桌子,散发给宠物狗画油画的名片,自然是没人搭理。

大半年的朝夕相处,让我们三个人明白,再这样厮混下去只是加快腐烂的速度。

租房半年,账单上一千五百块的水费,让我们意识到,马桶昼夜不息的滴水究竟意味着什么。押金抵不上水费,租房用的是张顺的身份证,他说这钱不能给。

在房东赶到之前,我们三个跑了。又过了几个月,张顺在招聘会上碰上了房东,被扭送到了派出所,最后把拖欠的房费补交了。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去了外地,给他汇了我应交的那笔钱——这些都是后话了。

7

去外地之前,我花了一百二,在道庄小区租了个由客厅改造的单间,除了一张床没有别的物件,我把电脑放在床上,被子铺在地上坐在上面写长篇小说。

除了出去买烟、饭菜以及上厕所,我足不出户。写累了我在几平米的空间里走来走去,通过小窗户往外看,中午十一点左右有个老太太会在院子里用柴火烧水,天黑之后什么都看不见。

同住的还有三家房客,其中两个单身,一对情侣。那对情侣晚上总会肆无忌惮地亲热,女的呻吟声抑扬顿挫。有时在夜里十点左右,有时候在凌晨一点左右,总之这种声音一出现我就不能入睡了。

我每周坐公车回村,拿几十块钱饭钱,再回来写作。一个月的时间,我写完了长篇,洗头时发现后脑勺斑秃了一块。然后,我退掉房子。向出版社四处投递小说,和以前多年一样没有音讯。我曾指望这个小说会给我的生活带来转机,没过多久也不奢望了。一年半后,小说才得以出版。

穷途末路的日子里,文学给了我一线生机。我在网上投稿参加各种征文比赛。这年冬天,我得了一个奖,相比于单薄的荣誉,一万块的奖金确实短暂地改变了我的生活。虽然还完债后所剩无几,却让我坚定了从事写作的信心。

毕业后的这两年时间,相比于写作,我发现自己更不适合发财。而我选择写作,大致也是碰壁之后的无奈之举。留给世人的,无非也是个成功的反面教材。

多年未见的前同事老张,如今仍在做教辅书,大小也是个老板,只是没成就一番伟业;许桧不知道在做什么,我也没想过要联系他,不知是否尚在人间;张顺在老家经营面向小学生的辅导机构,谈不上衣食无忧,收入过得去;黄良成的经历曲折一些,频繁换工作,如今是美团的一名外卖员。

我仍坚持写作,出过几本书,有些忽略不计的名气。想起大学刚毕业时,我们踌躇满志,后又在失落中迷失,盲目自信和过度贬低并存。现在,也是如此。

前途没你想象的那么光明,可只需一丝的微光,就能勾起内心的欲望,除了去追逐,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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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郊区的鸟》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