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金钱淹没的印度折叠

2018-10-22 16:02:52
201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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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91年印度宣布开放市场以来,首都德里在风起云涌的经济改革中,由一个饱受历史创伤的文化古城变身为具有全球影响力、蓄积丰沛资本的国际都市。 通过国际业务外包、房地产炒作等各种商业活动,印度的新兴中产阶级把自己视作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和受益者,其生活方式也变得越来越现代化、美国化。当他们的财富藉由巧取豪夺而与城市的天际线一起冲向云端时,这座城市中经济难民和贫民窟的数量也随之攀升。 全球资本市场为德里带来转变、机会、创新、希望,但也带来被金钱主宰的房地产市场和医疗体制、层出不穷的暴力犯罪、失能的行政体系与贪污腐败,再加上印巴分治以来一直存在的种族问题,21世纪的德里居民面临了愈发严峻的挑战。 无论是富人、中产阶级、棚户区的穷人,还是罪犯,几乎没有人能置身于外。

建造这个城市的人,却留不下来

巴尔斯瓦定居点的垃圾山令人惊叹,人们可能会想,只有大自然才能造出如此庞大的东西。它从平地拔地而起,粗糙的陡坡上有一条歪歪扭扭的路,一辆接一辆的卡车轰鸣着慢慢开上坡顶。经历过市区的交通堵塞后,走在这里有一种古怪的感受,因为这里空间太大了。

头顶上的天空一望无际,地形几乎是田园式的开阔。地势缓缓向下,下面是一个水库,里面有水牛和一直看着岸边的鹳鸟。大家把牛粪收集起来做燃料——这些牛粪被堆成锥形,大小如同身材魁梧的成年男人,为了防雨还在上面罩了油布,随处可见。

巴尔斯瓦定居点被挤进这大片土地的一个小区域,一堆厚厚的砖块堆积在彼此顶部,像森林里的树苗一样,向着任何还没被占用的空间伸展。房子上都是柠檬绿色的斑驳——这些砖块来自以前的建筑物,那些建筑物上过色的墙壁变成了碎片在这里又被利用上了。

从外面看,整个镇子似乎是瞎的——墙上没有窗户,所以从这些房子里看不到四面围绕着它们的巨大垃圾袋。

和我在一起的是米纳克什,她自发做了巴尔斯瓦定居点的政治代表:为大家整理官方文件(因为很多人是文盲),代表他们游说市政当局,还在必要的时候组织政治行动。

“他们想要创造一座城市的时候,得请其他地方的人来让城市运作起来,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劳动力。住豪宅的人是不可能让一座城市运作起来的。城市的运作靠的是那些住在棚屋和贫民窟里的人——人力车夫、卖菜小贩、皮匠、建筑工人,等等,这些才是让任何一座城市运作起来的人。

“所以比哈尔邦、拉贾斯坦邦和北方邦里找不到工作的人便从自己的村子搬来德里。在德里,他们发现自己能找到工作,但没地方住,所以他们开始在城市边缘的空地上造一些小房子。对政府来说,他们代表了一个可以争取的选民群体,所以政府决定把他们注册成德里的选民,并为他们提供水电和配给卡。后来他们的家人也搬来了,并一起在这里正常生活了三十年。

“人们不断来到德里,这里有很多工作机会。德里地铁需要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在政府眼皮底下造了很多棚屋,政府什么都没说。但后来政府觉得‘这些人很脏,影响了市容’。加上城市扩张后,他们住的地区已经不再是城市边缘,政府想要从这块土地中获利,所以就对这些人说,住在这里是非法的,让他们走。

“其中一个定居点在亚穆纳河的岸边,有大约三万户人家。2000年,政府为了美化城市,决定把这些居民赶走。他们在那块地上建起了德里政府的新办公楼,那栋楼是世界上最难看的楼之一。

“那三万户家庭里,两万户被认定是非法定居,在无处可去的情况下就直接被赶走了,没人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其他人被重新安置到城市外围的数个地点。

“有些被安置的家庭到了巴尔斯瓦这里。但是搬迁计划很狡猾——三万户家庭里,只有五百二十九户被安置在巴尔斯瓦,其他人被搬到了别的地方。他们要确保同一个镇子的人被分散到不同地方,这样人们就没法儿联合起来了。

“‘安置’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我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是什么意思。安置的意思是把人民完完全全安顿好,是说在新的地方为他们提供原来有的设施。

“但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人们被从自己花了四十多年建起的镇子里赶出来,丢到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设施都没有的地方。没有商店,没有配给品店,没有学校,没有公车。更别提水和电了。那地方完全是一片荒芜,什么都没有。第一批来的人只能从头开始。政府什么都没提供。

“孩子们不得不辍学,因为那里没有学校。大部分男性丢了工作。人力车夫被抛到离家三十五公里以外的荒野里,那里从来没人去,当然也没有乘客。同样情况的还有商店店主,他们再也进不到蔬菜了,也没有顾客。一切都完蛋了。”

我们在一栋房子前停下,并走了进去。房主是一位叫贾哈娜拉的妇女,正和她的朋友萨茹阿斯瓦蒂坐在一张垫子上。两个人都代表这个定居点参与了很多米纳克什组织的政治运动。

贾哈娜拉要给我们泡茶,所以起身去准备。米纳克什继续她的话题:

“你可以看到这地方有多糟。土地湿软,很容易就被淹掉。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人在建造前,不得不挖排水沟。即使是这样,这里在雨季也经常被淹。今年有个孩子在洪水里淹死了,因为水位高过了房子。

“即便如此,这里也没有水可以饮用。蓄水池里的水是咸的,而这里的地下水尝起来有酸味,因为垃圾堆里的化学品渗进了土地深层。这些东西太毒了,连蚊子都活不下去。那是纯酸,有腐蚀性。孩子们因为在水里玩,全都得了皮疹,妇女也都得了很严重的阴道炎。

“搬来之后,这些人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这座镇子。他们不能年复一年地等着政府来铺路、铺下水道,所以他们只能自己动手。他们不得不为了每块砖和每袋水泥去游说,供电也得去游说。已经十年了,他们还在游说。这里还是连座中学都没有。最近的一所学校不收这些孩子,因为他们是‘贫民窟的孩子’。所以孩子们不得不走很远的路去另一所学校,那里每个班有一百个孩子,没地方可坐,没水也没厕所。这对那些要去上学的孩子来说非常艰难。你看到通到这里的路了吗?一下雨就完全没法走。”

贾哈娜刚来德里的时候,住在尼札姆丁附近的穆斯林贫民窟:

“那里有一口很大的井,我们就住在它附近。那时候,那里有片空地,当地的头头在当地警察的帮助下造了一个贫民窟。一开始,我们有个茶摊,很快那片地区变得热闹起来,我们就建了一栋临时旅馆。我们有水电,而且因为尼札姆丁火车站离得很近,所以很多人到我们旅馆来吃饭。

“随后他们来了,对我们说,不管你过得多好,不管你在这里挣多少钱,别人会一直叫你贫民窟里的人。他们说要把我们带去一个新的地方,那里有好的学校、公园和水电。还说我们在那里会有自己的房子,带卫生间和浴室。孩子们很高兴。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

“他们让我们把自己亲手造的房子拆掉。我们中有些人说不相信这个头头的承诺。但是有天大概凌晨3点,他亲手把自己家的三层楼房拆了。人们开始恐慌。他们说,‘如果政府官员来拆我们的房子,会是一团糟,我们会失去所有的东西,还是我们自己拆更好一点。’所以我们就拆了。之后他们就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装上一辆卡车,并把我们扔在这里。”

米纳克什给我看各种信和照片,她们把这些文件寄给各种政府部门,试图把巴尔斯瓦变得适宜居住。

“十年了,我们还在做这些事。我们还是连一些最基础的东西都没有。我们还在游说,要求发放配给卡,这是任何人过日子都需要的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有配给卡,至少能吃得上饼,即使只是就着盐一起吃。没有配给卡,人们生存不下来。你知道现在的通货膨胀率吧?在公开市场上,大家是买不起任何东西的。

“事实上,这些事情让人很愤怒。每次我们去市政公司,那里的官僚会满脸厌恶地说,‘为什么这些垃圾一直来找我?’这种情况下你还能继续斗争多久?这里的人能做的,要么是把时间用在为供水做斗争上,要么用在日常工作上,为自己家挣点钱。

“我发现政府每个月花5.6万卢比为我们提供水罐车,每年将近70万卢比。建一条水管通到这个定居点只要花一半的钱,但他们不愿意。他们知道,没有供水的话,这里永远不会是个适宜的住处,这样他们就能再把人赶出去。”

对多数中产阶级家庭来说,政府在过去二十年里从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大规模退出,达到了这些家庭几乎再也看不到政府角色的程度。他们喜欢这种状况——他们将政府的退出和“放松管制”理想化。

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市政府做了多少工作来保护他们的阶级,将他们与包围着他们的大范围的赤贫隔离开来,不让这些贫困人口占用任何城市的空间或资源。

恰恰是穷人才理解城市的真实管理方式。比起中产阶级,他们和政府打交道的距离近得多,并且背负着大得多的官僚负担。

“对男人们来说,情况更加艰难,”米纳克什接着说,“到了这里,他们全都丢了工作。没人雇男人做家务活。现在有些男人做的日常工作,比如给豆子剥壳,做一天那活儿能挣30卢比,而且常常还需要全家的帮助。有些男人做扫帚拿到附近的居住区去卖,有些开始在建筑工地干活儿,但那都是少数。

“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坐在家里,变得意志消沉,整个人封闭起来。他们气自己的妻子总是不在家里而是在外面工作,于是打她们。他们不喜欢妻子涉足政治,会跑来我们的会议,满身酒气地胡乱骂人。

“他们朝我们喊:‘你们女人什么事都做不了。你们什么都改变不了。’“而且这个社区受毒品和药物的影响很严重。我不是说一两个家庭,我说的是整个社区。甚至孩子都受到了影响。因为没有学校,所以他们没事可做,慢慢地就被影响了。他们会去闻做鞋子用的胶水。还有一种1卢比的药片,可以让孩子们忘记正在发生的一切。最便宜的药给了他们最大的快乐。

“男人们喝酒,抽黄糖(海洛因)。他们一看见妻子身上有钱,就拿去买酒,把瓶子藏在衣服里回家。我问他们,‘你们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你们真的想要买那瓶酒吗?’

“政府在这方面的表现好极了。他们还没开始盖医院和学校,就开了一家卖酒的商店,甚至还派了个警察看店。造学校花钱,卖酒的店则会为政府挣钱。”

医生都去了私立医院,还能怎么办

对世界上大部分人来说,大病医疗是财务危机最大的原因,印度也不例外。但在经济自由化之前,医疗成本相对低了好几个数量级,不仅因为医生收费较低,还因为整个医疗体系相对地不那么依赖于科技。所以如果有人得了重病,有段时间免不了遇到财务压力,但对于中产人群来说,开销水平基本上是能在家人和朋友的财力范围内解决的。

但现在,对于印度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来说,即使收入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很多倍,但很多把生活里的快乐夺走的东西也在那段时间里相应膨胀,实际上,很多人在精神层面并没有任何获益。人们确实能愉快自由地赚钱和花钱,但相应的保障却很少——如果发生了什么坏事,只能自己应对。

从新的自由市场获益的中产阶级往往太晚才意识到,尽管收入可能很高,但在很多方面他们的生活比社会中最穷的人都更脆弱。

在一家新的私立医院里,有个样子很显眼的女人向我招手。她穿着一件纱丽,戴着很大的眼镜。我只在一个派对上见过她一次,她叫阿尔蒂。她带着两个年轻人走过来,大声地为我介绍:

“这是阿米特,我和你说过的,”她说,“这是他的表妹希巴尼。”

我们互相问好。希巴尼礼貌地微笑,阿米特好像不太自在。我提议一起去医院的咖啡店。

“你们都是在这个医院认识的,对吗?”一边问,我们一边坐下。

“我们是在重症监护病房认识的,”阿尔蒂说,“那时候我们天天都在那里,分享彼此的故事。”

希巴尼开始讲述细节。几年前,阿米特四十四岁的母亲开始觉得吞咽困难,他就带她去了德里一家大型私立医院。他们在那里的两个月做了各种检查,还是查不出问题。

医生建议去看公立的全印医学科学学院的专家,但那里没有病房了,而且专科医生也没有时间,因为一半的专科医生都辞职去一家私立医院了(就是我们刚才碰面的那家)

有一位专科医生让阿米特来这家私立医院挂他的号,阿米特照做了。医生花了三天时间做各种检查,做出诊断说他母亲得的是多发性肌炎,一种肌肉炎症疾病。

希巴尼说话的时候,阿米特默默地给我看手机上一张他母亲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子穿着纱丽,胖胖的,在微笑。

“那是她生病之前,”希巴尼继续之前的故事,“医生马上告诉我们他要给她做注射,要花40万卢比(1卢比约等于0.1元人民币)。阿米特没那么多钱,所以他给他叔叔打电话,问能不能借钱。医生告诉我们注射这种药物能恢复他母亲的肌肉,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们只能同意了。”

医生建议的是静脉免疫球蛋白注射,这种注射有助于多发性肌炎的恢复,但医学界对其原理所知不多,而且很少在使用类固醇药物之前就做这种治疗。注射后,医生让阿米特的母亲回家,并告诉阿米特和希巴尼通过鼻胃管喂她蛋白粉。但回到家以后,她的肺里都是唾液,既咽不下去也咳不出来。他们害怕她会噎死,半夜马上把她送回医院。医生给她戴了氧气面罩,并且诊断是肺炎。第二天,更多化验表明她的肾脏也感染了。她马上被转到重症监护病房。

“那个医生一直很镇定。他说:‘我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些免疫球蛋白的所有副作用,你们就不会做了。’”

他给阿米特的母亲做肾脏透析治疗。最后她手臂上一根临时的管子被胸腔一根永久性的管子代替。然后医生开始处理她呼吸系统里的唾液。他又给她注射了一剂免疫球蛋白,增强她肺部的免疫功能,然后切开气管把唾液从气管里吸出来。

“他们说只需要治疗十五天,”希巴尼说,“但是十五天以后,他们说她需要装一根永久性的管子,现在只是临时性的。永久性的还要再出7.5万卢比。

“我们花了很多钱。重症病房每天收费是1.6万卢比,氧气和透析每天4.5万卢比。每天晚上,阿米特只能去德里所有亲戚家借钱。有亲戚把准备用来结婚的钱都借给我们了。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当那个抚养你长大的亲人躺在病床上,你会非常激动,没办法思考。他们就是这么得逞的。

“一连好几个星期,他们每天都说,‘你母亲正在好转。’我们就会燃起希望。然后他们又说,‘她没有好转。’”

我们几个很安静。希巴尼的声音很软,我们都围着凑近听她说。阿米特一边看着喝了一半的咖啡一边听,阿尔蒂则注视着外面这个炎热的清晨和修剪过的花园。

“同时她的血小板水平降到了很危险的程度。唾液还没有控制住,所以她都不能再说话了,更不用说自己吃东西。医生建议用另一种药,要17万卢比,号称能恢复她的身体系统,控制唾液分泌。但结果还是没用。医生说,‘当然没用。所有的药都被透析冲走了。’

“那里像地狱一样。重症病房里病人的死亡率非常高,时时刻刻都很慌乱,没人照顾阿米特的母亲。医生从不去看她,他们和病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们不能进去看她,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们任何事,只会说‘她需要用更多药’。我们除了付账单以外,什么都做不了。每天晚上,我们会收到白天的账单,然后用从亲戚那里借来的现金付清。你去会计部的时候,能看到大把大把1000和500卢比的钞票被送去银行。”

阿尔蒂一脸挖苦地大笑起来。希巴尼继续说,“我们要求带她离开重症病房,那里太贵了,所以他们就把她安排进普通病房,我们总算可以和她在一起。但她的情况非常差,得了褥疮。她一直在哭,说的话只有一句,‘带我走!’

“我们问医生要怎么办。他们说,‘她不吃东西,我们要在她胃上开一个洞,这样就能喂她了。’就在我们和医生讨论的时候,一个护士进来,告诉我们阿米特的妈妈走了。”

希巴尼回忆这段的时候,阿米特泪如泉涌。

她说:“然后你知道那个医生说什么吗?他说也许如果我们把她送回重症病房,给她用呼吸机,她就会活过来。我们可以试试。然后我说,‘有个条件,我要一直在她旁边看着。’医生说,‘家人是不能进重症病房的。’于是我们说,‘那我们不做了。’医生说,‘没问题,如果你们不希望你们的母亲活过来……我是说她有1%的希望可以活过来。你们是什么人,能决定她不应该活下来?但是如果你们没钱了……’

“但我们不干了。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这么告诉医生,他就走了。

“我们进去看阿米特的母亲,马上有人来收剩下的治疗费。他们隔着她的尸体对我们说,‘你还有20万卢比没有付,请先付清。’没有表现出一点尊重,他们在她的尸体前就这样说。在印度,我们尊重死者。你知道吗,他们很无礼。”

阿米特插进来说:“火葬我母亲的时候,祭司告诉我们,她的骨头都变成粉末了。”

随着这些回忆的涌现,希巴尼开始变得非常愤怒。

“人们无缘无故地死去,”她说,“至少我们还有点钱。我们遇到过有些人保险金用完了就被赶出医院,医生连刀口都懒得给他们缝上。当然,一点钱都没有的人连一点机会也没有。”

“这些医院完全就是腐败,”阿尔蒂说,“病人只是他们获取利润的工具,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任何诊断不了的病,他们都说是癌症,因为这样就可以给你用最贵的药。人性正在从这个崇尚宗教和灵性的国家消逝。现在这里行善少,作恶多。”

被金钱淹没的印度折叠

“你丈夫怎么了?”我问阿尔蒂。

“他也是在这里去世的,在阿米特母亲去世之前。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四十三年,非常美好。他的家族很有名望。他家有著名的记者和学者,还有电影明星。他事业很成功,我们也进入了很好的社交圈,德里的权贵我都认识。”

阿尔蒂得花一分钟来讲清楚自己的阶级地位。她的故事格外有分量,因为她是有来头的人。

“我丈夫从来没生过病。他身高约一米八五,很魁梧。他从来不戴眼镜,这辈子没看过牙医,所有牙齿都是自己的,没一颗义齿。他打羽毛球,七十岁的时候,连三十五岁的年轻人都经常不是他的对手。他从来不午睡。我们结婚的四十三年里,除了几次感冒,还有一次严重受伤,我不记得他生过什么病。

“2009年10月,所有的事都乱套了。11月4日,他开始住院,第二年的2月5日,他就走了。

“他们没做诊断就开始化疗!他们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医生们都很有名,我觉得他们说什么我就得做什么。但是每次听他们的话,我丈夫的情况就更差了。只有我不听他们的时候,他才好一点。

“我把他从那家医院接出来,去了另一家医院。我把他所有的报告都带过去了,但他们仍想把每个指标都重测一遍,绝对是很夸张的过度化验。他们说想给他做淋巴结活检,结果因为用了太多药,他的淋巴肿起来了。这个检查应该就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的简单操作。

“做那个检查的前一天晚上,我睡在病房里。中间我忽然醒了,病房里很暗,肯定已经是凌晨1点了,我看到房间里站了一个很美的护士。如果你看见她,你会说,‘多美的一个女人!’我睁开眼睛,看见这个美丽至极的女人站在我丈夫床边。她拿了一张表格给他签字,让他同意医院用全身麻醉做一个贵得多的检查。你能想象吗?我丈夫因为那些药几乎都神经错乱了,他难道能在半夜醒过来看见房间里这位天使并在一张纸上签字?第二天早上,我就带着我丈夫离开那家医院了。”

印度医疗体系阴险地结合了价格高昂和信息透明度低的特点,导致病人们极度恐慌,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病人们会去看二十个医生,因为他们哪个都不值得信任。于是他们中断治疗,更换医院,结果就是无法获得持续的治疗。

“我们去了另一家医院,我丈夫开始好转。过了几天,他可以出院了,可他们想从他身上赚更多钱,于是就在验血结果上造假。

“他已经准备要出院了,他在戴围巾。他讨厌在医院里,很高兴可以走了。往常,验血结果会自动显示在房间的显示器上,那天早上却没有。

“我去问结果为什么没出来,没人能回答我。医生说:‘我来给化验室打电话。’他看着我,完全没有听电话那头在讲什么,然后就告诉我,我丈夫的血小板降到四万三了,他需要紧急输血。

“我一下子就慌了。如果他的血小板在十小时里降了那么多,那接下来还会降多少?如果回家的话,他肯定会昏迷的。‘对不起亲爱的,’我说,‘但你要输血。’我很慌乱,完全没想到可能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到了晚上,所有献血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开始前,他们按照流程又验了一次血。这次我坚持要看结果,结果我丈夫的血小板是九万。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他的血小板就没有降过 !那天早上他们不给我们看化验结果,这样他们就能卖掉一次要5万卢比的输血疗程。

“是这家医院杀了他。他们太喜欢乱开药了,就这么杀了他。之前,他已经开始好转。他来这里的重症病房之后,这个病房(也就是阿尔蒂和阿米特、希巴尼认识的地方)了结了他。我就离开了几分钟,回来的时候他浑身都是管子。他大声呻吟,喘得很厉害,脖子两边都有烧伤的痕迹,这些我从来都没得到过解释。

“我们没有医疗保险,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出的。医院想让他用一个月呼吸机,这样他们就能收费300万卢比。他们还想让他做透析,因为他们有一个新的透析机——但他的肾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可怕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我遇到一个妇女,她来看心脏病。由于做了各种化验测试,她的两条手臂从手腕到肩都发青。一个心脏病人需要做多少化验?但你不能问这种问题,法律上医生完全可以不回答。他们让你在每个阶段签各种表格,好让自己免责。他们经常给你开些奇贵无比的特效药或者其他什么万能药,你花了四五百万卢比倾尽所有之后,他们交给你一个死人,让你滚出去。”

我们的咖啡凉了。

暴富之后,何去何从

“德里的派对不好玩,兄弟!在孟买,就算大家都吸可卡因,和那些人在一起也很好玩。这里不是那样的。德里的人是疯子,他们去派对只为了自我逃避,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他们都太混蛋了。当你进入那种心态,你就会变成一坨闷闷不乐的屎。你去德里的派对,看到这个角落里坐着两个人,那个角落里坐着三个人,外面有四个人在抽烟。没人说话。这里就是这个样子。”和我聊天的是克里什,一个退休的毒品贩子,这方面的事他什么都知道。

“我的生意是从果阿(印度面积最小的一个邦)和默纳利(印度的一个城镇)开始的,但我很快就进入了这些城市的关系网。不管德里哪里有派对,我一般都在。在德里,没有毒品什么都干不成,所以如果没有我,根本就没有派对。没有我,就没有‘时尚周’。

“时尚周的时候,他们会给我打电话,确保我会来,然后他们就给我在办活动的酒店订一间房。任何要办秀的设计师都会事先给我打电话说,‘兄弟,你那天一定要到。’为了时尚周,你在一两天内轻轻松松就需要一两百克。以前我什么东西都弄得到。我很完美。大家都信任我,因为我从来没有搞砸过。我会干完自己的事,然后走开。

“每个人都用,老板!大政治家、大企业家、时尚界、媒体——所有人。但是在德里,你在外面看不到太多,都是在‘农舍(德里城市南边的富豪和官僚的别墅)’里。那些吸很多可卡因的人不出来的。‘农舍’地区就是个毒窝。现在我根本不喜欢去那里。

“德里以前很好玩。2001年以前,我们常常在‘农舍’里开锐舞派对。那很好玩,大家想听音乐,派对都是在室外的。没错,各种毒品都有,但是没人抽可卡因。会有摇头丸,但是没有可卡因。大家互相都很友爱,派对上人不会很多,大家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们只是想跳舞。现在这些派对都停了,没人在乎音乐。大家都穿上自己昂贵的衣服,所以他们需要空调。你不能在封闭的房间里抽摇头丸,知道吗,你得在外面跳舞。你不能在房间里抽,然后就坐在那里。所以可卡因对现在的人来说更方便。”

“可卡因已经取代了所有的东西。人们想要可卡因带给他们的那种感觉。为了追到女孩子,为了让别人崇拜,在自己‘农舍’开派对的富人们不能开一个没有那种感觉的派对。他们很有钱,但没有可卡因他们感觉不到自己有钱。如果有人要办一个‘农舍’派对,他们会花50万卢比在可卡因上。

“而且可卡因对那些要工作的人来说很好。如果你一整个晚上都在抽摇头丸或致幻剂,那么第二天你什么事都做不了。换成可卡因的话,第二天你照常工作。我知道有很多人过着二十四小时不停的日子。就像有个政治家,他两三天不睡觉。他就是过完夜生活,往脸上拍点水,穿上西装,然后在各种会议上精神好得要命的那种人,你能看得出来的。可卡因对那种生活很好。如果是其他毒品,你没办法那样,第二天你浑身都瘫了。

“所以现在没有周末——每天都是周末。会有人打电话给我,‘兄弟,你能给我搞点儿吗?’我心想,‘今天是星期一啊!’

“去五星级酒店,厕所总是人很多的,朋友!甚至在酒吧也一样,大家都知道。他们知道如果对一个人说不能在那儿抽,其他十个人也就不来了。他们不想丢掉生意,所以他们容忍这种事。你得让你的酒吧热闹,所以你不能惹那些毒虫,否则下次他们就不来了,还会告诉其他人都不要来。

“你可能会被抓,但并不是真的被抓。警察拿了钱就会走人。一般只有那些黑人被抓的时候,才是真倒霉了。大多数吸可卡因的人都是互相有关系的。所以就算警察抓了某人,他们也会接到另一个人的电话,说‘兄弟,那是我朋友,帮个忙吧’。然后警察就对被抓的人说:‘给我们钱,给完就滚吧。’对他们来说,这就像是某种生意。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抓到一个政客的儿子,那就是中了大奖。

“德里吸毒的情况比其他城市更严重,因为在德里做事的是那些已经有了钱的人。他们有产业和生意,并靠那些生活,所以他们工不工作都没关系。在孟买,没人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因为你身边不会有其他人。每个人都在上班。即使是富人,他们仍旧要上班。他们这样那样地乱来,但是第二天早上,你会看到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在德里这儿,有一种皇宫的感觉。德里人会下午给别人打电话说:‘哦,你干嘛呢?’‘没干嘛。’‘好啊,来喝一杯吧亲爱的。’然后你就去了。你去他们家里,每天晚上你都会看到十个或者十五个人。在孟买没时间做那种事。

“这里的富人是真的操蛋。这些人甚至根本就不付钱给佣人和那些为他们工作的人,但是他们能够随随便便一晚上在毒品上面就花掉5万卢比。特别是男孩子,德里的男孩子花太多钱了——他们去俱乐部、找女人、喝酒、买可卡因。部分原因是德里公共场所的女孩子比孟买的少,男人们疯了似地竞争。德里的女孩子则更受保护,大多数都和父母住。而在孟买,她们像男孩子一样自己在外面租房子。”

“可卡因已经取代了所有的东西。人们想要可卡因带给他们的那种感觉。为了追到女孩子,为了让别人崇拜,在自己‘农舍’开派对的富人们不能开一个没有那种感觉的派对。他们很有钱,但没有可卡因他们感觉不到自己有钱。如果有人要办一个‘农舍’派对,他们会花50万卢比在可卡因上。

“而且可卡因对那些要工作的人来说很好。如果你一整个晚上都在抽摇头丸或致幻剂,那么第二天你什么事都做不了。换成可卡因的话,第二天你照常工作。我知道有很多人过着二十四小时不停的日子。就像有个政治家,他两三天不睡觉。他就是过完夜生活,往脸上拍点水,穿上西装,然后在各种会议上精神好得要命的那种人,你能看得出来的。可卡因对那种生活很好。如果是其他毒品,你没办法那样,第二天你浑身都瘫了。

“所以现在没有周末——每天都是周末。会有人打电话给我,‘兄弟,你能给我搞点儿吗?’我心想,‘今天是星期一啊!’

“去五星级酒店,厕所总是人很多的,朋友!甚至在酒吧也一样,大家都知道。他们知道如果对一个人说不能在那儿抽,其他十个人也就不来了。他们不想丢掉生意,所以他们容忍这种事。你得让你的酒吧热闹,所以你不能惹那些毒虫,否则下次他们就不来了,还会告诉其他人都不要来。

“你可能会被抓,但并不是真的被抓。警察拿了钱就会走人。一般只有那些黑人被抓的时候,才是真倒霉了。大多数吸可卡因的人都是互相有关系的。所以就算警察抓了某人,他们也会接到另一个人的电话,说‘兄弟,那是我朋友,帮个忙吧’。然后警察就对被抓的人说:‘给我们钱,给完就滚吧。’对他们来说,这就像是某种生意。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抓到一个政客的儿子,那就是中了大奖。

“德里吸毒的情况比其他城市更严重,因为在德里做事的是那些已经有了钱的人。他们有产业和生意,并靠那些生活,所以他们工不工作都没关系。在孟买,没人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因为你身边不会有其他人。每个人都在上班。即使是富人,他们仍旧要上班。他们这样那样地乱来,但是第二天早上,你会看到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在德里这儿,有一种皇宫的感觉。德里人会下午给别人打电话说:‘哦,你干嘛呢?’‘没干嘛。’‘好啊,来喝一杯吧亲爱的。’然后你就去了。你去他们家里,每天晚上你都会看到十个或者十五个人。在孟买没时间做那种事。

“这里的富人是真的操蛋。这些人甚至根本就不付钱给佣人和那些为他们工作的人,但是他们能够随随便便一晚上在毒品上面就花掉5万卢比。特别是男孩子,德里的男孩子花太多钱了——他们去俱乐部、找女人、喝酒、买可卡因。部分原因是德里公共场所的女孩子比孟买的少,男人们疯了似地竞争。德里的女孩子则更受保护,大多数都和父母住。而在孟买,她们像男孩子一样自己在外面租房子。”

“我认识一个家伙,住在一栋‘农舍’里。我昨天还在他家。

“他不工作,就自己一个人。进了他家大门以后,你得开一公里才能到他的宫殿。他把自己的房子弄得像伦敦的那种老房子,车子在房子前面排成扇形。他每次买车,花在改装上的钱比车本身还要贵。不管买了什么车,他都会打电话给改装的人,让装上这个那个的。于是他就有了这排兰博基尼、法拉利、玛莎拉蒂和路虎。他还有老爷车。这家伙脑子里想的尽是:‘好吧,哪个家伙能给我弄到最好的可卡因?城里有哪些新的女孩子?’他尽做这些事。

“他的朋友也和他一样。他们所有人都那个样子。他们不需要工作个一百年,就能花那么多钱,而且这些钱仍然花不完。他有一间很大很大的公司,钱都已经赚好了。这座城市里有太多像他这样的人了。他们都足够聪明,哥们儿!有些人上过牛津,做过超级厉害的事。但一旦这些东西进了你的脑子,事情就完了,每件事。

“我见过人们失去一切。失掉朋友、家人。失掉自己。他们变得疯癫,疯得一塌糊涂。人们毁掉一切,也不工作,彻底迷失了。这些哥们儿抽得太多了,一天到晚都处于兴奋状态。他们没办法和人交际,抖得跟傻帽一样,然后就开始喊。就像电影《猜火车》里一样,他们都崩溃了。”

在经历过像印度市场自由化这样的经济动荡之后,当巨额财富在一片混乱中落到了富人手里,富人无法轻易解释财富是如何或为何到了他们那儿的,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整件事情是多么专横。他们获得财富靠的是几种要素的结合:运气、关系、暴力和诡计,这些都和个人没有任何关系,其他人也都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

在某种意义上,财富仍然是外在的,并没有一种“我的”财富的感觉。看看他们的房子和喷气式飞机,他们遭受着一种深刻错觉的折磨,他们发现很难“感觉到”富有。他们喜欢对资产进行实物上和法律上的控制,但这并没有转化为一种对所有权的内在安全感。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在这个穷困的国家缺乏代表性,而且整个社会并不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他们应得的。他们经常被称为盗贼和强盗,而对此的激烈否认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相信这种说法。

“为什么这会发生在我身上?”他们问自己。由于答案并不是他们愿意听到的,他们便沉迷于能让自己分心的东西。但即使是德里无穷无尽的毒品和派对也无法斩断他们的焦虑——他们害怕这些东西可能轻易而迅速地从自己手里被拿走。

在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席卷世界的今日,被金钱资本淹没的德里既是许多城市共同的过去,也是许多城市无可避免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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