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骗低保的恶妇

1

我的老家地处赣西平原的袁河之滨，世代以种植水稻和棉花为生。在那个房子日新、村民日老的村子里，我的父母亲及他们的同辈，依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常年比邻而居的村民，让整个村子每天都滋生着无数的是非口舌。

李贞妹的家在我家后面，大门正对着我家厨房后门。这几年，我每次回家，都能从她跟我打招呼的态度上，分辨出她与我父母最近的关系如何。

2017年暑假我回到家，一身艳装的李贞妹站在门口，见我走近，一声不吭一扭头就进了屋——这是少有的事，李贞妹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也是她小儿子建平儿时最好的伙伴。就算现在我早已成家在外，但每次我一回来，她还是会来聊上几句的。

不一会儿，李贞妹又出来了，手中端起一箥箕谷子，站在门口，嘴里招呼着她家那一大群公鸡母鸡还有线鸡（阉鸡），准备喂食。

看到她家的鸡，我赞叹道：“真会养，贞妹（在我们村，除了‘三亲’之外，无论老幼，都是直呼其名），今年养这么多鸡，准备自己吃还是卖啊？”

“卖？不卖。”李贞妹抬头看了我一眼，顿了一下，又补充道，“自己吃呗。”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劝父母：“辛苦了一辈子，老了，不要舍不得吃。你看后门的李贞妹家，养那么多鸡，人家就舍得吃。”

“这死婆子！”母亲一听我提她，就骂了起来，“她哪年不养那么多鸡？除了过年过节，你什么时候见她杀过鸡吃？她那群鸡啊，全送给当官的和相好的了！”

“哎，你好好说，干嘛骂人家。”我不满母亲的说话方式，但还是问道，“给当官的送鸡干嘛？”

“吃低保啊。他们家，这死婆子，那个老乌龟（李贞妹丈夫廖有发），还有建平——一个正儿八经的年轻人——一家人有手有脚，有儿有女，三口人全吃了低保！”母亲不忿。

“本来，这么多年邻居，虽然很多人说她闲话，但我从来没说过。但这死婆子，这几年像神经病一样，见到有人低声说话，她就疑神疑鬼。前几天，我和小燕在水渠边洗衣服，讲到咱家有只鸡不吃食，怀疑是不是打鸡瘟的时候，她一股子劲走过来说：‘我家养几只鸡你眼红是吧？你家鸡才打鸡瘟……’我和小燕都听得莫名其妙，我说讲的是我家的鸡，她根本就不信，又哭又骂，说村里没一个好人，个个都巴不得她家去讨饭才好……”母亲这才向我解释了她和李贞妹态度古怪的缘由。

“有发去年摔断了腿，现在还有点瘸；建平年龄是不大，但背也确实有问题。他们家吃低保，也勉强说得过去吧——只是不知道李贞妹（吃低保）是个什么由头。”我把话题重新引回到低保。

母亲没接话，父亲却笑了：“你根本不了解农村的事情。农村的低保是孤寡（无儿无女）、纯女户（没有儿子）、身体不好干不了活、年满60岁以上的优先——他家还够不上。有发腿是瘸，但现在已经不影响干活了，照样种以往那么多的田；李贞妹说自己有高血压，不过哪个人到这个年纪没点病；建平就更不用说了，今年才40岁……”

农村的低保费并不多，每月每人也就两三百元，但要是一家三口同领，一年就有将近万元，基本也能囊括一家子全年的零散开支了。再加上电费、有线、宽带、通讯费全免，看病大比例报销，低保就非常诱惑人了。

后来，我在网上查了一下《2017-2018年江西省低保标准新规定》，正如我父亲所说，无论哪一条，她家均不俱备。

2

回想起来，这些年李贞妹家过得实在是令人侧目。

廖有发是个裁缝，身材矮小，不擅言语。因为从小就学做衣裳，结婚时背已微驼。李贞妹年轻时算得上是村里“一枝花”，之所以“屈尊下嫁”，自然是看中了廖家世代的裁缝手艺——在70年代，任何一门手艺，都比在田里挣工分强。

结婚没几天，有发就当兵去了。几年后复员回来，李贞妹给了他一个浓眉大眼、粗粗壮壮的两岁大儿子，叫建兵。

村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每天一到吃饭时间，李贞妹在家里总是会给村里一个叫青根的男人留个位子，青根到点端着碗来，吃完之后，再端着空碗回去。

有次吃完饭，望着青根高大的背影，有发敢怒不敢言，摔了个碗来表达心中的怒气。可这一摔，李贞妹倒一拍桌子，指着有发的脑袋，破口大骂起来：“你个打短命的，还摔碗？！你要有本事，就去和青根打一架，有本事打赢了，他自己就不会来了。老娘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种三棍子打不出两个响屁、光会摔碗的人，有本事，不要吃老娘煮的饭！”

自那之后，有发再也没有说过什么。

几年之后，李贞妹陆续生下了二儿子建平和小女儿小惠，这兄妹俩，倒是完全遗传了有发的基因，身材细小，脾气急，又懦弱。

家里人丁增多，有发愈发忙碌了，终日在外给人缝制衣服，在家的时间也更少了。他不在家的大部分时间里，家里的位置都由青根填补着，建兵、建平、小惠早已把他视作家人，反倒是一天到晚在外挣钱的有发，却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因为生了让人羡慕的二儿一女，老公又是个村里吃香的裁缝，李贞妹当年常常以一个成功母亲的口吻，对村里其他的年轻母亲们口传身教自己的育儿经验。

她家隔壁住的是福生一家，有二女一儿，家教极严，不管儿子还是女儿，只要偷懒、闯祸被福生知道了，无一例外都会受到惩罚：轻则跪杵棍，重则再打屁股或者手心。

每次听到隔壁家小孩伴随着大人的骂斥声一哭叫，李贞妹就会马上跑过去：“干嘛呢干嘛呢？小孩子他懂什么，要这样打？你不怕打得他以后不认你这个爸？”

“让他长点记性。”福生回答。

李贞妹劝不住福生，就悄悄对福生老婆刘英说：“男孩子还是少打点好，打得太老实了，以后在外面会受人欺侮的。”

刘英只是笑笑，也没听她的。

李贞妹并不气馁，依然宣传着她的育子观：“男孩子就是应该宠，不用管，这样才会有出息。”

其实，小时候，喜欢惯孩子的李贞妹，留给我的印象倒不坏。除了对自己的丈夫刻薄一点外，她为人爽快，她家也一直是我们一帮小孩子的乐园。我们一群小孩常聚在她家打牌，吵吵闹闹，她也从不生气，还经常端出瓜子、花生招待我们。

廖家三兄妹同我们一起慢慢长大，只有老大建兵常常游离在我们这群孩子之外。建兵从小人高马大，在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经常在学校把同学打得头破血流。李贞妹也经常被老师叫到学校去给别的同学家长赔礼道歉或者挨老师们的训。大多数的时候，李贞妹并不把这当回事：“男孩子嘛，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么？”

建兵的不合群源于他的暴躁脾气——他与谁都相处不来，17岁初中毕业后，他待在家里常常一整天一句话都不说，偶尔有几句不得不说的话，也多是通知或者命令式的：“我晚上不回来了”或者“给我50块钱，我要用”，如果有发或者李贞妹多问一句，他就会立刻暴躁起来：“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建平和小惠一直惧怕这个大哥，向来不敢做声。家里能与建兵直接交流的，就只剩下了作为母亲的李贞妹。这个在众人眼中品性怪异的老大，一直是她心中的骄傲：“男孩子就应该是这样，不婆婆妈妈，说干什么就干什么。”

3

建兵初中毕业后，18岁一过就离开家一个人去了广东打工，之后几年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那几年建兵的去向一直是谜，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干了什么。他其间没有回过家，更没有给家汇过一分钱，仅有的一封来信，还是刚到广东时的平安信，短短不到一百个字。

那是李贞妹最难受的日子，平常要面子的她，虽然尽量装着无所谓，但每每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外出打工后隔三差五就寄信、汇款回来，还是一脸羡慕。当有人问“你家建兵给你寄多少钱回来”，李贞妹就骂道：“那打短命的，一死出去就把家都忘了，哪还有钱寄给我！”

话毕，眼圈就红了，赶紧转过身去。

之后，村里就再无人问过这事。

5年过去，一直杳无音讯的建兵突然回了家，理着一个当时很少见的平头，还拖着一个大旅行箱，像个公子哥一样。

李贞妹一下子扬眉吐气起来，后来的几天里，她逢人就说自己大儿子这几年来的经历：“我说这打短命的，干嘛几年信没一封钱没一分，原来是进了一家封闭厂，说是搞什么军事化管理，所有吃喝拉撒，都在厂里，不能出来。他也懒，不出来就不出来，一待就是5年……”

“在一个厂待了5年，还没出去过，那攒了不少钱吧？你家建兵这次拖一大箱回来，别不是装了一箱钱吧？”有人接过去问。

“钱？鬼晓得。挣多挣少，反正都是他的，我们不会要——他人回来我就高兴！”李贞妹不承认也不否认。

于是，有人就当面恭喜起她，说建兵娶老婆就不用她操心了。

但背地里，村里人却是另一种说法：这几年建兵打什么工？肯定是吃了牢饭——那露着黝青头皮的平头，是只有从牢里出来的人才有的发型。至于李贞妹的说辞，村里更没人信——平常不能出来，过年也不能出来？广东封闭式管理的厂子，村里很多孩子都进过，一样可以写信、打钱。

建兵回来后，再也没出去过打工，而是在李贞妹的安排下很快结婚了。新娘子是附近村上的一个姑娘，论长相，倒是与相貌堂堂的建兵天生一对；论脾气，也不小，建兵结婚一个月，李贞妹就领教了儿媳妇的厉害——廖家被小俩口分了家。

新房子给了建兵，李贞妹一大家子再次回到老屋住。面对众人的笑话，李贞妹圆着说：“也好，我管了建兵二十几年，也累了，现在有人来帮我管，我倒是省心了。”

但建兵的老婆，最终还是没能管住丈夫：婚后第一年，俩人在家种田，整个农忙时节，她只能看着丈夫好吃懒做，什么活都不干；第二年，她逼着丈夫去市中心租了一间小屋，自己做起腐竹、干笋、木耳等干货生意，手把手教丈夫怎么挑拣选货、谈价，拿回来之后再由她零售。

夫妻俩在城市待了几年，原地踏步，并没有赚到什么钱。后来听建兵老婆哭诉说，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争吵——建兵经常拿着进货的钱消失几天，等回来里时总是蓬头垢面、身无分文。面对老婆的大怒，建兵要么一声不吭，要么就一巴掌甩向她——总之，日子过得一塌糊涂。

4

建兵两口子在城里的那段时间，他们的儿子廖龙出生了。看在儿子的份上，建兵老婆将婚姻又维持了一些日子，直到2000年，建兵因盗窃获刑，这才终于跟他离了婚，把儿子直接丢给了婆婆李贞妹。

也是在这一年，刚满20岁的小惠嫁给了市里的一位司机；在外打工几年的建平也回到了家里，不久之后，人们就发现建平有些不正常了——他的背非常僵硬，弯腰都困难，再加上渐圆的身躯与迟缓的步伐，只有22岁的他，看起来就像是个老人。

在去看了很多医生后，建平依然没有任何改变，李贞妹一家也就放弃了。从此，建平就一直待在家里，干着他小时候专门干的活：看管一头大黄牛，直到今天。

李贞妹开始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孙子廖龙身上。

可廖龙带给李贞妹一家的，并不是快乐与希望。

这小孩似乎生来就是个坏胚：还没学会说话走路时，他就学会了对他面前的任何人伸手要吃的、要玩的，不给，就冲人吐口水；两岁刚会说话，就能像村里最厉害的泼妇一样骂人了；等到了三岁会走会跑后，周围的邻居家全遭了秧，今天这家的母鸡被他扯掉一半毛，明天那家一树还没熟的青枣，全被他用砖头砸得一个不剩；走在路上，和他面对面相遇，你多看了他一眼，他都会突然蹦出一句“看你妈个X”，你要是回骂一句，他就会马上跑开，再捡起一颗石子，恶狠狠地扔过来。

没有人会真的跟那么屁大的一个小孩计较，很多时候，也就是骂一句“这没教养的”完事。但村里附近几个与廖龙差不多大的孩子，被廖龙屡次欺负以后都不干了，隔三差五，他们的爷爷奶奶就会找上门来向李贞妹讨公道：

“你家廖龙要好好管下！”

“以后再这样打我们家小孩，别怪我不客气！”

控诉一番后，大家也就气呼呼地走了——他们知道，“告状”并没有什么用。

每次有人来告状，李贞妹都会大声问孙子：“某某，还有某某，他脸上的、还有脖子上的那些印子（抓痕），是不是你弄的？”

面对奶奶的大声斥问，四五岁的廖龙也用同样大小的声音，尖锐地回答所有人：“不是我，不是我打的！他们自己抓的！不关我的事！”

待讨说法的人走后，李贞妹就对围观的人说：“我就说嘛，不可能是我家廖龙打的，就是他打的，也是小孩子一起玩，不小心弄的，小孩子不会说假话！”

有时说到最后，李贞妹还会自己生起气来：“这些人，不就是想让我打我孙子吗？哼，你们越想让我打，我越不打！”

一天，我路过一个有小孩的人家门口时，听到爷爷正在教孙子：“以后廖龙再打你，你就捡砖头砸他！没有砖头，就捡石头，石头没有，地上沙子也可以抓一把，洒到他的眼睛里，记住了吗？！”

5

李贞妹因为这个孙子，与周围的村民开始交恶。等到廖龙十几岁的时候，四周的邻里，几乎都没人与她说话了。

这些平日不声不响的邻居们，每天都在看她家的笑话。

十三四岁的廖龙已经有了大人的模样，他寡言又神经质的性格，顽劣不堪的品行，比起他的父亲建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时的廖龙已经基本不落家了。镇上有一帮专门混迹网吧、歌厅兼盗窃的小混混团体，全是未成年的孩子，廖龙作为其中一员，一天到晚，游荡在镇上的每一个角落。

每隔几天，廖龙都会回家一趟。他回来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钱。

我碰见过一次廖龙回家讨钱：那天大约是晚上8点钟，后面李贞妹家的大门“呯”的一声被推开，接着是“咣”的一声，一只不锈钢脸盆被丢了出来，然后是一声歇斯底里的大叫：“快拿来——不拿是么！”接着又是“咣”，一只桶子被重重丢了出来，砸在了我家后墙上。

我正想出去看看，父亲拦住我：“他家的事最好别管，看都不要看！”

伴随着廖龙“拿不拿？快给老子拿出来！”的咆哮，我从我家厨房的窗户看到李贞妹家里的生活用品被一件一件丢了出来，椅子、被子、电饭煲，扔得满地都是。

终于，廖龙的爷爷、那个木讷了一辈子的有发急了，他嘶哑着嗓子喊了一声：“扔吧，扔吧，再扔——看我不打你！”

“呵！老棺材，打我？！来啊……”廖龙更加变本加厉地往外面扔着东西。

李贞妹一直冷眼旁观，眼看要打起来了，这才一把拽住有发的手，气急败坏地说道：“走，我们走，让他自己在这扔！”作为叔叔的建平也默不做声地随着父母走出家门，站到外面，任由侄子一个人在家叫骂、砸东西。

村里人家住得很紧凑，平常丢只鸡都能聚拢一大帮人，但李贞妹家闹得这么厉害，居然一个看热闹的人都没有，真是奇了。父亲解释道：“每次都是这样，最多隔两三个月，廖龙就会回来一次。要是不给钱，或者钱稍微给晚了，就砸东西。”

“要钱就给？这个样子还不管管？”

“谁管？哼哼，李贞妹当家，她不管，哪个敢管？当然了，要管肯定管得住，还不是因为她从小就舍不得打？像今天这样，就该吊起来打一顿，你看管用不管用——话说回来，现在是彻底没救了，他家这个孙子已经彻底废在李贞妹手上了。”

父亲说，廖龙至少已经进过两次拘留所了，但因年龄较小，都是从轻处罚，“以后如果再犯，估计就直接坐牢了”。

“建兵呢，也不管儿子了吗？”我突然想起廖龙的爸爸，已经好多年没见到了。

“建兵？吃喝嫖赌样样俱全，能把自己管管就不错了。他没钱花的时候，还不照样向两个老家伙要……都是上辈子欠的。”

我一时无语。

6

在此之前，村里很多人对李贞妹如此毫无底线地惯着那个不成器的孙子很是不解。但随着李贞妹与王小英关系的走近，看着她们迅速发展到亲如姐妹一般，大家似乎有些明白了。

王小英一家住在村子的另一头，平常与我们来往并不多。王小英有个独生儿子，叫细宝。在我记忆里，细宝一直是一个形象模糊的小男孩，沉默寡言，独来独往。直到有一年，我听说细宝在市里犯抢劫与故意伤害罪被判了3年刑，才有些吃惊。

出狱后，细宝完成了他人生中这一“质”的飞跃：不到一年，他就在市区买了房，还买了一台小车。每次回家，都带着两个女孩，并且这两个女孩还同时怀了孕。这使得王小英每一次出现在村人眼前，都是一脸的神气。

李贞妹每次见到细宝，总是不迭声地夸赞：“还是细宝有出息！”

转过头来，李贞妹的话就变成了：“坐过牢的孩子就是有出息！”每次说完，都会一脸期待地望向自己的孙子廖龙。

这话虽然听着别扭，但却是有事实依据的。在我们这里，这几年有头有脸的、混出点名堂的人，几乎都是蹲过监狱或者混混出身。坐牢对于村里人早就不是件让人羞耻的事情了，相反，坐牢的人出来之后，倒有了一种炫耀的资本，能让身边能聚起“小弟”无数，前呼后拥，吃香喝辣。这源于我们村的人对“成功者”的膜拜——只要你有钱，能搞很多女人，认识很多混混，能摆平很多事情，那么，你就是“成功者”。

可不管李贞妹怎么期待，建兵与廖龙父子非但没有“出息”起来，反而胃口越来越大，跟家要的钱更多了，脾气也更坏了。

李贞妹老俩口已经是一年比一年衰老。有发早不做衣服了，缝纫机锈成了一堆废铁，为了贴补生活，年愈七旬的他天天骑着电动车跑去十里外的一个工地给人做小工，一天挣个六七十块钱。结果在一个下雨天，转弯路滑，摔了一跤，直接把大腿骨摔断了。

有发的腿一断，这个家就基本接近散架了。李贞妹不允许把丈夫送医，说没钱，又说：“都这么大、死都快死的年纪，去看也是浪费钱。”

两个儿子默不做声地站在了母亲这一边，直到小惠赶到，女儿女婿掏了钱，才把有发送进了医院。

有发的腿好后，虽然落下点残疾，但大部分农活也还是能照干，只是外面再没人请他做工了。

7

随着廖龙回家要钱越来越频繁，李贞妹还没等到儿子和孙子“出息”，就已经开始支撑不住了。

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隔壁福生家。

福生的儿子志强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工作，成家落户后，于2015年年底正式把老俩口也接了过去安度晚年。走之前，福生感慨：“这辈子，操劳一世，原先是打算不指望任何人的。可等到老了，发现还是得靠儿女。人老了，要没一个依靠，像我们俩口子现在一身病，日子真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那天，听完福生的话，李贞妹站在门口，呆愣了很久。

在那之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李贞妹有事没事总爱往村东跑。当时有邻居们猜测说，村西没人和她说话，就只能到村东去找人聊天了。但很快，人们就发现，李贞妹到了村东，只去村支书金生和村主任水牛家串门。每次过去，都一口一个“书记”、“主任”不离嘴，脸上挂满了盈盈的笑意。

“我姑爷刚从新余给我带来几只鱿鱼，吃不完，书记，我带只给你尝尝……”李贞妹每次去，总会提点东西，不等金生和水牛推辞，放下东西就走，边走边说，“又不是买的，都是送的。咱们俩家这么要好，这点小东西，你不要客气啦……”

李贞妹知道，这些都是小东西，平常大家也都吃得起，至多起个来往走动的作用，真要想办事，还是得要比较稀有珍贵的东西。

在江西的丘陵地带，很多地方都生长着檫树。这种树外形很像茶树，生长极为缓慢，野生的檫树一般需要十几年才能结果，檫籽榨出的油，因为产量稀少，又有食用与药用价值，就成了最炙手可热的送人礼品。前几年，因为产量实在低下，我们村种的近百亩檫树全砍了，如果想要，只能去十几里外的山上去釆摘，所以，就算是本地，檫籽也要卖五六十块钱一斤，还不一定买得到。每年10月份檫籽成熟的季节，李贞妹都把刚摘下来的檫籽拿回来榨油。一出油，她就用几个瓶子装好，趁夜分送到金生与水牛家里。

至于村里的另外一个“父母官”、生产队队长东根，则不需麻烦——东根是青根的五弟，有什么事，只要青根打声招呼就行了。

年底，一年一度的“低保申请”又开始了。

李贞妹早早提交了申请，理由是：“全家有病”——丈夫断腿，干不了农活；自己有高血压与风湿病，做不了重活；儿子长期患病，不能养活自己。

有了之前的打点，评审会就是一个过场，更像是一场闹剧。

父亲跟我说起评审现场的情况：

“之前有个申请人——老六，就是乱来，说自己家的大儿媳妇跑了，孙子孙女没有妈，二儿子三十多岁还没娶到老婆……而这家人，去年竟然通过申请吃了一年的低保。今年他家被否决的时候，老六老婆还在那里撒泼打滚，不依不饶，扬言要到镇上去告状，也是闹笑话。”

“最后有十几户过了评审，但最终是否能取得低保，则是由票数的多少决定。这个，就直接被操纵了——比如你三叔，一个鳏夫，两个女儿一嫁，就剩一个人，又全身是病——他的情况本来是最有资格申请到的，但他没去走关系，所以在投票时，他的申请就被排到了最后，而李贞妹一家，则排在最前面。那些当官的，都是把票投给前面的，排到最后，基本就等于落选了。”

村里人眼睛浅，最见不得的就是别人比自己多占了些便宜。这个低保，李贞妹一家虽是评上了，但吃的并不心安理得。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李贞妹家的早餐，从之前的米饭变成了稀粥。吃的时候，一家三口，每人端着一碗光溜溜的、清水一般的稀粥，就站在门外喝。当有过往邻人经过，他们就发出“吸溜吸溜”的声音，一个比一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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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南哥》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