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一个偷窥狂的同伴

前言 在「特稿」这个名词诞生之前，我们尚未知觉，却已经继承了一笔灿烂的遗产。 那些名字遥远，留下的词句漂洋过海，来到这里。 我们回望，同时眺望，大洋另一端，闪闪发亮的非虚构写作先驱。 我们将分享这些非虚构作家的写作故事，以及我们的感想。

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1932-). 被汤姆·沃尔夫称为“新新闻主义之父”，推动了“文学新闻”概念的定义和发展。

被引进出版的作品有《被仰望与被遗忘的》《王国与权力》《邻人之妻》等。

这一期我们聊聊他与偷窥者的故事；作家与记者、边缘人与特权阶层身份间的矛盾；一度滑向家庭与事业的低谷，以及他溯游求解的旅程。

甜美的失败

在介绍特立斯的第一部分，我们说到他最著名的几篇稿件，写作和采访的习惯，做一个被喜爱、被信任的记者，不只是特立斯采访的技巧，还和他小说化的写法有关。

1999年世界杯，盖伊·特立斯曾飞到过中国，采访一位和美国比赛时送了一球的中国女运动员，这是一场众目睽睽之下的巨大失败，而尴尬、挫败、耻感淤积的输家往往比赢家更有故事。而他的体育报道背景可以追溯到更早，中学时的特立斯本想通过校报的体育报道进入棒球队，没能成功，反而被镇上报纸注意。自此，他的体育报道每周会印发到整个小镇，旁边还会附上他的照片。

球员大多时候打不中，他不会直接点出，而是用语言柔化失败的场景。

他化用莎士比亚的 “生存还是毁灭”为“胜利还是失败”来描写球缓缓擦过球员、掉在地上的慢镜头，比起直白地描述球员没能接中，失败本身似乎少了许多难堪。

小镇里一次次比赛交替的只是输赢，不变的是参与比赛的球员，而没人想成为公开的失败者。当失败被特立斯蒙上一种略显悲壮的色彩，人人皆是英雄，至多偶尔失意，他的采访与报道，就这样和一场场赛事一起进行下去。

擅长等待的人

为了让故事进行下去，他可以比想象中更擅长等待。特立斯在2016年发行的新书《偷窥者旅馆》里讲述了一个偷窥者的故事，而此前他们二人已经了保持长达 30 余年的联络。1981年，特立斯所著的关于六十年代美国性解放的书籍《邻人之妻》面世，书中对性观念变迁的叙述吸引了一个叫杰罗德·福斯的男士，他通过《丹佛邮报》(Denver Post) 写信给特立斯，表明自己偷窥几十年，现为一家汽车旅馆老板，可以通过房间顶部的装置，偷窥每位顾客，并愿意为特立斯提供自己所做的大量详细记录。唯一的问题在于，为避免被追究刑事责任，他不愿意以真名出现在特立斯的报道里。

即便如此，盖伊·特立斯还是在一次出差的途中去拜访了这位偷窥者和他的旅馆，并且和他一起偷窥了一次，在此之后是漫长的通信。

福斯成长于一个性隔绝的环境中，9岁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偷窥到当时20多岁的姨妈，就此开启了无终止的窥私之旅。福斯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疯狂的窥私者，而是对人抱有无限的好奇心，他买下旅馆偷窥的原因，是研究人们怎样在社交和性的意义上主导自己的生活，并记录下了他观察过的大部分顾客的翔实资料，顾客的性别、年龄、体型，以及他们与性相关的、无关的，奇怪的、平庸的、暴力的等等所有活动通通被他写进偷窥者手记。他把这视为社会研究。

他成了盖伊·特立斯花30多年培养的信源，特立斯成为了他的倾听者、记述者，他的客人，他的同伴。

事实证明，这个信源并不可靠——几十年后，当年被偷窥过的顾客大多去世，特立斯终于说服福斯把这个故事公开讲出来——然而新书发行之际，故事的真实性出现种种纰漏，旅馆所有权变更的时间点、福斯声称自己目睹的凶杀案件都与官方记录有出入。

特立斯勃然大怒，指责福斯不是一个值得敬重的人；纽约客的编辑则把福斯看成是反社会人格。

那么，一个坚持记录真实的记者，如何面对报道真实性的纰漏？盖伊·特立斯曾放话不宣传新书，真实性稍有挽回，虽然偷窥确有其事，真相仍旧难以捉摸。

面对外界的质疑，特立斯与一个没有信誉、被描述成“反社会人格”的受访者，从伙伴变成敌人，又变成了“共御外侮”的战友。

风波始末被网飞(Netflix) 拍成纪录片《偷窥》，在故事之外，构成了一个更大的世界。透过它，偷窥者窥视顾客，盖伊·特立斯窥视偷窥者，而我们，窥视他们。

性与爱之旅

这已经不是“偷窥”第一次出现在特立斯的作品里。他在《王国与权力》（特立斯关于《纽约时报》的作品）的开篇这样写道：“大多数记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吹毛求疵。” 这里的英文原文就是 voyeur.

为了写偷窥者，盖伊·特立斯成为了他的同伴；为了写美国人的性解放，特立斯，一位丈夫、父亲、天主教徒，成了一家色情按摩店的经理，加入了裸体主义者大本营，写出了心目中自己最好的作品之一——《邻人之妻》。

这绝对是80年代美国的畅销书。而且在正式发售前，就已经让他足足赚了400万美元，但也让他背上了许多骂名。他采用浸入式的采访方法，自己成了性解放的一部分。他工作的按摩店离当时妻子南（南：特立斯妻子，高级编辑）所在的兰登书屋只隔了一个街区，随后加入的裸体大本营砂岩就在Ocean City（特立斯故乡）附近，惹得家人一并忍受议论纷纷。

即使是对自己的两个女儿，他也没有遮掩这段经历，还接受了时任《纽约》杂志记者的朋友艾伦的采访，二人共赴特立斯所在的色情按摩店，艾伦写下文章《和盖伊·特立斯的裸体一晚》，特立斯本人与性相关的细节第一次如此大量地曝露台前，比如“盖伊·特立斯喜欢好衣服，也喜欢把他们脱掉”。

采访中期的一个晚上，特立斯和艾伦回到家，发现妻子南已经走了，留下一张字条，并用一个编辑的视角告诫他，对性的坦诚可能会换来一部分读者的理解，但也会因此沦为公众的笑柄。盖伊·特立斯把纸条揣进口袋，假装没事发生，按原计划和记者朋友继续去了那家他常去的高级餐厅。

在这本书宣传期间，盖伊·特立斯接受电视采访时看起来十分坚定，他把自己的行为看作采访的方法。妻子南也在现场支持他，说尊重他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人的选择。事实上，留下纸条后，没过几天南就若无其事地回来了，没给出任何解释，也没有任何争吵，整段风波中一直站在他身边，他们俩到现在也没有离婚。但是在采访现场，有很多愤怒的观众站起来质问并指责他，这些声音很久都没散。

他的两个女儿，包括在老家的父母，也被周围的同学、邻居指指点点，盖伊·特立斯本人遭受的非议比这严重得多，几乎整个媒体界，包括很多他敬仰的作家都在批评他。这本书为他带来的关注和批评几乎是同量级的。

盖伊·特立斯想要在《邻人之妻》里记录的是战后几十年美国人性观念的发展历程，对淫秽色情的界定标准、与此相关的道德与罪恶感的变化。

在一个时代被认为是淫秽的东西，在下一个时代可能被重新定义。

比如原来清教徒传统下的女人只分为好坏两种，但是《花花公子》杂志上的封面女郎是天真，也有诱惑力的。她们可以是身边纯洁的邻家女孩，但也会做出大胆尝试。杂志上出现的裸体照片的尺度开始变大，出版审查的标准也在不断放宽。以前会把色情封面卷在内侧的男性，后来会大大方方地拿着杂志走在街上。特立斯认为，如果想记录淫秽观念的发展，就要自己去找这样的人，去和他们交往，建立亲密的联系。于是他参加了裸体俱乐部，并把这段经历用第三人称的形式写到了书里，作为这本书的结尾。

最后一个场景是他在河边，原本和裸体的人们站在一起，然后分开，彼此对望。就像当时他并没有被那个群体完全接纳，在推进和拉远的过程中互相窥伺对方的世界。他自己的经历，也构成了整个叙事的一部分。

他走出这片营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现实生活，并因为这段经历遭受道德上的批判。

他走向家庭的过程依然曲折。即便他从未后悔写这本书，并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却遭受了货真价实的痛苦，也为女儿带去了伤害。《邻人之妻》面世后，他决心离性这个题材远远的，然后跑去意大利搜集资料，着手写自己家族的移民史，并和他的助手——一个 20 多岁的罗马女孩开始婚外恋。当他回家的时候，南也接受了他，一切看起来似乎风平浪静。

但是大女儿帕梅拉因为这整段婚姻内外的风波，看了几十年的心理医生，被几个曾采访过她的记者不约而同地用wry（苦涩，尖刻）来形容。她会用名字或者昵称来称呼南（nan/nanster）；提到盖伊·特立斯的时候，用的则是有一定距离感的首字母缩写，GT.

帕梅拉这样评价他们的婚姻：盖伊·特立斯有他独特的那种男性特质，南则是在曲意逢迎。他们所做的，不过是让一切看起来好端端的，然后否定问题的存在。

女性和男性，对南形象的认知几乎是割裂的。南的作者安特伍德说她总是一副欢欣的样子，另一个作者伊恩·麦克尤恩说她很活泼，工作时的意见也极其稳准狠。而盖伊·特立斯和他的一位表亲朋友觉得南是那种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会用自己的手腕得到这样东西的人。甜美是她的策略。

作家，或是记者

南的出身和盖伊·特立斯完全不同，典型中产，纽约人，念女校，父亲在银行工作。盖伊·特立斯说自己渴望成功，而南在乎这一点，在乎自己身上这些私人的特性，她是不会甩了自己的那种人。她可以嫁得更好，但是她选择了嫁给自己。选择一段关系，选择一种你看中的品质，你会从中获得一些东西（南进入编辑行业正是盖伊·特立斯的建议），也会因为这些选择而忍受必定的代价。

而南对此的看法是：关于婚姻，盖伊·特立斯什么也不懂。

在《邻人之妻》引发争议的时候，特立斯和南的职业走向是完全相反的。那是盖伊·特立斯的低谷；而南一路往上，她几次跳槽，手下都有大批作家追随。特立斯则陷入了巨大的不满和怀疑：为什么南手下的小说家，可以享有写作而不被指摘的自由，而他自己，作为一个非虚构写作者，却不行？

他觉得自己关心的是远超性经历的，更宏大和深刻的话题。他想要描写和记录的和小说家是一样的，比如关于时代、关于人性、关于文化观念、道德标准的变迁。在他心里，亲身体验，只是一种采访方式，也成了牺牲。

在这里起码有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经久不衰的，是才华和人品能不能相互抵消？在创作者身上，艺术和道德是不是割裂的。

第二个是小说、虚构类作品可以设置困境、用不同人物的声音去讨论；非虚构不能，也不用，它是展现困境。极端一点，在小说里，写作者可以是抽离出来的造物主；而在非虚构写作里，写作者是介质。

当盖伊·特立斯选择浸入式的方式，自己也无可避免地成了困境的一部分。他身上有种作为记者的自豪感，他愿意去融入并且记录真实。他对新闻传统的作风有一种执着，他认为采访的要义就是走出家门，到处乱逛，和活生生的人面对面接触。他会半夜两点去街上闲逛，把看到的人、环境，自己的感受，都写下来，用几种颜色绘制手稿；把书评、来往书信做成剪报，归类收集，通通编年放在箱子里，这种记录的方式甚至被视为一种艺术本身；他不信任网络，很多年不用电脑，甚至和人远程联系有很久都是通过书信；他觉得社交媒体的新闻就像飞机飞过之后天上留下的痕迹，没一会就烟消云散。

但他依然不满足于做一个记者，就像他自传的标题：A Writer’s Life。不是属于纽约时报的记者，也不是给杂志供稿的新闻从业者，而是一个写作者，非虚构写作者。

身份的焦虑

到目前为止，他写了两本自传性回忆录，并即将写第三本；他把自己的一比一等高大照片放在工作桌旁的窗边；还会给采访自己的记者安排流程，比如应该从他的独特的工作室写起；采访的过程中偶尔会给这些记者上课，告诉他们“你这里该怎么问”。

他擅长提问；而且觉得只有边缘人才能成为好记者，才真正关心普通人。他说以前的好记者是穷人、黑人、犹太人，因为他们会被社会现实，以及他们自己所遭受的、所能理解的不公正待遇所激怒，可现在的新闻业都是一群想成为名人的人去采访名人。

然后记者问他，如果你来自特权阶层，你会被激怒吗？他说自己要想想，因为他从来没被问过这种问题。过了一会，他说：从来没见过哪个有权有势的会出来的做记者。那些人从来都不会是好记者。并且飙了一句脏话。

他经常说脏话，粗鄙的那一面会唤醒某种乡愁，生猛天然，甚至亲切；不像传统意义上的上流阶层那样端庄，一尘不染。这个也是他带有的“小地方”出身的气息。

但他对身份的认知又有一种奇特的断裂，在《辛纳屈感冒了》里，写到辛纳屈一家的意大利移民背景时，他在手稿上用 (wop) 标注了起来， 这是一种带有明显侮辱意味的意大利人称呼方式，而他自己也恰恰来自意大利移民的家庭。

他的意大利移民父亲只是个裁缝；但又是那个小镇最好的裁缝，所以特立斯作为最显眼的招牌，要穿得威风，受人尊敬。他刚到纽约的时候租的是褐石建筑（多见于纽约上流社区）的一间小单身公寓，现在他已经把那五层楼都买下来了。

矛盾在于，以边缘人自居的特立斯，已经是受访对象眼中的特权阶层了。在福斯眼中，在公共场合接受特立斯采访时，穿戴得体、精致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但他在家里接受纪录片导演采访时穿的只是一件T恤。福斯觉得在特立斯的世界中都是同样穿着名牌定制西装的人，特立斯根本不稀罕和他这种人在一起。

事实上，盖伊·特立斯的社交活动充斥着每个周末的夜晚，他把采访对象招到家中，写黑手党的时候，这些混黑道的大哥还在他家替他照看过孩子。他的好友包括从记者改行做编剧的诺拉·艾弗隆Nora Ephron（《哈利遇上莎莉》《西雅图未眠夜》编剧）；他的表亲Aldrich Jr. 也获得过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这两个人都是他遭遇职业低谷时候的倾诉对象。他最喜欢的餐厅 Elain’s是文艺圈名流聚集地，伍迪艾伦的电影《曼哈顿》在那里取景；还有伯恩斯坦、米克杰格一众名流。

当盖伊·特立斯面对凯文·史派西被曝性侵的新闻，他说那个毁了凯文·史派西事业的（被侵犯的）男演员消停一会儿吧，这事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这个时候他维护的是一个像他一样，几乎被一朝批评击倒的、已经拥有特权的白人男性。

在《邻人之妻》的震荡里，他和好朋友说：“我要离性这个题材远远的。” 然后他写了《偷窥者旅店》。他还说想写一本新的《邻人之妻》，讲述21世纪美国的性文化。

余震仍在继续。

他现在正在写第三本自传，关于他和南的婚姻。他不只像上次一样审视第三人称的自己，还有他的妻子，亲人、朋友，他询问所有相关的人对这些往事、这段婚姻的看法，甚至为此专门雇了一个助手

在接受《纽约》杂志采访的时候，他被问到，这本自传是不是对那个节点的回忆和分析；他说是的，我还从来没去解决过这个问题。

盖伊·特立斯的作品为国内许多非虚构写作者提供了范本，他六十年代的视角、结构、语言的节奏、具体的操作方法，在我们今天的作品里依然有迹可循。漫长又深入的采访就像我们理想的那样奢侈。

边缘人的出身，是底气，让他怀有一种对甜美中产的傲慢；同时他自己已经成为头顶光环的名人。

他是以真实为傲的记者，又有一个作家的野心，他做了并行的尝试，尽管关于性、婚姻与道德的问题困扰他至今，但他依然极大地拓展了非虚构的可能，而且这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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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oyeur Documentary
音乐：Improvisation by Artificial.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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