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而来的人

这几年传统文化有了抬头，国学被开成各种补课班当买卖来做了。北京的市面上流行起了昆曲、古琴、茶道和瑜伽“四大俗”，四处都是各种旧式装帧的会所，冒出了各类名目的大师，街头开起了各种太太学堂，中产乃至小资，闲来无事时，也要风雅一番。

我想，京城里应该始终深藏着真正的老派人物，他们自幼学琴学画不是为了考级加分，读古文也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只觉得人生应该这样。

此时，我有幸认识了张卫东先生，一位真正的活古人——不用手机，写字首选毛笔和繁体，讲课时会穿上自己祖父那件90年前的长袍马褂，宝蓝色的长衫暗藏印花，而家中还存着双120年历史的朝靴以及花盆底的女旗鞋。

我与张卫东先生（作者供图）

我们一般尊称只叫先生，也有人叫他卫东师。他多年来义务教授昆曲和四书五经，对儒家理想的种种美政身体力行。他不是复古者、好古者、旧学研习者，而是本身就是古人——百年前的历史退潮太快，把他这只含满了古典珍珠的巨蚌，留在了现代的沙滩上。

1

2010年的一天，无意间随一位茶友到后海恭王府附近古逸茗庄的二楼，去听一位老师的昆曲课。

上得二楼来，屋中被用作琴房，墙上挂满了名家手斫的古琴，中间用琴桌拼成一条长几案，学生们沿着几案围成一圈，都是会唱的资深曲友。往后则是一圈不靠几案、只坐椅子的初步入门者。我悄悄到最后靠墙根儿坐下，远听张先生拍曲擫笛，教学中严肃中带着诙谐。

但见先生相貌高古，脑门处有些谢顶，脑后留得有点长，宛如清末刚刚剪了辫子的“马子盖”，要是风扇吹在头上，则又是另一个称为“帽樱子”的发型。一身中式对襟儿的裤褂，脚踏一双内联升千层底儿礼服呢小圆口儿手工鞋，如果有人也穿中式服装，他会给你用手比一下纽襻儿的长度说：“老式的应该二寸五，你这三寸，长了。”

张先生一张口，自是一口清末民国时我奶奶那代人说的北京话。我在此语境下长到17岁后祖母殡天，胡同的北半面也拆迁了，自此与京腔话别。张先生的出现，让我找回了十几年没听过的音儿、词汇甚至语法，有时还捡了不少老妈妈令（母亲教育孩子明事理懂规矩一类的话）。

他讲课时会说“这事较比起来吧……”，“较比”就是比较，在老舍小说里都这么用，同样还有“道地”一词，是地道的意思。在现代的北京城中听人说100年前的话，穿越感立马悠然升起。

这一次拍曲散会时，我上前与张先生打招呼。

先生说：“这小孩说一口京话，住城区的吧？”

我说：“我住北新桥儿，还住胡同。”

这自然与张先生熟识起来。北京过去一条胡同有几个宅门，彼此都是圈套圈的亲戚。张先生是旗人，祖父、父亲皆擅儒学医。我有位亲家奶奶是侍郎高家的后裔，夫家姓爱新觉罗，高侍郎的堂妹嫁了言菊朋，言菊朋的母亲崇氏，便是张先生大祖母的姑姑。

就这么个八竿子远的关系，张先生更对我亲近，别人问：“这是您徒弟？”张先生说：“不是，这是我家亲戚。”

2

张先生在戏曲、民俗、老京文化等旧学上无一不精。我当时醉心于昆曲，遇到这样的名家，自然想找机会问艺求教，交流时还想露一点我接触过的戏曲艺术，以免先生把我当外行。

这点小心思自然瞒不了张先生，他并不多说，大多只是一两句引子，深入浅出，给我留下空白：“花脸最早有郎德山那么一路的唱法，高而尖，直筒儿的。早年刘鸿声也那样。”又或者说：“我那某某文章你没好好看。”

他最常说的话是：“过去的艺人，即便跟师父学错了，都不敢改，认为自己没学问改。现在儒学衰微，人已经没能力创作士大夫作的杂剧传奇了。到不如把旧有的整理好，抱残守缺。”

每次说话时，张先生都是和蔼的，笑眯眯的。而每次拍曲，他都在教身边的学生。直至有一天他带着大家唱小嗓儿的旦角，走到我跟前，把耳朵贴过来听听。

“你唱，咿——”他悄声地用假嗓。

我唱，他摆了摆手，转身走了。

看张先生的意思，我不是唱昆曲的材料。我也不沮丧，毕竟我这半路出家，比起张先生当然是云泥之别——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6年，他一直在拿戏曲界的各种表演奖。

张先生受家庭熏陶，自幼在北京昆曲研习社向吴鸿迈、周铨庵以及上海昆曲研习社樊伯炎学老生、老外以及正旦、小生等行当，被文博大家朱家溍收为入室弟子，同台演出。戏曲学院毕业后进入北方昆曲剧院，十八九岁就演红了，年轻时与曾为毛主席演过戏的昆曲艺术家蔡瑶铣合演《琵琶记》，他演蔡公，年过花甲的蔡瑶铣则演他儿媳。

朱家溍、张卫东先生于北京昆曲研习社（作者供图）

再早些年，他与王泗原、叶圣陶到东四七条口上的松竹园澡堂子泡过澡，泡澡时就学了《楚辞》；与合肥四姐妹的张允和张充和习曲演戏，论亲戚管史学家谢兴尧叫姨夫，辈分可大了去了；与丰润张家（张爱玲家族）的肖漪演过《认子》——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了。

他嗓子极好，高低没挡，会好多已经绝迹的戏和曲艺说唱，连几乎失传的京高腔，也能唱不少；做工也佳，看他唱《草诏》中方孝孺的录像，在台上扑跌闪转，令人叫绝。

他做过新版《红楼梦》的顾问，借着拍电视剧的机会，录制过不少罕见舞台的戏曲片段，有他的京高腔《封神天榜·姜子牙斩将封神》，有《天官赐福》《一两漆》《双官诰》《琵琶记》《南柯梦》以及《花果山》的《请猴》等。唱《请猴》里的“三通战鼓”那段，高亢激烈，沁人心脾。

张卫东先生饰演的姜子牙（作者供图）

然而，十几年前，他在报刊上对“流行昆曲”一一炮轰后，为了坚持他的昆曲理想，便不怎么唱了。

之前迫于剧团安排，张先生演过很多新戏，2006年前后，他连续在报刊上发表《正宗昆曲大厦将倾》、《昆曲的兴盛有赖于儒学复兴》等一系列立场鲜明的评论，直言新编昆曲太过造魔，昆曲成为非遗后，那些不是内行的研究家纷纷占据舞台。到处是胡乱编造的新戏和新演法，无法达到他“继承昆曲艺术的原有精髓，以修复更多有文献传留的老传奇”的标准。

人人都为他惋惜，他有太多太好的戏都得到了名家传授。如《夜奔》这出北昆名剧，他特意记录了表演的关键，却从未显露于舞台。剧团虽然月薪不高，凭借国家一级演员的名气身份，走走穴，就能赚大钱。可他偏不，仍给不知名的报纸写稿子，去不知名的学校里讲学。

他多年来办了西山采蘋曲社、霓裳续咏子弟八角鼓票房和易雍书会，场面上的桌围子都是不多见的京绣。学生送他礼物，他会高兴地收下，很快再转身分给大家享用。曲社会象征性地攒些会费维持活动，但有几种可以不交：学生不交；没有工作收入的不交；生活条件不好，有病有灾的不交；实在不方便的，也可不交。

他说：“当老师是把自己撕碎了，喂给学生。什么时候我嗓子唱嗝儿了，你们也就学出来了。”

虽是张先生教昆曲，但平日里更注重的还不是曲。比起艺术，他更注重思想与学术，他始终要我们学诵唸和经学，说昆曲不过是娱乐，“经史不成才学古文，古文不成才学诗词，诗词不成才学曲，戏曲不成才写小说”。

有次，和我们论及《牡丹亭》和《玉簪记·琴挑》中的情情爱爱，他冲着学生说：“读古书是吃正餐，而这（昆曲）是甜食，人不能一辈子只吃甜食。不把古文读透了，不配来唱昆曲。”

甚至一手用力攥着笛子说：“好好读古书，甭学这下流玩意儿。”

而张先生演这类戏，却极为精妙。比如他讲《琴挑》中潘必正挑逗陈妙常的细节：

“（生）小生实未有妻。
“（旦）也不干我事。
……
“（旦）潘相公，花阴深处，仔细行走。”

三句两句，便讲解出戏词间暗指的春色，此时才理解，这类戏才真是少儿不宜。

中国自古视伶人为下九流，他的编制又不在高校和研究院，主流学界不一定服他，闻风而来追随他的粉丝，又有多少能读他推崇的古书？

我感到张先生身上的某种分裂，在一个学者们都争当演员的时代，他这个真正的好演员，却要做古之学者。他擅演的，无论是《千钟戮·草诏》中的方孝孺、《一捧雪·祭姬》中的戚继光、《牧羊记·望乡》中的苏武，还是《浣纱记·寄子》中的伍子胥、《长生殿·骂贼》中的雷海青，无不是忠臣良相，且多是身处逆境且刚直不阿、忠孝双全的士大夫，继承了他的老师朱家溍在《别母乱箭》中饰演的周遇吉的形象和气质。

张卫东先生1991年饰演《草诏》方孝孺（作者供图）

或许，这就是儒家的理想主义与悲剧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

3

多年来，我到处随张先生学曲。张先生外出讲学，或小范围雅集，我有时打打下手，拙手笨脚，常碰了茶壶弄洒了茶碗儿。

一开始我唱昆曲没调，唱八角鼓没板，直唱得该有人发我一幅快板，改成呱唧呱数着字儿唱快板的样子。我便扯着嗓子喊着唱，唱完两个半钟头昆曲，嗓子成了公鸭。有时觉得不错，张先生说跑调了；有时嗓子明明不在家，张先生说进步多了。

终于有一天，他说：“找到调了，昆曲本是黄钟大吕，阔口曲目众多，而绝不仅是咿咿呀呀。”

不过，一次我去鲁迅文学院进修，张先生也被请到文学院讲过一次昆曲，我在台上领唱，张嘴就冒调了。张先生直接说“跑调了”。事后有同学来议论，认为张先生对我太不含蓄。

其实私底下，他批评我向来直接，因含蓄了我听不懂。一次他谈艺术需要天赋，我便问：“写文章也要天赋么？”

“要，你就没天赋。”

众人哈哈大笑。

张先生后来说，我说过你几回，没想到没有把你说跑，倒是学得勤了。

其实，这旧式师生相处方式，我已经习惯了。

当着生人的面，张先生倒一个劲儿地夸我，而在邮件中，则总数落我的“不是”，有时还惭愧说没教我什么东西——张先生不用手机，偶尔使用电子信箱，还是与师母共用，用繁体字给我的回信，多是简约的几个字，但要是为了修改指导，文字却绝不吝啬。

我写过两本古诗词中的风俗制度与掌故的书。样文发给他后，他把蔡京一篇全面修订。有的稿子只想发他看看，他却主动给我修改，下笔毫不欧化，也不避口语，最后用省略号结尾，能将我西化而凌乱的表达一一消化，且文体感极强，改一点，文风就有了他的老派风格。我若有没采用他的地方，事后看到，他还要给我讲深处的缘由。

我与张先生合写的稿子，他从不要署名和稿费，还叮嘱我万不可有卖文的思想。他主编了份民间刊物《八角鼓讯》有二十余年，由不少学生帮忙校对，每次印出来都很高兴。他也整理过很多老艺人的口述史，几乎都是他重新写的，但他也不落署名，最多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只加个“记录”。

他早先与北京民俗作家、火神庙里的小老道常人春先生合著的《喜庆堂会》一书，是早期研究北京堂会演出的重要作品。因跨越年代很久，资料多是他到国家图书馆里泡一整天，逐字逐句从老报纸上摘抄下来的（老报纸多不能复印）。书原本有80万字，可出版时只有薄薄一册，中间还丢过一次手抄的原始稿子——这都是二位多年来对北京民俗业考察研究的结晶，如今常人春先生羽化登仙，想研究都没去处了。

有时讲座，张先生会随身带几本自己的书，打折价均给听众，也有时随手就送了，还用毛笔认真地签名题词。凡是听过张先生的课或读过他文章的人，都说他是活化石般的学者，“太金贵了”。北大的学生们要是看见他侃侃而谈就说：“张先生又在布道了！”

他教过大批学生，不少下海从艺，博得些名声；京城文化界的大小名人，都来这儿摞叶子摘桃；研究古代戏曲曲艺和吟诵的硕士、博士，不少都是张先生给列过论文大纲，也会有人将先生的学问拿来改头换面，立即兑现。

可张先生却这么想：能把学问开枝散叶，落地生根，多好啊！

2012年，我下江南游玩，已从苏州到了常熟，去看钱谦益、柳如是的墓，偶感中给张先生写了邮件。当时先生正在苏州排演曹寅的《续琵琶》，只饰演了一个配角，但戏单上写着是由他“踏戏”，让去了“导演”的名号——其实“踏戏”是指这出戏全是张先生整理恢复，那个所谓的导演，不过是张罗找个演戏的契机而已。

我便重返苏州，随着先生一游。张先生手持旧式的伞遮阳，上身白色对襟，而下身黑色裤子，一双小圆口的千层底，犹如从园林古画中走出的人。

将近40度的高温下，苏州的工人们在污臭的城中小河里清淤，全无小桥流水人家、苏杭美景的浪漫。

张先生见了，深深地皱眉，深深叹息说：“这真不是好活儿，人活在世间太难受了。”

4

要说张先生在戏台上的“古”是扮出来的，那生活中的“古”则是骨子里带出来的。

我偶尔会拿生活中的事劳烦先生，比如向他请教如何养好水仙花，他回信详尽：

“（水仙）不要剝皮，放在陰暗處，等到臘月初一再裝盆兒加水，白天把水倒少一點曬太陽，晚上加點水放在窗台上，如此初一前後就可以開花啦。

要是打算刻水仙就是用竹刀把中間切開一點兒，橫著切一少半兒，留著花芽子，在尖上劃一刀，加上棉花蓄水，白天曬，晚上放在溫暖的地方。等到初一幾天就可以看到怪狀的水仙了，講究有雙喜、蟹爪等造型……”

这还不算，他在邮件中为人讲述搬家时的讲究，那是一个让人开眼：

“搬家先放鎮宅之物，寶劍、四書、佛經、石頭等博古葫蘆都可以，有太陽的時候窗子打開三天，正廳放一個水缸或是一盆水，用扇子扇扇，再把原來老宅的天景土帶來一包撒到四角……

第一頓飯給工人吃，留下剩飯皮，等工人走了在繼續食用……也可以叫上幾個朋友一起吃飯溫居賀喜，依然是吃米飯炒菜上供蒸肉等。

饅頭、豆包、打滷麵也是可以的，但是必須有外人參加才好……最講究是傭人或是工人，親友其次……”

只要我用文言给他写了信或稿子，他都夸我文言的进步，要我写新的思想和内容，要摒弃俗语，少用“你”、“我”、“他”，并指出文法上的幼稚。我也把早年写的几行旧诗发给他，先生更是逐一改过，并转化成繁体字回复。

他的父亲张振啓老先生是同仁堂坐堂的名医，他虽没有自幼从医，却也见多识广，每次我嗓子发炎，他要我吃牛黄上清丸，说我不是嗓子的事儿，泻肚后就好了，不用再吃别的药。而眼睛发炎，也不用上眼药水，用石斛熬水擦洗，能消炎清火。

张先生如此“复古”，大概是因为其从未受过新学（西学）的“污染”。他小时候写字，先用的毛笔，再用的铅笔，是用毛笔在北海里画写生出身；先随章太炎的弟子吴承仕之子吴鸿迈先生学《孝经》《道德经》《四书》以及昆曲后上再上的小学，自三年级起就学习戏曲，而后上了戏校。

期末考试时，别人都在抢着复习，他兜里揣着几根笔，大摇大摆把语文考个接近满分，而数学则会考个不及格。民国时沪上画坛有“三吴一樊”四大家，“樊”是樊少云先生，而张先生就是由樊少云的公子樊伯炎教的古琴、昆曲与绘画，他18岁时画的扇面，俱是古人风范了。

每与他谈民国诸位大师，他都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

他说民国时把前清的宿儒多数不用，专用刚留洋回来毛头小子当教授，把旧学都废了，如此旧学不废也会极度消亡。他还说，冯友兰90年代找助手，专门点名要找没“上过学”的——就是没受过新式教育的。

其实张先生在80年代也曾“潮”过两年，他研究过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话剧影视编导，还参加舞美培训班。但越接触西学，越见那中华文化才是追本溯源的根，反而更坚定他对传统的理解和忠贞。从此便身着中式的对襟和千层底的布鞋，手里提拉着一老太太买菜时的兜子，里面装着曲谱、笛子和《论语》，挤着公交和地铁，穿梭于首都各个高校教昆曲与儒学。若是冬天，他会把笛子揣进怀里以防止冻裂。有时他招待老友在台基厂的一条龙雅集，连吃带唱，很多是他做东，若是别人掏腰包，会按旧式请客的习惯提前讲明。

他站到饱受后世攻伐的朱子学的一面，认可朱熹一脉的学术思想，最为顶礼的人物和理想的年代，是孔子和西周，日常生活里对孔孟之道身体力行：讲规矩，重礼仪，习惯于老年间的一切。

他据国子监官韵的吟诵调，吟诵并整理出版了《孝经》《道德经》以及《四书》，每个月都义务在商务印书馆为读者讲解，按古代礼仪来诵读。每一次，面对初次见面的社会读者，他会举家长里短的例子来解释经典，也不管别人是否接受，焚香插花，用iPad显示着孔子像，并带着所有读者按照旧式的礼仪，恭敬地上香，双手捧着线装书，深深地三次一躬到地。

先生学问大，争议更大——他悍然否定近代显耀的阳明学，更否定以基督教加阳明学治国的老蒋，将搞新旧文学的人和革命群众得罪个干净。新派不喜欢他，“旧派”也不一定喜欢他。因为旧派多停留在玩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并不认可经学；即便认可经学，也主张读《论语》而不认可读《孝经》，不认可按儒家来生活。哪怕再认可学儒的父母，多是“孩子学而我不学，我负责赚钱和在一旁给娃拍照片”的观念。

他说，中国就倒霉在读了几页古书、却又一知半解、还搞文化的人身上了。

张先生家和清末满臣之间多有姻亲，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宗社党和贵胄学堂中的人物。满臣多保守旧学，抱残守缺。而他取法保守，却会应变。先生不该被称为遗老，而是儒者。其实他不用比拟哪位古人，也不是最后的士大夫，而是一位最初的“儒”——很多人都会认可儒家文化，但不会像他这样，放下各种功名利禄，而去书店里义务讲《四书》《五经》，像纯洁的信徒一样，去追求着最初意味的孔孟之道。

张卫东先生讲《四书》（作者供图）

5

张先生的命运中还得到最后的文化老人的真传，那是80年代最后一批旧文化的遗存，都是不“刷色（音shǎi ，指不走红色路线）”、不往上爬的旧文人，也是真文人。文博界的启功、周汝昌、赵其昌、宗璞都最爱他的昆曲，他说汪曾祺的文章是花美人，能随唐兰（文字学家、金石学家、历史学家）治文字学和史学，做过北大副校长的语言学家朱德熙的同学，他们一个吹一个唱，朱德熙喜欢唱旦角，汪曾祺再而三唱老生：“但你们不要学他们表面——大教授好唱戏的，都是学有余力而当玩。”

我信他，起码他认识汪曾祺。

张先生接触过部分大师的晚年，有很多亲耳聆听过的事。记得他描述过被批判了后半生的俞平伯耿直得有些愚鲁，模拟俞平伯的口音时，神态语言都极像：“我？你问我什么成分？我家祖上是做官的！到了我这一辈不做官了，是教书的！”

他还说叶圣陶先生聪明且自保，一辈子提倡白话文，可自己却喜欢看文言，唱昆曲、写书法，还督促王泗原先生用文言校点《楚辞》。

令人诧异的，是张先生全无收藏癖。他小时候，朱德熙给他改过作业，王泗原讲《楚辞》时也给他留下手稿，他都并没刻意收起来，而众人雅会的活动记录却都留着。

这兴许与他的老师朱家溍先生有关。朱先生家向故宫博物院、社科院、承德避暑山庄、浙江省博物馆等无偿捐赠了1000多件古碑帖、20000多册古籍、大量的明清黄花梨、紫檀家具，数十件古代字画和古琴，晚年却喜好临摹古画消遣，夫人患病临去世时，工资卡里所剩无几。

张先生多次提到朱家溍先生论及文物的名言：“聚是一乐，散亦是一乐。”并言及，痴迷于收藏并不好，若只迷恋于找名人签字合影，注定会荒废学问。在朱家溍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张先生主持了《季黃先生十年祭》（朱家溍字季黄）的礼仪安排，在前门外西河沿的正乙祠戏台，举行了京城家庭自办的祭祀，并依照古法不施粉墨，水青脸着装，登台献戏《浣纱记·寄子》。

曲友中有位邵怀民老先生，96岁尚能登台演《天官赐福》中的织女，还有旦角嗓子。他出身于福州三坊七巷的世家，父亲是学者，母亲也是大家闺秀，本人却一生坎坷，无儿无女，酷爱戏曲书画，保存有一支他的母亲传下来的笛子，晚年时已不能随着音律按孔，但还不时地拿出来吹奏。在他百岁寿诞之际，同好们还为他举办了曲会庆祝。

在邵老先生102岁那年的某天，张先生夫妇行在三里屯，想起距离邵老家不远，就给他家打电话准备看望。不料邵老侄女接电话，哭泣说老人刚走，无疾而终，“正给穿衣服呢”。张先生夫妇赶去，坐在老先生的床榻边，用那支百年以上的笛子，最后吹了一曲《万年欢》——这是请神送神的曲子，算为邵先生身归极乐世界送行。家人说，这把笛子送您吧。张先生却说，还是随着邵老一起走吧。随后，把那笛子也跟着人一起火化了。

事后我问，邵老家人已经说送您了，笛子好歹也一百多年了，怎么不留下来当个念想儿，以睹物思人？

张先生当即批评我：“最好的学问是记在脑子里的，最好的念想儿是留在心里！”

想起小提琴家盛雪去世，他的儿子盛中国将他的琴陪着火化了；而2018年9月盛中国去世，仍旧是把他最喜欢的一把琴一并陪葬，空余一具琴盒。这便是高山流水的意境，是乐师与琴的归宿。夫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具有古人情志的张先生，以人生百岁譬如朝露的豁达，活得通透潇洒。

在张先生的著作《赏花有时，度曲有道》附录，有一篇《妻子眼中的张卫东》，是师母潘姝雅女士所作，对先生有不顾家的埋怨，却又饱含默默温情。师母最早是学调酒的，做过编辑，还出过一部长篇武侠小说《镜世莲华》，后多年持家，极为相敬如宾。

张先生在她心中，总是那个修铅笔的大男孩，这是变相地秀恩爱。从爱情角度，先生主张终身如一，敬重俞平伯与许宝驯，周有光与张允和，启功与章宝琛的爱情。

6

和这样一位“古人”一起，乐趣也颇多。平日里，张先生常用老年间的方法带着我们“玩”，五月初五，七月初七，八月十五，九月初九，甚至冬至，都按照旧京的习俗摆供拜神，每次大家都每人带一个拿手菜，中午一起做饭，下午唱昆曲。我们一般会找个旧式装帧的会所，或是郊区一个再简朴不过的院子，按照旧式的礼制摆上供桌，然后要么琴雅双清，要么琴、曲、鼓梅花三弄。

头一回过八月十五，我们学着先生的手法，把点心供果儿在供桌上堆起来，可堆上就倒。仔细观瞧，原来张先生码出的“供尖儿”，是用牙签将点心供果儿串起来的，外面看不出来。他说这不叫“山”型，而叫“塔”型，是小孩子从几岁就上手跟着干，长大了就是自然而然代代相传。

随后他又如变戏法一般，不知从哪拿出个“月宫码儿”，上面印着一只站起来捣药的兔子，要用个硬木的“插牌子”（摆在桌上的小型屏风），把月宫码儿贴上，再供上兔儿爷，最后要在晚上祭祀后焚化；

他一边动手，一边讲着“兔儿爷”的读音、文化、制作、深层的内涵，连带着讲了牌子曲《五圣朝天》【梅华调】中“哎哪兔儿爷我”的包袱在哪、“兔儿爷山”这个词在旧京戏园子里是怎样一种座位的比喻，那种座位怎么安排……于聊天干活中，就传道受业解惑矣。

晚饭前后唱八角鼓，而每逢玉兔东升，便有人弹起古琴，张先生随着古琴的伴奏，唱《阳关三叠》、《关山月》，或用旦角的嗓子唱《秋风词》的琴曲。

前些年大家都没这么忙，我们随着先生在护国寺小吃店喝豆汁，白天中山公园赏牡丹，晚上逛北海，于濠濮间吹笛唱曲，听他讲曾于中秋月夜北海中划船赏月，清闲雅歌，弦索畅弹；也曾夜游北大，石舫上唱《游园惊梦》，惹得一对对爱河中的学子，纷纷在花丛中停止呢喃，寻声静听。

有时中午一起吃过饭，晚上还要去曲社，下午几个钟头，张先生就带我们去龙潭湖，找个亭子唱《西游记·认子》。在砖塔胡同正阳书局的砖塔下，在沙滩中老胡同的四合书院里，都曾有丝竹不断、言语莺歌的雅集，由中国音乐学院的一位学生弹琵琶，看张先生带身段唱徐渭的《四声猿·骂曹》，北曲正宗之风范在诞生之地依然传留。

跟着张先生上妙峰山看走会，先生虔诚地给喜神殿里供奉着的梨园行祖师爷大礼参拜，放上功德钱与大家齐唱北曲《天官赐福》。也曾跟着先生到清东陵踏青祭扫，拜祭康乾圣主，在神功胜德碑的碑亭中，唱康熙喜欢的昆曲，唱乾隆喜欢的八角鼓。七月十五，还会跟他到西四的广济寺中去磕个头。

他家中佛道并信，与白云观的道士皆乃世交，懂得佛道科仪，且不排斥民间俗信。每次吃饭，都选一家味儿好价低的餐馆，点最值得一尝的菜，顺带说说过去怎么做饭吃饭，也会警告我们年轻人吃相儿难看，需要端正礼仪。时间长了，不论大家是否饿瘪，都要上齐四个菜才动筷子。

先生谈到儒家社会安于天命，多大岁数，什么身份的人，都安于自己的身份做事。看见现在母亲和女儿赛着捯饬，他说：“过去没有和女儿一起比美的，和女儿比美的不是妈妈，是领家儿妈妈（老鸨）！” 看见有的女孩子乱穿旗袍盘发纂，会说：“那种花色是当了婆婆的人才穿的。”

只有先生的几个学生在偷笑，其他人没听懂。

张先生说，说损话是北京人的天赋，过去的人臭嘴不臭心，有一回朱家溍先生在曲社演出，因为谁派什么角儿的事被周铨庵给呛了，朱先生在屋里坐不住，不到10分钟掀帘子出去了。可下次俩人见面又和好如初，互相让烟：“您来我这个。”

张先生也有严肃发火的时候，他训斥在场胡闹的小孩儿，数落不会端茶倒水、擦抹桌案却贸然伸手的“热心者”。 他对小孩儿绝不无规则地溺爱娇宠，要孩子随大人一起规矩地行动坐卧，并说孩子要“从小在典礼等大场合镇着他，生活条理要从5岁就开始养成”，“大凡没逻辑没条理的，都是小时候缺栽培”。

曾有人说先生是京城遗少，不几年也能算京城遗老。可这是一个想做遗老而不得的时代，电视里到处都是辫子戏，网上到处都是辫子迷，四处都在贩卖历史情怀与怀旧，搞得有人都想当遗老，开始装样子，并永远只能是装样子。原因再简单不过——真的遗老，哪位不通经史子集？

论遗老，我们不配。

尾声

冬天时，先生穿了双毛窝（北京话：棉鞋，这个词早已绝迹，好像只有先生才用）来家串门，看我家破瓦寒窑的小院子，劝我知足常乐，说能在二环内有一间安静的小房，再简陋也要心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早就该结婚生子，但过了时候也无所谓了，雍者修文，赶紧把《四书》念了。”

他在我家做饭，教我做传统的素什锦，还炖了羊肉和罗宋汤。吃完后，悠扬的笛声混着羊油味儿，都凝聚在这胡同寒窑中了。

我开车送他回家，半路上临时起意，去张家东四六条的故居看看。到了六条下了车，只见那原有的门楼已认不出来，更何能保留院落的布局？张先生没怎么说话，很快就上了车，我送他到垂杨柳再返回北新桥，就在午夜从东三环到北二环的时间内，到家打开邮箱，却见他发来一首五言古诗：

松鋆至祱權家訪後有感
別後意蕭然，相逢話未完。
塵封以往事，憂憤長綿綿。
念祖靈光顯，眷顧舊家園。
歲月如流水，寒夜困頓還。
祱權提議癸巳臘月二十五
夜訪六條東口祖宅遺蹟

“松鋆”是他的号，他热心为学生取笔名和号，并言经常用笔名会带来好运。他为我取的名字很怪，叫“祱权”。意思是我应该增加点权力和正派。“祱”是为了和我名字里的“磊”同音，但字典上读作shuì或lèi，我担心别人不认识，很少用。

在邮件中，他要我和上一首，我至今也没有完成。不过，想必先生终不会苛责我。

这首诗，让我想起他的挚友、日本学者芦川北平先生说过的事：在日本东京的街头，芦川先生送张先生走了很长一阵、于地铁口分别时，张先生旁若无人地演唱了一段《秋景·黄鹂调》，这是出自王实甫《西厢记》中的一曲《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唱完拱手作揖，转身飘然而走进地铁，消失于东京地铁入口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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