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庄飞贼死于搬家前夜

2019-01-03 13:13:30
2019.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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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子楼

2005年7月,我从老家的师范专科毕业后,带着父母给的3000元学费和在必胜客打工攒下的1000多元生活费,和余良一起踏上了去北京的绿皮火车。

余良比我小3岁,人却比我魁梧,一头卷毛,小眼睛。他嘴很贫,爱开玩笑讲荤段子,说起话来经常有一股“二人台”的味道。

我们是同省的老乡,都来自三线城市的普通工薪家庭。余良去北京纯粹是想多赚钱,而我去北京,则打算先参加一个为期8周的插画设计师培训班,上课地点在北京大学的媒体楼,学完并通过考试后,能获得一个商业插画师资格证。我想为本不高的学历添砖加瓦,这样找工作也会顺利一些。

到北京后,我们先去一个住在回龙观的朋友家投宿,晚上打地铺,白天就拿着一张北京地图去找房子。我和余良商量了一番后,决定在海淀区租房——他打算在中关村找工作,而我要去北京大学上课,这样都方便。

问了几家中介,发现正规小区的中介费和房租我们完全承受不起。又看了几家学生公寓,一张床位每月300元,一间房里住4到6个人。我觉得太拥挤,价钱也贵,就没有考虑。就这样,我俩只好在海淀区的几个尚未拆迁的城中村里溜达。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们在清华东路一个叫二里庄的地方,花450元租下了一间只有10平米、带个小窗的民房。

那是一间二层建筑,像过去的筒子楼。外表是死气沉沉的水泥灰色,入口处的大铁门虚掩着,红色的油漆已经剥落了很多,露出金属的地方长满了土黄色的锈。每层楼大概有20个房间,门对门排列,中间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光线昏暗。

这附近有很多类似的违章建筑,都是房东自己花钱盖的。除了我俩租的“房型”,还有不带窗户的小房间,350元/月,以及面积大一些的房间,600元/月。房东靠收租,每个月就有2万元的收入——住下后,余良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的薪水,每月只有1200元,我的生活费是500元。

我们的房间里有一张上下铺,一张破旧的桌子和一个老旧的双人布艺沙发,沙发两侧扶手可以放平,变成一张单人床,除此之外,再无他物。我懒得爬上铺,每晚就睡在旧沙发上。

房间内没有卫生间,只有一个洗手池,解手需要去外面100米远的公共厕所,洗澡则需要花5元钱去附近私人开的公共浴室。

我们从农贸市场买了两把椅子,还有电扇、镜子、厨具、煤气灶等物品,将这个10平米的房间布置得有了那么一丝家的味道。

一切安顿好后,我的北漂生活就正式开始了。

每天我就骑着一辆用50块钱买来的二手自行车往返,从二里庄到北大,半小时就到了。中午吃学生食堂,有时候为了省钱就只吃一套煎饼果子。下午上完课,我会在二里庄附近的小菜场里买点菜,然后在那个昏暗的走廊里用100元买来的单眼煤气灶炒菜。

每到晚饭时间,走廊里都会充满菜倒进油锅里的滋啦声,空气里混合着饭味。那时正是北京最热的时候,房间里没有空调,吃饭时每户都会开着门窗,靠过堂风带来一点凉意。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和对门的人聊上几句。在这里,邻里相处得很和睦,有一种独特的人间烟火味道。

余良每天都去网吧投简历,买各种人才报,参加招聘会,花了一个多星期找到了一份销售工作,主要卖电脑硬盘和显示器。找到工作后,他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起床挤公交去中关村上班,晚上有时候加班,要9点后才回来。

平时没课的时候,我就在附近的林大和农大的校园里溜达,有时溜进阶梯教室里看会儿书,有时就坐在草坪旁的长椅上发呆,看着抱着脸盆洗澡归来的漂亮女生。

那段日子清贫又悠闲,直到有一天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突然意识到了北漂生活的另一面。

飞贼

9月初,培训结束了,我顺利拿到了插画师资格证。我开始一边在网吧投简历,一边积累自己的电脑绘画作品,希望能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

另一边,余良工作两个月后,已经晋升为销售部的小组长,薪水翻了一倍,每月的销售业绩压力也随之而来。他开始频繁去外面应酬,很少回来吃晚饭了,有时醉醺醺地回来,进门也是倒头就睡。

有次,我白天跑了一天的面试有些累,很早就睡下了。睡前余良还没有回来,照例,我就给他留了门。到了半夜,半睡半醒之间,我听到了微小的动静,睁开眼睛,朦朦胧胧中看到了一个黑影。黑影从上铺拿了什么东西,然后开门出去了。

我第一反应是余良又喝多了,拿着手纸拉肚子去了。我刚要合眼,却听到下铺传来一阵呼噜声。我一下子从沙发床上坐起来,睁大眼睛盯着躺在下铺的那个人——是余良!睡得和死猪一样,那刚才那个黑影是谁!?

我迅速起身拉下灯绳,房间倏地亮了起来。余良翻了个身子,揉了揉鼻子,丝毫没有要醒的意思。我急忙走到上铺前,发现原本放在上面的书包不见了——完了,家里进贼了!

我把余良晃醒:“喂!别睡了!赶紧起来!”

余良睁开两只眼睛,对着我眨了眨,显然还没缓过神来:“咋了?大半夜的。”

“刚才进贼了!我包不见了!你赶紧看看丢什么东西了没?”说完,我就追了出去。走到房门口时,我顺手从砧板上抄起了菜刀,像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我光着身子,只穿着内裤,手里拎着刀顺着昏暗的走廊一直追到大门口。那扇红色的铁门半开着,我站在门厅向外看去,黑洞洞的,没有半点亮光,只有一些杂音。那个瞬间,我感觉就好像是站在一个巨人张大的嘴巴前,嘴里的黑暗深不可测。

慢慢的,我听清了门外传来的杂音,是雨水噼里啪啦打在地面上的声音。除此之外,我听不到任何动静,也看不到半个人影。

我慢慢走出铁门,来到院子里,湿冷的雨滴淋在我的头上、肩膀上和光着的脊梁上,脑子一下清醒了许多。这时我注意到,自己攥着刀把的手心已经出了汗,我低头看了看,菜刀的冷光映在脸上,晃了眼睛。

从我醒来到追出去已经过去差不多1分钟了,那个入室盗窃的飞贼或许早就消失了——他不可能傻到在门口躲雨的。我打了个喷嚏,立刻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顺着走廊往回走时,一股不安开始在心里蔓延:如果当时真的看到了那个贼,我们面对面,我该怎么办呢?拿刀砍他?万一他手里也有家伙呢?要跟他拼命吗?

走廊里依然很幽静,头顶上是5瓦灯泡发出的微弱黄光,两边的门都是黑的,鼾声此起彼伏,只有走廊深处我们的房间是亮着的。

一进屋,余良看到我手里的菜刀,愣了一下,接着说:“我的包也没了,我X!”

“你几点回来的?”

“不记得了,今儿喝多了。”

“是不是又没插门?”

“好像忘了。”

我骂了他一句:“傻X!”

之前因为他忘记插门的事,我就嘱咐过他很多次,显然他根本没当回事。我已经给他擦过好几次屁股了,就这次我睡得沉,没留神结果就进贼了,真是他妈寸。

我回想着包里都有什么东西——小灵通(一种只能在本地使用的手机)、刮胡刀、毕业证、插画师证书、钱包,钱包里还有银行卡、身份证和300元现金。唯一庆幸的是枕头边的爱立信手机没丢,我又翻遍了兜里兜外,就找到一张10块钱钞票。

我看了一眼时间,半夜3点多。余良给我道了歉,说自己包里也丢了这个那个,我都不想听,也懒得骂他了,躺在沙发上打算继续睡。可根本睡不着,心里一直琢磨着明天要咋办,不知道过了多久才睡过去。

醒来时,余良已经去上班了。

我先去找了房东,把半夜发生的事情和他说了一遍。房东是个50来岁的北京糙老爷们,肥头大耳,挺着个大啤酒肚,把白色跨栏背心撑得快裂开了。

他一只手里拿个蒲扇,另一只手端着个积满茶垢的杯子,听我说完之后,亮起嗓门:“嘿!这您怪谁啊?半夜睡觉不插门?好么,这不是等着贼进来拿呢嘛?那个大铁门常年不关的,出门在外自己不多加小心,丢东西找我也没用啊!您说是不?”

我哑口无言,诺诺地问他:“那要不要报警呢?我头一次遇到这事,真没经验。”

“我看啊,报警也没用,甭费那劲了!这一片儿住的人杂,以前就发生过这事儿。”

我叹了口气,嘀咕着:“钱丢了就丢了,关键还有很多证件,这下连工作也找不到了。”

“这样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瞧瞧,你看看有没有你的包。”

搬家前夜,二里庄飞贼死在了我家大门口 

跟着房东屁股后面,七拐八拐来到附近的一个工地,走进一个像是仓库的建筑,里面是农民工的宿舍,几十张上下铺歪斜排列着,地上散乱地放着些脸盆、拖鞋,墙上挂着衣服、安全帽和各式各样的包,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混合的臭味。大概有十几个农民工正在休息,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听收音机,似乎没人察觉到有外人进来了。

房东凑到我耳边,小声说道:“你走一圈,看看有没有你的包。”

我在屋子里一边走一边用眼睛扫视着墙上和地上的包,走了一圈后,我对房东摇了摇头,表示没有。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农民工站了起来。这个小伙子梗着青筋鼓起的脖子,黝黑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他瞪大眼睛说:“你们这是啥意思?怀疑我们偷东西?”

房东扭过头,不紧不慢地说:“没事儿,姆们就是随便看看,没想怎么着,歇着吧您呐。”

“你们到底啥意思?随便怀疑别人,农民工就是小偷啊?!”他黑色的脸庞已经涨得通红。

房东没理他,用下巴示意我赶紧出去。我往门外走着,身后传来了几句骂声。出来后,房东对我说:“以前这片儿确实发生过农民工偷东西的事,我也不是瞎怀疑,就是碰碰运气。你自己在附近的垃圾箱里扒拉扒拉,一般贼只拿现金,不会要你身份证啥的。要是还没有,就自己想辙吧,我也没啥别的招了,不行就报警。”

贫民窟

我坐在农大的校园里发呆,琢磨着下一步该咋办。

没有钱,没有身份证,没有毕业证,这下我在北京成一个黑户了。身上就剩下10元钱,午饭都还没吃,我不敢打电话给家里,怕父母担心。

想了半天,我决定先去银行冻结账号,但由于没有身份证,所以只能冻结一星期。这时我突然想起,银行卡密码是我的生日,而身份证恰好和银行卡放在一起——我太蠢了,也许贼早就把卡里的钱取走了,我越想越觉得懊恼。

我想过报警,可是我卡里只有500元,到了立案标准吗?要不还是等余良回来后商量一下吧。这小子,应该管我饭的,都是因为他的疏忽才会变成这样!不管了,先去吃饭,肚子已经开始抗议了,10元钱起码够活一天,不行明天去找同学借点儿。

我站一家小笼包的铺子里正要点单,裤兜里的手机响了,是老家的座机打来的。

“儿子,你是不是丢东西了?”听筒里传来父亲的声音。

“啊?你咋知道的?”我心里一惊,有些纳闷,难道余良把这事告诉我家里了——不对啊,他并没有我家的座机号。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刚才有个人打电话来,说捡到了你的书包,里面有你师范大学的借书证,上面留着家里的电话,这不就打来了。”

我有些喜出望外,赶紧问那个人在哪里,我这就去拿包。父亲告诉我一个手机号码,又嘱咐了几句注意安全的话。挂掉电话后,我赶紧拨了那个号码。

“喂?”是一个有些沧桑的男声。

“您好,是您刚刚给我家里打的电话吧?是我丢了书包,请问在您那吗?”

“哦,是的。是我捡到的,在我这里,你有空就过来拿吧,就在学清路马家沟这边。”对方操着口音浓重的南方普通话,听起来颇为费劲。

我反复确认了几次地址,以免听错:“好的,谢谢您!我这就过去,大概10分钟就到。”

“行,你到了马家沟公交站那里,再给我打电话吧。”说完对方挂了电话。

马家沟离二里庄没多远,我骑着自行车一路狂奔,很快就到了公交车站。拿出手机再次拨打那个号码,就在等待电话接通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对方不会就是贼吧?看到我包里有证件啥的,想再讹我一笔?

正想着,电话接通了。没一会儿,一个中年人走了过来,举起手机对着我打了个招呼。来人看起来40岁出头,留着一头圆寸,佝偻着背,穿着有些发黄的白T恤,个头不高,精瘦。他肤色暗黄,脑门上几道抬头纹好像是用刀子刻上去的,深得足以夹死一只蚊子,几颗汗珠挂在额头和颧骨上。我注意到他一只腿有点跛,走起路来肩膀一高一低的。

“你就是小马吧?”他用南方口音问我。

“是,我是。”

“哦,你好,我叫老潘。跟我走吧。”

“去哪?”

“拿包去,就在前面,不远。”他用手指着一个方向说。

往前走了几十米,接着拐进了一个胡同,又走了几十米,拐进了另一条胡同。

“咋还没到啊?”

“马上,前面就是了。”老潘回答。

话音刚落,我的眼前豁然开朗,一片棚户区出现在前方。十几间简易房围在一个大院子周围,院子里堆着些易拉罐、废报纸、硬纸板,杂乱无章,破败不堪,条件比我们租住的筒子楼还要差上很多。

我跟着老潘走进其中一间屋子,里面大概有20平米。放有两张木板床,一个木柜,一张桌子,桌上面放着水壶茶缸牙刷等物品。屋子里空的地方也堆着很多废品。

老潘问我喝水不,我说不渴,他便拿起大茶缸自顾自地仰着脖子咕咚咕咚灌了起来。喝了几口后,他指着屋内一个角落说:“你看看那边,找找哪个包是你的。”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那里堆着好多包,大概有七八个。我走过去,蹲下身来,翻找起来,很快就找到了我的书包,还有余良的。

我打开书包检查,小灵通、刮胡刀、现金都不见了,但是毕业证和钱包都在,里面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也在。“还好,”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小兄弟,找到了吗?”老潘坐在床上问我。

“找到了,还有我同学的书包也在。对了,您是在哪儿捡到的啊?”

“就在清华东路二里庄那的马路边,早上扫地时捡的——哦,我是环卫工。”

“哦哦。是这样,昨天我们屋里进小偷了,辛亏您捡到了,真是太感谢了。”

“不用客气,东西都还在吗?”

“300块钱丢了,不过证件没丢,够走运了。”

“我扫地的时候经常捡到包,那一堆都是。只要能找到失主电话的,我都会打过去,让他们过来领,联系不上又有重要东西的就交给派出所。谁丢了东西都着急啊,这小偷真是太缺德了!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老潘有些愤慨地说道。

“是啊是啊,真是遇到好人了。”我的心情放松了下来,同时为刚才误解老潘有些惭愧。

我和老潘又聊了几句,他说自己是江西人,来北京打工两年多了。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5点到7点去清扫清华东路的一段卫生责任区。因为是临时工,每月工资只有700元,所以他平时也收废品,一个易拉罐能赚5分钱,一个啤酒瓶1毛,硬纸板1斤能赚2毛,每月靠卖废品能赚四五百元。

按他的话说,如果留在农村老家种地,一年也就三四千元的收入,根本不够花。来北京好歹每月有1000多,除去自己每月400元的生活费,剩下的都会寄回家里。

我告诉他,自己刚来北京两个月,正在找工作,也不太顺利,没想到还遇到这种入室盗窃的事,上午特着急,多亏遇见了他。

聊了一会儿后,我说还有事要走了,对老潘再次表示了感谢。老潘从床上起来说要送我,我忙推辞了,走到门口时,我又想起了什么,转过身来说:“大哥,差点忘了,应该给您点感谢费。”说着我从兜里掏出了那张10元钞票。

老潘急忙摇着双手说:“不必了,小兄弟,你刚来北京也不容易。”

“别别别,一定要收下,一点心意。我银行卡刚冻结了,现在身上就这么多了,你就买包烟抽吧,可别嫌少啊。”

老潘说啥也不要。几番推搡后,我还是坚持把钱塞进了他的上衣口袋,转身离开了。

老潘

之后,每晚睡觉前,我都会在房门后面放上一个啤酒瓶,这样万一有人半夜推门进来,瓶子就会倒下发出声响,我马上就能知道了。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了很久。

再后来,我和老潘又见过两次。

有一次是他刚扫完地,正蹲在马路牙子上抽烟,而我刚出门准备去面试。他喊了我一声:“小兄弟!”我立马听出了是老潘,便停下脚步和他随便聊了几句。我说自己找工作不顺利,已经面试了好多家,但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他告诉我不要着急,“肯定能找到”。

还有一次,是老潘主动给我发短信,说自己读初二的大女儿考了年级第一,想请我喝酒庆祝一下。那天我正好没事干,就答应了。

我俩在他住的棚户区附近找了一家刀削面馆,点了两盘炒菜,两碗猪肉刀削面,两瓶啤酒。老潘用牙撬开啤酒瓶盖,给我倒了满满一杯。为表示祝贺,第一杯我们都干了。

那天老潘喝了不少,脸和脖子变得通红,他说起了很多家里的事。

他有3个女儿,虽然一直想要个儿子,但被罚得实在没钱了,还欠了亲戚们不少,这事也就先放下了,出来打工赚钱:“孩子们的学费总要凑够的,而且老大学习用功,经常考班里前三名,怎么也得把她培养成大学生。”

说到这些的时候,老潘咧开干涩的嘴唇笑了,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用粗壮的大手挠着自己的脑袋,露出了黑色的指甲缝:“你是大学生,城里长大的,比我强,以后生女儿也没人说啥。但我就不一样了,家里的长辈都催着要孙子呢。你看,我都生了3个闺女了,估计再生没准还是个丫头——这肯定是我的问题,不能怪老婆。”

他喝了一大口啤酒,继续说道:“说实话,生儿子将来压力很大,我们村现在娶个媳妇聘金都要15万了!你说多离谱,谁家嫁女儿马上就能脱贫了,说不好听点,就跟卖闺女似的。”

老潘又问起我找工作的事,我告诉他,北京竞争太激烈了,自己的作品达不到人家的要求:“我正考虑着要不要换个方向,也不一定非要靠画画赚钱。”

老潘点点头:“是不容易,先活下来再说,平时该画也画。”

我从书包里拿出打印好的插画作品递给他,老潘将手在衣襟上蹭了又蹭,才小心翼翼地接了过去。每张他都仔细地端详半天,嘴里说着:“不错,不错,画得确实不错,我是没有艺术细胞,但我能看出好坏来。”

接着,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旧钱包,从里面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我:“这是我的全家福,你看看。”

照片里的老潘看上去比现在精神一些,也更年轻一点。他指着给我说,这是3年前拍的,里面有他的爹娘、老婆、3个女儿,还有他的大姐和二姐。

我注意到最旁边还站着一个少年,胳膊腿都很细,眼睛黑得发亮,看上去有些腼腆。我问老潘他是谁。老潘说:“这是我大姐家的孩子,叫小冬,我姐夫前几年得病去世后,他上完初中就不念了,先去县城打了一年工,也没挣多少钱。这不,今年年初他就跟着我一起来北京了,现在在饭店当服务员。”

“他多大了?也跟你住一起吗?”

“虚岁18了,刚来的时候和我住了一个月,找到工作后饭店管吃住,就不住了,毕竟我那里条件太差了。现在他偶尔来我这边,帮我收收废品。”

“还别说,你外甥长得和你挺像,不说的话还以为是你儿子呢。”

“是挺像,好多人都这么说。我二姐一直没嫁人,现在等于我们家就他一个男孩,我算是把他当自己儿子养了。可惜他不是读书那块料,不过出来也好,能见见世面。”老潘眯着微醺的眼,又给自己倒上一杯啤酒。

那天我们一共喝了6瓶啤酒,走时老潘非说要送我,我没让,自己晕晕乎乎地骑车回去了。老潘揣着那6个酒瓶子一高一低地走回去了。

那之后不久,我就找到了工作,在一家网站做内容编辑,每月工资2000元,还有400元补助。开始时还会和老潘发短信聊上几句,后来工作忙起来,我们就很少联系了。

杀人案

10月下旬,天气逐渐转凉,银杏树的叶子落了,满地都是黄澄澄的。

我和余良商量,既然两人的工作都稳定了,下个月干脆搬到正规小区楼房里去住吧。这里条件确实差,而且马上就入冬了,自建民房的土暖气肯定不暖和,到时候太受罪了。

我们一拍即合,周末就开始找房子,最后在北五环清河小营租了套两居室,每月1200元。

就在准备搬家的前一天晚上,我躺在那张已经睡了100多天的旧沙发床上,辗转反侧,总也睡不着。不知道是不是对这筒子楼和邻居们有了感情,竟有点舍不得——毕竟这里是我北漂生活的起点啊。

我瞅了一眼旁边的余良,这小子四仰八叉,睡得正瓷实呢,小呼噜打得很有节奏。

我也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我梦到了之前的那个飞贼,那道黑影又无声无息地潜入了我们的屋子里,拿走了我的包。我心中喊着,明明插好门了啊?而且门后也放了啤酒瓶,他到底是怎么进来的?我使劲挣扎,却怎么也起不来,身体仿佛被沙发捆住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我看到啤酒瓶依旧好好地放在门后,书包也还在上铺。我坐在沙发上琢磨着这个奇怪的梦,真是有点诡异。

这时,窗外传来一阵嘈杂。我穿上衣服走到院子里,看到一辆警车停在那里,有个警察正对着一个人做笔录,周围还凑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不远处的一个地方被围上了黄色的警戒线,地上用白色的粉笔画出一个空心人形,人形的胸部和脖子位置有一大摊血迹,黑红色的。

我看到房东也在旁边站着看热闹,便走上前询问出啥事了。

“听说是隔壁房子半夜进贼了,正偷东西呢,结果被当场发现了,租户追出来直接给丫捅死了,好像用的是水果刀,捅人那小子今儿一早被带走了。好么丫的,您说这不是作孽嘛?”

“X,直接给捅死了啊?!”这消息确实让我震惊。

“是啊,我估计那小子应该也得判吧。小偷再可恶,您也不能直接给人弄死啊,是不是?有勇无谋啊。”房东摇了摇他的大脑袋。

听到这番话,我心里突然有些后怕——如果那晚我拿着菜刀追上了贼,可怎么办?

没一会儿功夫,警车开走了,人群也散开了。我回屋后把这事告诉了正在赖床的余良,他听后也是一脸震惊,猛地坐起来:“没想到这个地方这么他妈乱,赶紧收拾东西,今天就搬走!”

“没准和上次偷我们东西的是同一个贼呢,这真是恶有恶报!”他边收拾边骂道。

当天中午,我们花100元租了一辆面包车,把几个大编织袋往车上一塞,告别了二里庄。

尾声

半个月后,我收到老潘的一条短信。

短信上说让我有空去一下他的住处,拿点东西。我估计是老潘从家乡带来的特产,就回复说:“是啥东西啊,我已经不住那边了,您就不用客气啦。”

老潘只短短地回了几个字:“一定要来。”

到了周末,我骑车去了马家沟的那片棚户区,院子里的废品没了,只有角落里还有些零零碎碎的瓶子废纸。我走进老潘住的那间屋子,却没有看到他。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男人正躺在木板床上看书,见我进来了,便开口问:“你找谁啊?”

“我找老潘,他让我过来拿点东西。”

“哦,你就是小马吧,稍等一下。”说完,络腮胡从床上下来,走到墙边的一个木柜子前,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老潘交代我,说一定要把这个转交给你。”

“他人呢?”我有些纳闷。

“说家里有事,回江西了。”

我将信封撕开,里面掉出一些东西,落在屋里的土地上。我低头一看,是3张崭新的100元钞票。信封里还有一封信,整齐地折叠成一个四方形。我把信纸慢慢打开,几行歪歪扭扭的钢笔字映入眼帘:

小马:

你好。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回江西老家了。我的那个外甥小冬你还记得吧?他死了,我要回去处理后事。另外,有些事情我之前一直瞒着你,请你不要生气,一定要原谅我。

上次你和你同学的书包其实不是我捡的,是那天早上小冬拿回来的。我当时问他,他说是从马路上捡来的,让我看看有啥有用的东西不。我没有多问,但其实我怀疑过他是不是从哪儿偷来的。因为之前他被饭店开除了,也没找到工作,天天去网吧打游戏,还找我要过好几次钱。

之所以我说是我捡的,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或觉得我外甥是小偷,哪怕让你怀疑我也好。因为我确实经常从马路上捡来一些包,也会主动联系失主,这些小冬都是知道的,他把包给我,大概也是想通过我还给你吧。相信我,小冬是个好孩子,只是一时糊涂做了错事,他已经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

唉,都怪我没能管好他,毕竟是我带他来北京的。你是个好人,当时还把身上的10块钱给了我。你丢的那300元,现在我替小冬还给你,请一定收下。实在是对不起了,还请你原谅我这个粗人。

祝你工作一帆风顺,我们有缘再见。

老潘

我默默把信折起来,放入牛皮纸信封中,连同那300元钱一起装了进去。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老潘。

前不久,我去海淀办事,路过二里庄,那里已经完全变了一番模样:马路拓宽了不少,筒子楼也已被商业楼盘取代。我站在马路边,怎么也想不起我曾经住过的位置,而记忆里那个空心人形,也早已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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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