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庄飞贼死于搬家前夜

筒子楼

2005年7月，我从老家的师范专科毕业后，带着父母给的3000元学费和在必胜客打工攒下的1000多元生活费，和余良一起踏上了去北京的绿皮火车。

余良比我小3岁，人却比我魁梧，一头卷毛，小眼睛。他嘴很贫，爱开玩笑讲荤段子，说起话来经常有一股“二人台”的味道。

我们是同省的老乡，都来自三线城市的普通工薪家庭。余良去北京纯粹是想多赚钱，而我去北京，则打算先参加一个为期8周的插画设计师培训班，上课地点在北京大学的媒体楼，学完并通过考试后，能获得一个商业插画师资格证。我想为本不高的学历添砖加瓦，这样找工作也会顺利一些。

到北京后，我们先去一个住在回龙观的朋友家投宿，晚上打地铺，白天就拿着一张北京地图去找房子。我和余良商量了一番后，决定在海淀区租房——他打算在中关村找工作，而我要去北京大学上课，这样都方便。

问了几家中介，发现正规小区的中介费和房租我们完全承受不起。又看了几家学生公寓，一张床位每月300元，一间房里住4到6个人。我觉得太拥挤，价钱也贵，就没有考虑。就这样，我俩只好在海淀区的几个尚未拆迁的城中村里溜达。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们在清华东路一个叫二里庄的地方，花450元租下了一间只有10平米、带个小窗的民房。

那是一间二层建筑，像过去的筒子楼。外表是死气沉沉的水泥灰色，入口处的大铁门虚掩着，红色的油漆已经剥落了很多，露出金属的地方长满了土黄色的锈。每层楼大概有20个房间，门对门排列，中间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光线昏暗。

这附近有很多类似的违章建筑，都是房东自己花钱盖的。除了我俩租的“房型”，还有不带窗户的小房间，350元/月，以及面积大一些的房间，600元/月。房东靠收租，每个月就有2万元的收入——住下后，余良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的薪水，每月只有1200元，我的生活费是500元。

我们的房间里有一张上下铺，一张破旧的桌子和一个老旧的双人布艺沙发，沙发两侧扶手可以放平，变成一张单人床，除此之外，再无他物。我懒得爬上铺，每晚就睡在旧沙发上。

房间内没有卫生间，只有一个洗手池，解手需要去外面100米远的公共厕所，洗澡则需要花5元钱去附近私人开的公共浴室。

我们从农贸市场买了两把椅子，还有电扇、镜子、厨具、煤气灶等物品，将这个10平米的房间布置得有了那么一丝家的味道。

一切安顿好后，我的北漂生活就正式开始了。

每天我就骑着一辆用50块钱买来的二手自行车往返，从二里庄到北大，半小时就到了。中午吃学生食堂，有时候为了省钱就只吃一套煎饼果子。下午上完课，我会在二里庄附近的小菜场里买点菜，然后在那个昏暗的走廊里用100元买来的单眼煤气灶炒菜。

每到晚饭时间，走廊里都会充满菜倒进油锅里的滋啦声，空气里混合着饭味。那时正是北京最热的时候，房间里没有空调，吃饭时每户都会开着门窗，靠过堂风带来一点凉意。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和对门的人聊上几句。在这里，邻里相处得很和睦，有一种独特的人间烟火味道。

余良每天都去网吧投简历，买各种人才报，参加招聘会，花了一个多星期找到了一份销售工作，主要卖电脑硬盘和显示器。找到工作后，他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起床挤公交去中关村上班，晚上有时候加班，要9点后才回来。

平时没课的时候，我就在附近的林大和农大的校园里溜达，有时溜进阶梯教室里看会儿书，有时就坐在草坪旁的长椅上发呆，看着抱着脸盆洗澡归来的漂亮女生。

那段日子清贫又悠闲，直到有一天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突然意识到了北漂生活的另一面。

飞贼

9月初，培训结束了，我顺利拿到了插画师资格证。我开始一边在网吧投简历，一边积累自己的电脑绘画作品，希望能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

另一边，余良工作两个月后，已经晋升为销售部的小组长，薪水翻了一倍，每月的销售业绩压力也随之而来。他开始频繁去外面应酬，很少回来吃晚饭了，有时醉醺醺地回来，进门也是倒头就睡。

有次，我白天跑了一天的面试有些累，很早就睡下了。睡前余良还没有回来，照例，我就给他留了门。到了半夜，半睡半醒之间，我听到了微小的动静，睁开眼睛，朦朦胧胧中看到了一个黑影。黑影从上铺拿了什么东西，然后开门出去了。

我第一反应是余良又喝多了，拿着手纸拉肚子去了。我刚要合眼，却听到下铺传来一阵呼噜声。我一下子从沙发床上坐起来，睁大眼睛盯着躺在下铺的那个人——是余良！睡得和死猪一样，那刚才那个黑影是谁！？

我迅速起身拉下灯绳，房间倏地亮了起来。余良翻了个身子，揉了揉鼻子，丝毫没有要醒的意思。我急忙走到上铺前，发现原本放在上面的书包不见了——完了，家里进贼了！

我把余良晃醒：“喂！别睡了！赶紧起来！”

余良睁开两只眼睛，对着我眨了眨，显然还没缓过神来：“咋了？大半夜的。”

“刚才进贼了！我包不见了！你赶紧看看丢什么东西了没？”说完，我就追了出去。走到房门口时，我顺手从砧板上抄起了菜刀，像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我光着身子，只穿着内裤，手里拎着刀顺着昏暗的走廊一直追到大门口。那扇红色的铁门半开着，我站在门厅向外看去，黑洞洞的，没有半点亮光，只有一些杂音。那个瞬间，我感觉就好像是站在一个巨人张大的嘴巴前，嘴里的黑暗深不可测。

慢慢的，我听清了门外传来的杂音，是雨水噼里啪啦打在地面上的声音。除此之外，我听不到任何动静，也看不到半个人影。

我慢慢走出铁门，来到院子里，湿冷的雨滴淋在我的头上、肩膀上和光着的脊梁上，脑子一下清醒了许多。这时我注意到，自己攥着刀把的手心已经出了汗，我低头看了看，菜刀的冷光映在脸上，晃了眼睛。

从我醒来到追出去已经过去差不多1分钟了，那个入室盗窃的飞贼或许早就消失了——他不可能傻到在门口躲雨的。我打了个喷嚏，立刻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顺着走廊往回走时，一股不安开始在心里蔓延：如果当时真的看到了那个贼，我们面对面，我该怎么办呢？拿刀砍他？万一他手里也有家伙呢？要跟他拼命吗？

走廊里依然很幽静，头顶上是5瓦灯泡发出的微弱黄光，两边的门都是黑的，鼾声此起彼伏，只有走廊深处我们的房间是亮着的。

一进屋，余良看到我手里的菜刀，愣了一下，接着说：“我的包也没了，我X！”

“你几点回来的？”

“不记得了，今儿喝多了。”

“是不是又没插门？”

“好像忘了。”

我骂了他一句：“傻X！”

之前因为他忘记插门的事，我就嘱咐过他很多次，显然他根本没当回事。我已经给他擦过好几次屁股了，就这次我睡得沉，没留神结果就进贼了，真是他妈寸。

我回想着包里都有什么东西——小灵通（一种只能在本地使用的手机）、刮胡刀、毕业证、插画师证书、钱包，钱包里还有银行卡、身份证和300元现金。唯一庆幸的是枕头边的爱立信手机没丢，我又翻遍了兜里兜外，就找到一张10块钱钞票。

我看了一眼时间，半夜3点多。余良给我道了歉，说自己包里也丢了这个那个，我都不想听，也懒得骂他了，躺在沙发上打算继续睡。可根本睡不着，心里一直琢磨着明天要咋办，不知道过了多久才睡过去。

醒来时，余良已经去上班了。

我先去找了房东，把半夜发生的事情和他说了一遍。房东是个50来岁的北京糙老爷们，肥头大耳，挺着个大啤酒肚，把白色跨栏背心撑得快裂开了。

他一只手里拿个蒲扇，另一只手端着个积满茶垢的杯子，听我说完之后，亮起嗓门：“嘿！这您怪谁啊？半夜睡觉不插门？好么，这不是等着贼进来拿呢嘛？那个大铁门常年不关的，出门在外自己不多加小心，丢东西找我也没用啊！您说是不？”

我哑口无言，诺诺地问他：“那要不要报警呢？我头一次遇到这事，真没经验。”

“我看啊，报警也没用，甭费那劲了！这一片儿住的人杂，以前就发生过这事儿。”

我叹了口气，嘀咕着：“钱丢了就丢了，关键还有很多证件，这下连工作也找不到了。”

“这样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瞧瞧，你看看有没有你的包。”

 

跟着房东屁股后面，七拐八拐来到附近的一个工地，走进一个像是仓库的建筑，里面是农民工的宿舍，几十张上下铺歪斜排列着，地上散乱地放着些脸盆、拖鞋，墙上挂着衣服、安全帽和各式各样的包，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混合的臭味。大概有十几个农民工正在休息，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听收音机，似乎没人察觉到有外人进来了。

房东凑到我耳边，小声说道：“你走一圈，看看有没有你的包。”

我在屋子里一边走一边用眼睛扫视着墙上和地上的包，走了一圈后，我对房东摇了摇头，表示没有。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农民工站了起来。这个小伙子梗着青筋鼓起的脖子，黝黑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他瞪大眼睛说：“你们这是啥意思？怀疑我们偷东西？”

房东扭过头，不紧不慢地说：“没事儿，姆们就是随便看看，没想怎么着，歇着吧您呐。”

“你们到底啥意思？随便怀疑别人，农民工就是小偷啊？！”他黑色的脸庞已经涨得通红。

房东没理他，用下巴示意我赶紧出去。我往门外走着，身后传来了几句骂声。出来后，房东对我说：“以前这片儿确实发生过农民工偷东西的事，我也不是瞎怀疑，就是碰碰运气。你自己在附近的垃圾箱里扒拉扒拉，一般贼只拿现金，不会要你身份证啥的。要是还没有，就自己想辙吧，我也没啥别的招了，不行就报警。”

贫民窟

我坐在农大的校园里发呆，琢磨着下一步该咋办。

没有钱，没有身份证，没有毕业证，这下我在北京成一个黑户了。身上就剩下10元钱，午饭都还没吃，我不敢打电话给家里，怕父母担心。

想了半天，我决定先去银行冻结账号，但由于没有身份证，所以只能冻结一星期。这时我突然想起，银行卡密码是我的生日，而身份证恰好和银行卡放在一起——我太蠢了，也许贼早就把卡里的钱取走了，我越想越觉得懊恼。

我想过报警，可是我卡里只有500元，到了立案标准吗？要不还是等余良回来后商量一下吧。这小子，应该管我饭的，都是因为他的疏忽才会变成这样！不管了，先去吃饭，肚子已经开始抗议了，10元钱起码够活一天，不行明天去找同学借点儿。

我站一家小笼包的铺子里正要点单，裤兜里的手机响了，是老家的座机打来的。

“儿子，你是不是丢东西了？”听筒里传来父亲的声音。

“啊？你咋知道的？”我心里一惊，有些纳闷，难道余良把这事告诉我家里了——不对啊，他并没有我家的座机号。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刚才有个人打电话来，说捡到了你的书包，里面有你师范大学的借书证，上面留着家里的电话，这不就打来了。”

我有些喜出望外，赶紧问那个人在哪里，我这就去拿包。父亲告诉我一个手机号码，又嘱咐了几句注意安全的话。挂掉电话后，我赶紧拨了那个号码。

“喂？”是一个有些沧桑的男声。

“您好，是您刚刚给我家里打的电话吧？是我丢了书包，请问在您那吗？”

“哦，是的。是我捡到的，在我这里，你有空就过来拿吧，就在学清路马家沟这边。”对方操着口音浓重的南方普通话，听起来颇为费劲。

我反复确认了几次地址，以免听错：“好的，谢谢您！我这就过去，大概10分钟就到。”

“行，你到了马家沟公交站那里，再给我打电话吧。”说完对方挂了电话。

马家沟离二里庄没多远，我骑着自行车一路狂奔，很快就到了公交车站。拿出手机再次拨打那个号码，就在等待电话接通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对方不会就是贼吧？看到我包里有证件啥的，想再讹我一笔？

正想着，电话接通了。没一会儿，一个中年人走了过来，举起手机对着我打了个招呼。来人看起来40岁出头，留着一头圆寸，佝偻着背，穿着有些发黄的白T恤，个头不高，精瘦。他肤色暗黄，脑门上几道抬头纹好像是用刀子刻上去的，深得足以夹死一只蚊子，几颗汗珠挂在额头和颧骨上。我注意到他一只腿有点跛，走起路来肩膀一高一低的。

“你就是小马吧？”他用南方口音问我。

“是，我是。”

“哦，你好，我叫老潘。跟我走吧。”

“去哪？”

“拿包去，就在前面，不远。”他用手指着一个方向说。

往前走了几十米，接着拐进了一个胡同，又走了几十米，拐进了另一条胡同。

“咋还没到啊？”

“马上，前面就是了。”老潘回答。

话音刚落，我的眼前豁然开朗，一片棚户区出现在前方。十几间简易房围在一个大院子周围，院子里堆着些易拉罐、废报纸、硬纸板，杂乱无章，破败不堪，条件比我们租住的筒子楼还要差上很多。

我跟着老潘走进其中一间屋子，里面大概有20平米。放有两张木板床，一个木柜，一张桌子，桌上面放着水壶茶缸牙刷等物品。屋子里空的地方也堆着很多废品。

老潘问我喝水不，我说不渴，他便拿起大茶缸自顾自地仰着脖子咕咚咕咚灌了起来。喝了几口后，他指着屋内一个角落说：“你看看那边，找找哪个包是你的。”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那里堆着好多包，大概有七八个。我走过去，蹲下身来，翻找起来，很快就找到了我的书包，还有余良的。

我打开书包检查，小灵通、刮胡刀、现金都不见了，但是毕业证和钱包都在，里面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也在。“还好，”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小兄弟，找到了吗？”老潘坐在床上问我。

“找到了，还有我同学的书包也在。对了，您是在哪儿捡到的啊？”

“就在清华东路二里庄那的马路边，早上扫地时捡的——哦，我是环卫工。”

“哦哦。是这样，昨天我们屋里进小偷了，辛亏您捡到了，真是太感谢了。”

“不用客气，东西都还在吗？”

“300块钱丢了，不过证件没丢，够走运了。”

“我扫地的时候经常捡到包，那一堆都是。只要能找到失主电话的，我都会打过去，让他们过来领，联系不上又有重要东西的就交给派出所。谁丢了东西都着急啊，这小偷真是太缺德了！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老潘有些愤慨地说道。

“是啊是啊，真是遇到好人了。”我的心情放松了下来，同时为刚才误解老潘有些惭愧。

我和老潘又聊了几句，他说自己是江西人，来北京打工两年多了。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5点到7点去清扫清华东路的一段卫生责任区。因为是临时工，每月工资只有700元，所以他平时也收废品，一个易拉罐能赚5分钱，一个啤酒瓶1毛，硬纸板1斤能赚2毛，每月靠卖废品能赚四五百元。

按他的话说，如果留在农村老家种地，一年也就三四千元的收入，根本不够花。来北京好歹每月有1000多，除去自己每月400元的生活费，剩下的都会寄回家里。

我告诉他，自己刚来北京两个月，正在找工作，也不太顺利，没想到还遇到这种入室盗窃的事，上午特着急，多亏遇见了他。

聊了一会儿后，我说还有事要走了，对老潘再次表示了感谢。老潘从床上起来说要送我，我忙推辞了，走到门口时，我又想起了什么，转过身来说：“大哥，差点忘了，应该给您点感谢费。”说着我从兜里掏出了那张10元钞票。

老潘急忙摇着双手说：“不必了，小兄弟，你刚来北京也不容易。”

“别别别，一定要收下，一点心意。我银行卡刚冻结了，现在身上就这么多了，你就买包烟抽吧，可别嫌少啊。”

老潘说啥也不要。几番推搡后，我还是坚持把钱塞进了他的上衣口袋，转身离开了。

老潘

之后，每晚睡觉前，我都会在房门后面放上一个啤酒瓶，这样万一有人半夜推门进来，瓶子就会倒下发出声响，我马上就能知道了。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了很久。

再后来，我和老潘又见过两次。

有一次是他刚扫完地，正蹲在马路牙子上抽烟，而我刚出门准备去面试。他喊了我一声：“小兄弟！”我立马听出了是老潘，便停下脚步和他随便聊了几句。我说自己找工作不顺利，已经面试了好多家，但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他告诉我不要着急，“肯定能找到”。

还有一次，是老潘主动给我发短信，说自己读初二的大女儿考了年级第一，想请我喝酒庆祝一下。那天我正好没事干，就答应了。

我俩在他住的棚户区附近找了一家刀削面馆，点了两盘炒菜，两碗猪肉刀削面，两瓶啤酒。老潘用牙撬开啤酒瓶盖，给我倒了满满一杯。为表示祝贺，第一杯我们都干了。

那天老潘喝了不少，脸和脖子变得通红，他说起了很多家里的事。

他有3个女儿，虽然一直想要个儿子，但被罚得实在没钱了，还欠了亲戚们不少，这事也就先放下了，出来打工赚钱：“孩子们的学费总要凑够的，而且老大学习用功，经常考班里前三名，怎么也得把她培养成大学生。”

说到这些的时候，老潘咧开干涩的嘴唇笑了，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用粗壮的大手挠着自己的脑袋，露出了黑色的指甲缝：“你是大学生，城里长大的，比我强，以后生女儿也没人说啥。但我就不一样了，家里的长辈都催着要孙子呢。你看，我都生了3个闺女了，估计再生没准还是个丫头——这肯定是我的问题，不能怪老婆。”

他喝了一大口啤酒，继续说道：“说实话，生儿子将来压力很大，我们村现在娶个媳妇聘金都要15万了！你说多离谱，谁家嫁女儿马上就能脱贫了，说不好听点，就跟卖闺女似的。”

老潘又问起我找工作的事，我告诉他，北京竞争太激烈了，自己的作品达不到人家的要求：“我正考虑着要不要换个方向，也不一定非要靠画画赚钱。”

老潘点点头：“是不容易，先活下来再说，平时该画也画。”

我从书包里拿出打印好的插画作品递给他，老潘将手在衣襟上蹭了又蹭，才小心翼翼地接了过去。每张他都仔细地端详半天，嘴里说着：“不错，不错，画得确实不错，我是没有艺术细胞，但我能看出好坏来。”

接着，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旧钱包，从里面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我：“这是我的全家福，你看看。”

照片里的老潘看上去比现在精神一些，也更年轻一点。他指着给我说，这是3年前拍的，里面有他的爹娘、老婆、3个女儿，还有他的大姐和二姐。

我注意到最旁边还站着一个少年，胳膊腿都很细，眼睛黑得发亮，看上去有些腼腆。我问老潘他是谁。老潘说：“这是我大姐家的孩子，叫小冬，我姐夫前几年得病去世后，他上完初中就不念了，先去县城打了一年工，也没挣多少钱。这不，今年年初他就跟着我一起来北京了，现在在饭店当服务员。”

“他多大了？也跟你住一起吗？”

“虚岁18了，刚来的时候和我住了一个月，找到工作后饭店管吃住，就不住了，毕竟我那里条件太差了。现在他偶尔来我这边，帮我收收废品。”

“还别说，你外甥长得和你挺像，不说的话还以为是你儿子呢。”

“是挺像，好多人都这么说。我二姐一直没嫁人，现在等于我们家就他一个男孩，我算是把他当自己儿子养了。可惜他不是读书那块料，不过出来也好，能见见世面。”老潘眯着微醺的眼，又给自己倒上一杯啤酒。

那天我们一共喝了6瓶啤酒，走时老潘非说要送我，我没让，自己晕晕乎乎地骑车回去了。老潘揣着那6个酒瓶子一高一低地走回去了。

那之后不久，我就找到了工作，在一家网站做内容编辑，每月工资2000元，还有400元补助。开始时还会和老潘发短信聊上几句，后来工作忙起来，我们就很少联系了。

杀人案

10月下旬，天气逐渐转凉，银杏树的叶子落了，满地都是黄澄澄的。

我和余良商量，既然两人的工作都稳定了，下个月干脆搬到正规小区楼房里去住吧。这里条件确实差，而且马上就入冬了，自建民房的土暖气肯定不暖和，到时候太受罪了。

我们一拍即合，周末就开始找房子，最后在北五环清河小营租了套两居室，每月1200元。

就在准备搬家的前一天晚上，我躺在那张已经睡了100多天的旧沙发床上，辗转反侧，总也睡不着。不知道是不是对这筒子楼和邻居们有了感情，竟有点舍不得——毕竟这里是我北漂生活的起点啊。

我瞅了一眼旁边的余良，这小子四仰八叉，睡得正瓷实呢，小呼噜打得很有节奏。

我也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我梦到了之前的那个飞贼，那道黑影又无声无息地潜入了我们的屋子里，拿走了我的包。我心中喊着，明明插好门了啊？而且门后也放了啤酒瓶，他到底是怎么进来的？我使劲挣扎，却怎么也起不来，身体仿佛被沙发捆住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我看到啤酒瓶依旧好好地放在门后，书包也还在上铺。我坐在沙发上琢磨着这个奇怪的梦，真是有点诡异。

这时，窗外传来一阵嘈杂。我穿上衣服走到院子里，看到一辆警车停在那里，有个警察正对着一个人做笔录，周围还凑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不远处的一个地方被围上了黄色的警戒线，地上用白色的粉笔画出一个空心人形，人形的胸部和脖子位置有一大摊血迹，黑红色的。

我看到房东也在旁边站着看热闹，便走上前询问出啥事了。

“听说是隔壁房子半夜进贼了，正偷东西呢，结果被当场发现了，租户追出来直接给丫捅死了，好像用的是水果刀，捅人那小子今儿一早被带走了。好么丫的，您说这不是作孽嘛？”

“X，直接给捅死了啊？！”这消息确实让我震惊。

“是啊，我估计那小子应该也得判吧。小偷再可恶，您也不能直接给人弄死啊，是不是？有勇无谋啊。”房东摇了摇他的大脑袋。

听到这番话，我心里突然有些后怕——如果那晚我拿着菜刀追上了贼，可怎么办？

没一会儿功夫，警车开走了，人群也散开了。我回屋后把这事告诉了正在赖床的余良，他听后也是一脸震惊，猛地坐起来：“没想到这个地方这么他妈乱，赶紧收拾东西，今天就搬走！”

“没准和上次偷我们东西的是同一个贼呢，这真是恶有恶报！”他边收拾边骂道。

当天中午，我们花100元租了一辆面包车，把几个大编织袋往车上一塞，告别了二里庄。

尾声

半个月后，我收到老潘的一条短信。

短信上说让我有空去一下他的住处，拿点东西。我估计是老潘从家乡带来的特产，就回复说：“是啥东西啊，我已经不住那边了，您就不用客气啦。”

老潘只短短地回了几个字：“一定要来。”

到了周末，我骑车去了马家沟的那片棚户区，院子里的废品没了，只有角落里还有些零零碎碎的瓶子废纸。我走进老潘住的那间屋子，却没有看到他。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男人正躺在木板床上看书，见我进来了，便开口问：“你找谁啊？”

“我找老潘，他让我过来拿点东西。”

“哦，你就是小马吧，稍等一下。”说完，络腮胡从床上下来，走到墙边的一个木柜子前，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老潘交代我，说一定要把这个转交给你。”

“他人呢？”我有些纳闷。

“说家里有事，回江西了。”

我将信封撕开，里面掉出一些东西，落在屋里的土地上。我低头一看，是3张崭新的100元钞票。信封里还有一封信，整齐地折叠成一个四方形。我把信纸慢慢打开，几行歪歪扭扭的钢笔字映入眼帘：

小马：

你好。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回江西老家了。我的那个外甥小冬你还记得吧？他死了，我要回去处理后事。另外，有些事情我之前一直瞒着你，请你不要生气，一定要原谅我。

上次你和你同学的书包其实不是我捡的，是那天早上小冬拿回来的。我当时问他，他说是从马路上捡来的，让我看看有啥有用的东西不。我没有多问，但其实我怀疑过他是不是从哪儿偷来的。因为之前他被饭店开除了，也没找到工作，天天去网吧打游戏，还找我要过好几次钱。

之所以我说是我捡的，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或觉得我外甥是小偷，哪怕让你怀疑我也好。因为我确实经常从马路上捡来一些包，也会主动联系失主，这些小冬都是知道的，他把包给我，大概也是想通过我还给你吧。相信我，小冬是个好孩子，只是一时糊涂做了错事，他已经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

唉，都怪我没能管好他，毕竟是我带他来北京的。你是个好人，当时还把身上的10块钱给了我。你丢的那300元，现在我替小冬还给你，请一定收下。实在是对不起了，还请你原谅我这个粗人。

祝你工作一帆风顺，我们有缘再见。

老潘

我默默把信折起来，放入牛皮纸信封中，连同那300元钱一起装了进去。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老潘。

前不久，我去海淀办事，路过二里庄，那里已经完全变了一番模样：马路拓宽了不少，筒子楼也已被商业楼盘取代。我站在马路边，怎么也想不起我曾经住过的位置，而记忆里那个空心人形，也早已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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