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黑书时代

一直想写文，纪念一下那个年代。

那是一个拥有“绝对出版自由”的年代。所谓“绝对出版自由”，就是当时任何一个书商的总经理，只要坐在办公室里一拍脑袋，几天后，市面上就能出现一本面向全社会销售的“出版物”。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是自称出版完全自由的国家或地区，恐怕也没有这种不需要任何登记注册，不需要任何官办报备手续的“出版自由”。

偏偏，在中国的某个短暂的历史阶段，却曾经真实地存在过。

在今天看来，这其实就是一个有着自由非法出版的时代。而一些行家，更喜欢使用极为通俗的行业用语，简称那个时代为“黑书时代”。

1

1998年的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了羊哥的电话，希望我可以成为他的“写手”。

羊哥是个出版商。用当时的话说，他是一个很懂“二渠道发行”的大书商，通过出版通俗杂志扬名业内。

据说，羊哥曾因出版两本杂志——《世界十大富豪》和《中国十大富豪》，便赚了800万，在圈内有“中国杂志之王”的美称。当时，大批量出版一本杂志的印刷费用不到1元钱，而杂志的零售价通常为10元，书商通常以5折的价格给批发商。

当时，那两本杂志各印了100万本，羊哥赚得金钵满盆，粗算就有800万——而在当时，千万富翁极少，亿万级富翁多用来描述境外富豪。

与羊哥结识，源于我写的一篇稿被别人卖给了他，据说销售成绩还不错，羊哥便记住了我。

能够成为羊哥的写手，且可以获得他的信任、亲自为他写稿，得让他欣赏才行。用羊哥的话说：“一般的写手，都找不到我。”

羊哥本就是一个商人，欣赏或不欣赏，通常只用业绩说话——他就是再不喜欢你，也不可能不喜欢你能为他赚钱的手艺。

当然，羊哥在写手圈的口碑还是相当不错的。

据说，羊哥办公室的老板台上，放着一个醒目的提示：闲谈，请不要超过三分钟。

文字由羊哥亲手写下，也严格执行。他和写手谈事情，通常是倒茶、吹牛三分钟，便会直接切入正题，告诉写手写什么，什么题材，多少字，何时给他交稿。最后问一句：“写吗?”

写手若答应，羊哥便拿出一沓钱来，数一数，放到你面前。通常，这是为羊哥写稿总收入的30%，算定金。

和书商合作久了，写手们都明白，不预支定金的合作都是放屁。羊哥从来做事都是给定金的，说明他已经深思熟虑，并承担风险——能够和你一起承担风险的承诺，这才是有效的承诺。

写手收钱后，羊哥便会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下几笔，包括收了多少钱，何时交稿等。整个过程，写手只带一张嘴，包括收钱，也从来不用给羊哥签字打收条。

写手完工后，羊哥通常也不会看，只是清点一下稿件的字数，确认稿件的数量够足之后，便将剩余的70%款一分不少地给你。

当然，若写手实在写得不好，羊哥最终用不上，钱也会一分不少地给你。只是，在羊哥的心里，你从此就不会是他的写手了。所以，写手和和羊哥“合作”，是本着做生意的想法去的，不好好做，无疑是坏了自己的生意。

毕竟，文人卖文，书商卖书，各有分工和活法。

通常第一次和羊哥交流时，写手一般都不知道自己的东西将登载到何处，卖到哪里以及署什么名，而且万一写的东西被改成了反动的、黄色的文字，那也是要蹲大牢的。因此，多少有些不放心。

每当羊哥一听这话，就嘿嘿一声冷笑：“你以为书商是什么人啊？你敢写反动的，他书商敢帮你印？写书坐牢，我书商还能保命吗？再说，写黄色的，你能写得过金瓶梅、肉蒲团吗？反正都是黄色的，盗印这些黄书，还不用付稿费呢！”

所谓文责自负，没有了这“反动”和“黄色”两项负担，写手们自然也胆大了。

所以，这天，当我放下羊哥的电话后，心里还是有些期待的。也不免嘀咕：“羊哥到底想让我写什么呢？”

通常书商要写手写什么，是打死都不会在电话里说的。主要是怕你不写，又把计划泄露了，更怕你带着他的计划和别的书商合作，这就相当于把商业机密给卖了。

当年，这个城市里书商云集，而书商与书商之间的竞争，主要依靠的就是三个方面——发行能力、写手和题材。

其中发行的竞争不大，只要各有好处，发行问题书商之间甚至可以互相帮忙；其次，写手资源原则上也能合作，“用钱招呼过来”就可以。因此，书商之间的竞争，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题材，题材通常都出自书商们自己的脑袋，能抓到当下最热门的题材，这才是书商的核心竞争力。

2

这天下班之后，我便去见了羊哥，没想到我这是自投罗网，因为此次羊哥找我商量的事情，正是要“关押”我。

“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羊哥坐在办公室里，一见到我，就直接冲我笑骂了三句“他妈的”，说时脸上又泛着笑，还起身为我端茶，让我一下没反应过来。

“我这个人真蠢，没有听你的话，损失五百万啊。”羊哥笑着说。

“我有这么大能量？你一句话不听我的，就能损失五百万？”我更懵了。

“是啊！你看看就知道了。”羊哥说完，随手把几本厚厚的书扔到我的手上。

原来是《斯塔尔报告》。

之前那段时间，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实习生莱温斯基正闹绯闻。全世界吃瓜群众都在观看一场充满八卦的政治大戏。

当时羊哥和我通电话，听我讲政经形势和新闻热点，我提议可以做莱温斯基，然而羊哥当即就否定了，说：“中国人对国外明星不敏感，除了足球明星。”

可也就是不久前，1998年9月11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调查克林顿“性丑闻”的《斯塔尔报告》一字不少地公布在网上，其中还有尺度颇大的“香艳”情节。一经发表，连美国国会的网站都瘫痪了。当然，中国吃瓜群众也想看，只是当时中国互联网还不发达，网民还不多，懂英文的网民就更少了。

而我手上这本，就是《斯塔尔报告》的中文版。

“这才几天！美国连英文版的纸质书还没来得及出版吧，怎么竟有国内出版社出的中文版？”我翻着书，不解地问。

羊哥这才颇有些遗憾地道出这书背后的故事。

据说，出版《斯塔尔报告》的书商，在美国国会公布《斯塔尔报告》当天就请人从美国下载了英文全版，通过邮箱发回中国。

在此之前，这位书商就已经设计好了封面，一拿到英文稿，立刻指挥提前请来的一百多位大学生做英文翻译。每个大学生只分一小段，旁边有人打字，进行流水式的作业。

最终，翻译的人实在太多，连人名、地名都无法统一。统稿的老师知道书商给他的时间不多，能做的不是改正翻译错误，而是只能尽量将人名、地名统一，就仓促出版了。

但对于吃瓜读者来说，错漏百出无所谓，能够满足三级片般的丰富想像就可以了。于是，书一上市场很快卖断货了，书商赚了500万后却不敢再版，毕竟没有版权，还是有风险的。

当然，等美国那方面反应过来，市场早已经没有了这本书的踪迹，总不能到读者家去查抄吧？

“这次，你不是要我帮你写莱温斯基吧?”我问羊哥。

“没意思了，人家把钱都赚完了。现在就是到美国买版权，出正式版，看的人也很少了。”羊哥摇摇头，又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他这次找我想让干一票大的。因为这个题材是他的一个哥们出的，对方找不到适合的写手，他就提议找我合作。不过，时间要快，要像出版《斯塔尔报告》一样，快速推向市场。他们已经计算了出版时间，要我在十天内，弄个几十万字出来。为此，便准备把我“关押”到一个“军营”里，后勤吃喝有人搞定。

“但你只能用笔写。”末了，羊哥加了这一句。我知道羊哥喜欢用笔写作的写手。一来当时电脑写作还不普及，而且，羊哥对用电脑写作的写手不太信任，总觉得他们可能会抄袭别人，或者用自己的旧稿来凑数。

没过多久，羊哥的哥们也来了。羊哥介绍说，那个人叫虎哥。我一听，心里便默默叹了一声：“原来他就是虎哥啊！”

1997年，戴安娜王妃骤然离世，虎哥一听这消息，便悄无声息地去香港带了一大堆戴安娜的资料回来。没过几天，一本数十万字、有关戴安娜死亡的书就面世了，很快便风靡全国。据说虎哥那次也是几百万的进帐，连反应神速的香港出版商也惊叹这是大陆的“出版奇迹”。

虎哥手上拿着一套琼瑶的《还珠格格》。我已经隐约猜到，这次的题材应该跟《还珠格格》的热播有关。

和我寒暄了两句，虎哥依旧没有说明来意。而是和羊哥一起捧着书，用极其专业的口吻，计算着《还珠格格》的印刷费、发行费及目前的市场销售量。

一分钟后，两个人便计算出这本书最后可能在市场上有几百万的进帐。

“《还珠格格》引进内地时，电视剧还没播出，琼瑶也对大陆出版市场不了解，只好一次性地把《还珠格格》大陆地区的出版权，卖给了内地的一家出版社。哪知，电视剧大热，这出版社捡了个大便宜。”虎哥说得头头是道，最后看着羊哥补了一句；“如果手脚做得快的盗版书商，也能赚个盆满钵满。”

我心想，他们不会让我也写一部假的《还珠格格》小说来赚钱吧。不过仔细一想，可能性也很小，如果他们要盗印，直接用原本就行了，还用得着找写手吗？

突然，我想起一件事。

“莫非这次找我，是因为贾主编的事儿？”我问他们。

“当然，这是找你的原因之一。”羊哥点点头，转身又和虎哥商量起如何“关我十天”来。

3

前段时间，的确有一件和《还珠格格》有关的事情找到了我头上，而且和羊哥也有关联。

那天，一家娱乐杂志的贾主编给我打电话，约我一起吃饭。

事实上，贾主编的这个“官职”并不是杂志社官方任命的，而是由承包这家杂志广告发行的广告公司所托——从八十年代后期起，中国的期刊市场和书籍出版，便开始出现乱局，“通俗文学”一时大热，全国几千家、包括地区级拥有内部刊号的文学刊物，全部面向市场，开始出版读者们“喜欢的”通俗文学。

有些偏远地区的文化单位，杂志经营困难，便索性将杂志刊号以广告或发行业务的名义，“卖”给广告商或发行商，同时也把制作、印刷和内容的生产让了出去。

一个刊号一月就能卖上几万元，而且自己的职务工资还一分不少。只需要让这些广告发行商自行任命一个“执行主编”，自己进行采访编辑，最后送到他们这些真正的主编或编辑手上，署上他们的名字，一本合法的刊物，就以这种非法的方式流进了市场。

因此，即便这些书被文化出版部门查获，只要拿出真刊号的合同去抵数就可以了。而与他们合作的“真主编”自然也会出面，为这些书商摆平事情，至多最后来个违规操作，罚款了事。

“贾主编”就是这样的一个假主编。堂堂正正地坐在公司为他设置的“主编室”，名片上也印了执行主编兼副总经理等好几个官衔。当然，到了正式出版时，贾主编的名字虽然也在刊物上出现，但就不是执行主编了，而是执行编辑。至于他领导的一群小记者，则把名字全混在发行部广告部的队伍里。

和贾主编一见面，他就开宗明义，说自己准备策划一个和《还珠格格》相关的大新闻，这势必会在中国娱乐圈引起“绝对爆炸”，他希望这个新闻的具体执行人是我。

“从此，你将成为一代名记。”贾主编朝我使眼色。

“贾主编你自己为何不做?”听了他的话，我本能地回了这一句。

“我当然想自己干，但这次特刊，我是执行主编，不能自己写自己编。”贾主编显得有些为难。

这道理多少有些勉强。“那你想策划什么大新闻?”

贾主编继续卖关子：“一会来个人，你就知道了。”

没多久，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经贾主编介绍，这人是影视演员，和《还珠格格》剧中的一个当火的女演员“关系非同一般”，他想谈谈这个“关系”。

我连连“喔”了几声，恍然大悟，要是真是如此，“他和她的故事”这的确算是个大新闻。见我上了路，贾主编便推说编辑部还要看稿，不想影响我对男演员的交流采访，便提前走了。

男演员的讲述一点都没有偏题，而是直接把“他和她”的故事，特别是“她”年轻时与当时“他”之间的情感故事，包括许多男女之间交流的细节，全都告诉了我。

坦白地说，当时我也没有准备录音，毕竟是写一个娱乐新闻，又不是一个投诉的社会新闻，根本不曾想到他会讲得如此细致。采访时，虽然有笔记，但采访结束后，需要真正成稿时，我还是非常犹豫。毕竟这只是男演员的一面之词，依照新闻操守，我们需要就男演员说的话，找那位女演员进行确认，无论“她”是证实还是否认，甚至 “不回应”，也都算是有个说法。

可是，当我把想法和顾虑告诉给贾主编时，贾主编嗤之以鼻：“你太胆小了，这是娱乐新闻，娱乐新闻有几条是真的？台湾香港都是如此，你怕个鸟？再说，你以为她这么好联系啊，真联系上就是独家新闻，还需要你写‘她和他’的故事啊？”

我说：“你不怕，你写，你今天是执行主编，明天被告的可是我和你们杂志社。”

贾主编一听，立即说：“让她来告我们！这本来就是我们的策划目的之一，我们的杂志社，经她一告，不就红了吗？发行不就上去了吗？打个官司输了也没关系。”

我对贾主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这种没经核实的新闻，发出来麻烦太多，而这送上来的大新闻，明显就是男演员想炒作，哪怕最后女演员把他告了，他也能火一把。或者，这个男演员明天反悔了、不承认了，就让我这个写新闻的成了一个造谣者。

贾主编问我想怎么办。我便问，这个“他”和“她”之间，有无亲密的合影。

“图还真没有，不过我们会让美编，把他俩的早期图片进行合成，但像素太小，做个小图还行，做个大图成封面，肯定不行。”

我和贾主编不欢而散。

没多久，贾主编还是找人写了一个5万字的头条，并做了特刊发行，而担任这个特刊发行的书商，便是今天把我找来的羊哥。

不过，这个特刊卖得并不好。这我倒可以预见，毕竟那就是一则娱乐新闻的体量，就算是把男女之间那点儿事写得再细，也就是那样。再说这个男演员的司马昭之心，读者也懂。

羊哥倒是毫不避讳：“贾主编当时还吹牛皮，说他策划的大新闻卖不了100万、也能卖个50万册，结果事实上只卖了5万本，现在还没结账呢。而且，他们这次特刊的刊号费，要得特别狠，平时也就一两万，他说这是一个特刊刊号费，说要打通上面的审查关节，向我要了20万，还得先交钱。”

这样算下来，羊哥确实亏了不少。

“上次不赚钱，这次还做这个题材？”我打趣道，“莫非是这次要用假刊号？”

羊哥一听，立即说：“这次用真刊号。而且，你弄完了文字，我还要坐飞机去送审，既然想做大，肯定得用真刊号，要不查下来不就栽了。上次贾主编没做成，还是他的稿件不行，现在的老百姓，哪有这么容易上当的？没有真料，他们会买？”

说到这，虎哥也上前补充：“这次你就放心，刊号我们肯定不会假，这一两万的刊号钱，还真不是什么事情。而且虎哥我最近又跑了香港台湾，花大价钱，从香港和台湾买回来大量的杂志和报纸，全是和《还珠格格》有关的资料和图片。到时，这些资料，肯定要全部给你。你的任务就是10天之内，把这些资料进行编辑，串连成新的杂志。你今天回去准备一下，好好休息，请好假，如果要干，10天之内必须完成，死也要给我死出来。”

羊哥还向我建议，如果是涉及到琼瑶和演员的真名和生活，就不要胡编乱造，毕竟这次是用真刊号。

“但如果是电视剧中人物的角色，就可以展开来写。毕竟那是虚构人物，你可以猜测人物角色和故事未来的发展，也可以从一个读者和粉丝的角度，写他们的结局可能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有几种发展方向。比如，他们的爱情是否会有新波折等等，这些都是读者最关心的桥段，也不会引起官司。而且，大众都在等着《还珠格格》的续集，这些内容也是读者最想知道的。”羊哥说得头头是道。

最后，羊哥用他一贯干脆利索的口吻，做了总结：“明天你来我这报到，稿费会给你很高，提前完成有奖，推迟完成要罚。”

4

回到家后，我和女朋友商量了一晚。

女朋友问我有没有风险，我说：“风险基本没有，因为写的东西，出版前事先会经过审查。那些卖刊号的官员虽然贪钱，可他们更怕风险，只是10天时间之内，可能会累死，毕竟量太大了。但钱也多啊，10天的工钱，相当于一年的工资了。”

第二天，我便打电话向单位请了假，说家里有急事，要请假一星期，刚好前后有两个周末，加起来一共九天。

如果时间到了，再让女朋友打电话去给单位加请一天。而且，我那个单位，任务本就是一阵一阵的，此时正好是一期刚结束，一期又没开始之际，单位以为是我家里出了什么急事，便同意了。

早晨起床，我便直接去了羊哥处。女朋友担心我，专门陪我一起去见羊哥。

我先是从羊哥那里，领了一笔定金，全部给了女朋友，让她赶紧把钱到银行的柜员机上存了，然后再去单位上班。

女朋友拿着钱，一时心情复杂，目光里闪着幽幽的光，看着我和羊哥，仿佛生死离别般。等到我和羊哥一同走到了一个“军营”门口，她的身影还在风中。

所谓“军营”，其实并不是什么军事基地，而是一个供军人或军人家属使用的住宅区。虽然地处城市的闹市，但小区管理自成一体，估计就是从前的“大院”吧。

羊哥选择这个地方，估计是怕别人干扰。毕竟，一般的市民进这还不太方便，羊哥能带我进来，也是因为通过关系，租了里面的几套房子。

我被安排在一幢高楼的顶层。三室一厅的大套间，比普通的商品房要大一些，屋子里除了我住的一间房，其他两间也摆着床。房间空无一人，有洗手间和热水器。不过，在后来的十天里，洗手间我是用过的，但热水器我动也没动过，因为我根本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

厅里放了两张办公桌，上面堆着一大堆空白的稿纸，估计都是要给我填字用的。另有一大堆资料，台湾香港大陆的都有，还有一堆圆珠笔、一个水杯、茶壶和一些零食。

我和羊哥进来后，两个小妹妹也跟了进来。羊哥介绍说：“这两个小妹，都是公司的电脑打字员，她们这十天，住在下一层的另一套房里。”

两个小妹采取轮流值班制，随时将我写好的文章进行电脑录入。除此之外，我和两个小妹想吃什么、喝什么，尽管开口，会有人立即送来。

我朝羊哥苦笑：“你以为我有这么多时间吃东西啊？我能活着回去就不错了。”

羊哥朝我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称不打扰我了。又吩咐了两个小妹几句，便离开了。

我先是和两个小妹重复了一下工作流程，她们会不时上来看看我，一旦有可以打字的资料，就会取走，24小时、无论白天黑夜，她们随叫随到。

我很快就开始了工作。

开始，还是相对简单的，毕竟只是做些资料的连接。只不过，一边做连接，我得一边构思接下来该如何“创作”？方向是什么？一个人能干到多晚？

有时，甚至小妹踩着细步，过来送吃的东西或上楼来拿稿件，我也完全处于无知的状态。

第一天，我也不知道干到了多晚，此时，一个同样满眼疲惫的小伙子进来了。原来，他是主要负责为我做后勤工作的。晚上也要回这里睡觉。

小伙子也显然经过老板吩咐，不敢和我这个“作家”说话，走起路来也蹑手蹑脚，生怕会吵醒我这个正在写字的机器人。

大概半夜时分，小伙子起来上厕所，看到我仍在客厅里忙着，便赶紧解决了问题、立即缩回了自己的房间关上门。不过，等小伙子一早醒来，准备悄然离开时，我已经早早起了床，又坐回了办公桌前。

那10天，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一共工作了多长时间。只知道眼睛实在是睁不开了，才把手上的笔扔掉，全身疲软地走进卧室，倒在床上，一下就睡了过去。

到了工作的后期，我甚至不知道是第几天了。我的身体，开始出现僵硬，不仅抓笔的右手在几天之内快速结了茧，身体的各个部位也都有一种僵硬得如钢条、无法自如地转动的感觉。

我一度有些害怕，生怕自己这样下去，恐怕最后要被人抬出屋子，便赶紧把大厅当跑道，转着小圈跑动起来。一边跑圈，一边继续想着稿件。

跑了好一阵，才感觉舒服了一点，又不敢占据太长时间，赶忙重新坐回办公桌。

记忆里，那十天中，我只接到过一个电话。同事都知道我请假了，工作上的事情不会找我。就是那一个电话，我也只是讲了几句。对方听说我在“外地”之后，便不好意思多说了——当时移动电话的漫游费还相当的高。

而这个电话，也是我那段时间唯一一次与人的对话。

女朋友知道我被书商“关”了起来，也不敢和我打电话，我们事先说好的，除非有急事大事，否则她自己一个人就好好待着。怎么说，我们也要看在钱的份上。

工作完成后，打字小妹告诉我，她们两人在那十天里，一共打了几十万字。其中光我手写的字，就有30万。

也就是说，我平均一天的写字量，达到了3万。

十天终于过去了，我又看到了羊哥。看上去这些日子，他也没有好好休息，一脸憔悴。

羊哥说，自己刚刚从印刷厂回来，马上要去机场，这次他来，是想在去机场前，把应该给我的尾款付给我。

事先也早说好，即使是这些书稿不合格或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出版，应该给我的稿费，依然一分不少。我把钱揣在怀里，摇晃着身子走出大院。原本想去银行把钱存了，只是感觉自己，连去银行柜员机的力气都没有。

出了院子，我挥手叫了一辆的士。

上车后，我告诉司机住址，然后钻进出租车的后座，将瘫软的身子靠在软椅上，想睡一阵。

车到了家门口，司机把我叫醒，我拿出钱给司机，司机很快就找了数给我。我伸手抓过，一把塞进口袋，眯着眼，朝自己的家走去。

醒来时，才发现衣服也没有脱，女朋友早已回了家，怕吵醒我，不敢帮我脱衣服，也不敢在家里做饭，就去外面买了菜和水果。

5

只可惜，这十天的辛苦，最后都付之东流了。

事后，羊哥告诉我，他们这件事没做成。因为，当他带着稿件搭飞机去送审时，才知道出版形势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原来，当时因为有关《还珠格格》与其演员的出版物太多，一时铺天盖地，其中盗版猖獗。文化部门见如此情势，突然开始对文化市场进行清查围剿。羊哥准备买刊号的杂志负责人，此时因为担心出事，没有批准这个刊号。

事后，羊哥并没有把这事怪到我的头上。毕竟在90年代，他这样的千万富翁在中国也不多见，对于写手稿费的这点损失，他自然觉得是“湿湿碎”（ 粤语，毛毛雨，小事情 ）。

而这次“书稿流产”事件，似乎像一个预兆，第二年，羊哥与虎哥就结束了他们自己的书商生涯。

1999年，让书商们一路都在追捧几个新闻热点——第一个是有关千年的题材，包括最热的千年虫；第二个是大阅兵，即在当年国庆节举办的国庆50周年大阅兵；第三个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之事；第四是对某邪教的强力查处。

我记得很清楚，大使馆被炸当天，我被一个哥们的电话叫醒，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睡觉。他就在电话里吼，他妈的你现在还敢睡觉？全城都在游行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你赶紧起来，我们一起去写稿，现在，为书商写稿，就是我们的爱国举动，我们要一起写出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的文章，拿起笔来，为保卫祖国的尊严而战斗！为“爱国”、发小财！我当时还一头雾水。

而羊哥和虎哥，则分别摔倒在邪教和大阅兵的题材上。

1999年以前的几年，当时该邪教还没有受到如此严厉查处。许多出版社，甚至是官方的正式出版社，都有出版涉及该题材的作品。当然，事后都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处理。

当时一张邪教头目的画像，要卖到100元，消费者还不能叫“买”，而是要花贡钱、把其“请”回家。因此许多书商，便乘机大量印刷，一张几毛钱或几块钱的画像，以50块钱的价批发出去。零售摊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羊哥就是因为这事，最终进了号子。毕竟，出版社的错误主要是错误，而这些书商的过失，大多都涉及到非法出版——不查处时没事，碰上严打就很容易进去了。

而虎哥退出江湖的原因，更是一个他从来没有想到的原因。

当时，虎哥做了一个大阅兵的题材，大概叫“大阅兵揭秘”吧。把我人民解放军即将要参加阅兵的部队番号，系列武器一一展现，所选图片，也都是威武雄壮的革命军人。他原以为，这种题材完全可以躺着赚钱，不想出的事情，差点把他吓死。

当虎哥接到“内部消息”，要自己赶紧逃跑时，完全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情。两兄弟一边分头跑，一边觉得自己这回如果被抓到了，恐怕是要被枪毙的。只是天网恢恢，没过多久，两兄弟就先后落了网。

直到对他们进行审讯时，虎哥才明白自己犯错的原因。原来，国家强力部门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查处他们非法出版，是想搞清楚，虎哥这“大阅兵揭秘”一书中所涉的武器和军种以及部队番号，当时全是军事机密，是不是虎哥他利用与“军营”接触的机会，盗窃了国家的军事机密？

虎哥听后，赶紧为自己辩白——原来，这些资料是虎哥从境外购买的。他原本以为，这些境外都能买到的资料，就肯定不是军事机密了，毕竟这是连反动派都知道了的东西，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被怀疑盗窃了军事机密。

事后，虎哥被有关方面转交给了地方，罚款了事。

从那以后，羊哥与虎哥，再也没有从事书商的行当。

后记

中国出版历史上这段诡异的时光，到1999年尾，也就基本结束了。

多年后，我曾见到一位故人，再次聊起这段历史，才突然发现，相处了那么久，我竟然连羊哥、虎哥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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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