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黑书时代

2019-01-08 14:32:32
2019.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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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写文,纪念一下那个年代。

那是一个拥有“绝对出版自由”的年代。所谓“绝对出版自由”,就是当时任何一个书商的总经理,只要坐在办公室里一拍脑袋,几天后,市面上就能出现一本面向全社会销售的“出版物”。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是自称出版完全自由的国家或地区,恐怕也没有这种不需要任何登记注册,不需要任何官办报备手续的“出版自由”。

偏偏,在中国的某个短暂的历史阶段,却曾经真实地存在过。

在今天看来,这其实就是一个有着自由非法出版的时代。而一些行家,更喜欢使用极为通俗的行业用语,简称那个时代为“黑书时代”。

1

1998年的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了羊哥的电话,希望我可以成为他的“写手”。

羊哥是个出版商。用当时的话说,他是一个很懂“二渠道发行”的大书商,通过出版通俗杂志扬名业内。

据说,羊哥曾因出版两本杂志——《世界十大富豪》和《中国十大富豪》,便赚了800万,在圈内有“中国杂志之王”的美称。当时,大批量出版一本杂志的印刷费用不到1元钱,而杂志的零售价通常为10元,书商通常以5折的价格给批发商。

当时,那两本杂志各印了100万本,羊哥赚得金钵满盆,粗算就有800万——而在当时,千万富翁极少,亿万级富翁多用来描述境外富豪。

与羊哥结识,源于我写的一篇稿被别人卖给了他,据说销售成绩还不错,羊哥便记住了我。

能够成为羊哥的写手,且可以获得他的信任、亲自为他写稿,得让他欣赏才行。用羊哥的话说:“一般的写手,都找不到我。”

羊哥本就是一个商人,欣赏或不欣赏,通常只用业绩说话——他就是再不喜欢你,也不可能不喜欢你能为他赚钱的手艺。

当然,羊哥在写手圈的口碑还是相当不错的。

据说,羊哥办公室的老板台上,放着一个醒目的提示:闲谈,请不要超过三分钟。

文字由羊哥亲手写下,也严格执行。他和写手谈事情,通常是倒茶、吹牛三分钟,便会直接切入正题,告诉写手写什么,什么题材,多少字,何时给他交稿。最后问一句:“写吗?”

写手若答应,羊哥便拿出一沓钱来,数一数,放到你面前。通常,这是为羊哥写稿总收入的30%,算定金。

和书商合作久了,写手们都明白,不预支定金的合作都是放屁。羊哥从来做事都是给定金的,说明他已经深思熟虑,并承担风险——能够和你一起承担风险的承诺,这才是有效的承诺。

写手收钱后,羊哥便会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下几笔,包括收了多少钱,何时交稿等。整个过程,写手只带一张嘴,包括收钱,也从来不用给羊哥签字打收条。

写手完工后,羊哥通常也不会看,只是清点一下稿件的字数,确认稿件的数量够足之后,便将剩余的70%款一分不少地给你。

当然,若写手实在写得不好,羊哥最终用不上,钱也会一分不少地给你。只是,在羊哥的心里,你从此就不会是他的写手了。所以,写手和和羊哥“合作”,是本着做生意的想法去的,不好好做,无疑是坏了自己的生意。

毕竟,文人卖文,书商卖书,各有分工和活法。

通常第一次和羊哥交流时,写手一般都不知道自己的东西将登载到何处,卖到哪里以及署什么名,而且万一写的东西被改成了反动的、黄色的文字,那也是要蹲大牢的。因此,多少有些不放心。

每当羊哥一听这话,就嘿嘿一声冷笑:“你以为书商是什么人啊?你敢写反动的,他书商敢帮你印?写书坐牢,我书商还能保命吗?再说,写黄色的,你能写得过金瓶梅、肉蒲团吗?反正都是黄色的,盗印这些黄书,还不用付稿费呢!”

所谓文责自负,没有了这“反动”和“黄色”两项负担,写手们自然也胆大了。

所以,这天,当我放下羊哥的电话后,心里还是有些期待的。也不免嘀咕:“羊哥到底想让我写什么呢?”

通常书商要写手写什么,是打死都不会在电话里说的。主要是怕你不写,又把计划泄露了,更怕你带着他的计划和别的书商合作,这就相当于把商业机密给卖了。

当年,这个城市里书商云集,而书商与书商之间的竞争,主要依靠的就是三个方面——发行能力、写手和题材。

其中发行的竞争不大,只要各有好处,发行问题书商之间甚至可以互相帮忙;其次,写手资源原则上也能合作,“用钱招呼过来”就可以。因此,书商之间的竞争,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题材,题材通常都出自书商们自己的脑袋,能抓到当下最热门的题材,这才是书商的核心竞争力。

2

这天下班之后,我便去见了羊哥,没想到我这是自投罗网,因为此次羊哥找我商量的事情,正是要“关押”我。

“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羊哥坐在办公室里,一见到我,就直接冲我笑骂了三句“他妈的”,说时脸上又泛着笑,还起身为我端茶,让我一下没反应过来。

“我这个人真蠢,没有听你的话,损失五百万啊。”羊哥笑着说。

“我有这么大能量?你一句话不听我的,就能损失五百万?”我更懵了。

“是啊!你看看就知道了。”羊哥说完,随手把几本厚厚的书扔到我的手上。

原来是《斯塔尔报告》。

之前那段时间,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实习生莱温斯基正闹绯闻。全世界吃瓜群众都在观看一场充满八卦的政治大戏。

当时羊哥和我通电话,听我讲政经形势和新闻热点,我提议可以做莱温斯基,然而羊哥当即就否定了,说:“中国人对国外明星不敏感,除了足球明星。”

可也就是不久前,1998年9月11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调查克林顿“性丑闻”的《斯塔尔报告》一字不少地公布在网上,其中还有尺度颇大的“香艳”情节。一经发表,连美国国会的网站都瘫痪了。当然,中国吃瓜群众也想看,只是当时中国互联网还不发达,网民还不多,懂英文的网民就更少了。

而我手上这本,就是《斯塔尔报告》的中文版。

“这才几天!美国连英文版的纸质书还没来得及出版吧,怎么竟有国内出版社出的中文版?”我翻着书,不解地问。

羊哥这才颇有些遗憾地道出这书背后的故事。

据说,出版《斯塔尔报告》的书商,在美国国会公布《斯塔尔报告》当天就请人从美国下载了英文全版,通过邮箱发回中国。

在此之前,这位书商就已经设计好了封面,一拿到英文稿,立刻指挥提前请来的一百多位大学生做英文翻译。每个大学生只分一小段,旁边有人打字,进行流水式的作业。

最终,翻译的人实在太多,连人名、地名都无法统一。统稿的老师知道书商给他的时间不多,能做的不是改正翻译错误,而是只能尽量将人名、地名统一,就仓促出版了。

但对于吃瓜读者来说,错漏百出无所谓,能够满足三级片般的丰富想像就可以了。于是,书一上市场很快卖断货了,书商赚了500万后却不敢再版,毕竟没有版权,还是有风险的。

当然,等美国那方面反应过来,市场早已经没有了这本书的踪迹,总不能到读者家去查抄吧?

“这次,你不是要我帮你写莱温斯基吧?”我问羊哥。

“没意思了,人家把钱都赚完了。现在就是到美国买版权,出正式版,看的人也很少了。”羊哥摇摇头,又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他这次找我想让干一票大的。因为这个题材是他的一个哥们出的,对方找不到适合的写手,他就提议找我合作。不过,时间要快,要像出版《斯塔尔报告》一样,快速推向市场。他们已经计算了出版时间,要我在十天内,弄个几十万字出来。为此,便准备把我“关押”到一个“军营”里,后勤吃喝有人搞定。

“但你只能用笔写。”末了,羊哥加了这一句。我知道羊哥喜欢用笔写作的写手。一来当时电脑写作还不普及,而且,羊哥对用电脑写作的写手不太信任,总觉得他们可能会抄袭别人,或者用自己的旧稿来凑数。

没过多久,羊哥的哥们也来了。羊哥介绍说,那个人叫虎哥。我一听,心里便默默叹了一声:“原来他就是虎哥啊!”

1997年,戴安娜王妃骤然离世,虎哥一听这消息,便悄无声息地去香港带了一大堆戴安娜的资料回来。没过几天,一本数十万字、有关戴安娜死亡的书就面世了,很快便风靡全国。据说虎哥那次也是几百万的进帐,连反应神速的香港出版商也惊叹这是大陆的“出版奇迹”。

虎哥手上拿着一套琼瑶的《还珠格格》。我已经隐约猜到,这次的题材应该跟《还珠格格》的热播有关。

和我寒暄了两句,虎哥依旧没有说明来意。而是和羊哥一起捧着书,用极其专业的口吻,计算着《还珠格格》的印刷费、发行费及目前的市场销售量。

一分钟后,两个人便计算出这本书最后可能在市场上有几百万的进帐。

“《还珠格格》引进内地时,电视剧还没播出,琼瑶也对大陆出版市场不了解,只好一次性地把《还珠格格》大陆地区的出版权,卖给了内地的一家出版社。哪知,电视剧大热,这出版社捡了个大便宜。”虎哥说得头头是道,最后看着羊哥补了一句;“如果手脚做得快的盗版书商,也能赚个盆满钵满。”

我心想,他们不会让我也写一部假的《还珠格格》小说来赚钱吧。不过仔细一想,可能性也很小,如果他们要盗印,直接用原本就行了,还用得着找写手吗?

突然,我想起一件事。

“莫非这次找我,是因为贾主编的事儿?”我问他们。

“当然,这是找你的原因之一。”羊哥点点头,转身又和虎哥商量起如何“关我十天”来。

3

前段时间,的确有一件和《还珠格格》有关的事情找到了我头上,而且和羊哥也有关联。

那天,一家娱乐杂志的贾主编给我打电话,约我一起吃饭。

事实上,贾主编的这个“官职”并不是杂志社官方任命的,而是由承包这家杂志广告发行的广告公司所托——从八十年代后期起,中国的期刊市场和书籍出版,便开始出现乱局,“通俗文学”一时大热,全国几千家、包括地区级拥有内部刊号的文学刊物,全部面向市场,开始出版读者们“喜欢的”通俗文学。

有些偏远地区的文化单位,杂志经营困难,便索性将杂志刊号以广告或发行业务的名义,“卖”给广告商或发行商,同时也把制作、印刷和内容的生产让了出去。

一个刊号一月就能卖上几万元,而且自己的职务工资还一分不少。只需要让这些广告发行商自行任命一个“执行主编”,自己进行采访编辑,最后送到他们这些真正的主编或编辑手上,署上他们的名字,一本合法的刊物,就以这种非法的方式流进了市场。

因此,即便这些书被文化出版部门查获,只要拿出真刊号的合同去抵数就可以了。而与他们合作的“真主编”自然也会出面,为这些书商摆平事情,至多最后来个违规操作,罚款了事。

“贾主编”就是这样的一个假主编。堂堂正正地坐在公司为他设置的“主编室”,名片上也印了执行主编兼副总经理等好几个官衔。当然,到了正式出版时,贾主编的名字虽然也在刊物上出现,但就不是执行主编了,而是执行编辑。至于他领导的一群小记者,则把名字全混在发行部广告部的队伍里。

和贾主编一见面,他就开宗明义,说自己准备策划一个和《还珠格格》相关的大新闻,这势必会在中国娱乐圈引起“绝对爆炸”,他希望这个新闻的具体执行人是我。

“从此,你将成为一代名记。”贾主编朝我使眼色。

“贾主编你自己为何不做?”听了他的话,我本能地回了这一句。

“我当然想自己干,但这次特刊,我是执行主编,不能自己写自己编。”贾主编显得有些为难。

这道理多少有些勉强。“那你想策划什么大新闻?”

贾主编继续卖关子:“一会来个人,你就知道了。”

没多久,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经贾主编介绍,这人是影视演员,和《还珠格格》剧中的一个当火的女演员“关系非同一般”,他想谈谈这个“关系”。

我连连“喔”了几声,恍然大悟,要是真是如此,“他和她的故事”这的确算是个大新闻。见我上了路,贾主编便推说编辑部还要看稿,不想影响我对男演员的交流采访,便提前走了。

男演员的讲述一点都没有偏题,而是直接把“他和她”的故事,特别是“她”年轻时与当时“他”之间的情感故事,包括许多男女之间交流的细节,全都告诉了我。

坦白地说,当时我也没有准备录音,毕竟是写一个娱乐新闻,又不是一个投诉的社会新闻,根本不曾想到他会讲得如此细致。采访时,虽然有笔记,但采访结束后,需要真正成稿时,我还是非常犹豫。毕竟这只是男演员的一面之词,依照新闻操守,我们需要就男演员说的话,找那位女演员进行确认,无论“她”是证实还是否认,甚至 “不回应”,也都算是有个说法。

可是,当我把想法和顾虑告诉给贾主编时,贾主编嗤之以鼻:“你太胆小了,这是娱乐新闻,娱乐新闻有几条是真的?台湾香港都是如此,你怕个鸟?再说,你以为她这么好联系啊,真联系上就是独家新闻,还需要你写‘她和他’的故事啊?”

我说:“你不怕,你写,你今天是执行主编,明天被告的可是我和你们杂志社。”

贾主编一听,立即说:“让她来告我们!这本来就是我们的策划目的之一,我们的杂志社,经她一告,不就红了吗?发行不就上去了吗?打个官司输了也没关系。”

我对贾主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这种没经核实的新闻,发出来麻烦太多,而这送上来的大新闻,明显就是男演员想炒作,哪怕最后女演员把他告了,他也能火一把。或者,这个男演员明天反悔了、不承认了,就让我这个写新闻的成了一个造谣者。

贾主编问我想怎么办。我便问,这个“他”和“她”之间,有无亲密的合影。

“图还真没有,不过我们会让美编,把他俩的早期图片进行合成,但像素太小,做个小图还行,做个大图成封面,肯定不行。”

我和贾主编不欢而散。

没多久,贾主编还是找人写了一个5万字的头条,并做了特刊发行,而担任这个特刊发行的书商,便是今天把我找来的羊哥。

不过,这个特刊卖得并不好。这我倒可以预见,毕竟那就是一则娱乐新闻的体量,就算是把男女之间那点儿事写得再细,也就是那样。再说这个男演员的司马昭之心,读者也懂。

羊哥倒是毫不避讳:“贾主编当时还吹牛皮,说他策划的大新闻卖不了100万、也能卖个50万册,结果事实上只卖了5万本,现在还没结账呢。而且,他们这次特刊的刊号费,要得特别狠,平时也就一两万,他说这是一个特刊刊号费,说要打通上面的审查关节,向我要了20万,还得先交钱。”

这样算下来,羊哥确实亏了不少。

“上次不赚钱,这次还做这个题材?”我打趣道,“莫非是这次要用假刊号?”

羊哥一听,立即说:“这次用真刊号。而且,你弄完了文字,我还要坐飞机去送审,既然想做大,肯定得用真刊号,要不查下来不就栽了。上次贾主编没做成,还是他的稿件不行,现在的老百姓,哪有这么容易上当的?没有真料,他们会买?”

说到这,虎哥也上前补充:“这次你就放心,刊号我们肯定不会假,这一两万的刊号钱,还真不是什么事情。而且虎哥我最近又跑了香港台湾,花大价钱,从香港和台湾买回来大量的杂志和报纸,全是和《还珠格格》有关的资料和图片。到时,这些资料,肯定要全部给你。你的任务就是10天之内,把这些资料进行编辑,串连成新的杂志。你今天回去准备一下,好好休息,请好假,如果要干,10天之内必须完成,死也要给我死出来。”

羊哥还向我建议,如果是涉及到琼瑶和演员的真名和生活,就不要胡编乱造,毕竟这次是用真刊号。

“但如果是电视剧中人物的角色,就可以展开来写。毕竟那是虚构人物,你可以猜测人物角色和故事未来的发展,也可以从一个读者和粉丝的角度,写他们的结局可能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有几种发展方向。比如,他们的爱情是否会有新波折等等,这些都是读者最关心的桥段,也不会引起官司。而且,大众都在等着《还珠格格》的续集,这些内容也是读者最想知道的。”羊哥说得头头是道。

最后,羊哥用他一贯干脆利索的口吻,做了总结:“明天你来我这报到,稿费会给你很高,提前完成有奖,推迟完成要罚。”

4

回到家后,我和女朋友商量了一晚。

女朋友问我有没有风险,我说:“风险基本没有,因为写的东西,出版前事先会经过审查。那些卖刊号的官员虽然贪钱,可他们更怕风险,只是10天时间之内,可能会累死,毕竟量太大了。但钱也多啊,10天的工钱,相当于一年的工资了。”

第二天,我便打电话向单位请了假,说家里有急事,要请假一星期,刚好前后有两个周末,加起来一共九天。

如果时间到了,再让女朋友打电话去给单位加请一天。而且,我那个单位,任务本就是一阵一阵的,此时正好是一期刚结束,一期又没开始之际,单位以为是我家里出了什么急事,便同意了。

早晨起床,我便直接去了羊哥处。女朋友担心我,专门陪我一起去见羊哥。

我先是从羊哥那里,领了一笔定金,全部给了女朋友,让她赶紧把钱到银行的柜员机上存了,然后再去单位上班。

女朋友拿着钱,一时心情复杂,目光里闪着幽幽的光,看着我和羊哥,仿佛生死离别般。等到我和羊哥一同走到了一个“军营”门口,她的身影还在风中。

所谓“军营”,其实并不是什么军事基地,而是一个供军人或军人家属使用的住宅区。虽然地处城市的闹市,但小区管理自成一体,估计就是从前的“大院”吧。

羊哥选择这个地方,估计是怕别人干扰。毕竟,一般的市民进这还不太方便,羊哥能带我进来,也是因为通过关系,租了里面的几套房子。

我被安排在一幢高楼的顶层。三室一厅的大套间,比普通的商品房要大一些,屋子里除了我住的一间房,其他两间也摆着床。房间空无一人,有洗手间和热水器。不过,在后来的十天里,洗手间我是用过的,但热水器我动也没动过,因为我根本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

厅里放了两张办公桌,上面堆着一大堆空白的稿纸,估计都是要给我填字用的。另有一大堆资料,台湾香港大陆的都有,还有一堆圆珠笔、一个水杯、茶壶和一些零食。

我和羊哥进来后,两个小妹妹也跟了进来。羊哥介绍说:“这两个小妹,都是公司的电脑打字员,她们这十天,住在下一层的另一套房里。”

两个小妹采取轮流值班制,随时将我写好的文章进行电脑录入。除此之外,我和两个小妹想吃什么、喝什么,尽管开口,会有人立即送来。

我朝羊哥苦笑:“你以为我有这么多时间吃东西啊?我能活着回去就不错了。”

羊哥朝我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称不打扰我了。又吩咐了两个小妹几句,便离开了。

我先是和两个小妹重复了一下工作流程,她们会不时上来看看我,一旦有可以打字的资料,就会取走,24小时、无论白天黑夜,她们随叫随到。

我很快就开始了工作。

开始,还是相对简单的,毕竟只是做些资料的连接。只不过,一边做连接,我得一边构思接下来该如何“创作”?方向是什么?一个人能干到多晚?

有时,甚至小妹踩着细步,过来送吃的东西或上楼来拿稿件,我也完全处于无知的状态。

第一天,我也不知道干到了多晚,此时,一个同样满眼疲惫的小伙子进来了。原来,他是主要负责为我做后勤工作的。晚上也要回这里睡觉。

小伙子也显然经过老板吩咐,不敢和我这个“作家”说话,走起路来也蹑手蹑脚,生怕会吵醒我这个正在写字的机器人。

大概半夜时分,小伙子起来上厕所,看到我仍在客厅里忙着,便赶紧解决了问题、立即缩回了自己的房间关上门。不过,等小伙子一早醒来,准备悄然离开时,我已经早早起了床,又坐回了办公桌前。

那10天,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一共工作了多长时间。只知道眼睛实在是睁不开了,才把手上的笔扔掉,全身疲软地走进卧室,倒在床上,一下就睡了过去。

到了工作的后期,我甚至不知道是第几天了。我的身体,开始出现僵硬,不仅抓笔的右手在几天之内快速结了茧,身体的各个部位也都有一种僵硬得如钢条、无法自如地转动的感觉。

我一度有些害怕,生怕自己这样下去,恐怕最后要被人抬出屋子,便赶紧把大厅当跑道,转着小圈跑动起来。一边跑圈,一边继续想着稿件。

跑了好一阵,才感觉舒服了一点,又不敢占据太长时间,赶忙重新坐回办公桌。

记忆里,那十天中,我只接到过一个电话。同事都知道我请假了,工作上的事情不会找我。就是那一个电话,我也只是讲了几句。对方听说我在“外地”之后,便不好意思多说了——当时移动电话的漫游费还相当的高。

而这个电话,也是我那段时间唯一一次与人的对话。

女朋友知道我被书商“关”了起来,也不敢和我打电话,我们事先说好的,除非有急事大事,否则她自己一个人就好好待着。怎么说,我们也要看在钱的份上。

工作完成后,打字小妹告诉我,她们两人在那十天里,一共打了几十万字。其中光我手写的字,就有30万。

也就是说,我平均一天的写字量,达到了3万。

我的黑书时代

十天终于过去了,我又看到了羊哥。看上去这些日子,他也没有好好休息,一脸憔悴。

羊哥说,自己刚刚从印刷厂回来,马上要去机场,这次他来,是想在去机场前,把应该给我的尾款付给我。

事先也早说好,即使是这些书稿不合格或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出版,应该给我的稿费,依然一分不少。我把钱揣在怀里,摇晃着身子走出大院。原本想去银行把钱存了,只是感觉自己,连去银行柜员机的力气都没有。

出了院子,我挥手叫了一辆的士。

上车后,我告诉司机住址,然后钻进出租车的后座,将瘫软的身子靠在软椅上,想睡一阵。

车到了家门口,司机把我叫醒,我拿出钱给司机,司机很快就找了数给我。我伸手抓过,一把塞进口袋,眯着眼,朝自己的家走去。

醒来时,才发现衣服也没有脱,女朋友早已回了家,怕吵醒我,不敢帮我脱衣服,也不敢在家里做饭,就去外面买了菜和水果。

5

只可惜,这十天的辛苦,最后都付之东流了。

事后,羊哥告诉我,他们这件事没做成。因为,当他带着稿件搭飞机去送审时,才知道出版形势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原来,当时因为有关《还珠格格》与其演员的出版物太多,一时铺天盖地,其中盗版猖獗。文化部门见如此情势,突然开始对文化市场进行清查围剿。羊哥准备买刊号的杂志负责人,此时因为担心出事,没有批准这个刊号。

事后,羊哥并没有把这事怪到我的头上。毕竟在90年代,他这样的千万富翁在中国也不多见,对于写手稿费的这点损失,他自然觉得是“湿湿碎” 粤语,毛毛雨,小事情

而这次“书稿流产”事件,似乎像一个预兆,第二年,羊哥与虎哥就结束了他们自己的书商生涯。

1999年,让书商们一路都在追捧几个新闻热点——第一个是有关千年的题材,包括最热的千年虫;第二个是大阅兵,即在当年国庆节举办的国庆50周年大阅兵;第三个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之事;第四是对某邪教的强力查处。

我记得很清楚,大使馆被炸当天,我被一个哥们的电话叫醒,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睡觉。他就在电话里吼,他妈的你现在还敢睡觉?全城都在游行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你赶紧起来,我们一起去写稿,现在,为书商写稿,就是我们的爱国举动,我们要一起写出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的文章,拿起笔来,为保卫祖国的尊严而战斗!为“爱国”、发小财!我当时还一头雾水。

而羊哥和虎哥,则分别摔倒在邪教和大阅兵的题材上。

1999年以前的几年,当时该邪教还没有受到如此严厉查处。许多出版社,甚至是官方的正式出版社,都有出版涉及该题材的作品。当然,事后都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处理。

当时一张邪教头目的画像,要卖到100元,消费者还不能叫“买”,而是要花贡钱、把其“请”回家。因此许多书商,便乘机大量印刷,一张几毛钱或几块钱的画像,以50块钱的价批发出去。零售摊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羊哥就是因为这事,最终进了号子。毕竟,出版社的错误主要是错误,而这些书商的过失,大多都涉及到非法出版——不查处时没事,碰上严打就很容易进去了。

而虎哥退出江湖的原因,更是一个他从来没有想到的原因。

当时,虎哥做了一个大阅兵的题材,大概叫“大阅兵揭秘”吧。把我人民解放军即将要参加阅兵的部队番号,系列武器一一展现,所选图片,也都是威武雄壮的革命军人。他原以为,这种题材完全可以躺着赚钱,不想出的事情,差点把他吓死。

当虎哥接到“内部消息”,要自己赶紧逃跑时,完全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情。两兄弟一边分头跑,一边觉得自己这回如果被抓到了,恐怕是要被枪毙的。只是天网恢恢,没过多久,两兄弟就先后落了网。

直到对他们进行审讯时,虎哥才明白自己犯错的原因。原来,国家强力部门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查处他们非法出版,是想搞清楚,虎哥这“大阅兵揭秘”一书中所涉的武器和军种以及部队番号,当时全是军事机密,是不是虎哥他利用与“军营”接触的机会,盗窃了国家的军事机密?

虎哥听后,赶紧为自己辩白——原来,这些资料是虎哥从境外购买的。他原本以为,这些境外都能买到的资料,就肯定不是军事机密了,毕竟这是连反动派都知道了的东西,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被怀疑盗窃了军事机密。

事后,虎哥被有关方面转交给了地方,罚款了事。

从那以后,羊哥与虎哥,再也没有从事书商的行当。

后记

中国出版历史上这段诡异的时光,到1999年尾,也就基本结束了。

多年后,我曾见到一位故人,再次聊起这段历史,才突然发现,相处了那么久,我竟然连羊哥、虎哥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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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