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贫困户的女儿成了扶贫干部

2019-01-29 14:53:51
9.1.D
0人评论

征稿许多的大事的开始,都可以从一件小事找到暗示。许多的变化的源头,都可能在不动声色中被忽略。草蛇灰线,时间似乎总是最好的导演。这40年来,每个带着“8”的年份,都仿佛冥冥注定一般——有些事从鼎盛之处崩塌,也有些事又正在破土萌发;有的人从云端缓慢降落,也有的人在山谷蓄势待发。我们就这样,或主动或被动,被时代裹挟。在命运的沉浮中向前。于是,在2018年即将结束之际,人间希望能邀请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1978、1988、1998、2008、2018年:选一年,讲一讲这一年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或事。重新回望,或许他们都或多或少的、为你往后的生活与命运埋下伏笔。再见“8”。投稿请发送邮箱:thelivings@vip.163.com ,并在标题注明【2018年终征稿:再见8】

1

2018年,我的生活忽然和“扶贫攻坚”纠缠起来了。

年初的一天,老家村里的会计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替老父亲写一份贫困申请。我压抑着满心的不高兴,冷冷回道:“我养得起老爹,不需要村里扶贫。”

我不高兴是有原因的。

5年前,老妈还活着,那时70岁的老妈身患肺癌,巨额的医疗费掏空了家里本就不多的积蓄,也把我拖累得苦不堪言。恰逢村干部找到我,让我给二老申请低保,我就替他们申请了。

我觉得申请理由非常充分:父母户口本上有四口人,二老,外加弟媳和侄女。老妈患癌,老爹安装心脏起搏器六年,脑梗两次入院导致残疾,有三级残疾证。二老双双年迈无劳动能力; 弟弟因意外已去世6年,弟媳也是听力三级残疾。家里的土地都只能低价流转(出租)出去。

弟弟去世后,我在自己居住的小区买了套二手房,把老老小小从老家农村接出来照顾,弟媳在我们医院的洗衣房打工,侄女上学及各种辅导班开销巨大,皆需要我接济;饱受丧子之痛的爹娘离开故土又不太适应,身体频频出问题。

这样老弱病残的家庭,按道理完全可以评上低保户——低保户的医疗费报销比例高,自付部分还有二次报销,我满心期待能申请成功,多少减轻些经济压力。

但低保是有名额限制的,粥少僧多,竞争非常激烈。好在乡亲们都了解我家的情况,民主评议时纷纷证明申请所写情况属实,我罗列的病历和医疗费复印件、家庭收支明也一目了然,的确是入不敷出,负债累累。

最后,老爹以票数第一的优势当选,同时“胜出”的还有十户,多是年老体弱患有重病的。

说实话我也很惭愧,我15岁就考学离家,在城里混了30多年,不仅没能衣锦还乡,到头来还要跟乡亲们争好处,实在没脸回去替老爹参加评议。

如今,我家在缺席的前提下还能评上“第一”,的确让我在感激之余,心里五味杂陈。

那时候,村里有一个外号叫“罗锅”的,因自己没评上低保,四处告状。罗锅跟我家沾点亲,小我两岁,按辈分该叫我姑姑。尽管从小罗锅,但身体功能健全不影响劳动。这些年来,罗锅一直好吃懒做、吃喝嫖赌样样沾,早年老婆离婚另嫁,儿子长大后进城打工,剩他一个人在村里晃荡。每年卖了粮,便在赌桌上挥霍,赢钱大吃大喝,输了钱蹭吃蹭喝,后来索性把地租给别人,逢人就说自己没有劳动能力。

低保没评上,罗锅便攀咬我家说,我家是村里最早进城买房的,儿子虽死了但女儿有保障,就算生病,医疗费也不愁,进而还诬陷说:“他家闺女就在医院上班,啥样的病历和医药费收据弄不出来?这村里人谁进城看病都求他闺女,他评上低保就是靠了好人缘儿。”

罗锅天天去政府闹,到头来,他自己没能吃上低保,牵连着全村当年的低保指标全作废了。老爹气得打电话骂他:“你个白眼狼!以前总去我家连吃带拿都忘了?你咋忍心对我们老弱病残七不服八不忿?你说那屁话有影儿没有?”

罗锅在电话里拼命抵赖:“姑爷爷我坏谁也不能坏你呀!这是哪个王八蛋吃饱了撑的给我扣屎盆子啊?”他还特意给我打电话抱屈:“我得罪谁也不敢得罪你呀小姑,这村里谁有个病有个灾的不得求你?我也得给自己留后路呢是不是?”

我懒得理他,只觉得村干部也太无能,任凭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

之后四年,尽管年年有电话让我替老爹递交低保申请,我都拒绝了。有一次我甚至赌气说:“那申请,除了让人家怀疑我伪造医疗单据,还有啥用?”

2

说实话,自小到大我都觉得自己的老家也算得上富庶了,人均土地多且肥沃,年景好时家家收成都不错。大多数人家都有砖瓦房、有轿车,在城里还有楼房,农忙时回村种地,农闲时进城猫冬。

没想到,连这样的村子,居然也惦记着要评成“贫困村”。

起初我还以为村书记只是好心,没想到打电话让我报申请不成,书记竟专程来医院求我:“只有贫困人口达到一定比例才能算贫困村,现在还真就差你家仨人儿。”

“贫困村好处大了去了,建文化广场、建卫生室、修房子、扩马路,都是国家拨款,光伏发电的项目还能给村民分红。”见我犹豫,他又说,“当然,我也不能为了贫困村的待遇把不够条件的给弄上去吧?你家我婶走后,我叔又得了牙龈癌花老鼻子钱了谁不知道?你弟没了,弟媳残疾,侄女又上了大学,都是明摆着的。你家上去了,谁也说不出来啥。”

我苦笑:“这申请一写,我也算为村里做了贡献是不是?”

书记竖起大拇指:“到底是党办主任,有觉悟!贡献大了去了!”

我无法再拒绝,老爹是典型的因病致贫,我赌着一口气不要村里扶贫,眼下看来确实是损村不利己。

不久,老爹开始被建档立卡,各种填表的询问和嘱咐。有天在饭桌上,老爹说:“村里说咱家老屋是危房,不得已才进城租房住,月租金一万元。这不扯么?还让我就得这么说。”

我家是村里最早住砖房的,81年建起来,如今已经37年了,又空了这么些年,算危房到也够格。可城里的房子是我买的,何来租房一说?

爱人老蒋在政府办工作,见惯不怪:“这帮村干部和扶贫工作队,都是填表老油条。让你贫是一种数字填报法,让你脱贫也是有充分依据的。”

之后,又有各种要求老爹回村签字画押的电话。以往,老爹特喜欢回村,每逢乡亲家里红事白事或者村干部换届选举,我都会开车带他回去。但是这一次,老爹执意要坐班车:“坐着轿车回去为贫困签字,罗锅又得嚼舌头。”

“他嚼他的呗,又不是你的车。村里都讲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我脱离你的户口都30多年了,和你没关系。”老爹瘸着左腿,心脏起搏器也快到了电池耗尽的年限,牙龈癌术后又明显体虚,我哪能放心?

可还没等我抽出空儿来,广电局干部小陈就送来了表格让签字:“姐,我给下派到你们村搞精准扶贫,听说李叔是你父亲,我主动要求跟他结对子啦。咱熟,有啥事也好说。”

我自然高兴,有他来来回回的,老爹就不用折腾了,但也忍不住疑惑:“你咋成了驻村干部?”

他笑:“扶贫攻坚嘛,全县总动员,你们医院也有任务,只不过我们系统动作快了一点儿。”

过了几天,老蒋也要扶贫攻坚了:“我给下派到榆树屯当驻村第一书记。离城70里。每周周末能回来两天。”之前老蒋整天陷在材料堆里叫苦连天,我巴不得他挣脱出来透口气儿:“挺好。两年也不难熬,村里日子简单,不累心。”

我计划着有空就去看他,高速公路旁的村子,半小时车程而已,走乡间公路也用不了一小时。

老蒋用鼻子哼了一声:“就你们村这低保户、贫困户的上上下下,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村里工作多难。”

我不以为然:“我是农村人我还不知道,乡亲们大都憨厚淳朴,有几个像罗锅那样儿的?”

没想到老蒋刚走没两天,医院总支书记就找到我,说卫计局党委分了个定点扶贫的村子给医院,得有驻村干部下去,局里院里各出一人。

“咱院党员大都在临床一线,搞业务的,政治水平都不太高,一线人员也紧张,你说呢?”

“从二线抽人呗。”我大大咧咧道。医院的行政管理和后勤部门,统称二线。

“分给咱的是柳树屯村,距你爱人扶贫的榆树屯村三公里。局里要派女干部下去,咱也出个女的?租房也方便。”书记循循善诱。

再迟钝我也听明白了,这是希望我自告奋勇呢。可老爹还得靠我照顾,老蒋走了,我咋能再走?

“按理说我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孩子上了大学不用照管,驻村离爱人还不远。可是我老爹都快80了,心脏病脑梗就不说了,牙龈癌刚做完手术三个月。”

书记立即随机应变:“我是跟你商量谁去合适,你家这情况,哪能派你去呢。”

可我又想起老爹,一辈子长在农村,60多岁失了儿子才无奈地随女儿进城,平常总是说:“城里好是好但总觉得自己像在做客,没有家的感觉。”若我带他去村里,没准儿他更高兴呢。

“若能租个房间多的房子,让我带着老爹,我愿意去。”我给书记说。

书记倒犹豫了:“租房不是问题,可是老人那种状况,村里条件又差,哪忍心让你带着老爹下乡呢?”

我给老爹说了这事儿,他也急了:“你就说你愿意不愿意下乡吧!你要愿意去,我找你们书记说去,我就说村子里更有利于我养病。我要是住在村里,那是如鱼得水呢!柳树屯离咱村才30里,年轻那会儿人民公社兴修水利,我还认识了那村儿不少老伙计。”

“那您老人家等着,我自己找书记说就成,这活儿他不好往下派,巴不得我主动请战呢!”话已至此,我哪能不下乡?

3

很快,我就带着老爹入驻了柳树屯。

时值暮春,村里一派热闹景象。小四轮这一个那一个突突地响着,挂着播种机穿村而过,纷纷驶向村外的大田,车后扬起一路灰尘。

村书记说:“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再早些,入户走访80%家里没人儿。”

局里下派的姑娘叫筱月,刚考上公务员两年,一个娇生惯养的城市姑娘,没见过村里的世面,惊问:“人呢?看着住房条件不错的呀,人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了吗?”

我笑着说了下老家的情况——村里的老乡基本上城里乡下都有房子,来回走动,这方圆三百里内大都如此。

筱月咋舌:“这日子,比我都富呀。应该让村里扶我才对!”

会计忙说:“农民嘛,眼皮子浅,好个攀比。一家在城里买房了,大家就纷纷跟风,一家有车了,别家也不甘落后,咬牙浪呗!当然也有把土地租给别人夫妻双双打工的,还有人是种完地、阶段性打工。”

筱月说:“那也比我想象的强了去了,扶贫要求‘两不愁三保障’,我还以为真有愁吃愁穿的呢,来前还翻箱倒柜找了不少旧衣服。”

书记说:“城里人穿衣服时髦,穿剩的也保证有人要。”

筱月说:“算了,我看有的小姑娘比我都时髦,我还是别拿出来了。”

会计笑:“待长了你就知道,村里人眼皮子浅着呢。”

筱月悄悄问我眼皮子浅是啥意思?我笑:“会计不都说了么?待长了你就知道。”

村委会座谈了解情况这会儿,老爹就在我们租住的房子里掏火墙扒炕,忙得热火朝天,有个当年一块儿水利大会战的老哥们儿路过,认出正往外倒黑灰的老爹,随即加入了劳动。

我和筱月回去时,两个脸上挂了一道儿道儿黑灰的老头儿正坐在墙根儿下卷着旱烟,见了我们,还有点儿不好意思:“老了,这点儿活儿也是活儿了。”

屋里,老蒋正在给扒开又安回去的砖块儿抹泥勾缝,边干边责怪:“有活儿找村委会啊,把老爹当劳力使,你可真行!”

老爹听见了接话儿:“她眼里哪有这活儿?我自己愿干的,这房撂空好久都没人住,掏一掏,好烧。”

帮忙的老汉说:“别说你闺女早都是城里人儿了,土生土长的,又有几个知道掏灰通灶的?会干会弄的都是老家伙儿。现在的人儿啊,就知道享受!”

俩老头儿抽着旱烟抚今追昔,满嘴都是今不如昔的感慨。我不禁想起了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想起她那句著名的唠叨——“一代不如一代”。

老蒋是开着村干部的轿车过来的。一是想看看家安得咋样,二是想给我们打打“预防针”。他说入户走访且得听些“三七疙瘩话”(含沙射影的话)呢。

老蒋建议我们第一次入户千万别带慰问品,他们走访时给每户拎了一桶豆油,结果再次入户,就有人问:“你咋空手来了呢?”他还听说,有些驻村干部为了让村民在上级检查时给自己说好话,自掏腰包买东西搞慰问,结果还是堵不住贫困户嫌这嫌那的嘴。

筱月瞪大了眼睛:“啊?那可咋整呢?”

老蒋教我们:“胡搅蛮缠的话就装听不见,扶贫政策咨询不能含糊了,一定要吃透文件精神。”

“那还用你说?咱是干啥来的?必须吃透上情体察下情,才能做好政策宣传。”我嫌老蒋啰嗦。

我没接受老蒋的建议,和筱月第一次入户,给每户拎了一箱牛奶做“见面礼”,毕竟以后要在这村儿工作,联络感情是必要的,再说院里也给准备了这些东西。

尽管村长已经在微信群里通知各家留人,但还是有20多家给我们吃了闭门羹,替他们说出闭门原因的人同时也要求:“把给他家的东西放我家就成了,他说了让我帮领。”

我笑着打哈哈:“这是见面礼,见了面儿再给。这次见不着还有下次呢。”

对方会立即甩出一副冷脸,话语不一,表达的都是对我的鄙夷:“哎呀妈呀,一箱破牛奶还怕我昧下咋滴?春节慰问的大米白面豆油我替人领过好几份呢!”“你这城里人儿可真行,这点玩意儿还当宝儿似的。”“那你就再送吧,牛奶过期了怕都见不着人呢!”

会计领着我们走了两三天,宣讲政策问长问短,说得口干舌燥,只有6户人家给我们每人倒过一杯水。

走到最后一户,炕上躺着一个面色萎黄的中年妇女,一壮汉正好开着小四轮回来,进门就皮笑肉不笑地问会计:“又来新人扰民了?”

筱月脸涨得通红,我忙说:“老弟真能开玩笑,我们来串个门儿了解下情况,征求下意见建议。”

他笑:“征求意见好呀,我的意见就是:扶贫该扶谁扶谁,别搞啥驻村,听说扶贫干部每月1000元的补助,租房还每年1万块。那些没人住的房子都是村长家的,你们一来成了他家摇钱树了,群众看着还眼红。你们不驻村儿,省下这每年3万多元发给贫困户,每家2000来元,指定比驻村效果好。”

“账不是这么个算法,发钱不是扶贫根本目的……”我反驳,却明显底气不足。

“咱老百姓站得低、看得近嘛,算账就算眼前利益。我弟弟就在邻县当老师,也给派去驻村扶贫。我就说你抛家舍业的图啥嘛,你不好好当你的老师,今天写脱贫规划,明天填脱贫明白卡,后天弄贫困户收支核算表,村里还得陪着你们买纸花复印费,岂不越扶越贫?”

他转向会计:“我说,你光拿着表格让今天签字明天按手印,咋不公示公示咱村花了多少填表复印的钱?”

面色萎黄的女人过意不去地打断了丈夫,我们也赶紧趁汉子住嘴的间歇落荒而逃。筱月低声说了句:“毒舌。”

回到“家”,墙根儿下晒太阳抽旱烟的老汉增加到了三个,正一边挑拣着鲜嫩的柳蒿芽和荠荠菜,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从前的农业税和现在的种粮补贴。

见了我,老爹眉开眼笑:“我去村边儿采野菜,你叔他们看见了都去帮我采,晚上咱吃个新鲜。”

4

很快,医院中层干部工作群里贴出了扶贫攻坚工作方案,除了中层领导和柳树屯的贫困户结对子,还有个重中之重,就是“健康扶贫”。两个月内,扶贫医疗队要走遍全县102个行政村,为所有贫困户建立“健康档案”。

方案一出,各科室主任叫苦连天:“本来医生就缺编,患者又多,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都不能按时下班,哪有闲人参加扶贫?”

“偶尔的下乡义诊咱也都积极配合了,谁受得了一连两个月天天抽人?”

最后,所有的牢骚,都在院长一声“政治任务”中灭了火儿。

“扶贫义诊”的第一站放在了柳树屯村,院长亲自带队来的,一是看看自家的扶贫点儿,二来也是关心一下我这驻村干部。院长不仅给我带来鸡鱼肉蛋米面粮油,还给全村每家每户带了一个小型手动压面机,说是帮我联络感情便于开展工作。

此前为了让医疗队建档顺利,除了村干部在微信群和广播里一遍遍通知,我和筱月早就挨家挨户宣传了一趟建立健康档案的意义,希望大家积极配合。结果,还是有好多人没来。

“毒舌”倒是在家等着,他老婆肝硬化腹水,我们好多医生也认识,拉着消化内科林主任的手连声叫“恩人”。可等我让他在健康档案上签字时,他那三七疙瘩话又往外甩:“看病就看病呗,还建啥档?整天签字画押的都烦死人了,这些白纸还不如捐给我儿子当作业本呢。”

带着入户医生回到村委会,义诊桌前排队看病的村民已经散去大半,压面机也所剩无几。这时来了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粗门大嗓地骂村长这个“瘪犊子玩意儿”发东西不通知她。

村长说我也只知道是义诊不知有东西,她就问:“这是啥啊?”人答是简易压面机,她又问是不是新的,得了答案后双臂一拢抱起三个,扭头就走。

有个小医生喊:“哎,一家只能拿一个!”

她停下,转身,瞪着眼喊:“我就拿三个,你能把我咋地?”

小医生惊呆片刻,嗫嚅:“三个,咋用得了那么多?”

“你管得着吗?”女人又说。

我说:“你拿三个,别人不就没有了吗?”

她喊:“你们那么大个医院,看个病死拉的贵,逮个人狠劲儿地宰,拿这点破玩意来还可丁可卯啊?”

没人再敢接话。村长黑着脸挥挥手示意她赶紧走,走远了才敢骂:“这败家娘们儿,真给咱村丢脸!”

院长大概从此事中看出了村民对生活用品的渴求,第二天,医院大群内贴出了捐款捐物倡议书,号召全体员工为贫困村民献爱心。

一周后,两辆救护车拉来了塞着满满当当的衣物和锅碗瓢盆生活用品,有旧的也有新的。除此以外,医院还用3万多的捐款建立了扶贫专项账户,让我协同村干部拿出使用方案,根据需要随时支取。

分门别类装得整整齐齐的几十个大包排列在村委会院里,村干部们脸上却喜忧参半,这样不同的东西该咋分?筱月建议让村民们按需领取,村长苦笑:“谁需谁不需?那还不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

我建议:“派专人登记,按估价尽量平均些,规定个领取件数或价值的上限?”这个建议也被一声长叹否决了。

等待分配方案议定的那几天,我和筱月惊讶地发现,物品中稍微贵重一点的新东西,像没拆包装的电热水壶、电饭锅和新衣服新鞋,竟然一样样不翼而飞。筱月气愤地要去跟掌握村委会钥匙的村干部们讨说法,我阻止了——不利于安定团结,就当没这回事吧。

老蒋倒是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学习他们村的做法——让村民用积分兑换物品——参加集体劳动、参加技能培训、享受惠农服务中心一站式服务等都可以给积分,在扶贫惠农证上体现,然后,根据积分多少领取相应的物品,这样也能调动村民们参加活动的积极性,免得搞活动时没人来。

但这个方案又被村干部们否决了,说攒积分得到猴年马月,还得派人管理,还得给管理人员开工资,还防不住管理者监守自盗,也太不现实了。

等值钱的物品丢得差不多后,村委会终于综合了我和筱月的分配建议,通知村民来领东西。果然是乱纷纷的一场好戏,根本来不及登记,一哄而上的村民很快抢光了东西,就别说过程中脸红脖子粗的撕扯了,有两个老太太就为了抢包装袋,还对骂了一番。

上次拿走三个压面机的妇女一手拎着包装崭新的太空棉被,一手拎了个锈迹斑斑的铁大勺,跑到我面前大声评判:“你们大夫护士也是有的大方有的抠嗖呢!”她扬了扬铁勺,“自己不稀得要的玩意儿捐给俺们。”

我也没客气,冷笑:“我会告诉他们别再捐了,留着卖废铁揣兜里俩钱,不比听风凉话舒坦。”

女人嘴里“切”了一声,还想再说什么,一直袖着手冷眼旁观的毒舌插话了:“嫂子你今天咋就带两只手来呢?你不是有三头六臂吗?也就你这样的能人,要饭吃还嫌馊。”

女人一扬手,铁勺就要扣到毒舌头上。毒舌一把抢过铁勺端详着,嬉皮笑脸道:“我看看能不能改成铁帽子,再刷个绿色,给俺大哥戴一戴。”

女人抢过铁勺,在他腿上砸了一下,笑道:“你个王八蛋,晚上来吧,老娘给你留门,咱俩一起给他做个绿帽啊?”

毒舌笑应:“得咧!”

哄笑声中,女人扭搭扭搭走远了,吵吵闹闹的爱心分发终于在一缕喜气中结束。

看着人群散了,筱月给我说,她终于明白会计说的“眼皮子浅”是啥意思了。

不过,当后来她看见为一件衣服撕扯半天的俩妇女,说说笑笑结伴来文化站跳广场舞;看见为抢包装袋互骂得狗血喷头的俩老太太,在一个桌上玩麻将,就又糊涂了:她们的胸怀,到底是比针尖还小,还是比大海还宽呢?

5

除了开会、汇报工作、院里有召或回城购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村里,连周末两天都和老蒋老爹在柳树屯团聚,开着车带老爹在田间地头转悠,或者回相隔不远的老家走亲戚。老爹说看见这天高地阔满眼的绿,心里就敞亮,我和老蒋也是这个感觉。

但筱月不愿意在村里住,求我帮忙打掩护,自己只把手机留下来、应对扶贫领导小组的定位检查,另买了一部手机自用。只要没有各类扶贫表格要填,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来村里露个脸,扶贫工作日志全靠抄我的。

我乐得筱月不来,“家”里没有外人,我和老爹更自在。老爹一早一晚常常在房前屋后的菜园里忙碌,侍弄得垄直苗齐,跟在老家一样。腿脚不便的人,又十多年没下过地,我不愿让他干,可一阻止他就生气,我要是跟着干,他就急头掰脸地撵我工作去。

老蒋劝我:“你别管咱爸,他愿干啥就干啥呗,磨悠着慢慢干,累不着。你没看他自从进村后气色一天比一天见好?”老蒋居然还鼓励老爹种烟叶,还说:“您老也是贫困户,将来卖了烟叶,也等于产业扶贫出成绩了,老家的扶贫工作队可以在总结里大写一笔呢。”

老蒋脑筋活络,在城里人头又熟,没少给村民带去好处——拉扶贫赞助,帮人找临时工作等等。在产业扶贫上,他也动了一番脑筋,游说一个搞养殖的老板朋友献爱心,给榆树屯有意搞养殖的贫困户发鸡崽儿、鹅崽儿、羊羔。尽管有人偷偷卖了羊羔说羊圈不牢羊跑了,又来找他要,把他气得背地里问候那人的祖宗,但他还是相信大部分养殖户勤劳善良,不会偷奸耍滑,兴致勃勃地规划着不远的将来六畜兴旺的景象,一笔一笔计算着预期收入,规划着榆树屯的脱贫大计。

当贫困户的女儿成了扶贫干部

受老蒋启发,我也想起了扶贫专项账户里那笔钱,跟村干部商议能不能发展养猪事业,每户养大一头猪,还能增加二三千元的收入。养猪又不是啥难事儿,我10岁以后就帮家里薅猪草烀猪食,每年都能帮家里喂大两头猪。

村长却说:“现在可不是你小时候了,现在咱这旮瘩的农村人可不比城里人勤劳。”会计在一旁也说,养猪的人家一年比一年少,哪像从前一入冬家家杀年猪,天天吃杀猪菜吃得满嘴流油。

书记大概是不忍拂了我的好意,说:“要不就召集贫困户开座谈会吧?征求征求大家的意见。”

座谈会一开,七嘴八舌吵吵嚷嚷。有说养那玩意儿干啥?累不说,还把人都拴住了,想回城里住都走不了;有说家产万贯带毛的不算,养猪归养猪,不能算成收入加快脱贫速度,“脱了贫哪还有人管咱?”;还有说家养的笨猪就是比饲料喂大的好吃,可是喂起来也费事,“俺家都三年没喂了”。

当我表示猪崽儿不让个人花钱,由医院捐款购买,大家的情绪瞬间平息了,立即有人嘟囔:“那就养呗,白给个猪崽儿还有啥不能养的?”“就是!一头猪羔也要五六百元呢!”

问题又来了,有人问猪饲料咋解决?免费发放不?有人问要是半路养死了,给不给赔偿损失?有人问要是不想养猪,能把猪崽儿折价发钱吗?还有人笑嘻嘻地开玩笑,说要是有事情离开了家,驻村干部能帮喂几顿不?

筱月那天被我叫回来做记录,气得直说:“刁民,真是刁民呐!”

接受老蒋的教训,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只发放猪仔不负责饲料,想养的加固猪圈,猪崽跑了,损失自负;养就一直养不能半途而废,不能转让给别人,活要见猪死要见尸;卖猪要有村干部见证,收入实打实记录在案。

于是又有人喊:养大了不卖自家吃肉行不行?

犹豫片刻,我答:“可以,改善了伙食也算扶贫成就。”

约法三章变成赠养合同,为21个贫困户发放猪崽的仪式终于轰轰烈烈地进行了。敲锣打鼓,人喊猪叫,记者录像,干部拍照,毒舌拎了个麻袋凑到我身边,一本正经地问:“领导,俺可以早点把肩负扶贫使命的光荣猪背回家不?还有三垧地(垧, 旧时土地面积单位)等着打农药,俺耽误不起……发个猪崽儿,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你说你们这是扶贫呢,还是给自家脸上抹粉儿呢?”

我气得不行,还不敢发作。记者想让贫困户谈谈抓猪感想,话筒伸给谁,谁就脚底抹油溜得比兔子还快。倒是来看热闹的非贫困户愿意接受采访,一张嘴就愤愤不平:“都是贫困村的村民,凭啥别人有的我家没有?谁也没比谁富多少,凭啥别人是贫困户,我就不是?”

终于有个贫困户户主凑过来了,对着镜头只字不提到手的猪崽儿,却说:“五月节发粽子,我家根本没收到!哪个龟孙子给截留了?”

最后还是村长赶走了捣乱的,代表村民在镜头前讲了一番话,表示要以感恩的心好好养猪,不辜负白衣天使们的深情厚谊。

这事,也就这么了了。

6

每天傍晚,我都会开着车、带着老爹沿乡间公路驶向榆树屯去接老蒋,顺便看看夕阳下的原野风光,这是我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

从小在农村长大,历经30多年的城市喧嚣,如今重返家园,要不是被“非贫困人口争着要挤进贫困行列,贫困人口又不愿脱贫”这样的破事儿纠缠着,简直是乐不思蜀。

老蒋比我忙,不是在孤寡老人的菜园里给人栽秧、除草,就是在帮村民垫猪圈、垒鸡窝,红事、白事也跟着张罗。中午他在榆树屯开火,饭桌上常常东家一碗酱西家一把葱,晚上我接他回“家”,也常有杀了鸡逮着鱼的村民把做好的佳肴塞来给我们尝鲜。

老蒋跟我炫耀:“我现在就是这村儿的村民,没人再跟我说风凉话了,鸡崽鹅崽都在茁壮成长,羊也不丢了,人也不懒了,发粽子、发月饼、发冻饺子都顺顺当当。”

老爹赞许女婿,说他年轻那会儿,县委书记都下来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造得跟泥腿子似的,一点官儿架子也没有,农民却没有不拥戴书记的。老蒋就跟自己做了县委书记一般,头点得像鸡啄米:“看看,扶贫说不定能把我扶成党的好干部呢!”

没多久,老蒋果然被评为了全市为数不多的“优秀第一书记”,由于脱贫的贫困户多,他所在的村顺利脱贫,虽然还有暂时脱贫无望的贫困人口,但每逢省、市各级检查组进村,提起老蒋,无人不竖大拇指,村里两委班子也对他心服口服。

不像我,每逢村民被问及驻村干部叫啥名,都有人说:“不知道”、“从来也没照过面”。村委会也有人跟领导评价:“要说跟村民水乳交融,她都不如她老爹。”

我也承认,这一点上我确实不太行,尤其是在养猪这件事的处理上。

初冬,除去半道养死的和不遵守协议偷偷转卖了猪崽儿的,剩余十五六户人家的小猪都成了大猪,最小的也二百斤往上。可谁也没想到,非洲猪瘟渐渐肆虐,邻近村里有个养殖场检疫出病毒后,方圆50里以内的猪全部被扑杀。

尽管有每头猪1000元的补偿,养猪户依然哭天嚎地,有说1000元根本够不上饲料钱的,有怨辛辛苦苦白流汗的,有计算出2000元的损失跟我要赔偿的,说出来的话和没说出来的潜台词都是——若不是驻村干部多事儿,谁能想起来养这玩意?

就连非贫困村民自愿养猪的,都怨我给贫困户发猪崽儿引起政府注意,不然一共十头八头的猪,藏都好藏,哪能招来这么多强制杀猪的警察?

几十头猪被杀后又焚烧深埋,养猪的哭哭喊喊,看热闹的幸灾乐祸。当汽油味和猪肉焦糊的气味相继飘起,个别人扒坑卖肉的最后一丝幻想也灰飞烟灭,全部向我聚拢来发泄怨气:“这咋算,你说这咋算吧?”“你这纯粹是坑人啊!”

毒舌也向我走过来,没想到他一开口却是给我解围:“你们他妈的有没有良心?领猪崽儿时咋不说坑人呢?早些年养猪谁家个儿保个儿都活了?不管养到多大死也就死了,咋没人找谁算账呢?咋算?要算账,你们找老天爷算去!”

人散了,我向他道谢,他又连讽带嘲:“你说你好好的在医院工作多好,你这一下村儿,连非洲都给你颜色看。猪一埋,你的功劳苦劳不也都一块儿埋了?”

我无话可说。

我想不到的是,到了年底,党报上出现了一则通讯《她带着病残老爸下乡扶贫》,记者写:“她搀着老爸走在村里的身影,是扶贫路上最美的风景。”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优秀驻村干部”。比老蒋差一个档次,县级的。

但说实话,我很惭愧,我带着老爹来扶贫是为了尽孝,并没有崇高的革命理想,而且我扶贫扶了一年,真的没什么成就。我优秀,是借了老爹的光儿。

跟老爹结对子的驻村干部小陈也跟我一同受奖。老爹“贫困”了一年,顺利脱贫。这一年他在村里过自在随心的日子,癌症没复发没转移,脑血管和心脏起搏器也没添乱,一次也没享受到贫困患者的政策红利。有几次小陈要给送东西,我怕他麻烦,都通知亲戚领走留用了。

而我所扶贫的村主动脱贫的只有一户,就是毒舌。

这一年,他久病的妻子驾鹤西去了,他说:“以后没有巨额医疗费,我的日子就没有窟窿,不用你们扶了。”说完,脸上又浮出一缕苦笑,“没有媳妇了,我的日子,真是出了天大的窟窿……”

毒舌第一次不那么毒地说话,让我心里酸酸地不是个滋味儿。

这扶贫攻坚的一年,也在一种不是个滋味儿的滋味儿中画上了句号。

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千字500元-1000元的稿酬。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题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