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撤乡并镇，是一颗炸弹

1997年春天，家乡开始大兴“撤乡并镇”。

记忆里，这场改革云翻雨覆，村、组、社这些行政小建制的分分合合从来没有停止过，而这一次，是家乡行政版图最大的一次变动——上层规划，减少重冗的政府机构，减轻财政负担，有效整合自然、人口资源；工厂和企业此刻也正大规模砸破铁饭碗，进行并购和重组。

而在我的家乡，则是把存在了近50年的峡河乡行政机构，撤并到人口规模更大更集中的桃坪乡，两乡并一镇，就叫桃坪镇，“峡河”就此销声匿迹。原有两个乡的党委和政府班子合并到一块儿办公，简政不减员，有几次去政府办事，看到长长的队伍，在食堂外排成一字长蛇，曲里拐弯的，还吓人一跳。

那时候，“再造山川秀美的新西北”这句口号才提出来不久，各项建设工程正如火如荼。只要能写上字的墙壁，都被刷上了一行行标语，白墙刷黑字，泥墙刷白字，崖壁上刷上彤红的彩漆字，醒目又防雨。

可标语也不能让多少年都不曾秀美的山川立刻秀美起来，怎么办？

只能修河堤和修梯田——家乡群众称之为“第二茬农业学大寨”。反正交通信息资源都缺乏和闭塞的地方，也没别的事可干，与山川秀美不同调的事，干也白干。

那时候，外出打工已在家乡兴起，初中没读完的、初中毕了业的、高中读不下去的孩子们，纷纷背起行囊、成群结伙地向沿海工厂进发，年龄稍长一些的中青年们也常年奔突于河南灵宝秦岭金矿——那里离老家不远，半日车程，可谓近水楼台。

少青中们水一样往山外流，政府干部们就觉得很没面子，下乡开会，会场一片白头发，人数寥寥可数，讲话无人应答。干部们很生气，感觉根本没人把自己当回事。更重要的是，人都走了，秀美山川谁来造？

围绕这些矛盾，便有了数不清的故事。这些故事，如一场连续不断的折子戏，在一河两岸上演。

1

那几年，村里大部分劳动力的时间都花在了“公差”上。

每到春冬两季，村里都会分别有两场“会战”——就是干部们把农村的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劳动，“战天斗地改造河山”——每个家庭成员不少于20个出勤工，学生和过了70岁的老人没办法出工，就由家庭劳动力来承担。

结果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出勤工常常要翻倍。夏秋多雨，常常发山洪，修路补堤，植树造林，也都闲不了。

不能出工的家庭要向村委会缴钱，谓之“以赈代工”，是将“以工代赈”政策的巧妙化用。每个“工”折算成钱，三四十元不等，视工程任务量大小而定。计算下来，没劳力可出的家庭一季工程下来出的钱常在千元左右，远远大过了一个劳动力在外打工的收益，于是，为了不出这份钱，家里出门在外的打工者千里万里都会赶回来。

若实在不想出工，也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购买城镇户口——当时还叫商品粮户口——有了这个户口，你就是吃公粮的人了，不用再出工差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的商品粮户口5000元一人，且能快办特办。这在当时对农村人是个吓人的数字，极少几户有经济能力的人家，咬着牙给家里的年轻人买户口，能买一个买一个，能买两口是两口。那些有了商品粮户口的人，便再也不用顶风冒雪出工了，走在路上，头脚光净，让那些搬石铲土的人们无限羡慕。

另一条路就是迁户口，把本地户口迁到山外去，户口不在了，自然也就不用出劳动力了。山外有朋友、有亲戚的人，都谋着想把户口迁出去，至于在山外能不能落下新户，也没人管。很多人的户口就这样悬了起来。

有位姓康的人家，把家里老人的户口迁到了山西闻喜大女儿家的村子，那边人也不傻，为啥凭空要落一个人的户口？何况还是没用的老头，就坚决不答应。那户口就一直悬空着。

过了几年，老人得了重病，眼看无医，就回来了。死后，没户口，村里干部还不让埋，非要让家人把这几年的工程欠款全补齐，费了好大劲才入土。

2

1998年的春天来得有些早，正月初五刚过，山茱萸花就黄灿灿地开满了枝头，地丁花也不示弱，来不及长高，就着地皮紫头紫脑地开起来。早醒的蜂们忙乱一气，在花朵和巢穴间划出条条直线。

新领导班子新气象，本季的“会战”工程，是修建桃坪镇曹家沟河堤。

河水本无堤，自始以来，都是在山里任由着性子流淌。以往，人是没有和自然抗衡的力量的，最多，在河水泛滥的地方修起一个个龙王庙，让它们自己人管自己人。

严格说起来，“曹家沟”已经超越了“沟”的形式和规模，一条长长的河水从贾莲岭流出，先细细，而莽莽，最后汇入了武关河，奔去了丹江。在桃坪境内，这条河有60里长，有名有姓又无名无姓，一段有一段的小名，一段有一段的脾气。有时急，有时缓，有时宽，有时窄，因势而赋形。

河堤工程选址在了曹家沟口。这是一段平缓区，人烟稠密、田地肥沃，最大的地块有3亩大，河水在这里划出一道弯月，是桃坪镇的“渔米之乡”，也是本地姑娘们嫁人首选的地方。

工程规划修堤8公里，把“弯月”的一段拉直。为了完成这一规划，镇水利所专门派人外出考察、学习，据说借鉴了苏州河的当下以及历史经验。选址在这里，也有另一方面的考量——这里是通往邻县商南的要道，再远一点，就是河南西峡、南阳。路上车多人广，锦上添花，视觉效果更佳。

于是，镇政府成立了工程总指挥部、质检组、督战组、后勤组、外联组、新闻组，镇长亲自挂帅，共70人，全员出动，要打造成一个“样板工程”、“千年工程”，“交出一份秀美新西北的满意答卷”。

督战组很快下了乡，先礼后兵，组织起了千人修堤大军。近千人摆在8公里长的两岸河沿上，10米一面红旗，宛如两道长城。

修堤，最重要的材料是石头。河床里的石头，经过河水经年冲刷，变得圆润而光滑，留下来的，都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好家伙，但却并不是垒石练的好材料——在没有水泥沙料粘合条件下，石头需要“咬茬”，就是面与面的最大贴合。即便是这样，河里的石头几天时间就被捞得精光。两岸山崖上，能撬下来利用的石头很快也用光了。

县水利局提供了空压机和风钻，物资局提供了爆破材料。河堤工程之外，又添新工程:开山取石。

空压机和风钻昂昂叫着，但显然之前的使用率并不高，机器上奶黄色的喷漆完好无损，牌子也响亮——“开山牌”，而所有的设备就由一辆三轮车临时承担工作中的来去运输。

3

这一年，我和同村的发小春子正在灵宝金矿苍珠峪某坑口学习爆破，他比我早1个月到工队，算我的师兄。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矿山打工，此前虽有多次矿山经历，相比之下，也只能算作走马观花浅尝辄止。

那时候，我们使用的还是导火索引爆方式，用烟头把爆破工作面上的二十几根索头依次点燃。导火索喷出的火蛇状若烟花，常常把工作服呲出大洞小洞，把手指烫出水泡，这个过程惊险又刺激。炸药总是在我们转身飞奔出不远的瞬间轰然爆响，石块和浓烟紧追着屁股而来。

有一天傍晚，我们接到镇工程指挥部紧急通知，要求回乡参加建设工程，负责开山爆破。于是，还没来得及结工资，我们便当夜收拾了行李往回赶。

为不影响河堤工作进度，爆破被安排在晚上进行。大家“下班”时，正是我们“上班”时，而当我们顶着一头石头的白粉回家的时间，上工的铜号正在吹起。

爆破凿岩组共5个人，3人负责操作风钻在岩石上打孔，2人负责卷制散装的炸药成火腿状。前者在野外，后者在一个闲置的牛圈里。有时候，两组人也换换工作。

乍暖还寒，这个词开始一定是诞生于初春的旷夜。到了夜晚，山风猛烈，把河水吹起薄薄一层冰来。从钻孔里流出来的石末被风吹得左右摇曳，像无所适从的花枝。细细的石粉飘散在空中，落在我们头上、地上、松树的松针上。

机器坚硬、冰冷，我们又没有戴手套的条件和习惯，常常把手碰撞出口子。卷炸药时，炸药接触到伤口，针扎一样。一沓沓《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新农村》被卷成筒状，填满炸药，再塞进炮孔，炸成屑状，成为这个春天空气中的一部分。

导火索奇缺，为了节省每一寸导火索，我们总是把接触连接的雷管装填在炮口的位置，可手工卷制的炸药火药密度不够，影响了爆速，爆破效果总是不尽人意。

很快，由于石料供应不上，爆破组受到了指挥部的严厉批评。姓李的指挥长本是行伍出身，在艰苦的西北某边防口岸锻炼过意志和脾气。他发布训令：“再完不成革命任务，就抓起来游街！”

堤上上千号人等米下锅，我们只有整夜整夜地拼命干。

组里有个人叫侯军，点燃导火索的任务一直由他完成。他精瘦、细高，手和腿都有速度。之前他总说，自己在矿山干过3年爆破工，但我怎么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经验——操作机器东倒西歪不说，在装填炸药时，他居然敢用一根钢质的钎杆蛮捅——这是非常危险的，雷管受到撞击，很可能爆炸，如果带动炸药爆炸，结果只有可想而知的一条。

一天晚上下了点小雨，地上处处湿渍，石粉早早落下来，在地上铺出一片白茫茫的薄毡。可等早工的铜号已在对面的山上铺开来，像一阵雾弥漫得满山满地的时候，爆破的炮声这才终于凌乱地响了起来。

事后，跟着一起去点导火索的小红说，侯军拿着烟头，怎么也点不着索头，勉强点燃一个，下一个又卡住了，“点到一半，我说快跑，侯军还要点，我不干了，转身就跑，侯军又点了一阵才跑”。

侯军刚转身没多远，炮响了，石头乌鸦一样满天飞，有一颗落下来，钻进了侯军奔跑着的屁股蛋里。

在镇医院，医生从侯军的屁股蛋里剥出一颗石头，半个乒乓球大小，三角形。好在，离骨头还有一点距离。

日子一天天过，两条石龙就在大河两岸艰难蜿蜒、游动，一天天长大。一场大雨浇过，像要飞舞起来。

4

进入到2月初，春光如泻，山桃花开始结出骨朵。“二月二，龙抬头”，万物都睁开了眼睛，已经到了种土豆的时节了。

堤上的人心也开始散涣了，有人下晚工后偷偷溜回家去，打起马灯下地干活；有人把自己家的木板做成床板，趁着夜色背去邻省的集市，换成零钱；更有大胆的，挑粪埋种，直说要把土豆种下地才回来继续修河堤。

人到底不是机器，好些人第二天赶回工地时，不是迟到，就是打不起精神，影响到了干活劲头。指挥长有些生气，对督战组下命令，杀鸡儆猴：“把逃兵抓回来，游众！”

李大有不是本地的，是长安县人，老家也不是长安县平原上，而是紧挨着蓝田县的山区，在秦岭边上。15年前，经人介绍，他入了本地一位死了丈夫的女人的门。入门时已经40岁了，女人多病，也就没有亲生的孩子。前方的孩也不姓李，姓王，在兰州当兵。

年过半百的李大有很勤快，前半辈子没名没堂晃悠过去了，总得把剩下不多的光景把握住，再者，不勤快也没有办法，家里就他一个能干活的，儿子远在千里，几年都不回来一次。还能指着谁去？

工地的石料供应不上，工程进度异常缓慢，每天在工地，心里急，也是干急。想着回家陪一陪老婆，她一个人在家吃饭都困难，就回来了。

这天早晨，李大有挑着一担木桶往河边走，那是一担漆木水桶，他自己的手艺。当地人家里并没有用水缸的，都是吃完了一挑再去挑一担就是，反正离河也近。

李大有远远看着一群人向自己走来，他们骑着几辆摩托车，当时有摩托车的人还不是很多。近了些，才看清是镇武装部袁部长，就是工程督战组组长，他身后跟着几个年轻人，也认得的，只是叫不上名姓，只知道他们天天在工地上巡逻。

李大有感觉不好，担着空桶就往回跑，袁部长就带着人追。

不知怎么，就动起了手。李大有也当过兵，而且还是侦察兵，后来给领导挎过几年短枪。几个人都受了伤，不过都是轻伤，李大有伤最重，脚脖子一根骨头断了。漆木水桶碎成了片，撒了一地。

可断了腿骨的李大有也没有被指挥部饶过，拐着脚，游了一次众，然后才到医院打了石膏。

李大有给老领导打了电话，老领导把电话打到了县里，当事人受到了批评，要求注意工作方式和尺度，受了处分的干部也窝了一肚子火。

那件事就像一颗炸弹，埋进了很多目睹者听闻者的身体里，特别是我父亲。这些年，他身体里埋了多少炸弹，没有人知道，他自己也忘了，都被岁月拆解了，只有这一颗最大最重，怎么也拆解不了。

1998年，我父亲55岁。谁都有55岁，也没啥了不得，但父亲的55岁有些憋屈。先是病死了一头牛，后来自行车又丟了。从此出门来去，只能靠两条腿了。

父亲对家乡建设充满了热忱。所有的人都一样。在曹家沟的堤岸上，父亲负责“石练工程”，就是用石头垒河堤。石练工程以组为单位，以户为单元，每户根据人口多少，负责10米8米长短不等。挨着父亲的一家人，小伙子才中学毕业，不大会干这个技术活，放上去的石头总是牛头不对马嘴。

这一天也是巧，正好质检组的人来到，指着一处要小伙子返工。小伙子犟了几句，这帮人就动了手，要把小伙子抓去指挥部“接受教育”。

父亲突然大吼一声：“你们敢动一下人试试！”

声音太高了，传出很远。父亲有着唱山歌的嗓子，一河两岸的人一下醒过来，几乎同时吼起来：“再动下人试试！”

那帮人傻了，一动不敢动，空气也凝固住了。

指挥部的车开来了，又开走了，所有的领导都来了，又走了。毕竟，这事说不出谁的对、谁的错。毕竟，事情可以复杂变简单。

这一天，整个工程停工一天。父亲的名字被写在黑板报上，受到通报批评。这是父亲一生里，唯一浓墨重彩的一笔。

5

1998年7月18日，峡河发了一场百年一见的大洪水，暴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桶伸出去，收回来，就是半桶水。大雨封门，屋里的人们连尿都送不出去，都尿在了屋檐下，被雨水带去远方。

雨住了，两边山上像群牛被剥了皮，都是泥石流的痕迹。河里的草、柳树，河边的庄稼地，都不见了。有些地方凹下去，有些地方突了起来，一些大石头，也不见了，有一些被挪了地方。雨住得猛，水也消得急，不知从哪里来的树木被搁浅了下来，横七竖八堆了半河道。

那时候，我家里只有3间土坯房，我还没有与父母分家过，人都在时，屋子就显得更拥挤。晚上睡不下，父亲就在牛圈顶上铺了竹帘，支了张床，牛整夜反嚼，呼呼哧哧，搞得父亲整夜睡不着。全家都意识到，无论如何都得盖新房子了。

满河的木头正好派上用场，比从山上伐下来省事多了。那时候林业政策紧张，墙上有标语写道：“你砍一棵树，就是砍下未来子孙的一颗人头。”山上的树密得狗都钻不过去，老死的树倒下来，架在别的树枝上，下过雨，长出木耳或猴头菇。即便这样，盖房的木材指标就是批不下来。

我和父亲都有一身好力气，那时候才从外面引进一种手锯，叫“扒扒锯”，轻便锋利而高效，一个人就可以操作。没半月，院里木材就堆不下了。松木、椿木、青岗木、橡子木都有，粗细长短齐备。父亲用他的木匠经验计算了一下，盖3间大房的木材已经绰绰有余了。

接下来的事是修房基。无基不成墙，无墙不成房，地基是基础。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达到了一定人口的家庭，可以先修房后申请地基审批，地基批复的过程十分复杂漫长，而青春的女儿或儿子的成长却不等谁。这也算是地方规则人性合理的一面。

建房基和垛墙的过程虽沉重却漫长，平常得构不成记忆，如同每日不值一提的三餐，真实简单得仿佛不曾发生过。

有些记忆的是上梁的事。那时候建房特别讲究的是房梁的木材要“三椿”，即香椿、臭椿和旺椿。香椿和臭椿易得，最难的是旺椿。旺椿树山上并不缺，缺的是好材料。这种树，百棵难有一棵成材料，不是太弯，就是烂心。费了好大劲，终于从老鸹顶上找到了一棵，脸盆粗，壮而直。

那时候杨师傅还在。他是河南南阳人，在这里落了户，是父亲的搭档，木匠中的极品，粗细不怵，能画会雕，十里八乡的主梁龙凤图都是他雕的。

这天，我们请杨师傅给主梁雕龙凤图案。左龙右凤，栩栩如生，像要飞走，又像被什么绊着。雕完了龙凤，该上的材料已经组装就序，木架立起来，白亮闪闪，庄重又壮观。

给同行干活，匠人们特别用心，每一件木头都过了刨光。杨师傅坐在大梁上唱起来。他有这个悬空的胆量，也有这个特权——在老家时，他是家乡剧团的主角，能生能旦，能弹能拉，特别是一手二胡拉得人百肠回转。

这回，他唱的是曲剧《陈三两》选段：

陈三两迈步上公庭
举目抬头看分明
衙门好比闫王殿
大堂好比剥皮庭
可怜我青楼苦命女
今日落入虎口中
放大胆我把庭堂上
问我一言我应一声
……

他两腿骑绞在大梁中央，距地面高有三丈，花白头发和滑稽的大红秋衣被风吹得起起落落，像要飘走。这是一出苦情戏，在今天这个喜庆的场合并不合适。这一刻，不知道他怎么了。他唱了一段又一段，怎么也停不下来，越唱越起兴，起唱越高亢，唱得天地间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

峡河在山根流淌，山上的杨树正提前黄着叶子。晴空瓦蓝，白云东渡无息。

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四。十天后，杨师傅就真的走了。

6

我家新建的房子很快被罚了4000元，理由是“没有木材指标”。镇林业管理站的年轻人也知道木材的来历，但怎么解释也没用。反正，没有审批指标就是盗伐林木，“不坐牢已是手下留情了”。

我们全家头一次开了一夜会，寸肠纠结，最后一致决定——送礼。

第一个被送礼对象是镇党委书记，他是一把手，只要他一句话，一切都好办了。

我和父亲出马。刘书记的家在县城的一条窄窄的巷子里，问了半天，才找到那副铁皮大门。春节贴下的对联因日久被风雨剥蚀得字体淡泊，与鲜红的大门漆彩对比反差鲜明。刘书记在镇上没有回来，他的爱人，一位扫马路的清洁工正拿着扫帚回来。听说我们从丈夫工作的乡下来，很热情。她戴一副眼镜，门牙少了一颗，说一口甘肃味普通话。

我们带来的是两盒茶叶，叫商南青茶。为了不过于醒目，用一个塑料袋装着。茶叶出自邻县的试马镇，在方圆左近有些名气。每年采摘季节，家乡的妇女孩子们都会全体出动，它也许出自邻家某个女孩之手呢，我心里想。

饭桌上，我和父亲忐忑不安，一碗面条都没吃出味道。

说明了来意。书记夫人说，东西你们带走，话我一定传到。父亲说，一点意思，不收下，我回去咋吃得下饭？最后，茶叶放下了。

几天后，茶叶原封被退了回来。送来的人放下茶叶，没有一句话。

接下来的送礼对象是林业站长，他掌握着执法罚款权，罚多罚少他可以说了算。

有了上一次送礼的打击，这一回我和父亲更加心里没底了。父亲说，算了，你去，我不去了。我说，最后一次吧，成不成最后一次。

林业站长是一位年轻人，几天前已经见过了。我们没有去他家，去了他的办公室。这一回，我和父亲什么也没带，因为根本不知道带什么东西。站长说：“我知道你们干什么来了，什么也不用说，说啥也没用。告近你吧，镇里财政吃紧，工程欠的材料款都没着落呢。”

我知道，他说的是河堤工程。

回家的路上，父亲一句话不说，只是叹息。最后说：“算了吧，把牛卖了。”

家里有两头牯牛，它们是一对，耕田扒地时，正好配合劳动。黄泥地板硬，又有坡度，一头牛无法把犁拖动，拖动了，也翻不出深度。两头牛，又常常难以配合。黄牛顽劣，性子倔犟。我家的黄牯和黑牯是多年的搭挡，从不打架，像亲兄弟。

自我有记忆始，家里就一直养着牛。父亲常说，你爷爷一辈子日子不好，啥也没留下，就留了几头牛。老旧的牛圈几经翻修，从草顶到瓦顶，从石槽到木槽，那碎石斑驳的屋脚就是见证。每年霜降时节，父亲在前面扶犁催牛，我们全家在后面撒种撒肥，天地苍黄，一切无语而忙碌。核桃树的叶子从树顶乌鸦一样落下来，覆盖在新鲜的麦垅上、地硷边。

我们的家族史，我们的日子，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两头牯牛，牛贩子给了4000元，仿佛商量好了似的。

这是我们家喂养的最后两头牛，也是我们村最后的两头牛。从此，我家养牛的历史就结束了。也是从这个时候始，在老家，我再没有见过一头牛的影子。

牛“得得”地走在通往山外的路上，它们无事一样，欢天喜地，不时顶碰一下对方的头，啃一嘴路边的树叶或青草。

父亲跟在后面，突然哭了。

7

河堤完成了冬季工程，已是腊月二十三。

天空落下一场大雪来。密密匝匝的雪花落下来，在空中先是斜斜地飘飞，后来变成垂直的降落，雪籽打在脸上，有些生疼。深冬季节是没有鹅毛大雪的，鹅毛大雪只出现在还不是太冷的初冬或者已经冷过劲的初春时节。

家家户户开始了过年的准备。高粱的皮还没有剥下来，蒸馍的面粉还是麦粒，猪还在圈里，柴还在山上，积攒下的事太多了，忙不过来。

我又和春子商量着去矿山打工。矿山最好的挣钱机会不是春天，不是夏季，也不是冷暖适宜的秋天，是人员大轮换的过年季，所谓钱财绝处求。老板从矿上打来了一遍又一遍电话，工人们病的病，逃的逃，他急得死去活来。

爱人已经身孕8个月，大肚出怀的，到了春天，孩子就将出生，等着一大笔钱要花。而春子家的女儿小玲，也定在来年4月出嫁，还差着一笔嫁妆钱。

家乡至灵宝要在县城转车，峡河至县城也没有直达班车，要在镇上转。这样一段一段转下来，要花很多冤枉时间和车费。有一种车可以直达矿山，就是后开门的吉普车，我们叫它“大屁股”。大屁股吉普力大无穷，一次能乘坐十四五个人，烧油也厉害，所以票价很高。搭这种车，准确的叫法不叫乘坐，叫“码”，就是人像石头一样码在一起，胖瘦高低搭配，不留一点空隙。大屁股吉普逢山越山，逢河蹚河，走的都是小路，能节省路途和时间。

8个小时，终于到了陈耳。

陈耳是洛南县的一个小镇，是陕西通往河南灵宝的最后一站。我们要去的方向，将翻越高高的秦岭，这是一条最近的路。

一座指天的高岭突兀在眼前，看岭头，群峰嵯峨，隐隐约约有白茫茫的雪。凭经验，路程不近，已是下午4点，白天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和春子背着行李，里面是胶鞋、工作服、换洗的内衣、矿灯、手套、零食……背包沉重。

这是华山以西秦岭的又一道主峰，山坡上，草木倾斜，不远一段就有一个坑口，铺着蜿蜒的铁轨，铁轨在坑内灯光的映照下，向山体内延伸，不知道伸到了什么地方。它们像两根长长的吸管，矿车、工人、浑浊的流水，从吸管的一头流出。

成群的骡子，从山上驮着矿石往下走，沉重的矿石把它们的腰身压出微微凹形。小路被长年如一日的铁掌开凿出一条深槽。槽内泥泞，无法下脚。从山下向上的骡队驮着各类物资，也驮着人。它们在相逢处，会各自让道。稍稍碰撞，负重的一方都会猛然趔趄一下。

终于到达岭头了，岭那边是河南地界。

残阳把最后一抹余辉涂在我们脚下的小路上，也涂在我和春子汗津津的脸身上。从此，它也将涂抹我们新的生活和新的故事。

眼前远远近近是一面面花白的裸崖，像从天上垂下来的瀑布。

尾声

相比于后来十几年的矿山爆破工岁月，那些挟风带雨的漂泊生活，这一年的一切，实在算不上什么，可为什么又总是回望？

我的父亲，2016年酷夏，在一片蝉鸣声中走完了一生，走时73岁。

春子，从小和我一块和着尿泥长大的发小，2008年死在了山西翼城铁矿，是我去了结的后事，其间与矿主进行长达一星期的艰难的赔偿谈判。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发生的矿点在哪？至今都是一个谜。

当年镇里的干部们，如今大约都已退休了，在最底的基层，他们奉献除了自己的汗水和整个人生岁月。无论成绩大小，也都值得尊敬。

至于桃坪镇，2014年又撤并到了现在的峦庄镇，峦庄现在成为一个移民搬迁安置点，有移民人口3000人，成为一个新的人口、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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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