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下岗后,父亲就做了废人

2019-03-20 14:40:08
2019.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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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小学的时候,家住在粮食局家属院。

那个年代,粮食局尚有接班制度,1984年,父亲接了爷爷的班。为了多吃几年“商品粮”、多领几年工资,高中毕业的父亲在申报年龄时,刻意报小了几岁。可惜不过10年,这个“终身大计”就失算了。

父亲一生追求安稳。青年时期,顶着人人羡慕的“商品粮”身份,游山玩水,种菜养花;中年下岗,他也曾想努力翻身,但终究没能享上“安逸”;如今,即将年迈的父亲因肥胖身患各种疾病,每天也只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听听戏曲,聊以自慰。

有时候我也会想,这是否也算是一种“安逸”,我不知道。

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总爱唉声叹气,在家里没日没夜地睡觉,消沉度日,不断地抱怨自己当年报小年龄接班,导致比常人晚几年领退休工资。

但我却觉得,这一切的根源并不是因为什么改年龄。

1

自我有记忆起,父亲脸上总是挂着一副“恨恨”的表情,倒也不可怕,只是十分令人厌烦。

在我看来,父亲本性懦弱,但有时又很固执,大概和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父亲的左腿有点跛,那是他小时候上树为我姑摘枣时摔下来造成的。其实按当时的医疗水平,父亲的伤完全能够治愈,只是那时候大家都很穷,一听说要还做手术,爷爷奶奶就放弃了,日后才留下了后遗症。

为此,父亲直到高中毕业都非常自卑,就咬着牙告诉自己:“一定要学会开车。”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并没有任何逻辑关系。但在那个年代,学车可不是普通家庭能承受的——不但光荣、收入高,而且能学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时,整个黄湖县城只有四辆车,还都是在政府机关下辖的运输部门。

父亲在学车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决绝,这极大地震动了爷爷,几经周旋,成功送父亲去学了车。

跟了半年车后,父亲拿到了驾照,遂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开车为粮食部门运输小麦,从黄湖县下的望镇一路开到100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市。父亲说,那时候路况很差,路上行人也很恐惧车辆的速度,所以车速很慢。而且在任何地方遇到迎面走来的汽车,双方也都会闪灯——毕竟车少、司机更少,大家都引以为傲。

在成为一名光荣的司机之后,父亲很快就结了婚,姥爷的家住在县城的林业局,父亲也有亲戚在林业局,有人搭了根线,姻缘就成了。

我想若父亲不是一个司机,恐怕因他的跛脚,这段姻缘着实难成。后来,从家里老相册中看到,新婚不久,父亲就带着母亲到全国各地旅游。这在那个年代,实属一件不易的事。

1988年寒冷的深秋,我在望镇卫生所出生,随后不久,父母调动工作,去了黄湖县粮食局。我们在直属的家属院里一直住到2002年,住到大院都拆光了。

当时,单位分的是土地,大家在院子内自己建房。起初,我家是一套三室一厅,门前是一大片菜地,砖瓦与倒落安插的树枝保护着菜地。后来,在门前的菜地基础上,父亲又加盖了厨房与厢房,还有一条窄走廊,左右两侧垒上了围墙,还在空地上种了一棵樱桃树,搭了一个葡萄架子。

对于父亲而言,那也许是他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有一个小家庭,有我和两个姐姐,家庭经济状况稳定。在老旧的相册内,有一张照片让我印象深刻,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父亲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大姐和二姐在他的面前玩当时流行的呼啦圈。父亲看着她们,笑容轻松幸福。

那时候的父亲很瘦,显得精神抖擞。不像日后家境衰落,反而肥胖了起来。

2

92年之后,父母决定用攒下来的几万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数额相当可观的钱了——租下我家门前东侧上千平方的大仓库,做麻油生意。

父亲买了许多推香油的大锅和设备,又从老家请来众多乡亲们做帮工。

可惜,麻油厂持续的时间并不长,那时,父母所用的芝麻都是外贸进口的,等香油熬成之后,恰逢国内芝麻大丰收,导致香油成品价格大幅下降。

粮站退休的爷爷说,他可以找些外地粮食部门的朋友帮忙打开销路,但母亲却因为与爷爷家的亲戚们有矛盾,非要拒绝。那些年,母亲一直掌管着家里的经济与决策权,懦弱的父亲也别无他法。在拒绝爷爷不久后,麻油厂就歇业了。

一年不到,几万元积蓄就全亏完了。

往后的几年,父亲的工作似乎就愈发不顺了。1998年,下岗大潮涌至黄湖县,粮食局首当其冲。

其实,早在几年前,直属仓库的工作人员就已经无事可做了。那时,家属院后面的几个大仓库已经空置多年,一些租给了印刷厂,我们大院的孩子们经常去那里捡五颜六色的废纸条玩。

仓库闲置荒废的同时,家属院对面的白酒厂也倒闭了,右侧的面粉厂也停了工,唯独东侧的供电局家属院依旧繁华,一栋栋新楼拔地而起。

那时候有一种说法,鼓励各个单位“自救”。粮食局领导也响应号召,做出了一个个“重大的抉择”。只是,在这些决策落实之后,总经理的肚子就越来越大,头上的发油越来越亮,走路也更昂首挺胸了。可单位职工们却越来越忧愁,发下来的工资也越来越少。

那时,第一个决策就是成立粮食局馒头厂。

先是改装空置的粮仓,拉进去各种设备——那时候,馒头厂各种设备都很齐全,即使放在如今也绝对可以领先。在上千平方的厂房里,立着众多一人多高的不锈钢抽屉,雪白的馒头一排排摆放着,机器轰鸣,香气满溢,水蒸气漫在厂房内,让地面显得无比洁净。按规模来说,这个厂生产的馒头量足以应付半个黄湖县城,这就像长江里驶来一艘航空母舰。

馒头厂起初的“格局”很高,只做批发,不零售。但这种不切实际的热情的确不符合厂里的现状,没过多久,现实就让大家低了头。于是,任何人都可以拿着一枚硬币走上馒头厂门口的斜坡,大摇大摆地进去买几个馒头。

销量停滞,包括母亲在内的工人们只能穿上白色齐膝大褂,蹬上三轮车去大街上卖。三轮车后面有个白色的大箱子,箱子侧面用红漆书写着楷体大字“幸福馒头”,卖给自己的工人一元5个,骑车出去就卖一元4个。

馒头销量一时大增,工人们都十分积极、自觉加班,经常工作到夜晚9点多,收入也相当可观。可是,仅仅一个多月后,就被几个中年妇女的一个小作坊打败了。

几个中年女人自己造了几个相同的箱子,也同样骑着三轮车走上街头,不同的是,箱子上写的是“大众馒头”——虽然口感与色泽都不如“幸福馒头”,但一元5个,而且那些中年妇女每天都能在大街上溜达十来个小时,这显然不是朝九晚五惯了的工人们都接受的。

相比之下,“幸福馒头”的成本却怎么都降不下去了。厂里人工多、领导多,不论白天夜晚都灯火通明,也无人理睬。很快,馒头厂就被击败了。

那年春节前,单位发了一个草灰色的大箱子,箱子上写着“黄河大枣”,还有200元的现金,父亲说这是这么多年发得最少的一次。那天,邻居们都聚在我家厨房门口,议论总经理和会计他们暗地里捞了多少钱,这样的窃窃私语每次都会持续很长时间。

很快,第二次“自救”就开始了。馒头厂的设备全部变卖,改建方便面厂。

这一次,局领导们豪情万丈,即便是父亲都被其深深感动了。在迎接方便面厂设备的那个“光荣”的早晨,父亲站在家属院大院门前的仓库门口,骄傲地告诉我,这一次,单位做的方便面,不但要比当时风靡一时的“幸运”方便面更大,而且还要更便宜,“我们一定能超越‘幸运’!”

方便面的流水线很快就安装完了,可我没来得及去厂里看一眼,它就倒闭了。

那时,厂里产的方便面分量的确比市面上的都要多一倍,而且还比“幸运”方便面便宜了3毛钱。不过,后来父亲给了我一包,我没有吃完就扔了——这是我吃过最难吃的方便面,没有之一,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调料——没有盐、没有辣、没有油,只有一小袋干瘪的不知道什么味道的粉末。

方便面厂迅速倒闭后,单位终于没钱折腾了。所有工人都回家待了业,自谋生路。大家纷纷从大院里搬走后,单位领导就把原先的仓库和大院里自盖的平房全拆了。很快,原先空旷的大院就盖满了6层楼房——粮食局开发起了房地产。

等2003年新房盖好后,我家也分了一套,6楼送半层,160多个平方。只是房子刚到手就被父亲卖掉了,价格很低,只卖了6万元。

这钱是用来救急的。那时候,家里已经好久揭不开锅了,父亲也因四处欠债蹲了一周看守所,法院多次造访,卖新房也是不得已。父亲担忧万一房子被法院查封了,连6万都卖不了。

3

回到1998年,父亲也赋闲回了家,只能重新做起生意。本金全是借来的,所幸,父亲这么多年大手大脚惯了,金玉其外的表象还能勉强迷惑些亲戚朋友。

这一年,父亲在两县交界处一个叫盐桥的地方租了几间仓库,开始大量收购周围乡镇的玉米,粮仓里用草席围成的粮食垛一个接一个。

然而,尽管前期雄心壮志,但父亲似乎很少关注商业信息的变化。等他终于囤了20多万斤玉米后,玉米的行情却从5毛钱一路跌到了1毛多,玉米的存储时间有限,不得已只能亏本全卖了。

玉米这条路走不通,父亲又与一个广东人达成了协议,替他收羊——父亲负责在当地收羊,广东人负责安排车来拉,一只羊称完重量后给3元利润。当然,把羊收过来到待运之前,羊增加的体重产生的差价,也都是利润。

父亲在仓库门前找人围上了羊圈,收羊的工作就浩浩荡荡开始了。

那时候,父亲并不会直接去农户家收,而是等骑着摩托的羊贩子走家串户收了羊,再送到父亲的收羊点。在被羊贩子用打水、打沙子、或者用将死的羊坑了好几次之后,父亲才摸出规律——羊如果被捆住后蹄,灌水后它不会排泄,倘若松开后蹄的绳子,羊就会在半小时内迅速排出体内的多余水分。

我至今仍记得在那几平方水泥地上,一只只羊躺在地上,无力地喘息,黄色的液体不停地从体内排出,向地势矮处流淌,空气弥漫着膻气。

国企下岗后,父亲就做了废人

有一天,羊圈遭了窃。那天,父亲去了县城,母亲则在羊圈后面的平房里住着。夜深了,母亲听到羊圈里有动静,她知道那是人捂住羊嘴,羊发出的“呜呜”声。可母亲不敢出门,方圆几里地只有她一个人居住,“呜呜”声持续了许久才停。

第二天早晨,母亲清点损失,总共损失了十几头大羊。盗贼应是捂住了羊的嘴后,用刀抹了羊的脖子,然后带走了死羊。羊圈里的水泥地上全是斑斑血迹。

这次损失虽不致命,但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加上父母的管理不善,导致羊的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而只要羊是在未运到广东前死亡的,都需要父母来承担成本。

就这样艰难持续了一年多,收羊生意也被迫结束了。前后两次生意的失败,导致我家彻底进入了贫困状态,连基本生活保障都难以维持了。

4

那时候,母亲从一个热情乐观的人,迅速变得歇斯底里起来,不停地抱怨生活,把怨气全撒在周围亲戚身上,导致我家很快就彻底成为了一个孤岛,往年大小节日大家都挤在我家的热闹场景再也不见了。父亲则每天躺在床上无所事事,除了上午蹬自行车去买点菜,别的任何事情都不做,下午一直在床上卧着,晚上看看电视,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不久,二姑父实在看不过去了,就邀父亲一起去开出租。

那时候的出租车就是开没有出租牌照的桑塔纳,每日在黄湖县城的最热闹繁华的桥头等待着急用车去市区的人。两人还分了工,二姑父开白班,父亲开夜班。

没过多久,父亲就遭遇了抢劫。

那天傍晚6点多,有人打电话给父亲,说自己出高价,着急去黄湖县最近的一个火车站。父亲很高兴,接了电话草草扒了口饭就出门了。 晚上父亲回来的时候,我和姐姐们都已经睡了。

待早上起床,母亲才沮丧地告诉我们父亲昨天被劫了。那天,亲戚们都带着礼品来看望父亲。父亲依旧躺在床上,我躲在另一个房子,把几个姑姑和父亲之间的对话听了个清楚。

姑姑们问父亲身体有什么不适么,父亲有气无力地说也没有什么,就是脖子上被勒的还有痕迹,别的也没伤到哪里。

他说自己开车行到黄湖县西30公里、双龙镇桥头时,后排的人忽然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他心里害怕,一个急刹车,直接撞上了桥头的大树——劫匪似乎也是新手,因为如果当时父亲车速再快一点,运气再差一点,很可能就直接冲进河里了。

车停了之后,副驾驶的人就掏出一把手枪(事后发现是打火机枪)指着父亲,要父亲把身上的钱掏出来。父亲身上只有200元加油钱,毕竟,他认为乘客到了火车站就给钱了,不需要带多少钱。父亲向劫匪讨饶,说自己家里还有孩子要养,让劫匪拿完钱就走吧。那段时间,周边市被劫杀的出租车司机一年有好几起。

然后,劫匪把父亲用绳子捆好,扔在了附近的麦地里,就匆忙跑了。

父亲在月夜下,好不容易才从麦地里爬起来,踉跄地走到附近的村子,借了电话。母亲接到电话后就哭了。

父亲当真被吓坏了,往后出租车也不开了,整个人更一蹶不振了。那段时间,单位一点工资都不发,只给大家开了一个“下岗待就业证明”,但对于那时父亲而言,就是废纸一张。

家里严重入不敷出,连基本的维持生活都困难,面桶里经常见底,买米也不敢买多。我和姐姐们的学费也是舅舅偶尔接济的。但对于整个家而言,这几千元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有时候,人不自救,外人是很难帮助到你的。

在家“苦思冥想”了一段时间,父亲忽然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决定——他要做官。

当时,在市里工作的舅舅百般告诫父亲,大意也就是父亲真不是那块“料”。舅舅在机关任职多年,还是大学毕业,无论经验还是阅历都远在父亲之上,大家都觉得舅舅说得有理,唯独父亲愤怒了,觉得舅舅是在羞辱他。此后,舅舅也就不敢再多言了。

在百般恳求某位亲戚帮忙后,父亲谋到了粮食局位于周边乡镇一个粮油商贸公司的经理职位。而父亲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公款给自己配了一部诺基亚,当时那部手机要卖7000多元,远超我当时对钱的认知。要知道,当时在银行柜台工作的邻居一个月工资才300元!

刚上任的时候,父亲意气风发,每天都笑容可掬,连我们的日子都跟着轻松了起来。

商贸公司有一个下属的养狐厂,养了1000多只狐狸。狐狸养殖的成本高,日常都是以鸡架和包菜当饲料,这是笔大开支。不知为何,父亲上任不久,公司就逐渐停止向养狐厂拨款了——当然,这是父亲的说法——很快,就有狐狸饿死了。

父亲还没来得及风光太久,就陷入了焦虑。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在家翻账本,眼神恨恨的,人也很阴沉,我和姐姐都不敢与他对话。

一天晚上,我和姐姐吃完饭出去散步,在回家属院的路口就遇到了父亲。父亲向西走去,我和姐姐向东往家走,父亲一脸阴沉地问我们去哪里了,姐姐说我们去散步了,原本是件很寻常的事情。没想到父亲听后顿时雷霆大怒,大声训斥了姐姐一顿,又转身向我逼近,我一直后退,看着父亲的表情,意识到他可能要打我了。尽管这并没有任何缘由,但父亲还是一步步逼到了我面前,一脚踹在了我的肚子上,把我踹倒在地后,就一言不发地走了,留我一个人在地上哭泣。

日后,父亲也向我道了歉,说自己那段时间压力比较大,可我只觉得这不过是他个人能力的问题。

此事发生不久后,养狐厂就彻底倒闭了,父亲被单位调到了附近一个乡镇任了一个闲职,从此又过上了拿不到工资的日子。

自此,父亲的“当官”生涯彻底结束了。

5

这些年,母亲一直都没做事,等父亲又在家过起了每天睡觉买菜做饭的日子,家里的经济来源也就又一次断了。生活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和母亲商量了一下,父亲再一次四处借钱,买了辆14座的中巴车,跑黄湖县到省会之间的客运。中巴车运营还不到一年,就有竞争对手借口我家车太小,伙同管理单位取走了那块锃亮的线路牌。在这件事情上,父亲终于爆发了少有的勇敢,转头就借钱买了24座的亚星客车,拉了当时管理单位局长的小女婿一起入伙,把线路牌又夺了回来。而中巴也只能无奈低价转手了。

尽管大巴车的运营尚且可以,但其中股份众多,每月除去正常开支,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仍无法偿还债务和与日俱增的利息。

终于,到了2003年,我入伍参军,父亲卖掉了亚星客车,又和姑父去无锡经营汽车配件店和半挂车运输。赶上那几年经济发展迅速,我家里的经济状况才稍微好了些。

只是,在店里的生意逐渐好起来之后,父亲耽于享乐的性格又浮了出来,他每日在店里上午看电视,下午躺在椅子上睡觉,有心情了就跟停车场内无聊闲逛的司机聊聊天,晚上天一黑就入睡。这样一过就是好些年。后来,他还希望拉我去一起过这样的生活,我赶忙拒绝了。

等到2010年左右,市里房租增高,停车场也增多了,父亲这才急躁了起来,轻信了停车场管理方的垄断协议:即交几万元,停车场就保证只有父亲一家销售汽车配件。在给了停车场管理方几万元之后,停车场一方也确实履行了协议,但这样举动激怒了众多汽车配件店,他们纷纷在停车场门口的附近店面开了多家配件店。

很快,那些善于变通的摩的师傅也发现了新商机,乐于为停车场内的车辆提供配件代买服务,往往一个机油滤芯和一桶油来回才收30元路费——摩的师傅赚得不亦乐乎,停车场也无所谓,唯独“一家独大”的父亲吃了大亏。

2015年,父亲盘了店,卖掉了半挂车,又回到老家农村,在舅舅单位下的苗圃中挂了份闲职。在一片麦地中,父亲住在3间平房内,养了几十只鸡鹅,种了许多花花草草,还有个二亩地的池塘,养着许多德国无鳞鲤鱼。

原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在郊野田园安享平静生活了,父亲却开始出现断断续续的失忆,在之后一个清晨,左眼彻底失了明,那是父亲多年的糖尿病导致的。眼睛手术后没多久,父亲又突发了一次脑梗。

此后,我家基本上就搬到了医院的病房里。起初,日常起居都需要护工和母亲辅助完成,等病情稍好了些,父亲也能拄着拐杖、缓慢地在医院的楼道里行走了。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今年过年。

除夕那天,屋外小雨连绵,黑夜如墨,热闹的家族聚会即将结束的时候,父亲从一旁的沙发上起身,拄着拐杖缓缓走到了圆桌前,身体重重地坐在塑料椅子上,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要说两句。”

饭桌上,三个姑姑,我的姐夫、外甥、堂兄弟们都围在一旁,注视着父亲。父亲的声音哆哆嗦嗦的:“今年是咱们一大家聚的最齐的时候,多热闹,等明年,我的腿能走了,明年都去苗圃,都去我那里,明年过年我来摆。”

话音刚落,父亲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父亲依然未到退休年龄,医生说父亲一辈子都得拄着拐杖了,还有医生说,即使情况良好,寿命也不长了。

我总觉得,纵观父亲的一生,一路从进了国营单位,到不切实际地学别人做生意、做领导,一遭遇挫折就一蹶不振,等恢复常态后就耽于享乐,最终,才有了如今的结局。

一个人拥有怎样的人生,很多都是性格使然。这是我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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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回我的家》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