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 他这一疯，我们在非洲都涨了工资

《大国小民》第9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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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工是我前几年在中东某项目的工地现场认识的，当时，他是总包方，我是设计院驻工地代表。我俩同住一个宿舍，虽然年龄相差不少，但兴趣相投。那时候年轻气盛，工作之余常跟王工在当地到处逛。那几个月，我与王工无话不谈，知道了他的许多经历。我一直想把他的故事写下来，可因为他长年在海外工地难得回国，约了几次都没成功，只能在朋友圈里看着他满世界跑。今年，我凑巧去山东出差，他刚好回国休息，便约着见了一面。后来，我们又陆陆续续地视频聊了几次。以下是王工的口述。

1

2001年，我还未毕业，便稀里糊涂地签了一家小型工程公司。那时啥也不懂，觉得能有份工作就不错了，正规企业应该也不会骗人，没理会合同的内容，就把字给签了。

当时，系里一大半的同学签的都是工程类公司，留在国内的也是随着工程全国各地跑，同样常年有家不能回，相比之下，我觉得一毕业就能去海外工作，自己还挺幸运的。

当我把要出国工作的事情告诉父母后，父亲异常兴奋——虽然海外工地通常比国内条件更艰辛，工资也不见得多，但父亲依旧认为这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生怕村里人不知道，在村祠堂足足放了半个多小时的鞭炮，让那时的我成了全村羡慕的对象。

等十多年后，“出国”对于许多乡亲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了。当他们终于弄清楚我去的国家和地区之后，都嗤之以鼻：“嗨，只不过是跨国劳工而已。”

那时，我被公司分到了一个在北非的项目，项目部地处海边，周边荒无人烟。我从未见过未被开发的海岸线，清澈的海水，蔚蓝的天空，唾手可得的海鲜，让我很是兴奋。可等新鲜劲儿一过去，人便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烦躁当中——工地里，身边除了男人就是钢筋水泥，转正后的工资每月才300多美元。找出合同一看，条款上白纸黑字十分明确：海外服务年限至少两年，否则要罚款——但工资却只字未提，而且，我是作为“人力租赁”到项目部，这与当初招聘时所承诺的完全不一样。

我曾冲动地想过离职，但既没钱交违约金，护照又被公司借口“统一管理”收上去了，也只能得过且过。

转正后，我被分配到工地上做焊接技术员，管理安装公司的几十个焊工。那些焊工们也都很年轻，和我一样稀里糊涂地跟公司签了合同，公司两年才给他们提供一次回国的往返机票——不同的是，我还未婚，而他们大多数都已经生儿育女了。

有段时间，工地上进行大规模的特种材料焊接，高空作业，安全隐患多，稍不注意就会出危险，所以技术人员要一直待在工地上等工人焊接结束后才能离开。非洲的夏天，云层形同虚设，酷热无比，在户外站上半小时，就得脱层皮。任务一安排下来，老员工便说着什么“锻炼的机会要留给年轻人”，差事自然又落在了我头上。

我心里消极抵触，做事也漫不经心，工人们没少受我的气，但又敢怒不敢言。

一天中午，工人都下去吃饭了，我留在施工平台上等着同事过来签字交班，想着省得午饭后再上来。同事迟迟不来，晌午的太阳晒的我焦灼暴躁，在施工平台上走来走去，一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

突然，我发现旁边有一闪一闪的焊接产生的弧光——大中午竟然还有人不休息在施焊？明目张胆地违犯项目部施工规范！我的邪火瞬间倾泻而出，冲过去对着那个焊工大声吼道：“他妈的！不是说我不在的时候不能焊吗？你找死吗？”

他摘下防护罩，朝我尴尬地笑笑，汗水在他脸上冲刷出一条条白色的沟壑，嗫嚅道：“我看你还在，所以我就没停……我想多挣点。”

焊工是按着焊口寸数算钱，多劳多得——想到连他们都是多劳多得，而我累死累活也就这么点钱，我心里越发郁闷，狠狠踢了一下平台上的栏杆：“你挣个屁钱，你这样会把我坑死的！”

我动作幅度太大，悄然不知安全带的挂钩已经从安全绳上脱落，在栏杆反力的作用下，身体不自觉地往后一靠。没想到后面的栏杆是虚搭的，整个身体一下就失去了重心向后倒过去。

“我要死了！”我脑袋里“轰”的一声，一片空白，身体轻飘飘地往下掉，紧接着“哐当”一声，有人一把拉住了我，紧接着，又听那人痛苦地大喊了一声。我下意识地往上看了看，拉住我的正是那个焊工。因他拉了我这一下，安全带的挂钩恰好挂在了栏杆的柱子上面。

等我爬回施工平台才发现，兜底的安全网离平台差不多有10米，倘若掉下去，就算能被兜住，估计也是重伤。

因为不管不顾地去拉我，那个焊工的防护衣被平台上的栅格板硬生生地划破了，手臂上也被挖掉一大块皮，血正顺着胳膊一股一股地往下流，滴在栅格板上面。

“你赶紧去医务室吧，不然出那么多血你受得了啊！”我惊魂未定，有些愧疚。

“没事，血止住了就没事了，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回去再处理一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纱布往伤口上一缠，“不能让项目部知道，要不估计你好几个月工资都没了。”

因为当地法律的缘故，公司对于工地的安全事故一直是“零容忍”——违反安全规定的行为，全部以罚款为主，且处罚极重。像这次我未按规定挂钩安全带，就属于“严重违反安全规定”。

午间巡检的安全员听到平台上的动静，也爬了上来，看了看我俩，又低头看看了防护网，没吭声，又顺着直梯下去了。

“他看见了吗……他要上报，那就完了，好几个月白干了……”也许是因为疼痛，焊工的声音微微颤抖，脸也有些变形。

“他肯定看见了，但他也肯定不会上报。”我宽慰他说，施工平台上的安全防护措施明显不符合规定，真追究起来，安全员也脱不开关系。

晚上，我带着从国内带出来的维生素去看那个焊工，他开始死活不肯收下，我好说歹说，他才勉强收了。

“伤口有没有包扎好？不行的话就去医务室，安全要紧。”我问。

他笑了笑，从高低床的底下拉出一个小箱子，箱子里有消毒水、绷带，许多常用的和不常用的药都有：“经常在外面跑的人，常用的药肯定都有的啦。”

“你怎么带这么多药？”我看着其中几瓶药，觉得眼熟，但始终想不起来是对什么症的。他见我盯着那几瓶药看，就把箱子合上，岔开了话题。

坐了一会儿，当我起身告别时，他突然拉住我，一脸正色：“王工，其实我们工人都知道这份工作你不喜欢，但还是得注意安全呐，就算现在公司不同意你离开，你也不能拿生命安全开玩笑，毕竟是工地上啊，你这样太危险了……”

说完，他又讪笑着，有些不好意思：“你要是想离开，只要肯想，还是有的是办法。”

我回到宿舍，终于想起来刚才那几瓶觉得眼熟的药是用于治疗失眠的——高考那年，我因为压力大经常失眠，医生也给开过。

2

此后，我便和那个焊工慢慢熟悉了起来。他叫李然，老家在湖南邵阳的一个偏远山区，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一样，也是靠地里刨食的。他结婚早，已经有了几个孩子，为了学些技术也多赚点钱，便经常跟着工程队出国务工。

李然干活很卖力，焊接质量也高，极少偷懒，熟悉了之后，我便时常有意无意安排一些焊接难度大但工价高的工作给他。从这之后，他人前叫我“王工”，人后叫我“老大”，我想制止，但几次话到嘴边，又还是咽了下去。

一晃小半年就过去了，项目部为了提高工人的工作积极性，打算从他们当中提拔个几个“队长”，每个月工资能涨80美元。不少工人听到风声后，想方设法地开始活动起来。李然也一样，但他只认识我。每当看到他渴望而又迫切的眼神，没有权力、也没能力满足他要求的我，就只能扭过头去装作没看见——我心里想，焊工里，特种材料焊接就数李然技术最好，加上工作态度又好，就算是我帮不上忙，他应该也是比较有希望当队长的。

在海外的项目工地，技术员和工人们大多都是住在集装箱里。（作者供图）

周五晚上，我正躺在宿舍无聊地看着从国内带过来的碟片，嘴上叼着国内带出来的烟舍不得点，李然突然推门进来，脸上尴尬地笑着，手中拎着3瓶“老干妈”和几包花生。在国外工地待过的人都明白，“老干妈”在这里相当于硬通货，大家平日里根本不舍得吃，只有实在吃不下饭的时候才会挖出一点。

“老大，在休息啊？”大概是紧张，李然的声音有点微微颤抖。我赶紧起身给他倒了杯橙汁，他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用手抹了下嘴巴，开始东拉西扯。我明白他的来意，但不好点破，他也一直不明说，时间一长，他连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我看着他尬聊的样子，明白自己是他眼里唯一的“晋升”希望，但我也是个底层的员工，实在是爱莫能助。我有些心软，不忍心告诉他实情，默默地叹了口气，想了想，安慰他说：“放心吧，我会尽力的，只不过能不能成，我没有把握。”

李然听后也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然后起身告别。我让他把东西拿走，他死活不肯，无奈，我只好从柜子里抓了两包烟递给他，他又拒绝，我再三要求，他最终收了下来。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找项目总工说情。总工斜靠在沙发上，侧着脸笑嘻嘻地敷衍我：“能帮忙我就尽量帮忙，小伙子，先好好干活，其它别想太多。”

我走出总工的办公室的时候，才想到，我不应该空手而来。

队长人选尚未敲定之前，项目部里先征询了一轮技术员的意见，我看待选名单里没李然，连忙找总工说情，看看还有没有机会。

“他焊接技术质量最好，干活最卖力，你说我能提他吗？”总工慢悠悠地说。

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接话。

“把技术最好、干活最卖力的提为队长，那不是会导致质量下降吗？做管理的，要脑子活络，技术差一些没关系，技术顶尖的要留着干活。”总工以为我没有明白，又解释道。

“那……要不稍稍给他涨点工资？算是安抚他了。”我想再为李然争取一下。

“给他涨工资，那其它焊工怎么办？其它工种怎么办？”总工有些不满，声调都高了，“国内焊接技术好的工人比比皆是，根本不值钱，干嘛为了他搞特殊？”

说完，总工又从抽屉拿出一堆文件摔在桌上：“你看看这个月的‘应付工资’和‘应收款’，严重入不敷出，不降工资就不错了！”

“项目做亏就要扣工资，那公司赚钱给我们分红么？”我差点把这句话喊出来，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小王呐，你还年轻啊，前途无量，不要着急搞山头主义啊。”总工拖着尾音，意味深长地说道。

当我在工地上宣读“队长”名单的时候，李然一脸的失望，一声不吭低头望着地上，怔怔发呆。之后，他看我的眼神开始躲躲闪闪的，也许是对我失望和不满。我很想解释，但又不知如何说起。

很快，李然干活也开始拖拖拉拉的、没有从前利索了，人变得像刺猬一样，总是找机会发泄着自己的不满，动不动就朝搭档的工人发火（一般一个焊工会配一个管工，管工负责焊前处理，焊工只负责焊接）。刚开始搭档还能忍，可有时他自己的焊接质量不过关也冲管工发火，时间一长，管工们都不愿和他合作了。

李然就这样变得越来越孤僻，甚至都不和同事一起玩了，休息时就一个人窝在宿舍里，不看电视，不玩游戏，就躺在床上发呆，全然没有了以前的开朗。我找了他几次，想开导一下他，但都吃了闭门羹。

我找跟他相熟的工人询问情况，那人回我说：“他啊——本来就有精神病，王工，你不用理他，过段时间就好了。”

3

工程还在如火如荼地往前赶，工地上国内工人突然毫无征兆地罢工，要求涨工资。

在海外的工地上，工人通常来自数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工人收入不一样，高低差着不少，但由于语言不通，不能互相通气，倒也相安无事。可这次偏偏就有人突然闲着没事，去打听了其它国家工人的工资，打听回来就炸锅了——同样的工种，欧美工人的工资远超国内工人的，这点国内的工人们早心知肚明，倒也能忍受，但当他们突然知道自己的工资和巴基斯坦工人的差不多、甚至连印度工人都不如时，心里顿时不平衡起来了。

项目部的管理人员都明白，平日里国内工人受了委屈，往往都是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从不闹事，最多也只是关起门来骂娘，这次能联合起来罢工，肯定有人带头搞事情。果然，项目部一调查，组织罢工的竟然是李然。

项目部解决问题的办法简单粗暴：各个击破，恩威并施。参与闹事的人，有的被裁掉，没有任何赔偿，直接一张机票遣送回家。但由于项目进度要求需要留人，大多数人都象征性地涨了点工资——除了李然。

李然既没有奖励，也没有处罚，连安抚性的谈话都没有。

罢工从开始到结束不足一个星期，然而几天后，工地上就有传言，说这次闹完，工资涨幅最大的就是李然，是其他人的数十倍。对这种真假没法证实的传言，工人们都宁可信其有也不愿信其无，慢慢的，大家都开始疏远李然，骂他虚伪，不管是在工地还是在宿舍里，李然说话都没人搭理他。

我看李然状态日益消沉，劝说了工人们几次。他们碍于面子，我在场时，便装模作样与李然说几句话，背着我，依旧一句话也不跟李然说，还骂他是“神经病”、“贱人”。

李然的面相也愈来愈阴骛，工作时老心不在焉，不断出错，后来项目部便找了个借口让他去做小工，工资比焊工低了一半，而且累了许多。李然向项目部提出要回国，项目部同意了，但说机票得他自己出，而且得扣工资，理由是未达到合同上规定的“服务年限”。

一张机票将近两万块，李然一个普通工人，哪里能负担得起。

他开始消极反抗，再也不去上班，成天在宿舍里睡觉发呆，夜行昼伏，黑白颠倒。项目部也听之任之，停发了他的工资，只是每个月还准时给他饭卡上打钱。因为与同宿舍的工人相处不好，工人们常常到项目部去投诉他，项目部不胜其烦，就单独给他安排了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

至此，李然完完全全地从工地上的人群中脱离出来。

也许是钱起了作用，也许是杀鸡儆猴产生了效果，工地上的国内工人安份了许多，干活也更卖力了，平日里连抱怨的话都少了，更别说像以前一样背后吐槽领导。

只是，等到项目后期，项目部制定了许多严苛的质量条例，惩罚手段依旧多以罚款为主。工人们一盘算，才发现等竣工后自己拿到手的钱，还不如罢工前没涨工资时的多。

4

过了段时间，工地上又发生了一件令人惊慌的事情。

为了调剂枯燥的生活，也为了安保，项目部养了几条狗，其中有一条是母的，生了一窝小狗。项目部上上下下都很喜欢，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几条小生命，吃的比人吃的还好，可以说是项目部的群宠。

但是有一天母狗外出之后，这7只小狗全部莫名其妙地死在了房间里。项目部上下都很气愤，可查来查去，无果而终。那7只小狗尸体上没有任何伤痕，在艰苦的施工现场，每天顶着进度的压力，大家也只能在几声惋惜之后，不了了之。

然而没过几天，那条母狗竟然也莫名其妙死在工地上，身上同样没有任何伤痕。项目部怀疑有人投毒，但现场没有条件化验，只能发了通告，让大家平日里多注意，一度引起了工地上的恐慌。不过没过多久，大家也就只是在剩饭没法处理时，才会念叨几句那些莫名死去的狗了。

因为这个项目施工周期长，公司为了节省经费，在仓库里私下偷偷养起了猪。由于我们所在地区的民俗独特，虽没有严格的宗教信仰，但也不允许当地人吃猪肉。而平日里，当地政府也从没来工地检查过，有特殊情况需要来工地，也会提前打招呼。因此，除了我们自己人，谁也不知道项目部在养猪。

那一年，工人们快马加鞭，赶在中秋节前，终于完工了一个重大施工节点。项目部举行活动，既算庆祝，也算过节。活动弄的很晚，后勤的同事们也难得放松一回，喝得酩酊大醉。等回去迷迷糊糊地睡到半夜，突然听见有人在窗外大喊：“猪棚没关，猪都要跑出去了！”

后勤的几个人惊出一身冷汗，酒登时醒了一半，抄着电筒一跃而起，推开门一路狂奔——要是这些猪跑出去，被当地人发现，会惹来不少麻烦。

但还没有靠近做猪圈的仓库，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阵尖锐的猪叫声。后勤的人还以为是猪棚没关、被什么野兽跑进去了，正在咬猪，连忙抄起一根木棍，可靠近一看，里面没有什么野兽，竟然是李然——只见一只猪被正被李然按在地面上，死劲地嚎叫。李然狠命地掐住猪的喉咙，嘴里不停地发出骇人的“呵呵”声，边笑边喊：“我他妈的要掐死你，我他妈的要掐死你！让你平时他妈的欺负我……”

昏暗的灯光下，李然面目铁青狰狞，嘴角还不停地溢出一堆堆白色的泡沫，这诡异的一幕，把后勤一个的同事当场吓瘫在地。

这一下，前面杀狗的事情，也一下子水落石出了。本来项目部还想封锁消息，但是第二天一大早，整个工地就都传遍了——当然，外国工人除外。

项目部的医生对李然的病情束手无策。而出了这种事情，项目部也包不住了，只好选择性地把情况汇报给公司总部。总部怕李然再出什么事情，安排专人把他送回了国内。为了安抚李然的家人，还给他赔了一笔钱。

这事情后来成为了项目部茶余饭后的谈资，被大家咀嚼了很久。

5

但似乎这种情绪会传染似的，李然回国后，工地上又陆陆续续发生了些安全事故：工人莫名其妙地接连晕厥、中暑、营养不良、浮肿，甚至还流传着什么“走路遇见鬼”的小道消息。

时间长了，工人们闹得沸沸扬扬，不得已，项目部只好对分包商带来的人员健康状况及资质重新逐一审查，一查才发现，许多承包商为了压低工资，招工时审查很松，根本就不管工人体质年纪，只要肯来就都要。就这样，项目部压分包商，分包商压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压工人，层层压榨，到最后，工人手里根本落不下几个钱。

为了安抚项目上的人，项目部花了大价钱从国内请了一群法师，飞了上万里，到异国的工地上又唱又跳，作了好几天的法。法事结束后，法师们又端着黑狗血，绕着项目部浇了好几圈。

也许都是些心理暗示，在这之后，项目再也没有出现奇奇怪怪的事情了。

与之前的罢工相似，李然的发疯，又给工地上的人带来了“普惠”效应。后来，公司答应所有签了两年合同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每半年可以回国一趟，不回的话，就可以将机票折现算作应得的收入。

大概，这依旧是一次一个人的牺牲换来的群体利益吧。

李然被送回国之后，我心里很难过，常常自责。我始终不相信一个开朗的人会因为这些事情就变疯了。后来，我一直四处打探他的状况，只要遇到从邵阳来的工人，都会跟他们打听李然，但都一无所获。

入行多年后，2010年，江苏一个电厂大修，业主邀请我作为专家组成员，帮忙检验特种材料的焊接质量。没想到这世界是如此的小，我竟然再次遇见了李然。

当时，李然在那个工地上担任焊接组组长，可以自己承包些小工程了。检验时工地上还在施工，他戴着防护面罩和我说话，我只是觉得声音有些熟悉，但现场人多，碍于身份，没敢向前去确认。

几天后，验收结束，在我要离开时，他摘下了防护面罩，冲我笑了笑。我走上前，想和他聊聊，但没等我张嘴，他就又戴上了面罩，埋头开始了焊接。弧光一闪一闪的，他戴着面罩的脸在焊接产生的烟雾中忽隐忽现，我心中一凛，9年前的事情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怎么？焊接有问题？不符合规范？”电厂的陪同人员见我盯着一个焊工发呆，问我。

“没有，我只是觉得这一切都很熟悉。”我急忙掩饰自己的失态。

“哈哈，工地不都这样么。”

离开现场后，我打电话给检修负责人，想告诉他一些事情，但话到嘴边，终究咽了下去，只是问了问李然的表现，幸好，听到的都是赞扬的话。

这么多年过去，李然一点也没变，我倒是变苍老了很多。这样也挺好。

（作者注：其实2010年那个电厂工程验收我也参与了，也许我与王工还一起开过几次会，只是那时我与王工还不认识，不知道在那个工地上，还有那个曾救过他一命的焊工。）

编辑：许智博

题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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