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再可怕，也比不过人心

我的老家在粤西的一个小渔村，村人世世代代靠山海为生。山上有果园，山下有农田，海里有鱼有虾，算是富足的。可即便如此，在我童年时期，村里多年民风不正，嗜赌恶习泛滥，直到后来村委大力发展海域资源，鼓励村民承包了鱼塘虾塘，全村才得以脱了贫。那时候，村里人总爱念叨：靠山靠海饿不坏。

这山，指的便是大光岭。

这么多年，梅姐一直孤零零地住在大光岭上。村民的田地大多都荒废了，偶尔有在山下种点小菜的大娘闲聊时说：“你知道吗？阿梅在大光岭种的菜长得可好了。”

从小听了太多村里妇女们因为怨恨而欺辱梅姐的话，眼见着差点被村人害死的梅姐一点点老去，才终于看到，所有人的怨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点平复了。如今，村里妇女口里提到梅姐，不再是恶毒的咒骂。那些跟她差不多年龄的大娘们，也会感慨：“阿梅跟我们一样也老了，跟我们一样都不好看了，但菜种得可真好啊。”

曾经年轻的村民们都白发横生，过着含饴自甘、弄孙为乐的生活，过去20多年围绕梅姐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似乎已经远去了一个世纪。

1

7岁那年，我正读一年级。一日课间，忽然听到校园外一阵喧嚣，一支长长的、身穿红色衣服的村民队伍正慢悠悠地走在村道上，边走边敲锣打鼓，间或还有炮声不断响起。队伍最前面是一辆缓缓地向前行驶着的黑色的小轿车，车一进村口，早已集聚在那里的村民们就一齐欢呼起来。

我们一群孩子赶忙跑过去，费力地钻进人群前面看：车里钻出来的“大老板”也不过30出头，看上去比我爸年轻多了，皮肤白里透红，皮鞋擦得锃亮，讲话也慢条斯理的，一副有钱人的模样。

大老板对全场的村民们挥手打招呼，继而发了话：“谢谢各位父老乡亲，言仔我真的是非常荣幸，大家有时间的话，跟我一起去村里的饭店吃个饭吧！”村民们脸上都笑成了一朵花，带头的村书记赶忙说：“言老板你太客气了，你年年给村里捐钱，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就在大家有说有笑时，一个衣衫褴褛、头发凌乱的妇女忽然闯了进来，一路冲开众人，走到言老板的面前，对着他一股脑地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还手脚一起比划，满脸兴奋。有村民大叫：“这不是疯梅姐吗，怎么突然跑出来了？”

现场气氛一下就冷了下来，言老板刚才还乐呵呵的脸顷刻变了色，像受了惊吓般，勉强地挤出了一点笑容，生硬地对着她说：“阿梅，最近还好吗？”

——这就是那个独自住在四伯门前竹林小柴房的疯梅姐？我常听人说起，但从来没有见过她。村民们都说，梅姐是个精神失常的未婚女人，是谢老师去世后留下的孤女。谢老师是村学校的老教师，还曾教过我爸爸，很多年前就不在了。

那几年，梅姐很少在村里出现，谁也没想到她会贸然跑出来。我仔细看了看梅姐，她年纪和言老板相仿，脸上邋遢不堪，头发散发出阵阵臭味。但虽然带着土色，还是能看出，那张脸是极美的：大大的眼睛尖尖的下巴，高挑的鼻子小巧的嘴，讲话时还带着浅浅的酒窝。即便透着一丝浑浊和呆气，可面对言老板，那双眼睛仍然柔情似水，一点都不像大人们说的那般“可怕”。

人群里，好多妇女都露出厌恶的神色，最后还是村书记使了个眼色，让几个精壮大汉把梅姐拉走，被带走时，梅姐依然使劲回头看言老板，一连叫了他很多声“言哥”，再就是一连串旁人听不懂的话。

可言老板却一直没再看梅姐一眼，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等梅姐带着心酸的哭声终于走远后，村书记才悻悻地跟言老板道歉：“言老板，刚才给疯婆子跑出来，让你受惊了，真的对不住啊。”

言老板没回话，但脸上明显没了刚才的兴致，只叫大家跟他一起去吃饭。

听爸妈说，那次言老板回来，头一回没有给村里捐钱。村里人都觉得是梅姐吓到了言老板，让他心情不好，一时间议论纷纷，都把矛头指向梅姐。很快，就有人带头说，这次真的要把那条从竹林出来的路给封上了，“别再让疯梅姐出现在村里！”

“让那个疯女人消失，也许言老板就能消气了，还会给我们捐钱。”

真有人从家里搬来了铲子，水泥、砖头、沙子和石子，开始筹划封死梅姐家通往村里的路。我和很多村民听到消息，都赶过去围观。3个大汉风风火火，把水泥拌好后，就开始垒砖头。他们本就是给村里人建房子的，动作麻利纯熟，不用两个小时，这堵墙就建了半米高。

人群刚聚集到她家门口的时候，梅姐还小心地在自家的柴房探出脑袋，可能从没见过这么多人来，脸上还挂着笑。可等到墙越起越高，梅姐似乎突然清醒过来，意识到这是一道把她困死在里面的墙，这才笨重地攀到了墙边，使劲对着干活的村民摇手，嘴里含糊不清地“呜呜”叫着。

正在干活的大汉不理梅姐，她便想去抢水泥和砖头，另一个干活的大汉一把把材料抢了过来，还甩了她一巴掌。巴掌清脆，之后就是梅姐沙哑的哭声，她一边哭一边向这3个人叩头。围观的没有一个人上前，有些还笑了起来，似乎都沉醉在看戏的快乐当中。

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梅姐的头磕到都流血了，干活的人还在继续砌墙。终于，有一个刚刚来到现场、看起来跟梅姐差不多年龄的村民，说了一句求情的话：“算了吧，你们还真的想把人给搞死啊，出出气就好了。”

梅姐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抬起头看了看那位村民，像发现了救命稻草一样，爬过来拉着他的衣角，眼睛直直地望着他，嘴里嘟囔着，手指着那群大汉，又连连磕起头来。

人群更热闹了，有人反对，也有人沉默。那位村民拉起梅姐：“人命关天啊……”然后他手指又往众人的方向指了一圈，气冲冲地说：“你们这些人的亲人中，多少是谢老师教出来的？当初老师是怎么对你们的？你们现在这样跟畜生有什么差别？”

3个大汉这才停了手，相互看看，终于有其他村民打圆场说：“算了算了，这个傻梅姐已经很可怜了，不要再折磨她了……”

他们最终还是把墙推了。等我们往回走的时候，梅姐一直对着人群的背影叩头。

2

家里三令五申不让我靠近竹林，就是怕我碰上梅姐。每次村里的长辈们说起关于梅姐的事情，我的两只耳朵都竖得高高的。那次见到梅姐本人后，更是不断央父母给我多讲点关于她的事情。

60年代，整条村子的人都挣扎在温饱边缘，只有梅姐家生活富足。梅姐的祖父解放前是个地主，后来逃去了台湾，留下了丰厚的家产，父亲可以说是个名副其实的富家公子，而言老板的母亲，则曾是谢家的厨娘。

村里人妒忌梅姐家的富足生活，文革一来，就天天拉着梅姐的父亲去游街，扔菜叶拍砖头。终于有一天，她父亲吊死在自家门口。尸骨未寒，外村流氓们便趁着她家只剩下孤儿寡母，闯进去又偷又抢。

那一年，梅姐才两岁。

家里连遭变故，生活惨淡不堪，村民们看着这幅光景，便没再找她们母女的麻烦。后来，有村民心生悔意，便推荐读过书的梅姐母亲在村里做了小学老师。虽然家境凋敝至此，谢老师却也从没记恨过谁，反而对每一位学生尽心尽意。从小生活在大宅里的独生女梅姐，也是样貌出众，逗人喜爱。

在那荒唐困苦的岁月里，言老板家一直和梅姐家互相扶持。言老板的父亲早年染病去世了，留下言老板的母亲独自带着4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言老板和梅姐自小一起长大，还定下了娃娃亲。

高中毕业后，言老板考上了重点大学，可两家在一起凑钱，都没能凑齐路费。梅姐便跟着村里的妇女们一起上山砍柴，供言老板读书。临行前，言老板在一众村民面前发誓，毕业回家后要风风光光地迎娶梅姐。

然而，梅姐苦等了4年后，言老板带着一个城里姑娘回了村。梅姐哪受得了这个打击，对着言老板又骂又哄又求，言老板却始终不肯回头，执意要分手。

那时候，连言老板的母亲也劝他，不能做这种不厚道的事情。可是，对于“前途”的渴求早已彻底改变了言老板的性格。村里老一辈的人都说，去了大城市读大学的阿言怎么还能看得上在村里砍柴的阿梅呢，飞上枝头变凤凰的那日起，大家就已属于不同的世界了。

言老板牵着城里姑娘离开的那天，梅姐就一直站在村口的大榕树下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坐的长途客车渐渐走远，从正午一直站到天黑，站到路人都看哭了。

梅姐再也不砍柴了，村里的干部同情她，给她分了个好工作，在粮站里记账，可她也意兴阑珊。平日里，她也不肯待在家里，天天跑到村口的树下，就那么等着、巴望着。起初大家还劝她“别再作践自己了”，她也听不进去，谢老师叫人绑她回来，没过一会儿，她就又溜出去榕树下了。

梅姐就这样在村口等了8个月之后，谢老师就查出了肝癌。因为担心自己的生病的消息加剧女儿的伤痛，她也就一直都没和梅姐说。而梅姐每天只顾着去村口，一副茶饭不思的样子，魔怔得根本不在意自己的母亲已经病入膏肓。

谢老师去世的那天，仿佛有预兆般，梅姐早早从村口回了家，还不知从哪带回来一个鸡腿。梅姐进家的时候，谢老师的意识已经模糊了，但依旧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一直看着梅姐，看到邻居们都哭成了泪人。梅姐反倒不哭也不闹，只用牙齿把鸡腿咬碎成很多个小块，跪着喂了三两块给谢老师，嘴里还说着旁人听不懂的话。

谢老师闭上了眼睛后，梅姐像个没有一丝情感的假人一般，独自一人给母亲换上了早前备好的寿衣，坚持不要邻居帮忙，也没有请人来办丧事。邻居们看着梅姐这样半清醒半疯癫，不敢再刺激她，只能顺着她的意思，等到再晚些，就各自回了家。

谁也没想到，当天夜里9点钟，梅姐竟然独自背着谢老师，拿着铲子，去了村旁的大光岭。那时候村里的公路还没有路灯，村道上连迎面走来的人都看不清，恰巧有村里的小孩路过，隐约看到梅姐背着身穿黑衣的人。打着手电筒看，梅姐脸上没半点血色，背上的谢老师，眼睛闭着，手脚全都往下垂。

小孩壮着胆子问了一句：“梅姐，这么晚背着谢老师去哪里呀，她生病了吗？”

梅姐没回话，对着小孩嘻嘻笑了一下，说：“去很好玩的地方，你要一起去吗？”小孩觉得莫名其妙，加上害怕，赶忙往家跑，回到家听说谢老师已经去世了，吓得发了几晚噩梦。

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幺叔。这么多年，每当想起那晚的情形，幺叔仍会心生寒意。从那天起，大家都说梅姐彻底疯了。她总在树下说着什么“阿言你快回来，妈不行了”，时而流泪时而大笑。每当有人开车来，她都要跑去车前，对着里面的男人说：“阿言，你回来了，快去见见妈吧，她想看着我们结婚呢！”把车里的人吓得够呛，旁人便赶紧上前把她拉走。

后来梅姐便突然失踪了。好长一段时间，她家里都空无一人，大宅成了荒屋，邻居偶尔想去看看，大门却一直都锁得紧紧的。

“可怜的小妹啊，都已经变疯了，还要跑出去被人欺负。”梅姐刚失踪的时候，邻居们偶尔想起她，都还满是同情。

3

其实村里可怜梅姐的人，大多是谢老师教过的学生——那个年代能上学的，还是以男生为主。而对梅姐态度恶毒的，几乎都是村里的妇女。

从小到大，梅姐一直是个美人胚子，性格温柔，又有谢老师这么知书达理的好母亲。即便早就定了娃娃亲，上门提亲的媒人依旧络绎不绝。这着实让村里年龄相仿的姑娘们忌恨不已。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群姑娘早已嫁为人妇，但提起梅姐，依然是掩饰不住的怨恨：“让她走吧，走得远远的，看她怎么勾引男人。”

大家都以为梅姐不会再回来了，没想到在我刚满周岁的时候，梅姐居然回来了。

梅姐冷不丁出现在村里集市的那天，很多人都跑去看。在外流浪了整整3年，梅姐真的成了大家眼里彻头彻尾的疯子——她的衣服像乞丐一般破烂，也不会清晰说话了，无论旁人问她什么，都只是支支吾吾的。梅姐就踉踉跄跄地在集市上四处乱走，见了小孩子就笑，露出黄黄的牙齿，被家长抱在怀里的孩子们都吓哭了。

梅姐的老邻居也赶过来，叫她回家开门，梅姐一副完全听不懂的样子。正当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梅姐却突然起身，欢蹦乱跳地一路跑进了我四伯门前竹林里的小柴房中。那个柴房常年没锁门，梅姐一把推开门，回头对着跟着她一路过来的村民们笑。

这个柴房是言老板以前的家，梅姐什么都不记得，唯记得这一处。围观的村民见状，不免又是唏嘘一片。柴房早就空了，便有人提议：“就让阿梅在这里住吧。”

梅姐刚回来的时候，总有些谢老师的学生们顾念着过往，去送些口粮。于是，村里的妇女就愈发“团结”了起来，每当梅姐一走上街，妇女们就训斥她赶紧回去，“别出来丢人现眼”，或者故意学她说话支支吾吾的样子。梅姐就跟着她们傻笑。

“长得美又怎样，最后还不是成了个疯子，连怎么回家都不知道。”

“就是。地主的后代又怎样呢，最后还不是给大学生嫌弃。”

那几年，村里的妇女们常常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边满脸挂着笑意。我们几个黄毛小儿在旁边听着，也大概知道那个“阿梅”不是什么好人。

每当妇女们三五成群地辱骂梅姐时，若有一两个男人在场出言劝阻，就会引来更凶狠的反击：“哟，还教训起我来了，看我不告诉你老婆，让她好好地教训你！”

男人们只能默默闭了嘴。

村里的大人们为了防止小孩私自跑到竹林里面玩，编造了大大小小的故事来吓唬我们，说什么里面住着妖怪、鬼魔、人贩子，想要把柴房通往村里的唯一的一条路给封上的说法，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只是在言老板回村那一次爆发了而已。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去四伯家“问意见”，说封路，几乎都是些中年妇女。四伯夫妇为人纯良，怕贸然封了路，梅姐就只能在房中等死，便一直不同意了。

“那个疯女人，死了就死了呗，有什么好稀罕的，到时候抓了谁家的小孩去，大家都别后悔！”听到四伯一再拒绝，中年妇女们就一直这么说。

有一次，我跟着母亲去四伯家做客，吃饭间跑出门玩耍。隐约看到竹林小径里的柴房，便一小步一小步往竹林里面走，慢慢地向柴房靠近。

等到我走到柴房门口，里面有只狗突然狂吠了起来，我顿时就吓哭了。我听到屋里有女人在用我听不懂的话跟那只狗讲话，很快狗就不再狂吠了，但我还是被吓到了，仍哭个不停。家里的大人寻着哭声找到了我，当看到我在柴房的门前时，母亲的脸色都吓白了，抱起我就走。

回到四伯家，母亲一直在神色紧张地骂我乱跑，说我差点就被拐了去，四伯娘还用手指嘘了一声：“丫头已经给疯梅姐吓哭了，你就不要再吓她了。”母亲意会，便不再说了。

那时的我已经4岁多了，大人间讲的话多少能听懂了，这才知道，林子里面原来住的是个人，根本不是什么怪物。

梅姐回来村里后第五年起，不知什么原因，开始深居简出，一直躲在她的小柴房里。

听四伯说，梅姐自己在柴房后面种了点菜，虽然来送食物的人少了，但每隔一段时间，也总有人偷偷在她门口放些米。她一直不在村里出现，让人一度以为她又一次离开了。

村里关于她的闲话也渐渐少了，就连常爱拿她开尖酸玩笑的妇女们，言语中也对她慢慢柔和了些。我问母亲，怎么那些人不再骂梅姐了？母亲只是叹了一口气说，谁有那么多精力整天看着别人呢，只不过需要发泄生活的苦而已。

这样平静的日子，一直持续到言老板回村的那一天。

4

自从见到言老板一次后，梅姐又重新出现在村子里了——每个月只出来一次，站在村口的那棵大榕树下，和很多年前一样，从天亮站到天黑，眼睛一直望着车来的方向。

每次见到她，低年级的学生总会吓得撒腿就跑，一些调皮的高年级学生则会向她吐口水，说什么“大吉大利”。她也只是天真地笑着，并不回话。孩子们看她好欺负，便集聚起来，一起向她吐口水。

村里的妇女们又生气了，嘴上说着“怕她吓坏了孩子”，都要去找村干部：“赶快把梅姐绑回去。”一天中午，一大群人集中在村委会，就有妇女站在那里大声叫骂：“上次就应该把那条路封了，现在知错了吧！”

大家各执一词，村干部中有人是谢老师的老朋友，辩解说，把梅姐硬绑回家确实不太人道，梅姐也没做什么伤害人的坏事，即使脑子傻掉了，但也一直规规矩矩的，不应该让她连外出的自由都没有。她这样说，其他干部也赞同。可在场的很多妇女还是不解气，大家吵吵嚷嚷，最终也没讨论什么结果来。

于是，大家依旧能看到梅姐倚在大榕树下，路人走过，她就木木地盯着对方，只是不开口说话。路过的人骂她一句“别看我”，她就立刻把脸埋在树后，等那人走远才敢转过来。

梅姐出现的次数多了，连孩子们都觉得取笑她已经没什么意思了，年纪小的孩子们也不再怕她，甚至有些学生会在放学看到她时，像大人一样问她一句：“梅姐，吃饭了吗？”梅姐还是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大家就一起跟着笑笑。

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放学回家，路上想去买个冰棍，刚好停在了大榕树旁，把身上的每个兜都翻遍了，也没找到一毛钱。抬头正好看见梅姐手里拿着一张很旧的五毛纸币，递到我跟前，对着我笑。我犹豫着要不要拿这五毛钱，小伙伴赶快拉着我走了，边走边说：“疯子的钱你怎么敢要啊，把你拐了！”

我回头看着梅姐，她还在看着我，一脸的失落。

那时的梅姐，早已不像几年前那么邋遢了，尽管身上的衣服破洞依旧很多，但脸已经洗干净了，又长又多的头发用着黑色的发圈绑着，露出一张光洁小巧的脸，只是眼神非常呆滞。

看到她不再像以前那样邋遢，妇女们恶毒的言论再次发酵了起来：“这疯女人，每个月总有一天出来，到底想要勾引谁？”只是谩骂也好、嘲笑也罢，任凭别人如何侮辱，梅姐只是对着每个人笑。

我总觉得梅姐能听懂那些话，但又不敢确定。记得上课时，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师说，树下的那个女人是个好人，大家不用害怕她。

5

等谢老师去世10周年的时候，她以前的学生们商议着给她办个追思会，地点就定在梅姐以前的大宅。

那天，有十来个男女一起到梅姐住的小柴房，想叫她拿出家门钥匙，打开她家的大宅。这么多年来，从没人进过梅姐的柴房，大家都以为里面会混乱不堪，没想到梅姐开门后，屋里却异常干净整洁。跟梅姐讲话的时候，她似乎也能听明白大家的话，一直在微笑点头。

“阿梅，你们家的钥匙放哪啦，我们打算帮谢老师安个灵堂，你拿出来吧。”带队的人说道。

梅姐听了后，眼睛一直在看着屋顶，似乎在思考，又似乎没听到别人的话，自顾自地在傻笑。

大家一连问了好久，梅姐仍是不说话。“看来她是不会有的了，算了。”就在一行人要起身离开的时候，梅姐突然起身，从口袋里拿出一串钥匙，递给带队的人。

谢老师追思会的前一天，梅姐家这扇被关了10年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屋里全是灰尘，院子也早已长满了厚厚的青苔。我跟在父亲的身后去看热闹，才知道梅姐的家原来这么大，虽然外表古旧，但仍能看出旧时的辉煌。

那天，总共来了30多个大人以及几个凑热闹的孩子，大人们一起给大宅里里外外搞了卫生，最后在大厅里挂了张谢老师的照片，设了个简单的灵位。再到初九那天，大人们请来了师傅做法事。

晚些时候，大人们围着灵堂抽烟聊天，我和小朋友们里里外外跑着玩，无意中竟看到梅姐躲在屋外不远处偷偷看着我们。她似乎也发现了我，我还没出声，她便不见了。

追思会后，梅姐便再也没有出现在榕树下了，她又变成了那个消失在村里的人。再往后，我升入了初中、高中，离开家上了大学、留在城里工作，回村的次数一年少过一年。

直到今年春节去四伯家拜年，我才发现四伯家门口原先的那片竹林竟已全部被砍光了，生机勃勃的菜花田旁，远远近近全是村里这些年新盖的小洋房。

而菜地后面那座灰白色的小柴房依然方方正正屹立在那里，这么多年过去，小柴房的砖头变得无比暗黄，看起来更加寒酸破旧，在成片的洋房中十分突兀。但从屋子面前的那块干干净净的地面上，仍可辨认出精心打扫过的痕迹。

我问四伯，竹子怎么都没了。

四伯说：“竹子长得又多又乱，还没什么用，前年干脆就砍了当菜地 。”

我想了想，还是把心中的顾虑说了出来：“这样梅姐出来不太方便吧……”

四伯显得很意外，像还没反应过来一样：“哈？梅姐？你还记得她啊。”随即又说：“她前几年起就不在这里住了，搬去大光岭守着她妈了，在那里她自己搭了个小棚，不过偶尔会回来打扫一趟。你小时候还被她吓哭了，记得不？”

四伯看着我满脸都是和蔼的笑意，我想解释，吓哭我的是那只狗，不是梅姐，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

回家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又一年了，不知道言老板还会不会回村。梅姐今年也50多岁了，她已经放下当年那段情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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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立春》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