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坟迁了,家也散了

2019-04-22 15:06:08
9.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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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我带着女儿途经家乡成都,路过南三环附近时,见一处高楼林立的地方,一条清澈、浅窄的小河盘踞其间,两侧筑起高高的灰色栏杆,显出一副让人难以靠近的模样。

这陌生的“组合”,差点让我忘了这曾是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1

1997年,我8岁,住在这里的高家村。这年夏天,河对岸的竹林村拆迁了,他们村的人大多凭此机会发了一笔横财。这让我们村的人也开始躁动不安,纷纷传言下一波拆迁就轮着自己了。

竹林村的经验表明,想要在拆迁中获益,主要是靠分房,得“户多、人多”。村里人陆续开始筹谋:有人选择多干活、少花销,攒钱疏通关系;户口薄里一大家子的,计划着分家;单身的小伙子四处花钱找人假结婚,而原本是两口子的却商量着假离婚;家里低矮的土瓦房,中间随便砌堵砖墙,就变成了两间……

不久,邻村又传来消息,说将来新房要是分到底楼,有机会开个小卖铺或是弄几桌“机麻”开个麻将馆,家里生计就不愁了。因此,但凡家里有断臂的、瘸腿的、驼背的、歪脖子的,都赶着到派出所申请“残疾人证”,就连身患癫痫的也不甘落后,因为“残疾人”有优先分底楼的资格。

那些时日,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有人在讨论拆迁的话题。自然,我家的长辈们也按捺不住“想挣一笔”。毕竟,我家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大户——不仅因为我家是书香门第,还因为我家所住的地方是一处由红砖红瓦砌成的四合院,前庭、后院,加起来占地有200多平。

四合院里,除了外公的卧室、书房以及堂屋、灶房等公共空间,混迹官场的大舅、当小学老师的二姨两家还分别有两间房。我妈在1989年和我爸离婚,带着刚出生的我回到了外公家,我们娘俩、刚结婚的四姨和幺舅在老宅里也都有一间10多平米卧房。

这年腊月前,我妈他们5兄妹,趁外公出门办事时,召开了一场家庭会议。大舅提出“分家”的打算——我们一大家子都在一个户口本上,户主是外公。可还没等大舅具体说要怎么分,其他人第一时间就否定了。

只因那时当家的外公是一位威严的退休教师,他总绷着个脸,不苟言笑,只需要静静地坐在一旁,就能震慑全家。不管儿女们平常在外面如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回家到了饭桌上,老爷子不动筷,他们也只能饿肚子。

外公很重视家庭,有很强的大家族观念。这个因为拆迁才慢慢风靡的“分家”,不仅需要走繁复的法律程序,而且一家人还需“对簿公堂”。不用猜,外公肯定很难接受。谁去他面前提这个事儿,那就是自找没趣。

但拆迁这种机会,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若不想办法多分出几户人,那不是到嘴的肉也给掉了?

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二姨父提出了一个聪明的想法,这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上门女婿,丈量了后院那片野湖和湖边那块祖坟后表示,那里足可以搭建两间瓦房,既然分家暂时不行,那就“填野湖,迁祖坟”,多盖房。

四姨父这个新上门女婿搬来之后,四姨的闺房变得又堵又挤。看着四姨的肚子越来越挺,居住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家。这个计划正好能解决当下的困境,他们家自然举双手赞成。

不过,想要迁祖坟难度也不小,因为大家都知道,祖坟在外公的心里极为重要。可权衡一下,这个建议也算高明。

我妈和幺舅也觉得这个法子可行,于是大家推选大舅前去和外公详谈。

2

没过多久,便是春节,一家人吃过团圆饭,围坐在外公房里看春节联欢晚会。十二点的钟声传来,瞬间鞭炮齐鸣,噼里啪啦的声音响彻村庄。

外公正陶醉在年三十团聚的欢乐之中,此时,大舅带着弟妹们的期望向外公提出,开春后他计划将后院的野湖填了,并将祖坟迁走。他已经在某新公墓物色了几块风水不错的墓地,外公可以前去亲自择定,相关的手续的办理以及将来管理墓地的资金皆由他这个当大哥的一力解决。

电视机嘈杂的声响和孩子们吵闹的声音掩盖了外公说的话。但一个茶盏重重摔在地上的破碎音,表明了他的态度,也彰显了他的威严。大舅一时找不出话来应对,头都不敢抬,电视里依旧歌舞升平,房间却突然安静下来。

只有我妈这位江湖烈女子,认不清形势,仗着外公宠爱,肥着胆子顶了一句嘴:“大哥也是为了弟妹们着想,祖坟那块地那么宽,正好能修两间屋舍,四妹生下孩子后,正好让他们全家搬进去,不能让这一家三口挤在一个小屋里。”

我妈的鲁莽给兄妹们壮了胆,他们开始一一表述起了自己的想法。四姨说:“爸爸你就算不考虑我,也要想想小弟,他总要娶妻生子。”

四姨说得很动情,却把迁坟的动机转嫁给了幺舅。在国营厂上班的幺舅,是位毕业于四川大学的大才子,自幼清高,他先拒绝了四姨的“好意”,表示自己安家绝对不会依靠家里,结婚之后单位会为自己安排宿舍。但他也认为,后院那么宽敞,不搭两间房屋实在太可惜了,就算租给外地人,那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还能补贴家用。

每个人都在为别人“仗义执言”,不知道是因为真的关心,还是为了既不当这只出头鸟,还能大义凛然地提要求,唯有二姨父靠在门柱上悠闲地嗑着瓜子。

外公涨红了脸,瞪着眼睛,呼吸急促。他慌乱地拾起房门背后的一把扫帚,举起来指着儿女们,东一挥、西一挥,想不到该拿谁出气,便把扫帚朝着大舅丢过去,他像驱赶山羊一样,赶走屋里的子孙并喊话:“除非我死,否则谁也别打祖坟的主意!”

几家子大大小小都被轰了出来,女人们排坐在屋外的长扁凳上,怀里抱着熟睡的孩子,男人们蹲在地上,点燃了香烟,比赛吐烟圈。

外公对迁坟一事反应这么大,也让几个子女生出了一丝理解,纷纷想起先辈们穷苦却又风光的一生,感叹着与他们相伴的岁月。

而二姨父、四姨父却不以为然,还怨先辈们安葬的祖坟,占据着太大的平方,不能为搬迁带来一点好处。

3

口口声声喊着“祖坟”,其实那里只埋着3个人:外曾祖父、外曾祖母和去世5年的外婆。

外曾祖父和外曾祖母是土葬,将他们随身物件与遗体安置在棺材里一同下葬。因为棺材的尺寸太大,使得这两块坟墓土堆得又大又高,我和哥哥们喜欢爬到坟堆的尖上,再从另一侧滑下去,经常被上面的藤草割破皮。

相比之下,外婆的坟堆在旁边就又矮又小,因为里面只埋有一个小小的骨灰盒。

在这两大一小的坟堆旁有一池野湖,呈蝌蚪状,蝌蚪的小尾巴往外延伸连接到了村界小河。

外公用竹制栅栏将3个坟和野湖圈起来,并在门栏上方挂了一个牌子,写上两个大字“祖坟”,下面配着一句话:“天下的水总归一源,不拘哪里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尽情了。”

每逢清明、重阳和中元,家里都会进院祭拜,届时每个坟堆前会插上对红蜡,红蜡正中插柱香,每个坟堆前摆放1只整鸡、3颗红苹果、3颗橘橙和1碟瓜子,每个小孩得依次给3位祖先下跪磕头,烧些纸钱。

仪式结束后,大人们会回忆快乐的童年趣事,外公则会坐在野湖旁的台阶上,抽根叶子烟,拉曲二胡,给我们讲那些早已听得耳朵起茧的老段子:

外曾祖父也是一名教书先生,因为生前“惧内、宠妻”得了“耙耳朵”的外号,外曾祖母是活在传闻中女子——她曾是当地唯一一名女教书先生,每一位和她接触过的人都形容她“走路不喘气,说话不露齿”,气质极佳。她身材矮小,却有一双大脚(那个年代,大多数妇人都裹了小脚),精通古琴音律,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

外公不仅是一位出了名的孝子,还遗传了外曾祖父的“惧内”。外公这辈子在外面从不服软,在家却是个地地道道妻管严,被同为教师的外婆“治得服服帖帖”。他结婚后包揽了所有家务,甚至连菜都自己去买,被人笑话他也不以为意,觉得人生中最高级的享受,便是他拉着二胡而外婆弹着古琴与他来合。

所以,自1992年外婆去世后,外公的心似乎也跟着去了,人变得沉默寡言。

外婆去世时,我才3岁,印象里只有她去世那天,我和哥哥们跪在她脚下,一眼望见她穿了白色布鞋鞋底印着密密麻麻绿豆大小的黑点,我总认为她会坐起身唤我:“乖孙。”可再见面,已是我坐坟头,她在坟间。

而此刻,大人们都在遗憾,遗憾不能将她的灵魂搬离家乡。

夜已深,这个除夕夜注定不如以往那般愉快。

正当大家都准备各自回屋时,二姨父还不甘心,又开始数落起了大舅,说他关键时候拿不定主意:“老爷子就是一个老顽固,死守着几个无用的坟堆,不肯为子孙后代打算,你作为大哥,就应该挺身而出,将其中利弊摊在他眼前,让他再作考虑。”

其余兄弟姐妹纷纷应和。大舅只好安抚好气头上的弟妹们,向他们保证过了元宵节会再与外公细说此事。

第二天中午,兄弟姐妹们围着高脚大方桌吃饭,一个个都没了昨晚聊天时的威风,几乎快把脸埋在碗里。

待大家吃毕,只听见外公清了清喉咙问道:“同意迁坟的请举手。”

他面色冷静,摆出了教书先生的姿态,像点学生回答问题一样,依次问了每个举手“同学”的看法,每个“同学”都因有所顾忌,而回答得吞吞吐吐。他快速梳理了一遍儿女们的观点,并很快做出总结:

首先,四姨的孩子就要出生,需要两间干净舒适的新房。如果将坟地移走,就地新盖屋舍,增添房产,既能迅速解决眼下的难题,又能在拆迁时多算平方。

再者,村子若被拆迁,这些坟也留不住,更何况这些坟毫无保留的必要,所谓“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人应当放眼未来,关心当下,而非活在过去。

祖坟迁了,家也散了

外公简明扼要的总结,让儿女都张大嘴巴,向他投去了崇拜的眼神。仅仅几分钟,他就完全掌握了当下的形势,不仅看穿了事件的利弊,更看透了所有儿女的用心。

随后,他马上话锋一转:“但拆迁目前仅属谣传,并没有真正落实通知,你们妈妈葬在后院,就如同在我身边,你们就让我再陪她几年吧。”

这张感情牌出得合情合理,而关于眼下实际问题和将来的拆迁,他也想好了应对的策略:

四姨生孩子需要房子,他愿意将自己那两间房腾出来,外婆过世已久,他一个人实在无需那么大的两间屋子;可以先计划坟头迁址的诸多事宜,比如选墓地、谈价格。一旦村上下达了拆迁规划,我们可以马上迁走。“坟地是我们的,不管在不在上面盖不盖房子,这块地都会算作我们家的,无论怎么算,该有的总会有”。

他思维清晰、语速缓慢地表达着自己不容反驳的观点。论口才,家里没人比得上外公,一套感人至深又逻辑自洽的说辞,把子女们说服了。

我妈他们后来回想起,都觉得这时被外公“洗脑了”,导致埋下了一处“隐患”。

4

1998年的年味儿就在大人们进进出出搬房间里结束了。

外公搬出了那间与外婆相处了几十年的房子,他买来几罐白色油漆,亲手将那间屋子翻新重刷,并为即将出生的小孙儿,打造了一张小木床和一方小书桌。

到了深夜,他则待在新搬进的小房间里清理旧物,小孩子们喜欢到他房间里淘些玩乐的东西,如木雕小人、陶碗或者一支毛笔。

一日,外公心情很好,他拿出一本相册给我们翻看,他为我们介绍了黑白旧照片里记录下的人像,以及关于这些人的故事。

相册的最后那页,卡着6张黑白寸照,那是外公和外婆补办结婚证时在民政局拍摄的,年头太长,有些泛黄,但仍旧能从他们两人的神情里看出朝气和爱恋。

外公预料得不错,一年过去,拆迁还没到我们村子,村邻们几乎把这件事都快忘了。

我们一大家子继续着吵闹的日常:总有人拿我的澡盆淘洗菜;大舅家、二姨家的两个哥哥又开始追逐、撒欢儿;二姨总会忘记给蜂窝煤炉子留火苗,害得第二天早晨勾不出火来熬粥,夫妻俩为此吵架斗嘴,直至翻出了八百年前的旧账,惹得女人抹鼻涕,男人才开始认错;我家的红烧肉烧糊了,满院子都飘着焦甜味儿,惹得大家馋虫出没,隔天除了我家,家家饭桌都摆上了一碗红烧肉。

过着舒坦的小日子,好消息也不停:四姨的双胞胎女儿满周岁,幺舅与城里的富家小姐结婚,在单位分了房子,大舅的官职连连高升。

整个院坝,半年来宴席不断,赶来道喜的亲戚朋友络绎不绝。席间总会有一位长白胡子的、从峨眉山来的智者法师,他捋了捋胡须,告诉外公,我们一家总逢喜事,诸事顺遂,全靠仰仗了我家后院的祖坟,那是块聚集了天地灵气的风水宝地,先辈们能葬在这里,就是我们一家人的福气。

外公虽然不迷信,可听着这番话,还是笑得合不拢嘴。后来他在3个坟堆上种了几株形似蝴蝶的二月兰。浅蓝色的小碎花在坟头开繁了又谢,败了再开,足足开了两个春去秋来。

这位智者法师悟道在行,殊不知许多事只能看破不能说破,说破便不灵了。

2000年春末的一个周末,外公像往常一样带着我去三瓦窑的茶馆听戏。按照惯例,他为自己买了杯盖碗茶,一碟花生米,为我买了串糖油果子。那天,表演的什么川剧折子戏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堂鼓、大锣小鼓响得格外热闹,外公拿着一把合拢的折叠扇不停地敲打手心,他端直着背,脸色红润,眼睛里充满神采。

晚饭后,我照旧到他房里,练习用毛笔书写《伤仲永》,他检查过后,点点头又摇摇头,最后严肃地对我说:“丫头你要记住,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应当学会与光同尘。”

才小学二年纪的我,当然不能体会这话的意思。

第二天清早,大人们去上班,小孩们去上课,四姨留在家照看一对幼女。清晨8点半,外公还没出来吃早饭,给他蒸的花卷、馒头已经晾凉了。往常这个时间,他不是在院子里打篮球,就是在屋里打磨木头物件。

“莫不是出去遛弯了?”四姨打量了一下,否认了的这个猜想,“不对,布鞋还摆在门口。”

她抬来高脚蹬,踮起脚尖够到墙上的窗户,玻璃反光看不清里面的状况,她大声朝里面喊:“爸,爸,起来了!”

可是没有回应,她使劲踹了踹紧锁的房门,大声喊着:“老汉儿开门!”

隔壁的邻居赶过来,帮着四姨将门踹开。他们当时看见的场景,后来被一次次提起:外公躺在床上,眼睛微闭,嘴角上扬,双手放在肚子上。他身上穿的深灰色中山长袍整洁干净,刚染黑了的头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一缕刺眼的阳光,直直照在他的身上,显得他的遗体金灿灿的。后来有流言传出,说那是通往天堂的大道铺陈在他脚下。

等到子孙齐聚,太阳已经落山,我是最后一个收到通知赶回家的,所有长辈、法医鉴定以及殡仪馆工作人员都在等着我。我被妈妈指挥着跪在地上磕了一记响头后,外公就被运走了。

大舅猛地流下了眼泪,他将哭得稀里哗啦的妹妹弟弟们抱在一起,相互依偎。

外公的丧事办得比喜事还要热闹,足足办了七天七夜,此间,来往的宾客接连不断,有外公年少周游时所交的好友,也有他遍及四海的学生。

流水席主厨搭的临时灶台,片刻不停地冒着旺盛的火苗,嚎哭声、爆竹声此起彼伏,乐队哀亢地奏着《哭皇天》《汉吹曲》等乐曲,傍晚守夜时,还能听到搓麻将的声音。外公一向喜爱热闹,若是看到此情此景,也会乐得喝上两杯陈酿的梅子酒。

大舅也这样想,丧礼结束之后,他坐在外公的坟前,吹干了一瓶啤酒,酒过三巡,他开始抱怨外公从来不肯服输,就连走也走得一声不吭。

依着外公生前的心愿,大舅将外公的骨灰埋在了外婆的坟堆旁。

5

世事难料,外公去世没几个月,村里突然落实了拆迁的计划,消息来得太快,由不得我们从头打算。

随后,拆迁办出台新规定,每家所分的平方总数,必须按照各户“实际居住”的面积计算,临时搭建全作废。

显然,亡灵居住的房子不能计入“实际居住的面积”,这意味着野湖以及祖坟的那七八十个平方不可计数,也没有时间建新的房子。

全家人不服判定,前去与村支书理论了几次。然而,黑色的规矩写在白色的纸上,凭你是谁也不能多分半厘。

活生生地少分了一套房,全家人只能干瞪眼,女人们气得吃不下饭。二姨父气得踹桌子、摔凳子,埋怨着去世的老头子当时给大家下了蛊,嘴里数落着大舅:“枉你还是个当官的,混那么多年算白混了。”

大舅蹲在地上不吭声,大舅妈却恼了:“你的算盘打得精,你想搭房子、分平方,拿四妹当借口,让你大哥去挨刀子。计划没得逞,还要来怪我们,我还不晓得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二姨父一向自卑,家里的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上房添瓦、下渠捉鼠,从不嫌累,却一直得不到外公的一句好话,还总被村里人当作“土弯弯”、“山老表”(成都骂人的话,指偏远地区来的人)。大舅妈的话触了二姨父的软肋,气得他跳脚,举起拳头朝着大舅妈冲过去,二姨赶过去阻止,不小心自己失去平衡,扑倒在地,额头磕到了凳子的角,鲜血直流。

幺舅看见自己的姐姐受了伤,压制不住怒火,对着二姨父一通教训。二姨父的火气正愁没地方撒,走过去一拳把幺舅鼻子打出了血。幺舅不甘示弱,举起木凳朝着二姨父的头就甩过去,幸好被在场的人拉住。

一群人拉着二姨父,一群人拉着幺舅,大舅妈像个泼妇,双手叉腰还在骂个不停,二姨坐在台阶上,一边流血、一边流泪。

而自始至终,大舅都蹲在地上,一声不吭。

没过几天,已经互不理睬的兄弟姐妹们还是坐在一起谈论起祖坟的迁址事项。毕竟,不管大家心里有多少埋怨和遗憾,举家搬迁前,安顿好祖坟,是关乎“后代子孙福祉”的事儿。虽然迷信,但谁也不敢怠慢。

事先,大家想着不过是几堆骨,挖了,迁到墓地,也就罢了。可真到移坟的当下,又平白添了许多忌讳。掘土的人选,就得仔细挑选:此人首先得样貌端正,有一副菩萨心肠,还得学识渊博、颇有成就,年过半百之人不行,沾亲带故也不行。

可是整个村子称得上博学的几位,皆已七老八十,三居四邻之间祖辈上都沾了些亲戚关系,而“有幸”中选的几位又心有抵触、万般推辞。

最后大舅找来他两个同事,看不出他们的模样如何慈悲,好在看待样貌之事,终究因人而异,只要长得白净,不磕碜就行。

终于等到了黄历上 “宜动土”的吉日,选定好的人手也已经准备妥当,我妈燃起红蜡,点烧焚香,两位帮手已戴上红手套,举起了锄头,可谓万事俱备。

可刚还飘着小雨的天,突然间出了大太阳。所有亡灵皆喜阴暗潮湿,迁坟最忌讳的就是出太阳。大家乱了方寸,可眼下的情势,无论如何也得这天把这事儿办了。

二姨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用黑伞。外婆和外公的坟处理起来挺方便的,只需将骨灰盒装进大箱子里,再给大箱子撑一把黑伞,并由这把黑伞护送到车子后备箱便好。可外曾祖父和外曾祖母的坟堆处理起来就很麻烦了,棺材里的遗骨不仅让人瘆得慌,也不方便转移,得将其一块一块地捡到地上,齐全了再放到备好的 “骨殖匣子”里,由大舅“刹扣”,这时得用两把黑伞,一把遮住棺材,一把遮住铺在地上的白布。

所有的困难都找到了化解的办法,尸骨和灰骨都上了小车的后备箱,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用作驱走阴间路上的小鬼,也表示送别祖先。

一个晌午过去,4位先辈都住进了新家,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旧居,在新的公墓里长眠了。

天空又飘起了小雨,我对着每块墓碑磕了3个头,和隔壁的几个邻居,聊了聊,让他们多多关照刚搬来的老人,最后挥手与他们道别。

后来想起这次迁坟途中的波折,我妈总觉得是不好的预示。

6

祖坟被迁走了,旁边的野湖以及连接它的小河沟逐渐荒芜,变得污浊不堪,恶臭蔓延至我们起居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拆迁进入“测量”阶段,而我们家始终没有就“分家”、“分财产”达成共识,长辈们为此争执吵闹已成家常便饭。我们孩子,开始还有点害怕,后来也就习惯了。

按理说,将老爷子的遗产和老宅一分为五,兄妹平分,一人一份,最为公平。可大舅妈却认为,老爷子那部分遗产可以平分,但老宅应该按照村里的规定,按“实际居住”情况来分配,四姨一家人,只是借住了外公的两间房子,理应只能分得一间偏室的平方,而幺舅结婚后就搬到单位宿舍去了,媳妇从来没回家来看望过,离家3年,他连分的资格都没有。

四姨在家带俩双胞胎,已经近3年没有工作,四姨父的收入也不稳定,只靠拉三轮车养家糊口。这样的分法,她还得添3万块钱,才能分个一室一厅,她认为大舅妈的分配很不合理,拒绝同意。

幺舅自命知识分子,却目光短浅,那几年迷上了炒股票,将家里败光,害得幺舅妈差点跳楼,生活过得十分清苦,他认为这个“家”理应有他的一份儿。

大舅妈不肯让步,直言家里这些年里里外外全都是她家在打点,帮二姨安排工作,帮二姨父疏通做生意的路子,帮二姨的儿子选读重点中学,四姨生孩子时帮忙打点医生,以及迁祖坟时所有的开销都是他们在承担。

她直指:“平常你们这些弟妹总爱让你们大哥做主,现如今他做的主你们却不依,这是什么道理。”

我妈性子烈,说:“你这样分就是把幺妹儿和小弟娃赶尽杀绝。”

大舅妈回怼到:“你最善良,你爱你的弟弟妹妹,你怎么不把你的平方分给他们?”

“我分就我分。”妈妈转身对大舅说,“哥,你说句话嘛。”

“他还有啥好说的,你们一个个的就是在‘借他的骨头熬他的油’。”大舅妈抢了话头,大舅舅急忙转身离开。

这话把我妈气得吐血,直接飚了句脏话:“别人家都是长嫂如母,我们长嫂当球(骂人话)。”

这样的争执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邻居们一家一家都搬走了,我们家还吵得不可开交,谁也不肯让步,而且形成了小团体——实际居住面积最大的大舅和二姨是一伙,我妈带着两个弟妹是一帮。

拆迁办三番五次来家里催,下达最后通牒后,我妈他们选择打官司。对簿公堂的结果,是大舅、二姨他们希望的:老宅里公共面积平分成5份,其余按拆迁规定来。

大舅获得了最多的平方,不过,因搬迁处离单位太远,选择放弃购房,拿到10万元补偿金。二姨一家原本平方数就多,又得到了大舅家的一部分平方,因而分到一套两室一厅,还是底楼。

而我妈因为积蓄不足,又不想低头找大舅借钱,因没有5万元积蓄购置多余的平方,放弃购房,拿到了7万元补偿金。四姨和幺舅,大舅一家彻底闹翻后,都因之前欠了大舅家钱或受过帮衬,皆以房子平方数折算了,因此,四姨一家只得了3万补偿金,幺舅一家分文未得。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要是关系没有闹僵,一家人和和气气地坐下来商量,互相匀点平方、借点钱,也许能得到更好的结果——尤其后来,房价飞涨。

从那时起,这个曾被周遭百姓羡慕的书香之家,那十几口亲戚在2002年年初四散奔离。

之后,我妈再嫁,带着我远离了家乡。因这拆迁闹得头疼、心寒,与大家也基本断了联系,只是偶尔和四姨、幺舅通个电话。

我们这一离开,就是6年,期间再没回来过。

7

2008年我高考结束,中元节那天,我妈带着我回去扫墓。

这是我们第二次进这个墓园,刚进大门我们就迷路了,照着四姨电话里指示的路线,找了好半天终于看到了外公的家。

4块写着先辈名字的墓碑上,残留着燃烧了一大半的红烛,也不知道是谁在何时来祭拜过,只知道,这么多年大舅都在按时按数缴纳维护墓碑的费用。

那一年腊月初八早晨,幺舅突然找来我家。第一眼看见他时,我没认出他来,直到他朝着我喊了一声:“丫头。”

我才意识到,这位瘦得像麻杆儿一样的小老头子,竟然是我幺舅。

他看起来比我妈还要老十岁,走路时连声音都没有,说两句话就得歇一会儿。我给他端去一碗腊八粥,他喝了两口就放下了,急匆匆要离开,无论妈妈怎么留也留不住他。

临走前他告诉我们,两个月前他离婚了,还查出患上了食道癌,他很想和哥哥姐姐们共聚,再吃一顿年夜饭。

大年三十,我妈带着我去到当年二姨分的房子里团聚,70平米的房子,被前来团年的亲戚挤得满满当当。二姨在厨房里忙活年夜饭,她的后背变得又宽又矮,行动也没有从前利落,二姨父笑眯眯地给每个进门的男人握手、发烟,整个人比年轻时有精神多了。

四姨家的双胞胎出落成大姑娘,只是模样却越来越不像,她们说话声音很大,说不到几句就会吵起来,甚至打起来。

吃年夜饭时,人们挤着一张小小的四方桌,我发现还有许多人没到——大舅一家早已移民加拿大,没能赶回来,二姨的儿子和儿媳妇回女方家过年,幺舅妈和她的女儿也没来。

一大桌子的饭菜,幺舅却滴米未进,惹得3个姐姐也没心思吃饭。双胞胎里的其中一个伸出筷子去夹幺舅面前的一片香肠,四姨父嫌恶地连忙阻止,二姨父立刻识时务地拿出一双公筷,年夜饭在尴尬的氛围里结束了。

春晚才开始没多久,大家一个个就急匆匆地离开了。

“说是团圆也没真的团圆,兄弟姊妹尴尬得像外人,倒不如不见。”出门后,我妈和我说了一句。我知道,她这次是彻底心寒了。

后记

2009年夏天,我们一大家子终于团圆了,大舅赶回来见了幺舅最后一眼,只是那时的幺舅已经成了一张遗照,坐在灵堂中央。他的丧礼办得很简单,也可以说是很寒酸,配得上他自命的清高。

大舅想把幺舅安葬在先辈们那4块墓碑旁边,却发现早已没了空位,最后选在旁边新开发的墓园里,与先辈们隔着一座小山。

我们祭拜完幺舅之后,顺路去给先辈们磕头焚香,那是我最后一次去见他们。

此后10年里,我开始繁重的学业,忙碌的工作和生活。最后,就连结婚生子,我妈也没请家里的任何亲人。

“没什么好见的。”我妈总是这么说。

而我,也渐渐遗忘了关于家乡,关于祖坟,关于外公,关于亲人们所有的记忆。只是这次路过,看见那条河,只能感叹:“时过境迁,人走茶凉,望月思乡,已是昨日过往,物是人非,唯有泪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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