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20年，我不想让女儿接班

征稿 在大多数时间，工作都与我们的生存直接相关。无论我们是在主动寻找一个谋生的饭碗、不断追求自己钟爱的事业，还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甚至消极逃避，它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为了更好的生活，几代中国人都在不断适应着时代的变化，不曾停歇，也不能停歇。工作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性格的个体多元多样的三观。 这一次，我们希望能请大家一起，记录下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与工作有关的故事。记录下我们的父辈们曾经所为之奋斗的，也记录下我们自己所困惑、怅惘与坚持的一切。 记录下自己，就是记录下今天。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寻业中国」。期待你的来稿。

去年年初，考研成绩还没出来时，作为一个普通医学院的本科生，我做两手准备，也投了一些简历试着找工作 ，但都石沉大海。

一筹莫展之际，给老韩打电话抱怨了几句，老韩便半开玩笑地问我愿不愿意回去接她的班。我笑了笑，应付道：“好啊，我要是找不到工作就回家接你的班。”

老韩立刻正色道：“开玩笑呢！我怎么会让你回来做这个，丫头啊，你要努努力留在大医院工作，有保障，知道吗？”

“有保障”3个字她特意加重了语气。

我知道这是老韩心里一辈子的刺，但也知道她始终舍不得拔出。

1

老韩是我妈，她是名乡村医生。

对于自己的工作，老韩既热爱又无奈。每日清晨，她都准时起床到村里的卫生所“打卡”上班，算来已近20年了，日复一日，从未间断。我们调侃老韩的工作“貌似凤凰，实则家鸡，听着高大上，其实接地气，乡土与时尚结合，云泥并存”。

老韩不但不生气，还十分赞同地点点头：“嗯，有道理，形容得还挺贴切。”

其实，老韩曾经也是“凤凰”。当年老韩高中毕业，在外婆安排下念了医专大学，1993年毕业后便留在城里的医院工作，有编制。工作两年后，她和同村的我爸结婚，随后我们姐弟三人相继出生。

我们家在村里，离老韩的医院30里地，我爸当时又长期在外地工作，奶奶因为婆媳矛盾，不愿意多照看我们，老韩忙不过来，便想辞职回家。

这时，作为我们村第一代乡村医生的外婆，年岁渐大，力不从心，便想着让老韩回乡接班。外婆年轻时，乡医在农村有着较高的声望和地位，老韩从小耳濡目染，自然对这个工作抱有好感，加之当时乡医收入也不错，还能留在家里照顾我们姐弟，老韩便欣然接过外婆的衣钵。

1999年，到卫生院报备后，老韩成了我们村第二代乡医。她的第一个卫生所就是我家的西屋，一个闲置的平房。

这是一个小套间，老韩将外边的大间当作诊室和药房，里屋就当作注射室。她勒令曾在家具厂上班的我爸给她设计制作药柜和桌子，尽快完工。两天后，两个组合式药柜、两张办公桌和一张工作台出现在西屋，还被统一刷上淡黄色油漆。老韩巡视一番，甚是满意，命名其为“药房屋”。

老韩便在这里开启了她的乡医生涯，每天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药房屋去打扫卫生，桌面被她擦到反光，墙角没有一丝灰尘，凳子齐刷刷地摆在墙边。她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卫生所就该是这个标准！”

我们忽闪着不解的眼神，盯着老韩附和着：“哦”——毕竟作为母亲与妻子的老韩，粗枝大叶，她给我做的棉裤，棉絮堆得疙疙瘩瘩，很不舒服，我爸吃饭时常揶揄她：“你看你炒的菜，这是土豆丝儿吗？叫它土豆条我都嫌它粗！还有你擦的桌子，上边还有油点呢！”

外婆教老韩织毛衣时也总是嫌她笨，怎么教都教不会，但对于女儿作为一个医生的业务能力，权威的外婆却换了另一套说辞：“看你妈多聪明，那扎针、输液、打算盘，一看就会！天生就是干这行的。”

我们开始有些疑惑，但看着当上乡医后的老韩的“表现”，渐渐地，都信服了。

那时去城里不方便，村里近300户人家，不论遇到何种疾病，第一时间都会想到老韩，要么请老韩去看看，要么就直接上门来问个明白。作为村里唯一一位乡医，内科、妇科、儿科，甚至一些简单的外科，老韩都照单全收。

常常门外一声“老韩，我娃儿发烧了！”“老韩，我家爹脚动不了了！”“老韩，快！我屋头那位割韭菜割到手了”……老韩便迅速放下手中的活儿，冲出门去。出门前，还不忘叮嘱我们姐弟仨“看门”，说有人来就告诉人家稍等她一下。这样的事儿多了，老爸开玩笑对我们说：“有了你们仨儿，狗都不用养了。”

除了这样的“急诊”，对那些走不动、家里穷的老病人，老韩也常常抽空去回访。老韩理解他们的难处，在医药费上从来都没有跟他们计较过，能减的减，能免的免，实在不行，她也常常自掏腰包。

不出诊时，留守西屋的老韩每天也要接诊很多人。乡里乡亲，彼此都熟识，看完病后，总是愿意留下来和话痨老韩唠唠嗑，老韩风趣幽默，常常能让进门时还愁眉苦脸的病人，出门后眉心舒展——现在那句“有时治愈，经常关怀，总是安慰”，老韩倒是老早就做到了。

我曾无意间翻过老韩的日记本，上面写满了每天的心得体会：

“今天给老季扎针时，好几下都没扎进去，技术得再练练。”

“唐姨的感冒好几天了，都不见好，得换一种药试试。”

“刘叔的腰腿痛，得抽空带他去看看中医。”

……

那几年，乡亲们也都夸老韩，我和小伙伴走在路上，都会有人跟我打招呼：“呀！这不是老韩家的二丫头吗？上哪玩呀？你妈在家吗？”南街的胖霞阿姨，每次见到我，都热情地招呼我到她们家里摘樱桃吃，村西头开小卖部的龟爷爷，总是会塞给我泡泡糖。

老韩的这份工作也让我家过得还不错，我们姐弟三人总是能穿上时新的衣服，玩上刚出的玩具。

2

2003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新农合政策开始实施。当时的我并不懂得新农合是为何物，只知道家家户户都有了一个看病用的小本本，每次有人来看病、买药，老韩就会在那个本子上写些东西，然后不收钱就会让他们把药拿走。班里有一个调皮的男生拿着那个本子冲我炫耀：“看，拿着这个去你家买药，就不用给你妈钱了，哈哈！”

那天放学回家之后，我一脸严肃地质问老韩：“你为什么卖药不收他们钱？你再这样我都没钱上学了！”

看到小小的我为家里的生计担忧，老韩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二丫真是长大了，都知道催妈挣钱了！”

新农合政策的实行，让政府对于乡医的管理更加的系统化、正规化，乡医也依据新的要求，仔细地梳理了每村的住户和每家的人数，还有村子里的高血压、糖尿病的人数，在每年组织体检时，省了不少的力气。而那些被村民免费拿走的药，政府会在统计过后，在下个月月初发放给乡医。

虽然梳理工作耗时耗力，但老韩说：“这样好，很正规，也有效率。”

次年，政府又施行《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将乡医正式纳入医疗服务的范畴，对其进行统一正规的管理，要求所有的乡医都必须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以前的乡医是民间自发承认的职位，村里人都知道这个人有行医看病的能力，不需要相关证件，到卫生院报备即可，我外婆当年就是被生产队推选到卫校培训结束后回乡当的乡医，我们当地第一代乡医大多都是这样来的。

新条例开始执行之后，老韩几乎天天跑去镇上卫生院开会。那里相当于是我们镇上所有乡医的联络点和总部。奔波疲累，老韩却很开心：“通过考试，有了执照开业，那就有可能真正进入医疗系统啦。”

“那你考得上吗？”上小学的我已知考试之多艰。

“你妈妈那么厉害，怎么会不行？”

偶尔，我也会随老韩去卫生院开会。卫生院里负责乡医事务的人叫老光，浓眉大眼，每次会议结束后，老光总会拿食指沾着唾沫分发资料，而资料上有些生涩的名词，让文化程度不高的乡医们很是苦恼，围在老光身边问东问西。老光分“嘴”乏术，只好委托老韩把资料上的专业名词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解释给大家听。

作为这一众乡医里学历最高的老韩，每一次讲解都生动有趣，照顾到各个层次的乡医朋友，到最后大家都竖起大拇指夸赞，“不愧是大学生，文化水平就是高”。老韩听到称赞，也是喜笑颜开。

2006年9月，乡村医生资格考试将一部分原来的乡医挡在了门外，彻底离开了这个行业。老韩很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拿到了正式执照，这也更加坚定了她对乡村医生光明前景的期待。

3

2008年，我升入初中，放假回家时又随老韩到卫生院开会。

这一次开完会的老韩，眉头紧锁，不像以往那般春光满面。原来，老光向老韩等人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政府为发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落实医疗体制改革，决定实行所有药品零差价售卖政策。

那天，乡医们围着老光吵吵嚷嚷：“这零差价实行了，我们挣什么？没有赚头了，一家老小吃什么，怎么活？”

老光很无奈：“你们冲我嚷有什么用，我也只是个传话的。”

吵闹无果之后，大家也都嘟嘟囔囔地离开了。乡医是个24小时待命的职业，身份与责任将他们禁锢在这方寸之地。之前他们还可以凭借着卖药补贴家用，现如今连这点奔头也没有了。(药品价格是统一管理的，原则上不允许私自定价，但是这方面当时管理不严格，一些药品还是会有私自定价的现象，但都不会特别离谱。)

回去的路上，老韩一直沉着脸。

她跟我说：“其实这项政策很好，可以让农村的很多孤寡老人吃得起药，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前头村子里的贾叔已经不打算做了，正在找人接手。”

站在现实的角度，当时的老韩人处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即使有再大的理想抱负，生活也会告诉她，该放弃时就得放弃。

这件事后，很多乡医顶不住生活的压力外出打工，或许是考虑到我们还小，或许是其他原因，老韩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那时老韩的书桌一侧放着她的毕业纪念册，首页便是老韩的笔迹：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用一颗平等的心对待患者。作为一名医生，要把别人的生命当成是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要看到别人的痛苦就像看到自己的痛苦，要永远心存善念。

药品零差价实行之后，考虑到乡村医生的生活状况，政府要求乡医详细记录病人买药、打针的情况，每月汇报到卫生院。然后根据记录，政府再将药品成本费补偿给乡医，另外按病人人数发放每人2到3元的“出诊补贴”。

即便如此，老韩的收入也打了对折。每个月底，老韩从卫生所汇报回来，翻开自己的小账本，上面的数字总是令老韩感到心痛：“我想为乡亲们看病，但也得让我生活啊。”

虽然我爸的工资还算凑合，但我们姐弟仨都到了用钱的时间，家里的开销明显增加。老韩收入的变动，让家里生活水平明显降了一个层级，以往大部分时间对我们有求必应的老韩，也开始“吝啬”起来，衣服、零食样样精简。

4

零差价的风波还未平息，政府很快又提出了一项要求：所有乡医的卫生所都必须独立出去，不允许设在家里。

消息一出来，乡医们立刻就炸了锅。老韩的一位同行好友打来电话：“老韩，这可咋整啊？ 哪儿有钱盖房子啊，上哪盖去，孩子上学的钱都还没有着落呢！”

“就是，想一出是一出，谁给出钱啊？再这样折腾我就不干了，我也出去打工去，你知道我们村那谁在广东一个月多少钱吗……”

搬新家不但费钱，而且耗时费力，大部分乡医都还有农活要干。而且把卫生所独立出去，乡医就无法上班时兼顾家事儿了，这七七八八的账，都要乡医来承担。

这件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乡医们集体上卫生院去讨要说法，老光收集了大家的意见，承诺整理成册，向领导反映。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个政策终究还是落实下来了，政府承诺会给予一定补贴。只是补贴款一级级打下来后，落到乡医手里的并没有多少，更别说拿这些钱盖房子了。

为了安抚大家，上级承诺说会给乡医配置专用设备。于是，那些达标的乡医，很快收到了床椅、电脑和红外线灯等一些医用设备。而不达标的，这些设备便“由于资金的关系，需要分期发放”。

邻村的王大夫，原本是对新要求意见最大一个，发誓“决不妥协，坚决不另盖房子”。老韩也跟在她后面吆喝。眼见别人领了设备，王大夫随即就将自家老院子收拾出来，把卫生所搬了进去。

开会时，她见到老韩，讪讪地说：“哎呀，没办法呀，人家都搞了，你不搞怎么办呢？”

老韩很生气也很无奈，眼瞅着大家伙都领了设备，吃晚饭时对我爸说：“我也盖，凭什么他们都行，我不行？就把咱妈（我外婆不干村医后，便去了外地舅舅家）的院子收拾出来，咱搬那儿去！”

我爸当时嘴里正喝着一口汤，还没咽进去呢，听了老韩的话就呆在了那里。老韩一个眼神盯过去，我爸立刻点了头：“行，听你的，我明天就去收拾去。”

我们家在村东头，外婆的院子在村西头。第二天，我爸就进城买了材料，翻新老房子，从秋末折腾到年底，“审核合格”的通知总算下来了。我放学回家去找老韩，看到屋里多了两张医用床，立刻冲到正屋，果不其然，我爸正在摆弄一台新的电脑，老韩正在旁边指挥着。

老韩说：“卫生院还差咱们两把椅子，明天让你爸去拉，东西就齐了，嘿嘿！”

我回头看看我爸，他冲我耸了耸肩膀：“你妈呀，就是眼红这些东西！”

不过，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电脑发放下来后，上级要求所有乡医都必须学会电脑操作，要将本村村民的基本信息、体检记录以及新农合使用情况通通录入医疗系统里。这些乡医年纪老的已年过六旬，包括38岁的老韩在内，很多人之前根本就没有碰过电脑，里面绝大部分人此前连电脑都没碰过，要学会这些操作，着实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儿。

看见老韩佝着身子在电脑前，从打字开始研究，我打趣她：“你行吗？学得会吗？”

老韩一个巴掌拍过来，放出狠话：“死孩子，我怎么不行？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又不是傻子，一个小小的电脑我还学不会啊，别瞧不起我！”

我揉着她肩膀点点头：“老韩你加油！”

5

考虑到大家的实际情况，卫生院组织大家一起系统地学习电脑的使用，主要是乡医网站的登录和基本操作，真有点上学的味道，老韩也很快上手了。

这次把卫生所搬到外婆家后，即使算上补贴和那些发放的物品，我们家投入的钱还是很多。

因为外出打工，村里人变少了。到城里的路越来越好，很多人有点病，更愿意去大医院了，卫生所的运营情况便每况愈下。而镇卫生院对于乡医的把控越来越严格，每个月需要上交的报表、例行的会议、定期的村民体检、随访等等各项事务，让老韩应接不暇。

老韩开始感到力不从心，抱怨这份工作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不过抱怨归抱怨，对病人她依然是拼尽全力。村子里的小媳妇生孩子了，她跟着去医院帮忙接生；孤寡老人生病了，她带着血压计亲自上门，还留在那里照顾整夜；村子里的重症病人卫生院看不了，需要转到大医院的，老韩打了无数个电话，几乎动用了她所有的人脉，事后还不忘时时打电话询问病情……我姐经常说，老韩的一腔热血都花在这上边了，干点其他的什么不行？

最让我替老韩不值的是，从这时起，老韩的付出渐渐被一些人视而不见。有些村民觉得国家这时大力扶持乡医，补贴建房、补贴设备，老韩背地里还不知得了多少好处，以往放在心里的那丝尊重，也就淡了。本来老韩严格遵守规定，定期给村子里的老人量血压、测血糖、组织他们进行体检。但每当卫生院领导到下来视察时，他们总是跟领导装糊涂：“啊，什么，随访啊？没有啊，俺不知道！”

就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推翻了老韩所有的辛苦付出，为此，老韩被领导批评了好几回。

再见到那些个老人时，老韩要是询问他们，他们也只会打哈哈：“哎呀，量血压就是随访啊？俺不知道，年纪大了，脑子不管用喽，别往心里去啊！下次领导来俺跟他解释！”

老韩摊开手：“每次都是这样说，也从来没改过，你说说，咋办？”

老韩的心也在这些事中一点点凉透，她对于卫生所不如从前上心了——午饭吃完后，偶尔她也睡个午觉了。以前晚上几乎10点多才回家，现在有时7点就回来了。

从外地回来的舅舅知道后，劝老韩放弃这个不争气的卫生所：“别守着了，到大城市去开个小的诊所，再怎么着都比这个强。”

老韩说会好好考虑。可考虑的结果，并不是离开。

2010年的夏天，我上初三，学业紧张，回家时间少。一次，跟老韩打电话时，她告诉我她要考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还讲了一大堆“打铁还需自身硬”、“别怕没机会，就怕没有准备”……听得我一头雾水。

后来我姐告诉我，那是因为镇卫生院给老韩他们上了一课，说国家现在大力支持乡医工作，在开办诊所方面给了很多好的政策。只要自身水平过硬，有拿得出手的技术，就能干出一番事业。“有为才能有位，有医德有医术，自然不缺机会，回报也会变得优厚”。

我说：“老韩是被洗脑了吧！”

我本以为老韩也就是三分钟热度，但没想到，她将家里的医学书都翻了出来，还找到了当年上学的笔记，报名参加了一个“不过全额退款”的培训班。

虽然老韩用心，但毕竟年纪大了，精力大不如从前。这场资格考试，她考了3年。

考试分为实际操作和理论笔试，实际操作安排在每年的6月，只有通过了才可以参加9月份理论笔试。第一年，老韩操作没过；第二年，操作过了，笔试没过。老韩说，她要再考一年，如果还不过的话，就不再考了。第三年，老韩废寝忘食，在考试前夕连续好几天挑灯夜战。我陪着她去参加考试，进考场前，我对她说：“妈，别紧张，你可以的！”

2013年6月26日，42岁的老韩如愿拿到了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成为我们当地的乡医里边第一个拿到这个证书的人。接下来的几年，老韩又自学了中医的推拿、针灸和拔罐，立志要开创我们村的“特色诊疗”。为此，她专门跑去学习了浮针技术，用来治疗老年人的腰腿痛。2016年拿到了资格证书，老韩高兴得请全家到饭店吃了王婆大虾。

只是一摞证书背后，当初镇卫生院画下的蓝图却迟迟没有实现。年近半百、再过几年就要退休的老韩依旧没有“转正”——按现在这个身份，她没有所谓的“退休”，也就没有“退休金”拿。

偶尔碰上以前在镇上医院工作的小姐妹，大家都在憧憬“退休生活”——拿着退休工资，游山玩水去。老韩心里发酸，有时也忍不住跟我们吐槽：“大家都一样工作，凭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当初就不应该辞职照顾你们，当时怎么就辞职了呢？”

后来进城开会远远看见前同事，老韩也会刻意绕道躲开。自从老韩好友林阿姨当上了神经内科的主任之后，老韩深觉跌份，就很少和她来往了。

6

去年年初，上级又出新指示：所有的村卫生所都要进行正规改造，大到药柜、桌子、凳子，小到血压计、体温计，必须按照统一医用物品的标准配置。

镇上卫生院决定在十里八村的卫生所里找一家进行试点，最后选定了老韩的卫生所——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村地处省道边，上级领导前来视察时一定会开车经过我们村口，抽查的可能性很大。

于是，老韩的卫生所迎来了第三次搬迁。这在外人看来，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而这个饼是苦是甜，只有老韩清楚。

镇卫生院对于这次的“试点”相当重视，院长亲自找到我们村长，要求把大队的院子腾出来改造成村卫生所。村长递过烟，一直点头答应，随后只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就把院子腾出来了。

院长带着老韩进去院子转了一圈，细细交代了一下卫生所里大致的标准布局，临走时，递给了老韩一个设计师的电话号码，让老韩请他过来看一下，“好好设计设计”。

老韩惊讶了：“连设计师都用上了，看来这次上头是真重视了。”

领导亲批，卫生院出资装修、配备硬件，工程进行得很快，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原来的大队部的牌子就被摘掉，换成了新设计的村卫生所的牌子。

屋子里物品风格、色彩统一，休息室的大电视还配有卡拉ok功能，卫生间分了男女。小院的墙壁上，专业画家勾上了水墨丹青的国画，让卫生院别有一番格调。大门两侧的花坛，种上了鲜艳的太阳花。甚至连门口马路上的人行横道，都被设计成了黄白相间，提醒路人的同时，也彰显着这里的特殊。

既然是“试点”，领导自然就会来视察。卫生院院长指示老韩，准备好演讲稿，得身着白大褂，用普通话向领导汇报新卫生所的改造过程。听我爸说，领导视察当天，老韩起了个大早，打扫卫生、准备资料、练习演讲稿，紧张得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待领导来时，乌泱泱一帮人，老韩差点没招架得住。好在卫生院院长一直在旁边指导，老韩才有惊无险地完成了这次汇报，用她自己话说，“简直脱了一层皮”。

领导走后，到老韩这个卫生所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那一阵老韩的工作就是接待“游客”，有散客、有团体。不仅如此，这里也成了卫生院检查工作的必到之处——以前好歹也是和其他村轮着来的。

这一切都令老韩苦不堪言，哭笑不得。毕竟除了硬装的花费，其他的药物、水电等都是老韩自己掏钱。这样的“接待”工作，费时费力还费钱，但还找不到人说理。谁都知道上面给了她一个“装修豪华的小院”，再抱怨，别人指不定就会说她“得了便宜还卖乖”。

有好几次，老韩被叫到卫生院去，领导指着她交上来的报告，故皱眉头：“哎呀，这个，嗯……这个写得不行啊，老韩啊，你……”

老韩一听就明白了，赶紧从包里掏出购物卡，起身跟领导握手：“是是是，您批评的是，我下次肯定会注意的！”

领导眼皮一翻：“哎呀，算了，算了，你们也都是老同志了，下次注意啊！”

老韩说，这种事已经好几回了，每一次至少都在500块钱以上，想想她都觉得心疼。

7

热度过后，老韩的小院又恢复了平静。

这几年，村里人口走了一半去外出打工。老韩经常在卫生所待上一整天也没人来，即便有人来，多半也是找她闲聊的。以前，老韩很少能吃个囫囵饭，现在吃得倒是规律，但心里却又空落落的。

其他村的卫生所大抵也是这个情形。渐渐地，乡医们都开始琢磨一些副业，有人偷偷收起了快递，有人开了个小卖铺。老韩却依然走中医道路，将她的浮针技术练习得更加到位。老韩说：“我是个大夫，即使开创副业，也得是和医学相关，毕竟门口挂着的是卫生所的招牌。”

考虑到这样的现实情况，上级为了安抚乡医们的情绪，提出按各村村民人数给村医发放一定的补助，命名为“公共卫生服务费”。我们这样的小村，村民在册人数500来人，每人20元，一年补助1万多点，而隔壁村2000人，给乡医的一年补助就是4万元。

面对这个结果，老韩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

我劝老韩：“要不你就听我舅的，去城里开诊所吧，别在这里守着了。”

顺着我的话头，有好几次她都说要辞了这份工作，可每一次临了了，就又舍不得了：“我走了，咱们村的人上哪看病去？”

老韩说的是“实话”，也是“大话”：我们村现在的确没有更合适的年轻医生来接卫生所，但如果老韩不干，村民们折腾一点去邻村卫生所或者去30里外的镇上，也能看病。

我问老韩，她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这份工作，她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习惯了，离不开。”

我以前总认为是这份工作将老韩困在这里，让她没有时间去看更大的世界，但现在看来，或许老韩是心甘情愿的。再打电话回家，问起她近况，她说：“谁的工作没有喜乐悲愁？抱怨归抱怨，该干还得干。”

对啊，老韩干了一辈子乡医，虽然有悲愁、有委屈，但这份工作带给她的喜乐、温暖和荣誉，或许是她一直不愿离开的原因吧。想起几年前的冬天，老韩半夜被人叫起来去看一个发烧的孩子。回来时下雪，路面湿滑，老韩一不小心摔了一跤，腰部磕在地上，躺在那里半天没起来。好在下夜班的村民把她扶回了家。老韩在家里养伤的日子，村子里的人几乎都来看她了，甚至还有人专门从外地打来电话问候，还寄来营养品，老韩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可真留下来，困难还是摆在那里。

政府的确也多次提出要优化乡医体制改革，然而，乡村医生这个职业却太过特殊。论年纪，很多人已经年过花甲；论专业，不少人的技术还停留在上个世纪；论待遇，有的还不如一个普通打工仔的收入；论前途，“不敢退”是老年村医普遍的状态，因为缺少完善的养老保障。

2018年年末，听老韩讲，政府提出，65岁以上的乡医必须交出从医资格证，以后每月发300元，是“生活补助”，而不是“退休金”。今年4月份，刚满65岁外婆的资料也通过了上级的审核，外婆一直小心保存的乡村医生资格证（5年前，鉴于我外婆是第一代乡医，资历老，政府直接发了资格证书给她）也被收走了。这意味着，她的职业生涯正式画上了句号。

300元着实不多，老韩笑笑，感叹，“有总比没有好吧”。

现在的老韩依旧守在她那个水墨丹青的小院，还在院子里养了好多盆花。

她最近又要开始忙了，要准备考药师资格证，资料都已经买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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