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神明击碎的家

今年3月一个下着小雨的晚上，走在路上，我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这是父亲去世后的8个多月里，母亲第一次主动联系我。

母亲开口便向我要三弟女友乔乔的联系方式。惊讶之余，一种难言的惶恐从心底卷席而来，我忙问她要干什么。几番追问之下，母亲才道出了实情：三弟瞒着她去深圳见乔乔了。

如果时间定格在2015年春节，三弟也许可以轻轻松松地和乔乔在一起，我们也许还会有一个安宁的家。

1

14年前，父亲作为从老家粤西农村第一个走出去的人，有着一份称心如意的事业；母亲主内，将县城的家里打理得妥妥当当；姐姐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我和三弟分别在广州、珠海读大学，四弟还在念小学。在外人看来，我们一家是很美满的。

2015年4月，父亲确诊原发性肝癌晚期的消息，彻底打破了这一切。

事实上，早在2013年7月，父亲就已确诊肝硬化，但他并没有告诉任何人。此后，他依旧经常出差熬夜，也没有定期复查，也会背着家人偷偷吃一些抗病毒药，但吃吃停停、也没有长期坚持。直到确诊肝癌晚期、地方医院要求家属签名时，父亲才不得已把这一切告诉了姑父。

自从得知父亲生病后，母亲一如既往地，将自己的希望全部寄托于神明。

多年来，在老家封闭的小村子里，神明的指示都是大多数村民喜怒哀乐的唯一出口。外公生前是闻名乡里乡外的算卦先生，母亲从小跟着外公在帮人算卦的路上来回奔波。而爸妈的结合，既是80年代父母之命的产物，也更“得益于”外公对爸妈命运的“解密”——两人命里合拍。

母亲从算卦先生那里求来的，是一道“救命符”——妻克夫，夫有难，不宜见，当远离——如此一来，母亲像是握住了救命的稻草，从此便不敢再见父亲，照顾父亲的重任全部压在了我们姐弟的身上。

大姐主要负责父亲的吃用；我负责求医问药、照顾父亲；三弟休学回家，接管父亲的生意。除此以外，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守着一条规矩：多照看爷爷奶奶和四弟，尽量顺从母亲。

6月份，父亲消化道出血，从地方医院转到广州进行保守治疗。一个月后，第二次消化道大出血伴有肝衰竭，在危难之际，父亲急需进行抢救性肝移植。

因为肝源紧缺，我们不得不在短短几天内为手术和术后护理准备近百万元。可是，3个多月的治疗已经花去了40多万，去年家里才刚给县城的房子交了首付，再加上各地货款难以回收，一时间挣钱成了最大的难题。

饶是如此，当我们苦苦哀求家里两位亲戚还钱时，收到的仍然只是“我尽量”的空头支票——这些年，父亲对亲戚始终都是“能帮就帮”。作为是小镇上大多数人眼中所谓的成功人士，家族里每个人有困难都会来找他，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敢倒下。

好不容易东拼西凑凑足了钱，我们才将父亲送上了手术台。

术后又折腾了近半年，父亲的情况终于慢慢稳定了下来。2016年春天，医生笑呵呵地送给我们一颗定心丸：“现在情况不错，你爸爸以后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咯。”

出院那天，母亲依旧在家守着神明，直到将父亲接回家后，我们告诉母亲目前父亲状况良好，母亲才放下心里的疙瘩，一起在县城住下。

那段时间，爸妈常在朝夕之时到海边散步，四弟读了县城的初中，三弟在工作上日益得心应手，我则重返校园恶补功课。尽管父亲每个月吃药、检查依然是一笔大开销，但这对于一个患上绝症的家庭来说，病情稳定、日子安稳，已是莫大的欣慰了。

2

然而这样的日子，仅仅维持了3个月。2016年6月，一纸检查报告——“肝移植术后复发”，再次将整个家碾得支离破碎。

母亲又开始求仙问道，她一次次从算命先生那里讨来“神仙水”和神符，将神符烧成灰，让父亲和着“神仙水”喝下。她怨天、怨命、怨自己克夫，更害怕自己会像算卦先生说的那般，成为戕害丈夫的罪人，于是，母亲决意要与父亲分居。

有神明保佑，只要她不见丈夫，丈夫就会平安无事——母亲对此深信不疑。

一开始，我们也并不反对母亲求神拜佛，更多时候，大家都觉得她太无助了，没上过几天学，神明是她面对苦难时唯一的精神出口。若迷信活动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母亲的痛苦，我们倒也真该感谢老祖宗。

可长年累月，不光给家里带来不小的经济压力——去算一次卦少则几十几百，多则上千——更是全家人心力的耗损。尤其是在母亲看来，我们没有依从她从算卦那习得的言行，便是在“违抗神明的意志”。

母亲变得越来越心神不宁，脾气暴烈。家里老少都怕她，怕她因鸡毛蒜皮生气时的喋喋不休，怕她哭诉自己悲苦命运时无休止的怨念，怕她责备我们不听话时的失落……可我们姐弟四人全都困于不知如何与她沟通，更不知该如何为她分忧解愁。

另一边，父亲的精神状态也令人担忧。

在抗癌路上，父亲身心俱疲，对家里诸事也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他相信科技，也相信神明，然而更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并肩作战的人，显然母亲并不是。

在近30年的婚姻里，我的父母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生意上的事母亲不懂，父亲也很少倾诉，导致母亲无法理解父亲的辛苦，常常父亲一回到家，迎接他的就是唠叨、数落和长年累月的积怨。

父亲生病后，他也从来没有向母亲诉说过自己的病情，即便是在病情危重的住院期间，父亲也只是以“没什么大碍，调理一下”来搪塞母亲。

所以在母亲提议分居、自己独自回乡下住时，父亲并没有反对。

3

2017年春节后，母亲照例开始了新一年的求神问卦之旅。这次“有问题”的是我三弟。

三弟与女友乔乔读同一所大学，两人交往多年，感情很稳定。父亲生病后，三弟回家接管生意，乔乔在继续完成学业之余，也利用新媒体帮了三弟不少忙。父亲住院期间，她多次来医院探望，得知我要回校赶论文时，还不辞辛苦替我照顾父亲。

母亲拿着三弟和乔乔的生辰，找遍了乡里乡外的神婆和先生——在母亲眼里，男女结合的唯一标准，就是神明口中的两人“命里合拍”——据说，乔乔与母亲是同一个时辰出生的，母亲从神明那里接到命帖：姑娘亦是克夫之命，若与此女结合，他日必逢大难。

听及此言，母亲夜不能寐，她太害怕三弟来日会重蹈“夫妻相克”的命运，于是决心及时止损，拆散他俩。

那阵子乔乔恰好过来看三弟，母亲将他俩拉到一边，一本正经地传达神的意志：分开吧，我都是为了你们好，你们现在还年轻，不懂。可想而知，母亲的劝阻并没有如愿以偿。

随后，她发动家族里所有的亲戚来给三弟做思想工作。不仅如此，家里一有客人来，她就开始哭诉：“我的命苦啊——他现在翅膀硬了，不听我的了。你们一定帮我劝劝他，这样不行的……”

如此，连累着爷爷奶奶也一同整日以泪洗面，母亲怨爷爷奶奶糊涂，让父亲娶了她，也怨爷爷奶奶无法劝服三弟，更怨我和大姐没有与她一起拆散三弟和乔乔。

这几年，我一直看着三弟和乔乔走过来的不易，也清楚姑娘的为人，我不希望她来日因为对我家情况的不了解而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还给她写过一封长长的邮件劝慰她。乔乔在回信中说：“姐姐，我尊重叔叔阿姨，也深知你们的艰难。我爸妈知道你们家的情况，他们没有反对，他们都认为关键看安福（三弟）的态度，看他是否是值得等待的人。我也明白，异地恋是对两个人的考验，未来也许还会有很多坎儿，但我不会轻易放下……”

可母亲的脾气却越来越大了，自从母亲在三弟和乔乔面前坦白了神明的意志，就一直打着“有她没我”的宣言与三弟对峙，也在亲友面前高呼：“她要是再来（我们家），我就用扫把将她扫出去！”

“我们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有什么错？”面对家族长辈的劝说，三弟始终不为所动。

母亲的坚决最终惹怒了三弟，母子俩陷入冷战。母亲没办法，只好拉上父亲一起来劝阻。起初父亲并不反对，但在母亲没日没夜的电话劝说下，父亲反观自己的婚姻，觉得这事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如今他的状态，还是宁可相信、好免遭他日之祸。

此后，父亲也多次与三弟长谈，这让三弟很是为难——他既不想放弃乔乔，也想当一个孝子。

4

2017年6月，我大学毕业，父亲的病情也在加重，癌细胞在双肺、盆腔、腹膜多处转移。在我22岁生日那天，在医院肝外区的办公室里，移植医生冷冷地扔下一句：“不用治了，回家等着吧。”

我不甘心，拿着父亲的病历一家一家医院地跑，但始终没有医生愿意收留。最后还是在资深病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家军医院肯收留父亲。

在广州，光是租房吃饭就已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加上父亲常用的靶向药要五六百元一粒，一次肝动脉灌注放疗三万多，一次放疗七八万……即便如此，我们也不愿放弃。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陪伴父亲，我放弃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干起了电商。父亲生病后，大部分时间他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我生活的轴心也从求学、求医，变成了求医、谋生。

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加上母亲对三弟择偶的干涉，让原本就鸡犬不宁的家，四处弥漫着悲伤的氛围。其间难得的一次放松，是一家人和父亲一起，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大姐还带着她那两个咿呀学语的萌娃娃。一家人格外珍惜这次难得的团聚，吃完饭后我们一起拍照，爷爷抱着曾外孙笑得合不拢嘴。

那时候谁也没有料到，这会是父亲与爷爷的最后一面。

等我们返回县城后，爷爷就开始感到肚子不舒服，人也日渐消瘦，四处问诊却查不出所以然。辗转两个月，爷爷最终确诊胆管癌晚期。

噩耗的降临，让母亲在一场劫难余波未平之时、又为驱除新的灾难在算卦的道路上马不停蹄。没多久，母亲就求来了第二道救命符，并即刻告知奶奶——父子相克，万万不可相见，若相见则凶多吉少，对子不利。

爷爷住院后一直是姑父在陪护，我们起初都瞒着父亲，只说是胆管炎——那段日子，父亲骨转移的疼痛愈演愈烈，加量后的靶向药和止疼药也无济于事，也许是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了不妙，他执意不肯再去广州治疗了。

为了慰藉父亲没法照顾爷爷的缺憾，三弟每天一忙完都会去医院。我则会在早上给父亲做好早午饭后，就拎着汤粥去看爷爷，然后再回家给父亲做晚饭。还记得爷爷第一天见到我，就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阿爸病了这么久，苦了你姐弟啊。”

爷爷的状态一日不如一日，他天天嚷着要回家。我们也曾考虑过将他送到广州治疗，但担心老人家经不起折腾——从老家到市区这几十公里的车程，对他来说已是漫长的煎熬。我们希望他能安度最后的日子，于是在住了近一个月的院后，爷爷便决定出院回家。

出院那天，姑父早早收拾好行李，我拎着爷爷的挎包扶他下楼。将要上车的时候，老人家向我要过挎包，缓缓蹲在地上，从包的最底层翻出一个密封袋，再从一小袋子皱巴巴的一堆零钱里，找出一张崭新的100块塞进我手里。

我站在阳光下，低头看着爷爷那青筋突兀、又布满密密麻麻针孔的手，感受到握在手中的钱传来的温热，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袭来，一时哽咽着不知所措。

“拿着，听阿公的话。”姑父在一旁安慰我。

得知爷爷出院后，父亲也曾回老家去看望老父亲。但为了“保住儿子的命”，父亲来后，奶奶不许儿子进门，爷爷也躲在屋内，不敢出门见一眼儿子。

当疾病与迷信相遇，我们做子女的，竟如此束手无策。

肿瘤并不会因为人间的煎熬而放慢步伐，父亲腰椎疼得坐卧难安，我们这才意识到腰椎转移隐匿着瘫痪的风险，下一步治疗迫在眉睫。于是在我们姐弟的连哄带骗下，父亲终于同意去广州。

随后，父亲开始接受肝动脉灌注化疗、放疗。与此同时，爷爷腹水高涨，被疼痛蹂躏得彻夜难眠。2017年11月6日，在父亲灌注的第一天，被病痛折磨了5个月的爷爷在一个寒凉的冬夜里走完了他83岁的人生。

凌晨3点，家里传来噩耗，我看着好不容易才睡着的父亲，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饱受病痛折磨的男人已经失去了父亲。而当爷爷离开时，他们这对彼此无比牵挂着的父子，甚至连最后一面也没能见上。

第一次灌注的副作用很大，父亲浑身都是扎心的痛、呕吐不止。我们本打算灌注完，若无大碍，争分夺秒也要让父亲回去送爷爷一程。

然而第二天一早，母亲就打来电话千叮万嘱道：“你一定要听话，不能让你阿爸回来见你阿公。你阿公如今走了，日后你阿爸会平安无事的。”

在父亲的坚持下，我们还是回去了，可当我们到达时，却才发现在母亲的策划下，爷爷的后事在前一天就已草草料理完毕了。家族的长辈虽然也希望能等父亲回来，但在奶奶“保儿命”的威慑下，也只能妥协。

“阿爸病了，我没能照顾，阿爸走了，我不能送，儿子不是这样当的啊……”爷爷走后，父亲变得越来越沉默了。

5

父亲的病情并没有如神明说的那般发展。

放疗只是暂缓了局部疼痛，灌注也不见成效，不到半年肿瘤就全身扩散。2018年春节，我们决定再次送父亲回广州治疗。

大年初八那天，一家人去小镇的寺庙祈福。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商量着第二天就启程去广州复诊。母亲听到后，却立刻打电话给了算卦先生，在电话那头传来“初九不宜出门”的警示后，母亲坚决拒绝了我们。

本来讨论地热火朝天的一家人，一时间又陷入了沉默。

“你们怎么个个都在和我作对，我咋就这么苦命！”回到家吃午饭时，母亲依旧在喋喋不休地抱怨。

我试着跟母亲商量：“妈，我3月中旬有一场重要考试，早些复诊我可以腾出一点时间复习。要不然您陪爸复诊，这样的话推迟一点没问题，您看如何？”

“我原以为你是最听话懂事的，你怎么变了啊？你叫我去照顾你爸？你要和我做仇人？”没想到我的话一下就激怒了母亲。

大家几经讨论，最终还是决定在大年初九那天去了医院。我无法跟母亲说清楚，为什么就算是仅差一天，医院的床位就有可能需要多等一周才能排上。她也始终无法明白，同时兼顾着学习、工作和照顾父亲，这样安排时间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更重要的是，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悲哀的事实：20多年的压抑，让我在母亲面前已经彻底丧失了表达真实情感的能力。

25年前，随着我呱呱坠地，母亲日夜渴望得到一个男孩的梦被彻底击碎了。母亲望着襁褓中的我不知所措，她叫来神婆，交出生辰八字。神婆算出了一张命贴：此女与父母命不合，应当送走，若他日再与父母重逢，余生会过得更好。

神婆的断言让母亲如释重负，在计划生育严苛的90年代中期，父亲作为一个村官，虽然对于那个哭哭啼啼的婴儿心有不舍，但他同样希望得子继承香火。于是他买来牛奶和纸箱，写好生辰，将我抱出家门，我的命运和那时候农村的大多数二胎女孩一样——被遗弃。

被养父母抱走后，我一直被养到小学毕业，为了求学才又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

自此，我成了爸妈家里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爸妈，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们。特别是面对母亲，我高兴的时候，从来不懂得怎样和她撒娇；难过的时候，也从不敢向她哭诉。这20多年，我更是从来都不知道被母亲抱在怀里是什么滋味。

但这并不影响如今的我拼尽全力、履行着自己应尽的义务。

2018年3月底，父亲重感染，肝功能越来越差，在医院治疗了半个月，已是山穷水尽。走到如今，父亲再次跟三弟提起乔乔的事。

事到如今，尽管多有不舍，三弟还是选择了分手。

我记得三弟曾对我说：“她很优秀，最失落的时候她都陪在我身边，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但家庭的压力让我不会早成家，可又怕她等不起……”转院是仅存的希望，我又死皮赖脸地回到之前的医院，找到了之前的移植医生。在用了大剂量抗生素后，父亲的感染最终得以控制，暂且算是度过了难关。

6

然而不到3个月，情况却再次急转直下。

2018年6月，父亲胆总管狭窄，黄疸居高不下，生命在一天一天凋零。由于肝功不好而长时间停用靶向药，父亲的肿瘤猖獗扩散，转移病灶破裂，盆腔出血、肺感染、肝衰竭、呕吐拉稀不止等接踵而至。

这是最后的日子了，我们请求母亲一定来陪护：一是病情越来越重，父亲需要时刻有人在身边，我得跑上跑下，踏出病房一步都难以放心；二是我当时正在重感冒，父亲已经几乎没有免疫力了，我一个喷嚏，对他来说便是雪上加霜。最重要的是，在父亲最后的路程里，我们作为子女始终无法代替母亲的位置，我们也不希望母亲日后有遗憾。

母亲终于肯到医院了。日夜守着丈夫，给他擦身洗脸、按摩捶背。到了饭点叫她吃饭，她说不饿；叫她休息，她说不困。只是，一旦我偶尔有事外出，父亲出现紧急状况，母亲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找医生护士，或者给我电话，而是打电话去找算卦先生。那段时间，爸妈面对彼此的时候，常常陷入沉默且尴尬的状态——尽管到了生命的最后，他们也没能敞开心扉说说心底话。

“有神明保佑，你一定不会有事的。”这是母亲长久以来对父亲所说的唯一的安慰。

父亲又一次盆腔出血，麻醉师赶来给他插深静脉置管。母亲站在门口望着，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哽咽：“我还是不能接受啊，我从来不敢去找医生，我怕知道你爸的情况，怕他再也好不起来……”

但父亲还是走到了最后一程。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移植医生、科室主任、资深病友都摇头叹息。如此，能让父亲顺利回到老家就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7月1日办理出院，回到老家将父亲安顿好后，母亲害怕日后睹物思人，连夜赶往小镇、县城的家，将父亲所有的衣物、药品等打包好，准备拿去扔了作罢。

父亲用不上的药还剩十几种，其中包括一盒尚未拆封的乐伐替尼（上万元）、一瓶几百块的白蛋白，我和母亲商量：“既然这些药咱们用不上，不如给那些等着救命的病友？”

“不行，没用了就统统拿去扔掉！”

我了解母亲的性格，只好假装应下，趁她不注意，悄悄把两大袋药拎出家门，藏到了奶奶的柴垛里。可最终我的小心思还是没能躲过母亲的眼睛。

“你把药拿去哪里了？快交出来！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聊，快快拿出来！”

“不给！”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掷地有声地与母亲抗衡。

我理解母亲，也许在她看来，将剩余的药丢弃，家里就能从此断绝了病根。

可我心里还想着那些吃不起正版靶向药、但为了活命不得不通过非法途径吃原料药的战友们，想起这么长时间、和我与父亲同在抗癌路上茫然无措时互帮互助的病友们，想起那些捐献器官的好心人，想起父亲一辈子与人为善，又怎么忍心看这些救命药沦为垃圾堆里的灰烬呢？

我还是悄悄把这些药寄了出去。

回到老家后的父亲吐得更厉害了，大小便也失禁了。7月6日早晨，我在厨房做早饭，父亲对母亲说，他想去地方医院插下尿管。

“不用去了，没用的。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就快说吧，不然就得自己闷在心里了……”母亲曾经那么坚信父亲会有好起来的一天，如今却又亲自砍断了他的最后一丝希望。

在母亲的训斥下，我去小镇买处理后事用品。那一天，毒辣的日头炙烤着村庄，一片死寂，那没等我回去，父亲便与我不辞而别。“快哭啊！大声哭啊！”当我飞奔到家时，母亲在一旁催促。

我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双腿瘫软。母亲还在一直教我应该怎么哭，但我却始终哭不出声来。我只知道，他再也不会像个孩子一样，委屈地跟我说这里痛、那里不舒服，再也不用熬着吃药比吃饭多的酸楚日子，他终于离开了这个折磨他的人间。

后记

三弟的婚姻一直是母亲心中最大的石头。父亲去世后，在她看来，小弟尚且年幼，女儿始终是要嫁出去的，唯有三弟是她的依靠。

这一年春节回家，我常常听母亲唠叨：“要是安福能找个好人，日后天崩地裂我都不怕了。”

得知三弟和乔乔复合后，母亲曾不吃不喝数日，想要以此来要挟三弟分手，但三弟依旧不为所动。今年春节，三弟悄悄接了乔乔回老家看望奶奶，而老家的人谁也没去向母亲通风报信。

我突然意识到，维系我们这个家族的纽带，已经随着父亲的离开断裂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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