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造星工厂,当了40天骗子

2019-06-15 14: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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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我接到于阳的电话:“我提前离开那儿了,再也不用担心走在路上被打了。”

“太好了。”想起之前的约定,我又问她:“你介意我把你的经历写出来吗?”她稍作沉吟后回答:“没问题。”

在于阳的出租屋内,她向我讲述了自己在“造星梦工厂”的工作经历。

以下为阳阳的自述。

1

2019年2月中旬,考研成绩出炉,自知无缘复试,我决意“二战”。为了存下更多用来备考的钱,我从月薪2000元、仅够糊口的实习编辑岗位上离了职。

可面试了六七家公司,结果都不尽如人意。我的信心在逐日的等待中瓦解殆尽,更要命的是,3月就要缴纳下季度的房租了……进退维谷间,我接到了一家传媒公司的面试通知。

上网搜了一下,这是一家经纪与影视二合一的公司,宣传页上写曾制作过几部电视剧,并在各大主流视频网站播放。公司总部在广州,我要去面试的是刚注册一年多的分公司,位于本省影视大厦的8楼。

面试当天,前台领着我穿过铺着地毯的走廊来到会议室。公司面积并不大,但各部门职能划分十分明确:黑底白字的牌子上,标示着商务部、行政部、影视部和宣传部的位置。

10余分钟后,一位身着黑色西服套装的女孩推门进来,自我介绍道:“我是宣传部的副主管陈轻逸。”

简单地问了几个问题后,陈轻逸便给我介绍起工作内容:“我们宣传部的主要职能是为公司挖掘演员,需要做的就是多渠道、多方位、多地点地进行采访,然后加以筛选,将有潜力的素人约来公司参加二轮海选,随后签约。我们所做的,是签约演员的第一步,也对公司的整体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有些恍惚,“我是来应聘编导的,请问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她翻了翻我的简历,说:“没弄错,岗位就是选秀编导。只是这个岗位跟传统的电视编导有所不同,需要进行采访,采访对象就是素人小孩,我们的目标就是把他们培养成演员。——而且,我们部门目前的人均收入是7000元,单人最低收入4000。”

7000元——这个直指本市白领月均收入的数字,让我有些心猿意马。我再次向她确认工作内容:“只是进行采访吗?在哪采访呢?”

“是,但比较辛苦,需要街采,其余时间就是打电话,每周一或周二休息一天。朝九晚六,有事提前走也可以。”

我仍有些担心,“我以前没做过选秀编导,怕自己不能胜任……”

陈轻逸却安抚我说:“不要担心,工作很好上手的,而且只要你把他们约来公司,工作就算完成了。你可以先试试,如果还是觉得不合适,我们可以给你内部调岗。”

没想到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好事?我一时半信半疑。

见我仍未确定,陈轻逸又强调:“我们是看你新闻学专业毕业的,而且形象条件不错才招你的。今年夏天,我们公司有一个跟‘小戏骨’团队的合作项目,现在比较缺选秀编导。”

“而且,我们公司在行内都算是顶尖水平,今年还计划在杭州开设分部。作为一个长你两岁的学姐,说句掏心的话,一个好的起点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可是至关重要的,你好好考虑一下。”

听完这段推心置腹的话,我当场被收编了。

2

一周后入职,我开始了为期3天的培训。

陈轻逸把我带到一个逼仄的房间,里面陈设简陋,仅一桌一椅。她指着桌上那台老旧的电脑说:“桌面上有个‘话术培训’的文件夹,里面有几个文档,你这两天把它们背熟,第3天开始考核,通过后就算入职了。”

很快,又温声安慰道:“办公室里有一些内部资料,你现在还不算正式入职,不太方便让你进去,等通过考核后就会给你在办公室安排位置的。”

陈轻逸出去后,我打开文件夹,发现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问题和答案:

问:“你们这个活动收费吗?”

答:“海选是免费的,小朋友如果有实力成功晋级的话,后续会有导演亲自和您对接,我们只负责通知。”

问:“感谢你们的邀请,但是我们时间安排不过来。”

答:“那需不需要为小朋友申请一个保留名额呢?以后有海选的话会优先考虑您的小朋友。”

问:“你们是不是会给每个采访过的小朋友都打电话啊?”

答:“我们是从3000到4000个采访视频中筛选出一两百个小朋友,这个海选机会是您的小朋友亲自争取来的。这可是一次难得的登台机会,表现好的话还能上电视的。”

……

成百个问答看下来,我不免心生疑虑:不是选秀编导吗,怎么变成了电话销售?但我没有精力细究,因为那文档有30多页,我更担心自己背不完。

3天后,陈轻逸和采编组主管戚红主持了考核,她们扮演家长,我扮演编导。几十个问题下来,我自认对答如流,戚红也夸我:“是个做事的好苗子。”

正式入职那天,恰逢公司开例会。

会上,公司老总陈珂甩着膀子侃侃而谈:“让你们出去采访,不是采访就完了,你们的最终目标,是要把他们劝到公司来参加海选!”

“公司每成功签约一个你们就有800块的提成,不要觉得开单很难,只要把他们说服来公司,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后面还有导演组和商务部帮你们。我们的金牌编导戚红就有过一个月为公司创造80多万业绩的先例,只要你们努力,就能成功!”

说到激动处,还用指关节使劲敲着桌子,红木闷声作响。

参加完例会,我就像跌入谷底一般——这家公司看起来也太不靠谱了,就是鼓励员工胡说八道,怎么能把家长招来海选就怎么说——但现在就撤也实在是不甘心。

我已经在这里待了十来天了,怎么也得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再走。也不奢望有什么提成,反正就算是只拿基础工资,也有4000块呢。我心里这么想。

3

第二天一大早,戚红带着我们开始街采,同行的还有摄像师陈鹏和登记员许景,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应届毕业生。

戚红将地点选在一个步行街,专门瞄准那些带孩子的家长。一旦发现目标,我们就走马上阵:“您好,我们是省少儿频道的,准备在暑假期间跟‘小戏骨团队’合作拍摄一部电视剧——《童话XX》,现在正面向全国招募小演员,您愿意让您的小朋友接受一个简单采访吗?我们会把小朋友们的采访视频拿回去给栏目组导演做一个初步审核,审核通过后,我们会邀请小朋友来现场参加海选,没通过不会打扰到您。”

也许是看到我们制服上印着省台的标志——我们当然不是什么省台的,只是曾经有过合作而已——不少家长都点头同意。

于是,我便抛出先前准备的几个问题:“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你有什么才艺或爱好吗?”“如果有一个又大又美的舞台邀请你去展示自己,你愿意去吗?”面对摄像头,有的小孩落落大方,有的小孩比较拘谨。

采访完了就去登记,那是许景的工作。她先记下来家长的联系方式,接着再拿出一份宣传单递给家长。宣传单正面是项目内容,众多电视台的台标和“童话XX”的字样被着重加粗,背面是“应背台词”。家长临走前,许景还不忘嘱咐:“回去后可以先带着小朋友试试台词哈,如果入选了是要考的。”

3月初的南方春寒料峭,周一的上午,路上的人行色匆匆,带孩子的家长就更少了。一上午,我们只采访到了十来个小孩。戚红提议,将下午的采访地点换到学校。

我们跟着她倒地铁换公交,花了两个多小时,到达了一所位于市郊的小学。

戚红故技重施,对门卫说明来意后,顺利进到了学校内。好不容易等到下课,看着小学生们蜂拥而出,还没等我们大展拳脚,采访就中道崩殂了:一位自称是教导主任的男人上前盘问起我们的身份,并要求出示教育局批准采访的文件。尽管戚红反复强调栏目组的真实性,但对方仍旧不为所动,将我们“请”出了门。

第一天就出师不利,回城的路上,戚红就鼓励大家道:“没关系,艺术工作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以后像这样的情况还多得是,你们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此路不通,我们就换一条,明天去XX区。”

接下来几天的采访,全是在市郊的小学里。运气好时,我们可以在一个学校内待上一整天,采访到六七十人;运气不好时,我们要辗转三四个小学,全部加起来也就采访个二三十人。

4

按照公司的要求,星期五是给家长们打电话、并邀请他们周末带孩子来参加海选的日子。

我从戚红手里领过回访名单,定睛一看,排在第一位的是冷星河,这个名字我印象很深刻。他是我采访过的一个小朋友,外形平平无奇,更遑论镜头感。我和他的妈妈鼓励了许久,他才勉强回答完我的问题。

这个孩子也能通过筛选?我有些不解,看了看回访的总人数,再比对了一下自己的采访名单,其中一部分正好对上。

“戚老师,这就是我昨天交给您的采访名单啊,是不是弄错了?”我赶忙跑去找戚红核实。

“没弄错,这就是你今天的回访名单。”

“每个人都打?”我再次向她确认。

“每个人都打。”

“那他们要是都来了怎么办,公司有地方接待吗?”

“放心,我们分析过的,打三四千个电话,最后只会来200多个小孩。”她又催促我,“你快回去工作吧,今天打不完这些不能下班。一定要完成指标啊,最少说服30个家长过来!”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在第一天自己背过的电话话术里,会写“我们是从三四千个视频中筛选出了一两百个”。

确如戚红所说,大多家长在我表明身份后就委婉拒绝了,但还是有一小部分跟我“斗智斗勇”起来。他们提出的问题,远超“话术培训”范围。

一个妈妈问我:“为什么我和我的闺蜜们都接到了电话啊,是不是每个采访过的孩子,你们都会邀请一遍?”

我赶忙回答:“不是的,我们的回访名单都是经过导演组精挑细选的。每个通过审核的小朋友都有自己的可取之处,有的是表现力好,有的是感染力强,有的是符合人物形象。这只能怪您和您闺蜜的孩子都太优秀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明天几位妈妈就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吧,我相信他们的表现一定会惊艳四座!”

还有出离海选题外的疑问,一个父亲质问我:“你既然说你是栏目组的,那为什么要用手机给我打电话?你们正规吗?”

“因为需要回访的人比较多,座机不够用,所以我只能暂时用手机通知您,这个手机号也是工作号码。我们海选现场就在省影视大楼内,您明天可以带着孩子来看看,绝对正规。”

事实上,公司里一部座机也没有,我们全是用自己的手机插着公司的电话卡进行回访的。

街头海选出的孩子,真能成为童星吗

5

周末是公司海选的日子,而我们组依旧需要出门街采。相比工作日40到50人的采访量要求,周末直接翻了两番。

为了达到要求,我们通常会把采访地点选在各个步行街。

我所在的这座城市的常住人口1000多万,周末步行街上的行人就如过江之鲫。即便如此,我还是碰到过好几次已接受过采访的孩子。过滤掉已被采的和不愿意的,最终配合采访的并不多。而“开单提成”,则更是渺茫得像是天上星。

对于我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工作态度,戚红煞是不满。新的一周刚来到,她就将我叫到办公室,勒令我1个星期必须开1单,不然就扣工资。我也没去询问扣工资的理由,毕竟这家公司的条条框框如果都能拆卸开来、作为理由的话,只怕是成千上万了——此前许景就告诉我,有次她最后离开公司时忘了关空调,就被扣了300块。

重压之下,我开始把目光投向那些衣着华美的家庭——这个策略的确让我成功开了单,却也差点惹来了麻烦。

一天,我在CBD遇到了一对父子,我认准了小孩身上“巴宝莉”的Logo,快步走到他们跟前。我刚开口说到“您好,我们是省少儿频道的……”就被那位父亲粗暴地打断了:“直接说你们想干嘛?”我只好斟酌着请求:“我们想采访您的小朋友,请问可以吗?”出乎意料地,他竟然点头同意了。

采访结束后,许景上前询问电话。他懒散地抬了抬眼皮,打量了我们一圈,问道:“你们到底是哪个台的?我就是省电视台的导演,怎么没听过这个项目?”

我心下大惊,面上尽量不动声色地换了个说法:“我们是《童话XX》栏目组的,跟省少儿频道是合作关系。我们这个项目目前还处于筹备阶段,可能过一段时间才会跟电视台洽谈相关事宜。”

“你们的项目提交审批了吗?电视台要走的流程可不简单。”

我尽力周旋着:“那是公司商务部的工作,我们是宣传部的,不太清楚他们的进度。”

他听后未置可否。我急中生智,临时截住对面走来的一对母女,邀请她们接受采访,并对这对父子委婉表达了送客的意思,他随后便带着儿子离开了。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大家纷纷决定还是“走为上策”——他要是再返回来,我们就要露馅了。而更为现实的原因是,一旦因为我们的“过错”使公司“名誉”受损,所有人就又要面临被扣工资的命运了。

6

3月中旬的一场倒春寒,让整个城市变成一片汪洋大海。清早的车站人满为患,我挤了3趟才终于上了车。我跟着公交车一路乘风破浪,却还是过了打卡时间7分钟。

到了办公室,许景一脸惊讶地看着我:“你竟然敢迟到?你刚刚迟到了整整7分钟,被扣70块,今天差不多就白干了!”

我吓坏了:“什么?”

“你还不知道吗?我上个月迟到了18分钟,再加上1次忘关空调,总共就拿了1900的工资。”

我算了算账:“不是,18分钟也就180块钱,再加上没关空调的300块,应该还剩3500啊?”

“谁跟你说底薪是4000的?哦还有,超过10分钟是20块钱1分钟,超过20分钟就是30块钱1分钟。”

我一下就懵了,底薪怎么会是2500呢?但仍心存幻想,继续追问:“你确定我们的底薪是一样的?”

“确定。我和陈鹏比你来得早,还有选择权,我们之所以都不选你这个职位,是因为得抛头露面,说得多,钱还都是一样的。”

“他妈的,早知道今天请假好了!”我忍不住爆了粗口。

“不可以临时请假的,这样只能算旷工,一天要扣300呢。”许景的声音渐渐从真切变得遥远。

我呆呆地看着她走开,思前想后,决定还是要问问清楚。

“戚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我的工资底薪是多少啊?”

“你来办公室。”戚红秒回。

办公室里,戚红给我倒了杯水:“小于啊,快坐,最近是不是听到什么议论了,怎么突然说起工资?”

我矢口否认:“没有,就是快缴房租了,压力有点大。之前陈主管跟我说部门里的最低收入是4000,我想再跟您确认一下。”

戚红意味深长地笑笑,道:“是这样的,我想是你理解错了。我们部门的底薪是2500,加上提成,一个人的最低收入差不多是4000。4000没什么难的,只要开两单就可以了。你是我们公司的重点培养目标,目标不应该是4000,而应该是7000以上。”

见她把底薪的问题全部甩锅给了已离职的陈轻逸,我也只能不咸不淡地应付:“嗯,谢谢公司的栽培。”恍恍惚惚地走出办公室,苦笑一下躲进座位,继续拿起电话回访起来。

很快,戚红对我们的要求就更高了:每个人的开单量从每周1单陡增到4单,完成不了就扣钱。不仅如此,她还命令我们兼做人事部的差事——每周最少为公司招到两个人,否则也要扣钱。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她要求我们在周末两天必须采够400个小朋友——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想成功拿到400个家长的电话,大约需要发起6000次对话——即使我一整天一刻不停工作13个小时,也远达不了标。

为了保护那少得可怜的工资,在同事的“启发”下,我也开始做起假单来:将同一个家长的联系方式登记多次,以填补这个空缺。

7

公司的疯狂终究引来了反噬。那是一个周五,我们都在公司打电话回访。大厅内突然传来一阵骚动,一个中年妇女正拿着大喇叭对老总陈珂喊:“我今天是来通知你们的,你们最好给我退款,别让我举报到工商局去!”

陈珂站在不远处,极力辩解着,说些“没有收培训费,只收了伙食费、交通费和保险费”之类的话。

妇女却甩出一张合同,挥了挥又继续吼:“莫给脸不要脸,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培训课每节1000元’,老子交了5万,你们总共给孩子上了几节课?你们这合同合不合法自己心里没点数?工商局我已经打好招呼了,律师我也找好了,你们要是死猪不怕开水烫,那我们就看看,哪个比哪个狠!”

陈珂眼见事态愈演愈烈,好言好语求女人到办公室详谈。我们也赶忙作鸟兽散。

尽管公司大厅暂时恢复了平静,但这件事却像是打开了一个口,上了当的家长们被愤怒裹挟到一起,很快就决了堤。

第二天海选日,平时少说会挤满400人的大厅却稀稀朗朗,来访的家长和孩子甚至凑不够20对。我下楼一看,原来有一群家长正堵在门口,在给来访的家长挨个派发传单。传单的题目是红色的加粗黑体字:“XXXX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造星骗局真实内幕”,紧随其后的正文部分详细记录了公司的违规操作:

“此公司的收费标准有两个,领衔主演49800元/人/年,主演29800元/人/年。签约时不给家长时间考虑,必须当场交现金或刷卡,收费后只开具一张收据,连税务发票都没有。”

“据我们调查,该公司目前已经签约了600余位小演员,合同上承诺的拍摄电视剧、通告宣传、上节目、T台走秀,一个都没有兑现,600多人,一个都没有兑现!”

“该公司培训课每节收费从700到2000元不等,但聘请的老师均没有教师资格证。而这些所谓的‘老师’,大多数是专科学校没毕业的学生,其专业还并非表演!”

“该公司声称与‘小戏骨’团队及多家电视台是合作关系,但我们向这些团队求证,已回复的均称从未与该公司达成合作关系,这是不折不扣的欺诈!”

“合同约定在合约期内安排小演员在该公司的自制剧中担当主演,但目前合同已到期,公司仍在拖延拍摄时间。在我们收到的剧本中显示,一集10分钟的电视剧,主演竟多达20多个,平均到每个小演员身上不足30秒!这与当初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完全不符。”

……

后面还有许多内容,但我已经没有勇气再看了。晚风起了,吹得脸生疼,像是被粗粝的手掌掴了一样,我感到极度羞愧。此前我并未参与过“海选”后的环节,也不清楚公司是如何操作的。如此看来,没想到他们竟连遮羞布也丢了。

针对此事,公司很快就有了应对措施——专门雇了两个保安站在楼下,驱赶前来发传单的家长。

8

但家长的抗争,远没有就此结束。

一周后,又是一个海选日,大厅里破天荒地来了300多对家长孩子。一眼望去,乌压压的。只是他们并不全是来参加海选的。

我负责给家长们端茶送水,走动间发现他们大多都在窃窃私语,脸上满是警惕。虽然我一走近,大家就纷纷转移话题,但我还是依稀拼凑出了他们的谈话内容:

“……我们原来就是来参加海选的。只要你小伢一进去,不管表现得怎么样,他们都说好,使劲给你洗脑,你哪里招架得住?说有活动,要你现场交钱。我就是,之前交了5万块,结果到现在快过去两年了,电视剧还没拍,这就是一伙骗子!”

“他们给小伢上课的地方就是个刚刚改造的仓库,一进去一股甲醛味,他们自己人都不在里面待,都是从外面请些学生伢来敷衍了事,学不到东西不说,还损害健康……”

“我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我真是上当的家长。你不信我拉你进群,里面全是被他们祸害了的家长,有几百人呢。”

……

而公司的解决办法更简单,就是给之后参选的家长们发送短信,“验证”成功后才能进入大厅。

家长们的抗议还在继续。

3月下旬,公司大力宣传的自制剧忽然恶评如潮,几个主流播放平台的评论区全部沦陷,揭露公司骗局的评论占领了热评区。公司只能一边持续发洗白的评论,一边不停找人删评论。最后,公司只好请了水军,在每个视频下面疯狂刷好评。

也许是为了稳定人心,公司还临时加开了一次例会。

那是我经历的历时最久的一次例会,距离开会尚有20分钟,各部门百来号员工就已全数到场。会议室里安静得出奇,前排的领导们个个捧着手机,面色凝重,后排间或传来些窸窸窣窣的说话声。

陈珂与总导演依次步入会议室,大家纷纷端正了坐姿。

“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早上好!”陈珂依旧是这万年不变的开场白。

“友好!团结!积极!向上!”底下的员工也喊作一团,这口号也是所谓的“企业文化”。

“会被人当成骗子,这是我早就料到了的。”陈珂开门见山,“可我们是骗子吗?我想在座的各位都非常清楚。我们光明磊落!只要我们相信自己从事的事业,那我们就不是骗子……”关于“我们不是骗子”的演讲整整持续了40多分钟才结束。

我终于确信,除了用嘴说“我们不是骗子”,他们其实根本无法证明自己不是骗子。

9

3月底,我终于在这里熬过了一个月,主动向戚红请辞。

她想都没想就回绝了我:“不行,合同规定必须提前15天提交辞职。再说,你现在来公司只有28天,还不满一个月。”

我气得骂娘,朋友劝我:“直接走吧,这个合同就是违法的,大不了到时候走劳动仲裁。”

虽知她是好意,但我自有困境:劳动仲裁太慢了,我实在着急用钱。

4月伊始,许景和陈鹏纷纷成功离职,整个采编组只剩下三五个人,戚红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公司只好向外招收兼职。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带着两个来兼职的学生出去采访。

似乎整个城市都已深谙公司的骗局,我们的采访愈发不顺了,没多久,我们的日常就是被各个景区的保安和学校负责人赶来赶去。

我干脆放弃了采访,带着实习生走街串巷。期间,我对他们进行了直言不讳的“劝退”,甚至还稍微夸大了一些:“再待下去只怕要进局子了,钱很重要,但做人更重要,为了这几百块钱把自己折进去太不值当了。”

必要的时候,我还拿出自己的亲身经历说事:“我就是被他们骗到这个公司来的,现在想走也走不了,非要再熬上十来天。这一天天的,朝九晚十也不过百把块钱,还要自己出车费,所谓的高薪只是画饼罢了。”

但每天的采访任务还是得完成——我指挥登记员有选择性地照抄一份我曾经的采访名单。反正公司既不会查看采访录像,也不会建立回访数据库,他们在乎的,只是那几十个“真实”的联系方式——当然,这些也已是同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想为这个黑心公司卖命了。

本以为,再过几天我就可以“刑满释放”了。可我的想法还是太过单纯。

一天,公司自上而下开展了一场“纠察活动”,采编组的所有正式和兼职员工都陆续被叫到戚红的办公室,回答了相同的问题:“有没有做过假单?”自知否认无用,我一口承认了。

戚红铁青着脸:“好,算你实诚。其实不认也没用,我已经查过了你们所有人的采访记录,没一个干净的。这种做法已经严重突破了公司的底线!你们一分钱提成都别想拿。你明天就离职吧!”

带着五分轻松五分不甘地走出来,发现同事们脸上一个个愁云惨淡。说实话,面对这项既未纳入合同、也未向全体公示过的处罚条例,我一时不知该作何反应。

思忖片刻,我将这个突变告诉了朋友,朋友却说:“让你一天采访200个人就是在给你设套,诱导你做假单,后招全在离职的时候等着呢!”我这才如梦初醒。心里无比后悔,想自己这段时间一直被“沉没成本”所控制,竟一步步从巨坑走向了深渊。

在朋友的建议下,几个小时后,我再一次走进了那间办公室,以交接工作为由,重新向戚红问了一遍“假单惩罚”的问题。这一次,我是开着录音进去的。

离职一个多星期后,我毅然走到了劳动局和工商局的门口。

5月15日晚上,我终于收到了迟来的工资,其中并没有扣除底薪和开单提成,这是我去劳动局申请劳动仲裁后,与公司私下和解的结果。而工商局的举报之旅,最终却因证据不足以说明公司是在诈骗而作罢。

努力了一场,公司分毫未损。

思及暑假将近,又会有一大批望子成才的家长前去签约,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文中人名及剧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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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