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纳粹高官,也是我的父亲

2019-06-17 14: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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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0年,一群年幼的孩子在纳粹德国的战争中备受优待,只因为他们的父亲是身居高位的纳粹要员。 对这些孩子来说,纳粹德国的战败是一场风暴:是与家人的分离,是优越生活的终结,也是亲身感受希特勒主义的恐怖。当时的他们天真无辜,对父亲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后来,他们逐渐了解了那些可怕的事实。成年后,他们中有些人谴责父辈的罪行并深感愧疚,有些却无条件地怀念自己被全人类唾弃的战犯父亲。

歌德伦·希姆莱:纳粹政权的“小娃娃”

从1958年开始,奥地利波希米亚森林中的一个小村镇每年都会接待一群怀念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人。他们来自欧洲各地,每年秋天汇聚在这个古代曾经是凯尔特人圣地的美丽乡村。已经有相当年纪的男子穿上最体面的衣服,到这里跟从前的伙伴们聚首;年轻的新纳粹分子也会赶来凑热闹,认识一些前辈。

在一家窗帘拉上的当地客栈中,一名男子慷慨激昂地吟诵伟大德意志的光荣。他喜欢像从前他的思想导师那样激励听众,他希望重塑当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啤酒馆中演说时所触发的那种如痴如狂的气氛。数十年已然流逝,但与会者的理想坚定不移。

这场集会的女性荣誉嘉宾从不跟众人打成一片。她与人群保持距离,偏好在一小群“朝臣”簇拥下,接见少数几个有幸受邀拜见她的人。

她神色凝重,被岁月侵蚀的脸孔显出尖酸气息,但她依然斗志高昂。她把纤细白发在后颈项上方系成发髻,衬衫上则神气地别上银质胸针——四个马头围成一圈,勾勒出纳粹十字的形状。

掩藏在眼镜后方的小眼睛散发出冰冷的蓝光,使她的交谈对象感到畏惧。她受人宠爱,因为她是伟大德意志的首选传人——“纳粹主义的公主”歌德伦·希姆莱。

那时候的星期三下午,她的父亲,党卫军帝国统领海因里希·希姆莱有时会带她一起去督导业务,特别是到德国的第一个集中营——达豪视察。达豪集中营距离慕尼黑区区十来公里,是由希姆莱亲自规划建成,于1933年启用。

“佩戴红色三角形的是囚犯,黑色的是罪犯。”对小歌德伦而言,那些人的模样通通都像犯人:衣着邋遢,胡须没刮。她对集中营里的菜园和温室比较有兴趣。

达豪之行是她十二岁时的事,一张留存至今的照片见证了那个阴森可怕的参观活动。身穿黑色大衣的金发小女孩面带微笑,模样相当快乐;围绕在她身边的人包括她的父亲希姆莱、后来成为盖世太保领导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以及父亲的侍从官卡尔·沃尔夫,沃尔夫上方的标牌则写着那里是犯人的集合点。

歌德伦满怀赞佩之情看着父亲节节高升。1943年8月,她在日记中写道:“可爱的爹地当了帝国内政部部长,我欣喜若狂。”

1942年7月,希姆莱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检视最终解决方案的具体建置——大规模使用齐克隆B毒气的杀人作业。当时他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若无其事地写道:“我要去奥斯维辛一趟,我给你一个亲亲。你的海尼。”

在他的书信中,他从不提供行程或从事活动方面的细节,对灭绝犹太人的工作更是只字未提。他只是简单说他工作繁忙,有重责大任在身。这样一个人物后来对于他所犯下的残酷罪行做了泰然自若的辩白:“关于犹太妇女和儿童,我不曾感觉自己有权利让那些小孩长大成为充满报复心态的杀手,任由他们荼毒我们的子孙。我认为那样做是懦弱的行为。因此,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毫无妥协余地。”

党卫军帝国统领希姆莱无疑是第三帝国压迫机制的狂热操控者,但那段人类历史并不是希姆莱的女儿所认同的历史。

1928年,希姆莱在慕尼黑大学修完农业经济学位以后,用妻子玛格丽特的陪嫁财产买下慕尼黑郊区的一座养鸡场。次年8月8日,歌德伦出生了,她是希姆莱唯一的婚生女,是他昵称为“小娃娃”的掌上明珠。

夫妻俩向往农业,希姆莱原本打算跟妻女在那里快乐生活。但事实上,随着希姆莱在党内的职责越来越繁重,玛格丽特后来也愈来愈常独守空闺。到了1940年,两人正式分居,但为了尊重玛格丽特,这位替他生下宝贝女儿的女人,希姆莱决定不跟她离婚。

希姆莱一直竭力确保自己跟女儿维持非常亲近的关系,那是他在世间最心爱的人。尽管他在政界的职责与日俱增,差旅频繁,但他一直尽力当个好爸爸、好丈夫。

歌德伦喜欢把父亲称作“旅行爸”,在她的许多儿时照片中,这位黏在父亲身边的“小娃娃”是个完美的德国小女孩,金发碧眼,脸蛋如天使般天真无邪,身穿巴伐利亚传统服装,头发通常扎成辫子,有时则是在两侧卷成马卡龙状的圆辫。

她的父亲经常跟她分享生活中的事,寄他的照片给她看,并尽可能抽空陪伴她。只要翻阅希姆莱的行事历,就可以看到他几乎每天都会跟妻子和女儿通电话。

希姆莱巨细靡遗地记录他的生活,他的本子里除了公务项目,也充满令人惊奇的生活点滴,例如“跟孩子们玩耍”或“跟小娃娃聊天”。“小娃娃”如果成绩不好,他会非常生气。回来看女儿时,会带她一起到森林里打猎,两人在林间悠闲漫步。小女孩很喜欢采花和收集苔藓。

德意志帝国元首在歌德伦的童年生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1935年,希特勒就任总理两年后,某天夜里小女孩睡不着觉,她焦虑地问妈妈:“希特勒伯伯以后也会死掉吗?”

妈妈设法安抚女儿,并向她保证希特勒大统领会长命百岁,歌德伦松了一口气,然后回道:“妈咪,不对,我知道他会长命两百岁。”

希特勒对这个小妹妹关爱有加,令希姆莱夫妇感到既开心又荣幸。

每年元旦,歌德伦都会见到帝国领袖,这位大伯伯则会送她一个洋娃娃或一盒巧克力。

但歌德伦还是经常孤单一人。1939年起,她的母亲为了报效社会,决定到柏林重拾护士工作,特别是在红十字会。至于歌德伦,她很少离开格蒙德(巴伐利亚特格尔恩湖畔的一个小镇)。1945年9月22日,她在纽伦堡接受审问时表示:“大战期间我们从来不曾出行。整整五年我们都住在那栋房子里,我天天上学,那是我唯一做的事。”

的确,希姆莱不肯让宝贝女儿跟妈妈一起搬到柏林居住,他生怕盟军空袭会变得更加猛烈。“小娃娃”不断引颈盼望父母归来,她特别期待的是父亲偶尔短暂出现在家里的时刻。

她经常闹胃痛,是个紧张兮兮的小女孩,在校成绩越来越差。不过她密切关注战况发展,担心父亲的安危。

1941年6月22日是个星期天,希特勒在这天发动“巴巴罗萨行动”,正式开启东方战线,当时十二岁的歌德伦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我们跟苏联打仗实在太可怕了,毕竟他们曾经是我们的盟友啊!而且苏联那么那么那么大,假如我们拿下整个苏联,想必战斗会非常艰难。”

看来歌德伦似乎听说过纳粹帝国领导干部的疯狂迷梦——建立直抵乌拉尔山的德意志生存空间。

1944年7月,她听到德国战败的消息。虽然她先前已经听说过诺曼底登陆和苏军进逼德国边境的事,但她一直设法提振自己的信念:“可是所有人都那么相信我们会胜利,我身为爸爸的女儿,知道他目前备受器重,地位越来越崇高,我也必须相信这件事,而且我是真心诚意地相信。我方战败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

在整个大战及纳粹溃退期间,一直到父亲在1945年死亡,歌德伦见到父亲的次数不超过15次或20次。希姆莱返家停留总是来去匆匆,顶多待个三四天;平时她盼望得到的只有父亲打来的电话,还有他经常写给她的信。

另外,他还会寄包裹给家人,里面装些衣服和巧克力、乳酪、糖果之类的食品。有一天,歌德伦接到父亲从荷兰寄来的一百五十朵郁金香。大战快要结束时,民生物资变得更加稀少而难以取得,但希姆莱总有办法寄送粮食给家人。

1944年11月,歌德伦在格蒙德最后一次见到父亲,那次他返家跟她相聚了两天。1945年3月,她最后一次通过电话听到父亲的声音,然后在同年4月接到父亲的最后一封信。父母之间的电话交谈内容不是关于日常生活,就是关于他的健康状况恶化的事;许多年来,他的胃痛不断复发。小女孩后来向同盟国人员表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说他希望圣诞节时可以回家团圆,但他不能肯定。”4月,由于美国大军逼近,玛格丽特不得不带着女儿离开格蒙德,前往南方。希姆莱找达豪集中营的囚犯在自家游戏场建造的地堡已经不足以提供保护了。

1945年5月13日,年方十五的歌德伦跟母亲逃难到意大利蒂罗尔地区南部、距离波札诺不远的山间村镇沃肯斯坦,但在那里遭到逮捕。

经过讯问之后,母女两人被移送到一处豪华宅邸,那是一名前电影制片人的产业,她们跟其他一些女犯人一起被囚禁在那里。然后她们又辗转于波札诺、维罗纳维、佛罗伦萨,一路上都有警卫人员护送,以免她们受到民众或游击队员攻击。佛罗伦萨英国侦讯中心的一名警卫信誓旦旦地告诉歌德伦和她的母亲:“要是你们透露你们的姓氏是希姆莱,他们会把你们碎尸万段。”

侦讯开始进行。玛格丽特的回话让人觉得她一直被排除在丈夫的活动之外。一名英国军官指出,她把自己封闭在“一种乡下布尔乔亚妇女的心态”中。歌德伦对父亲的活动同样所知无几。在被监禁期间,她通过同盟国人员及外国报刊媒体重新认识了历史。

然后她们又被带到罗马,接下来她们陆续转往米兰、巴黎及凡尔赛的监狱,在凡尔赛待了三天,然后再被送到纽伦堡的监狱。

这时歌德伦依然不知道父亲的下落。由于她的母亲声称心脏有问题,负责管理拘留营的军官们认为最好不要立刻告诉她:几天她的丈夫已经自杀身亡的事:在一次看诊及搜身检查时,希姆莱宣告一句“我的名字叫海因里希·希姆莱”,然后成功吞下事先含在口中的氰化物胶囊。虽然英国人立刻介入处理,并帮他洗胃,他还是在十二分钟后断了气。

歌德伦一直到3个月后,一名美国记者采访她母亲时,才不期然地听说父亲在接受侦讯以前就已经服毒自尽。少女震惊过度,结果生了一场大病。她发高烧,神志不清地在羁押营的野战床上躺了3个星期。她相信父亲是被盟军谋杀的,他绝不可能自行了断。

1946年11月以前,在除纳粹化审判期间,希姆莱的妻女被羁押在路德维克斯堡的77号女子拘留营。拘留营指挥官决定释放她们时,玛格丽特拒绝离开,因为她身无分文,害怕遭到私刑,而且也不知道能到哪里去。最后她们被“大马士革之家”收容,母女两人以“智能不足”的名义登记入院。直到1952年,歌德伦和母亲离开了这座修道院。

1947年间,歌德伦尝试进入一所应用艺术学院就读,但校长看到她的姓氏以后,立刻拒绝了她的入学申请。当她被问到她父亲的工作时,她会面不改色地回道:“我的父亲是党卫军帝国统领。”不过在比勒费尔德德国社会民主党主任的介入说情之后,她终于在第二个学期顺利注册就学。歌德伦开始修习裁缝训练课程,然后到一位服装设计师那里当学徒。

1950年代,她离开母亲,前往慕尼黑居住,设法在那里找工作。这时她的年纪是二十一岁。

每当歌德伦说出她的姓氏——“希姆莱”,她立刻就会遭到制裁:不是被轰走,就是被赶出租住处。然而,她却执意保有父亲的姓氏。她的工作同僚、她在各家公司接触到的客户,这些人都拒绝跟她来往,他们不愿意让一个姓“希姆莱”的人提供服务。

歌德伦在慕尼黑郊区格奥尔根街的小公寓俨然是一座为父亲歌功颂德的博物馆,里面摆满画作、装饰品、塑像、照片等,都是她从幼年时代就开始不断收集的物品。她也会到欧洲各地搜罗文物,有时还得到一些前纳粹党员的协助,他们也保存了一些相关遗物。

后来她成为一名秘书,过着简单的生活,把自己奉献给她那慈爱的父亲。她一直无法想象父亲曾经竭力参与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罪行之一。她不断想要捍卫他。一方面她对父亲充满孝心和感念,另一方面却又不免知道父亲是个纳粹狂热分子、党卫军猛兽,主导执行了惨绝人寰的最终解决方案。

两相纠结,她感到无所适从。但她在内心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新的事证能为父亲洗清罪名。

终其一生,歌德伦只真正接受过一次媒体访问,那是1959年的事,采访人是德国记者诺尔贝特·雷贝特。

多年以后,雷贝特的儿子在著作《因为你承载了我的名》中援引了父亲的采访资料:歌德伦只从自己父亲身上看到一家之主的慈爱形象,父亲人格的另外那个面向都是媒体和书籍告诉她的。对她而言,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否定外在于他们自身经验的一切资讯,无论那些资讯多么合理切实。任何其他办法都会构成一种背叛。此外,歌德伦一生都必须面对被人排斥的处境,这可能也导致她认为自己是社会不公的受害者,因此父亲的命运等于是在她身上延续。

1960年代,歌德伦跟一名亲纳粹分子结婚,丈夫是一名作家,并在巴伐利亚政府担任公务员。他接受了妻子的家庭背景,并认同她父亲的理想。夫妻两人生活在慕尼黑郊区福斯滕里德的一栋白色大宅中,育有两名儿女,儿子长大后在慕尼黑担任财税律师。

尼克拉斯·法郎克:渴求真相的总督之子

“就在转角那边,司机,停车!就是这里。他们做的胸衣可真美!算了,我们还是先去看毛皮大衣好了。你在这里等我!尼克拉斯,你也是,我去去就来。”

一对幼小的双眼几乎还够不上后座车窗下缘,那是一辆黑色奔驰大轿车。才4岁的小男孩必须站上汽车座椅,把鼻子贴在窗玻璃上,才能勉强看到那个在克拉科夫(波兰的旧都)被称为“禁城”的城区。

“禁城”被三米高的围墙及铁丝网包围,电车穿越那里时不会停靠。那是犹太人被集中管制的特别居住区。15000名到20000名犹太人被迫生活在这个拥挤的地方,设法求生存。他们的头上长了虱子,伤寒之类的疫病时时肆虐。

一个阴森的现实景况矗立在小男孩眼前,使他深深迷惑。他本来很高兴平常显得遥不可及的妈妈答应让他陪她出门,但来到这个地方,他却无法理解展现在他面前的可怕画面。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他甚至可以瞥见人行道上的尸体。

有一天她母亲告诉他,如果要买最棒的紧身胸衣,就得到犹太人那边去,因为“没有人做紧身衣能比犹太居住区的人做得更美”。想必紧身胸衣非常重要,至少是重要得让人愿意特地跑到那种地方。不过他们不必害怕,因为有司机和一名军士保护母子两人。要是有人胆敢太过靠近轿车,不是被当场打死,就是立刻枪毙。

可是,那些人是谁?是人类吗?不对,元首曾说他们只是一堆“虫子”,必须消灭才行。小男孩被搞糊涂了。虫子会做出最美的紧身胸衣?他的妈妈为了买那些紧身衣,居然愿意踩脏鞋子,亲眼观看这种悲凉的景象?她总说犹太区脏死了,难道因为紧身衣,她却愿意到这里来?

在家里早就听过“特别居住区”这个词,他知道在那里可以讨价还价,用低价买到各式各样属于所谓“犹太人”的物品,但是原因何在,他无法理解。

母亲返回车上时,他问她:“妈咪,为什么他们不笑?为什么他们看我们的时候样子凶巴巴的?”然后他又说:“可是今天是星期天啊,而且他们手臂上的黄色星星那么漂亮!”。但是母亲对他的问题似乎不以为然,叫他别多话。

这个小男孩名叫尼克拉斯·法郎克,他是纳粹德国波兰总督汉斯·法郎克的儿子,他的父亲就是臭名昭著的“克拉科夫屠夫”。

他一个犹太人也不认识。他不知道黄色星星代表什么意思。比他大十一岁的哥哥诺曼曾经告诉他:战争开始以前,班上有个犹太同学,有一天,他忽然消失了,没有人关心他发生了什么事。

哥哥也到过犹太居住区一次,是他们父亲的司机带他去的。他认为特别居住区在他们搬到波兰以前就已经存在,不过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里参观。

1939年抵达波兰以后,法郎克一家人幽居在瓦维尔王宫,那是雅盖隆王朝的城堡,位于总督府城克拉科夫的一处制高点。尼克拉斯的父亲把这座文艺复兴城堡挪用为官邸,并按照第三帝国的品位,重新布置了一个侧翼,一面大型纳粹旗帜飘扬在城堡上方。

法郎克一家人集荣华富贵于一身,他们住在二楼的私人套间中,为数众多的佣人全日服侍他们,“小王子”尼克拉斯过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奢华生活:城堡中盛宴如流水,酒窖里藏了顶级法国葡萄酒和干邑。宾客抽的是哈瓦那雪茄。银质餐盘上送来一道道佳肴珍馐,然后是巧克力、水果软糖等各式甜品。谁会想到就在城堡附近,许多人正生活在恐怖的贫困中,因为饥饿而死。

那些特别居住区最初是由警方所设置,后来当局通过立法,为它们提供法理依据。但一直要到大战结束以后,尼克拉斯才知道他的父亲法郎克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法郎克出生自一个有三个小孩的德国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名律师。但他父母的夫妻关系很早就走上穷途末路,小孩年纪还小时,母亲就离家跟随情夫而去。法郎克的生活从此被拉扯在离异的双亲间。长大以后,他前往慕尼黑上大学,修读的是法律,这时他的思想开始变得极端。他以近乎偏执的方式迷恋德国文化及德国强盛的理想。

1923年,他加入纳粹党的“冲锋队”。当时希特勒还只是个在啤酒馆摇旗呐喊的煽动者,但这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拥有号召庶民的力量,法郎克很快就拜倒在他的魅力下。

大学时期,他遇到后来的妻子布莉姬特,年纪比法郎克大五岁。1925年4月2日,他们的婚礼在慕尼黑举行。次年,法郎克取得法律学位,然后在纳粹党的“奋斗”蹿升期间成为希特勒和纳粹党的辩护律师。

1933年,法郎克被任命为巴伐利亚司法部部长及德国法律学院院长,一年后,他又成为德意志帝国不管部(指内阁阁员,但不专管某一个部门)部长。他为希特勒的极权政权打造出法律基础,虽然后来他极力否认这点。

尼克拉斯才七个月大时,他被任命为波兰总督,确切地说是在纳粹占领的波兰中心地区担任首长。他因此成为负责管理犹太居住区的官员,其中包括规模最大的华沙犹太区(成立于1940年,1943年摧毁)。在法郎克管辖的区域内,将近两百万名犹太人在贝尔赛克、索比布尔及特雷布林卡的集中灭绝营被送进毒气室。

法郎克在波兰中东部城市拉多姆发表演说向民众介绍自己时,将他的使命描述如下:“我很高兴终于有机会对犹太种族进行身体攻击。他们死得越多就越好。”当时有六万六千名犹太人住在克拉科夫。法郎克主张全面消灭这个城市的犹太人,重新建造完全属于德国人的城区,让人能呼吸“德国好空气”。

小儿子尼克拉斯依稀记得,希特勒任命他的父亲为波兰总督时,他向他母亲宣布:“布莉姬特,你现在是波兰王后了!”1941年秋天起,法郎克的优先工作是解决“犹太问题”。自此以后,任何擅自离开特别居住区的人都可能被判处死刑。猎杀犹太人的行动正式展开,可怕的屠杀事件在德占波兰全境蔓延。犹太人不再只是被遣送到特别居住区接受管制,而是被运往集中营,一下火车就被直接送去消灭。

法郎克夫妻跟小孩比较疏离,不太会给他们温暖。在家里,尼克拉斯的小名是“陌生人”。他记得父亲会问他:“你是谁,小陌生人?你根本不是我们家的人,对吧?那你到我们家是要做什么呀,小陌生人?”然后他会追着小朋友绕着圆形大餐桌跑,但一直抓不到他。那时小朋友心里想要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爸爸会把他抱进怀里,只要一次就好。

法郎克家的孩子都不记得小时候父母曾经亲过他们或抱过他们。他们说他们的父母只是忙着过各自的生活。他们不太记得父母在身边的情景,负责照顾他们的人是保姆。在哥哥诺曼的幼年生活中,他只记得母亲的存在,父亲几乎不在家。但是就连母亲也很少花时间陪伴孩子。

有时法郎克会同意在出差时把大儿子诺曼带在身边。虽然当时诺曼已经13岁,但他对那段日子的记忆很少。在前往维也纳的路上,他们有时会经过奥斯维辛,但诺曼表示当时他完全不知道那里在发生的事。当然,诺曼知道那是个关押囚犯的营区,但他说他只在大战结束以后才听说那是进行大规模灭绝的地方。尼克拉斯认为他是在说谎。

尼克拉斯跟兄长诺曼大相径庭,他什么都要知道。追求真相的欲望化成他的毕生职志。他对父亲的感觉到后来只剩下憎恨。他这样说他的爸爸:“可怜虫!他只对珠宝、城堡、派头十足的制服感兴趣,人命对他来说毫无价值。”

1942年起,法郎克的权力显著减弱。他在德国各地大学发表演讲时,有时会强调法官独立的必要性,因此引起当局不满,但更重要的因素是他的贪腐及累积个人财富的行径。法郎克招致希特勒个人秘书马丁·鲍曼及党卫军帝国统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敌意,他们决心证明法郎克不适任,并主张将他解职。法郎克被迫将他在警务工作方面的主要职权让给希姆莱,不过,尽管希特勒陆续向他提出14个辞职方案,他却坚守在克拉科夫的岗位上,直到1944年8月间“他的权威全面崩垮”。

1945年1月17日,法郎克被迫逃出瓦维尔城堡,跟几个月之前就已经转往巴伐利亚的家人重聚。

在离开波兰的“封地”之前,法郎克特别将他大肆搜刮而得的众多珍贵物品和艺术作品运到巴伐利亚,其中包括伦勃朗、拉斐尔等大师的名作及达·芬奇画作《抱银鼠的女子》等。他甚至举行排场盛大的宴会,庆祝他光荣返国。

在巴伐利亚,一家人重新生活在重新整修过的老农庄“薛伯霍夫”,位于施利尔湖附近。法郎克于1936年买下这座5000平方米的典型巴伐利亚风格大宅,建筑物主体以白色水泥打造,覆以深灰色板岩屋顶,上方还建有一个深色原木楼层。法郎克家小孩中有几个在那里度过了地道小农夫般的幼年生活。

1945年5月4日,法郎克在这栋自家住宅被美方逮捕。几天以前,他把五万帝国马克交给夫人。尼克拉斯回忆这件往事时说:“我父亲像嫖妓那般把那笔钱给了我母亲。他是在我哥哥诺曼面前做这件事的,那时他没有表现出一丝感情。”

诺曼这个最受宠的大儿子当时十八岁,他认为盟军毫无疑问即将到来。他已经有好一段时间留意听对方的收音机报道,因此他知道盟军正在大步逼近。他的父亲也很清楚这点,但他冷静地等待自己被逮捕。诺曼到他的办公室看他时,他的桌子布置得漂漂亮亮,上面摆了咖啡和蛋糕。他的父亲对他开玩笑说:“我一定是唯一一个能这样快快乐乐等着让人逮捕的部长。”他以为他发表过的一些演讲以及他自愿把日记交给盟军的事能让他获得无罪开释(他的日记一共有四十多本,记录了他在1939-1945年的日常活动)。法郎克没想到的是,他的讲词和日记中有许多东西反而会成为不利于他的事证。

大战结束以后,法郎克期望只要他多提跟纳粹上级之间发生过冲突的事,他就能挽回名誉。他的大儿子诺曼认为父亲所受的待遇是令人无法理解的轻蔑之举。

法郎克被逮捕时,负责押送他的美军中尉瓦尔特·斯坦向他的孩子们承诺他很快就会回家。

法郎克被捕当天,他遭盟军人员殴打之后,试图割颈自裁。两天后,他再度企图自杀。他被羁押在纽伦堡监狱中时,将希特勒描述为心理变态狂、撒旦恶魔,身边围绕着一群妖魔般的“行动执行者”,例如鲍曼和希姆莱;法郎克还设法辩称第三帝国犯下的残酷罪孽都是这三个人秘密计划的结果。跟其他许多纳粹一样,法郎克无法承担自己犯下野蛮暴行的责任。终归一句,那些都是希特勒那个恶魔诱使胁迫他做的事。

1945年8月,一家人被迫离开“薛伯霍夫”这栋大房子,而且只能带两个行李箱和几件毛皮大衣。他们先被送到一家客栈,然后转往不远处的施利尔湖畔新豪斯村,安顿在一间小小的双卧房公寓。她试图把长子诺曼送进附近唯一一所中学,但被该校校长拒收。那位校长坚决不让一名战犯的小孩进他的学校就读。当时已经十八岁的诺曼不得不在家中自行学习,结果没通过高中毕业会考,后来完全放弃学业。

法郎克在五个月间音讯全无,家人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又发生了企图自杀的事。全家人每天通过收音机密切注意审判的进展情况。1946年9月,法郎克的家人在正式宣判前最后一次去探望他。诺曼觉得父亲的样子不一样了,他变得非常瘦。他对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要坚强,而且要记得,话一定要仔细想清楚以后再说出来。”

尼克拉斯想起最后那些时刻不禁感到愤慨:“他死的时候我才7岁,我没有哭。我们在9月初到监狱里探望他。我知道他就要死了,收音机上大家都在说这件事,学校里也一样。我坐在我母亲的膝盖上,他在一扇窗子后面。他说:‘尼克啊!再过3个月,我们就要全家一起在家过圣诞节喽!’我心想:‘他怎么到现在还在说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他居然还对我说谎?’”

直到今天,他依然不明白何以父亲从不曾对他说:“尼克拉斯,我是个罪犯,所以我死是很正常的事。我参与了那一切,我觉得很后悔。”他无法忍受父亲毫无悔意这件事。他表示:“他犯的错成了我们的祖产。”他用激烈至极的字眼描述父亲,将他视为“杀人犯”,“懦弱”而“虚荣”,“虚伪”且“卑鄙”,而且是个可悲的“马屁精”。他又说:“但建造那些毒气室的,却是那个懦弱的人。”

法郎克被纽伦堡大审判法庭依战争罪及违反人类罪判处死刑,于1946年10月16日以绞刑处决。

对大儿子诺曼而言,死刑判决好过像纳粹党的副元首鲁道夫·赫斯那种终身监禁。他表示自己可能难以接受父亲受到无期徒刑的判决,因为“如果父亲被判处终身监禁,恐怕等于全家人一辈子坐牢”。

布莉姬特被带到奥古斯堡附近的格京根监狱,其他被判刑高官战犯的妻子也被关押在那里。这些在大战期间生活豪奢的夫人们在监狱里尝到躺卧草席、与老鼠和虱子为伍的滋味。饥饿的侵扰和众人杂居的生活成为她们的日常写照。

狱方只让她们的小孩偶尔前来探视。她们特别担心小孩的遭遇,在战后萧条凄惨的德国,她们想知道孩子们是否能填饱肚子。

布莉姬特于1947年9月中旬获释,当时她的肤色已经被晒得相当黝黑。据说她向孩子们宣布:“我在那里度过了最美好的假期……”

1951年,长子诺曼决定离开家庭的怀抱,移民阿根廷。但他的行踪被阿根廷的纳粹发现,那些人将他视为他父亲名正言顺的接班人。他在不得已之下,只好转往玻利维亚边境的一处矿场工作。

同年,尼克拉斯被送到弗赫尔岛上维克(德国一个市镇)念寄宿学校,在那里待到20岁为止。在他的回忆中,那是一段无比快乐的幸福时光。他得以离开原来的家,不必听母亲的叫喊声。同学知道他的身世背景,不过他们对此并不在意。热心于照顾纳粹小孩的牧师洛曼在尼克拉斯心目中成为替代父亲角色的人物。

洛曼虽然本身不是纳粹,但他真心疼爱他们这些纳粹小孩。尼克拉斯12岁时,有一次写信给母亲,他的信首标上“尼克拉斯·法郎克,波兰王子”的头衔,洛曼看到以后用严厉的口吻告诉他:“你不可以这么做。”

大战期间的荣华富贵悄然远去。1947年政府将布莉姬特的财产充公,一共只留下五千马克,她只能节衣缩食,每个月用五百马克勉强支撑自己和小孩过活,直到五千马克耗尽为止。

高中毕业以后,尼克拉斯虽然对戏剧有浓厚兴趣,但他还是决定进大学修习法律、历史、社会学及德国文学。他没有拿到文凭,后来成为记者和作家。跟某些纳粹要员的孩子相反,尼克拉斯的立场非常清楚:“我不害怕过去,我要知道一切。”终其一生,在他保有的亲人照片中,一直有那张父亲遗骸的照片。有人问他这件事时,他的回答是:“我很满意这张照片的模样,他确实死了。”

父母完全不承认自己的罪恶,对此也没有任何悔意,这种行为对子女造成的影响因人而异。某些人会仿效父母毫无罪恶感的行径,其他人则可能完全无法忍受父母的行为,并且予以全然排斥。

就尼克拉斯而言,父亲从不表示懊悔,甚至企图合理化自己的罪行,这是他永远不能接受的事。

有一次尼克拉斯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时表示他宁可自己的父亲是一个简单的面包师傅。不过跟其他纳粹高官的小孩一样,他认为自己已经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要是他的父亲名叫戈林或希姆莱,那才真叫天大的悲哀。尼克拉斯认为他父亲“被处决是罪有应得,而他为此感到快活”。

尼克拉斯说他曾在1959年某天让母亲服用剂量太高的药物,试图借此杀害母亲。当时她因为心脏病发作,被送到慕尼黑大学附属医院。尼克拉斯在自己生日之前几天到医院跟她一起庆生。母亲体重过重、腿部水肿,但当天她特地为儿子打扮了一番,并请护士帮她化妆。她的双唇涂上红艳艳的唇膏,儿子见到她时,觉得她上了太多脂粉。

她知道尼克拉斯从不曾爱她,但她还是忍不住问了他这个问题:“亲爱的儿子,你真的从不曾爱过我这个妈妈吗?”儿子沉默不语,母亲为了掩饰尴尬,只好改口建议他跟父亲一样去修读法律。她希望小儿子“也能拥有伟大的造化”。她说话的语气让人觉得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几天后,在尼克拉斯生日当天——布莉姬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时年63岁。

诺曼在阿根廷待了5年。他认为远离德国和家人那些年对他而言是一种“解放”;他说母亲令他无法“呼吸”。返回德国以后,诺曼住在母亲原来住的大公寓里,里面分别挂了父亲和母亲的肖像,以及几件他们从前使用的家具。他对自己的过去感到害怕;他佩服幺弟尼克拉斯能撰文批判父亲,并且无论在言词或行动上都能如此严苛地攻击父亲。

对诺曼而言,质疑父亲是非常困难的事。他爱他的父亲,从来无法真正摆脱那份感情。他跟幺弟不同,他曾一天天看着父亲在纳粹政权中爬升。

尼克拉斯认为大哥为此而糟蹋了他的工作生涯,甚至错过了他的个人生活。尼克拉斯育有一名女儿,但诺曼跟其他一些纳粹后代一样,决定不要小孩,以免将法郎克家族的基因传递下去。

在法郎克家的孩子们中,只有诺曼和尼克拉斯愿意承认父亲是罪犯的事实,其他三个小孩都拒绝接受历史真相。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人生,而且大都是悲剧性的遭遇。

后记

大战期间,歌德伦、诺曼、尼克拉斯等都是英雄豪杰的孩子,战后他们却成了“屠夫的小孩”。

他们忽然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中,在那里变成人人唾弃的贱民,但他们未曾拥有任何机会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童年时代的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父亲跟权利中枢和希特勒之间的紧密联系。当时局证明希特勒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罪大恶极的败类,他们明白自己因为与父亲的血缘关系,被迫跟希特勒紧紧纠结在一起。

为了自我建设,有些孩子选择在心中淡化父亲参与纳粹恐怖暴行时的自愿程度,比如歌德伦;有些孩子则选择剧烈排斥,不让亲情有存在的余地,比如尼克拉斯。要想让自己对父亲的深沉感情与对他的残酷行径所感受的罪恶感同时并存,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心理工程。

然而,一旦他们的姓氏被提及,他们必然都得面对社会的反应;无论他们决定跟自己的血缘维持什么样的联系,那个姓氏都宛如宿命,无可避免地将他们拉回那条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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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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