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撰稿人的末路

2019-07-03 16: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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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 在大多数时间,工作都与我们的生存直接相关。无论我们是在主动寻找一个谋生的饭碗、不断追求自己钟爱的事业,还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甚至消极逃避,它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为了更好的生活,几代中国人都在不断适应着时代的变化,不曾停歇,也不能停歇。工作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性格的个体多元多样的三观。 这一次,我们希望能请大家一起,记录下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与工作有关的故事。记录下我们的父辈们曾经所为之奋斗的,也记录下我们自己所困惑、怅惘与坚持的一切。 记录下自己,就是记录下今天。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寻业中国」。期待你的来稿。

1

2000年5月21日,在33岁生日当天,我走进厂长李明的办公室,将辞职报告递到了他手中。

高中毕业后,我进入这家已经有24年历史的国营棉纺织厂工作,一转眼已满10年。棉纺织厂有1300多名职工,是我们这个小县城最大的一家企业。我在织布车间做保全工,带出过十几位徒弟。半年前,李明曾暗示,说等干部调整时提拔我当车间副主任。车间副主任的奖金系数要比普通职工高出0.2,很多人都盯着这个位置。

李明把我的辞职报告仔细地看了一遍,拧开钢笔,又抬起头看着我说:“你再慎重考虑一下吧,以后可别后悔。”

我豪情满怀地说:“不用考虑了,我决定的事情,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李明又问:“辞职后你准备干嘛?”

我底气十足:“当自由撰稿人,就是靠写文章拿稿费混饭吃。”

听到这儿,李明二话没说,刷刷刷地签下了字。

决定丢掉铁饭碗,并不是我的一时冲动——从1995年起,我就开始写作了。

那一年,厂团委办了一份油印的刊物《经纬》,上面除了刊登一些厂里的动态、工作经验、先进人物的文章外,还开辟了一个文学栏目。团委书记、也就是《经纬》的主编钱江龙是我的好朋友,一天找到我,希望我帮忙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文学稿,不然,刊物就要开天窗。于是我花了一个晚上,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散文《雨夜》。

文章在油印刊发后,好多同事都说写得不错。我心里得意——既然大家都说好,文章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我干脆把稿子誊抄了一遍,装进信封,寄给了市报的文学副刊。

半个月后,《雨夜》变成了铅字——既然市里的报纸能发表,省里的报纸似乎也可以试试,于是我又把稿子寄给了《浙江日报》的文学副刊“钱塘江”,只过了一星期,文章也见报了。

市报的20元稿费和省报的40元稿费是同一天汇来的。纺织厂的收发室就在大门口,全厂职工上下班都要经过那里,桌子上两张浅绿色的邮政汇款单相当显眼,让我很出了点风头——在我们厂里,之前还从没有人赚到过稿费。

写文章不仅能出名,而且还有稿费,我来劲了,晚上也不太出去玩了,全用来码字。

我运气不错,写出来的文章没有一篇是废稿,全都能够发表出来。一个月下来,多的时候能发表20多篇,少的时候也有10多篇见报。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396元,在当地已经算高的,但我每个月的稿费,平均起来差不多有500元。

经常去收发室拿汇款单,我心里爽了,有些同事心里就不爽了,到车间、厂部告状,说我不务正业,把精力用在搞“私有制”上面。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持有这种观念,再说,我写文章用的全是业余时间,他们如果不嫌累,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纺织厂里女职工多,自从我有了稿费收入,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工经常来找我借书看——借书是幌子,目的是想跟我套近乎,我还能不知道她们的心思?

1998年春天,我跟纺纱车间的质量员周韵确定了恋爱关系。周韵长得漂亮,厂里厂外追求者不少,能看上我,这跟我会写作、能赚稿费有很大关系。

人一得意就容易忘形,我对周韵夸下海口:“现在我一个人赚的比双职工还多,你干脆辞职算了,我养你。”

周韵笑笑:“我们厂效益还是不错的,真要把这份工作扔掉,我还有点舍不得。”

到了2000年,我的工资已经涨到720元,每个月的稿费收入也已经达到了1500元左右,已经是工资的一倍多。我想,如果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写作上面,赚的稿费肯定翻番。而且当时“自由撰稿人”已经成了一个新兴的时髦职业,我了解到有几位知名的自由撰稿人,在多家报刊上写专栏,每个月稿费轻松过万,这对我太有吸引力了。

我选择在生日那天辞职,就是想寓意着未来将是一个崭新的自己。从厂长办公室里出来,我抬头看了看天,是那么的宽广,我相信,自己会成为那只在天空中自由快乐飞翔的小小鸟。

2

张重是我们县电视台的新闻部主任,他也十分喜爱文学创作,但发表的不多。在了解到我的作品经常出现在各级报刊上后,他常上门来和我交流探讨写作心得。时间一长,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那天,张重得知我辞职要当自由撰稿人的消息后,认为我太草率,不仅失去了一份稳定的工资收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等还要自己缴纳,压力可不小。我拍着他的肩膀让他放心,说等一个月后,我把稿费收入统计出来,保证让他吃上一惊。

张重说:“写作毕竟不是流水线作业,万一到了才思枯竭的时候,没有稿费进项,吃饭穿衣又照样要花钱,你怎么办?”

“我相信自己不可能混到那一步。”

张重摇摇头:“你也别太自信了。这样吧,我们电视台新闻栏目最近要扩版,需要招聘几名采编人员,你先进来干着,把业务熟悉起来,再做出点成绩,到时候我跟领导说说,争取半年之内把你的身份问题解决了。我们电视台是事业编制,财政兜底,旱涝保收。再说,在新闻单位从事采编工作,接触的人和事会特别多,这对你以后的写作大有帮助。”

事业编制算个啥?即使是行政编制的公务员,跟我们企业的工资也差不多。我谢绝了张重:“你是我的好兄弟,不过,我真的不想再过朝八晚五的生活了,我现在就想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赚更多更高的稿费。”

以前写作是爱好,现在为了生存而写作,性质已经完全不同,我得好好规划一下。

我觉得要想长久地干下去,就得给自己立几条规矩:一是每篇文章都必须追求质量;二是坚决不写有违法律法规、有违良心的文字;三是坚决不抄袭、不洗稿。

以前我写作用的是钢笔和方格文稿纸,写一篇稿子,经常涂涂改改,有时候连自己都认不出。誊清时,担心编辑老师看不清楚,影响采用,只好一笔一划地认真抄写,1000字的稿子,差不多要抄上半个小时,时间一长,手指也结了厚厚的老茧。我一咬牙,拿出6000多元钱,买了一台联想电脑和一台打印机,鸟枪换炮,开始了电脑写作。

用电脑写出的第一篇文章,是篇叫做《微笑如花》的随笔,850字。当我看到稿子从打印机里吐出来的时候,就认定它会给我带来不错的收益。我将它一共投寄给了22家大大小小的报社,见报16家。等稿费陆续汇来,我一统计,这篇稿子给我带来了快800元的进账。

我算了一笔账:如果我每天写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发表10个地方,每篇稿费算它40元,一个月下来我也能赚1万多元,比在工厂里累死累活干一年还多,太振奋人心了。

我写作的主要方向是散文、随笔、小品、杂文、评论,供给各地日报、晚报的副刊。虽然杂志的稿费要高出不少,但我很少去写——杂志要求的稿子,篇幅较长,故事奇特,一般要3个月才知道是否采用,文章发表出来,又要等一个周期,稿费来得就更慢了。若是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写出来的杂志稿子不被采用,损失可不小。

自由撰稿的头一个月,虽然没有拿到想象中的1万元稿费,但也赚了7000多元,是一个不错的开端。

但很快,就有读者开始陆续投诉我一稿多投了。

一次,我在天津一家党报的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隔了10天,我又把稿子投给了天津一家著名的晚报。几位读者看到后,打电话给报社编辑。编辑立即给我写了一封信,指责我一稿多投的行为,并告知要停发稿费,并把我列入报社“黑名单”。

其实,很多像我一样的自由撰稿人,对一稿多投是持保留态度的。毕竟有的报社开出的稿费实在太低,作者辛辛苦苦写出的一篇千字文,才给5元的稿费。连一些编辑对作者一稿多投也是睁一只闭一只眼,退而求其次,只是要求同一个省份或者同一个城市不要再投。

东方不亮西方亮,当时全国有报纸近2000份,只要有好稿子,不愁没有发表的地方。

3

2000年前后是纸质媒体的黄金时期,新创办的都市报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每份报纸都是越出越厚,需要大量的稿子填充版面,我如鱼得水,用自己的稿子在全国各地报纸上“攻城掠地”。

那段时间,我每个月的稿费收入都在7000到10000元之间。在给自己缴纳了养老、医疗保险后,还买了3份商业保险。

到2000年12月份,我已经攒下了4万元稿费。当时,我们县城的房价每平方米900元左右,我贷了9万元,买下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写文章写出一套房子,一时之间,我几乎成了县城里的“风云人物”。

2001年的3月,我和周韵结婚了。有了家庭,背着贷款,我写作更努力了,也渐渐养成一种独有的作息:

我一般在夜里10点之后开始写稿,再修改几次,然后打印装信封,等第二天睡醒后到邮局投寄。后来有了电子邮件,投稿就更方便了,凌晨就可以把稿子全部发出去。然后再看两个小时的书,便安心地歇下。第二天上午10点起床后,我或去公园散步,或找朋友聊天。

别人很是羡慕我的生活状态,其实,白天不懂夜的黑,写作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正如张重所言,写作不是流水线作业,有灵感时还好,用不了多长时间,一篇千字文就能完成;也有些时候,对着电脑屏幕,脑子里一片空白,就是把头发揪下好几绺,也写不出一个字来。

靠写稿为生,自然对稿费尤为关注。按1999年4月国家版权局颁布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原创作品的基本稿酬标准为每千字30元到100元。但从我的经验来看,一般报社给普通作者的稿费,基本上都是按最低标准支付。像内陆、西北等地区稿费更低,每千字在5到15元之间。不过,沿海发达地区的报纸每千字能够达到100元,有的甚至更高。

所以,我一般专攻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等地以及我们浙江省的报纸。特别是深圳报业集团和南方报业集团的报纸,编辑专业,不惟名家,开出的稿费也是业内最高标准,只要写出新的文章,我都会第一时间投给他们,每个月我都能在深圳的报纸上发上十几篇文章。每一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报社给我寄样报、汇稿费,每过十天半月,周韵就会将自己上下打扮一新,拿着厚厚一沓汇款单,兴高采烈地去邮政局领一次稿费,再逛逛商场,请几个小姐妹去饭店吃上一顿,那种得意是不言而喻的。

到了2003年2月,当初买房子的9万元贷款已全部还清。晚上,周韵专门炒了几个我喜欢吃的菜,还开了一瓶红酒,给我满满倒上一杯。

她笑着说:“这几年你辛苦了,不过,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希望你用一年的时间,给我们写出一台10万元左右的小车,我已经去驾校报名了。有了车以后,你写作累了,我们就驾车外出旅游,寻找更多的灵感,然后更有精神赚稿费。”

我喝下杯中的酒,说:“好吧。”

对于周韵给我下的这个任务,我是很有信心的。当时,我在3家报纸上都开了个人专栏,每星期发一篇,每篇稿费200到300元不等,再加上其他报纸的用稿,每个月的稿费已接近万元,一年下来,买台10万元的汽车不会是大问题。

4

我们当地还有不少写作爱好者,有的是企业员工,有的是乡镇部门的公务员,都希望通过写作出一点小名,或者赚一点稿费贴补家用。他们知道我靠自由撰稿为生,又活得如此滋润,经常向我讨教独门秘诀,更希望我“提携”一下。

当时,我隔三差五就会接到报社编辑的约稿,多的时候,我一个人根本就写不过来。于是,我从写作爱好者中筛选出5位有一定写作基础的,成立一个“写作联盟”,每天由我定选题,让他们具体写作,最后由我把关、润色、投稿,发表后稿费五五分成。

小李那年29岁,是一家机械厂的门卫,工资不高,6年前开始写作,希望通过发表文章引起领导的重视,把他调到厂办工作。可这些年仅在市报发了6篇文章。他对写作联盟充满了期待:“兄弟们,哥要带我们吃肉了,加油干。”

大家的写作热情十分高涨,经常深更半夜还打电话讨论:

“我突然有了灵感,这篇文章肯定能火。”

“我想到了一个好题材,你觉得应该从什么角度去写?”

……

但说句实在话,他们的写作水平参差不齐,与报社的要求存在一定的距离,有时候改他们的东西甚至比自己写还累。

这个写作联盟仅仅两个月就散伙了。

第一个月,大家冲劲十足,每天都熬到凌晨,一共写了53篇文章,向外投稿552次,但只发表了33次,总共收到稿费1520元,按五五分成,我拿了一半,他们每个人才分到100多元。

第二个月,稿费更少了,只有1000多元,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大家都有些垂头丧气。这笔稿费我们没有分,6个人来到一家酒店,叫了一桌子酒菜。没一会儿,大家都喝高了,小李搂着我的肩膀说:“哥,我现在一点也不羡慕你了,自由撰稿这碗饭,不好吃,你不容易。”

也许是真的觉得这几年自己写得够累够苦,也许是酒精的作用,我也狠狠地哭了一鼻子。

自由撰稿人的末路

2004年8月的一天,周韵下班回来跟我说,这几年棉纺厂效益直线下滑,企业要改制。改制后,一部分职工可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置换职工身份;一部分职工则要下岗分流。

“我到底是留是走?”周韵让我拿主意。

“走。企业成了民营企业,就没国营企业好混日子了。你累死累活干一个月,我多写几篇就什么都有了。再说,我们也该有个孩子了。”我说。

周韵办理好离职手续,按工龄拿到一笔一次性的工资补偿后,在家做起了全职太太,偶尔帮我签收一下信件和汇款单,登记一下投稿情况。

周韵的舅舅是我们县一家银行的行长,得知周韵也放弃工作,专门来家里,语重心长地劝道:“你们两个都脱离了单位,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万一以后有个什么情况,连一点儿保障都没有,日子怎么往下过?”

舅舅建议周韵先去他银行做临时工,有机会就办理正式聘用手续。当时银行职工的收入一点也不比公务员差,周韵有点心动,可我死活不同意。

两个月后,周韵怀孕了,这事情也就放在了一边。

2006年9月,女儿当当出生了,我激动得不行,决心要给她最好的生活。

5

当初周韵给我定下的用稿费买一台小车的目标,到当当3岁时都没有实现,不仅如此,家里的存款也始终停留在5万元左右。我分析了一下原因才发现,物价在上涨,家里又添了人丁,我所赚的稿费只能维持开销,几乎没有结余。

周韵的脸色开始变得难看起来,跟我说话也没有以前那样好声好气了。其实,我心里也十分焦急,赚不来钱,不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作为一个男人,确实直不起腰抬不起头。

除了正常途径投稿,我开始尝试些其它方法。

我在QQ上的一个“文学写作交流群”里,看到有人在推荐一款投稿软件,上面大约有7000到10000个邮箱,几乎涵盖了全国所有报刊的副刊和专刊。

我眼睛一亮,心想只要有了这个“投稿神器”,一稿千投万投,即使采用率低得只有1%,一个月下来,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于是我花280元买下了软件,开始了天女散花式的投稿——管它稿费多少,只要有就行。

刚开始,发稿量确实有了一定的提升,汇款单也如雪片似地飞来,但两个月后,这种情况就结束了。而且,越来越多的邮件被拒收,甚至被编辑拉入黑名单。几位熟悉的报社编辑打电话提醒我:“兄弟,你多少也算有一定知名度的作者,用投稿软件,没意思,也不值得。”

这句话让我很羞愧,从此我便弃用了投稿软件。

当当3岁半了,周韵决定把她送入一家收费较高的民办幼儿园。那天,周韵问我要3000元钱交学费,我说:“你前天不是刚去邮局领了稿费吗?怎么又要钱?”

“前天领的那3000多稿费,交了我们两个的养老保险,再买一些日常用品,你说能剩多少?”周韵语气不善,“赚不来钱,一个大男人好意思吗?”

我有点生气,大声地说:“我天天绞尽脑汁地爬格子,不全是为了这个家?”

“我现在真的后悔当初从棉纺织厂出来,更后悔没有听我舅舅的话,不然,我现在至少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用天天伸手问你要钱。”周韵舅舅因年龄的关系,一年前已经从行长的位置退下来,再让他给周韵在银行里找一个工作已经不可能了。

周韵委屈地哭了起来,当当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们。我长长叹了一口气,转身进了书房。

周围羡慕我的人开始慢慢变少了。到了2010年,我们当地的月平均工资已达到了4000多元,我的那点儿稿费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了。

很多以前写作的人现在已经不写了,当初参加写作联盟的那几个家伙,就只剩1人在心情好的时候偶尔会写个一两篇,发在自己的QQ空间里自娱自乐一下。小李4年前从机械厂辞职出来办了个装饰公司,一年下来收入30多万。

一天我在公园里散步,碰到了去公园管理处谈装修业务的小李。他问我:“哥,现在一个月的稿费收入肯定突破两万了吧?”

我只好跟他打了个哈哈:“正在努力中。”

2011年年初,当年县棉纺织厂的团委书记钱江龙找到我,问我想不想挣笔外快。

原来,在棉纺厂改制那年,他通过亲戚关系调到了行政部门的宣传教育科工作。每年单位都会给他下达宣传任务,要求展示本部门工作业绩的宣传报道,得上国家、省级、市级多少多少条,并且制定了奖惩制度:如果稿件上国家级党报,给予稿费20倍的奖励;如果上省级党报,给予稿费10倍的奖励;上市级党报也能给3倍的奖励——相反,如果完成不了任务,年终考核不合格,并扣除年终奖金。

县级行政部门常规性的宣传报道,要想上上级党报,确实有难度,于是钱江龙想到了我。他专门找到我家,开门见山,希望我替他操刀写宣传报道,然后利用我跟报社编辑的关系让报道见报,报社发的稿费和单位里给的奖励全部归我。“这件事情能够让我们双赢。比你实打实写文章要‘有利可图’吧?”

如果在以前,我是不会答应写这类程式化的宣传报道的,但现在,我不得不说,这高额的奖励实在太有吸引力了。

钱江龙当即给我提供了一些素材,不出半小时,一篇报道就出炉了。我把稿件发给一家国家级党报熟悉的编辑,央求他帮助。第三天,稿件见报了,虽然编辑删删减减,只剩豆腐干那么点,但钱江龙十分激动——这是他们单位第一次上国家级党报。

一个月后,钱江龙把稿费连同奖励金、一共2100元钱交到我手中。尝到甜头的他希望和我继续合作,很快,第二篇稿件就出炉了,在给编辑发稿件的同时,我还附寄了几斤茶叶。

在我的翘首等待中,我收到了编辑的邮件:“这种稿件给你用一次,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如果再用,你会让我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职业,有些事,无需我点破,请好自为之。”隔了几天,茶叶也被原封不动地寄了回来。

从此,我连别的文章也不敢投给这位编辑了。

6

一天,我收到一份样报,打开副刊版,发现我的新作旁边的那篇文章,几乎是一字不差抄袭我两个月前发在另一份报纸上的稿子。

自从我写稿以来,被抄袭、洗稿已是常事,本不想在这上面花费太多精力,编辑们也大多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我总抓住抄袭的事情不放,可能会惹恼编辑,毕竟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可那天,我想动动真格为自己维一次权。我软缠硬磨,终于从编辑那里要来了抄袭者的工作单位和电话号码。通过侧面了解,他是江西省某县一个乡镇的文化员,抄袭文章发表是为了得到领导的赏识,把他调到党政办当文秘,以求更大的发展。

我多次与他在电话中交涉,但他拒不承认自己的抄袭行为,还一副“你爱咋咋地”的无赖相。我被惹怒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抄袭我文章的相应资料备齐,写了一份情况说明书,寄给了他所在乡镇的党委书记,同时委托律师把他告上了法庭。

这一套组合拳终于令他慌了手脚,打电话来要求私了,不仅承认了抄袭行为,还愿意赔偿10倍的稿费,第二天,他就往我账户上打了1000元钱。

一些报社也不是很尊重作者的劳动,常常拖欠稿费。

广州有家报社,3个月时间一共发了我14篇稿子。可半年过去了,稿费迟迟不来。我先是联系编辑,编辑说:“这是财务的事情,我给你一个号码,你联系他们好了。”我打通财务的电话,那边说:“我跟编辑核对一下。”

核对来核对去,又3个月时间过去了。期间我多次打电话去催讨,报社财务烦了,很不客气地说:“又没多少钱,干嘛天天催个不停?不烦吗?”

我无言以对,只好自打退堂鼓:“好吧,这点小钱我不要了,留着给你们发奖金吧。”

每年,各类选刊、网站摘编我的文章都有上百篇(次),除了像《读者》《青年文摘》等少数几家知名报刊会汇来转摘稿费外,其他的不要说主动联系我了,即使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电话、发邮件去要转摘稿费,也基本没有任何下文。

有次我们当地一位语文老师去外地参加一个教学研讨会,回来见到我说:“兄弟,你太牛了,你的文章上了语文教材。”原来,“苏教版”语文课本五年级下册27课,收录了一篇我前几年发表的文章。

文章能够被语文课本收录,这让我很高兴,但高兴之余,我也有不痛快的地方:两年时间过去了,出版社从没有主动联系过我。

我立即给出版社打去电话,希望能给个说法。不久,出版社给我寄来了一本样书,以及一份“版权授权协议书”,并一次性支付给我了300元稿费。

7

2012年以后,新媒体崛起,纸媒广告收入少了,都开始压缩版面,用稿量也大幅度下降。

报社效益不好,工资待遇受到影响,人员流动就快,一些熟悉的编辑纷纷转行,这样一来,我发稿就更难了。有编辑曾跟我说,每天他邮箱收到的投稿都在100至300件之间,根本看不过来,而报纸每个星期只有一个副刊版面,最多用4篇文章。为了保证文章质量,基本上都是向名家和老作者约稿,自由来稿几乎没有采用的机会。

同时,稿费也在缩水。原来我在一家都市报发表一篇文章,稿费是200元,现在直接砍半,甚至更少。一个月下来,我的稿费到手只有5000元左右了。

我明显感觉到了寒冬的来临。

那年,一家北京的出版社里的徐姓编辑联系我,说看到我发表的作品挺不错的,他们想为我出一本12万字左右的散文随笔专集,计划定价每本30元,首印2万册,给我8%的版税。我一算,能拿到将近5万元的版税,于是,我天天加班加点,用了1个月时间,将书稿整理好寄给了他。

两个月过去了,出版社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厚着脸皮打通了编辑的电话:“徐老师,书稿的事情怎么样了?”

徐编辑先是云里雾里,我解释了老半天,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说:“真不好意思,书稿在二审时被打下来了,主任说,书出出来可能在市场上不太走得动,就先不出了,你可以把书稿寄到别的出版社看看。不过,如果你自费出版,我们可以再谈一下。”

我本来是希望通过出书增加一笔收入的,如果要自己出钱就算了。接着,我又把书稿寄了10多家出版社,但全部被退了回来。

张重那时已经是我们县电视台的常务副台长了,知道我出书受阻后,一天晚上专门把我叫到家里喝酒。他说:“书稿既然已经整理出来了,就出吧。写了这么多年,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待,缺钱的话,我可以帮你拉一点赞助。你打听一下,到底需要多少钱?”

“你说,我都混到什么份上了?”我仰脖喝下了一大杯酒,泪水溢出了眼眶。

我又联系了那个徐编辑,问他自费出书要多少钱。徐编辑说:“编审费、书号费、设计排版费和印刷费加起来,给你一个优惠,3万元,到时候给你印1000册。”

张重帮我到一家企业拉了1万元赞助,我自己又拿出2万元积蓄,凑足了出书费。2013年8月,书出版了,一大堆书运过来,我不知如何处置,张重提议:“我帮你联系一下新华书店,办个新书签售会吧。”

新书签售会那天,几位朋友专门在新华书店门口给我搞了一条横幅,上书“作家XXX新书签售会”。张重还特地叫来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报道。虽然前来看热闹的人很多,但买书的几乎没有。1个小时下来,只售出了10多本书,我羞愧难当。

这批书毕竟花了3万钱,怎么也得处理出去。最后还是张重出面,帮我联系了一些部门乡镇和企业,这里10本、那里20本,我到处陪笑脸说好话,最终卖掉了800多本,连本钱都没拿回来。

8

2013年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正在书房里写作,周韵走了进来,说:“明天我要去一家私营纺织厂做出纳了,每月工资2100元。以后当当上下学你接送一下,家务事也多担待些。”我点点头,没了以前的底气。

2014年10月,在新公布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中,虽然对稿酬标准进行了调整(原创作品每千字80到300元),但真正执行到位的报社却很少。

也是在这一年,新一轮的报纸休刊潮开始了。像我经常供稿的《新闻晚报》《东方早报》《天天新报》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每停一家报纸,我的心就痛一次——发表文章的阵地又少一处,稿费收入又被割去一块。

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深圳商报》文化时评版的下线。2015年10月19日,编辑给我发了一封电邮:“纸媒式微,奉旨减版。深圳商报文化时评版自10月19日起正式下线。在此道一声珍重,说一声感谢。所有稿费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发放,请兄注意查收。”

长期以来我都给这个版面供稿,每个月发稿4到8篇,稿费每篇300元,仅在这里,我一个月就可以拿到1800元左右。它的下线,意味着我本就缩水的稿费收入又被拦腰斩去一半,每个月到手只有3000元上下了,如果除去要缴纳的养老、医疗等保险金,已所剩无几。

别人的收入是水涨船高,而我则是水落石出。稿费收入不仅不能让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甚至连维持基本的生存都捉襟见肘。

这期间,也有朋友建议我开个人微信公众号,靠写爆款文章吸引粉丝,同样可以赚钱。我清楚我自己,由于长期依附于传统纸质媒体,思维和笔法已经固化,根本就写不出什么“10万+”的文章。

从2000年5月到2015年10月,整整15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涯,我的眼睛近视了,头发稀疏了,心力交瘁了。我切身体会到了这行的酸甜苦辣,也见证了纸媒从辉煌走向末路的全过程。

我真的应该和这个职业说一声“再见”了。

2015年10月20日上午,我走进张重的办公室。他见我垂头丧气,给我倒了一杯水,说:“我知道你想什么。你先休息调整一下,11月1日,你来电视台当编辑,不过,是聘用的,没有正式编制。台里帮你交五险一金,发到手工资3000元。唉,没办法,按规定聘用工只能拿这么多。”

后来我私下了解到,电视台的正式在编员工,除去缴纳的五险一金,全年的收入已经突破了10万元。

我谢过张重,走出了他的办公室。我抬头看了看天,天还是那么的蔚蓝,但我一点不觉得它有多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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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我的诗篇》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