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复病房里,我们一起站起来

2019-07-05 13:24:31
2019.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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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岁那年,我在后山玩耍,从十几米的悬崖上跌落,导致左腿大腿粉碎性骨折。第一次手术出院后,却没有条件继续接受治疗了——父亲在我5岁时因意外去世,母亲改嫁后几乎没再管过我,就在我出事两个月后,一直照顾我的祖父也因病离开了——我只能等自己慢慢长大。

在往后长达7年的时间里,我的腿都因为骨髓炎导致大腿骨骼与肌肉产生粘连,无法打弯、无法正常行走。

我很快就习惯了来自四周的嘲讽,村里的孩子们总跟在我后面学我走路、拍着手追着骂“瘸子”,我不敢抬头走路,总是要倚靠着墙壁才有安全感。

难过的是,我也问过医生,得到的答案都是说我的腿可以治好,就是要花钱。我向母亲以及亲属恳求过几次,希望能继续治疗,得到的回应也不过是——“谁让你把腿摔断的,你就是活该。”

问多了,母亲就动手打我:“不要做出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我前世欠你的?”

直到上大学后,自己打工赚了点钱,我才拖着那条自己几次想砍断的大腿再次求医。想着这是自己熬了7年才能走上的求医之路,那天我特地早早排队、挂了一个三甲医院骨科知名教授的号。

那天,教授看完片子就说:“陈旧伤早已愈合,CT检测报告显示关节和骨骼都没有问题,贸然手术的话情况会更糟,建议维持现状。”透心凉的绝望让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大脑混乱地对他说了很多话,求他想想办法,“您再看看……我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

教授没有搭理我,已经在叫下一个号了,后面的病人见我还不走,就朝我吼:“不要在这里叽里呱啦……”

那天,我在医院用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连回学校的公交钱都没有了。徘徊在医院门口,我想向过路的行人要2块钱坐车,几次话到嘴边,耳根一热,抓了抓头,就又放弃了。过去了1个多小时,天色渐暗,路灯亮了,我旁边在地上写粉笔字求饭钱的女子都走了,那位抱着大头娃娃唱《相亲相爱》的大叔也收摊了。

一个票贩子过来问我是否需要专家号,我顺着他的话终于问出了口,“能不能借我两块钱坐车?我明天还来。”他扭头走了。

我鼻子一酸,正打算走回去,旁边一位带小孩的大姐问我,要去哪里。

我低头不敢看她,说去XX大学,需要两块钱。

“你给哥哥两块钱坐车,要用双手递。”大姐摸了摸儿子的头。小孩大概六七岁,从兜里掏出钱递给我,大姐想了一下又对孩子说:“两块可能不够,你给四块。”

看着他们消失在路灯下的身影,我想,希望这个东西,还是不要轻易丢弃吧。

2

第二次挂号,是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她说,CT显示确实没有什么问题,我自觉地退出了诊室,在开门时她叫住我,“你还年轻,不治好太可惜了。”

她快速给我开了一张单子,“你拿着它去住院部22楼会议室,今天刚好有专家交流会,里面都是大佬,有我们骨科的创始人,我会交待护士带你进去。”

这一句话说完,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了下来。

护士很快带着我、帮我推开了那扇大门,里面有十几个医生,我愣在门口,一个精神矍铄的老者笑着问我有什么事,我却激动地说不出来,只知道哭,来回地搓自己的大腿。老者站起来走到我跟前,“都进来了,先说说你的病情,我们给你想办法。”

“腿不能弯,很多年了,问过医生了,不知道怎么办……”

“你脱掉裤子,试着下蹲让我看看。”

我费力地做出下蹲的姿势,尝试了好几次,老者说:“蹲不下去吧,我知道了,不是关节的问题,你先出去等结果,我们讨论一下,我基本上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在等待结果的两个小时里,我的目光一刻不敢离开那扇门。医生们依次走出来、互相寒暄着从我面前经过,我心急火燎,却不敢前去询问。过了好一会儿,一个年轻的医生走到我面前,“你的问题不大,早几年的确是不该瘸的,你的骨髓炎都没把腿烂掉,后来为什么不去治疗,非要拖那么大……黎教授给你做手术,特意让我跟你转达,只是个小手术。”

我知道,自己得救了。

手术前一天,住院部的医生把我喊去办公室,问家属来了没有,要签字。我说自己没有家属,所有该签的文件都愿意签,除此之外,我还主动写了一份承诺书,承诺即便出了医疗事故,也责任自负,绝不找医院麻烦——我急切地需要改变。

手术开始前,护士给我插导尿管,一阵剧痛过去,从前经历过嘲笑、谩骂以及各种生活的不便全部涌上心头,我握住护士的手哭泣,“一个人生病了,为什么会这么没有尊严……”迟迟不肯松开。

护士就安慰我说:“你是一个病人,正在有尊严地接受治疗。”

躺在手术台上,罩子遮住了我的头,护士又凑到我耳边说:“不要怕,睡一觉就好了,你的麻醉师是我们医院最好的。黎教授说了你的情况,我们都想让你更勇敢地往前走,你听听……”

我隐约听见手术室里的每一个医务人员都过来跟我打招呼,“你好呀!小伙子。”“我们准备好了。”

我平静下来了,说我也准备好了,你们放心就是。那是我这么多年来,睡得最安稳的一次。

一觉醒来,就听见护士对我说:“真替你开心,手术很成功。你以后就欢快地走路,有尊严地活着,追着兔子跑。”

我如释重负,像是从梦里笑醒过来,定了定神,再三确认这是真的。医生们围在我身边聊八卦,我好久没有对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感兴趣了,竟听得津津有味,还笑出了声。

3

一周后,我转入了康复科。

在去康复科的路上,我还跟护士抱怨,自己坐的轮椅也太丑了。突然急诊室的门打开,推出来一个长方形铁盒子,盖得很严实。门口的家属见状,马上大哭了起来,一群人扑了上去,将盒子往急诊室里推,一位阿姨喉咙嘶哑,“我不要给儿子磕头,我给您磕头,他才16岁,还有救……”

医生摊开手,对家属说:“伤势太重,我们尽力了。”

这位母亲就一直抱着那个铁盒子不肯放手,“儿子,哪怕你留着半截身子,只要能睁开眼睛看见妈妈就好啊!”

我一下说不出话了,在此之前,我本以为自己的遭遇已经是生活最无情的表现了,殊不知生活要为难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时,从来没有底线。

等进了康复科病房,我才发现,自己竟成了最幸运的那一个。每一位病友都用微弱的声音配合着僵硬的手势对我说:“真羡慕你。”

我不习惯被人“羡慕”,想和他们说说自己的事,却发现有的病友连自己的口水都控制不了。自己耿耿于怀多年的苦难过去了,可他们却大多都还在病痛中挣扎、等待着一个未知的结果——有些人恐怕早已知道结果了,不去接受,就成了唯一的希望。

一位大姐,42岁,是农村的家庭主妇。我喊她柳姐,她每次都脸红,让我改口喊柳姨。她是脊椎骨折,并伴有脊髓受损,下半身暂时没有知觉。医生说情况不算太糟,还是有可能恢复的。

柳姐总在担心地里的作物没有收,牲畜没有人管,两个孩子还在上学。至于她自己,唯独心疼钱。“怎么今天又花这么多?”每次用药,她都会问医生,有没有更便宜的代替药,家里为了给她治病,东拼西凑、变卖家当,可还是不够。

“要不是当时太贪心,不至于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她每天都这么念叨。柳姐是下山时受的伤,背着一捆柴,在下坡的沙土路上,又看见地上有截枯木,弯下腰去捡,一不小心扭了脚,从坡上滚下去,从县医院转来这里的。

照顾柳姐的是她老公,不大爱说话,柳姐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柳姐发脾气,他也不吭声。

有次他买了两个柳姐认为很贵的黄桃,被柳姐骂了20多分钟,说为了治病借的钱不知要什么时候才能还完,怎么还买这么贵的水果给她吃,“要是那些亲戚朋友知道了,会怎么看我,别人的钱也挣得不容易,我们还这么奢侈,对得住他们吗?”

骂完之后,她又叹了口气,“买了就算了,另外一个分给他们(病友)吧,这个我们平半分。”

柳姐说自己平时连医院都舍不得去,感冒头疼,也不吃药,睡几天就好了,以前能扛100来斤,“这次我真是拿这个病没办法。我贪心去捡那一截枯木,也是想着能省则省,没想到去了大头……”

每次她这么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4

隔壁病房有一个小姑娘,叫婷婷,13岁,长得好看又爱笑,为了方便治病,剪了平头,却依然看着无比清秀。

婷婷是因医疗事故导致的瘫痪,起初只是后背肩膀附近的脊柱有点弯曲,在做矫正手术的过程中出了意外,如今不仅无法站起,双腿膝盖还往后翻。

坚持要做矫正手术是婷婷妈妈的决定,如今出事了,婷婷却从没责怪过妈妈。只说妈妈既要维权还要照顾她,非常辛苦,“治不好就算了,我只是不想年年住在医院里,我要读书,已经落后两年了,我觉得不能读书比生病还难受,我经常梦到教室里大家都在读书……”

婷婷知道我是大学生,只是左腿有点问题,便主动来到我房间,在轮椅上很吃力地给我鞠躬,“哥哥,你能不能每天抽点时间出来给我辅导?不过没有什么钱的,不是不给,我会记在心里,等到以后我能挣钱了马上就给……”我连忙拉起她。

每次我教她点什么,她懂了之后都很开心,继而又会难过,说羡慕我受伤了这么久,至少还能走路,也从来没有耽误过学习,“如果我能康复,等7年也可以啊!”

我问婷婷除了读书还有没有别的愿望。她想了一会说:“我要是能走路,能在泥地里留下自己的脚丫子就好了,是往前走而不是向后转不听话的脚丫子。”柳姐在旁边听了,就趴在床上哭了起来,“我现在觉得还能继续干苦力都是最享福的了……”

我多理解婷婷啊,从前的自己只求能正常走路,然后随便做点什么都好,今天摆地摊卖西瓜、明天挑担卖凉粉、后天捧着几束玫瑰追在情侣后面跑,就算被嫌弃了也很开心。

对面的病房,又传来了歌声,是顺哥在唱歌给妻子听,“看着你有些累,想要一个人静一会,你的眼含着泪,我的心也跟着碎……”

婷婷也跟着哼了起来,那些歌,我们病房里的人听得多了,都会唱了。

我和婷婷经常会过去对面和顺哥一起唱歌,有时就能看到那位姐姐双眼流下泪来,顺哥就俯身亲吻姐姐的脸颊,说她的眼泪有时是咸的,有时又是甜的。

“宝宝你快醒来,一定不要让我等16年,那时我都老了,电视里的16年一下就过了,而我16秒都是数着过的。你看,婷婷和小蔡又来看你了,你好没礼貌哦,都不起来打个招呼……”听到顺哥这样说,我和婷婷也忍不住掉泪。

顺哥话不多,但总愿意跟我和婷婷说。他说看到我们就想起自己曾经的学生时代。他和姐姐从小青梅竹马,5岁就认识了,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同一个学校,毕业后就结婚了。

他们有过一个孩子,顺哥说那时两个人开心得不得了,连风吹落一片花瓣他都要伸手去接。却没想到,姐姐生产那天进了手术室,就再也没有醒过来,到如今已经5年了。

病友们都夸顺哥痴情,是个好男人,不过这样一直耽误着自己也不是个事儿……我却有些慌张,对顺哥说:“你以后哪怕厌烦了,也不要真的丢下姐姐不管,她一个人很孤单的。”想来以前妈妈觉得我是个累赘,经常把我丢下,我实在是怕了。

顺哥让我放宽心,“人一辈子就这么回事,自私一点当然能换个活法,可我知道我做不到的。”

我这才知道顺哥逃跑过,跑过3次,因为害怕自己狠不下心,所以越跑越远,最后一次到了香港,撕了港澳通行证,打算非法居留,想再随便搞点什么事,让法院判他坐上几年牢。只因某天在街头看到一个和姐姐很像的人,往事浮上心头,思念如潮涌,还是回来了。

“我终究不是那个负心人,不会再跑了,丢下她,我不会过得比现在好。”

5

健哥经常对青姐说他会像顺哥一样,爱上一个人就不离不弃,“你看,我没跑几步就跌你怀里了嘛。”

健哥是病房里最幽默的人,常说自己酷爱古典诗词、还精通各国语言,说着就要在青姐面前显摆,“也带嘛(法语,Je t'aime),阿姨细太露(日语,愛してる),岁月静好,我爱你。”惹得我们都笑了,青姐就面红耳赤的,一见他来了,就拉上我一起去给婷婷上课。

健哥其实只上过小学,12岁就去了工地上,“干了十几年,刚好攒够老婆本,却把我的老腰给闪断了。不过这是命中注定呐,我是个盖世英雄,驾着轮椅来娶你可好?”因为肌肉萎缩,他身上没多少肉,四肢枯瘦如柴,他就调侃自己前世就是孙悟空。

青姐说健哥不过是只鸵鸟,拿所谓的爱情来麻醉自己,“如果能站起来,谁也看不上谁,欢欢喜喜说再见,那才是最好的结果。我们连相依为命的资格都没有。”

只是,不管青姐拒绝他多少次,健哥都是笑嘻嘻的,第二天继续在诊疗室里花式告白。青姐是3年前出的事,大四那年准备去公司实习,为了进城买一套正装,坐上小巴车不到10分钟,车子就侧翻了。事故上了新闻,一共15人,3个轻伤,1个重伤,青姐就是那个唯一的“重伤”。

青姐在医院抢救了好些天才恢复意识,起初连嘴里的痰都需要借助器械才能吸出。如今就算借助移动扶手架还是得有人搀扶才能勉强行走。

“为什么一车人,偏偏是我?如果是我亲自抽签抽到的自己,还好受一点。”痛苦的时候,青姐常常忍不住咆哮。

然后治疗室就会瞬间安静下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等后来大家混熟了,大家就会揶揄青姐,问她何时委身于健哥,要不要再嚎一嗓子听个响。

青姐反倒不好意思了。

所有人里面,只有阿勇哥会用含糊不清的语言劝青姐,“青青,你不要难过啦,一天比一天好。”

第一次在诊室见到阿勇哥,我还有点怕他。阿勇哥浓眉大眼,样子有点凶,身高1米9,很大块头,上站立床时,要3个人才能抬动。

不过,等他一开口,我就改变了看法。那天,我帮他妈妈捡地上的水壶,很小的一件事,却听到他对我说:“谢谢弟弟。”第一次我没清楚,他还跟我说对不起,“我说话不清楚。”更令我想不到的是,阿勇哥曾是一位老师。住进病房来,是因为想徒手接住从楼上掉下来的小孩,当场被压倒在地,浑身多处骨折,几乎全身瘫痪。

在病房里,他最常说的就是,“爸爸妈妈辛苦了……弟弟妹妹要加油……我们会好的。”说话的语气就像个几岁的孩子。

阿勇哥的爸妈告诉我们,他受伤前能歌善舞,还会弹钢琴。

“现在没关系,我不后悔,我当时是来不及多想……但以后别人可不要接了喔,危险……”那天,当有病友问阿勇哥,怎么那么傻时,他断断续续地回答出了这句话。

其实,像阿勇哥这样因意外致瘫的病人,旧伤早已愈合,虽不必再住院打针吃药,但必须每天进行康复训练。即便治疗效果甚微、或者门诊治疗医保不给报销,也得这么坚持下去,不然身子会越发僵硬,四肢严重萎缩,更加没有痊愈的可能。

阿勇哥已经熬到了第5个年头,他的情况算是很严重的,就算坐轮椅都得用带子绑住。

6

病区病症最轻的,除了我以外就是斌哥了。

那时候,我几乎不想动,医生给我做推拿和牵引时,也是能坐着就不肯站起来,可斌哥却恰恰相反,他是病区里最努力锻炼的人。

斌哥话少,受伤的原因我们不了解,只知道他是工程师,家境殷实,医疗费用也有单位全款报销。他不用搀扶就能走路,做好防护措施还能在康复跑步机上慢跑几步。

很多病人躺在床上,情绪低落时,总会说:“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了。”斌哥从来不说这样泄气的话。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寸步不离地守着他,还有一双儿女。

斌嫂漂亮体贴,说话温柔,不管做什么都会让斌哥在她的视线范围之内。我们从来不开斌哥的玩笑,因为他根本没有时间闲下来,他踩单车的势头,总让我耳边响起贝多芬的《命运》。大家都说他玩了命地在锻炼,是因为他离希望越来越近,近到能够很快回家和妻儿过正常日子。

后来我才知道,斌哥其实是外冷内热。我母亲来医院那天,我没想到他会来病房安慰我。

我在康复科住院将近两个月,母亲只来过两次。第一次是我从手术室被推出来没多久,还在吸氧,大腿上有引流管,嘴唇干裂,为了省钱,我没有推注镇痛泵,麻药刚醒,疼痛难忍,喊妈妈。她却全然无视监护仪上加快的心跳,在病床前质问我这么大的事,花这么多钱,怎么不跟她说,“大逆不道”。

我没法说话,没有力气,闭上眼睛,无声地流泪。进来查房的医生看不下去了,劝走了她,怕我状态不好,还叫来了几个主治医生一起观察。

第二次她再来,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我以为她终于想来看看我了,心里多少还有些开心。那天,她背了一个大袋子,进门后,就一直在翻东西,然后去了洗手间,在里面洗头发洗衣服,四处跟人借吹风机,等到晚上8点,才终于消停,躺在折叠床上,给自己盖上毯子,仿佛回了自己家一般悠然自在。

医院距她的住处只有半个小时不到的车程,我住院这么久,她没有送来过一碗汤、一顿饭,这次也一样。柳姐在一旁也看呆了,一直给我使眼色。我问母亲来干什么。她打了个哈欠,说她的住处停电,热得没法睡,医院里有空调。

我想了想,从抽屉里掏出200块钱,让她要么就去住酒店,要么就把我从楼上扔下去吧。

她就又开始大喊大叫,说从她进门我就没有喊过她,这么不孝,“现在就不认娘了!”

病友门闻声都来了病房,我在床上哭,母亲就给姨妈打电话,“告状”说她好心来看我,我却以下犯上,还骂她。她收拾完东西、打着手机走出门外,就再没回来过。

母亲走后,柳姐也跟我一起哭了,她说自己的小孩那么不懂事,她都想好好活着,生怕他们没有妈妈会受委屈,却不知世上还有这么一个不知足的女人。她说如果她是我妈妈就好了,让她捡个大便宜。

婷婷和青姐帮我切西瓜削苹果,顺哥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难怪你说要我不要抛弃姐姐”,阿勇哥说以后他罩着我,斌嫂也来了,看没事了就说先回去看看斌哥怎么样。

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我用尽力气让自己笑出来,说没事,有些东西没有就没有吧。

大家各自散去之后,斌哥来了。第一句就问我会不会咏春拳,见我摇头,他笑了,“如果你不会,那我就会。”说着,他气喘吁吁地打了几招给我看。斌嫂上前给他擦汗时对我说:“你斌哥怕你想不开,非要过来看看你,你还年轻……”

斌哥随声附和:“等你以后成了家,这些就不算事了,爱人者人恒爱之,不要怕。”

7

让我不要怕的斌哥走了,离开时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还是医生和护士告诉我们说,他是半夜被送到抢救室的,出来时,就在铁盒子里了。斌嫂在外面等候,一直拿着斌哥平时喝水的杯子,里面的水凉了,她就重新去打,她以为斌哥只是发烧,一出来就会喝水。

听病友说斌哥是内脏受到了损伤,外表看不出端倪,所以大家一直以为他的情况算很好的。

在医院,生离是一种幸运,没有别绪,只有祝福,怕的就是这种突然上演的死别。

柳姐也走了,以一种激烈的方式。

她提前出了院,是因为家里实在没钱了,能借的地方都借遍了。离开之前,她对我说:“各有各的命,我躺着进来的,又躺着出去。”

仅仅过去10天,一位律师来到病房,让我们在关于从轻或免于处罚的请愿书上签字。我才知道柳姐走了,她丈夫被公安机关刑拘,是他给柳姐买的农药。

柳姐留下遗书,说自己没有公婆,如果自己不死,男人就没法出去赚钱,就养不大小孩,就还不了那些亲戚朋友的债务,她也想等等看,可是没有钱,她就会拖死一家人。

我能为柳姐做的,只是在纸上签个字。

青姐也要走了,和柳姐一样,无力负担药疗费,她说她不会走极端的,哪天医疗改革能切实做到看病无忧的时候,她再摇着轮椅过来,“那时你应该可以跑了。”她对我说。

健哥留不住青姐,甜言蜜语只能当作苦难的调剂品,他自己都需要母亲照顾,四肢一天天萎缩,“也许哪天连个拥抱都给不了。”他其实一早就知道,还是想试试,跟治病一样,想看看坚持一下,会不会出现奇迹,“那些能行走奔跑的人,却不知好好珍惜,还在工地上打架斗殴,与其等待奇迹,不如一开始就保护好自己。”

临走前,青姐想去看一场电影,健哥犯了难,那天他妈妈不在,没有人给他推轮椅。当时我很不知趣,说愿意陪青姐出去透透气。健哥就在后面跟着我们,到门口时停住了,“我只能走到这里了,你们可以走远一点,看完电影回来告诉我剧情。”

我和青姐的看电影之旅并不顺利。旁边的人一招手就上了车,而我们一个坐轮椅一个举拐杖,在路边等了半小时,没有一辆的士愿意停下来。青姐的妈妈也陪着我们,为了打到车,特意站得离我们远一点。很快就有的士司机停下问她去哪里。她向我们招手,司机回头看了我们一眼,就扬长而去。

就在我们打算放弃时,终于有一辆的士主动停在面前,司机下来帮忙扶青姐、收轮椅。到达目的地后,还说这次给我们免单。青姐听了不开心,说只要司机把我们当成正常人搭载就行了,“我是残疾人,但是我愿意付费,怕的只是歧视和拒载。”

电影院没有无障碍通道,青姐只能坐在荧幕下的空地上,每个进来的人都瞅她一眼,她受不了,“我们走吧,等下观众只盯着我看,我这个样子比电影好笑吧。”

折腾了一圈,我们又早早回去了。

回到医院,青姐才松了一口气,在病房里面,大家又都是一样的了,“进了病房就是可怜人,才会相互理解……”

我出院比青姐早几天。

临走之前,青姐交待我,“你是我们中间唯一一个可以感谢苦难的人,以后不要哭了,要有风度……当然谁要我感谢苦难,我x他祖宗十八代。”

我说我也不感谢苦难,我看过它的样子,只有恶心。让我感谢它,我怎么能面对婷婷、顺哥、健哥、斌嫂,还有阿勇哥。

走的时候,我静悄悄的,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挪出了病房,因为所有的病友里,只有我自己是完全康复出院的。除了婷婷说以后可能还有问题要问我,我没有给任何其他人留下联系方式。

那年冬天很冷,冰封大地,病友们最怕这种天气。我悄悄去医院看过,一样的病人,换了不同的面孔。

我不知道我的病友们都是以哪种方式离开的,在生死面前他们侥幸逃脱,在生活面前,却终不能幸免,我不敢去打听。

唯一的慰藉是,有一年婷婷给我打来电话,说她上学了,还是全校第一,虽然比全班同学大好几岁,却终于能够回到教室了,她笑得很开心。

“又是新年了,哥哥,你的腿完全好了吗?我还是站不起来,可是我毕竟已经18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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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