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企跳出去的年轻人们

2019-07-10 17: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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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大多数时间,工作都与我们的生存直接相关。无论我们是在主动寻找一个谋生的饭碗、不断追求自己钟爱的事业,还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甚至消极逃避,它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为了更好的生活,几代中国人都在不断适应着时代的变化,不曾停歇,也不能停歇。工作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性格的个体多元多样的三观。 这一次,我们希望能请大家一起,记录下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与工作有关的故事。记录下我们的父辈们曾经所为之奋斗的,也记录下我们自己所困惑、怅惘与坚持的一切。 记录下自己,就是记录下今天。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寻业中国」。期待你的来稿。

1

2008年春,我从外地出差回到公司,发现部门里多了一个皮肤黝黑、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年轻人。

同事包子给我们彼此做了介绍:“这是总公司派来实习的大周。”

“你好,大杰,久仰大名啦。”这个叫大周的年轻人笑着站起身来主动跟我握手。

“你好!”我赶紧握住那只力道十足的手。

在随后的午餐聊天中,我得知大周是当时总公司“销售培训生”项目中的一员,84年生人,毕业于赫赫有名的交通大学,属于名副其实的青年才俊。听着他的言谈,不禁让我这个虚长3岁、却只能在合资公司最苦的工程部做个普通工程师的“某丝”心生羡慕。

我是在两年前意外地进入这家名为“S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工程”)的合资企业的。之所以说“意外”,是因为S公司的名头实在太响了——这家著名的世界500强德资企业是工业控制行业的龙头老大,我没想到自己这个三流工科院校毕业的普通本科生,居然能参加工作不到3年后就进入这家仰慕许久的名企。

不过,我很快就发现,在S公司庞大的组织体系里,“S工程”只是一个“边缘”的存在,真正的核心是“S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中国”),S公司在中国的所有业务都是通过“S中国”来运营,而我所在的“S工程”,则只相当于“S中国”指挥下的“工程队”。这一来,就有了“嫡庶”之分。每当有“S中国”——也就是包子口称的“总公司”——派来的人员,无论级别如何,我们这些“工程队”的普通员工都将其奉为“上差”相待。

现在,大周就享受着这种“上差”待遇。

“来,尝尝这家的水煮鱼做得如何?”包子指着服务员端上来的那盆漂着红色辣椒、香气扑鼻的大菜,对大周说道,“看合不合你这四川人的胃口。”

我们几个人很识趣地等待大周用漏勺捞起一块白花花的鱼肉,才开始举箸。

待一盆水煮鱼只剩几根孤零零的豆芽时,我问大周:“‘销售培训生’项目到底是什么?”

听我这么一问,其他几个人——除了包子,他作为大周的“实习指导员”,和大周相处有些时日了——也都停下筷子,直瞅着大周。

吃得满面红光的大周用略带得意的语调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堪称“大手笔”的项目:

该项目招收的都是名牌大学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或硕士研究生,待这些尖子生入职后,先集中到“S中国”北京总部培训1年,学习产品知识和销售技巧;然后再到各个区域部门或合资公司轮岗锻炼1年。2年的系统培训后,再被正式分派到各个区域担任销售代表,而这些经过如此精心培养的生力军,自然也就成了公司未来高管的后备军。

难怪大家私下里都称这个项目是“S中国”的“黄埔军校”,大周就是“黄埔三期学生”。

“所以说,大家可要早早巴结大周,也许没几年他就会被派到我们这来做领导了!”包子笑着说道。

2

可惜,我没能在“S工程”熬到大周飞黄腾达的那天。第二年夏天,厌倦了做工程师的我,跳槽去了一家比“S中国”规模小得多的德资企业,转岗做了销售。

然而,很快我就为这个有些草率的决定后悔了。虽然这家小型德资企业每月给我开的薪水比我在“S工程”时多了千把块钱,但是各项福利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无论是出差的住宿标准(先前可以每天住四、五星级酒店,现在只能住快捷酒店),还是年终的奖金、过节的福利等等,都差了一大截。

更重要的是,那种身为名企职员的优越感没有了。以前挂着醒目的“S”标识的员工牌走在路上都觉得扬眉吐气,现在出去见客户,得先费老半天口舌介绍我们公司是做什么的。

这种心理上的落差在我准备报考MBA时被拉到最大——瞅着我要考的学校招生简章中赫然写着“世界500强企业员工优先录取”等字样时,我简直要抓狂了。

在这种心态下,我只能暗自期盼能够重新成为名企职员。

机会还真就来了,2010年冬,我在“S工程”的老上司联系我,说现在“S中国”要在上海地区招个销售,问我愿不愿意过去试试。

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如果现在让我回“S工程”我都会忙不迭地点头同意,更何况是去我一直仰视的总公司“S中国”。

于是,在经过一次波澜不惊的面试和一段并不算漫长的等待后,我于2011年1月底来到“S中国”上海分公司那如水晶般晶莹剔透的办公大楼里上班了。

“啊,伟大的S公司,我又回来了!”

在这里,我见到的第一个老熟人自然就是已在此正式工作了两年多的大周——我俩在同一个部门,不同业务组。几年不见,他已经从当年那个初入职场、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步伐沉稳、举止端庄的成熟商务人员了。

“嗨,大杰,好久不见啦!”他那黝黑的脸上浮现出让我感到熟悉和亲切的笑容,不过他握手的力道却明显没有两年前那么足了。

他领我走到办公楼的一个较为僻静的角落里,低声直接问道:“怎么样?给你开的薪资多少?”

我一愣,也不好撒谎,就如实告诉了他。

他听完后,脸上露出难以掩饰的悲切,叹着气,摇了摇头:“我比你每年少5万多,还是你们跳槽的好啊,工资可以往上猛涨。”

我有些愕然,没想到他会这么说,但是很快就反应过来,笑着安慰他说:“哪里啊,我这不过是沾了比你早工作几年的光。等过几年你开始腾飞了,我可能每个月都少你5万了。”

他苦笑了一下,依旧眉头紧皱——看来,他在这里过得并不如意。我粗略一算,年薪10万上下的大周,以他的学历和能力,这工资的确不算高。

办公室里,一群老员工在一起聊起各自的业绩,个个都神采飞扬,俨然是整个团队的顶梁柱。而旁边的大周却显得相对沉默,这和我记忆中的那个踌躇满志的他很不一样。

“哎,你去年做了多少业绩?”我悄悄地问他。

不过我在话刚出口的那一刹那就后悔了——大周原本就不白的脸变得更黑了。

“一堆烂客户,能做多少?”他忿忿地说道,“优质资源都分给那些人了……”他朝着那群正眉飞色舞地夸耀“战绩”的“顶梁柱”们撇了撇嘴。

我看着他愤然离去的背影,心想这就是“怀才不遇”的愤懑吧。

而同事们对大周的评价也证明了他有这种资格:“非常积极活跃”、“是个做销售的好材料”……看来大周的才能还是被大多数同事认可的,我觉得他那种才能无法施展的压抑也只是暂时的——像他这种几乎公认的“人才”肯定会有一展抱负的机会的。

3

我怎么也没想到,我才回来还没过几个月,大周居然提出辞职了!

说实话,我一直很羡慕走起路来气宇轩昂、说起事来有条有理的他,认为他必然会在公司里步步高升。可没想到,这个公司“嫡系”居然走了。

迷惑不解的我把他拉到一个川菜馆里,想好好问个明白。

“有这么好的前景,干嘛要走?”我点好菜,刚把菜单递还给服务员,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什么好的前景,”他眼一翻,以一种戏谑的口吻说道,“你觉得我在这里能出头?”

“那当然了!”我心想,你不是“黄埔三期”的吗?

“得了吧,”他一撇嘴,指了指头顶的天花板,“你不看看,上面有多少人压着。”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掰着手指给我数着:“咱们上面有主管,他们还都是刚提拔的,最起码还要在这位子上坐个3年多才有机会往上爬或调走;就算他们让出位子了,还有一群在此工作了10多年的老家伙们眼巴巴地瞅着呢;就算不提拔这些老员工,也还有那些想从别的部门调过来混资历的,想在这地方混出头,我看概率跟中六合彩差不多。”

经他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想往上升一级似乎都难得像爬华山一样。不过,我还是有点不甘心:“也不完全是吧,你看人家姚经理,不就是破格提拔的吗——他好像主管都没做两年。”

我说的是实话,姚经理的晋升速度的确算是非常快的。只比我大3岁的他,原来只在江苏的一个办事处做了两年不到的经理(主管级),突然就被调到上海当一个大部门的经理了,“简直是坐直升机上来的”。

大周摇了摇头:“那也得有机会跟对人,他要不是以前做过黄总的助理,能上来这么快吗?有几个人在大领导还没上位的时候恰好就能有伺候他的机会?我不怀疑姚经理的能力,但关键是,能力和他差不多甚至比他还强的人大多都没有他这样的机会啊。”

“唔,还真是。”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所以啊,”大周夹了块已经端上来的沸腾鱼片,深沉地说道,“这种大公司水太深了,想往上爬,没人罩着怎么可能?还是去个小点的地方,机会多点。”

“那你打算去哪呢?”我看着他将那块油滋滋的鱼片塞进口中,不禁有些伤感——毕竟才进公司就有熟人要走,总不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去个美资企业,”他狡黠地冲我一笑,“不说你恐怕也知道是哪家了。”

我确实知道,毕竟能和S公司竞争的企业,全球也就那么几家。

“职位还是销售?”我试探地问道。

“嗯,不过那边薪资比这高很多,而且升职机会也多。”他倒是毫不含糊,“肯定比在这混吃等死强。”

“混吃等死?”我看着仿佛是逃出牢笼的他又兴冲冲地夹起一块蘸着黑色豆瓣的回锅肉,心中不禁有些担心:难道我现在正在进入他说的那种可怕的状态?

4

大周的离开确实给我带来一些触动,不过并未持续多久,毕竟我在“S中国”过得还算舒坦。

我第一年的业绩很轻松就完成了,这并不是我多么厉害,而是因为当年公司整体业绩都不错。我们那个组里的老员工们更是“神勇”,每人几千万的业绩指标统统超额完成,他们随便拨一点“数”支援我这个新来的“困难户”,是小菜一碟。

之所以大家都乐意支援“困难户”,是因为S公司当时对销售的考核是按照“吃大锅饭”的原则来的,只要团队整体业绩达标,各人贡献多少与收入并无太大关系,没有什么提成,只是和其它岗位一样以年终奖的形式来稍微“意思”下。所以,大家对多做业绩没太大兴趣,反正多做了也不过奖金多发几千到万把块,还可能给自己在明年“挖坑”——领导看到原有的销售指标居然能超额完成,那自然会在新财年多加指标任务——那可真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就这样,我在这轻松自在的氛围中度过了在“S中国”的第一年。

而就在这一年进入尾声时,又有一个青年才俊阿波要走了。

由于组里其余人不是领导就是女同事,阿波是我在组里唯一关系密切的哥们,他比我小四岁,江苏南通人,和大周一样,交大毕业后进入S公司的“黄埔军校第三期”。

听说他要走,我更觉得奇怪了,怎么这些“嫡系”待到与公司合同期(他们培训2年之后要在公司服务3年)将近结束之时都纷纷要走?

在公司旁边的咖啡店里,阿波告诉我,他要去一个小的国内公司做上海区域经理,而这公司的名字我之前听都没听过。

“这种公司的业绩好做吗?”我有些担心地问。

“肯定没有这里好做啊,”阿波淡淡一笑,“你也知道,国内的电气自动化产品还是刚起步阶段。”

随后,他突然话锋一转:“不过这也正是机会所在啊,加入正在发展的公司,还有希望能‘水涨船高’、和公司一起往上走;如果继续待在这种虽然看上去挺气派的、但却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空间的大公司里,熬到中年能当个主管什么的就很不错了,不过混吃等死而已,哪有什么前途可言。”

我一惊,猛吸了一口气,但随着这个动作钻入鼻腔中的咖啡香味却并未让我沉醉。

“怎么你也这么说?”我脱口而出。

“哦,还有谁说过吗?”他一边搅动咖啡,一边笑着问道。

“大周啊。”我回答。

“他啊,”阿波抿一小口咖啡,砸吧了一下嘴,“都是想改变的人啊!没办法,也许我们不适合这里吧。”

他自嘲地撇了撇嘴。我有点黯然了,这些本来是按照公司后备干部来培养的精英们,居然都说不适合这里,那我这个“野路子”杀出来的,岂不是……

就这样,原先分到上海销售部的4个“黄埔三期生”,已经走了3个——其中有一个,在我重回公司之前就走了。“黄埔三期”剩下的“独苗”叫阿瑞,也是交大毕业的,上海人。他长得人高马大、帅气俊朗,在男人堆里非常显眼,很多老同事还时常津津有味地回忆当年他担任公司年会主持人时的样子。

阿瑞也非常优秀,他工作努力,与客户和同事们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再加上不错的机遇,所以,他在2010年底就被提拔为预备主管,是大家公认的“未来之星”,在公司前途无量。

不过,我在后来才听老同事们说,阿波如果留在这里,也是和阿瑞一样是有“盼头”的——由于他努力开拓客户、“白手起家”打拼出一片天地,到辞职的时候业绩其实已经相当可观了,大领导们也在考虑将他提为预备主管了。

听了,我还挺替阿波惋惜的。

5

工业博览会是我们行业一年一度的盛会,2012年的会上,我遇到了阿波。本来又高又瘦像根竹竿似的他,变得魁梧多了,身着一身笔挺的西服,神采奕奕。

寒暄了一番后,我悄悄跟他说:“你知道吗?如果去年你不走的话,你也会有机会上去的。”

他眼睛盯着我指向天花板的食指,莞尔一笑:“我知道。”

“什么?你知道?”我下巴都快惊讶得掉下来了,“那你还走?”

“不走干嘛?就为了升个主管?”他晃动了一下正在变得粗壮的胳膊,“我上次都跟你说过了,在S公司那样的大外企没啥好折腾了,外企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拉着我走到博览会大厅中央,挥手划了一圈:“倒退几年,这里来展出的都是德国、美国、日本的品牌;现在你看,国产品牌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了。我相信,再过个3到5年……最多10年吧,外资品牌将失去大半的市场份额——那时候,工业控制行业将是国产品牌的天下。与此相应的,在外企混的人也没啥意思了。像S公司那样的大外企组织架构已经基本固定了,高层管理的位子就那么多,就算幸运地当上主管,又该混到哪年才能出头?估计当上经理都要40多岁了……再说工资,每年就5%上下像蜗牛爬一样慢吞吞地涨,别说房价了,就是物价也追不上啊。”

我看着“指点江山”、激情澎湃的他,心中五味杂陈。

阿波说得没错,在我2004年刚入行那会,像S公司这样的外资大品牌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那时候,光听到这个名头都会让人肃然起敬,在里面工作的人都被看成是拿着高薪的精英。而到了这时,国内品牌的薪资已悄悄赶上来了,而且还有股权激励等在外企根本无法奢望的“诱惑”,这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外企人才都在朝以前根本不屑一顾的国内企业跳了。

一边是夕阳西沉,一边是旭日东升。可惜,我跟随的是前者。

随后,我也见到了大周。

一年多不见,他变得更加精神了,精心梳理的头发油光锃亮,身上披着一件考究的深黑色大衣,派头十足。

和他握手的时候,我又感受到他那久违的力道了,笑道:“看来在美资过得很不错啊!”

“嗨,那是自然。”他倒也不客气,非常干脆地说道,“我现在才找到真正的销售的感觉。以前在S公司是吃大锅饭,现在我们这不但薪资诱人,还有提成,有些业绩做得好的一年能赚个大几十万!”

“哦,这么多?”我很吃惊,因为这收入水平和我们的部门经理差不多了。

“当然,”他更得意了,扬了扬满头乌亮头发的脑袋,“不仅这样,这边升职机会又多又公平,只要你业绩出众,差不多3年就可以升一级。我们有个早去的,跟你差不多大,都快升部门经理了。总之,一切看业绩,只要业绩好,发财升官样样可以……唉,我只恨来这边晚了。”

我看着踌躇满志的他,心中很是羡慕,看来他和阿波都走上了一条快速发展的大道了。

见到阿波和大周后,我也想趁着还能“动弹”的时候跳出去看看,不过投递的简历要么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要么就是去面试后畏惧压力不敢应承。

这时候,我才发现,就算大外企有千般不是、万般不好,它也有一样东西让人无法割舍——舒适。就像公司的招聘广告上说的那样:“我们能让您的工作和生活得到完美的平衡。”

此言真是不虚,我们上班不用打卡、业务不用汇报、爱在哪混没人管……这样的工作上哪去找?而且,我还在同济攻读MBA,如果做了个忙得飞起的工作,哪还能让我在下班后气定神闲地去上课呢。当时的我,自认学历是自己的短板,补上去,对往后的升职都是不小的帮助,上好MBA是我当时最重要的考虑之一。

于是,极具讽刺的现象出现了:思想上,我意识到待在这样的环境里只会越来越落后——我的简历几乎无人问津就是证明——再过几年,恐怕就完全失去职场竞争力了;但在行动上,真要我和大外企说“再见”,还真缺乏那种“纵身一跃”的勇气和魄力。

我安慰自己:要走,起码先等我把短板补上吧,现在,也就只能这样混着吧。

6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对S公司的“销售培训生”项目来说也是如此。

在送走了大周和阿波那批“黄埔三期”之后,我们部门又迎来了好几拨后继的青年才俊。不过,他们头上的光环已经显然不如他们前几期的师兄师姐那么耀眼夺目了。

在这些后来者中,我最熟悉的是小章和小肖。他们分别于2009年和2010年加入项目,又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到我们部门。

小章是在“销售培训生”中属于少数派的女生,86年的上海姑娘,但性格却像北方大妞一样活泼开朗。她工作认真努力,极力想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也是他们这些“销售培训生”的共同特点,S公司的人事部门在选人上还的确是有一套的。

在一次有大区总经理等高层领导参加的销售会议上,大家竞相用精心制作的PPT展出各自的客户情况,努力在大老板面前表现出自己高超的专业水平。

轮到小章的时候,她不紧不慢地将自己电脑连上大屏幕投影,我们眼前立即展现出一幅幅载着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分析工具的PPT页面,什么SWOT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的业务分析工具)、波特竞争力模型、跨位营销策略……让人目不暇接。

小章有条不紊地介绍着,我看到大老板脸上也露出赞赏的笑容。

会后,小章得意地对我说:“怎么样,我就是不去读MBA也比你专业吧?”我虽然有些不服气,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姑娘的确有两把刷子的。

不过,她对未来充满忧虑。一次在下班回去的地铁上,她突然问我:“你觉得我们这样下去,到了中年会不会什么都干不了?”

我吃惊地望着她:“怎么,你不是做得挺好的吗?”

“唉,”她叹了口气说,“其实你肯定比我更了解,咱们公司就像一台硕大的机器,而我们就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颗颗‘螺丝钉’,多了少了都没什么关系。”

她说得很对,别说我们这些基层员工了,就是换了总经理、副总裁级别的高管,感觉对公司的运营也没有什么影响。我就经常看到有领导岗位空缺,大家的日子也正常过。

见我不吭声,她继续哀叹道:“公司品牌这么强,换了谁都能把东西卖出去,我们在这里做久了,也就只能继续在里面混了,出去很难适应的。”

这个我更有感触了,毕竟我也是想过走、最后还是留下的人。S公司就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屋子,在这里待舒服了,真要推门出去到外面的世界栉风沐雨地闯荡,还真的很难下这个决心。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温水煮青蛙”吧。

“那你想怎样呢?”我笑着问她。

“我想换个环境,这里一切都这么成熟,实在没有个人发挥的空间了。我一个同学去了家小公司,都做总裁助理了,每天考虑的都是什么战略规划的事;而我呢,说到底不过就是替公司看摊子的。我也有做番大事的抱负啊,在学校我的成绩比她还好呢……”她忿忿不平地说着。

我又看到了当年大周和阿波的影子了。

不过,小章却没有她的师兄们那么果决,虽然心又不甘,但是也只是嘴上说说,迟迟没有行动。反倒是比她晚来1年的小肖,做出了更为惊人的举动。

小肖85年生人,读了研究生,所以比小他1岁的小章还晚来公司。也许是正是因为他是名校研究生毕业的,视野也更为开阔,甚至想到换个行业了。

“工业控制行业真的不行了,看看我们这收入。我同学进能源行业的,做了没几年就年薪50多万了,还有各种奖金……”

从2013年和他渐渐熟悉开始,我就一直听他说着类似的话。而到了2015年,他转行的想法越来越明确坚定了,我看他经常捧着金融类的书籍仔细阅读。

终于有一天,在我们例行的午饭后散步途中,他告诉我,他准备转去做融资租赁了。

“你考虑清楚了吗?转行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我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真听到他做出这个重大决定的时候,还是感到有些吃惊。

“嗯,我想过了,咱们这X丝行当在上海肯定是没搞头了,金融是这个城市未来的方向,既然如此,不如趁早投身正确的方向!”他托了下鼻梁上的眼睛,语气坚决地说道。

在不远处的卷烟厂飘过来的阵阵诱人的烟草香气中,他耐心地向我讲解什么是“融资租赁”,我听得懵懵懂懂的,最后只能祝他好运。

7

到了2015年5月,我MBA毕业也已经一年了,却并未如预期般给我事业带来实际的帮助,反而让我陷入了彷徨迷茫。我被一种深深的自责所折磨,原本的一手好牌,怎么就给我打成今天这副残局了呢?

在参加“MBA毕业一周年”同学聚会时,这种自责心理达到了痛苦的极点。

眼瞅着曾经一起学习的同学们大多走上了自己理想的职业道路,只有自己像艘不知道航向何方的海船一样在茫然漂泊,这种心理落差极大地刺激了我。我意识到,无论如何,我得换个环境了。

就这样,我终于痛下决心,“纵身一跃”:在那年的9月份,34岁的我像当年的大周一样跳去了一个“小点”的外企。

我真正开始接受工作的挑战,重新变得积极起来。然而,逝去的时光毕竟难以追回。时至今日,虽然我还能凭借较为丰富的经验和那个曾寄托我诸多希望的MBA学位,在一家国内企业谋得一份薪水不错的差事,但面对像大潮一样汹涌而来的年轻后生们,年近不惑的我在职场上已经越来越居于下风。

而那群曾经朝气蓬勃、充满梦想的优秀青年们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阿瑞和小章这两个上海人是其中为数不多的留在S公司的,阿瑞被提拔为主管,算是混得相当不错的了。小章作为女生,虽有过一些想法,但很快就向现实妥协了,她结婚生子,注意力都转到相夫教子上了,也不再提什么抱负之类的了。

小肖则先是转到S公司的销售租赁部门,后来干脆跳到一家专门从事该项业务的国内企业,正式告别大外企和他一直不看好的工业控制行业,做上了让人羡慕的“金融人”。在最近的聚会碰面中,他还是挺怀念S公司的轻松氛围,说在金融公司里面做得挺累——这算是有得有失吧——不过,即使S公司的领导曾经召唤他回去过,他还是坚持走自己的“金融之路”,这也表明他对自己的选择还是比较满意的。

受到过老上司召唤的还有阿波,和小肖一样,他也谢绝了。这倒不是他在那个小企业的上海区经理岗位上干得有多热火,而是他出人意料地辞职做起了自由投资人,启动资金就是他从那家企业离职时出手股票兑换的期权收入。他笑着对我说,现在他一晚上的盈亏额就抵得上先前一年的工资,回去打工自然就不入他的法眼了。

可惜的是,我最先认识和熟悉的大周却渐渐失去了联系——甚至连他同期的阿波也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做什么——只是传闻说他也离开了那个美资企业,好像在谋划创业什么的。

不过,对于S公司这样的大外企来说,他们的“留人”策略也在不断发展和进步,出台了不少激励性的措施(比如打破原先销售吃“大锅饭”的格局)。但是,受制于其本身所处的行业和大环境,10年前最能吸引优秀人才的金字招牌现在也不过尔尔了——这从先前几期都是交大毕业生居多、而后面则很少有交大毕业生来应聘就能看出。

也许正像阿波当年说的那样,大外企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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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国家破产之日》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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