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突然倒下之后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没有寻常人家家里晒得香软的棉被，没有干净平整的白墙，也没有坐着能将半个身子都陷进去的沙发，只有父母身上那股洗不掉的油烟味。

这个味道来自他们一同经营了多年、在小镇上颇有名气的快餐店。油腻的铁锅，散发蒜味的菜板，透着鱼腥气的冰柜，丢满了烟头和烟灰的地面，是比家还让我记忆深刻的画面。

母亲厨艺好，父亲勤劳能干，我们家这间小小的快餐店经营得红火，守住了招牌，多年来，一直供着一家人的吃穿用度。父母每日店里家里两点一线，买菜、洗菜、烧菜，理桌、洗碗、擦地，深夜回家睡上几个小时，然后周而复始，陀螺一样操持忙碌。

日子似乎就会这样一直下去，直到他们老到干不动了，才会停下来。只是，小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一天，“店面转让”这张纸条会由我亲手贴在门上。

1

2019年6月18日6点20分，我的宝宝出生刚满3个月。

母亲凄厉的呼喊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起身奔到父母的房间，床铺湿了一大片，父亲倒在地上，手脚不受控制地剧烈抽搐，嘴部歪斜，喉间发出粗重的喘息声，已无法正常说话。

我大脑一片空白，颤抖着拨打了120，疯狂地跑去敲附近邻居家的门，请求他们帮忙将父亲抬起来。上救护车前，父亲已经彻底失去意识，舌头也被他自己咬破了，嘴角溢出血沫。

这个清晨对我和父亲意味着什么，我当时一无所知。恍惚间，我做了至今最后悔的一个决定——我没有跟着上救护车，而是留下照顾尚在睡梦中的宝宝。

等我赶到医院急诊时，大部分过年才能见到的亲戚都来了，三三两两地站着，我走进去，父亲躺在其中一张床上，双眼紧闭，戴着氧气罩，脸部被管子挤压得有些扭曲。

就这一瞬，我捂住嘴，泪水扑簌滑落。

母亲眼眶通红，嘴唇是白的，整个人像被抽走了精气：“医生说你爸爸救回来了也是植物人，怎么办？要是不做手术，连命都没了。”

“做啊，快做手术啊！做啊！”我听见自己变调了的声音，浑身直抖。

才54岁的父亲，高血压，加之长期劳累、熬夜，引发大面积急性脑出血。签字后，父亲很快被推走了，我只来得及握一下他的手。

亲戚们全跟了过去，表姐拉着我的手，哽咽着说：“你要挺住，从小你爸对你最好，他不想你难过。你一定要学会接受现实，你爸就你这一个女儿，你可不能倒下……”

很多人和我说话，叫我坚强，我不断地点头应着。我看到母亲站在前面，穿着她最常穿的红色的上衣，背着去菜场买菜时的挎包——11点多了，往常这是快餐店里最忙碌的时候，母亲会在厨房热火朝天地烧菜，吃午饭的客人也开始陆续进来，父亲要奔跑着将装满食物的高压锅端出来，在顾客的催促声中盛菜、盛饭、收拾桌子——但是现在他却躺在手术室里。

怀里的宝宝吃不到奶，愈发焦躁地啼哭，我让亲戚把宝宝先抱走了。

回到手术室前，母亲抬头站着，鼻子通红。我知道她不想我看到她哭，我也不敢开口，我怕张开口，也只能发出哭声。

3个小时后，手术终于结束了，父亲直接被推进重症监护室。所有人涌向走廊尽头的家属谈话室，医生坐着的桌子前只有一张凳子，亲戚们围绕成半圈站着，母亲站在凳子边上，我走进去，在大家注视中坐到凳子上。

“你是病人的什么人？”医生问。

“我是他女儿。”我说。

医生手指交叉，神色肃穆：“手术算是成功，血肿清理得比较干净，但术前病人的情况就已经很差，进手术室的时候呼吸已经微弱到差不多停止，可以说，再晚几分钟，就已经没有任何可能了。开颅后，我们看见病人脑部还有一条血管在往外喷血，出血量很大。这么多血流到脑室里，颅内压力升高，脑组织受压迫，我们用开颅去骨瓣减压手段，取出病人的一块头骨，达到降压目的……就好比一个加热过度的高压锅，把这盖子给打开，让这气出去，把压力降下来……”

有位亲戚探头问：“那医生，什么时候能醒啊？手术好了就没关系了吧？”

医生瞥了一眼，表情更凝重了：“手术只是个开始，现在病人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接下来脑部会水肿，血压不稳定，还有可能再次出血，还有感染、发烧、高热等等，还有很多关要过，任何一个突发的小情况都有可能威胁到生命——至于你说的‘醒’，在我们接触过的这么多病例里，像这种情况的，通常愈后（注：应为预后）都会很差。”

我垂着头，谈话声持续传到耳中。医生调出电脑里的CT片，将显示屏转过来：“看到没有，这是术前的CT片，这是脑干，这是丘脑，这一整片白色的都是血，现在虽然血肿已经清除干净，但脑部神经损伤不可逆，术后会面对各种并发症发生的可能，我们现在是先想办法保命。如果说一切顺利，闯过这些难关，愈后也会很不好，最好的情况可能就是植物人。”

“植物人？那不是醒不过来了？”

“苏醒几率很低。”

“我爸发病时嘴里一直想要和我们说些什么，还用力敲自己的头，是不是那时候特别痛苦？我们是不是不应该移动他？”我问。

医生伸出手掌，霍地张开：“血管破裂的瞬间，就像一个炸弹在脑部爆炸，病发后应该尽量平躺，而不应该随意移动。”

我的头垂得更低了，甚至没法直视医生的目光。

2

谈话结束，走出谈话室，我看到母亲盘起的头发已经松散了，蓬乱的发丝耷拉在额头上，眼睛肿胀。有亲戚站在一旁争论该不该转院的问题，说要是一开始就去市里更好的医院就好了。还有人在讨论父亲高血压不吃药的问题。

过了许久，亲戚们陆续散了，我和母亲坐在谈话室外的椅子上。

“妈，你要不要先吃点东西，你早上和中午都没有吃。”

母亲眼神呆滞，喃喃道：“怎么吃得下，你爸都这样了。怎么好好的突然就这样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他还在床上和我说今天要买什么，怎么我只是洗把脸，就这样了？”

我开始努力回想昨晚父亲睡前最后和我说的话，有熟人送来一袋子杨梅，父亲对母亲说，他就留三四个吃就行，剩下的都让我拿去吃。

“爸爸昨晚吃杨梅了吗？”

“吃了。”母亲用已经湿透的手帕抹了把眼睛，语调稍微轻快了一点，“用盐拌了拌给他吃了，之前还有点杨梅，不太好的，你爸爸就给泡了几瓶杨梅酒，刚刚才泡下，打算以后每天吃几颗的。你知道我只喝酒，不吃杨梅的，你爸爸爱吃。”

是的，每年到了杨梅成熟的季节，父亲总会泡杨梅酒，装在透明的玻璃罐里，盖子拧紧了，无色的酒液随时间的沉淀，渐渐呈现出漂亮的玫红，待到杨梅泡得发软，澄澈的酒液全浸染了鲜甜的果香，透着乌紫的红，就能喝了。泡好的杨梅酒存在柜子里，能喝小半年。

母亲酒量很一般，但每天店里忙碌过后，总喜欢倒一点来喝，父亲泡的杨梅酒，加了许多冰糖，闻起来甜甜的，是母亲最喜欢的口味。母亲喝酒的时候，父亲就夹几颗泡软的杨梅来吃，看他的表情，那滋味应该比直接吃新鲜的果肉满足得多。

“前两天还刚刚买了好几斤粉干，你爸爸乐坏了，说这次买的粉干好，看着就想吃。”母亲絮叨着，像是说给我听，也像是在说给她自己听，“我前天还正好买了鱼头，那么大的鱼头菜场里很少能碰到，那天你没回家吃，就放冷冻室里了，要等你回来才烧。昨天又刚好吃了别的，又没来得及烧，你爸这鱼头就这么没吃上——你昨天不是还给你爸买了面包，你爸爸说要留着当早饭吃，也给放冰箱里了，也没吃上……”

前两天是父亲节，我在商场和朋友吃饭，回家前买了紫薯椰蓉面包。20多块钱一小个，很贵，但闻着香甜，父亲平日常常忙得早饭也没时间吃，多买几个面包给他吃正好。

我又想起十多天前的端午节，我带父亲去了家附近新开的超市，他又期待又高兴，一路像个小孩子一样兴奋地到处看，夸电梯快，夸冷气好，认真地挑了几包母亲爱吃的豌豆、瓜子，还买了3盒正在做活动的泡面。

如此想来，父亲是我见过的最热爱生活的人。即使十年如一日被限制在小小的快餐店里，每天有做不完的苦活累活，他依然无比向往外面的高山江河，以及全国各地叫得出名字或叫不出名字的美食。

他连着3天早上，吃掉了那3盒不同口味的泡面，然后笑起来，脸颊凹陷的小圆坑带着小小的满足：“泡面我吃完啦，好吃！”

“那再给你买几盒？”

“不用，明早我闹钟调早半个小时，可以去街上新开的那家拉面店吃拉面，看看好不好吃，好吃的话给你也带碗吃吃。”

“好啊！”

……

可是爸爸，说好给我带的拉面呢？他家的汤头浓不浓？排骨呢，炖得入味么？

3

ICU医生每日上午10点左右会和家属交代病情，下午2点半到3点这半个小时可以探视，仅容1人进入。

父亲被送来时已经过了探视时间，我被暂时允许进入，去护士台办理入住手续。父亲的病房在走廊尽头，几十米的距离，却似千里之遥。仪器运行的滴滴声回荡在空旷的走廊，浓郁的消毒水味让人觉得这里的空气似乎都与外界隔绝，安静得令人压抑。隔着厚厚的玻璃，偶可窥见病房内躺着的人影，可又被垂下的帘子遮住了，瞧不真切。唯有戴着口罩的护理人员不断进出往来，才能带出一点生气。

护士问我父亲的籍贯、学历、信仰、婚姻状况、职业，我一一报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父亲这半生光阴，全被浓缩在薄薄一张纸上。

“重症监护室里收治的都是危重病人，我们需要持续观察病人的情况来进行治疗和护理，尤其是像这样瞳扩过的病人，我们会更加加强观察。所以一般没有什么突发的特殊情况的话，不会准许家属随意进出。”

“什么是瞳扩？”我打断护士。

护士取下口罩：“就是瞳孔扩散，是濒死的人才会出现的情况。你父亲入院的时候瞳孔扩散，脑组织移位过，像这种情况的，愈后通常都会很不好。”

这已经是我不知道第几次听到“愈后不好”了。

办好手续，我和母亲站在ICU门口，镶嵌银灰色铁板的两扇大门，隔绝着两个世界。

父亲入院后的第一晚，我好像被分裂成两个人，一个几逾癫狂地哭泣，一个在疯狂地拒绝承认现实。

我查百度、找帖子，找到同样病症的病人家属微信群、QQ群，问“脑疝”、“瞳扩”、“脑部右侧基底节出血”、还有“植物人”的概念。

越查，越问，了解得越多，心越凉——父亲是生生从鬼门关被拉回来。就只差一点点，我就永远失去了他。恐惧从脚底直钻上来，这时才感受到真正的后怕。

一夜未合眼，这是此生最漫长，最难熬的夜晚。

第二天一早的谈话，医生仍眉头紧锁，告知父亲情况并不乐观，说接下来两周将逐渐达到脑水肿高峰期，在此期间任何一个小小的差错，都可能保不住性命。

另外，医生提醒我们，像父亲这样严重的情况，要在ICU治疗至少1个月，一天费用低则五六千，高则上万，后续的康复治疗费用无法估算，会是个无底洞，要做好心理准备。

家里就我一个孩子，母亲没有文化，常年不出门，已经被父亲的突然倒下打击得慌了神。快餐店前些年赚来的钱大部分都用来还债了，我结婚生子又花去不少，这几年经济不景气，店里生意也并不算好，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存款。所有的银行卡、存折、证件、账目，多年来都由父亲一手打理保管，存放的位置和卡号密码，母亲一概不知。

昨天充的4万块钱，手术后就通知欠费了。我心里很清楚，哭也留不住父亲的命，待在病房外空等，没有任何作用。下午探视过后，我和母亲回去，翻箱倒柜地找银行卡、身份证。店里找了，家里也找了，却怎么都找不到。最后在快要绝望的时候，我在衣柜里的一个皮夹子内找到了。

皮夹子还是父母结婚时买的了，已经很旧了，外皮破了好几处——因为太旧，以至于它一直就在我眼皮底下，我们却都没有想过打开看看。

父母的身份证、市民卡和银行卡都被父亲整整齐齐插在皮夹里，我可以想象到他每次用完证件后仔仔细细整理好的样子。

我轻轻抚摸皮夹的表皮，好像抚摸着父亲粗糙的手掌。

4

天黑了，我劝母亲在家里睡一晚，明一早再回医院。

我站在客厅中央，一切还保持着昨天早上父亲匆匆离去的样子，却恍如隔世：新买来的爬行垫铺在茶几前，宝宝的牙胶零散地放着——那天宝宝突然翻了个身，父亲又惊又喜，乐得哈哈直笑；阳台上，父亲换下来的短袖还晒在衣架上；床头柜上，放着他的眼镜、药膏，还有半盒康泰克，他睡的这头的床头灯前几天正好坏了，母亲伸手拧了拧，依然没亮。

时不时有亲戚打电话过来，母亲接了说话，电话挂断后，就坐在床沿啜泣。我抱宝宝去床上玩闹了一会儿，母亲才微露出笑容，但片刻后又凝住了，怔怔地道：“要是你爸爸在，看到宝宝这么有意思，肯定高兴得不得了。他每天捧着手机，就是看你发来的宝宝的照片，怎么看都不够。”

我低下头去，眼泪怎么都止不住。

夜深了，我抱宝宝去房间哄睡。走出父母的房间，回头看到母亲背对着我躺着，薄薄的空调被盖住全身，缩在床的一侧。床头灯昏黄的光线被遮住了一些，余下的大半张床空空的，暗暗的。

我趁着哭出声前，把房门轻轻合上。

母亲在人前性情泼辣，脾气火爆，其实胆子很小，从不敢独自走夜路，也不敢一个人出远门。她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不管何时身边总得有父亲陪着。他们结婚30年，母亲一个人单独睡的日子，一只手都能数得清吧？

宝宝睡着后，我走到客厅，父母房间的门缝透出微弱的光。我不知道母亲是睡着了，还是在哭。我不敢去敲门，因为怕她看到我的样子会更难过。我快步走向阳台，拉上推门，终于敢趴在窗台上嚎啕大哭。

泪眼朦胧间，我好像看见父亲自楼下的小路缓缓走来。

这是他每天都要往返好几次的路，不论刮风下雨，他都要从店里提着装了剩菜剩饭的桶，经过这条路去老屋喂鸡鸭，遇到熟人时脸上总是带笑。只要远远听到脚步声，我就能判断出是不是他。他的腿脚不好，走路时有一条腿有些跛；他的眼睛也不好，左眼做过好几次手术，已经几乎失明，右眼1000多度的近视，常年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总时不时要伸手去扶；他的衣服上常溅满了油渍，衣摆被洗碗池磨出破洞，指头被鱼骨扎破。

我感觉他就在那儿。

不知哭了多久，我回房间躺下，铺天盖地的黑暗让我感到喘不过气，又起来，回到客厅的沙发坐下，开始翻手机里的视频和照片，寻找所有关于父亲的部分：

6月16号那天，我在朋友圈发“父亲节快乐”，配图是父亲系着围裙，站在店里抱着宝宝；再往前翻，是在去年的7月，我发了张一碗年糕的特写——那是我刚查出怀孕不久，每天吐的厉害，完全没有食欲。那天晚上我照样什么也不想吃，父亲便给我煮了碗年糕。

其实父亲下厨机会极少，第一次煮年糕，是我还在念初中时。

那次完全是他即兴发挥：用的店里烧菜的大铁锅，油热了，放年糕下去翻炒，待雪白的年糕在热油青烟里裹了些微黄，再倒点老酒和酱油，慢慢炒匀了——照父亲的说法，这是在煸炒中入味。

待年糕微软，加小半锅热水，趁着水咕嘟咕嘟沸腾翻滚，倒入打散的鸡蛋，再放些切好的白菜，加盐调味，小火焖煮片刻，便出了锅。后来为了味道更丰富些，父亲有时会再加些虾皮和肉丝，但我觉得即便不加，味道就已经够好了。

刚煮好的年糕滚烫，升腾的热气挟着浓郁的香味直钻鼻尖。炒过的年糕不像直接煮的那样寡淡，带着淡淡的油香，嫩黄的鸡蛋浸润在汤里，白菜软软的有点甜味，有些菜叶被散开的蛋液包裹了，口感更厚重些。

不成想这道竟然极合我口味，后来我隔三差五的就会要求父亲做来给我吃，每次都会把汤喝光。

我看着手机里的照片，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热汤入口的味道。从不擅长厨艺的父亲，每次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在为他的女儿煮年糕？从小到大，他是有多纵容我这个坏脾气、不懂事的女儿？我想吃的，想要的，他哪次不是费尽心力给我？瞒着母亲给我买烧烤，偷偷塞给我钱让我去网吧接触电脑，学着唱周杰伦的歌，别人说周杰伦唱歌口齿不清没才华，他急着要与人争辩……

悔恨疯狂地啃食着我的心神——为何我竟不知高血压会引发如此凶猛的并发症？为何我从不曾真正去留心父亲的身体状况？如果我能够稍微多一些关心，是不是一切都不会发生？

脑卒中，比癌症更可怕，更绝望的病症，一旦病发，再无回头路。

手机屏幕黑了，一切都是暗沉沉的。没有了父亲的家，冷寂，且陌生。

5

清晨临出发去医院前，母亲将身上戴着的金耳环、金手镯都取了下来，小心翼翼放进布袋子，再装进盒里。

金耳环是我结婚时母亲特意去订做的，大方厚重的金镯子是几个月前刚刚买来的，配着她白皙的皮肤，煞是好看。当时母亲特别高兴，反复抬手去看，她早就羡慕姨妈们有金镯子戴，那阵子店里接了个厂子送饭的单，结算后有了笔余钱，终舍得买了。

“这个镯子比你姨妈她们的都要重，是实心的。你爸说买，而且要买就买克数重的，要好的，黄金的不怕贬值，戴着就是在存钱。”母亲摸了摸已经空了的手腕，将散落的发丝挽到耳后，再摸了摸盒子，说，“先收起来，等你爸爸好起来，我再戴。”

我看着母亲，她总是涂着砖红色口红的嘴唇全白了，眼窝陷进去，盘起的头发发顶稀疏，一夜间不知苍老了多少。

家里到医院近50分钟的车程，司机把车窗开了一半，风呼呼地吹，母亲看着窗外，时不时拂开扫到脸上的乱发。

连接镇上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落成了，道路两旁覆上了新的黄泥，栽种了新移植过来的树和灌木，有动车从远处驶过，干净有序。

如果父亲在，一定会兴致勃勃地跟母亲科普新城区的建设，感叹城乡进步，甚至还能准确无误地说出大桥和公路的落成通车时间、耗资多少、领导姓甚名谁。这些都是父亲从报纸上看来的。

世界这么大，他一直渴望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

到了医院，内心反而平静了些，或许因为我知道父亲就在门的那头。

今天要做术后的CT复查，能短暂地见到父亲。我和母亲片刻也不敢离开，ICU的门偶尔会打开，带着消毒水味的冷气飘出，我感觉离父亲又近了。

推车出来了，父亲头上包着层叠的纱布，口中含着氧气管，脸部肿胀，裸露出来的皮肤苍白冰凉。我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唯有捂着嘴流泪。

做CT只有10分钟不到，父亲又被推回了ICU。往回走时，我见到父亲的几名老同学站在电梯口，朝这边张望。他们送来了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84届文科班”，里面是一张捐款明细。

父亲的30多名高中同学得知他的病情后，捐款5万7千多元。父亲是当年村里两名考上县城重点高中的学生之一，他的这些老同学毕业后大多有都有体面的工作和生活。父亲与他们几十年未见，还是前几年因为同学会才又重新联系上，建了微信群。

群里聊得热络，父亲常在忙碌的间隙捧着手机看，然后乐呵呵地和我们讲，说要请同学们来店里吃饭，让母亲多备些家里鸡鸭生的蛋，自己晒的酱油鸡、甘蔗，还有熏的鱼，城里来的同学会喜欢这些。

父亲一生孤独，所有的热血与精力都倾注在了这个家、这个店里，这群同学是他为数不多的属于他自己的珍贵记忆。此刻他们雪中送炭，我不知该如何表示感激，也不知父亲若能知晓，该是如何的高兴。

到下午的探视时间，我进了ICU。

双手消毒，套上医用防护服，戴上口罩，我快步走向走廊的尽头。早上做CT时只是匆忙一瞥，此时父亲静静躺着，毫无知觉地沉睡。

第一眼我差点没有认出父亲。数不清的管子塞在他的口中，插进他的鼻中，缠绕在他身上，我听见呼吸机呼呼的声响，心电监护仪滴滴的声响，这里静得连空气的波动声都被无限放大，我却听不见父亲的呼吸声。

“爸爸……”我开口唤他，又哽咽了，只能不断地重复这个称呼。我胡乱地说着，不停伸手抹去滚落的眼泪。我告诉他，他的同学们来看他了，等他醒了，还要参加同学群里组织的聚会。

父亲的脸上有了花白的胡茬，锁骨处全是抢救时留下的青紫淤痕，双脚光裸着，能清晰地看到脚底板厚厚的老茧。

他前段时间一直在说，脚痛已经到了轻轻用手触碰都难以忍受的地步，但他仍在客人的催促声中奔走着。现在他终于能停下来歇会儿了。

6

父亲在ICU里住了28天。我带着CT片子去了几家不同的医院，托熟人介绍脑科专家帮忙诊断分析，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病情太重，大概率会是“醒状昏迷”——也就是植物人状态，康复过程很漫长，苏醒属于奇迹。

父亲病发后的头两个星期，我一直有一种错觉，觉得父亲就在身边不远处。这种感觉回家后尤甚，求而不得的巨大落差感，令我惧怕回家。

父亲老同学们的捐款，加上亲戚熟人来医院探望时陆续给的2万多元，还有父亲8年前借给姨妈家的2万元终于讨回，这些钱都存到了父亲的医疗卡上，经医保报销后，大约能撑过前3个月。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从无时无刻的哭泣，到能够平静地一日三餐进食，可以睡着，可以在与人说笑。

但心里的某一块地方，永远地空了。

刚出ICU转到普通病房时，父亲双臂和肚皮上的皮肤大面积溃烂，喉部气切，四肢肌肉萎缩，瘦得只剩一点皮肉挂着。他的双眼偶尔无意识睁开，但大多数时间依然紧闭。

重度昏迷情况下，护理极其重要。每隔2个多小时要翻身拍背，否则极易加重肺部感染，也容易得褥疮。

医院的护工工资一天260元，但我们别无选择，母亲一个人留在医院无力照顾父亲，这个钱咬着牙也得花。医保报销前每日的开销依然高达一两千，进口营养液、抗生素等药品也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单单是护工费和父亲的医药费，每个月就要3万余元。

家里的、店里的水电费都来了缴费通知，一家人的社保和保险费用每月必须定期缴纳，房子买了4年，装修钱还未还清。一项一项的开支费用像雪球一样翻滚而来，令人喘不过气。

但最令我难过的，是曾经那么健谈爱笑的父亲，现在只能像案板上的鱼肉，被脱了衣物，任人翻来翻去地拍背，输液，针扎刺激。每日的食物就是肠内营养液，靠鼻饲通过管道输到胃里。

母亲留守在医院，整夜整夜无法入睡。父亲咳嗽，发烧，血压常在半夜骤然升高，有次甚至高达230，母亲是白天才在电话里告诉我，那种后怕无法言说。

在患者家属群里，我了解到术后3个月内做高压氧治疗促醒的重要性，在征求了父亲主治医师的意见后，将父亲转去了市区内另一家有高压氧舱治疗的三甲医院。

为此，我与母亲爆发了矛盾——母亲迷信，多方求神拜佛后，说是留在之前的医院治疗更好。与母亲争吵时，我看着她日渐消瘦憔悴的模样，通红的眼睛，内心一片悲凉。

我这是在做什么？父亲已经倒下了，我的痛苦是千倍，那母亲的就是万倍。

如果父亲醒着，必然会很难过。

7

转院后，父亲依然反复发烧。即使在昏迷无意识的状态，护士每日来吸痰时，父亲仍无比痛苦，眼睛直直地瞪圆了，布满血丝。医生明确表示，父亲在生命体征仍不稳定的情况下，不能接受高压氧治疗。即使进行治疗，也可能不会有任何效果。

气切状态下的父亲几乎对细菌毫无抵抗力，长期卧床昏迷令他肺部感染加重，痰检验后查出感染了铜绿假单胞菌。为了对付这种病房内的强耐药菌，各种抗生素、消炎药一刻不停地打入父亲的体内，一只手肿了，就换到另一只。

最近父亲睁眼的时间长了，有时看着他，与他说话，就好像他刚刚睡醒一样。只是无论怎么叫他，他都不曾应过。

父亲同病房的两位病友，一位50多岁，因头部撞到三轮车的后视镜镜框上脑内出血，辗转来到这家医院，他的妻子与20多岁的儿子每日守在床前照顾他。三轮车车夫只赔了十几万，剩余的医药费不肯再拿了，打官司也没有多大用处，交通意外无法医保，治疗至今，全部自费。距离他受伤至今已有八九个月，仍处在睁眼昏迷的状态，双手双脚因肌张力高有些变形扭曲。我常看到他的儿子在给他翻身拍背之后，就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低头玩王者荣耀。

另一位病友，38岁，因车祸导致重型颅脑损伤，肇事司机家境困难，分文未赔。他卧床将近1年，也是睁眼昏迷，60多岁的老母亲每日给他翻身拍背，喂饭按摩，日夜不歇。这位年轻人出事前有自己的工厂，有几辆拉货的车，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出事后，妻子拒绝手术，放弃治疗，卷走厂里资金，甚至不允许两个尚且年幼的孩子来病房看望爸爸。

常有年轻的律师来病房，问有没有需要打官司的，家属们大多神情漠然，不愿搭腔。“躺在这儿这么久，该打的官司早都打了，再说打了又有什么用，对方说自己赔不出钱，拉他去坐牢了也拿不到钱，有什么用？”

站在走廊，无论何时，总能听到病房里此起彼伏的拍背声。但仔细听去，会发现除了这声音，好像再没其他多余的声响了——住在这里的病人，有老人，有儿童，有青年，他们大多都沉沉睡着，无法开口说话。有的数月，有的数年。

这层楼，大约是医院所有楼层里最沉默，最安静的一层。

距离父亲病发已经两个月，他晾在阳台上的那件黑色短袖，被阳光晒得褪色发白。

下午我回家，拉开店里的卷帘门，一股霉腐味扑面而来。洗好的碗碟蒙着一层灰尘，桌腿上灰黑的斑痕延伸至桌面，用掉一半的抽纸纸巾还歪斜放着。

我打开灯，原本每天摆满菜肴的架子空了，再往里看去，厨房隐没在黑暗里，看不清了。墙壁上的风扇按下开关后，呼呼地吹着大风，我坐了会儿，起身来到店门口，贴上了“店面转让”的纸条。

父亲刚出事时的那个星期，我做了个梦，梦里我看到父亲就坐在店里电视机前的那张桌子前，背对着我坐着。他穿着常穿的蓝色短袖，坐着的时候双手撑在桌子上，微微前倾。我像每天来到店里时那样叫他，他没有回头，电视里大约是在放他喜欢的电视剧，看得太投入了，没有回应我。

醒来后，我恍神了很久，整个人被一种窒息的悲伤淹没。我想到这个梦，以为自己已经慢慢接受现实，但其实并没有。因为不论吃到什么，看到什么，我都在想：要是爸爸在就好了。

我想他醒来，我想他再笑着问我：“阿慧，煮年糕要不要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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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go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