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交通肇事背后的案中案

1

2017年6月的一天，上午10点多，启航市交警大队的报警电话突然密集地响了起来。几个市民先后报警，称在建国路与北海路交叉路口以西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辆已逃逸。一名男子在报警电话中急切地嚷嚷：“逃了逃了！警察，你们快点来啊！”

警方迅速到达现场。肇事现场位于老城闹市区的一条双向六车道柏油路，距离两端悬挂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均为200米左右。车道中间有铁质隔离栅栏，很高，即使成年人也需攀爬才能翻越。

在由东向西靠近隔离栅栏的主干道上，一个中年男子倒在血泊里，头部受伤严重，丛生的白发和白色长袖衫的领子已被鲜血染红，黑色长裤被刮破，一双黑色布鞋，一只还在脚上，另一只掉落在附近。离他不到1米处，有个被撞掉的白色汽车后视镜，镜面有轻微裂痕。

一辆半旧的暗红色电动自行车倒在不远处的隔离栅栏旁，车头扭曲变形，有明显磕碰，隔离栅栏上面有同色车漆。车筐内有一个深绿色布包，看上去鼓鼓囊囊放了不少东西。

距离中年男子倒下的位置前面不到5米，隔离栅有处豁口，一位年轻的目击者激动地指着那里说：“这个人先违章了，可能是觉得车少，想图个速度快，居然斜插到中间行车道上来了，快到这里时，后面跟上来一辆白色皮卡，把他挤扁到栅栏上了！”

的确，看样子，中年男子之前应该是想从那个仅能容一辆小型电动车穿过的豁口穿到马路另一边。然而，车祸在一瞬间发生了。

几个围观的人惋惜地叹息：

“说什么也不能违章啊！人是可惜了啊！”

“那也不能跑啊！撞了人还跑，哪有一点儿人味儿了！”

救护车几乎与警车同时到达，中年男子头部受伤严重，送达医院后不久即因抢救无效死亡。

为找到肇事车辆，市交警大队调取了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

案发时并非上下班高峰期，车流量不大，行人也不多。上午10时03分32秒时，一辆红色电动自行车驶入监控录像，在非机动车道上缓慢骑行。在其旁边的机动车道上，一辆白色皮卡与其并行，车况路况均无异样。

然而，两车并行约1分钟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红色电动车加速超过白色皮卡，绕过皮卡车头，由非机动车道斜向穿过3条机动车道，驶向道路中间的栅栏；同时，白色皮卡也开始加速，压过两条实线，斜行到最中间的车道，尾随在红色电动车侧后方；约20秒后，就在电动车接近栅栏中间的豁口时，皮卡突然往左打方向，红色电动车随即被撞，倒在皮卡与隔离栅栏之间的监控盲区。之后，皮卡回到正常车道，加速逃逸。此时录像里，骑车人和电动车倒在路中间的隔离栅栏处，几名行人陆续围了上来。

整段监控录像约8分钟左右，似乎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过失犯罪。但反复观看监控录像后，交警部门觉得，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事故是在监控录像第7分钟发生的，而6分36秒时的画面，有一个稍纵即逝的细节：即将与电动车发生碰撞时，快速强行越道的皮卡有过片刻犹疑，并踩了刹车。

为了确定这个推断，交警部门调取了多个摄像头的监控录像，均显示：撞击电动车前，皮卡横跨3个车道，撞击过程、方向都极具指向性，不排除该案系有意所为。

得出结论后，交警部门第一时间将案件转交刑警大队办理。

死者的身份很快被确定了：谭祖忠，男，48岁，启航市向阳村前村支部书记。

据调查，当日上午，谭祖忠准备到市委办事。按事发时间推断，应当是由于即将超过约定时间，他有些着急，遂独自前往并违章。谭祖忠的手机在其生前曾有过多次通话记录，但经排查，通话对象均与此案无关。

而继续观察监控录像里的白色皮卡和司机，疑点就更多了：这辆崭新的白色尼桑皮卡，既没有悬挂牌照，也没有张贴临时牌照，这在市区极为少见。此外，司机戴着大口罩、墨镜，看不清相貌。

警方扩大了侦查范围，又调取了市里多个地点的监控录像，绘制出了这辆无牌皮卡的行动轨迹；之后，又通过多种技侦手段，锁定了白色皮卡车的车主——启航市纳税大户、新锐建筑公司董事长付明奇。他是本地众所周知的正面人物，不仅按时缴纳税款，还经常参加公益慈善活动，为人正派又慷慨。

然而，进一步的调查，又排除了警方对付明奇的怀疑。案发时，付明奇并没有在本市，且其名下有多部货车，肇事车辆仅系其中之一。根据付明奇提供的线索，肇事车辆一直由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土石方工程的付明辉管理。而付明辉回忆，该车由第一施工队队长李祥负责调配，但此人已于3天前无故旷工，没有再来上班。

侦查人员很容易地找到了李祥。据他交待，车早已分配给公司的监工葛文健使用。但是这几天，葛文健和车辆不知所踪，他也正在查找。追查车辆的线索由此中断。调查显示，葛文健正是在案发当日失踪的。

——多种证据证明，葛文健有重大作案嫌疑。

2

3个月后，警方获知犯罪嫌疑人葛文健的可能藏匿地点——距启航市300多公里、3省交界处的青鸟县。不久，在该县一个僻静的小招待所里，侦查人员将其抓捕归案。被捕时，葛文健已身无分文，但其随身携带的包里有两部手机，一部仍可正常使用，另一部没有电话卡。

葛文健，男，23岁，小学学历，案发前在新锐公司工作1年有余。公司大多数人都评价说，此人踏实本分，工作卖力，案发前1个月刚从泥瓦工提拔为监工。这名个子不高、面容清秀甚至有几分腼腆的年轻人，显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蓬乱的胡茬、头发和落魄的神态，遮不住一脸的生涩和锐气。

“我只是不小心蹭了他，完全没有想要伤害他。”从审讯一开始，葛文健就反复强调，“我与他没有任何瓜葛，之前也不认识，更不会拿人命开玩笑。”

“监控录像显示，事故发生前，你和他并行很长时间；受害人死亡前，你斜跨过3个车道直接撞了他。能解释一下吗？”

“没有的事。我们只是碰巧并行，根本都没注意到他。至于不小心撞到他嘛……因为我开的是辆新车，对车况不太熟。”他眉毛紧蹙，说完，嘴唇紧紧抿起来，透露出一丝倔强与偏执。

负责办理此案的刑警张建国几天后即将退休，他并不急于突破口供，而是按部就班地问下去：“你认识谭祖忠吗？”

“怎么可能？”葛文健笑了，笑声中有明显的不屑，“我就是开车不小心刮蹭了他，根本没想杀他，更不认识他。”

张建国也微微地笑了。他将近期精心调取的几段监控录像一一播放给葛文健：“那么，你能解释一下这些镜头吗？——案发前一周，他在路边小摊吃饭，你出现在旁边的停车场；这里，他把电动车停在书店门口，你也在这里停一辆电动车；再看这里，你的袖筒里是什么？在太阳下，它在发光，我猜那是把匕首吧？要不是受害人身边还有3个人，这小超市门口，有没有可能变成血案现场呢？”

葛文健的脸色渐渐变了，冷汗从脸上滑下来，那件橙色长袖囚衣的后背，很快就被汗浸湿了。

“我们调取了你在事故发生前10天的行动轨迹。在这10天里，除了第3天外，你几乎每天都出现在谭祖忠附近，这是巧合吗？”

葛文健低下头，沉默了。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提审的时候，他始终不发一言。

一周后，葛文健的律师会见了他。也许是律师的引导和劝诫起了作用，葛文健终于松口了。

“我与谭祖忠有过节，早就打算教训教训他。案发时，我恰好看到他骑电瓶车出门，就跟着他到了那个路口。本来我就是打算把他撞个头破血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就行了。没想到没控制好，人死了。”

“什么过节呢？”张建国问。

“我买烟碰了他的包，他当众奚落我，还打了我一巴掌。”葛文健轻描淡写地说。

“什么时候的事儿呢？”

“大概3年前吧。”

“3年前？当时有证人吗？”

“没有。”

“在什么地方？”

“忘了。”

“之后，你和他有过接触吗？有没有通过电话？”

“没有。通话记录？我查过他的号码，打过电话，但是全删了。”

“那么你用的是哪部手机呢？”

“苹果6plus。”葛文健盯着地板，像是在背课文。

是那部没有电话卡的手机。

之后一段时间内，葛文健供述稳定，没有出现任何翻供或前后矛盾的地方，所有供述细节均与案发现场提取的证据高度一致。此外，除了问起自己的老母亲和3岁的儿子，他没有再提过任何其他要求。尽管他曾表达过不再需要律师，但每隔一段时间，他的律师还是会主动来见他。

侦查环节结束后，案件被移送至检察机关。期间，葛文健曾试图通过律师与谭家达成民事赔偿协议，但没有成功。不久，葛文健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启航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半年后，葛文健等到了判决结果：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3

一审判决后，原本全力配合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工作的葛文健，表现突然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一审宣判那天大雨滂沱，法院旁听席上没有太多人，葛文健驼背的老母亲被人搀着，颤颤巍巍地来到现场。同行的还有葛文健3岁的儿子，安静地依偎在奶奶身旁。看着这一老一小，包括检察官在内，很多人的表情都很沉重。

开庭前，葛文健被法警带进法庭，向母亲和儿子微微一笑。没有人知道，他的自信从何而来。

“被告人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法槌刚落，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刚刚表情还相对轻松的葛文健脸色大变，他先是浮现出难以置信的表情，继而是绝望和惊恐，毫无血色，一直以来淡定和不屑的神色全部消失。他的身子突然往后摇晃了几下，如果不是两旁的法警赶紧扶住他，他几乎要晕倒在被告席上。

“上诉，我要上诉！我现在就上诉！”他低声说，继而声嘶力竭地吼了起来。奇怪的是，他冲的方向不是法官，而是观众席。

他嘶吼的声音盖过了老母亲和小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很快就被法警架走了。

在这之后，葛文健表现极不稳定。因为犯罪嫌疑人当庭提出上诉，案件被移交至省级人民检察院负责死刑二审案件复核工作的部门，检察官丛清扬由此接手此案。

丛清扬拿到卷宗，前前后后地翻阅着，单是那段8分钟的监控录像，他就能把每一帧画面背下来。

在形形色色的死刑二审复核案件中，人性的各种极致一面都会暴露得淋漓尽致。面对即将到来的、生或者死的判决，每个人的反应截然不同。以往，一个前期供述十分稳定的犯罪嫌疑人突然翻供，这样的情况有；翻供后没有提供新的证据，这样的情况也有——但像葛文健这样，从一审判决后烦躁易怒但极少与人沟通的上诉人，却十分罕见。

这起看似普通的案件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内情？在阅卷过程中，丛清扬发现了几个无法被忽视的细节：

其一，从葛文健在一审法庭上的状态看，一开始，他似乎是对判决结果有良好预期的。那么，这种预期从何而来？又是什么原因，使他现场失控，做出了往旁听席上狂吼的举动？

其二，询问笔录中，受害人谭祖忠的妻子有一段这样的陈述：“4年前，我丈夫被人打过，屁股被人戳了两刀，但到现在也没查出来是谁。打那以后，他总是疑神疑鬼，几乎从不一个人外出；就算出去，也会拣人多的地方走。这么说吧，他老觉得有人要害他。”——如果结合葛文健所做的供述，谭祖忠生前的多疑并非空穴来风，至少，他早就察觉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让谭祖忠如同惊弓之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其三，葛文健说，他和谭祖忠的过节始于3年前，在谭祖忠被打1年后。但在这3年中，警方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曾经和谭祖忠产生过交集。那么，他为什么选择3年后才对谭祖忠进行报复呢？对于这一点，葛文健始终没有自圆其说。

其四，谭祖忠到市委去干什么呢？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的那个深绿色布包里，有一份厚厚的手写材料。虽被鲜血洇染，但经侦查技术辨认，其应当是对现任向阳村村支部书记违法犯罪情况进行举报。这与他被葛文健撞，有关系吗？

这一连串的疑点始终悬而未决，丛清扬决定去看守所提审上诉人。

4

第一次提审那天正值立冬，在审讯室银白色的灯光下，丛清扬清楚地看到了上诉人葛文健眼里那无可名状的惊恐。

他眼窝深陷，里面藏着两颗布满血丝、保持高度警惕的眼球，右边太阳穴青了大片。看守所民警说，前几天葛文健和同室的人无缘无故地打了起来，被狠狠闷了一记老拳。讯问期间，他的目光几乎从未离开过天花板一角的摄像头，有几次还偷偷地往门外张望。此外，他的双手自始至终紧握成拳，丛清扬无意的咳嗽声都能让他突然一惊。

“聊了这么久，如果你还是什么都不说，我们就回去了。”两个小时的沉默后，丛清扬故意合上笔记本电脑，站起身来。

“检察官，我能不能单独和你谈谈？”葛文健惊慌起来，他终于开口了。

丛清扬和同事对视了一下，说：“你的任何顾虑，都可以和我说。”

丛清扬重新坐了下来，葛文健又一次紧闭嘴唇，不再说话。

“那么，我能做到的，只有给你提供一些供你参考的信息了，”丛清扬说，“你的律师前期非常积极地争取民事赔偿，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争取对你宽大处理。但是，谭祖忠家提出的条件，你又无法接受。这样前后争取了多次，最后没有达成一致——你是不是纠结在这里呢？”

“你……你说什么？我不接受？”葛文健的脸上流露出极为震惊的表情。

“其实，谭祖忠家里提出的要求并不是我们办理案件中最高的，只有30多万块钱。但是，你最终没有同意。压价，砍价，最后放弃，所以谭祖忠家属提出一定要求判处你死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葛文健苍白如纸的脸色上泛出一丝因愤怒而生的红晕，他的胸脯一起一伏，紧闭的唇间居然传出牙齿打架的咯咯声响。

沉默许久，他问：“那我娘和想想（他儿子）呢？”

“老人家高血压犯了，在医院住了几天院，你的工友提前接她出院送回家了。你的儿子已经被你前妻接走，孩子已经不再上之前的幼儿园了，他妈妈想给他再转一家看看。”

丛清扬看到，葛文健的眼圈红了，嘴唇哆嗦起来，于是温和地问：“你很想他们，是吗？”

葛文健低下头，一言不发地哭了起来。看上去，他很想克制自己的情绪，但泪水却止不住地落下来，他的袖子很快被擦湿了。他在抠自己的手，直到抠出血来。很久，他低着头，问了一句：“检察官同志，我想问你个问题。”

“好啊。我在听。”

“我在这里安全吗？”他停止了哭泣。

丛清扬吃了一惊：葛文健这个想法从何而来、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起呢？和他的情绪变化有什么关系吗？

“你放心，你在这里是安全的。我也会和看守所的同志沟通，让他们加强对你的关注和保护。只是，有什么情况，你要告诉我，我才能帮你。”

思索良久，葛文健似乎下了很大决心。“你走吧。”他咬着嘴唇，蹦出这3个字，脸颊因为恐惧再次变得毫无血色。丛清扬分明感觉到，上诉人隐瞒了有关案情的重大事实，但他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让上诉人纠结到这种程度。

被带走的那一刻，葛文健背对着丛清扬，小声地说了一句：“等我想好了，会再找你的。不会太久。”丛清扬疑惑地盯着他的背影，又看了看摄像头，心里似乎猜出了什么。

不出半月，丛清扬接到看守所电话，上诉人葛文健点名想见他。

丛清扬迅速赶往看守所。他预估，案件将有重大转折。

“我已经把要说的都写下来了。”葛文健盯着天花板一角的摄像头，紧张地说，“你还需要什么，再告诉我，我再写。”

丛清扬接过一个被胶水封得严严实实的信封，信封上面写了一行小字：

检察官 收 （必须本人打开！）

在这封长达27页的自述材料里，葛文健交代了一段戏剧化反转的人生；字里行间，有关这起蹊跷案件的诸多疑点，如同突然被找到的拼图碎片，使得整个案件终于得以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5

2016年5月的一个上午，葛文健接到老板付明奇电话的时候，正在工地上监督几个工人干活儿。

他原本是一个连初中学历都没有的“无业游民”，因为学历不高、不善言辞，23岁了仍然没有固定工作。因此，这一年来，他一直对老板付明奇感恩戴德，用他自己的话讲：“我哪有能力做这个监工？老板就是我的再生爹娘啊。”

监工的活儿不累，但薪水很高，底薪加分成，一个月能有4000多块。在偏远的小县城里，这已经是非常可观的收入了。葛文健非常需要这笔钱——他在20岁出头的时候有过一次没有登记的婚姻，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小两口，很快因为没有收入而倍感拮据。在一个酷热的夏日，妻子将不满周岁的儿子留给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葛文健的父亲早逝，母亲患有哮喘，如今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只能勉强看看孙子。从那以后，葛文健发了疯地挣钱，微薄的收入大部分都花在家里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葛文健通过“大哥”李祥认识了付明奇。付明奇对这个老实小伙儿颇有好感，很快便将其招进新锐公司。从那以后，葛文健的经济状况总算有了好转，逢年过节，也开始大包小包往家里拎东西，一度让村里人刮目相看。

“小健是个孝顺孩子，从小就老实巴交，从来没有打架斗殴啦、耍小心眼儿啦之类的皮孩子恶习。”——这是案发后警方做调查时，村里人对他的一致评价。

为了表达内心的感激，葛文健对老板付明奇言听计从。他不仅工作卖力，还渐渐成为老板信任和亲近的——比如，经常给老板家做些工作以外的事情，处理交通违章、到火车站接送客人、帮老板娘修下水道安装灯泡等等。所以，当那天上午接到老板的电话时，他并没有觉得意外，赶紧处理好手头的事，就往老板的办公室赶去。

不过这次，他领的任务与以往有些不同。

“老弟，家里老母亲身体怎么样？”

“谢谢付总！最近身体不错。吃得香，睡得好！”

“噢，那就好。儿子怎么样？”

“嗯，还好吧。我打算过些时候把他送到幼儿园去。”

“最近谈对象了吗？”这是付明奇经常问起葛文健的问题。

“还没有啊。”葛文健挠挠后脑勺，有些腼腆地低下了头。每到紧张、尴尬的时候，他都会有这样一个习惯动作。

付明奇笑了，从抽屉里扔出一包软中华扔给葛文健——葛文健并不抽烟，但他知道这是好烟，他揣在兜里很久，直到被抓获。

“我有件棘手的事情要你帮忙。”付明奇说。

“好的。”葛文健习惯性地答应。

付明奇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男人，似乎正在路对面等公交车。男人50岁左右，身着一件白色衬衣，国字脸，留着平头，一对非常显眼的浓眉几乎把眼睛都遮住了；他看上去眉头紧锁，像是心事重重。但照片并不太清楚，除此之外看不清其他。

“这个人欺负了我哥们儿。”付明奇说，“你得帮我想想办法。”

葛文健有些紧张，但也没敢多问。

“你怎么不说话呢？不想做？”付明奇逼问。

“老板，您让我做什么？”葛文健老老实实地问了一句。之后，他记得老板笑了，从宽大的桌子后面走了过来——这是老板第一次离他这么近——“你帮我找几个弟兄教训教训他，让他出出血。然后，拍张照片给我。”

老板拍了拍他的肩膀，把照片递给他。葛文健的脑袋“嗡”地一声大了。在这之前，他知道老板身边围绕着一些人，专门干些类似的血腥事情，但他从不介入，甚至刻意避开。

现在，轮到他了。

后来警方了解到，在此之前，葛文健的确从来没有过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记录。不仅如此，该案也是葛文健第一次触犯法律。

“老板，这种事，我干不了。” 理智告诉他，违法的事儿不能干，葛文健鼓足勇气，第一次对老板说“不”。

可付明奇对他说了一句话，让他终生难忘：“要么，留下来跟着我继续干，要么就走。你是个知恩图报的孩子，人得厚道啊！”

当时，葛文健惭愧得脸都红了。但是，要是被警察抓起来怎么办？要是我出事，母亲和孩子怎么办？葛文健的内心激烈地挣扎着。

“我知道，你有顾虑。你放心，只是伤他一下，教训教训，没有别的。再说，这一片儿都是你付哥我的地盘，就算警察追起来，我会有办法的。你家里老母亲嘛，那就是我的母亲啊。至于想想，这可是个聪明孩子，前途无量啊！我的意思，你明白吗？”付明奇说。

葛文健知道，付明奇的儿子都在国外名校，他的心动了，接过照片，把它和烟盒一起，放进衬衣胸前的口袋里。

“先别走。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付明奇叫住他，“因为你忠诚。我让李祥配合你。一旦出事，你不会说出什么吧？”

葛文健的疑虑全消，他感激老板对他的信任，也责无旁贷。

6

照片中的男人名叫谭祖忠，与付明奇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付明奇也是受人之托，要将这个人彻底“修理修理”。

事情要从几年前说起。2010年，让县城很多开发商垂涎的城中村向阳村就要拆迁改造了。向阳村毗邻市中心，美丽的柳清河就在村旁蜿蜒而过，地段好得不得了，这让很多房地产商趋之若鹜，大大小小不下十几家公司找到村支部书记孙尚凯，想做拆迁和建楼的生意。付明奇就是其中一个。

听说孙尚凯油盐不进、不好打交道，付明奇本就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他辗转好几个人，终于跟孙尚凯扯上了沾亲带故的关系。从那以后，他绞尽脑汁接近孙尚凯，不出半年，就成了孙家的常客。

一年后，付明奇如愿拿下了“向阳苑”的开发权。这个社区说是给村民们回迁住的，事实上，几栋楼紧靠河畔，东边是森林公园，绝对的黄金宝地。而付明奇能拿下这个工程，孙尚凯功不可没。

但就在工程大干快上的时候，村支部书记该换届了。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因为拆迁、分房，孙尚凯得罪了不少人。孙家在当地是有名的大户之家，孙尚凯弟兄9个，他排行老三，是弟兄几个里最精明、也最热衷于当官的那个。村里若有人对他不满，他选择的办法通常是“棍棒加拳脚”。这个办法很好使，但有一个人却从来没有被制服过，这个人就是谭祖忠，也是照片上那个人。

谭祖忠是向阳村原来的村支部书记，十分能干，口碑也好。正是他多方奔波，才把村里的几处破房子全拆了，建起了崭新的村委会办公室；村里最烂的一条主路涂上了柏油，村办小学也是他张罗着换了新课桌——但相比孙姓，谭姓在本地的实在是人少势弱，据说祖上不过是闯关东的老一辈返回来做的入赘女婿，才有了后代。

上次选举，谭祖忠落选了。新上任的孙尚凯，一举一动都让谭祖忠十分反感。他多次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举报孙尚凯有违法之举。

此次选举，如果孙尚凯落选，那么付明奇等人的利益就有可能受损，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孙尚凯并不想亲自出马。毕竟，风险太大。

案发前1个月，付明奇将一辆崭新的尼桑皮卡拨给葛文健使用。他授意葛文健，在后备箱里放置了砍刀、绳索，以及一把猎枪。

案发前半个月，付明奇又送给葛文健一部iPhone 6plus手机，内置一张用他人身份证办理的手机卡，并授意葛文健“专机专用”。

案发前10天，付明奇到葛文健家里，看望了他的老母亲和3岁的儿子，并留下了6000元钱。

案发前7天，付明奇到南方出差，直至案发仍未回来。

案发时，葛文健确实是按老板交待的“只是教训教训他”去做的，但没成想过于紧张失了火候，事情闹大了。于是，付明奇开始启用第二方案：由他找的律师频繁接触已在看守所的葛文健，并传递了“说出去对谁都没好处，不说的话，通过民事调解可以保命”的信息。

一次、两次……随着律师的会见，葛文健认定老板是不会亏待他的。但如果他不背锅，那么他可能再也见不到老母亲和儿子了，这就是他为什么在法庭宣读一审判决时大惊失色的原因——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尾声

不久，丛清扬向法院提出发回重审的建议，并将葛文健交代的案件线索移交给公安机关。很快，付明奇、李祥等人悉数归案。

近日，二审法院做出终审判决：葛文健因有重大立功表现，最终被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根据他的举报，警方打掉了盘踞启航市多年的付明奇、李祥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该集团10余名成员全部落入法网。

（文中人物、地名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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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烈日灼心》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