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送妻子去武汉

2020-02-15 09: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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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这是一场战争,在新年的伊始,爆发在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中国人身边。这是我们的战争,我们热切地讨论、谨慎地分析,为灾难中陨落的生命而痛惜,为医者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为我们能为之所做的点滴小事而不懈努力。人生海海,我们且行且惜。网易人间「我们的战争」特辑,讲述每一天,我们与疫情赤膊相见。

陈鑫是我的同事,2009年,我俩先后从中心派出所调到刑侦大队。

他的妻子是省里一所著名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护士,疫情来临,奋战在城市安防一线的陈鑫,把妻子送上了驰援武汉的车。

1

1月21日中午收到妻子发来的微信时,陈鑫一时有点不敢相信。

先是一张通知截图:“接上级通知,我院重症监护室需抽调5名技术熟练、素质过硬的护士人员前往武汉抗击疫情,有意愿者可往护士长处报名。”

紧跟着就是妻子说的:“我想报名参加。”

陈鑫看了看时间,快1点了,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专案会了,这信息该怎么回?

离除夕只有2天了,虽然人可以放假,但案子却不能“放假”。在全国扫黑除恶行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这一年,作为重案中队中队长的陈鑫一直马不停蹄,办理涉黑涉恶案件的同时,还兼负着命案积案的侦破工作。

临近春节,专案组又召集全部相关人员开会,一来讨论下一步工作如何开展,二来也给专案民警排个春节的班——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假期中,陈鑫能有2天休息就不错了。收到妻子的信息前,他心里满满计划的都是该怎么利用好这宝贵的休假时间。眼下,却全部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这几天,街上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妻子加班时间也明显越来越长了。

虽然一切尚无定论,但会议中,已经有同事戴上口罩了。散会后,陈鑫再次打开手机时,看到妻子又发来了一张图,那是一张“请战书”,落款人是妻子的名字,名字上面还有上一枚鲜红的手印—— 已经如此了,还是支持一下妻子吧,不然怎么办呢,请战书都写好了。

很快,妻子又发来了一条信息:“崽崽怎么办?”

是啊,家里还有两个崽啊。

2

自己到底是不是个好丈夫?结婚后的陈鑫偶尔也会想这个问题。

妻子是同学介绍认识的,在一起谈了1年多恋爱,2010年4月结了婚。要说两人最相配的地方,就是彼此都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经常加班。当然,这也是两个人工作性质决定的。

陈鑫结婚时觉得自己尤其幸运,找了一个护士,“警察与护士,绝配,都是救人嘛!”那时,他还对我们打趣说:“护士多好,有护理经验,这下生崽和带崽都有人包了。而且自己是医院的,生崽时也不用托人找关系弄床位了。”

结果等到他第二个孩子出生时,还真是妻子自己去找的床位。

那是2017年6月的一天,下着大雨。陈鑫当时主办了一起恶性抢劫案,等完成抓捕再看手机时,已是早上8点——更要命的是,手机上有妻子打来的无数个未接来电。他这才想起来,前一天晚上搞审讯时,为了避免打扰,把手机设置成了静音,结果忘记改回来。

再看微信,战战兢兢地点开妻子留下的几条语音,第一句就是一阵厉声的咒骂:“崽就快要生了,还找不到你人,你干脆死在外面得了!”

算一算,妻子的预产期就是这两天,爸妈正好回了乡下,只有妻子和大崽在家。陈鑫顿时冒出一额头的冷汗,再点下一条语音时,尽管依旧是咒骂,但他多少安定了一点:“你听到后,赶快到**医院来,我和崽都在医院。”

“我老婆要生崽了,你们把人押回队里去,注意安全。”陈鑫转头对着其他兄弟喊了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跳进车里出发了。当时他心里还庆幸了一下:“幸好这次是开着自己的车,这恐怕是‘私车公用’唯一的福利了。”

赶到医院,找到妻子的病房,推门就看见妻子好好的躺在床上,大崽坐在一旁看着电视,陈鑫的心里才安定了下来。妻子见到他,连声发问:“你还要崽不?你还要老婆不?”

原来今天早上7点多,妻子起床上厕所时,突然发现自己破水了。一般来讲,孩子要生了的话,先是“见红”,如果已经破了水,产妇就必须平躺,并立刻入院,且不能再乱活动了,不然羊水流失太多,胎儿就危险了。

虽然妻子是护士,没有那么慌张,而且待产的物品也已准备妥当,可当时家里除了个不到7岁的小孩,就只有妻子自己一个人,难免诸多不便。打陈鑫的电话,拨通了没人接,一直打,一直没人接。想着叫辆“滴滴”,但此刻正值上班早高峰,怎么也叫不到车——妻子整个人都要崩溃了:总不能自己一个人挣扎着拖着东西、牵着孩子去路边等的士吧?

最后没别的办法,妻子打电话给了同事,还是同事开着车将母子二人接到了医院。安排床位、挂号、缴费都是同事帮忙处理的。第二天上午,孩子就出生了。

“看来自己真不算个好丈夫。”每次说起这件事,陈鑫都是满脸愧疚。但我知道,他的妻子也是理解他的——后来我们一起去看望他妻子时,她只是和我们教导员开玩笑说:“您看陈鑫是不是该挨处分?老婆都要生崽了,他还在办案,典型的要工作不要崽咧!”

3

对于陈鑫而言,懂得妻子工作的重担,还是被妻子拉着一起看了《急诊室的故事》之后的事了。在妻子工作的重症监护室里,一条条生命就摆在那,只能竭尽全力地去救。

“今天的夜班如同往常一样,琐碎而繁重。上药、记录病情数据、查看呼吸机,甚至还要与有意识的病人说说话,一个晚上下来几乎没有合眼。这里每一个病人都病情严重,真心不敢马虎,此时我的脑袋也有些炸炸的作痛,多坚持一下,也许就在下一秒,病人身上就会产生奇迹。”看着妻子的朋友圈,陈鑫一脸酸楚。

他隐约感觉到,中午发微信给自己的时候,妻子心里应该是有些害怕的——疫情的严重性日渐显现,医护人员被传染的消息也开始传来——只是妻子没对他说罢了。

就像曾经,自己遇到危险,除非受了明显的外伤,实在瞒不住了,不然也不会向妻子提起一样。

谁都是血肉之躯。虽然经常在办案一线冲锋陷阵,但说没感到害怕,那是假的。这么多年来,真正让陈鑫感觉到害怕的时刻,也发生过两回。

一次是2010年,他刚进刑侦队不到1年。案件起因是一起债务纠纷,一个自称“老叔”的人带着一伙人向对方要债时,双方发生冲突,没想老叔当场掏出手枪,“呯”地冲着屋内的一个皮沙发就是一枪。看着沙发上那个圆圆的弹孔,对方立刻被吓住了,乖乖地还了钱,并附上高额利息。接到报案后,刑侦大队领导是高度重视,参与抓捕的成员一律带枪,主攻队员全穿了防弹衣。

老叔的落脚点在一个酒店,根据情报,人就带着2个马仔住在3楼的房间里。在确定嫌疑人还在房间后,根据分工,抓捕队员分别对酒店出入口、电梯口等地布置了人员,最后由大队长带着陈鑫他们5人一起来到了门外。在酒店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房门被迅速打开,3名队员持枪从不同的角度冲了进去:“全部抱头蹲下!”

陈鑫自己没有配枪,跟在大队长后面冲了进去。当时在房内有3人,其中2个年轻的马仔已经抱头蹲下,但是躺在床上的老叔突然一个翻身,手伸到枕头下想掏什么东西。陈鑫跃身一扑,直接压在老叔身上,伸手就抓住了他伸进枕头里的手,指尖瞬间感受到一阵金属的冰凉。一时间,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想着按住老叔的手。

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当听到同事一声厉喝“再不松手,就开枪了!”、被压在身下的老叔没有继续挣扎时,陈鑫才回过神来,从枕头下抓住一把“仿六四”。他迅速退出弹夹,拉开套筒,一颗金灿灿的子弹从枪内弹出——子弹居然上膛了。

事后陈鑫问老叔:“你当时会不会真的开枪?”老叔回答:“我绝对不敢开枪,我犯的罪不是死罪,如果我开枪的话,不被你们现场打死,也铁定会被判死刑,我没那么傻,我害怕死。”

但在抓捕的那一刻,谁都无法判断。

陈鑫后来一次害怕,是主办一起入室盗窃案。

当时他已经是中队长了,在获知该伙嫌疑人的落脚点后,带着几个兄弟前去抓捕。前期侦查中,大家已确定这伙嫌疑人是一个成年人带着一群16、7岁的未成年人,因此抓捕时重点控制对象就是那个成年人,没有针对其他人员做专门布置。

破门很顺利,兄弟们很快就把屋内的人控制住,那个为首的成年嫌疑人也戴上了手铐,剩下的年纪不大的嫌疑人们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主要人员控制了,大家也相对放松了,但万万没想到,当一个队员在给一个小嫌疑人戴手铐时,那个小子居然从身后摸出一瓶催泪喷雾剂对着警员脸上喷。那个队员大叫一声,捂着脸倒在在了地上,陈鑫吓了一跳,马上将那个队员往厕所里拖,打开水龙头,让喷溅的水直冲那队员的脸。

整个房间都弥漫着呛人的味道,嫌疑人和队员们都被呛得直打喷嚏,双目泪流。陈鑫一边让那个队员继续冲洗,一边忍着气味带着弟兄们将嫌疑人全部押出屋子。安排好两个情况相对轻的队员看好嫌疑人后,陈鑫忍住难受再次冲进屋子,接了一大桶水,把厕所里的卫生纸全部抓了出来,让屋外的队员洗脸。接着,他也顾不上自己,再次跑进屋子,对着那个直接中招的兄弟喊道:“没事吧?”那个兄弟抬起头,两只眼睛仍是无法睁开,整个脸早已通红。

这种催泪喷雾剂陈鑫在警校的查缉战术课上体验过,当时也是在一个屋子里,教官从窗外喷进来催泪喷雾剂,那滋味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如此近距离的喷射,对眼睛造成的损伤可想而知。收队的路上,陈鑫带着这名队员先去了医院急诊,医生处理完,那名队员才勉强睁开了眼睛,但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陈鑫又带他去看了眼科,经检查没有问题时,陈鑫才长长松了一口气。

审讯时问嫌疑人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个穷乡僻野里出来、只有16岁的孩子说:“我们老大说了,不能被警察抓住,抓住了会被枪毙。我怕死的。”

后来,陈鑫每次见到那名队员脸上因催泪喷雾剂灼伤而长出的痂时,心里就万分难过。

民警执行抓捕时遇到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的确,这份工作就要直面生死,用同事们的话说,一旦出了事,就是“黑白照片圈上一圈菊花,孤儿寡母、老父老母在灵堂上哭得撕心裂肺”。可是也正是因着这份害怕,陈鑫心里才会想着,不严厉打击罪犯,以后自己怎么放心让孩子出门?

想到这里,陈鑫也觉得,妻子应该和自己一样——如果不把疫情消灭,或许自己和孩子都会成为其中一个黑色的、冰冷的数字。也就是因为这份害怕,才选择要第一时间冲在最前面吧。

我送妻子去武汉

4

“你最终还是同意她去了吧?”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全力支持!’——这是我当时给她的答复。”陈鑫很平静地回答。

那天当妻子回家时,满脸的思绪重重,陈鑫很明显就感觉到了。

一边是三天两头不在家的丈夫、两个小儿;一边是自己救死扶伤的职责以及凶险重重的疫区。当陈鑫将自己的决定告诉妻子时,想必是给了妻子最大的支持——“她当时皱起的眉头一下子就平了,人也显得轻松很多”。

“孩子们怎么安排呢?”我又问了一句,话出口,又觉得有些多余。

“还能怎么办?只能丢给爸妈了。现在家里没个老人,还真的会乱得一团糟。别说这次她去武汉,就是平时两个人加班时,我爸妈也经常是抱着小崽去接大崽,真是难为两个老人家了。”

“再说两个崽,小的不懂事就不说了,大的还真的懂事。当时我老婆和他说要去支援武汉时,这小子居然也特别支持他妈妈,还说他以后可以在同学面前挺起胸脯说他有个英雄妈妈了。说实在的,我也有那么多奖励,为啥这小子就是看不见呢?”说起孩子,陈鑫才露出了满脸的笑意。

1月25日,大年初一。一大早陈鑫的妻子就去了单位参加院方组织的动员会。下午4点多才回来收拾行李。

陈鑫拿出两罐士力架递给妻子。他看过相关新闻和内容,说武汉的医护人员忙起来根本没时间吃饭,士力架扛饿,想来自己蹲点守候时也常吃这个,就专门去买给妻子。

大年初二,为了不吵醒家人,陈鑫和妻子起了个大早,两人很快洗漱完毕,拖着行李箱要出门。

陈鑫说,那个早晨,他一直有点想哭:“当时想着起得早,不会有事。结果出门时,大崽也起来了,抱着妈妈的腿不肯松手,妻子亲了他额头一下,并嘱咐他照顾好弟弟时,大崽就懂事地点了点头……孩子太懂事,也不一定是好事啊!”

到了医院门口,妻子非要一人拖着行李去科室,不让陈鑫送,说是怕自己会哭。过了两个小时,陈鑫收到妻子发来的照片:一张是她们出征的护士一人手中拿着一张写春联用的红纸,每张红纸上一个苍劲的毛笔字,组合起来就是:“出征武汉,不畏艰难!”

另一张,是妻子举起右手宣誓的照片。

5

妻子走后的这几天,陈鑫心里总觉得有点空,又不敢打电话给妻子,一来怕影响她工作,二来怕影响她休息,只能常常在微信里给妻子留言。妻子回的信息很少,内容基本上都是“疫情很严重”,“崽不要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之类的话。

按照上级指示,公安机关为防治疫情已经提前上了好几天班了。大年初九,大队长神情凝重地将几个中队长召集到办公室。

“现在区里已有确诊病人,并且这个病人的家属也已经出现了疑似症状,现这些人全在南区疾控医院进行隔离。为了弄清楚这些人去过哪些地方、接触过哪些人群,区里专门指示我们刑侦大队负责开展询问工作。询问结束后还可能被隔离。当然,带队的肯定是我,另外还需要3人。”大队长顿了顿,“教导员和几个副大队长排除在外,我不在队里时,你们几个要负责大队的业务和管理工作。”

话音刚落,所有中队长都举起了手。下午2点,大队长便带着陈鑫和另外两名中队长到了医院,进了门后,4人取出事先准备好的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正准备穿上,负责对接的医院负责人看了他们的装备后,说他们医院的防护服效果好一些,让他们更换。

防护服效果好,自然意味着衣服更厚实、更不透气。全副武装后,陈鑫顿时感觉到憋气,努力喘了几大口气后,才能勉强适应过来。走进隔离区,看着那些被隔离的病人,陈鑫更加明白了妻子当下所面临的处境,不直接感受,真的不知道竟是如此艰难!

陈鑫负责询问的是一位50多岁的男性,是那例确诊病人的岳父——他女婿在湖北做生意,这次过年回来拜年。由于是在封城前回来的,所以一家人也没在意,结果自己全家都出现了症状。

询问的全程,这位病人都在剧烈地咳嗽,喉咙里还发出一种接不上气的“嘶嘶”声。为了能够提上气,病人时不时捶着胸口,隔着口罩和防护服,气流都直接冲在了陈鑫的身上。

随后制作笔录的过程也不太顺利,所有人说不上两句话,就要猛烈咳一阵子,几个中队长都只能坐在对面,耐心地等着。询问完毕后,再让被询问人反复确认着记录内容,直到被询问人最终确定,工作才算结束。等彻底消毒、走出隔离区、脱下防护服时,所有人的后背都已经湿透了。

陈鑫他们都进行了专项检测,慎重起见,分局又给他们在宾馆安排了单独隔离的房间,并联系了疾控中心,对他们定期进行检测,直至风险全部排除。

我问陈鑫,在隔离的这几天里,有没有和妻子联系过?

他说,通过两次电话,是妻子打给他的,说的内容没啥特别的,无非就是病人多,情况严重,要他注意。陈鑫还特地让我看了下他与妻子的聊天记录,是他妻子发来的一张图片,一根被咬了一截的士力架,还配了一条文字:“吃着你的士力架,真的要长胖了。”

“不怕不怕,回来后把肥减下去。到时我陪你一起去健身房。”

“听武汉这边的同事说,每年的3到4月,这里的樱花开得非常漂亮,到时我们一起来看樱花啊?”

“一定一定!”

我想陈鑫在敲下“一定一定”四个字时,肯定用了很大的力气。

(文中的人名和地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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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go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