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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40岁,他们还在彷徨吗

2020-02-21 10:00:48 来源: 网易人间 网易号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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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过去,大家看到的都是成功人士,很多没翻身的人你看不到。

进入40岁,他们还在彷徨吗

进入40岁,他们还在彷徨吗


人就是这样,越是往上升,压力就越大

1998年,黄蜂在汕头念完初中,就萌生了辍学的念头。

黄蜂的青春期正好遇上改革和流动的年代。户籍制度松动,农民不必一辈子和土地捆绑,他听过太多人离开家乡,到南方沿海城市打工,几年后成为“老板”荣归故里的传闻。

随着财富增长蒸腾而起的热气,就像那个年代的滤镜,年少的黄蜂也在期待着一次“闯荡”。

“那时书也读得还可以,就是不想读了,想早点独立。”黄蜂跟在小城镇当会计的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父亲断了他辍学打工的念头,托关系把他送去广州读寄宿高中,让他“尝尝独立的滋味”。

所谓“独立”在20年前的确比想象中要容易。一出来,黄蜂就再也没有回老家长住过,他顺利念完高中和大学,兜兜转转,以技术人员的身份进入广州一家电视台工作。

“我常跟人说我是打杂工的。”电视台是国企,体制内的工作在外人看来光鲜、稳定,其中的苦楚却只有自己知道。黄蜂是学计算机的,被招进电视台做网站建设。网站也不是电视台的核心业务,有就可以了,不必尽善尽美,但人不能闲着,哪里需要人手,黄蜂就被调配到哪里补位,有时大夏天中午,也得跟着拍摄团队出外景做技术支援。

有同事要扛着几十斤重的拍摄设备跋山涉水,全身湿透也不敢放松,设备几十万,摔下去的价格够好几年工资。黄蜂虽不用做苦力活,但加班熬夜也算常事。

2009年,金融危机过后,黄蜂虚岁30,升职、结婚、买房、买车,而立之年达成了许多人生选项。

在单位,黄蜂每年都见到许多名牌大学毕业生,投简历过来实习,不要工资,只希望有机会留下来。黄蜂不忍说破:“其实10个人未必能留下一个。”体制内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但它从未承诺高枕无忧。

再往后,越是升迁,压力就越大。

每次升职,都是一轮裁员。电视台靠广告营收,收视率是基本盘,时代变化很快,看电视的人一年比一年少,客户逐年把投放转移到互联网。国企“自负盈亏”政策导向下,摊到每个人头上的业绩压力不比私企员工小。业务范围没有缩小,收入下降,只好缩减人员,一个人做多份工作,黄蜂干得来,也得以升职。

领导不好当,既有上级主管单位发下来的收视指标,又有部门的营收预期。收视下降的时候,黄蜂要带队落地社区做活动,提高电视台曝光度,“暑假61天,可能59天都在做活动”。

下午的活动,提前一晚布景搭台,早上调试设备,中午彩排预演,傍晚活动结束后,又要赶往下一个活动场地干到半夜。营收下降,又要想方设法提高部门收入,保健品广告不能接,电视购物做了影响收视,办法越来越少。

黄蜂有时禁不住感慨,20年奋斗,自己竟入了一个注定走下坡路的行业。有一年收成不好,管理层的绩效工资都按0.8发。我们见面的时候,黄蜂单位还在年终结算,要是没有达成年初签下的“军令状”,今年的提成全部取消,只剩基本工资。

转行是不可能的了,40岁的人,没有从头再来的魄力,也没有年轻时可以扛住无数熬夜的身体。“我什么都会一点,但是都不精通,要说真的有什么专业技能也没有。”黄蜂说,身为管理者,管理似乎并非专业技能。

开车临近珠江新城,黄蜂讲起一些在潮水中冒险淘金的朋友。

2006年,一个前同事,月薪5千,各种监管还不到位的时候,用信用卡套现在深圳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又把房子接连抵押,买了3套房子。每月还几万房贷,套尽信用卡,还要到处筹措现金。几年后,房价上涨,同事卖掉1套房子,还清了另外3套的贷款,一举成为深圳房东——这个疯狂的故事像极了本世纪初咆哮20年的缩影。

黄蜂没有把身家赌进风口,勤恳工作,也在人生的中途拥有2套房子,生了小孩,换了两辆车。

2015年,结婚6年,黄蜂和太太生育了一个小孩。一方面是父母催促得急,一方面是年纪也已不小。小孩降生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对黄蜂的改变远远超过经济形势、裁员危机、房地产行情等等外在的风浪。

我问黄蜂,有了小孩首当其冲的转变是什么,他说,在太太的要求下换了一辆七座车,并成为家庭的专职司机。因为岳父岳母和父母会过来帮忙带小孩,一家人出行,原来的小车不够用。潮汕家庭,对车的需求总是越大越好,一面是家里人口多,一面是逢年过节,从老家回广州,要带很多好吃的回来。

“第一辆车是2009年买的,因为广州要限牌,赶紧买了,也没怎么开。”黄蜂说,小孩出生后,他就变成家里的司机,一到周末或假期,就开往周边城市的自然景区。

在此之前,黄蜂假期最爱的活动是到人烟稀少的地方拍摄星空。他是多年的业余爱好者,但设备和手法都极专业,一个人背着100斤的行囊,装着相机、镜头、三脚架和无人机,去到四川、西藏、内蒙古,在零下的温度里冻上几个小时,留下一张银河的长时间曝光图。这样的个人冒险已逐渐被家庭活动取代。

黄蜂开车带着家人出去,会选近一点的地方,成熟的景区,环境安全舒适,最重要可以供小孩跑动。后尾箱常年放着小孩的手推车、安全座椅、衣服、玩具、零食,像个百宝箱。他也留了一些空间放自己的相机、镜头、三脚架,小孩玩的时候,他就在旁边拍。

“我想在他上小学前,带他去拍一次星空。”黄蜂现在最头疼的事情,不是电视台的收视下滑,而是太太给小孩报了很多补习班,他担心不够时间带小孩去接触自然。

进退两难间,40岁辞职的中年设计师

张生在40岁这年辞职了。

他是广告公司的设计总监,再做下去,要么上一个台阶当管理层——这就意味着很多事情要操心:行政、人事、财务、考核、处理客户关系,他对管理不感兴趣,内心过不了这个坎,想做的始终是专业上的事情;要么原地踏步——发展空间也有限,传统的广告行业处在寒冬,客户手上没钱,更偏向于营销类的策划。他是搞创意设计的,一份设计稿做出来,最终能不能谈定客户,还是多少钱的问题,作为设计师颇有挫败感。

进退两难,干脆辞职。

2000年,张生考入广州美院,艺考前到广州报名,设计专业的报名点前排了长龙,他没信心,挑了最冷门的专业——壁画。那一年他发挥得很好,考了专业第一。

壁画专业用矿物颜料,价格昂贵,一笔要十几块钱,画成之后,经历多少年都不会褪色。许多日本画家为了更上一层楼,远道去敦煌莫高窟取经,壁画专业的学生,要在学术上有进益,照理也要去敦煌学习,张生有同学在敦煌熬了十几年,终于有些成果。但是他选择了另一条路。

2004年,张生毕业,去了一家当时风头正劲的门户网站做设计,负责网站Banner,也捣鼓一些小动画。“当时还做得很开心,那时候干活特别有冲劲,就觉得赶紧去上班,睡什么觉?”张生说,刚毕业的时候,总是有一种很强烈的危机感,想着要在大城市立足,需要多少钱才行。

“当时那些公司招聘都不招本地人,一定要如狼似虎的外地年轻人,他们肯拼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狼性。”

张生在的门户网站算国企,做什么事情都要层层审批、上报、评估,走完流程,风口已经过了,衰落不可避免。2006年底,张生被一家媒介公司以双倍的工资挖走,他是金牛座,跳槽必须有足够的回报。这家公司虽小,客户却很庞大。那是广告业的蛮荒年代,流量都在门户网站,只要做一张图片,花钱投放,就一定有高回报。张生是设计师,但是不需要任何创意,只需要机械地处理好照片就行。

当时的老板30岁不到,他跟张生说,这样下去35岁就能退休了。

然而,老板发了财,给员工的福利却远远不到位。2009年,张生再次跳槽。也是这一年,28岁的张生买了人生中第一套房,房地产正处在低潮期,首付20%,12万。第2年,他又换了一家公关公司,当了主管,负责网站的运营和设计。

过不多时,张生一个师姐从英国留学回来,找到投资人,准备做一个人机交互的项目,拉了他当合伙人。张生犹豫了很久,还是辞掉工作,放弃高额薪水,加入了这家新成立的公司。然而,这却是他职业道路上遇到的一个“坑”。

“之前我想不到投资人的用意,现在回想,倒是想明白了。投资人原本是一家做政府网络安全的公司,但是股价一直是上不去,为了拉股价,就搞搞这些概念,投资一家人机交互的公司,有高科技,就把股价拉起来了。不仅如此,他还要把我们公司弄上市。既然要上市,每年的年报就要漂亮,要赚钱,不可能老是投资让你们搞研究。所以当时我们就要拿着不成熟的技术,到处去骗钱,给地方的政府单位做一些科技含量不高,却有噱头的东西。”

30岁,张生从第4家公司离开,而立之年感到有些迷茫。

他在第一家公司的同事出来创业,喊他加入,“我好多朋友都在里面,他说你过来大家一起玩耍,我觉得可以,所以这个时候就去了。”张生在这家公司待了9年,过得很开心,他觉得主要是人的问题,跟同事的关系比较稳定,大家都挺好玩的。

对张生来说,做感兴趣、好玩的事情,永远比赚钱更重要。无论是30岁刚成家置业的时候,还是40岁已经有了在上幼儿园的小孩的时候。

从最近一家公司离职后,张生没有太多彷徨,他只有一个想法,以后尽量不打工。

“一直在打工,你会没有什么危机感,太稳定了。很多人追求稳定,但是干我们这一行,稳定是以青春作为代价的,你年轻才可能稳定。我现在一个40岁的,不管创意多好,年纪是我的瓶颈,我要去想10后怎么想。”

做设计熬夜加班是常事,最长的一次,张生连续两个星期,每天晚上都是两点钟才离开公司,第二天一早又过来公司赶工。“现在身体肯定跟不上,头脑也跟不上。”

我们见面的时候,张生刚刚离职两个月,他有很多想法。正在琢磨跟朋友开一家烧烤店,他选址、材料都看好了;或者做一些文创产品卖;也想把多年没练的壁画重新捡起来。他不觉空虚,只感到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

辞职前,张生和太太都要经常加班,小孩大部分时间都由父母代管。离职后,他每天8点送小孩去上幼儿园,下午4点要接回家,再带他出去玩2个小时左右。只有中间那段时间能做自己的事情,但也因此跟小孩的关系更亲近了。

张生学艺术很能捕捉人的情感,他会尝试着跟小孩建立一些默契,比如小孩吃饭时间在玩,张生的妈妈会催他过来吃饭,但是效果不好,张生则跟他约定,再玩5分钟就去吃饭,并设定闹钟。自己带小孩,他才意识在很多细节上,需要给小孩空间。

他每天开车载小孩去上学,但是幼儿园离家里不远,他在尝试跟小孩约定,5岁之后走路去上学。“我希望给他营造一种感觉,5岁之后,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干了,自己穿衣服、自己洗澡,自己背书包,自己上学,但是同时也会带来好处。”

车对张生来说,是家庭活动的场所,他不希望小孩太依赖它来代步。2015年,小孩出生后,他换了一辆七座的汉兰达,“你知道我对价格很敏感,这辆车当时也挺贵的,但是空间足够大。当时小孩刚出生,我们很需要一个大的空间。如果小孩在车里哭闹,空间太小的话,你会觉得很压抑,很难受。有个宽敞一点的地方,还可以帮他换个尿片,拳脚能够施展开。”

小孩大一些后,外公外婆不用来带,坐的人不多。张生把车变成一个很大的储物空间。因为经常带着太太和儿子出门郊游,他在车上固定放了一顶帐篷。有一段时间还把自己的单车一直放在车上。

我问张生,他是不是一个顾家的人。他说,自己会花很多时间布置家里的环境。家里装修的时候,张生花了几个星期研究不同的地板,最后才选定其中一款。一次要把家里的阳台改造成一个活动空间,太太很反对,做完之后才说:“好像被你弄得挺好的。”

不过,辞职之后,张生发现自己也需要一些个人空间。他是做创作的人,不擅人际交往,却很能自己找乐子。每天把大量时间放在家庭里,多少需要透一口气。

“有时开车回家,在路上听电台,到家了会把车停在路边,再听半小时才上楼,享受自己的个人空间。”离职的中年人,很需要这样的时刻。

走到人生中途,愿望是睡到自然醒

陈明读中专时,学校还有分配工作的说法。

他是客家人,却出生在湛江,父母都是大学生,被调配到湛江的农场支援。上初中时,为了陈明和妹妹的教育,父母托了许多关系,申请工作调动到广州。

中考先报志愿,陈明跟父亲说,自己不想读高中上大学,想去中专学建筑。他小时候去发小家玩,看见朋友的爸爸在画建筑图纸,很是羡慕,暗下决心自己也要画图纸。父亲是大学生,当然希望儿子也受高等教育,但是陈明有自己的想法,他也同意了。

当年的中专生源十分好,陈明和他的同学,很多人分数能上重点高中,都去读了中专。4年中专读完,陈明被分配到白云一家房地产国企,做工程现场管理的工作。那是90年代,房地产刚刚起步,挑大梁的都是国企。国企福利好,陈明单位100多人,配了一个小型车队,他也在单位里学会开车,并上夜大,读了中国地质大学的专升本。

不过很快,国企改制的浪潮席卷全国,陈明的单位被一家私企收购,开始裁员。

单位里100人,要走大半,裁掉谁都不公平,只能内部竞争上岗。陈明好学,除了本职工作,很多事情都略晓一二,交际能力也强,得到一个销售的岗位。然而,裁员又过了三四轮,他也终于体会了下岗的滋味。

离开国企,陈明决定自己创业。

说是创业,其实连公司也没注册一个,就挂靠在朋友的公司,用朋友公司的资质到处投标。幸运的是,很快就中了一个承建的标。

在国企待了多年,工程的各个方面陈明都实际操作过,只是当年是甲方,如今不仅是乙方,还要一个人统筹起所有的工作:找材料、用人用工、找关系、资源整合。除此之外,就是拼精力和体力——在工地倒混凝土是24小时不停的,陈明也几乎不睡觉地在工地监督、管理。

这一年,陈明结了婚,买了车,每天开着跑工地。

第一个项目还没做完,手上又接了几个项目。他考虑的东西越来越多:多做一个项目要多多少成本,可以多多少利润,是不是需要请人,请人需要成本,如何节约……结婚后很快生了小孩,但是陈明几乎无暇照顾,小孩出生的前一天,他还在工地干活。出生后,家里的事情大部分时间都是太太在张罗。

被欠钱的焦虑感,是从甲方转到乙方后,陈明最切身的体会。工程是做完验收后再结款,需要先垫付,而钱又是从银行贷款需要付利息的,只要甲方拖一拖,资金链就带来一连串麻烦。

做了3年工程,陈明最终决定,还是换一个行业试试。

陈明一直在白云山的足球场踢球,球场上认识了很多朋友,有人开餐厅做得很好。他决定也开餐厅,做一些每天都有现金进账的行业。不仅餐厅,发廊、网吧、卡拉OK,他都经营过。这些行业的确每天都有现金进账,但是也把他的生活变得更像一个战场。

“那时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晚上可以关机睡觉,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陈明和我说,当时他的精神高度紧绷,几乎很少能睡个安稳觉。

另一个原因,是陈明发现他无法做太细致的经营工作,他生性粗旷豪放,喜好结交朋友,更适合做一些投资。为此,陈明开始向房地产服务业转型,或用通俗的话讲,他转做“二房东”,租售一些公寓、办公楼,经营酒店。

2007年是陈明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作为房地产行业的生意人,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他就已经明显感觉到经济水温的变化,手上的房子一直租不出去、卖不出去。

“当时我就想着要收缩一点了,不能再冒进,要防守。那时当然也有趁机扩张的人,后来因为有4万亿,很多都很好,但是现在看到的都是成功人士,很多没翻身的人你看不到。”过去的经济危机都是听人谈起,亲身经历过一次,陈明心有余悸,加之年纪渐长,见到许多商场上的朋友早早离世,心态有了很大的改变。

他和我谈起一个朋友,成功的企业家,大家都是踢球的朋友,经常一起喝茶。这个朋友被查出早期鼻咽癌,治愈率高于90%,但是医生嘱咐,不能抽烟、喝酒。

朋友在商场打滚,往来是达官贵人,尽管资产过10亿,抽烟、喝酒竟然也身不由己。他也不愿退隐,不甘寂寞。2年后,这个朋友离世,年仅50岁。

这件事对陈明触动很大,他开始想,自己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够”,做到“够”了又会得到什么。他戒掉烟、酒,甚少再参与应酬,当然也收缩了生意的规模,谨慎扩张。另一方面,他开始有时间去参加孩子的家长会,运动会,带小孩去旅行。家长会通常90%都是妈妈参加,10%是爸爸,陈明发现自己现在就是那个10%了。

如果把陈明的人生分为两半,前半生,他踢足球,在球场上奔跑,跟对手对抗、抢夺,跟队友默契合作,是广交朋友、积极作为的半生;后半生,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不再能投入这样的对抗运动中,开始打高尔夫,过一种有耐心的,智力多于体力的,甚至有些寂寞的运动。

这种全方位变化,难以说是因为经济形势,因为年纪,因为人生境遇,还是一股复杂的合力。

“我在尝试把高尔夫这项运动变成团体运动。”陈明跟我说,他近几年开始打高尔夫,他常约上三个朋友,一行四人开车去体验不同的球场,近的去到惠州、潮州,远的去到海南,因为每个场地都有不同的特点。他开的是2010年款的汉兰达,后备箱足够大,刚好可以横放高尔夫球杆,又坐得下其他朋友。

一场高尔夫4个小时,一个人挥完一杆,下一个人才能开始行动。有时候朋友会在球场上接生意上的电话,久久放不下,陈明会不客气地问他:“那你来打球干嘛呢?”

他理解那种处在商场中,有些电话无法不接,难以脱手,又极度想脱手休息一会的尴尬状况。但是这样的状态,对陈明已经是过去时了。

在一个高尔夫球场,陈明遇到一个80岁的台湾老人,他的愿望是80岁打80个球场。

“我也打上47个球场吧。”

沈燕妮 本文来源:网易人间 作者:杨也 责任编辑:沈燕妮_NX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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