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再救母亲一次

2020-03-09 10:09:57
0.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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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8年12月22日,凌晨4点,母亲被硬生生地疼醒了。她躺在床上拼命地摇晃瘦骨嶙峋的胳膊,脸部肌肉因疼痛而扭曲变形,豆粒大的汗珠从额头、鼻尖和下颚滚滚落下。

人究竟能够忍受多大的痛感我不知道,但对于长期卧床、肌肉严重萎缩的母亲来说,能让她剧烈挣扎、大汗淋漓的痛,程度可想而知。可是,这一切都被我忽视了。

母亲患有脑梗塞,脑部水肿引发的痉挛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赶紧给二弟打电话,让他赶紧去买一瓶治疗癫痫的特效药送过来。

天光慢慢透进窗帘,鸡叫过三次,母亲挣扎得愈发激烈。她开始呕吐,呕吐物伴有咖啡样血色。

“就这样吧,可别折腾了。”父亲在一旁嗫嚅道。

11年前,母亲突发脑梗塞,手脚、声带都失去了功能。4000多个日夜,是父亲独自完成给她翻身、喂饭等日常护理。天气好的时候,父亲会把母亲连拖带拽弄到轮椅上,再推到外边去晒太阳、听邻居们讲笑话。有一次带母亲去小卖店玩,她睡着了,拉在裤子里。

母亲不能说话,遇事只能无奈地挣扎、嚎叫。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况,我和两个弟弟常年在内蒙古工作生活,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东北老家住几天。能为父母做的事太少了。

7点半左右,二弟把药送来了,大多数药店还没上班,他几乎跑遍了半个吉林市区。可母亲吃下药,却丝毫不起作用。

我说:“不能再耽搁了,送医院去吧。”

二弟也说:“是啊,不能在家挺着。”

“你们可别折腾了,可不让你妈遭罪了。”父亲还在坚持。

虽然能理解父亲,但我和二弟还是执意把母亲往车上背。这一次,父亲没有跟着去,他太累了,要留在家里看家。不过他把二叔送来的“包地”用的9000元现金拿了出来,让我们带到医院里花。

车行驶在路上,吉林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对于母亲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松花江边那座低矮的小楼——吉林市创伤医院,才是母亲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11年前,这家医院救了她的命。

上午9点,经过一系列检查,母亲终于住进了创伤医院。这家医院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已经落后了,门诊部和抢救室显得十分寒酸。因为母亲的症状实在特殊,接诊医生不敢给她用药,委婉地劝我们转院,“治疗神经与脑血管类疾病,还是中心医院比较强”。

办理手续的过程很漫长,我抱着母亲坐在汽车后座上苦苦地等。剧烈的疼痛让母亲一会儿醒,一会儿陷入昏迷。她的脸色跟纸一样惨白,体温降得很低。

我一边鼓励母亲坚持住,一边焦急地给妻子打电话,后来实在等不急了,就和二弟先出发——其实我们当时犯了错,应该用救护车运送母亲的。

在中心医院的抢救室里,母亲瘦弱的身体龟缩在抢救床上。化验、心电、CT,一系列检查下来,大夫说不是脑袋的病,立即呼唤内科大夫来抢救室会诊。当内科大夫把双手放在母亲下腹使劲按压时,刹那间,母亲发出剧烈的干嚎。

“怀疑是阑尾炎,很可能已经穿孔,也不排除腹腔感染引起的胆囊炎和胰腺炎。”医生非常严肃地说,“必须马上进ICU病房抢救,病人血压太低,失血性休克,随时有生命危险。”

2

重症监护室的铁门是一道“生死门”,上面留有一个方孔。

护士送病人时先要对着方孔喊话,里边的人才把铁门横向拉开,放病人和家属进入处置室。每天下午1点半,有15分钟的探视时间,医生又会在这个方孔里小声喊家属的名字。

ICU病房的病人家属全都挤在楼梯间,表情忧虑而又冷漠。不时有小贩打开电梯门,小心翼翼地推销盒饭和矿泉水,还有个胖子神情木然地向我们兜售床铺。晚上,整个楼梯间都被这种折叠的、窄窄的、坐上去吱嘎作响的铁床占领了。

当天晚上,我留在ICU病房外守夜,一夜之间看到5个人被推了出来。这种体验异常恐怖,迷迷糊糊之中,医生突然推开铁门,大喊一声“XX家属”——这就意味着病人没有抢救过来。

医生推门的声音让我揪心,我每次都紧盯着他的嘴型,唯恐他喊到母亲的名字。

好在一夜无事,第二天下午,我进ICU病房见到了母亲。她呼吸急促,干瘦的身体上已经插满了管子,氧气面罩和胃管挡住了半张脸,只露出目光迷离的眼睛。她看见我并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似乎已经筋疲力尽了。

从ICU病房出来,我不怕别人笑话,坐在租来的板儿床上失声痛哭。我开始翻来覆去地回忆自己照顾母亲的所有细节,陷入了疯狂的自责。

一开始我就误判了母亲的病,又去错了医院,接二连三的失误耽搁了诊断和治疗。如果凌晨4点直接叫救护车把母亲送到中心医院会咋样?也许母亲不会那么痛苦,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第二天下午,三弟一家从内蒙古赶来,他们一口气儿在高速公路上跑了11个小时。二弟也来到医院,我这才觉得有了“主心骨”。

三弟当兵出身,为人谨慎,办事认真。母亲刚患病的那年,他每天照顾得非常仔细,就像个闺女一样。二弟平时也在内蒙古做中介,收入不多,但总比在农村强。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哥仨,从来没有红过脸。但医院是世界上最现实的地方,ICU病房更是一个吃钱的机器,入院时交的1万元当天就花光了,剩下的钱怎么办呢?

母亲患病这些年,大家耗费了不少钱财和精力,好在两个弟弟对均摊治疗费用都没有异议。不过我们各自的妻子虽然嘴上不说,心里都憋着劲儿。

老家亲戚多,每次我们回来都要大量的牛羊肉和土特产,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还偷偷给过父亲2万元钱,妻子知道了,心里不舒服,她觉得3个兄弟的义务是一样的。

可当时,两个弟弟的经济条件都不好,我觉得当哥哥的多有多摊是应该的。妻子有嘴无心,爱发泄,那一次我忍无可忍,在回家路上打了她。妻子要离婚,我赔罪认错哄了半年,但有些伤害就是不可逆的。

不在医院值班的人,全挤进了二弟家,他在吉林有房。到了晚上,90平米的房子里,床上、沙发、屋地和阳台上睡了8个人。

转眼到了腊月廿六,如果母亲一两天之内不出意外,应该要买年货准备过年了。但是,当街上的鞭炮都噼啪作响了,二弟媳妇始终也没有去置办年货,甚至连一顿像样的晚餐也没有准备。

妻子寄人篱下,越想越气,她沉着脸质问我:“妈的病到底能不能治好?”我一头雾水,妻子又说:“要是没希望,咱明天出院!”她开始拿父亲说事,觉得母亲没啥希望了,不能再把父亲熬死。

虽然知道妻子心直口快,说话不会拐弯,但这些话还是非常刺耳。我一直隐忍着,最后还是忍不住骂了她几句。

这等于薅了老虎的胡子,妻子开始大吵大闹,后来看我不理她,妻子直接躺在了马路中间。她向儿子和两个妯娌哭诉这些年自己受的委屈,千年谷子万年糠,自然包括上次吵架、打人和离婚的事。

当时,母亲还躺在医院的ICU病房里,迟迟不能做手术。我一心惦念母亲的病,扔下妻子没管,现在想想,挺后悔的。

3

常年卧床,让母亲消瘦、低血压。这些原本不算什么毛病的症状,现在都成了进行手术的绊脚石。为了缓解疼痛,医生给母亲注射了吗啡,但它有副作用——影响呼吸。

腊月廿七日清晨,经过一整夜的折腾,母亲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好像随时就要离开人世。父亲得知消息急忙给我打电话:“你妈要是不行了,千万在咽气之前拉回来!乡下有规矩,死人是不能进村子的,如果在外边咽气,就得在村子外边入殓,再停3天,才能埋上山。”

父亲的担忧我懂,我自己也亲眼看见过:数九严寒,家属在村外的雪地里搭灵棚,东北的冬天,白天最高温度不会超过零下25度。赶来吊唁的亲友就在刺骨的寒风中跪拜,孝子贤孙在冰雪中还礼。夜间更惨,室外温度会下降到零下40度,在灵棚里守灵的人要一个小时一换,否则会被冻死。

因此,在马上出院的问题上,全家意见统一。

我央求医生,别把母亲大腿上的静脉留置针撤掉,这是维系母亲生命的最后一根导管了。医生让我在保证书上签字,“出现脱落、感染等问题与医院无关”。

送病人的面包车是用五菱宏光改造的,虽然窄小,但备有氧气。母亲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我怕她在车里咽气,就一遍遍地呼唤:“妈……妈……”

母亲紧闭双眼,没有任何反应。

透过车窗,我看见二弟和亲戚的车在面包车后边紧紧跟随。不知过了多久,面包车终于驶入203省道,这是我们屯所有人外出谋事、求学的必经之路,我曾在这条路上无数次往返,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这条路如此漫长。

没有什么比等待死亡更加令人绝望和恐惧了。母亲的肚皮、盆骨塌陷了下去,呼吸没有声音。如果不是偶尔抬一下眼皮,我真怀疑她咽气了。

一口猩红色的棺材被抬进院子,里面整齐地摆放着艳丽的唐装。亲戚们把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屋子里的空气愈发庄严、凝滞,令人窒息。

其实,母亲能听到大家说的话,却不再吭声。不知道是麻木了,还是放弃了。她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在医院治疗还是回家,她不能做主;回家活着还是死亡,也由别人说了算。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她大概率会躺进那口狭窄的棺材。外边的丈夫,儿女,亲手盖起的砖房,园子里的白菜、萝卜,鸡架里的母鸡、鸭子、大鹅……都不再属于她。

我想再救母亲一次

人的潜力是被逼出来的,全家人都成了护士。那几天,我们轮番给母亲测体温、兑药、输液,从早晨8点开始,一直到后半夜2点左右结束。

熬了几天,我的儿子要回霍林郭勒上班,妻子也跟着回去了。三弟一家也走了,他们说:“有情况打电话,我们再回来。”

他们说的“情况”,是指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不甘心,每天坚持用酒精棉给母亲身上的留置针消毒,帮她输液、翻身、清理褥疮。

褥疮的周边是紫红色的,越往病灶中心颜色越浅,散发出浓浓的腥臭味。每当我用小刀和棉签清理这些坏掉的肌肉组织的时候,母亲就会剧烈地颤栗。

几天后,我惊喜地发现,母亲的褥疮创口明显缩小了。但每次换药,我都会陷入一种矛盾之中——母亲的褥疮在痊愈,但各种生命体征却一日不如一日,家人的态度几乎是一边倒,我的努力究竟有没有意义?

“国强啊,你救你妈的心情我们理解,可是你也得为你爸考虑考虑。他今年都73了,如果再熬下去,别再死你妈前边。”每天二叔都来看望母亲,他对我说,“你二叔不是外人,说的不是分外的话,你别太任性了!”

大姑和大姑父也赶来了,看到母亲的情况,大姑流下了眼泪,攥住我的手:“你妈太遭罪了,你们也都跟着遭罪,不行就算了吧!也都尽力了。”

我表面答应他们,但背地里依然我行我素。母亲出院时,大夫开了一个药方,除了维持生命的药,还有一种很贵的消炎药。这种药医院里没有,我就偷偷给跑线的出租车司机打电话,委托他去药房买。

父亲知道了这件事,非常生气:“你可想好了,救过来,谁伺候?还有,你妈现在不吃不喝就靠一瓶瓶药水儿,打到啥时候是头?这可不是一笔小钱!”

我被问得哑口无言。

我能放弃内蒙古的工作、离开妻儿长年累月守在母亲身边吗?显然不能。雇保姆行吗?这方法在10年前就试过,且不说在农村雇保姆难,单就费用问题,也没法解决。

孝心谁都有,可二弟、三弟都不算富裕。犹豫再三,我试着先给二弟打电话。

二弟说:“我看希望不大,但是能活一天算一天。”三弟说:“实在不行,别让妈遭罪了,脑梗塞活了11年了,值了。”

最后,我给妻子打电话。

“你妈就是活过来,生活质量也不高,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玩,跟植物人有啥区别?”她觉得母亲早一天走,我父亲就能早一天享福。

另外,妻子还提醒我要找个时间把哥几个凑到一块算算账——是母亲的住院费、药费和买纸尿裤花的钱。

“都笔笔有踪,小钱我没记。”妻子说,“妈是你们哥仨的,别可你一个人显孝心!”

也许,母亲的离去,对大家来说都是一种解脱吧。但那几个让我放弃的理由都显得过于牵强了。如果我再继续固持己见,就等于犯了“众怒”。

4

我母亲是个普通人,并没有给过我们几个孩子过多的母爱。她办事干练果断,在家里外头说一不二,是男人风格。

30年前,我家有个小卖店。我要去其塔木上货,母亲偏说去大口钦;我说用手扶拖拉机,母亲非要用三轮车。我俩的性格十分相似,任性、倔强、永不服输。母亲骂我,我又不能还嘴,回到自己屋里,一脚就把洗脸盆踢碎了。

“在这个家里,就得妈说了算,要不咱到霍林河(霍林郭勒)试一试?我大姑在那儿,不信没口饭吃。”妻子说。

1991年初春,雪还未曾化透,我和妻子就背起简单的行李,远走内蒙古霍林郭勒市。那天,母亲站在家门口望着。

刚到内蒙的时候,我卖菜、开商店、跑运输,把脑袋掖在裤腰上干,终于站稳了脚跟。接着,我又把两个弟弟从吉林农村带到内蒙发展。

我忘了,父母已经老了,身边也需要有人照顾。但他们很要强,还去吉林市找机会,可无论是体力还是技术,他们都不能适应城市了。再后来,两个老人连自己家的承包田,都很难耕种了。

高血压往往爱和要强的人作对。强势的母亲先是患上了脑血栓,半身不遂,后来又脑梗死、球麻痹、全身瘫痪。她浑身上下,只剩下一根手指能按遥控器。

我们先后找了3个保姆,没有一个能让母亲满意。最后一个被辞退的是母亲的亲侄女,母亲躺在床上,怀疑侄女偷了她冰箱里的猪肉。

于是,这些年父亲几乎承担了所有照料母亲的工作,管她的吃喝拉撒。母亲不能自己翻身,要人帮忙;尿频到十多分钟一次,有时候大便也要人辅助;她的舌头萎缩成了一个肉球,得小心翼翼地用羹匙把汤饭塞进嘴里,再用筷子往她嗓子眼里送。

我们哥仨都尝试喂过母亲,但她总会把筷子咬住,最后还得让父亲来。不知道是我们没掌握要领,还是母亲不愿意让儿子看到她的软弱,就是不配合。

照顾母亲的那些天,我的高血压犯了,精神和体力都快到了崩溃的边缘。而这样的日子,父亲一过就是11年。

父亲还会征求母亲的意见。比如,大门刷什么色,园子种什么菜,邻居家办喜事,是随100元还是200元?事无巨细,他都要先问过母亲。虽然母亲说不了话,但她能用一根手指比划,磨合久了,父亲能猜对她手语的意思。

父亲懂母亲的强势,他想让她知道自己在这个家里还有用。

可是,就在我几乎向全家人妥协的那个夜晚,父亲还是像得了“大赦”一般,去小卖店散心了。

家里只剩下我和母亲。她的身体深深地陷进褥子里,仿佛不拽一把,便会穿透炕革,掉进炕里。我掀开被子,看到她的臀部凹进了一个碗大的坑,腹部皮肤由白变黑,渔网一样的皮肤成片成片地脱落。只有脚面突兀地隆起,亮晶晶的,像灌满水的气球。我用大拇指一按,按出了一个深坑。

抬头看,母亲头顶的白色药瓶,就如同一个计时的沙漏。这是家里最后一瓶营养液了,我仿佛看见,母亲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

这时候,母亲竟然慢慢睁开了双眼,好像不认识这个家了。痛苦已经从母亲的眼眸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疲惫。

我像大夫那样,用手掌按压母亲的小腹,母亲没有再发出干嚎。我开始仔细地分析她虚弱的原因。

“妈!你是不是饿?”我附在母亲耳边小声地问。我算一下,从发病到现在,一个来月,母亲没有吃一粒米,每天靠着几瓶营养液维持生命。

在我的注视下,母亲极轻微地阖了一下眼皮,她已经没有点头的力气了。

5

白天,很多不同的声音在母亲的周围讨论她的生死、该不该放弃,可她本人却说不出一个词。到了晚上,母亲的眼睛透出熹微的光亮,她微微张开嘴唇,极其吃力地吞咽着。

因为舌头不能翻卷,一半牛奶顺着她的嘴角流到了枕头上,我又赶紧淘米熬粥。半小时后,粥熟了,父亲也从小卖店回来了。

我觉得有必要和父亲推心置腹地谈一谈,说清楚我一直坚持给母亲治病的原因。

“这些年我在外边闯荡挣了点钱,可是没有照顾好父母,我很自责。”我说,“我总觉得当初不离开你们,或者早点回老家,看住母亲,不让她吃肥肉,天天陪你们扭秧歌锻炼身体,她绝对不会得这个要命的病!”

人生不可控的事情太多了,面对生死,人无能为力。但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争取不留遗憾。母亲能吃东西,想活,我们就没有权利放弃她的生命。

“只要我妈还有一口气,这房子、这院子、这屋里的电视、箱子、立柜就是她的。你和我,我们全家都是她的!这个世界都是她的!如果她没了,那这个世界就永远没有我妈了。”

我已经有30多年没在父亲面前流过泪了,那天,我哭着说:“爸爸,咱再救她一回,就像十年前,我们再救她一回。”

父亲听了这话也哭了,这是他第一次在儿子面前流泪。炕上的母亲听见了,也“嗷”的一声哭了出来。

这是久违的哭声,振奋人心。

猪排、猪肝、肥肠、牛骨头、加上肥硕的羊尾巴,配上人参、大枣和枸杞,我用表弟送的大号砂锅,把这些食材熬了6个小时。

熬出来的高汤肥腻无比,泛着油光。但由于母亲吞咽功能基本丧失,摄入的食物有限,我们只能用这种高热量、高脂肪的原汤给母亲补充营养。

母亲依然没有力气咀嚼,我就用研磨机把高汤煮的馄饨打碎。这一次,我们没给母亲下胃管,太难受了。父亲坐在炕沿边,仔细地用小勺一口一口地喂她。

汤的膻味很浓,当年母亲身体好的时候,闻都不要闻的。现在,我和父亲只能在一旁不断鼓励她:“必须咽下去!只有咽下去,才能活过来。”

听说母亲已经脱离了危险,三弟顿时在电话那头哽咽得说不出话。二弟和弟媳也从吉林市赶回,还带了很多的猪肉和青菜。

“我们给母亲冲洗一下膀胱吧!在医院都是一周一洗,现在都一个月没洗了。”二弟主动说。

我掀开被子查看导尿管,看见一个“V”型的叉口,一边通往尿液袋,一边应该就是为冲洗膀胱预留的开口。

一开始,无论我们把生理盐水提多高,盐水就是不往下滴,无法完成冲洗。二弟摸索了很久,最后打开手机搜索,才让生理盐水一滴一滴流进了母亲的膀胱。

大约1小时后,我们打开阀门,准备放掉盐水的时候,却发现导尿管掉了。这下麻烦了,导尿管不是胃管,我们谁也不会下。如果母亲不能自主排尿,就得再去一次医院。

半夜,母亲终于排尿了,虽然褥子湿了很大一片,但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到了早晨,母亲吃了半碗鸡蛋羹,时不时地睁开眼睛看看我。那种迷茫而又无助的眼神不见了,一种亮幽幽的微光在她潮湿的眼角跳跃。父亲说,母亲夜里挣扎着抓他的手,紧紧攥住不放开。

经过反复的尝试,母亲可以吃流食了,身上的静脉留置针可以撤掉了。出院时护士交代过,拆除留置针的时候一定要用力压住创口,不能少于30分钟,否则会有血液喷溅而出。

我用纱布用力地按住母亲的创口,半小时过去,别说喷溅,连一滴血也没有渗出。不知道是母亲太虚弱了,还是造血机能出了问题。

6

2019年3月21日,傍晚有雾,夜间先淅淅沥沥地下起第一场小雨。

后半夜我起床给母亲换纸尿裤,看见院子里铺了一层雪,足有一寸厚,而且还在持续地下。这场雪是一场迟到的雪。2018年的冬天,整个东北好像就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雪。晶莹剔透的雪花,能滋润冬天干涸的土地。

放眼望去,除了我家的一盏灯亮着,整个村庄都浸润在潮湿的夜色里,灰黢黢的,连声狗叫都没有。父亲睡得正香,我掀开母亲的被子,捏捏纸尿裤,肉肉的感觉与以往不同。

仔细一看,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连续5天没有排便的母亲拉在被窝里了。

屋里有点儿冷,但厨房的炉子里还有旺盛的火苗,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立即去烧了半盆热水,还拿回了一条毛巾。

我像对待一个新生婴儿那样,小心翼翼地脱下母亲的纸尿裤,再用卫生纸轻柔地擦拭粪便,最后把盆端上来,用温水给母亲洗屁屁。整个过程中,母亲一声不吭,静静地享受着。

50年前,她也曾经这样对待我。此时此刻,我俩的角色仿佛互换了。

我把水擦干,新垫子铺好,再给母亲穿上干净柔软,印满白色花朵的纸尿裤。一个白净清爽的母亲又重新躺回被窝,继续安睡了。

苍穹之下,雪雾之中,外面的风已经不太硬了。我走进院子里晾毛巾,发现晾衣杆上的床单被罩和几件毛衣都已经解冻。霎时间,我的心里轻松下来,对着夜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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