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再救母亲一次

1

2018年12月22日，凌晨4点，母亲被硬生生地疼醒了。她躺在床上拼命地摇晃瘦骨嶙峋的胳膊，脸部肌肉因疼痛而扭曲变形，豆粒大的汗珠从额头、鼻尖和下颚滚滚落下。

人究竟能够忍受多大的痛感我不知道，但对于长期卧床、肌肉严重萎缩的母亲来说，能让她剧烈挣扎、大汗淋漓的痛，程度可想而知。可是，这一切都被我忽视了。

母亲患有脑梗塞，脑部水肿引发的痉挛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赶紧给二弟打电话，让他赶紧去买一瓶治疗癫痫的特效药送过来。

天光慢慢透进窗帘，鸡叫过三次，母亲挣扎得愈发激烈。她开始呕吐，呕吐物伴有咖啡样血色。

“就这样吧，可别折腾了。”父亲在一旁嗫嚅道。

11年前，母亲突发脑梗塞，手脚、声带都失去了功能。4000多个日夜，是父亲独自完成给她翻身、喂饭等日常护理。天气好的时候，父亲会把母亲连拖带拽弄到轮椅上，再推到外边去晒太阳、听邻居们讲笑话。有一次带母亲去小卖店玩，她睡着了，拉在裤子里。

母亲不能说话，遇事只能无奈地挣扎、嚎叫。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况，我和两个弟弟常年在内蒙古工作生活，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东北老家住几天。能为父母做的事太少了。

7点半左右，二弟把药送来了，大多数药店还没上班，他几乎跑遍了半个吉林市区。可母亲吃下药，却丝毫不起作用。

我说：“不能再耽搁了，送医院去吧。”

二弟也说：“是啊，不能在家挺着。”

“你们可别折腾了，可不让你妈遭罪了。”父亲还在坚持。

虽然能理解父亲，但我和二弟还是执意把母亲往车上背。这一次，父亲没有跟着去，他太累了，要留在家里看家。不过他把二叔送来的“包地”用的9000元现金拿了出来，让我们带到医院里花。

车行驶在路上，吉林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对于母亲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松花江边那座低矮的小楼——吉林市创伤医院，才是母亲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11年前，这家医院救了她的命。

上午9点，经过一系列检查，母亲终于住进了创伤医院。这家医院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已经落后了，门诊部和抢救室显得十分寒酸。因为母亲的症状实在特殊，接诊医生不敢给她用药，委婉地劝我们转院，“治疗神经与脑血管类疾病，还是中心医院比较强”。

办理手续的过程很漫长，我抱着母亲坐在汽车后座上苦苦地等。剧烈的疼痛让母亲一会儿醒，一会儿陷入昏迷。她的脸色跟纸一样惨白，体温降得很低。

我一边鼓励母亲坚持住，一边焦急地给妻子打电话，后来实在等不急了，就和二弟先出发——其实我们当时犯了错，应该用救护车运送母亲的。

在中心医院的抢救室里，母亲瘦弱的身体龟缩在抢救床上。化验、心电、CT，一系列检查下来，大夫说不是脑袋的病，立即呼唤内科大夫来抢救室会诊。当内科大夫把双手放在母亲下腹使劲按压时，刹那间，母亲发出剧烈的干嚎。

“怀疑是阑尾炎，很可能已经穿孔，也不排除腹腔感染引起的胆囊炎和胰腺炎。”医生非常严肃地说，“必须马上进ICU病房抢救，病人血压太低，失血性休克，随时有生命危险。”

2

重症监护室的铁门是一道“生死门”，上面留有一个方孔。

护士送病人时先要对着方孔喊话，里边的人才把铁门横向拉开，放病人和家属进入处置室。每天下午1点半，有15分钟的探视时间，医生又会在这个方孔里小声喊家属的名字。

ICU病房的病人家属全都挤在楼梯间，表情忧虑而又冷漠。不时有小贩打开电梯门，小心翼翼地推销盒饭和矿泉水，还有个胖子神情木然地向我们兜售床铺。晚上，整个楼梯间都被这种折叠的、窄窄的、坐上去吱嘎作响的铁床占领了。

当天晚上，我留在ICU病房外守夜，一夜之间看到5个人被推了出来。这种体验异常恐怖，迷迷糊糊之中，医生突然推开铁门，大喊一声“XX家属”——这就意味着病人没有抢救过来。

医生推门的声音让我揪心，我每次都紧盯着他的嘴型，唯恐他喊到母亲的名字。

好在一夜无事，第二天下午，我进ICU病房见到了母亲。她呼吸急促，干瘦的身体上已经插满了管子，氧气面罩和胃管挡住了半张脸，只露出目光迷离的眼睛。她看见我并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似乎已经筋疲力尽了。

从ICU病房出来，我不怕别人笑话，坐在租来的板儿床上失声痛哭。我开始翻来覆去地回忆自己照顾母亲的所有细节，陷入了疯狂的自责。

一开始我就误判了母亲的病，又去错了医院，接二连三的失误耽搁了诊断和治疗。如果凌晨4点直接叫救护车把母亲送到中心医院会咋样？也许母亲不会那么痛苦，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第二天下午，三弟一家从内蒙古赶来，他们一口气儿在高速公路上跑了11个小时。二弟也来到医院，我这才觉得有了“主心骨”。

三弟当兵出身，为人谨慎，办事认真。母亲刚患病的那年，他每天照顾得非常仔细，就像个闺女一样。二弟平时也在内蒙古做中介，收入不多，但总比在农村强。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哥仨，从来没有红过脸。但医院是世界上最现实的地方，ICU病房更是一个吃钱的机器，入院时交的1万元当天就花光了，剩下的钱怎么办呢？

母亲患病这些年，大家耗费了不少钱财和精力，好在两个弟弟对均摊治疗费用都没有异议。不过我们各自的妻子虽然嘴上不说，心里都憋着劲儿。

老家亲戚多，每次我们回来都要大量的牛羊肉和土特产，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还偷偷给过父亲2万元钱，妻子知道了，心里不舒服，她觉得3个兄弟的义务是一样的。

可当时，两个弟弟的经济条件都不好，我觉得当哥哥的多有多摊是应该的。妻子有嘴无心，爱发泄，那一次我忍无可忍，在回家路上打了她。妻子要离婚，我赔罪认错哄了半年，但有些伤害就是不可逆的。

不在医院值班的人，全挤进了二弟家，他在吉林有房。到了晚上，90平米的房子里，床上、沙发、屋地和阳台上睡了8个人。

转眼到了腊月廿六，如果母亲一两天之内不出意外，应该要买年货准备过年了。但是，当街上的鞭炮都噼啪作响了，二弟媳妇始终也没有去置办年货，甚至连一顿像样的晚餐也没有准备。

妻子寄人篱下，越想越气，她沉着脸质问我：“妈的病到底能不能治好？”我一头雾水，妻子又说：“要是没希望，咱明天出院！”她开始拿父亲说事，觉得母亲没啥希望了，不能再把父亲熬死。

虽然知道妻子心直口快，说话不会拐弯，但这些话还是非常刺耳。我一直隐忍着，最后还是忍不住骂了她几句。

这等于薅了老虎的胡子，妻子开始大吵大闹，后来看我不理她，妻子直接躺在了马路中间。她向儿子和两个妯娌哭诉这些年自己受的委屈，千年谷子万年糠，自然包括上次吵架、打人和离婚的事。

当时，母亲还躺在医院的ICU病房里，迟迟不能做手术。我一心惦念母亲的病，扔下妻子没管，现在想想，挺后悔的。

3

常年卧床，让母亲消瘦、低血压。这些原本不算什么毛病的症状，现在都成了进行手术的绊脚石。为了缓解疼痛，医生给母亲注射了吗啡，但它有副作用——影响呼吸。

腊月廿七日清晨，经过一整夜的折腾，母亲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好像随时就要离开人世。父亲得知消息急忙给我打电话：“你妈要是不行了，千万在咽气之前拉回来！乡下有规矩，死人是不能进村子的，如果在外边咽气，就得在村子外边入殓，再停3天，才能埋上山。”

父亲的担忧我懂，我自己也亲眼看见过：数九严寒，家属在村外的雪地里搭灵棚，东北的冬天，白天最高温度不会超过零下25度。赶来吊唁的亲友就在刺骨的寒风中跪拜，孝子贤孙在冰雪中还礼。夜间更惨，室外温度会下降到零下40度，在灵棚里守灵的人要一个小时一换，否则会被冻死。

因此，在马上出院的问题上，全家意见统一。

我央求医生，别把母亲大腿上的静脉留置针撤掉，这是维系母亲生命的最后一根导管了。医生让我在保证书上签字，“出现脱落、感染等问题与医院无关”。

送病人的面包车是用五菱宏光改造的，虽然窄小，但备有氧气。母亲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我怕她在车里咽气，就一遍遍地呼唤：“妈……妈……”

母亲紧闭双眼，没有任何反应。

透过车窗，我看见二弟和亲戚的车在面包车后边紧紧跟随。不知过了多久，面包车终于驶入203省道，这是我们屯所有人外出谋事、求学的必经之路，我曾在这条路上无数次往返，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这条路如此漫长。

没有什么比等待死亡更加令人绝望和恐惧了。母亲的肚皮、盆骨塌陷了下去，呼吸没有声音。如果不是偶尔抬一下眼皮，我真怀疑她咽气了。

一口猩红色的棺材被抬进院子，里面整齐地摆放着艳丽的唐装。亲戚们把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屋子里的空气愈发庄严、凝滞，令人窒息。

其实，母亲能听到大家说的话，却不再吭声。不知道是麻木了，还是放弃了。她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在医院治疗还是回家，她不能做主；回家活着还是死亡，也由别人说了算。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她大概率会躺进那口狭窄的棺材。外边的丈夫，儿女，亲手盖起的砖房，园子里的白菜、萝卜，鸡架里的母鸡、鸭子、大鹅……都不再属于她。

人的潜力是被逼出来的，全家人都成了护士。那几天，我们轮番给母亲测体温、兑药、输液，从早晨8点开始，一直到后半夜2点左右结束。

熬了几天，我的儿子要回霍林郭勒上班，妻子也跟着回去了。三弟一家也走了，他们说：“有情况打电话，我们再回来。”

他们说的“情况”，是指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不甘心，每天坚持用酒精棉给母亲身上的留置针消毒，帮她输液、翻身、清理褥疮。

褥疮的周边是紫红色的，越往病灶中心颜色越浅，散发出浓浓的腥臭味。每当我用小刀和棉签清理这些坏掉的肌肉组织的时候，母亲就会剧烈地颤栗。

几天后，我惊喜地发现，母亲的褥疮创口明显缩小了。但每次换药，我都会陷入一种矛盾之中——母亲的褥疮在痊愈，但各种生命体征却一日不如一日，家人的态度几乎是一边倒，我的努力究竟有没有意义？

“国强啊，你救你妈的心情我们理解，可是你也得为你爸考虑考虑。他今年都73了，如果再熬下去，别再死你妈前边。”每天二叔都来看望母亲，他对我说，“你二叔不是外人，说的不是分外的话，你别太任性了！”

大姑和大姑父也赶来了，看到母亲的情况，大姑流下了眼泪，攥住我的手：“你妈太遭罪了，你们也都跟着遭罪，不行就算了吧！也都尽力了。”

我表面答应他们，但背地里依然我行我素。母亲出院时，大夫开了一个药方，除了维持生命的药，还有一种很贵的消炎药。这种药医院里没有，我就偷偷给跑线的出租车司机打电话，委托他去药房买。

父亲知道了这件事，非常生气：“你可想好了，救过来，谁伺候？还有，你妈现在不吃不喝就靠一瓶瓶药水儿，打到啥时候是头？这可不是一笔小钱！”

我被问得哑口无言。

我能放弃内蒙古的工作、离开妻儿长年累月守在母亲身边吗？显然不能。雇保姆行吗？这方法在10年前就试过，且不说在农村雇保姆难，单就费用问题，也没法解决。

孝心谁都有，可二弟、三弟都不算富裕。犹豫再三，我试着先给二弟打电话。

二弟说：“我看希望不大，但是能活一天算一天。”三弟说：“实在不行，别让妈遭罪了，脑梗塞活了11年了，值了。”

最后，我给妻子打电话。

“你妈就是活过来，生活质量也不高，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玩，跟植物人有啥区别？”她觉得母亲早一天走，我父亲就能早一天享福。

另外，妻子还提醒我要找个时间把哥几个凑到一块算算账——是母亲的住院费、药费和买纸尿裤花的钱。

“都笔笔有踪，小钱我没记。”妻子说，“妈是你们哥仨的，别可你一个人显孝心！”

也许，母亲的离去，对大家来说都是一种解脱吧。但那几个让我放弃的理由都显得过于牵强了。如果我再继续固持己见，就等于犯了“众怒”。

4

我母亲是个普通人，并没有给过我们几个孩子过多的母爱。她办事干练果断，在家里外头说一不二，是男人风格。

30年前，我家有个小卖店。我要去其塔木上货，母亲偏说去大口钦；我说用手扶拖拉机，母亲非要用三轮车。我俩的性格十分相似，任性、倔强、永不服输。母亲骂我，我又不能还嘴，回到自己屋里，一脚就把洗脸盆踢碎了。

“在这个家里，就得妈说了算，要不咱到霍林河（霍林郭勒）试一试？我大姑在那儿，不信没口饭吃。”妻子说。

1991年初春，雪还未曾化透，我和妻子就背起简单的行李，远走内蒙古霍林郭勒市。那天，母亲站在家门口望着。

刚到内蒙的时候，我卖菜、开商店、跑运输，把脑袋掖在裤腰上干，终于站稳了脚跟。接着，我又把两个弟弟从吉林农村带到内蒙发展。

我忘了，父母已经老了，身边也需要有人照顾。但他们很要强，还去吉林市找机会，可无论是体力还是技术，他们都不能适应城市了。再后来，两个老人连自己家的承包田，都很难耕种了。

高血压往往爱和要强的人作对。强势的母亲先是患上了脑血栓，半身不遂，后来又脑梗死、球麻痹、全身瘫痪。她浑身上下，只剩下一根手指能按遥控器。

我们先后找了3个保姆，没有一个能让母亲满意。最后一个被辞退的是母亲的亲侄女，母亲躺在床上，怀疑侄女偷了她冰箱里的猪肉。

于是，这些年父亲几乎承担了所有照料母亲的工作，管她的吃喝拉撒。母亲不能自己翻身，要人帮忙；尿频到十多分钟一次，有时候大便也要人辅助；她的舌头萎缩成了一个肉球，得小心翼翼地用羹匙把汤饭塞进嘴里，再用筷子往她嗓子眼里送。

我们哥仨都尝试喂过母亲，但她总会把筷子咬住，最后还得让父亲来。不知道是我们没掌握要领，还是母亲不愿意让儿子看到她的软弱，就是不配合。

照顾母亲的那些天，我的高血压犯了，精神和体力都快到了崩溃的边缘。而这样的日子，父亲一过就是11年。

父亲还会征求母亲的意见。比如，大门刷什么色，园子种什么菜，邻居家办喜事，是随100元还是200元？事无巨细，他都要先问过母亲。虽然母亲说不了话，但她能用一根手指比划，磨合久了，父亲能猜对她手语的意思。

父亲懂母亲的强势，他想让她知道自己在这个家里还有用。

可是，就在我几乎向全家人妥协的那个夜晚，父亲还是像得了“大赦”一般，去小卖店散心了。

家里只剩下我和母亲。她的身体深深地陷进褥子里，仿佛不拽一把，便会穿透炕革，掉进炕里。我掀开被子，看到她的臀部凹进了一个碗大的坑，腹部皮肤由白变黑，渔网一样的皮肤成片成片地脱落。只有脚面突兀地隆起，亮晶晶的，像灌满水的气球。我用大拇指一按，按出了一个深坑。

抬头看，母亲头顶的白色药瓶，就如同一个计时的沙漏。这是家里最后一瓶营养液了，我仿佛看见，母亲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

这时候，母亲竟然慢慢睁开了双眼，好像不认识这个家了。痛苦已经从母亲的眼眸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疲惫。

我像大夫那样，用手掌按压母亲的小腹，母亲没有再发出干嚎。我开始仔细地分析她虚弱的原因。

“妈！你是不是饿？”我附在母亲耳边小声地问。我算一下，从发病到现在，一个来月，母亲没有吃一粒米，每天靠着几瓶营养液维持生命。

在我的注视下，母亲极轻微地阖了一下眼皮，她已经没有点头的力气了。

5

白天，很多不同的声音在母亲的周围讨论她的生死、该不该放弃，可她本人却说不出一个词。到了晚上，母亲的眼睛透出熹微的光亮，她微微张开嘴唇，极其吃力地吞咽着。

因为舌头不能翻卷，一半牛奶顺着她的嘴角流到了枕头上，我又赶紧淘米熬粥。半小时后，粥熟了，父亲也从小卖店回来了。

我觉得有必要和父亲推心置腹地谈一谈，说清楚我一直坚持给母亲治病的原因。

“这些年我在外边闯荡挣了点钱，可是没有照顾好父母，我很自责。”我说，“我总觉得当初不离开你们，或者早点回老家，看住母亲，不让她吃肥肉，天天陪你们扭秧歌锻炼身体，她绝对不会得这个要命的病！”

人生不可控的事情太多了，面对生死，人无能为力。但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争取不留遗憾。母亲能吃东西，想活，我们就没有权利放弃她的生命。

“只要我妈还有一口气，这房子、这院子、这屋里的电视、箱子、立柜就是她的。你和我，我们全家都是她的！这个世界都是她的！如果她没了，那这个世界就永远没有我妈了。”

我已经有30多年没在父亲面前流过泪了，那天，我哭着说：“爸爸，咱再救她一回，就像十年前，我们再救她一回。”

父亲听了这话也哭了，这是他第一次在儿子面前流泪。炕上的母亲听见了，也“嗷”的一声哭了出来。

这是久违的哭声，振奋人心。

猪排、猪肝、肥肠、牛骨头、加上肥硕的羊尾巴，配上人参、大枣和枸杞，我用表弟送的大号砂锅，把这些食材熬了6个小时。

熬出来的高汤肥腻无比，泛着油光。但由于母亲吞咽功能基本丧失，摄入的食物有限，我们只能用这种高热量、高脂肪的原汤给母亲补充营养。

母亲依然没有力气咀嚼，我就用研磨机把高汤煮的馄饨打碎。这一次，我们没给母亲下胃管，太难受了。父亲坐在炕沿边，仔细地用小勺一口一口地喂她。

汤的膻味很浓，当年母亲身体好的时候，闻都不要闻的。现在，我和父亲只能在一旁不断鼓励她：“必须咽下去！只有咽下去，才能活过来。”

听说母亲已经脱离了危险，三弟顿时在电话那头哽咽得说不出话。二弟和弟媳也从吉林市赶回，还带了很多的猪肉和青菜。

“我们给母亲冲洗一下膀胱吧！在医院都是一周一洗，现在都一个月没洗了。”二弟主动说。

我掀开被子查看导尿管，看见一个“V”型的叉口，一边通往尿液袋，一边应该就是为冲洗膀胱预留的开口。

一开始，无论我们把生理盐水提多高，盐水就是不往下滴，无法完成冲洗。二弟摸索了很久，最后打开手机搜索，才让生理盐水一滴一滴流进了母亲的膀胱。

大约1小时后，我们打开阀门，准备放掉盐水的时候，却发现导尿管掉了。这下麻烦了，导尿管不是胃管，我们谁也不会下。如果母亲不能自主排尿，就得再去一次医院。

半夜，母亲终于排尿了，虽然褥子湿了很大一片，但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到了早晨，母亲吃了半碗鸡蛋羹，时不时地睁开眼睛看看我。那种迷茫而又无助的眼神不见了，一种亮幽幽的微光在她潮湿的眼角跳跃。父亲说，母亲夜里挣扎着抓他的手，紧紧攥住不放开。

经过反复的尝试，母亲可以吃流食了，身上的静脉留置针可以撤掉了。出院时护士交代过，拆除留置针的时候一定要用力压住创口，不能少于30分钟，否则会有血液喷溅而出。

我用纱布用力地按住母亲的创口，半小时过去，别说喷溅，连一滴血也没有渗出。不知道是母亲太虚弱了，还是造血机能出了问题。

6

2019年3月21日，傍晚有雾，夜间先淅淅沥沥地下起第一场小雨。

后半夜我起床给母亲换纸尿裤，看见院子里铺了一层雪，足有一寸厚，而且还在持续地下。这场雪是一场迟到的雪。2018年的冬天，整个东北好像就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雪。晶莹剔透的雪花，能滋润冬天干涸的土地。

放眼望去，除了我家的一盏灯亮着，整个村庄都浸润在潮湿的夜色里，灰黢黢的，连声狗叫都没有。父亲睡得正香，我掀开母亲的被子，捏捏纸尿裤，肉肉的感觉与以往不同。

仔细一看，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连续5天没有排便的母亲拉在被窝里了。

屋里有点儿冷，但厨房的炉子里还有旺盛的火苗，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立即去烧了半盆热水，还拿回了一条毛巾。

我像对待一个新生婴儿那样，小心翼翼地脱下母亲的纸尿裤，再用卫生纸轻柔地擦拭粪便，最后把盆端上来，用温水给母亲洗屁屁。整个过程中，母亲一声不吭，静静地享受着。

50年前，她也曾经这样对待我。此时此刻，我俩的角色仿佛互换了。

我把水擦干，新垫子铺好，再给母亲穿上干净柔软，印满白色花朵的纸尿裤。一个白净清爽的母亲又重新躺回被窝，继续安睡了。

苍穹之下，雪雾之中，外面的风已经不太硬了。我走进院子里晾毛巾，发现晾衣杆上的床单被罩和几件毛衣都已经解冻。霎时间，我的心里轻松下来，对着夜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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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东京塔 東京タワー～オカンとボクと、時々、オトン～》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