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离开家时,我才真切感受到了恐惧

2020-03-20 14:07:08
0.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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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场战争,在新年的伊始,爆发在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中国人身边。 这是我们的战争,我们热切地讨论、谨慎地分析,为灾难中陨落的生命而痛惜,为医者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为我们能为之所做的点滴小事而不懈努力。 人生海海,我们且行且惜。 网易人间「我们的战争」特辑,讲述每一天,我们与疫情赤膊相见。

1

晚上,我脱了衣服正准备睡觉,刘旭发来一条信息:“你和你媳妇都量下体温。”

早上我刚和他说好,明天搭他的顺风车去省会郑州,然后从那里乘坐高铁回北京。要是在平时,他这么说,我可能会骂他一顿,但这次,我麻溜儿披上外套,跑到客厅找温度计。妻子也没有异议,接过温度计时,还建议我把结果拍照发给刘旭。

我们两个人一个36.3℃,一个36.4℃,体温都比平时要低,以至于发照片时,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像在撒谎一样。棱形的温度计在手里转了好几次,才显示出水银汞柱来。刘旭看到照片,回了个尴尬的表情:“可能是天气冷,温度低。”

家里人都反对我们这个时候回北京,态度最坚决的是我爸和弟弟。每天的饭桌上,他俩基本上承包了所有关于周边地区疫情的新闻。我爸平时说话脸上就带着情感起伏,认真起来绝对可以到六亲不认的地步。今天吃饭时,他提到隔壁乡一个在武汉读书的大学生确认感染,又说这个大学生回乡时乘坐了大巴。说话的时候,他眉头紧锁,嗓音急迫,像坐在家里的煤气灶上。我把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念给他,他根本不信,“肯定不止这些”。

我三姑家的表弟在武汉卖烟酒,在家族群里说春节不打算回来了。腊月二十九时,大家还在七嘴八舌地问他们:武汉那里怎么样,超市还能买到菜吗?表弟媳妇说,他们的烟酒店关了门,路上没人,但超市开着,不过,排骨涨价到了50块钱一斤,高速也封了,不让出也不让进。

到了正月初一,弟弟发起群视频聊天拜年,发现表弟一家竟然穿越封锁、从武汉偷偷回来了。我爸一听,赶忙给三姑打电话:“明天别让亚川(表弟的名字)他们来走亲戚,你们也别来了,都关上门在家里待着吧!”打完电话,在院子里踱了两圈,他又给大姑打了一个,让她注意点,别让三姑一家上门。

“就咱爸管得宽!”弟妹抱着小侄子,在沙发上说他。我爸梗着脖子不买账,坚持说这是为大家好。

我爸看似防范意识最强,但每天吃完饭,他就背着手去村里遛弯儿。除了各家屋里电视的声音,整个村子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叔叔伯伯站在平时扎堆的空地上闲聊,相互递烟。聊的无非还是疫情——哪个村又有从武汉回来的,各地疫情有什么新进展,这个病和当年“非典”的区别……有戴了口罩出门的,没等说上两句,嫌说话不方便,很自然地把口罩扒到下巴的位置,伸着头迎接飞溅的唾液。

话题绕了一圈,最让叔伯们关注的,是这几天附近几个村子的婚宴。伴随着在外务工的年轻人的返乡潮,现在春节时各村的婚礼格外多。他们都在感慨:西京哥年三十给儿子办婚礼“太及时”,“圆满了”。因为,“看完春节联欢晚会,气氛整个都不一样了”。

村口的路上在除夕前就挖了个大坑,土堆堵住了整条路,上面扯了红色的条幅:强防护不恐慌,信科学不信谣。如今,村口通往外面的三个路口也都被封掉,去镇上买菜要推自行车才能通过。每天村里的喇叭吆喝着不准串亲戚、不准聚众,这个时候娶亲出嫁,无疑是个挑战。

婚丧嫁娶是农村生活里至关重要的大事。按我们这里的规矩,谁家孩子结婚,婚礼这天,所有的亲戚都要从各地赶过来,吃上一顿“十个碟子八个碗”的“大桌”,看着新人拜了天地,这桩婚事才算真正作数。选结婚的日子,必须慎重,一般是家中的男主人带上两盒好烟和新人的生辰八字,专程向当地的风水先生求问。这个过程叫“查好儿”,一旦“好儿”(良辰吉日)确定下来、通知了各地的亲友,再改动日子就成了大忌,是不吉利的象征。

住在我家后面的长生大爷家,原本计划初六要送孙女小璐出嫁,最近几天都在为这个事情焦心。他眨巴着已经半瞎的一对眼睛说,他过两天就找村西头的小坤开他的挖掘机,把村头的路给填平,让迎娶的车开到村子里来。叔伯们听着他的计划,默默吸着烟,没人接话——我之前听我爸说,他表弟家的儿子结婚,原本也安排在正月初六,现在已经打电话说取消了。“万一弄出来个发热感冒的,搞得客人们都传染了,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或许是本地对疫情防控抓得早,亲戚朋友都对“聚会”避之不及。几个高中同学原本想在三十中午聚一下,结果在前一天突然就取消了。从上海回来的一个女同学防范意识很强,说每家都有小孩,一旦生了病很麻烦,“等明年咱们一定聚!”我发了“抱拳”以示赞同,放假前大家满涨的重逢的热情和期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彻底消失不见。

寡淡地过到初一晚,我突然想起,自己甚至忘了在几个重要的微信群里拜年,也没有给几个关系很近的朋友发消息。朋友圈里从头刷到尾,都是新冠肺炎的新闻。读到一个好友除夕晚上的状态:“在这种时刻,面对这种节目,是一种拷问。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一想到头天晚上面对着电视屏幕上的小品自己还在哈哈大笑,我突然被一种强烈的负疚感攫住,此后便久久挥之不去。

2

初三那天,手机上忽然跳出一则新闻:安阳籍一名女子从武汉回到家中,父母和姑姑均被她传染上了肺炎,而她至今还没有出现任何症状。读新闻时,我正在楼上阳台晾晒好几天没有干的衣服,村里的街上静悄悄的,持续数日的阴天,像在营造刑场的氛围。我扒着晾衣架,忍不住想:这名回乡的女子心里会好受吗?

家族群里还在热热闹闹地发送着疫情消息,只有表弟一家从武汉回来后,像从生活中蒸发了一般,再也没有说话。

晚上,我爸再次因为我们要回北京的决定而生气。他不好意思直接责问我妻子,饭后在客厅里,连连质问我“还要不要命”。

弟弟则在一旁病恹恹地坐着,手里托着口杯准备吃药。自从去年做了切除甲状腺瘤的手术,他变得异常敏感多疑,有些风吹草动就喜欢联想,偏偏这几天他又染上了感冒,胸闷干咳。这让他异常憔悴,心情低落,脾气也格外大。吃饭的时候他特意避开我们,匆匆扒完饭,就去厨房里刷自己的碗筷,然后摆到很远的位置。前天下午,我和妻子小声嘀咕,胸口突然有些疼,该不会是肺炎吧?他勃然大怒:“中了,别说了!”说完,转身上了楼。

我望了一眼爸爸,唯唯诺诺地解释道:“在家里什么我活儿也干不了,回去也是不出门,能把手头的翻译任务做一部分出来。”

弟妹笑了,边给小侄子喂饭边问我:“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工作?”

她在一所私立的建筑公司上班,年前早早放了假,这次疫情让她的工作又无限期后延。待在家里,她和弟弟每天穿着花条纹的棉睡衣,和沙发的花纹相得益彰,十分休闲。

我和妻子平时喜欢看国外电影。这次回家,为了迎合不懂英文的爸妈,同时不委屈自己,我们每天都在绞尽脑汁挑好的国产电影看,弟弟陪我将这几年的“金鸡百花”获奖影片挨个搜罗了一遍。不过,我所憧憬的一家人其乐融融观影的场景并没有出现,电影播出不一会儿,弟妹就抱着小侄子上楼睡觉,妻子对程式化的剧情提不起精神,而弟弟则拨弄起手机刷抖音。我也很难集中注意力,总想站起来,伸个懒腰。

姐姐的工作单位在合肥传染病医院附近,公司发了延期上班的通知。每天没事可做,她便给我们打视频电话,问我们在做什么,嘱咐我爸不要外出。一天四五次视频聊天,把家里人的耐心也聊没了。有时见我们都不说话,姐姐就问握着手机、眼神上抬的妈妈:“你们在看什么电影呢?”妈妈也不说话,把手机反过去,摄像头对着电视屏幕给她直播。

我们单位的群里也有人问是否会推迟上班,但办公室的人没有回应。同研究室的老师前两天发了张截屏图片到群里,说人大附中春节前,高三年级开了个上千人的家长会,有个家长当时已感染病毒,第二天就入院治疗,最后抢救无效死亡。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团不安定的因素,像一滴墨汁滴到水里正向四处扩散。

直到离开家时,我才真切感受到了恐惧

最近一段时间,这种感觉时不时袭上心头,就像小时候走夜路去厕所,总觉得那些猩红皮肤的蛇、毛茸茸的老鼠都躲在看不见的地方窥伺着我。我下意识地环顾四周光滑的墙壁,找不到那双眼睛在哪里。

研究室里另外一个老师向来活泼开朗,他在群里发了个“笑哭”的表情:“我们遇上了‘波尔金诺之春’”。

这个冷笑话,或许只有我们这帮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人才懂:1830年秋天,为了筹备婚礼同时处理伯父的丧事,普希金去了父亲的庄园、位于下诺夫哥罗德的波尔金诺村。他原打算在那里待3个星期,没想到赶上当地闹瘟疫,交通封锁。于是,诗人在波尔金诺村一住就是3个月,无事可做的他投身创作,完成了27首抒情诗、6部中篇小说、4部诗体小悲剧、3章诗体长篇小说。

一场瘟疫促成了文学史上“波尔金诺之秋”的佳话,却没能激起我半点工作的热情。从北京背回来的书还在行李箱里静静地躺着,不知为什么,在河南老家待得再无聊,也不想翻开它们。家里有一台弟弟买的二手跑步机,有两次出于体重焦虑,我站上去跑了几分钟,便气喘吁吁地下来了。网上的段子说,现在微信运动上前三名的朋友可以直接拉黑了,没事瞎出去溜达,早晚传染上。我闲极无聊,点开了“微信运动”,第一名是我大学时的老师,走了4000多步,和平时的动辄2万多步比起来,差远了。

我爸出门转了一圈,回来时说:“不得了了,乡里司道口村同时出现了两名病例,已经被送到人民医院了!”本来就对电影心不在焉的我们立即热烈讨论起肺炎来,屏幕上的剧情变得更加遥远,越发使人无动于衷。

渐渐开始有人在朋友圈抱怨假期太长,想回去上班,“不关几日,就不会明白,小孩有多喜欢上学,大人有多盼望上班”。一个朋友家对面的小区有了确诊病例,搞得他们全家惶惶不安,5天没有出门,连窗户也不敢打开太久,“感觉整个人发霉了”。

我有时又觉得很哑然:在家里待着有吃有喝,不用上班挤地铁,不用熬夜加班,不就是我们天天梦寐以求的生活吗?

初三的傍晚,我和妻子在房间里实在坐够了,每人戴了3副口罩,走出了家门。小侄子看我俩出去,立刻跟了上来。妻子拉起侄子的手问我:“去哪儿?”我指了指村西头——那里有大片的麦田,还有一座土地庙。

刚走了几步,背后突然传来一声:“回来!不要命了?!”

我回过头,弟弟穿着厚厚的棉睡衣站在门口,右手托着个保温杯,像庙里的托塔李天王,一脸不容侵犯的威严。

3

抢到回北京的票以后,我打电话告诉了岳母。她话音里带着哀怨:“那还用抢?现在不知道有多少退票的呢!”

春节回家时,我和妻子计划得很完美:年前在我家,年后去她家。大年初一那天,我们告诉岳母,疫情严重,我们退掉了去南阳的车票。她虽然有些失落,但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现在听说我俩要直接回北京,她彻底伤心了——辛辛苦苦炸的丸子、卤的牛肉、包的包子,瞬间没有了意义,全成了她的负担。

论对家庭的关怀,女人确实心更细一些。姐姐每天给家里打电话监督我爸,妻子也会时不时挂念南阳那边的父母。这次疫情,南阳和信阳因为靠近湖北,一直是河南的重灾区,官方数据栏里河南省首例死亡病例,也发生在南阳。

妻子给娘家打完电话,又打电话给姨妈。姨妈家有个读小学的表弟,生性好动,每天吃完饭在外面疯跑。电话里,姨妈郑重其事地向我们承诺,一定做好防护措施,尽量不外出。妻子在这边强调:“不是尽量,是一定不能外出!”姨妈刚说了声“好”,就听小表弟在那边告状:“谁说的,你昨天没有和别人打麻将吗?”

姨妈似乎有些尴尬,告诉我们,儿子是在“报复”她。我和妻子哭笑不得,问:“表弟又去广场上和其他小孩玩了吗?”姨妈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为了不让儿子出门,她费尽了力气,最后不得已使出了绝招:把他的衣服全都藏了起来,锁在了柜子里。

把这些热爱群居生活的人突然分开关在家里,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何况是在春节这样以“团聚”为主题的时间里。我想起初二晚上,我从妻子分享的视频里,第一次听到了“聚堆儿”这个词。视频里,我们省一个村的支书通过大喇叭在喊话,由于村里人不听劝告在外面聚众“喷空儿(闲聊)”,他语气暴躁,喊话里带着浓烈的训斥意味和莫名的亲切感:

“再三强调,叫你在家待着,你就待不住!在你家待着能把你憋死?刀都架到脖子上了,还不知道厉害……如果明天我再看见你在街上聚堆儿,我可对你不客气……”

这段“硬核”训话被改编成了说唱歌曲,在微博上火了。我和妻子坐在被窝里,接连听了好几遍,笑得喘不过气来。河南省的疫情防控这次似乎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几个外地朋友此大加赞扬,说我们有一个想让人“偷走”的好省长,没人再提以前那些“偷井盖”的段子了。一时间,我突然觉得有些扬眉吐气,但又说不上来具体的光荣在什么地方。

为了避开返程人流,我买的是正月初五的车票。回北京的头天晚上,我们开始收拾行李。来的时候给家人买了些东西,如今箱子里腾出来的空间又被妈妈拎来的大包小包填满。

听网上说有的地方大白菜价格涨到了96元钱一颗,我妈把土豆、胡萝卜、西葫芦都打包塞进了箱子里,晚上弟妹又打着手电筒,去叔叔家门口拔了些菠菜和小青菜。

我还是第一次从家里带这些新鲜蔬菜走,装箱时怕压坏了菜叶,格外小心。妻子叠放着外套,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xx有没有营业。”想来送快递的小哥恐怕也有不少都被“锁”在了全国各地的村子里,应该也穿着睡衣在家里窝着吧?

东西装到一半,我爸又从老房子里又提了一桶香油过来。他现在是我们家唯一一个还上蹿下跳的“外交家”,天天出门,还几乎从不戴口罩,任我们劝了多少次都不见效果。回来时,就把道听途说的新闻都给我们讲一遍,仿佛是一个舍身忘我的传道人。

他提到小璐的婚礼,说大概是要推迟了,风声这么紧,谁还有胆子出来吃喝。他又说,张堂村今天上午有一家儿子结婚,没有人去“吃大桌”,120桌好酒好菜都晾在自家院子里,白白糟蹋了。

一提到宴会,我又想到,普希金190年前在波尔金诺村滞留时,曾根据英国诗人威尔逊的悲剧《瘟疫城》创作了一部小悲剧,《瘟疫流行时的宴会》。在这部作品里,他描写了鼠疫肆虐时,人们对生命的几种态度:年轻人在酒席上纵情享受,以狂欢驱散对死亡的恐惧;神父号召会众追随上帝以获得慰藉;而宴会主席则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悲壮愤慨……

这些铺天盖地的疫情新闻,同普希金笔下觥筹交错、生死交欢的氛围似乎并没有多少差别。生活在各种舆论中间,我们每天的感受都是复杂多元的:同情、无奈、愤慨、失望、恐惧、焦虑,还掺杂着看热闹时的兴奋、喜悦、侥幸,就像那些在视频上“云监督”火神山医院建院直播的5000多万名网友。

我们似乎直面着生与死,又似乎在虚实难辨地狂欢,等紧张和兴奋过了阈值,又会变成冗长的倦怠、漠然。

收拾完行李,我选了一部天津方言的喜剧电影。客厅里只有我、妻子、妈妈和表弟。表弟算是半个观众,隔一分钟就低头玩手机游戏,妻子在取暖器上反复烤她的袜子,而我妈还没看到一半就开始犯困,像不倒翁一样打盹。

“睡觉!”我突然说。其他人立刻清醒过来,如同得到了赦免令一般,很快地起身,走向了各自的卧室。

4

初五上午11点,刘旭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车子到了村口。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坐立不安地等了1个多小时,我爸两次催我给刘旭打电话,我也隐隐有些担心,这家伙是不是在家里犹豫要不要来接我们,毕竟这是在特殊时期,他的妻子也不认识我们。

我们上车之后,刘旭又折回县城家中,去接他已经怀孕的妻子。路上他看我和妻子都戴着厚厚的口罩,补充了一句:“我的口罩落在包里了。”

车窗外是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看到的“外面的世界”。街上不见人影,五金店、浴池、寿衣店,全都关着门,金灿灿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在家呆了10天,这是我们第二次见到明晃晃的太阳。

到了刘旭家小区门口,几个戴口罩的人示意车子停下来。刘旭和他们解释了一番,才获准将车子开进去。我下车,帮着提蔬菜和水果,他爸妈跟着儿媳妇下来了,手里提着一大袋子白菜,有十来颗的样子。阿姨信基督教,挥手告别时,叮嘱儿子一定把我们送到车站,末了又加一句:“主保佑你们一路平安。”

车子上高速之前,我总在担心会被拦。早上吃饭时听我妈说,隔壁的堂弟一家开车回洛阳,因为车牌号是商丘的,要下高速时被交警拦下,只得原路返回。刘旭将信将疑地说:“不会吧,我的车牌是豫A,应该没有问题。”

车里的气氛一开始很活跃,我们和他妻子聊了聊家常,开了几句玩笑,后来就沉寂下去。这似乎是近期的常态,疫情让每个人都变得懒洋洋的,谁也没有足够的热情与人交谈。

在车里戴着3层口罩,没过多久就感觉呼吸困难,厚厚的羽绒服裹在身上,周围的氧气似乎越来越稀薄,快不够我们4个人呼吸了,但谁也没提出降下车窗透气。

我掏出手机,读到“央视新闻”新发布的消息:“专家称越光滑的地方病毒越容易存活,因此毛料衣服上病毒感染的可能性较小。”看到这里,我愣住了——昨天晚上看到的好像还是另一种说法。我又点进单位的群聊里,拨到昨天一位老先生发的截图:“朋友女儿医院支援武汉前线医护发回消息:在这非常时期,大人、小孩外出都不要穿带有毛绒或绒线的衣服外套,那样很容易吸附病毒,请广而告之。”

妻子让我不要信这些满天乱飞的谣言,说到每天网上那些教人预防肺炎的小视频,观点互相矛盾,让人莫衷一是。

我百无聊赖地打量着窗外。往年这个时候正是交通拥堵的春运高峰期,现在眼前的路却是一马平川。我和刘旭开玩笑:“高速公路像是你们自家修的一样!”他笑笑,也说从来没有去郑州这么顺畅过。

平时将近4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只用了2个小时就到了。在郑州东站进站口下了车,我们和刘旭道别。

进站口处的安检措施明显比往日严格,乘务人员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我和妻子拉着箱子往里面走,一瞬间有种走进医院的错觉。将箱子放到传送带上之后,我们要跨过一个安装有体温测量仪的通道,看到妻子穿过通道,我不由地有些慌神。虽然出门之前测量了体温,但还是会忍不住害怕突然体温不正常,被乘务人员拉住。

谢天谢地,没有被拦住。我和妻子抓着扶梯上了候车厅。候车厅里人也不太多,无一例外,全戴着口罩。我们找了个离其他乘客很远的座位,放下了行李。墙上的列车时刻表上显示,现在是下午14时42分,距离我们那趟高铁发车还有4个多小时。

等待的时间漫长而无聊。我想到回京后,上下班坐地铁需要更多的口罩,于是给大姑家的堂弟发了条微信:“你那里还能弄到口罩吗?”

这个堂弟在江阴一家口罩厂做管理工作,以前每年回来,都会给我们带回各式各样的口罩。我爸妈除了收麦子、给玉米脱粒时会戴口罩,平时也不用,很多都浪费了。

今年腊月二十八,堂弟就回了老家,原本打算初七再返回江阴,没想到回来的路上便接到老板的“夺命Call”。武汉的疫情给他们的口罩厂带来巨大商机,原来厂里积压的口罩,不管是合格的还是有瑕疵的,全都被抢购一空。老板许诺发3倍工资,但还是没能召回多少员工,堂弟只好把老婆孩子送到老家,第二天便连夜开车回去了。

消息发过去一会儿,他回复我一条语音信息,语速有些快,背景是轰隆隆的机器声:“现在有点紧张。正忙着部队的一个订单,估计出厂价一只要卖到1.5元了。”

我把价格讲给妻子,她有些不能相信,说,“应该是一包1块5”。我们除夕那天在药店逛时,10只装的口罩才卖3元钱,出厂价应该是一包1元左右。我又确认了下,表弟说没错,是一只的价格。

“你们公司要发了。”我说。

“活儿干不完,也急着呢。”他匆匆回完信息,又忙起来了。

尽管候车厅里人不多,我们也没敢摘掉口罩吃东西。又枯坐了一会儿,一看手机,才过去15分钟。我突然想,何必在这里傻等,增加感染的几率,可以改签车票呀!于是匆匆改了一趟昆明发往北京西的高铁,16:09分从郑州发车。

改签之后,我发了个截图到家里的群聊。没过多大会儿,姐姐的电话便打过来了:“你赶紧看看,能不能再改回去?这趟车是从武汉过来的!”

姐夫和弟弟也在群里给我留了言,我两只耳朵立刻鸣叫起来,妻子也不知所措,缓缓地说:“没事儿吧?进站不是要测量体温吗?”

距离发车还有18分钟,手机上没办法退票。我一路飞奔,寻找退票窗口,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跑到出口处,我问了一个执勤人员“退票口在哪里”,他睁眼望着我,先是退后了两步,才伸手给我指了指右边。

一个40来岁的女人坐在退票窗口里面,口罩遮住了大半个脸。没等我讲完,她就打断了我:“你已经在网上改签过一次,马上发车,没办法再退了。”

我急了,慌慌张张给她解释:“这个404,不是从武汉那边发过来的吗……”

“那边早都封站了。”她用河南话说。

我这才突然醒悟过来——自己慌成这样,真的有些“草木皆兵”——那一刻,我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生物体,原来有这么强的求生欲望。

离发车还有12分钟,我顾不上喘息,又跑着去找妻子。戴着口罩、穿着笨重的我跑起来有些费劲,候车大厅的地面特别光滑,映照出我趔趄不稳的身影。

每经过一处,都有候车的人抬起头打量我,他们下意识地将身体往后退了退,以躲开我带来的那阵风,然后又伸出手,将口罩上方的鼻夹捏了捏。

后记

回北京后,我和妻子开始了真正“足不出户”的生活。从家里带的食材足够吃一段时间,只有桶装纯净水需要在网上订。

初七那天,我们总算等到了送水公司营业,老板让我把桶放到门口,避免送水工和我们接触。接连几天见不到外人,我们都有些躁动,妻子经常站在窗口往外看,偶尔喊我:“有个遛狗的大爷出来了,没戴口罩!”话音激动,好像很久没有见到活人。

为了监督家人,我每天往家中打一个视频电话。我们县已经确诊了7例感染者,管控的力度加大了,我爸却还抱着侥幸心理,每天找理由往外溜。弟弟感冒刚好,就被公司喊去发货,出于安全的考虑,他每天下班了也不回家,晚上住在公司的仓库里。

小璐的婚礼最终还是办了,只是比我们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冷清。听弟弟说,出嫁那天上午,因为村子封路,迎亲的车队停在了村口马路上。小璐穿着婚纱,跳过了村头的土堆,没有嫁妆也没有送亲,一个人坐上了新郎家的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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