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那场看不见的战役，我们打得真惨烈

如果不是新冠肺炎，我基本快把SARS忘了，郭玉芹医生也不会和我聊起这段往事。在她讲述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其实那道巨大的伤痕一直都在，现在，它像是又被猛地撕开了。

2003年4月20日，捂着的盖子被掀开了，北京公开的SARS病例数一下从37蹿到339，两高官被撤，原本说是没多大威胁的神秘肺炎，一下就狮子大开口了，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恐慌？

SARS的病死率挺吓人，约10%，还有大批医护人员倒下。危机感瞬间波及全国，包括那些地图上易被忽视的地区。

辽宁阜新，偏居一隅，煤矿业的凋敝让它更加落寞。从那一年4月下旬开始，它也被恐慌紧紧攥住了。因为远离事件中心，信息不畅，不确定性造成的不安越发凸显。

从某个局部看，这种波动造成的创伤，未必比当时的北京更小，当最重的负荷落在一个幼童的妈妈肩上，几乎是毁灭性的。

17年前，郭玉芹是阜新中心医院（原第二人民医院）内科门诊主任、急诊科主任。当年医院成立的发热门诊，正是由她监管。

文章是郭玉芹的口述。

前线就是一个还没倒的废墟

一天上午11点左右，我正在发热门诊抢救病人，接到了组织的电话，让我去卫生局集合，要“带好个人换洗的东西”。我没回家，安排了一下工作，就拿着一个纸口袋，装了一点洗漱用品出发了。

那时候还不时兴转账、微信什么的，我兜里只有1500块现金，在路上花500块买了一些药，寻思着万一在里边感染了呢。剩下的1000块都交了手机话费，从来没交过那么多，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我想的是，万一危及生命了，得先保证能跟家人通上话。

下午到卫生局集合——根本不算什么集合，我以为派出多少人呢——除了我，就有一个第一人民医院的护士长。不大一会儿，卫生局关副局长和医务科刘科长来了，说“上车吧”，我还发懵呢，问，其他人呢？其实哪有其他人。

我拎着那个纸袋子就上车了，现在回头看，哪像上战场的样子。车开出去四五分钟，一直没人说话。我就想，这是去哪儿呢？你要是去北京，也没有告诉家里呀。心里就打鼓，挺紧张。

我记得特别清楚，还是倪萍主持的节目，每天早上就像现在咱中央电视台那样式地公布疫情：今天又发了多少（病例），死亡了多少。大家都特别关注那个数字，每天都很恐惧。

在这种恐惧下接到了任务，还不知道任何其他的信息，心情可想而知。不像现在我们派人出去，告诉你上武汉一线，然后医院就把什么都准备好了。那时，医护感染的消息已经公开了，我满脑子都在想，如果要上上海是啥样，上北京是啥样……就这么想着，车也开出去挺远了。

局长终于说话了，叫我和护士长的名字，说，从现在开始你俩去执行任务——阜新市临时成立了一个“留观宾馆”，从疫区回来的疑似患者要在那儿隔离14天。局长对我说，你负责全面工作，代表全市多少位医务工作者，小陆（护士长）配合你……说了一大堆。

车开了1个多小时，到地方了，下车一看，我的天呐，就是一个还没倒的废墟，建在一个山上，大概4层，楼前后长满了杂草，据说最早是一个结核医院，废弃多少年了，北边还有一些星星点点的小平房——之前我在车上还搁那儿想“宾馆”条件怎么样呢！

之后我才知道，当时阜新把“防线”推进到了车站出站口、高速路口，把北京、广东、上海都列为疫区，但凡从那边来的旅客都视为“高危人群”，全部筛查一遍，认为疑似的，直接装进120救护车，拉到市区50公里外的北山——就是这里了。

谁看谁都像SARS

很快，我就开始接收第一批“高危”。

头3个月，根本就没人替班，就我自己负责，战斗的艰辛就不用说了，我带了那么大的团队，40多号人，是从各处临时拼凑的；那么大的楼，一批批往里进人，这个14天，那个14天，病志都是我一个人写的。

北山这里原属于东梁矿，东梁矿黄了，职工下岗了，成立隔离点，又临时把医院的原职工召回了。他们已经不归卫生局管了，可能也不归矿务局管了，有的人连局长都指挥不动。局长说要给他们开会，有几个人站起来就走了。

工作量太大了。光是我写的病志，到抗“非典”结束之后，那仓库半扇子全是。我还要负责安排住宿，安排吃，安排大小便——我们的大小便都要特殊处理的。因为我学过心理学嘛，还要安慰这些人。

我儿子那时还很小，他当然需要我，但是我在那里，也得有300多个“孩子”吧——大部分是学生、务工返城的，他们天天哭啊、要跳楼、要跑，这些孩子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他们更需要我。

我每天都是第一个起来的，要去看床位，还围着那个楼转一圈，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吊下来——真有人就搁那个床单系上，要顺下去，那床单能吊住“孩子”吗？摔死怎么办啊。

有一天我正在干活，就听说有人跑出去了。我最怕听到这话。我们后边有一个大墙，挺高，深宅大院那种。我站楼上往下看得很清楚，有一个小伙子攀着墙，几下子就跳出去了。

楼旁边有一条路，路的那边有几个小平房——我们叫“北京平”的那种。几间“北京平”都是破烂不堪的，稀稀拉拉住了几个人，有一家开了一个小卖店，当我们这里成为隔离点之后，小卖店就关了——怕传染。

农村的小卖店，用木夹板作防护，那天没关严，小伙子估计事先观察到里面有人，就拿了一些钱，把手伸进去了。我站在楼上，眼瞅着钞票“啪”一下被撇了出来，又撇出来两盒白色的包，然后“嘁里咵啦”就把那个板合上了。

这小伙子捡起钱和两包东西越墙又跑了回来。

对于我们前线来说，这就是事故。我把小伙子叫到一边，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跟他说着呢，市长就来电话了，说“有群众反映你那人跑出来了”。

小伙子当然也很委屈，他说，我也不发烧，憋得太那啥了，就想买两盒烟抽。我看他手里掐的，是钱和白包的红梅。

我们楼旁边有个小耳房，空着，我跟他说，你在那屋住两天吧，我就怕有问题再传到外头，外头再传到医院里头，观察了潜伏期，再放出来。后来我也说，这问题有多严重？老百姓吓得那样，钱都不要了，怕有病毒，白给你两条烟，意思下次别来买了。

当时从疫区回到我们这儿发烧的人还挺多的，发烧的互相闹，他怕他是，他怕他是，所以都要往外跑，哭着喊着往外跑。年轻的还有从楼上跳的。我就跟市长汇报说，一楼的往外跑了，我们能截回来，那三四楼往外跳，摔死咋整啊？一定要给我们派点警察。

后来就每10天换一茬警察，每次两个人，安全多了。

上面要是派个人给我们送饮用水，就得天亮前派来，熬到天黑才能回去；我们派人出去买药、买生活必需品也一样，就怕老百姓看到。

现在回忆起来，就是一场战斗。

高浓度过氧乙酸

那时候医务人员都害怕，我也怕，因为大家都知道“非典”这东西有多厉害。北上广天天发病数都在涨，我们这儿是开放式的、专门处置从疫区回来的——要不为啥那么害怕呢。

我要给“疫区”的孩子们开各种单子，做血常规、筛查，要做胸片、筛查。然后发烧的要亲自带到隔离区，我是第一屏障——我都在那儿学会采血了。

那时候哪有试纸啊，发烧就算疑似，发烧的在我们这里隔离之后，就到省里去确诊。最终结果也不知道，后来我们都回避不问了。

我每天穿着三层隔离服进去，不像现在还买点尿不湿啥的，那个时候就用卫生纸，垫那么厚的卫生纸，出来之后还不好意思，找个旮旯犄角的地方——觉得挺大个主任，往裤兜里尿尿，你好意思啊。

筛查完，发烧的“搁”到4楼，全是我负责，别的楼层我才让其他医护进去。每天要进去好几次，防护服消毒这个活儿只能是我干，处理大便这活儿，只要是发烧的这些人的，也都是我来处理。就这样，还有的护士紧张得直哭。

那时候我想，我是总指挥，又是党员，又是医生，前线必须我去。对不听指挥的，当时我挺生气的，现在就特别理解了。大家都有孩子，有家人。面对这种恐惧心理，谁也不要喊口号，都是很正常的。

虽然不像解放军那样真刀实枪，但我们这样的医疗战士关键时候真是奋不顾身。就是觉得，这人发烧了，他是不是啊？如果他是，就一定要给他“按”住，不能让他传染别人——用我的身躯挡住后边的这些人——就是这种想法。

那时候，我们只有那个大白布的“隔离服”，40多个人，就给了25套，而且我们一天要进3次“疫区”，每次回来必须及时用过氧乙酸（消毒）。

过氧乙酸运进来的时候，用一个一个桶装着，每个有20斤吧。密封未必那么好，桶的表面就会有残留。平时在医院，我是不需要接触过氧乙酸消毒工作的，但特殊时期，连搬运的活儿也得去干。我戴了橡胶的防护手套，但是接触桶的一瞬间，就发现手套化了，不一会儿，满手的大泡。

再后来，我就病了。

（编者注：过氧乙酸，常用于工业漂白剂、杀毒剂。对人体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强烈刺激作用。吸入后可引起喉、支气管的炎症、水肿、痉挛，化学性肺炎、肺水肿。接触后可引起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正常的过氧乙酸消毒是不会得病的，因为它是5‰的汁儿，不会对身体这么大损伤。可我们那时只有过氧乙酸的原汁，用电炉子烧成烟，拿烟熏我们的“隔离服”，而且隔10多分钟要进去翻一次，隔10多分钟再去翻一次。这活儿还是只有我去干，没有任何人能代替。

就算12层的（纱布）口罩都戴了好几个，但是咋防护啊？每次从那里出来，我都蹲地上咳十多分钟，上不来气，咳血。

当时，我们那里的人就说了，郭主任得“非典”了，然后都离我远远的。我立刻跟市长报告了情况，院长就把我接回来了，查了一下说不是，又给我放回去了，还得接着战斗。

一直战斗到最后，好像都快到年底了——当时我病得那么重，领导也挺为难的，但实在没啥人可换，派不出去。只好安抚我，我去开任何药，先取药，后补手续，全院唯一一个有这个特权的人。

回来后，局长说，你抗“非典”这么长时间有功啊，给你放一个月假吧。放假第二天，我就去医大（编者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了，到那儿就给扣（留院）了。

当时我说话是说不来的，就只有气没有声。一检查，整个呼吸道的茸毛被烧没了，就像人的皮肤，都给揭下去了。我现在一到冬天就上南方，北方的气候，就像人没了皮，在风里站得了吗？

治疗肺的过程中，因为使用大量的激素、抗生素，后期就是肝衰、肾衰、股骨头的问题，肺子现在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所以说，我对现在一线的这些战友，又担心、又同情、又敬佩。这种复杂的心情，五味杂陈，因为我经历过。一旦这些人下来了，丢胳膊掉腿的，又怎么去面对呢？

它会给社会、给家庭带来什么，都不敢想。

郭玉芹每年都要到南方，以求缓解肺部的症状。（作者供图）

想做个有用的“废人”

抗“非典”之后，生活所迫，我还得上班，坚持了十几年，然后身体就每况愈下，经常是一边打滴溜（输液），一边值夜班，结果这个病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恶化。

像去年冬天，我就犯病了，喘上不来气。医院告诉我，准备切气管，去ICU，下了病危通知书，让家里准备钱，10多万。

当时我已经啥也不知道了。我姐一直陪着我，大夫就跟她说，很危险，“你知道邓丽君不，就像她一样，说憋过去就憋过去”。

我姐说吓得都不会说话了，就紧急找钱。她翻我的手机，翻到我们人事科长。人事科长说，得请示院长。过一会儿答复，院长都出门了，而且礼拜六，都不上班——咱现在想，院长出门，你手机还出门了？是不是，你指示还出门了？我姐一看，那就是院里不管呗，就开始从我手机里扒拉几个她认识的同学。

那几个同学就“咵咵咵”往来转钱，很快就转够了。抢救了大概24小时吧，我就活过来了。

我姐一边用婴儿米粉一点一点喂我，一边和我讲同学凑钱救我的事。你想我刚刚脱离危险，听说医院当时都没救急，一下就上了一股火，病情来个反复，又抢救了一次。

郭玉芹由医生成了病人，时时要直面身体和心理的创伤。（作者供图）

我后来想，哪怕我不是抗“非典”受伤，就是单位的一个普通职工，在生命仅存一线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管管啊？

其实，市里领导专门为我的事开过会，有两三次吧，但还是会遇到各种现实问题。比如领导发话了，谁谁谁的药费给予报销，就完事了，等找到报销部门的时候，发现人家没说乙类、丙类都给你报销，所以乙类、丙类就要扣掉，一下就花去好几万，整个这一年工资就没了，怎么办？要是不去维权，你说你拿啥活着？要是维权，你没有这个力量去维权，你自己保命还保不过来呢。

所以每次维权之后，我都要住好长时间的院。

我还会想，比如咱俩打架，我要是身体情况好，你欺负我，我可能还能忍。就身体正气不足了那个时候，基本总是在医院住院的状态，今天抢救、明天抢救的。越是在医院，越是问题多，发生的问题多，费用也越多，内心的矛盾就越激烈，一下子就给我搞抑郁了。

我们天天抢救患者，抑郁的多吗？不多。为什么小汤山那些人（指救治过程中感染SARS、后来在小汤山疗养的医护人员），很大一部分都抑郁了，比例比普通“非典”患者高，为什么？这么特殊的群体，不但自己身体受伤了，脑袋还受伤了，脑袋受伤不就抑郁了嘛。

抑郁的时候太痛苦了。比如一个熟人向我走来，我第一时间必须要躲开，向你看不到的方向跑去，或者是向你相反的方向跑去。那时候害怕，谁都怕，包括家人，一个动静也怕，大白天的窗帘必须拉上。就觉得窗户那儿总有人要抓我、砍我，真的好痛苦。

家人还得看着我，晚上睡觉把我腿绑在床上。我当时就想解脱，只要我一解脱，离开这个世界，前边一片光明，你们都光明了，我也光明了。

所以说，过去谁一提“非典”，我都接受不了，伤害太大。这两年好像还好一些了，组织上确实也给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要说的话太多了，这时候说好像也不好。

当时我上前线的时候，我们家人就跟我急了，要找这个人找那个人的，我就拦着，没让他们去。我说我在学校就入党了，绝对不能当逃兵。如果我染了病，就不回来了，死在前线上。

这次，派我们医院第一批出征武汉的时候，那些“小孩”都30多岁，我这心呐，难受，就想拥抱他们，就好像这个孩子撒出去就不能回来了似的——其实不一定不能回来，但是，想想，从战场上回来，可能满目疮痍的……

当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虽然自己现在丢盔卸甲，但是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冲动，如果医院要召回我，我宁可死在战场上。

我现在是在南方“猫冬”呢，但是一看前线这样，心里头还是有那想法，我就想，哎呀，我这么大岁数了，死了就死了吧，还不一定死呢，可你说这些年轻人，年轻的妈妈，年轻的妻子……我能替替她们多好。

有种愧疚的感觉，你怎么就上不去了呢，有时候也挺恨自己的。

后记

郭玉芹称自己现在是一个“废人”了，她显然不甘心这样，总觉得生命还是需要“意义”去支撑的，就像17年前她可以成为百万阜新人与SARS之间的第一道屏障那样。据她了解，全省因抗击“非典”致残的，她是唯一一个。

北山上的40多医护人员和至少300例观察对象，也付出了各自的代价。辽宁省的SARS资料显示，阜新当年的病例数是：零。即便这样，谁又可以去评判，所有惨烈的付出值得还是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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