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深处的放牛班，也有春天

一段打磨得光洁齐整的竹筒放在托盘里，竹子表面呈现出被反复蒸煮后的微黄；1/3处剖开作盖，尾端用麻绳打了个小巧的结，配上一旁的调味碟和和雕花原木筷，精致得就像一套摆件儿；小心地打开盖子，竹筒里有红火腿丁、青豆粒、白香米和鸡丁笋——干荤素搭配，调味考究，最后散发出一种复合、霸道的香气。

当我第一次在餐馆看到这种蒸出来的竹筒饭，心里竟有些小小的失落。它确实好吃，但终究不是我记忆里最怀念的味道。

记忆中的竹筒饭，得现砍新鲜的青竹，装上自家种的白米，混些路边摘的胡豆，再塞一把随手薅的红苕叶。捡石头垒灶，用干竹蒿烧火，灰头土脸之后，“砰”的一声闷响，米饭夹着胡豆和红苕叶一起冲出竹筒。

这时候，就能吃到一口热腾腾的、半生不熟的竹筒饭了。

1

1994年，我刚念初一，小陈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之所以叫他“小陈老师”，是因为学校早有了一位陈老师——他的父亲，不苟言笑的教导主任。

小陈老师是那个偏远乡村难得的大学生，而我们班，是他从师范大学毕业后带的第一届学生。

我还记得小陈老师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情景：白衬衫，黑长裤，浓眉大眼，脸上带着青涩腼腆的笑容。不过二十三四岁的他，和班上发育早的男孩子相比，勉强算得上是哥哥模样，完全没有师长的威严。

但我还是很怕这个新老师。我小学五六年级的班主任，也是一个年轻的男老师，和小陈老师差不多年纪，却已经教了五六年的书了。大人们都说他会教，再调皮的学生在他手上都老实得很。小学毕业的时候，还有家长去问，能不能让他一路教我们到初中毕业。

这个提议，让我整个暑假都过得提心吊胆。这个老师脾气大，总换着法子惩罚学生：他经常让全班倒数10名的同学在讲台前跪成一排，听他讲完整节课；没交作业的，放学之后会被留在教师宿舍的阳台上补作业，有次我蹶着屁股趴在窄窄的阳台上努力赶作业，面对着学校操场上往来的师生，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动物园里的猴子。

所以，哪怕小陈老师时不时地把“教学相长，平等交流”挂在嘴边，我还是不敢轻易相信这个年轻的男老师，直到他给我们上了第一次体育课。

我们中学的操场是黄泥地，晴天灰大，雨天泥泞，体育器材也有限，几块棕垫、十几条跳绳、几副胶皮都脱落了的乒乓球拍，就是全部家当了。大多数老师认为体育课没有存在的必要，反正不是教广播体操，就是跑圈儿和自由活动，还不如上节正课还能提升分数，唯独小陈老师坚持要给我们班上。

我们的第一节体育课要学习打羽毛球，两副球拍是小陈老师自掏腰包买的。他用一个石块在操场的泥地上划出界线，我们才知道，原来打羽毛球是有场地规则的。

同学们都很兴奋，我却很害羞，球拍一次都没有摸过。我对跑跑跳跳不感兴趣，但每次上体育课都会很开心，因为终于有时间看小说了。

从小，我就听大人们念叨，“只有拼命读书，考出去，才是走出这个山旮旯唯一的出路”。所有与课业无关的东西绝对不准出现——小说、杂志、连环画，统统都是“闲书”。

而我偏偏最爱看闲书。

学校附近有一家租书店，武侠言情什么都有，大部分书的封面都被翻烂了。我的同桌刘特是班里最大胆的学生，他打探一番回来，告诉我：租书5毛钱一本，押金3块钱，可以租3天。

我盘算了一下，父母给我一天的生活费是2块钱，三餐节省些，每天就能攒5毛钱。要是看得快，还可以和别的同学交换着看，不过要想快点看完，就得挤时间——课间、副科课、加上我们班独有的体育课，都得用上。为了看闲书，我把所有的课本都放在课桌上，竖起了一道“屏障”——刘特租的《七剑下天山》该还了，我没看完，大半节语文课都在想：楚昭南死没死？飞红巾最后和谁在一起了……想着想着，手忍不住摸进课桌，翻开了折页。看到楚昭南被人斩断左臂时，刘特用胳膊肘碰了碰我，我没反应过来，还高兴地往墙角让了让。

耳旁突然响起小陈老师的声音：“你下课来办公室一趟。”

我吓得猛抬头，就看到他冷着脸：“带上你桌子里的书。”

不久前，隔壁班的一个同学上课看小说被老师抓住了，书被老师当场撕得粉碎，说“再有下次”，就要叫家长。我一下就慌了：小陈老师会咋批评我？要写保证书吗？要叫家长吗？叫谁来……

下课后，我挪着小步进了办公室，小陈老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喜欢梁羽生的小说啊？”

“啊？”我愣了。

“这本书是梁羽生写的，很经典。”小陈老师从我手里拿过小说，随手翻了几页，“这是个系列，有好多本呢，你看过几本啊？”

我答不上来，小陈老师笑了：“武侠小说呢，我推荐金庸的，他那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实在是对‘大侠’这个称呼的最高注解了，你听过吗？”

我说没听过，小陈老师就随手把书还给我：“喜欢看小说不是坏事，但要会选、会看。”那天，他还说了许多话，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这句话，却印象深刻。

正当我以为自己逃过一劫的时候，小陈老师突然严肃了起来，和我立约：课堂上不准再看小说，如果期末考进年级前三，就借我一套他收藏的小说。

我半信半疑，又心怀期待。剩下的半个学期，我就像一只前面挂着胡萝卜的小毛驴，努力向前追赶。我自己都想不到，我在学习上会有这样的上进心。

2

重庆山区地广人稀，方圆几十里只有一所中学。住得远的同学，每天天不见亮就得打着火把出门，一路狂奔才能踩着上课铃声进校。为了方便学生，初一上学期，学校就要求我们住校。

宿舍是教室改造的，高低床一排排摆过去，一间房里住40个人。每天早上6点半到7点10分是早操时间，全校400多名学生起床围着操场跑圈儿。场地小、人多、灰大，刚开学的时候，还经常有人进错了班。

跑了几天，小陈老师对这种小锅里下饺子的做法很不耐烦，吹着哨子领着我们班往校外跑去。出了校门，穿过竹林，我们在薄薄的晨雾里顺着乡间公路放肆奔跑。乡村还在沉睡，没有路灯，没有手电，唯一的光亮是天边泛起的微光。陈老师吹着哨子在前面跑，我们在他身后紧紧地跟，看不清路也不害怕。小陈老师开了头，别的班级也跟着我们，乡村公路边的晨跑队伍越来越长，越来越热闹。

小陈老师太有趣了，在语文课上走神的学生越来越少，我们班的语文单科平均分总能拿第一。除了课内知识，他教我们“顾影秋池舞白云”，“人生几度月当头”，他还写得一手好字，批改作业的时候，看到我们哪个字写得漂亮，就会在本子上画个红圈儿以示鼓励。

乡村中学的老师少，课程多，几乎每个主科老师都得“代”一两门副科的教学。很少有老师按课表上课，通常音乐课就改成英语课，美术课改成数学课……只有小陈老师代的地理课，是真的地理课。他拿着地球仪告诉我们，哪里是北极，哪里是南极，七大洲四大洋在地图上长什么样。又不知从哪里寻到了一张旧旧的中国地图，指着上面弯弯扭扭的线，说：“我们在这里，首都在这里，这个边边上是云南……”

我们第一次知道世界原来那么大，我们眼中的“大城市”重庆这么小，平时那些走不完的山路，在地图上找都找不到。

小陈老师说，云南，是“彩云之南”的意思。那里有一道美食叫竹筒饭，“就是把米呀、肉呀、菜呀、统统放进竹筒里，然后放在火上烧”。大家对他口中的“竹筒饭”都很神往，不单是好奇它的味道，更好奇这种做法。

我们那里，江河两岸遍植青竹，用来防涝固堤。山间林地里竹子随处可见，背篓簸箕、凉席桌椅、筷子以及戒尺，都可以做，唯独不见有人砍竹子做竹筒饭——我猜，大概是我们这里的人觉得这种做法既不省事，也不省心，纯粹是闲的。

做竹筒饭，要砍竹子，用火烧，感觉像野炊。在全班同学无数次恳求下，小陈老师终于答应选一个好天气带我们去秋游。目的地，就是学校500米外的河畔竹林。

秋游那天，全班40多人浩浩荡荡地扑向河边，惊起了一群飞鸟。小陈老师眯着眼睛说：“我以后要在这里修一座小房子，不必大，三五间青砖黛瓦，再种几株美人蕉，那就是我梦想的家了……再给屋子取个名儿，就叫‘白鹤山庄’。”

说完，他在竹林里寻了块平缓的沙地，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指挥：“按照班上的座位顺序，6人一组，1个人捡石块垒灶，1个人去河边打水洗米，剩下的4个人砍竹子削竹筒。材料准备好之后，我教你们煮最好吃的竹筒饭！”

分组迅速完成，我们组的2个调皮鬼男生一溜烟跑了，只留下4个女生不知所措，只模糊记住要削竹筒、捡柴禾。一个女生气呼呼地说：“他们跑了，我们自己搞！”说完就去找垒灶的石头了。

竹林里多的是干竹篙和笋壳，轻便又好烧，石头却不好找，两个女生跑了好远，才捡了几块。我们把石头围成一圈，小陈老师看了之后说，圈子围得太小，放不下竹筒，我们只好继续去找。

山里的孩子野性，爬山下河不在话下，难就难在工具不趁手。拿着借来的两把砍刀，男生们一窝蜂地扑进竹林里砍竹子，吓得一群野鸭子“嘎嘎嘎”地狂奔，正值变声期的男孩们也“嘎嘎嘎”地笑起来。他们砍回来的竹子大多都裂纹了，完整的竹子边缘也不平，狼牙犬齿地支棱着。小陈老师不嫌弃，指挥我们在竹筒上挖洞，用细竹桠当刷子，把内壁刷洗干净，再塞进米和清水。

一切准备就绪，小陈老师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一团报纸，里面包着一捧胡豆：“这是从吴师傅的案板上抢来的下酒菜，放进竹筒饭里好吃得很。”

他得意地抓了一小把胡豆，在各个竹筒里放几粒，再洒一撮盐，最后又把竹叶团成团，用力塞紧筒口。我们学着他的样子，忙活起来。

点燃笋壳和干竹篙，把竹筒架在石头灶上烤。小陈老师说，要记得翻转，这样才烤得熟、烤得均匀，“等竹筒表面有点儿焦的时候，饭就熟了”。

我们争先恐后做起了“看火娃”，守着热烈的火苗，不停地添柴。没一会儿，只听见“砰”的一声，有竹筒的塞子被热气冲开，米饭夹着胡豆喷了出来。

“快点快点，快去砍几张芭蕉叶来垫着，要不然没得吃啦！”小陈老师连忙说，“刚才忘记提醒你们，米别塞得太满，这下子麻烦咯，蒸汽跑不出去，还没熟就放冲了……”

当有的小组的竹筒饭可以吃了，别的组就没什么耐心再慢慢翻滚竹筒了。大家拼命添柴，生怕火不够旺，只要听到“呯”的声音，就当饭熟了。

女生们把饭从竹筒里扒出来，用芭蕉叶当碗，细竹枝当筷，勉强保持斯文；男生直接拿起竹筒，用柴刀一劈两半，捧起烧得黑漆漆的竹筒就开始吃。他们脸上又是灰又是汗，手一抹，就是一张大花脸。

可能是翻滚得不够勤快，也可能是火烧得太大，我们组的竹筒饭到吃的时候，还有一半还是夹生的——但我依然认为，小陈老师说得对，竹筒饭的味道无与伦比。

3

因为这次秋游，小陈老师被他老子训斥得惨兮兮的，整层楼都能听见。老陈说他是个“娃儿头”，贪玩好耍，“没得一点为人师表的样子”。我们听了，觉得同情又好笑。

但情况似乎被老陈言中了——过了大半个学期，班里几个上学晚、留过级的“刺头”就认为亲切随和的小陈老师不足为惧，开始“放飞自我”了。

刘特就是一个典型。每天，他和几个刺头像推土机一样在班上横冲直撞，不是把文丽的课本文具扔了一地，就是把冬梅的校服丢进了垃圾桶。值日的时候不见人影，等别人打扫完，他们又把教室当成战场，搞得满地狼藉……

一开始，小陈老师苦口婆心地劝，“男生要有绅士风度，不能欺负女生”，“同在一个班集体，每个人都要承担该有的责任”，“校规校纪不是摆起好看的”……

“唉呀！小陈老师不要这么严肃嘛！我们就是开玩笑的！”他们几个嘻皮笑脸的，甚至一把勾住小陈老师的脖子，亲热地凑近，“是不是兄弟？是兄弟的话一点点小事情就不要说了嘛！说起臊皮得很！”

有好几次，我都看到小陈老师气得一把推开他们，像是准备要狠狠地教训一番。但不知道为什么，又忍住了。

一天，这几个刺头又把一个瘦弱的男生夹在墙角，准备“挤油渣”——这是一种很粗暴的“取暖游戏”，把一个人逼在墙角，几个人用力向那个人的身体上冲撞挤压取乐。没想到，那个一向逆来顺受的男生趁他们使劲儿的时候，突然从墙角溜了出来，离他最近的刘特收势不及，人直接撞在了墙上。

男生慌忙解释，说自己被挤得太热了，出来吹一下冷风。刘特嘴里喷出一连串的脏话，揪起男生的衣领往操场边拖：“晓得你热得很，好，我就送你到河沟里降下温！让你好生爽一下！”

已经是腊月，气温接近零度，操场边的河沟里，水寒冷刺骨。那个男生拼命挣扎，几个刺头抓手的抓手，捉脚的捉脚，哄笑、谩骂着把他扔进了河沟。虽然浅水刚刚漫过小腿肚，但那个全身湿透的男生还是站在水中直打寒颤。

刘特得意洋洋地问：“怎么样？凉不凉快？安不安逸？”

“凉不凉快？你们自己下去试一下就晓得了！”说话间，闻讯赶来的小陈老师突然出现在几个刺头的背后，把他们一个个全推进了河沟里，“凉不凉快？安不安逸？”

几个刺头猝不及防，一下水都成了落汤鸡。第一个落水的刘特还没认清说话的人，爬起来就骂：“哪个龟儿子搞我？老子上去弄死他……”

“你要弄死哪个？！”小陈老师拖过一把竹扫帚，劈头盖脸地打下去，“听听你说的话！你是什么人？你是学生！这里是哪里？是上课读书的地方！动不动就要弄死这个弄死那个，你跟社会上那帮混混有啥子区别？今天敢把人扔到河里，明天是不是敢拿砍刀来砍人了？好哇，来呀，来弄死我啊！”

我们从没有见过小陈老师发这么大的脾气。他的脸煞白，说话又快又急，手里的竹扫帚毫不留情地打在刘特他们几个的身上、脸上。被欺负的那个男生站在一旁，不知所措。

“你还站在水里面干嘛？还没泡够吗？还不快点给我滚上来！”小陈老师把竹扫帚扔给班长，弯腰把那个男生拉上岸，脱下自己的外套给他胡乱套上，恨铁不成钢地说，“嘴巴长来是干啥的？是说话的！一看就知道这种事不是头回，早干嘛去了？不晓得跟我说吗？！”

说完，他又转过头对嘀嘀咕咕的刘特他们说：“火子儿没落到自己脚背上不晓得痛，你们就在水里站着，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上来！”

他板着脸交代班长：“你就在这守着，谁要敢上来，就用这个竹扫帚给我打下去！”

说完，他拉着那个男生就走了，还亲手给他煮了一碗姜汤驱寒。

这件事之后，那几个刺头老实多了，再看到小陈老师，也不敢勾肩搭背了。

期末考试临近的时候，我们迎来了中学时代的第一场家长会。

我们班的英语老师是这次家长会的“明星教师”——他的英语课纪律是最好的，考试成绩也是年级最好的。他“为人称道”的教学方法是：单词默写，错一个打一下手心；短文背诵，错一处打一下手心；每次月考前，每人定一个目标分数，差一分打一下手心。会前会后，父母们围着老师殷勤嘱托：“不听话就打，没得关系！黄荆条下出好人，只要是为他好的，要打要罚都可以！我们没有文化，啥子都不懂，娃娃成不成材全靠老师用心教了。”

相反，也不知道家长们从哪里听说，小陈老师正课不上，带着学生出去祸害别人家的竹子，“小陈老师什么都好，就是玩心重了些。到底还是年轻人嘛！就是不如老教师沉稳。”

听到评论的小陈老师呵呵一笑：“幸好成绩还是过得去的。”

期末考试在即，小陈老师却说，上次秋游时的竹筒饭没煮好，这次他要亲自动手，让我们吃到最正宗、最美味的竹筒饭。不过他表示：精力有限，只能请期末考试总分排年级前10名的同学，“拿通知书那天，就是我请大家吃竹筒饭的时间”。

看见平时最喜欢凑热闹的刘特蔫了，小陈老师又说：“本学期进步最大的5个同学也可以来，所以，你们懂得起噻？”

刘特突然跳起来大声喊：“懂得起！要雄起！兄弟伙们要扎起！”

期末考试成绩出来的那天，小陈老师真的要给15个同学再做一餐竹筒饭，我也是其中之一。他借了把小锯子，切了腊肉、香菇、红萝卜碎，还提前泡好了糯米，是认真的。

上次垒的炉灶还没拆，我们几个人各司其职，拣柴火、打清水、洗竹筒……这一次，食材丰盛，大家又有了经验，最后做出来的竹筒饭，晶莹软糯，还带着一股竹叶的清香。

刘特捧着半边竹筒，手被烫得来回倒腾也没舍得放下。他找了块略平整的石头，折了双干净的竹枝做筷，吃得心满意足。

这次考试，刘特依旧是班里的倒数几名，但至少他有两科的成绩在及格线附近了。

4

“你还有哪些同伙？！”食堂的吴师傅揪着刘特，冲进我们班的教室大喊，把全班同学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刘特又犯事儿了。

吴师傅说，头天晚上下了晚自习，刘特和几个同学摸进学校食堂偷东西，用试卷包了些腊肉和豆角。“小小年纪就敢溜门撬锁偷东西，长大了还得？肯定又是一群社会渣滓，你做老师的一定要严加管教！”

“对对对，我一定要严加管教！”小陈老师狠狠地剜了一眼刘特，又给吴师傅陪笑脸，说肉和菜的钱都他来补。

吴师傅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行为作风的问题：“这是偷，你明白吗？要是放在以前，是要被抓去劳改的！”

“一路上都是喊我赔钱，现在又不谈钱了。”刘特站在一旁小声嘀咕。小陈老师一把抓过他，在他的背上狠狠拍了一巴掌：“你给我闭嘴！”

吴师傅说，这事就应该记大过，再喊家长来，当面锣对面鼓说清楚——“还有，昨晚上的‘偷儿’有三个，问清楚走脱了的是哪两个，不要以为没抓到就算了。”

“你看错了，只有我一个，要打要罚冲我来，我不怕！”刘特梗着脖子说。

吴师傅冷笑了一声：“好，我看你在派出所里头还讲不讲义气！”

小陈老师握着戒尺，神情非常严肃，他劝吴师傅不要麻烦警察，为了不扰乱教学秩序，有啥事到旁边的教导处说。他们几个去了教导处，我们就在教室里伸长了耳朵听：

“学生犯错该罚，既然学校有校规，就按校规来罚，吴师傅说是不是这个道理？”这是小陈老师的声音。

“是是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嘛……”吴师傅附和。

按照我们学校的校规，学生偷窃他人财物，首次予以警告处分，检讨书500字，再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但吴师傅不依不饶，他觉得这个处罚太轻了，最起码得记个大过——那会儿我们还懵懵懂懂，根本不知道档案里有“记大过”的处分到底有多么严重。

小陈老师绕过了这个话题，他喊刘特过去，问他是哪个手拿的东西，“伸出来，受罚戒尺50下！”

那把戒尺我们见过，轻薄细长，打人省力，挨打的人的手就像被刀割一样疼，却不会伤筋动骨。小陈老师被惹急的时候，就会打学生平时不写作业的那只手。

还没挨完30下戒尺，刘特就哭着把“共犯”抖了出来，但小陈老师的手还没停，真的打足了50下。另两个“共犯”也没能逃过惩罚，老陈小陈父子齐上阵，教导处里的哭喊声都传进了教室。

刚开始，吴师傅默不作声，中间他阻拦了一回。惩罚结束后，他似乎有些不高兴：“陈主任这是罚给我看呢！”

老陈郑重地回答：“不全是，教不严，师之惰！家长把娃娃交到我们手上，就是我们的责任。”

吴师傅走了，老陈立即通知了3个犯事学生的家长来学校，然后又开始责骂起儿子：“孩子不吃点苦头永远不长教训，上学期把同学扔进河里也是他们吧？你身为老师，对家长负有告知的责任，应该让家长知道孩子的真实情况，而不是隐瞒和包庇！你懂吗？”

从这件事之后，温和的小陈老师仿佛变了一个人，戒尺用得越来越频繁了。我们中学3年，戒尺被他打断了好几根。

初中3年，竹筒饭被我们吃出了各种新花样。我们往里头加辣椒、加鸡蛋、加土豆、加玉米粒，加一切我们能找到的食材。等田坎上的胡豆都快被祸祸完了，我们这个班，小陈老师带的第一届学生，创造了这所乡村中学有史以来最好的中考成绩。

毕业的那天，大家难分难舍，小陈老师哭得形象全无。我们说出了真心话：“竹筒饭早就吃腻了，陈老师教下一届的时候记得要换个花样啊。”

5

时间就这样慢慢地过去了。

当小陈老师变成“陈老师”的时候，我已经在外地工作多年了。偶尔听到他的消息，也是说他依然坚守在那所小小的乡村中学里。我不明白，陈老师明明有学历、有资历，还有拿得出手的教学成绩，为什么一直没有调到更好的学校去。

2013年，新一轮的“教改”辐射到了我们那个偏远的乡村。为了资源整合，生源不足的学校逐步关停。我的母校，陈老师坚守20年的中学，在送走最后一届毕业生之后，也停止了招生。学校里的老师被分配到周边各学校里，极个别的老师被调往城区或条件好的学校，更多的老师是“低就”。

陈老师被分到了四中，重点中学。

陈老师一进去，教导主任就让他带初一。这是一件好事，新学校、新环境，他正好可以和学生们从零开始一起成长，不管是感情和信任度，接下来的3年时光都是值得期待的。

陈老师不是第一次带新生，带班带课游刃有余，讲课深入浅出，挥洒自如，与市里的优秀教师不遑多让；在班级管理上，他依然遵循“胡萝卜加大棒”的原则，班里学风纯正，秩序井然。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除了在课堂上，他和学生相处的时间几乎没有了——这次学校合并，导致四中在校学生人数远超出了原有的计划，初一初二的学生只能走读，早上由家长送来学校，下午就被家长接走。

到四中工作的第二年，从教20年的陈老师，第一次被学生举报了。

那个学生考试作弊，被陈老师发现后死不承认。陈老师带他去了办公室，拿戒尺打了他10下手心，并罚写了一份检讨书。不久之后，这个学生写了一封举报信送到上级部门，信中还附带了几张照片，是自己红肿的手掌。

让陈老师难过的不是学生举报他，而是这封举报信末尾的签名，不止那一个学生的名字。

我再听到陈老师的消息，是在2018年的国庆回老家。

当年教我的老师们大多都不在本地了，只有一个老校长念旧，还住在学校原址附近的老房子里。我照例去拜访老校长，才知道陈老师在那次“举报信事件”之后，离开了学校。老校长问我：“他一心一意教书育人，却换来这个结果。你也是他的学生，你说，他做错了吗？”

我叹了口气，苦笑——时代不同了，家长和学生对好老师的评判标准也不同了。

老校长接着说，陈老师不教书了，后来干脆开了一间农庄，几年苦心经营下来，生意做得很不错。我松了口气，笑着问陈老师的庄子在哪儿，老校长淡定地指路：“你顺着马路，沿着竹林走，路边有条围着竹编栅栏的小岔口，走进去就是了，好找得很。”

去农庄的路上，我的心里半是忐忑，半是疑惑，多年不见，也不知道陈老师是否还和当年一样。不一会儿，我走到了一个小岔口。再往前，就看见一个飞檐斗拱、涂了金粉的门廊。门廊正上方，用金漆写着四个大字：“聚龙山庄”。

我忍不住笑出声：“这是哪位取的名字啊？真够接地气的。”

陈老师的农庄开在一片竹林里，国庆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各种车辆把这里塞得满满当当，为了辟出两排停车位，砍了不少的竹子。

再往里走，有七八间房，里面隐约传出猜拳、劝酒的声音。我绕开前厅，穿过天井，一排美人蕉开得正盛，后院中间有棵巨大的玉兰树，树下摆了石桌石凳，几个半大的孩子正在那里头碰头，叽叽喳喳地讨论怎样撑着竹筏过笋溪河。

很不巧，陈老师不在家，我只看到了师母。她手里正拿着一把戒尺，把石桌打得“啪啪”响：“陈老师马上回来了，布置的作业做完没有？你们陈老师说了，这次的模拟考谁要是没有90分，差1分打1下手心！听到没有！”

师母是一位温婉的女子，从云南来重庆很多年了，哪怕她嘴里说着吓人的话，声音也是又脆又柔的。我笑着说：“这么多年了，陈老师的手段真是一点儿没变。”

“就是呢，上次来的几个学生也这么说他。”师母说。

我看着眼前的那些孩子，听师母说陈老师是去二中拿测试卷了，心里有些疑惑。

师母说，这些孩子家在附近，平时都在邻镇的镇中学读书。他们有心上进，家长又没有门路把孩子转到城里的学校，只好在假期想法子把孩子的功课补一补。

“才上初二呢，在班上也算是中等偏上成绩，可一拿到区里比，差距就很明显了。”她叹了口气，“没办法！好老师都调走了，好学生也被挑走了，还留在‘镇中’的大多是为了应付九年义务教育的。”

一开始，是陈老师的两个朋友把孩子送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帮着看看作业。”陈老师碍于情面，只好带着，哪知道后来又陆续来了好些孩子。

“他这人心软，跟我说，反正农庄也走上正轨了‘一只羊也是放，两只羊也是赶’，就干脆都收了。他说再过几年环境好了，也用不着他这种业余老师了——你不知道吧？他把不在学校上课的老师叫‘业余老师’。”师母说。

我仔细琢磨着“业余老师”这个称呼，刚开始心里堵得慌——正经的师大毕业，教龄超过了20年，怎么就成了“业余老师”呢？但我再一想，又觉得这个自嘲里，似乎又有一种通透和豁达。

看着师母手中的戒尺，几乎是崭崭新的，我笑着问：“这戒尺是第几把啦？”

“自从搬到这来之后，一次都没用过呢！哪敢真打呀？现在的孩子一个个金贵得不得了，还没动手呢，讨饶认错就来了，不过是放在这里当摆设罢了！”

师母说话的时候，有个孩子悄悄地向她招手，再指指桌上的课本。一会儿的功夫，就有两三个孩子跑过来请教课业了。

我靠坐在高大的玉兰花树下，听着师母给孩子们轻柔的讲解，恍惚间听到了一句熟悉的“诱哄”：“你们乖乖的，二中的试卷要是能做90分，我亲自下厨，给你们做竹筒饭吃！”

“好哇好哇！你做的比陈老师做的好吃多了！”

我微微一笑，不忍打扰，打定主意，继续厚着脸皮等陈老师回来，希望能再吃到一份怀念已久的竹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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