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 | 双相情感障碍的孩子，爱上了妈妈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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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我们这里是精神病院”连载第07期。

前言

我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在一家精神专科医院就职，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心理治疗。

“做一个正常人”，是这里每一个病人的努力方向，患者是在接受治疗，也是在努力获得家庭、社会的认可，寻找重返正常生活的希望；而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我们，一言一行可能都会是某个患者眼里的火烛，或是阴雨。

我也想将自己听到和见到的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希望愿意看这些故事的朋友，能看到如此平常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知冷知热，会哭会笑，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这就是我想讲这些故事的初衷。

老同事们都说，以往精神病专科里的住院患者，大多岁数集中在30岁往上，中老年居多。但如今，年轻人甚至孩子也越来越多了，精神疾病群体低龄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面对年轻的患者，医生和治疗师往往要更加谨慎。难是一方面，更多的是，患者年纪小，人生路还长，治疗效果对他一生的影响太大。

我曾有幸跟一位专门帮助青少年解决心理问题的张老师学习过。学习期间，他给我讲过不少年轻人的故事，大多都很无奈，而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波仔的故事。

以下为张老师的讲述。

1

2013年春节刚过，南方大多数地区还很阴冷。

一天上午9点，反馈治疗室就开始忙碌起来，男病区近200多号人要陆续过来做治疗。一群大老爷们像一列排队的企鹅，手缩在袖子里，双臂裹挟着厚棉袄，慢慢地挪进屋子。其中的一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实在太扎眼了——枯瘦的脚在阔口的单裤里晃荡；脊背前弓，支着脏旧的黄色卫衣；头发染成了暗红色，乱且油腻，前后披散着都遮住了脸。

以前，每隔段时间，病房会请外面的老师傅帮病人理发。发型统一，前面不留“戳戳”，四周刮成乌青，这种“红头发”肯定不合规矩。

治疗过程中，红头发显得很不耐烦，手一直在治疗仪的桌面上扫来扫去，四处张望。

“没意思，”他忽然瘫在沙发凳里，“整天都是这些。”

“不要吵，”我快步走到他背后，捶了捶凳子，“影响其他人。”他夸张地把头向后仰，隔着乱糟糟的头发，瞪着眼睛挑衅我。

“学长？”他忽然抬头，盯着我的胸牌，带着小声试探的语气。

我有点慌乱，他两只手撩起头发，高高提着，露出自己的脸，大呼：“我，波仔啊！”

仔细盯着他的脸，果然是他。

波仔是我的学弟，2011年，我即将出校实习，临走前需要将下届心理协会会长选出来。班主任推荐了波仔给我。

“学长！我是覃波，就叫我波仔好啦。”第一次见他，他笑起来很好看，眯着的眼缝里露出星光，班主任对我说：“覃波比你们这一届所有人强多了。咱们学校名气不行，这种好苗子，能给个机会就给吧。”

我不知道这个“机会”最后有没有落在波仔这个“好苗子”头上。只是没想到，几年后，他这个心理学系的好苗子竟成了精神科的病人。

如今，波仔的身上早没有了当年的意气风发，一副“烂仔”模样。他自来熟地跟我闲聊，说自己练着气功，身体健康得很，又说自己是因为创业亏了几千万，过于烦躁才来医院调养。

我微微点头，心下了然，对这种“夸张”的话，我早就见怪不怪，我顺着他问道：“你还在读书吧，爸妈呢？”

波仔突然脸色一变，双手猛地撑住凳子，“都死了！”

周围正在做治疗的病人纷纷看过来，我赶紧安抚他，“先做治疗，有空再找你。”波仔紧闭着嘴巴，似乎还在喘粗气。

2

我特意向波仔的主治医生打听他的情况，才知道他得的是“双相情感障碍”。

双相情感障碍属于精神障碍，目前还不清楚病因，这类患者的情绪就像在坐跷跷板，在极度抑郁与极度躁狂之间来回变换。

抑郁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容易激惹，个别会有自杀念头，有些还会伴有物质滥用（酒精、烟草、毒品等）；躁狂的时候精力十分旺盛，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整天笑逐颜开，说话“天马行空”，滔滔不绝。

好在部分这类疾病患者在通过配合良好的治疗后，基本可以不影响正常生活，但波仔这时还明显处在躁狂阶段。

病房的护士们说，医生查房，最烦碰到波仔。他不会等医生来问，只要一看到医生，就会凑上去说：“你是不是又要问我那几个问题？呐，我食欲好、不失眠、不便秘、心情舒畅，好得很呢！”

医生去查其他病人，他又紧紧跟着。还没等医生开口，他就抢话：“医生要问你，睡得好不好？有没有按时吃药？有没有不舒服？”

医生被逼得一肚子火，但也只能好言相劝，波仔却说：“得了吧，心理学？看过几本书，嗯？”

每每这时候，护士会把他带到单独病房“锁”一会，但没什么效果。等放出来，他又我行我素。护士有时候故意吓唬他，“再捣乱，就让剃头师傅把你那一头杂毛剪掉。”

“剪呗！”波仔无所谓地笑笑，甩着自己的一头红发，“我会气功，一催功就能长出来，长出来再去染。”

医生一直没有要求我们科为波仔提供心理治疗。我只能从病房的护士口中了解他的情况，希望等他好一些，可以跟他聊聊，看是否能帮到他。

只是这一等，就等到3月下旬波仔出院。那天，波仔特意请我去了一趟病房，说要与我告别。去到时，波仔正在收拾衣服，床边站着一个年纪不小的女人。

女人穿着薄薄的黑运动裤，跟波仔身形相似，上身套了一件时髦的白色羽绒服，帽子周围有一圈夸张的向外支楞的绒毛。也许是波仔的妈妈，我想。

波仔看见我了，抓起女人的手，热情地说：“婧婧，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学长！”

“婧婧？”我有些懵。我的神情这个婧婧肯定一览无遗，可她没有丝毫的尴尬或者慌张，反而大方地将手伸过来，说：“小波住院麻烦你们了啊。”

“没有没有，都没时间过来看他。”我赶紧挥着手，“您是？”

这时，波仔伸出双手，亲昵地将女人环住，“女朋友！”

女人无奈地看了一眼波仔，满眼宠溺地说：“小波，先收拾，我跟你学长说说话。”

“好！”波仔故意奶声奶气地答应。

出门后，女人的眼神变得清平，望着我，略客气地说，“我……叫尤婧，想求您一件事。”

我还没答应，她便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她说：“这是小波妈妈的电话，她还不知道她儿子的情况，您跟她联系一下。小波再这样下去……就废了。”

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波仔住院，他父母怎么会不知道。既然要通知父母，她作为波仔的“女友”，为什么不亲自去通知。思考了一会，我谨慎地组织了一下语言，“你来通知可能比较好，如果需要向他父母提供一些关于病情的信息，我可以帮忙。”

尤婧犹豫着向房间里看了一眼，皱眉思索。随后又凑近我，小声又快速地说：“小波父母早就不在一起了，他妈现在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打电话也不接……”

“婧婧，走啦！”波仔收拾好东西走出来，打断了我们的交谈。他攥起尤婧的手，拉着她走向门外，向每一个认识的人热情地告别。走出门口时，波仔夸张地向我挥手，大声喊：“学长，走啦！发达了回来找你！”

此时，尤婧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无奈，又有些哀求。

3

心理治疗师有必须遵守的准则，比如不能贸然插手患者病情以外的私事。波仔的事，应该随着他的出院告一段落。但作为学长，或者说曾经的朋友，我唯有简单地祝愿他，有一个成熟的女朋友照顾，他也许很快会回归到正常生活。

只是没想到，不到一个月，波仔又被送回来了。

原来，出院后的一天，波仔把在医院领的药一口气全吞了，尤婧发现后慌忙把他送到医院。而波仔趁尤婧交费时，打破了窗户，企图拿玻璃碴子划开自己的手腕，被当值的医生死死按住。病房里害怕他再自残，就把他的双手用约束带捆在一起，双脚绑在床尾。约束期间，除了医护人员，谁也不允许靠近他。

我再见到波仔时，已经是他再次入院的第12天了。那几天连续的晴天让空气有些焖燥，波仔把自己整个人闷在棉被里，整个房间都透着一股酸味。

我隔着被子拍了拍，波仔慢慢将头伸出来。他的头发看起来像麦场上被碾踏过的稻杆，曲折干枯，看了我一眼，眼睛里亮了一瞬，又急速微弱下去。

“知道你很难受，”我蹲在床边，“但不能用这种方法呀。”

波仔忽然猛地把头缩回去。任我怎么拍，都不再伸出来。他此时，应该是处在抑郁期。我有点无奈，只好跟大学班主任打了一个电话，在我说到波仔所谓的“创业失败”时，班主任突然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大三的时候，他非要退学，说什么家里缺钱，天天有人追债。怎么都劝不住。”

父母离异、被追债、年纪相差巨大的女朋友……此时，波仔的主治医生也要求我为波仔提供心理支持治疗，我想，可能把这些情况弄清楚，才能真正地帮到波仔。

我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波仔入院的第15天，我带好所有量表准备去病房给他做评估。进房间时，我先看到了尤婧。她站在房间的一角，双手紧紧环着身子，低着头。另一个看起来年岁与尤婧相差不大的女人，正站在她对面，全身用力地绷住，不断发颤。

波仔蒙住头横在床上，似乎感受不到这一切。我硬着头皮走进去，尽力让自己看起来比较自然，“我是心理治疗师，来帮患者做评估，你们要不先回避一下？”

“我为什么回避？该回避的是这个XX！”女人突然暴起，指着尤婧怒骂。

尤婧沉默，把头埋得更低，双臂锁得更紧。

“说话啊，有人在，要脸是吧，你还有脸吗？”女人似乎一发不可收拾，声音更大了，上前往尤婧逼过去。

我赶紧拦在两人中间，急速说：“阿姐，阿姐！冷静一下，先让我看看小波的情况，好不好？其他的先放一边。”

房间里的气氛是风雨欲来前的闷静。

“嘎吱！”一个挣扎的声音，从波仔那里传来——他此时正好翻了一个身——好在波仔只是收了收被子，把自己裹得更紧。

“鬼哟！”女人一声哭嚎，悲恸地扬着双手，“我怎么把儿子托给你这种老妖精，搞成这个鬼样子！”

原来这个女人就是波仔的妈妈。

医生和护士听到了争吵声，赶了过来。波仔的妈妈被劝到办公室去冷静一下，我也请尤婧到一旁坐下，表示想跟她聊一聊。

“其实跟我没关系，都是……”尤婧开口，又骤然停下。我没有说话，看着她，“也不全是吧，也有我的责任。”

“对对错错，责任什么的，我说不了，我只是想了解一些对波仔恢复有利的事情。你可以放心说。”

正是这次交谈，让我把之前所知的零散信息都串了起来。

4

波仔的父母与尤婧是同乡人，3人曾一起在某个国营厂做工。大约在2005年，他们工作的国营厂改制成公私合营，不少基层工人“被下岗”，波仔的父母和尤婧也在其中。

尤婧回老家开了一家理发店。她有几分姿色，能说会道，回头客很多。波仔的父母跟着同乡去东北当了几年的泥瓦匠，有一些积蓄后，回到当地。夫妻俩胆子大，召集了几个下岗的朋友接工程自己干。也许是运气好，那几年房地产行业飞速发展，几年的时间，他们就从下岗工人成了包工头。

“那挺好啊。”我忍不住插嘴，“我父母也是下岗工人，但比起你们差远了。”

“好？”尤婧话语一变，“泥疙瘩裹上金，也是个泥疙瘩！”

那几年，房地产行业腾龙跃起，小波的父母在几年的时间里，挣了“几辈子的钱”。钱有了，人却变了。小波父母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不再关心波仔了，“当然，他们自己是认为没时间。”尤婧说。

波仔的父母忙着扩大业务，对波仔的关心只有钱够不够、有没有在学校惹事，至于学习成绩，波仔父亲说的是，“别惹事就行，读不下去，学那些老板的儿子，出国呗。”

再后来，波仔的父亲流连于不同的饭局、赌场里，母亲更迷上了赌博，两个人“各玩各的”，每天家里也没人做饭，波仔放学只好到尤婧那里去吃。时间久了，波仔的父母就干脆让波仔常住在尤婧家，每月给足生活费，其他的事不闻不问。

“一开始按月给钱，后来半年一给，再后来干脆给他一张卡，不够就自己去取。除了过年过节，平时他们就干脆当没这个儿子。”尤婧说。

尤婧虽然未婚，但视波仔“如己出”，甚至家长会，都是尤婧代替波仔的父母去。在同学老师面前，波仔也直接管尤婧叫“妈妈”。

讲到这里，尤婧陷入短暂的失神，嘴唇微微上翘。我注意到尤婧的右手无名指上有枚戒指，雕刻工艺是肉眼可见的粗糙，像是在地摊上买的。

“你不是没结婚吗？”我指着戒指问她。

“啊？我没结过婚……这是小波买的。”

气氛变得有些微妙，我其实也还不能接受他们这样的关系，也不知道该继续在这个问题上说些什么。所以，我停顿了一会，让空气安静下来，转移了话题。她接着说了下去。

2012年，波仔父母离婚了。

离婚原因不得而知，但离婚之后，波仔父亲开始盲目扩大生意，奈何大环境不好，高台瞬颓，欠下了大笔债务。他为了躲债，不知逃到了哪里，没了音讯。

波仔的母亲则犯了一个更大的错——她利用波仔父亲以前的关系，在赌场里放贷。她没有本，是波仔父亲的旧友们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借钱给她的。她筹得了不少钱，为了“搏个猛的”，把钱全放了出去，但是被人举报，赌场被一窝端掉，波仔母亲血本无归。

旧债加新债，逼得波仔母亲走投无路，干脆和波仔父亲一样，跑得不知踪影。跑路之前，还是把波仔继续托付给了尤婧。尤婧没有把这些事告诉波仔，直到几个债主找去了学校。

“他们逼小波，说出他父母的去向，他哪儿知道。”尤婧有些愤恨。债主们见小波实在不知道，又逼他拿出身上所有的钱，说替他父母还点利息。尤婧的语气有些心疼，“他才多大啊！”

“波仔有什么变化吗？”我插了句嘴，“我是说，明显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不单单是变化，简直就是变了个人。”尤婧紧紧皱起眉。

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波仔的情绪变得反复无常。有时候坐在屋子里一整天不出门，有时候又激动地大喊着要创业，要让所有瞧不起他的人后悔去。波仔经常请求尤婧为他染头发，有时候染成红色，有时候染成蓝色，有时候甚至一下子染好几种颜色。

至此，事情听起来似乎顺理成章，但我总感觉尤婧在刻意躲着什么。

确切来说，她在刻意地淡化自己的角色。从心理治疗的角度看，波仔在经历了家庭变故后的变化，都是符合常理的，是尚属于“正常人”范畴的应激反应。但为什么他会发展到双相情感障碍，甚至出现了自伤行为，而尤婧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她一直没有提起。

我决定直白地向她提问，“你跟波仔，是怎么开始的。”

尤婧很犹豫，抿着嘴巴不说话。

“嘭！”门忽然被猛烈地推开，一个人冲进来，是波仔的母亲。

“贱坯！我儿子被你搞成了这样……”她像只暴怒的母狮要冲过来，又被随后赶来的护士拉住，扯了出去，“你等着，等着啊！”门外，波仔的母亲还在大喊。

尤婧早就从凳子上逃到了角落里，房间里很快又恢复了平静。我坐在凳子上没有起身，只用手示意尤婧坐下。

“其实你可以放心地说，对谁都是好事，”我把凳子向她挪了挪，“对你也是。”

5

按照尤婧的说法，是波仔率先向她发起了“攻势”，“不是有一种说法，叫什么俄……俄……”尤婧在思索。

“俄狄浦斯？”我接上话，“你是说恋母情结？”

“对对!”尤婧连忙点头，“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一样，就像看着自己的爱人。”

“当你意识到的时候，你没有想过这样下去的后果吗？”

“我当然知道，但当时小波的情况，我不敢拒绝他，再说……”她犹豫了一下。

我的内心变得无比复杂，波仔对尤婧的感情发生变化后，他渐渐地毫不掩饰自己对她的爱慕，写了好多封情书，藏在她房间里，每天对尤婧的行为举止也变得越来越亲昵。许诺等他创业成功，便与她结婚。

要债的人不时会上门，向波仔打听他父母的去向，多次无果后，便直接地说要父债子偿。尤婧极力安慰，但波仔的性情还是没往好的方向走去。他不愿意回去读书了，整天跟尤婧说要自己创业，要挣大钱，把债都还了。他的情绪变得愈加阴晴不定，有时候两人前一秒还在愉快地交谈，不知道什么刺激，波仔就会突然变得沉默，再猛烈地揉着自己的头发，一脸痛苦。

“我知道这样不是一个好办法，但我不想看到他这样，因为……”

“因为你也慢慢对他有了感情？但这确实不是好办法，问题还是在，没有解决。”

尤婧的眼睛霎时变得通红，语气哽咽起来：“我知道不对，但我不忍心他那样痛苦。”

波仔越陷越深，他私自退了学，跟尤婧住在一起。每天的生活，除了纠缠尤婧，就是疯狂地寻找创业项目。

他开始分不清虚幻与现实，有时幻想自己是个大企业家，有时又把自己说成一个摆摊的小贩。尤婧说，有时候波仔早上起来，会背着一个包出门，里面塞满锅碗瓢盆，说自己要出去卖东西，挣大钱。有时他半夜会突然惊坐起来，急急忙忙地穿衣服，说自己要去赶飞机，签一个大合同。

尤婧这才意识到，波仔并不是简单的情绪问题。她带他来医院就诊，于是就有了波仔的第一次住院。

“他第一次住院，好像没多久就出院了，为什么不到20天又来了。”

“因为他妈妈回来了，回来得很突然，我当时跟小波……”

我尽量表现得毫不在意，跳过了这个问题，继续问：“然后呢，为什么波仔会再来住院？”

尤婧抬起头，神情有些痛苦：“他妈妈像疯了一样，拿凳子砸人，边打边骂，小波护着我，她又去打他，说他不知羞耻，捡破鞋。”

原来，小波的母亲为了不被追债的人发现，特地选在半夜回来，碰巧撞破了波仔跟尤婧的事。她无法接受，这个可以将儿子相托的多年好友，竟然“不知羞耻地勾引”自己的儿子。一时间无法控制，大闹起来。

波仔本来就对父母十分怨恨，现在母亲回来，还激烈反对他跟尤婧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岌岌可危的精神世界就要崩塌了。

波仔跑回房间，把自己锁在里面。任母亲在外面如何辱骂都不开门，直到她们破开门，才发现波仔吞药不省人事了。

之后我们又聊了一会，我一直在探寻，波仔从情绪发生变化到发展成双相情感障碍，中间有没有一个明显的节点，但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我将自己咨询得到的这些全告知了波仔的主治医生，想问问他的意见。他放下手里的病历，说：“你搞清楚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怎么没有意义，他的病明显跟这些脱不开关系。”我急急地说。

“然后呢？”他又拿起病历，眼神回到上面，“搞清楚，他的病就自己好了？”

我哑口无言。

“先把病情稳定住，这是首要的。之后的事之后再说吧。有些东西，亲人都管不了，我们又能做什么。”主治医生低头，继续整理病历。

6

这次谈话后，我又去找过几次波仔，但他不愿意跟我交谈。尤婧一直在病房陪护。病房的医生护士们大概也知道事情的原委，劝过尤婧回去，让波仔的母亲过来。但尤婧坚持要待在这里。

“人都这样了，她还不知道避一下吗？”照顾波仔的护士跟我说。

夏季快到了，男病房里成天透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汗酸味，一些诸如“一个女人整天待在男病房里”这样的闲话开始到处传播。尤婧最终还是搬出去了，只隔三差五来探视。但波仔的母亲自从闹过一次后，就没有再出现，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波仔的医疗费一直是由尤婧担着。

医生要求我做的个案计划，进行得很不顺利。我发现自己对于相识的人，实在无法保持一个治疗师该有的客观中立态度。在征得所有人（不包括波仔）的同意后，我将波仔转介给另一位治疗师。只在每周的案例督导会上，向他了解一下波仔的病情。

大约过了2个月，波仔稳定了很多，从单独病房转到了开放式病房。

开放式病房落成有些年头了，线路年久失修，这两年每到夏天用电量最大的时候，总会隔三差五地跳闸。由于患者进进出出太多，没个妥善的安置办法，医院一直找不到机会修缮。不过好在开放式病房里有专门的家属陪床，尤婧也可以来陪护了。

夏天彻底来了，波仔好了很多，每天按时接受治疗，也努力配合康复训练。渐渐的，也没有人特意去“咀嚼”他的事情了。

然而某天早晨，主任突然接到了院会通知，因此取消了例行的科室晨会。她回来的时候，挨个电话通知我们放下手里的工作，到办公室开安全会议。据说，有个患者从楼上跌下来了。

原来，头天晚上停电，整个病区里黑灯瞎火的，一个病人趁机越过二楼的护栏跳了下去。好在他摔在草地上，只是左臂骨折。

主任坐在桌子上，面色凝重，“由于停电，监控设备没有记录当时的情况，医院得负全责，开会的目的就是给大家提个醒……”

后面的话我没听，因为我看到了这位跳楼患者的名字，是波仔。

我悄悄去看他。当时我站在病房外，透过小窗户，看着里面被束缚住的波仔，他很安静，眼睛望着被限位钉卡住的窗户。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只听到小缝里挤进来的“呜呜”风声。

尤婧就坐在走道里的条凳上，离门口很近，将右耳朵侧向病房。“要通知家属才行。”我缓慢地在她身边坐下。尤婧慌忙把头拧过来，扫了我一眼，立刻又低下头去。

我又开口：“那我就……”

可她忽然站起来，说了句：“先走了，家里还有点事。”然后立刻快步走出病房。我犹豫一会，追到病房门口，她已不见踪影，只有消防楼梯里传来渐渐隐去的“咚咚”的脚步声。

我虽然隐约能猜到事情可能与波仔的妈妈有关，但却无意去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毕竟波仔的情况已经是确凿的事实，只希望他在经历了这次“寻死”后，心态能有些许变化。

至于未来是好是坏，谁也无法把握。

7

2014年，夏天近尾声，波仔托护士打电话到办公室，想请我帮个忙。

波仔的床位已被挪到外科病房的走道——精神专科的外科病房比不上综合医院，床位少，病人多。像他这种能自己下地活动的，只能暂时放在外面。

见到我，波仔费力撑着身子坐起来，“学长，在这儿我只能找你。”他用力地扯下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犹豫了一会，仔细递到我手里，说：“请你帮我还给她，要是问起来……唉算了，谢谢。”

他整个人较之前脸上润了一些，有了些血色，但还是枯瘦疲乏。之前的长发剪成了板寸，颜色重新成了黑色。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替他松口气的感觉。我也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寻找一个把戒指交还给尤婧的机会。若是如此，我该说点什么。但从那次分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再见过她，也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不久后，波仔要求出院。但他的伤还没好利索，医生不同意。

像第一次住院一样，每天趁着医生查房时缠在一边，作势挥舞着左臂，来表示自己已经活动无碍了。外科的李护长来我们科送文件，模仿波仔的样子给我们看，“又怕痛，又在那里挥手，搞得医生笑也不是，哭也不是。”

“他为什么非要出院？”我问了一句。

“他妈啰，听说在XX医院，下不了床。”李护长小声说。

我挠了挠头，心里莫名涌起一阵焖燥。李护长又凑近一点，声音压得更低，“听警察说，被追债，逼得跳了。”

我不住地搓着面部，想让自己平静点。我忽然想起，当时帮波仔处理伤势的护士说，他像条“咬了钩的草鱼”扬着头打滚，不让人靠近，嘴里不断吼着：“是不是你！是不是你！”“谁知道他吼什么东西，只能绑起来了。”护士说。

波仔母亲回来的消息被暴露，母亲跳了楼，波仔也跳了楼，尤婧彻底消失了。

波仔还是如愿出院了，他各项指标也基本符合出院的标准。当然，出院也是必然的，无人负担他继续深入治疗的费用了。

波仔母亲也需要人照顾，没人来接他，我让他等着，下班后骑电动车送他。路挺长，前半段我们两个人都没怎么交谈。过红绿灯的时候，波仔问了我一句：“你怎么不问我点什么？”

“问什么？”我没回头。

“我啊，我妈啊……她啊。”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嘿嘿”笑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临下车要走的时候，我从兜里掏出戒指递过去。波仔一把薅过去，在手里使劲搓，语气略带嘲讽地说：“就是她，肯定是她去找那些‘讨债鬼'告密的，我……”他突然不说了，轻描淡写地把那枚戒指扔进路旁的草丛里。

“走了！”波仔转身，背着我晃了晃左臂，右手提着行李消失在人群里。

后记

曾几何时，一位患者跟我讲过：寻找感情上的平衡是一种人的本能，在没有其他情绪可替换的时候，人唯有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熬得过去，继续痛苦地当个“正常人”；熬不过去，坦然地做个疯子。

再往后，波仔带着母亲搬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

2017年11月份，我出差路过那里，波仔非要跟我见一面，说请我吃饭。波仔黑了很多，也壮了不少。他说这几年跟着父亲以前的朋友在工地上学手艺，养活自己跟妈妈不是大问题。我也很欣慰，这说明他恢复得相当不错。

波仔一个劲地催老板：“有咩好货都给老子拿出来。”老板跟他很熟，拿起子撬开啤酒，跟他笑骂：“卵仔，先拿钱！”

喝酒我不是他的个儿，两三瓶下去就不行了，波仔摇晃着站起来，轻蔑地看了我一眼，像个大胜的将军。

结了账后，他搀着我在街上走。快到酒店了，我勉强站起身子，摆摆手说：“回吧，回吧，下次！”

“好。”波仔往后退着，像是要慢慢离开。

“哥！”他没走出几步，忽然喊了一声，举起手猛烈地朝我挥起来，像是他第一次出院，发誓“混好了回来看我”的样子。

我的眼睛肯定也亮了一瞬，站在门口，期待着他的豪言壮语。而他却把手垂了下来，快步走近，搭上我的肩膀。他的眼泪几乎是喷出来的，嘴里含混不清地说：“哥哥……我……”

波仔哭得涕泗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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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唐糖

题图：《疯人院》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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