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他乡紧密相连的这些日子

2020-04-13 10: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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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成为家乡的罪人

从土耳其回到重庆后的第三天傍晚,林轩接到了疾控中心的电话。

和所有令人惊诧的消息一样,这通电话简短且严肃:因为与新冠肺炎患者同乘一架飞机,他将被集中隔离。

林轩正准备吃晚饭,挂了电话后,立刻戴上了口罩——这多少有些自我安慰的性质,但他不想连累和自己住在一块的女友。女友则一边劝他不要紧张,一边开始收拾他们的行李。

大概一个月前,林轩飞抵土耳其为公司采购防疫物资。当时国内口罩缺货严重,而被誉为“欧洲工厂”的土耳其有着发达的工业体系,也还没有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病例,几乎是“完美”的物资供应地。

只不过,那时的防护用品的价格已经被汹涌而来的订货单炒高了:一个医用口罩售价0.7美分,一把测温枪要65美元,部分厂家的标价甚至比零售商还贵。

回国的行程也是临时决定的——与土耳其接壤的伊朗的确诊病例在4天内由1例增至43例,2月23日,土耳其暂时关闭了与伊朗的边境,停飞了从伊朗入境的国际航班。林轩开始担心之后没有航班回国,3天后,距离飞机起飞前4个小时,终于抢到了最后一张机票。

这班飞机是经莫斯科转机回国的。欧洲疫情爆发以来,各国接连停航,从俄罗斯转机回国成为首选。其实,此前林轩和同事们预订的俄航SU206航班已有过新冠肺炎患者搭载史——在一周前,一位从伊朗出发的旅客搭乘这架航班入境,最终在宁夏中卫市被确诊。

尽管如此,林轩搭乘的这架航班依旧没有对旅客进行任何检测,在意大利贝加莫的一家餐厅工作的王某和同事顺利登上了这架飞机。出发前,王某已出现咳嗽、头痛、发热等症状,但她并没有做任何声明,这个瞒报行为将与他们同机的几百位乘客置于风险中。

9小时的飞行,一共发了2次餐食,林轩都摘下了口罩进食。口罩戴着憋闷,他常常觉得喘不过来气,也会偷偷摘下口罩自然呼吸一小会儿——那时他还不知道,病患就坐在他身旁。

女友还在收拾行李,林轩开始搜索有关俄航SU206航班的信息,希望能看到一些确定性的信息。手机又响了,距离上一通电话还不到1个小时。工作人员已经在楼下了,他们告诉林轩,他的女友暂时只须居家隔离,不必和他同去,这让林轩多少松了一口气。

女友刚才收拾的,一直都是她自己的衣物,还没来得及收拾林轩的。“不能让别人等着”,林轩这么想着,匆忙拿了几件衣服就往楼下跑,连袜子和手机充电器都忘了带。

救护车停在车库,车上的3个工作人员都穿了防护服,林轩坐在了后排。这是他第一次坐救护车,他拍了张照留作纪念,没发朋友圈,也没告诉任何人。

林轩心里一直很沉重。自2月25日起,重庆日新增确诊病例一直保持零增长,整个城市正在有序复工,小区封闭也在逐步解除。他担心一旦被确诊,自己会成为家乡的罪人。

林轩隔离的酒店(受访者供图)林轩隔离的酒店(受访者供图)

留在武汉

武汉封城当天,在意大利留学的下泉和在武汉的父母通了电话,得知父亲得了感冒,正在医院隔离。

“检测了,不是肺炎,就是普通感冒,快好了。”父亲简短地告诉他。在下泉眼中,这是父亲的一贯风格——军人出身、在部队医院做医生的他,向来理性、克制,报喜不报忧。

封城当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70例,累计确诊495例,其后确诊病例每天都在以几十例的速度攀升。明知退休通知书即将下达,隔离结束后,下泉的父亲还是做起了志愿者。他做了全方位的防护,出门罩上雨衣,回家后还给鞋底消毒,碰任何东西都会戴手套,但也有一回例外——最开始在超市抢购时,大家都在争分夺秒,戴着手套着实“影响发挥”。

空前的抢购潮几乎将每个人卷入其中。若这是场生存竞赛,那么获取足够的物资就是第一道关卡。食物和水能给人最朴素的安全感,但要获取它们并不那么容易。

在武汉留学的尼泊尔学生余福和朋友拉了两个箱子到超市,发现货架上的大瓶水都没了,只好拿了50多个小瓶水,转到另一边,洋葱、柿子椒等一些新鲜蔬菜也早已被一扫而空。等第二回再去,这家超市已经关门了,附近唯一营业的只有一家便利店。他们花了55块买了一些水果,几乎是正常价格的3倍。

好在封城后第二周,学校开始供应餐食。水、盒饭、口罩、消毒液,都可以在宿舍楼一楼领取,但所有人都不能再出校门。余福和朋友们不再担心食物,转而担心被蚊子叮咬。这些在冬天也能存活的蚊子不能小觑,他们打趣说它可能会传播病毒。

这是余福来武汉的第3年,他觉得武汉是个热闹的城市,热干面好吃又便宜。他学会了打太极,很想去武当山,“听说那儿有人很厉害”。但这里的气候一直让他很苦恼,尼泊尔的四季都很温暖,武汉则冬冷夏热,常常让他放弃去操场打篮球。

疫情将他封在了宿舍,拍摄vlog记录在武汉的生活成了他舒缓压力的方式。有天他和朋友一起到了楼顶的天台看日落——这是他们一天中难得的放风时刻,镜头里,湖光映照着余晖,显得如此温柔。

刚开始,他每天都会和父母通电话,告诉他们:别紧张,我还活着。武汉封城23天后,尼泊尔政府从湖北撤侨,他们被接到了武汉机场。那天机场特别空,像是特意为了他们这一架航班的人开的。

飞机在尼泊尔降落的时候,所有人都开始鼓起掌来。像是又活了一遍,余福说。

余福离开武汉时的撤侨专机(受访者供图)余福离开武汉时的撤侨专机(受访者供图)

才来武汉8个月的加拿大姑娘Kristina也在等待撤侨。

武汉封城时,男友正好在外地出差,她一个人待在公寓,陪她的只有小猫Kitya。街上空空荡荡,她突然觉得这座刚熟悉的城市看上去像一座鬼城。加拿大政府发来了撤侨邮件,但所有撤侨航班都禁止携带宠物,这意味着她不能和猫在一起了。

猫是Kristina在五六个月前带回家的,一开始它总是躲在沙发底下,但几个小时后就出来闲逛了。白天猫会窝在她的腿上,晚上在她的枕头边睡觉。她第一次和猫一起睡的时候,猫几乎贴着她睡了一整晚。她觉得Kitya像一个孩子需要被照顾,它不仅仅只是一只猫,也是足以温暖她的家人。

她最终放弃了撤侨,留在了武汉。

Kristina和她的Kitya(受访者供图)Kristina和她的Kitya(受访者供图)

还没有真正地“回家”

3月8日,距武汉封城后一个多月,意大利政府宣布除工作及健康等紧急状况外,禁止出入伦巴第大区及14个省,其中包括米兰及威尼斯。

当时的意大利已经是除中国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如同当初逃离武汉一样,人们正在逃离意大利。

在米兰工作的张帆没想过回国。她才签了工作合同,不想为此丢了工作。留在意大利的确危险,但也让她有了一种见证历史的感觉,每一天,她都能看到这个国家的变化。

张帆觉得此时回国的人中藏着“墙头草”——那些机会主义者偷渡来意大利,发家后放弃了中国国籍,遇到危险才想着把中国当“母亲”,还宣称“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她认为很荒谬:“是你先抛弃祖国的,现在祖国又为什么要帮助你呢?”

生存压力下,每个人都在依照自己的行事准则做出选择。在有的人眼中,保命是唯一的大事,即便它意味着抛弃道德准则,甚至将他人推入险境。

与瞒报患者同乘的林轩正面临着感染的风险。

到了隔离酒店后不到1小时,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就给他做了核酸检测。一根极长的棉签深入他的咽喉,在里边转了两圈,他忍不住咳嗽。在那个场景下,他最强烈的感受不是难受,而是抱歉——他不知道站在眼前的医护人员会经历多少次这样的危险。

同事和他被安置在同一栋楼隔离,他们半开玩笑地说:“中没中奖,就看这一波了。”

第二天一早,他们收到了检测结果,两个人都是阴性。但林轩的身体似乎并没有因此完全放松,每晚快睡觉时,他总会打上十几个喷嚏,流鼻涕,等到下一个天亮,一切又都好了。他问了医生,在确认他没有发烧、咳嗽或拉肚子的情况下,医生只是嘱咐他多喝水。

“或许是紧张产生的应激反应。”林轩心想。他让外边的朋友给他带了维生素,紧张的时候就吃上1粒。喉咙发痒的时候,他总忍着,生怕越咳越厉害。核酸检测也存在误差,他希望第二次检测可以吃到定心丸。

林轩正在接受检测(受访者供图)林轩正在接受检测(受访者供图)

从德国柏林出发、同样经由莫斯科转机回重庆的小熊也在等待核酸检测结果。

当初她订票时,德国的疫情还不严重,而在重庆,父母所居住的楼已经因为出现了一例确诊患者被封了。可作为交换生,2月底她的签证就到期了,她一定得回国。临出发前两天,楼终于解封了,她暗自庆幸回国后不用再住酒店。

小熊觉得自己最缺的是胆量,玩对战游戏时,她总是在墙头躲着,从来不主动攻击别人,听到旁边有风吹草动就会赶快撤退。但这次,她必须踏上这场风险之旅了。

出发当天早上,小熊收到了一条让她尤为慌张的消息:因为同航班有伊朗务工人员落地后被确诊,她的同学被带走集中隔离了。在莫斯科机场等待转机的4个小时里,小熊每次看到伊朗人的面孔,都特别紧张。

更紧张的时刻是在飞机降落北京的时候。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上了飞机,开始挨个报名字,给他们单独做检测。等待下飞机的那1个小时里,小熊都在担心自己身边的人会被叫起来。

30个小时的旅程结束后,小熊终于抵达重庆。父母来机场接她时,她挽了一下母亲的手,母亲却颇为紧张地躲开,让她不要碰。到家后,父母让她将行李箱、鞋子、外套都放在门口,当晚就清洗,消毒,她则一进门就去了淋浴室洗澡。

父母将有独立卫生间的主卧空置出来给她,她每天只能在房间活动,出房间也只是为了吃饭。她有单人的碗筷,每次都用热水消毒,吃饭也有专属的“沙发座”——那里正对着阳台,通风最好。

小熊多少有些不开心,但她也能理解父母的谨慎。他们担心她年轻,免疫力好,即便感染也是轻症,外人看不出来。居家隔离5天后,重庆防疫政策升级,即便她所搭乘的飞机没有确诊病例,她还是被安排进了酒店集中隔离。

父亲送她去酒店的路上,小熊有些难过。她期待这次隔离结束,自己能真正地“回家”。

在他乡时的小心翼翼

而柏林也不再是小熊离开时那样风平浪静了。

早上,一辆救护车开进了住宅区,居民们纷纷猜测可能是有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被接走了。住在附近的Bill有些紧张,后来才知道,被接走的是住宅区的管理员,他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疫情在中国爆发时,一位中国朋友就提醒Bill囤好物资,那时他已买好了口罩;2月下旬,柏林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但Bill觉得柏林人还是没把疫情当回事;3月初他开始戴口罩时,邻居问他是不是感染了新冠肺炎——德国政府并不提倡民众戴口罩,很多人觉得戴口罩的就是病人;当他戴着口罩上街的时候,一群人隔着马路辱骂他,他只能假装听不懂德语,放大耳机的音量走开。

柏林的学校停课后,Bill开始在家看书、做音乐,但当他出门后,却发现满街都是孩子在乱跑,他们的父母带着他们四处溜达,也没人戴口罩。Bill多少还是有点担心,害怕疫情会失控。

在张帆的印象里,米兰人最初也是这样漫不经心。米兰封城当天,很多人在草地上躺着晒太阳,画面看上去岁月静好。面对“营业期确保人与人之间保持1米安全距离”的法令,餐馆的服务生学会了用1米长的铲子和杆子给堂食的客人送餐——他们当然是在开玩笑。

实际上,那时意大利的疫情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在2月21日疫情在米兰附近的Codogno小镇爆发的时候,张帆还在安慰同事,“人不多”,没想到下午确诊病例就翻了2倍,第二天又新增了十几例,她不敢说话了。仅仅过了8天,意大利确诊病例就破了千。

意大利的口罩开始缺货了。1月底国内疫情爆发的时候,张帆就在亚马逊买了几十个口罩,但直到2月中旬去机场接朋友时才用了一个。往年春天因为花粉过敏,她都会在办公室戴口罩,但今年她特意没戴,怕被人说“炫富”。

有天,一个同事问她“你有多少个口罩?”“没多少。”她说。对话到此结束,她很怕同事张口跟她买。

3月10日,意大利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城”,出行的人必须携带带有个人信息及必须出门理由的自我声明,买菜,看医生,外出跑步,遛狗,都在准许范围内。在街上闲逛,不但会遭遇巡逻警察的盘问,还可能会被阳台上善于侦察的意大利居民劝退。

在罗马居住的下泉自2月23日停课后只出门了三四次。即便父母在武汉早早遭遇了疫情,他也没提早囤口罩,等他上了心,罗马线下药店的口罩早已售罄。一个即将回国的朋友给了他9个医科口罩,成了他唯一的储备。

下泉每次出门的目的地就是超市。在路上,他见证了一些“人类迷惑”行为:有人把口罩戴在了鼻子下边,只遮住了嘴;公交上下客只开后门,据说是保护司机——看上去像是“掩耳盗铃”。

超市实行严格的人流控制,出一个人,才能进一个人,人与人之间保持1米的间隔,队伍能排上二三十米。父母开始远程指导他买东西,头一次进超市,他扛回了十几斤面条、十几袋速食、6瓶老干妈,3瓶拌面酱,还有6盒咖喱。

下泉在超市囤的食物(受访者供图)下泉在超市囤的食物(受访者供图)

他开始在家花上一两个小时做菜,每次都是大手笔:炖鸡一炖就是一整只,够吃两三顿;卤料一下就是一锅,有回忘放冰箱,酸了,他还觉得挺心疼。朋友圈的“中华小当家”由此诞生,朋友在美食照下边评论:“你是去意大利学画画的吗?”

下泉学的专业是油画,目前还在上语言班。学校停课后,语言班的老师对直播适应起来有些困难,半个月了才学会分享桌面,上课常常变成大型语音群聊。

周围很多同学都回国了,母亲也在劝他回来,说一想到儿子一个人在罗马待着,就总是心慌。武汉不能回,父母希望他回长沙的爷爷奶奶那边。长沙已经连续多日确诊病例零增长,是相对的安全区。

这一回,他切实感受到了父母的焦虑。

和这座城市的连接感

鲜儿的母亲也希望她留在国内。

去年12月放寒假时,鲜儿就从韩国仁川回到了家乡哈尔滨。2月下旬,韩国爆发疫情,到2月底,已经是除意大利、伊朗外疫情最严重的海外国家。可或许是因为仁川的确诊病例还在10例以内,鲜儿没有收到“上网课”的通知,她最终订了返韩上学的机票。

在鲜儿眼中,这趟旅程有点像“反向跑毒”。

出发当天,她全副武装:棒球帽外边还罩了卫衣的帽子,手套戴了两层,第一层触碰行李和公共物品,过了安检后摘掉,用第二层碰私人物品。口罩也备了两个,一开始戴外科口罩,在飞机上再换成N95。

真上了飞机,鲜儿没那么紧张了。人不多,空乘让大家分开坐,她那排只坐了她一个人。

仁川的情况比她预想中的平和,学习区仍然有人坐在一起讨论问题,操场上甚至还有足球赛,她反倒感觉自己来了安全区。

鲜儿也没有因中国人的身份遭受歧视——最初国内疫情爆发时,韩国有超过20万人请愿,希望禁止中国人入境,但韩国政府没有应允,除湖北省外的中国人仍被准许入境。曾有许多人认为,华人居住比例达66%的安山市会成为韩国的疫情爆发地,但直到3月7日安山才首次确诊2例病例,大家都开始渐渐认可华人的防疫措施。

才到韩国的时候,鲜儿也想过“留在这儿”,但当爷爷的身体出了状况、她却不能回家探望的时候,她突然觉得有些无力——自己一直在外边,总会错过一些重要的瞬间。在家和父母居家隔离的日子,反倒成了她珍贵的记忆,是十分难得的“3个人都在家”的时光。送她上飞机那天,小区还只允许“单次出门1个人”,母亲没能来机场,父亲就一直在给母亲视频直播。因为担心飞机会延误或被取消,父亲一直等到鲜儿上了飞机了才离开机场。

“对家人的羁绊或许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沉淀起来的吧。”所以,等到毕业,她还是希望回到离他们更近的地方。

鲜儿带去仁川的消毒用品(受访者供图)鲜儿带去仁川的消毒用品(受访者供图)

身在罗马的下泉最终也在母亲的催促下决定回国。

他原本订了俄罗斯航空的机票,但在出发前几天收到消息:从罗马出发的旅客已被禁止登机。下泉心有疑虑,特意问了是不是“只针对中国护照”,得到回应是“针对所有护照”。他只好改签行程,从比利时中转。

在罗马,下泉没有因武汉人的身份遭受歧视,身边的多数人对他都还挺友善,尤其是吃食店的老板。知道他是中国人后,楼下的披萨店老板还主动给他展示了手上的“熊猫”纹身,说自己很喜欢成都,烤肉店老板则每次都给他额外送一盘小饼——他是巴基斯坦人,常和他说,“我们是朋友”。

但下泉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融入罗马,他仍然想念武汉,那座他从小长大的城市让他觉得亲切、舒服。

在米兰生活了6年的张帆也不觉得自己已经融入了米兰。她觉得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关系是相互的:人们付出,也相应地得到回馈。自称只是“劳务人员”的她和这个城市还有一些距离感,她更喜欢吃中餐,和中国的朋友更亲近。

气质上,米兰和她的家乡上海有些相像——街头有来自各个国家的人,相比意大利南部的保守派,米兰人思想更开放,甚至有些赶时髦,会把吃日料当作一种时尚,即便本土早已遍地都是咖啡馆,也还是会排队去喝星巴克。

米兰人也非常热爱生活,到了六七月,张帆的同事们都会在周末去海边晒太阳,到了周一就换了肤色,办公室的洗手间甚至会有人在晾泳衣。对于张帆喜欢独处、一个人吃午饭的习惯,同事们常常感到不解。他们非常喜欢聊天,疫情期间也会和朋友开着FaceTime一起吃饭。

直到疫情在意大利爆发,张帆出于责任心开始翻译意大利新闻,才发现自己对这片土地的陌生:因为疫情影响,华人街中餐馆的人流少了一半,米兰的市长主动去吃中餐,告诉大家中餐不会传染病毒,不要种族歧视——市长的名字,第一次在她的印象中清晰起来。

一直以来,张帆都觉得中国人的工作效率很高,强调付出,而意大利人则相对自由散漫,更注重个人感受,有时甚至有些自私。但在疫情发生后,她也看到了“自由主义”向“社群主义”的演化。米兰封城后的夜晚,大家都聚集在阳台上,用手电筒照亮了整片天空,一起唱起了意大利国歌。那一刻的嘶吼声和痛哭声,突然打动了张帆:“他们是那样直接,丝毫不掩饰地去表达自己的感情,大家都想一起共渡难关。”

那时,她似乎终于体会到了和这座城市久违的连接感。

米兰,在阳台上唱国歌的意大利大学生(受访者供图)米兰,在阳台上唱国歌的意大利大学生(受访者供图)

你有多久没有注意过生活的样子了?

为了小猫选择留在武汉后,Kristina的生活轨迹有了一些变化。

她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被大家称作“为了猫而留在武汉的加拿大女孩”。她曾收到过大量负面评价,人们觉得她对自己不负责任,甚至不太聪明,她也产生过自我怀疑。

但也有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出现,他们开始鼓励她,订阅她的YouTube频道。一切像因祸得福,Kristina觉得自己离成为一个全职博主的梦想又近了一些。她在B站开始以“Kri3tina”的ID上传vlog。在视频里,她会坚持自己最初的想法,分享一些美妆、服装搭配的建议,而不是疫情新闻实时播报。

Kristina曾经因为放弃撤侨和父亲有过小小的争执,但最终父母理解了她的决定,至于现在,父母都觉得她留在中国比在加拿大更安全——这原本是她毕业后的“间隔年”,最初只计划在武汉待1个月,但因为喜欢,便在这里长住了下来。她喜欢武汉的生活节奏,没那么匆忙,生活很便利,晚上10点还有商店开门,夜景也很美,最喜欢的,是在鹦鹉洲大桥附近的公园散步。

这个春天,Kristina有时也会觉得孤独,虽然可以和朋友们发发消息,但很难填补心里的缝隙。而在酒店隔离的小熊则意外地和朋友有了“交流”的机会。

她所在的隔离酒店位于市中心,周围的老房子都比较矮。她想起自己有个朋友似乎住在附近,就站在床边拍了一张照发给了那个朋友,没想到朋友真的在照片里圈出了自己住的那栋楼。

每天晚上,朋友都会跑到天台遛狗,用手电筒照向隔离酒店的方向,小熊能看到明显的一束亮光——她也把台灯挪到了窗前,开始和朋友用灯光发送摩尔斯电码。尽管发的也无非是些玩笑话,但已经是她在这段枯燥的隔离生活里闪亮的记忆。

做了两次核酸检测后,前台打电话通知小熊,可以离开酒店了。父亲开心地拉着她在门口拍了一张合照,发到了家族群里。这次,她终于可以安心回家了。

小熊的朋友在楼顶打过来的手电光(受访者供图)小熊的朋友在楼顶打过来的手电光(受访者供图)

林轩的隔离生活是和同事一起度过的。那栋楼只有他们两个人,原则上工作人员建议他们“不要串门”,但他们都没上心,“绑一块儿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让外边的朋友送来了扑克牌,晚上还会打上1小时的牌。

隔离期里,他们还加入了同航班乘客的微信群。起初大家群情激愤,想追究瞒报者的责任,有人联系了律师,让大家保留好机票的票根。

从情感上,林轩可以理解瞒报者,甚至没有特别责怪他们,毕竟“也是为了活命逃回来”。但在理智上,他也认定瞒报是不可取的,会伤害很多无辜的人。因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王某等6人已被立案调查,大家都觉得像“沉冤昭雪”。

好在,“同机群”中没有一个人被确诊感染,14天后,林轩也收到了解除隔离的通知书。那一刻,像是高考结束交完答卷,他终于可以放松下来。

出了隔离酒店,林轩先去了母亲那里,饭桌上,他平淡地提起了被隔离的事儿。为了不让母亲担心,很多事他都是先斩后奏。吃完饭,他换了一身衣服,出门去剪了头发,下午在街上走了一会儿。

很多店已经恢复营业了,街上也有了很多人,这种非常日常的场景却让林轩突然有所触动,“家乡好久都没有像这个样子了”。第二天恰好是他的生日,他和女友简简单单地在家庆祝。不能许愿“2020年重新打开一次”了,他只希望因为这次疫情而去世的人可以少一些:“大家忍一忍,疫情很快就过去了。”

林轩的解除隔离通知书(受访者供图)林轩的解除隔离通知书(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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