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他乡紧密相连的这些日子

不想成为家乡的罪人

从土耳其回到重庆后的第三天傍晚，林轩接到了疾控中心的电话。

和所有令人惊诧的消息一样，这通电话简短且严肃：因为与新冠肺炎患者同乘一架飞机，他将被集中隔离。

林轩正准备吃晚饭，挂了电话后，立刻戴上了口罩——这多少有些自我安慰的性质，但他不想连累和自己住在一块的女友。女友则一边劝他不要紧张，一边开始收拾他们的行李。

大概一个月前，林轩飞抵土耳其为公司采购防疫物资。当时国内口罩缺货严重，而被誉为“欧洲工厂”的土耳其有着发达的工业体系，也还没有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病例，几乎是“完美”的物资供应地。

只不过，那时的防护用品的价格已经被汹涌而来的订货单炒高了：一个医用口罩售价0.7美分，一把测温枪要65美元，部分厂家的标价甚至比零售商还贵。

回国的行程也是临时决定的——与土耳其接壤的伊朗的确诊病例在4天内由1例增至43例，2月23日，土耳其暂时关闭了与伊朗的边境，停飞了从伊朗入境的国际航班。林轩开始担心之后没有航班回国，3天后，距离飞机起飞前4个小时，终于抢到了最后一张机票。

这班飞机是经莫斯科转机回国的。欧洲疫情爆发以来，各国接连停航，从俄罗斯转机回国成为首选。其实，此前林轩和同事们预订的俄航SU206航班已有过新冠肺炎患者搭载史——在一周前，一位从伊朗出发的旅客搭乘这架航班入境，最终在宁夏中卫市被确诊。

尽管如此，林轩搭乘的这架航班依旧没有对旅客进行任何检测，在意大利贝加莫的一家餐厅工作的王某和同事顺利登上了这架飞机。出发前，王某已出现咳嗽、头痛、发热等症状，但她并没有做任何声明，这个瞒报行为将与他们同机的几百位乘客置于风险中。

9小时的飞行，一共发了2次餐食，林轩都摘下了口罩进食。口罩戴着憋闷，他常常觉得喘不过来气，也会偷偷摘下口罩自然呼吸一小会儿——那时他还不知道，病患就坐在他身旁。

女友还在收拾行李，林轩开始搜索有关俄航SU206航班的信息，希望能看到一些确定性的信息。手机又响了，距离上一通电话还不到1个小时。工作人员已经在楼下了，他们告诉林轩，他的女友暂时只须居家隔离，不必和他同去，这让林轩多少松了一口气。

女友刚才收拾的，一直都是她自己的衣物，还没来得及收拾林轩的。“不能让别人等着”，林轩这么想着，匆忙拿了几件衣服就往楼下跑，连袜子和手机充电器都忘了带。

救护车停在车库，车上的3个工作人员都穿了防护服，林轩坐在了后排。这是他第一次坐救护车，他拍了张照留作纪念，没发朋友圈，也没告诉任何人。

林轩心里一直很沉重。自2月25日起，重庆日新增确诊病例一直保持零增长，整个城市正在有序复工，小区封闭也在逐步解除。他担心一旦被确诊，自己会成为家乡的罪人。

林轩隔离的酒店（受访者供图）

留在武汉

武汉封城当天，在意大利留学的下泉和在武汉的父母通了电话，得知父亲得了感冒，正在医院隔离。

“检测了，不是肺炎，就是普通感冒，快好了。”父亲简短地告诉他。在下泉眼中，这是父亲的一贯风格——军人出身、在部队医院做医生的他，向来理性、克制，报喜不报忧。

封城当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70例，累计确诊495例，其后确诊病例每天都在以几十例的速度攀升。明知退休通知书即将下达，隔离结束后，下泉的父亲还是做起了志愿者。他做了全方位的防护，出门罩上雨衣，回家后还给鞋底消毒，碰任何东西都会戴手套，但也有一回例外——最开始在超市抢购时，大家都在争分夺秒，戴着手套着实“影响发挥”。

空前的抢购潮几乎将每个人卷入其中。若这是场生存竞赛，那么获取足够的物资就是第一道关卡。食物和水能给人最朴素的安全感，但要获取它们并不那么容易。

在武汉留学的尼泊尔学生余福和朋友拉了两个箱子到超市，发现货架上的大瓶水都没了，只好拿了50多个小瓶水，转到另一边，洋葱、柿子椒等一些新鲜蔬菜也早已被一扫而空。等第二回再去，这家超市已经关门了，附近唯一营业的只有一家便利店。他们花了55块买了一些水果，几乎是正常价格的3倍。

好在封城后第二周，学校开始供应餐食。水、盒饭、口罩、消毒液，都可以在宿舍楼一楼领取，但所有人都不能再出校门。余福和朋友们不再担心食物，转而担心被蚊子叮咬。这些在冬天也能存活的蚊子不能小觑，他们打趣说它可能会传播病毒。

这是余福来武汉的第3年，他觉得武汉是个热闹的城市，热干面好吃又便宜。他学会了打太极，很想去武当山，“听说那儿有人很厉害”。但这里的气候一直让他很苦恼，尼泊尔的四季都很温暖，武汉则冬冷夏热，常常让他放弃去操场打篮球。

疫情将他封在了宿舍，拍摄vlog记录在武汉的生活成了他舒缓压力的方式。有天他和朋友一起到了楼顶的天台看日落——这是他们一天中难得的放风时刻，镜头里，湖光映照着余晖，显得如此温柔。

刚开始，他每天都会和父母通电话，告诉他们：别紧张，我还活着。武汉封城23天后，尼泊尔政府从湖北撤侨，他们被接到了武汉机场。那天机场特别空，像是特意为了他们这一架航班的人开的。

飞机在尼泊尔降落的时候，所有人都开始鼓起掌来。像是又活了一遍，余福说。

余福离开武汉时的撤侨专机（受访者供图）

才来武汉8个月的加拿大姑娘Kristina也在等待撤侨。

武汉封城时，男友正好在外地出差，她一个人待在公寓，陪她的只有小猫Kitya。街上空空荡荡，她突然觉得这座刚熟悉的城市看上去像一座鬼城。加拿大政府发来了撤侨邮件，但所有撤侨航班都禁止携带宠物，这意味着她不能和猫在一起了。

猫是Kristina在五六个月前带回家的，一开始它总是躲在沙发底下，但几个小时后就出来闲逛了。白天猫会窝在她的腿上，晚上在她的枕头边睡觉。她第一次和猫一起睡的时候，猫几乎贴着她睡了一整晚。她觉得Kitya像一个孩子需要被照顾，它不仅仅只是一只猫，也是足以温暖她的家人。

她最终放弃了撤侨，留在了武汉。

Kristina和她的Kitya（受访者供图）

还没有真正地“回家”

3月8日，距武汉封城后一个多月，意大利政府宣布除工作及健康等紧急状况外，禁止出入伦巴第大区及14个省，其中包括米兰及威尼斯。

当时的意大利已经是除中国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如同当初逃离武汉一样，人们正在逃离意大利。

在米兰工作的张帆没想过回国。她才签了工作合同，不想为此丢了工作。留在意大利的确危险，但也让她有了一种见证历史的感觉，每一天，她都能看到这个国家的变化。

张帆觉得此时回国的人中藏着“墙头草”——那些机会主义者偷渡来意大利，发家后放弃了中国国籍，遇到危险才想着把中国当“母亲”，还宣称“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她认为很荒谬：“是你先抛弃祖国的，现在祖国又为什么要帮助你呢？”

生存压力下，每个人都在依照自己的行事准则做出选择。在有的人眼中，保命是唯一的大事，即便它意味着抛弃道德准则，甚至将他人推入险境。

与瞒报患者同乘的林轩正面临着感染的风险。

到了隔离酒店后不到1小时，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就给他做了核酸检测。一根极长的棉签深入他的咽喉，在里边转了两圈，他忍不住咳嗽。在那个场景下，他最强烈的感受不是难受，而是抱歉——他不知道站在眼前的医护人员会经历多少次这样的危险。

同事和他被安置在同一栋楼隔离，他们半开玩笑地说：“中没中奖，就看这一波了。”

第二天一早，他们收到了检测结果，两个人都是阴性。但林轩的身体似乎并没有因此完全放松，每晚快睡觉时，他总会打上十几个喷嚏，流鼻涕，等到下一个天亮，一切又都好了。他问了医生，在确认他没有发烧、咳嗽或拉肚子的情况下，医生只是嘱咐他多喝水。

“或许是紧张产生的应激反应。”林轩心想。他让外边的朋友给他带了维生素，紧张的时候就吃上1粒。喉咙发痒的时候，他总忍着，生怕越咳越厉害。核酸检测也存在误差，他希望第二次检测可以吃到定心丸。

林轩正在接受检测（受访者供图）

从德国柏林出发、同样经由莫斯科转机回重庆的小熊也在等待核酸检测结果。

当初她订票时，德国的疫情还不严重，而在重庆，父母所居住的楼已经因为出现了一例确诊患者被封了。可作为交换生，2月底她的签证就到期了，她一定得回国。临出发前两天，楼终于解封了，她暗自庆幸回国后不用再住酒店。

小熊觉得自己最缺的是胆量，玩对战游戏时，她总是在墙头躲着，从来不主动攻击别人，听到旁边有风吹草动就会赶快撤退。但这次，她必须踏上这场风险之旅了。

出发当天早上，小熊收到了一条让她尤为慌张的消息：因为同航班有伊朗务工人员落地后被确诊，她的同学被带走集中隔离了。在莫斯科机场等待转机的4个小时里，小熊每次看到伊朗人的面孔，都特别紧张。

更紧张的时刻是在飞机降落北京的时候。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上了飞机，开始挨个报名字，给他们单独做检测。等待下飞机的那1个小时里，小熊都在担心自己身边的人会被叫起来。

30个小时的旅程结束后，小熊终于抵达重庆。父母来机场接她时，她挽了一下母亲的手，母亲却颇为紧张地躲开，让她不要碰。到家后，父母让她将行李箱、鞋子、外套都放在门口，当晚就清洗，消毒，她则一进门就去了淋浴室洗澡。

父母将有独立卫生间的主卧空置出来给她，她每天只能在房间活动，出房间也只是为了吃饭。她有单人的碗筷，每次都用热水消毒，吃饭也有专属的“沙发座”——那里正对着阳台，通风最好。

小熊多少有些不开心，但她也能理解父母的谨慎。他们担心她年轻，免疫力好，即便感染也是轻症，外人看不出来。居家隔离5天后，重庆防疫政策升级，即便她所搭乘的飞机没有确诊病例，她还是被安排进了酒店集中隔离。

父亲送她去酒店的路上，小熊有些难过。她期待这次隔离结束，自己能真正地“回家”。

在他乡时的小心翼翼

而柏林也不再是小熊离开时那样风平浪静了。

早上，一辆救护车开进了住宅区，居民们纷纷猜测可能是有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被接走了。住在附近的Bill有些紧张，后来才知道，被接走的是住宅区的管理员，他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疫情在中国爆发时，一位中国朋友就提醒Bill囤好物资，那时他已买好了口罩；2月下旬，柏林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但Bill觉得柏林人还是没把疫情当回事；3月初他开始戴口罩时，邻居问他是不是感染了新冠肺炎——德国政府并不提倡民众戴口罩，很多人觉得戴口罩的就是病人；当他戴着口罩上街的时候，一群人隔着马路辱骂他，他只能假装听不懂德语，放大耳机的音量走开。

柏林的学校停课后，Bill开始在家看书、做音乐，但当他出门后，却发现满街都是孩子在乱跑，他们的父母带着他们四处溜达，也没人戴口罩。Bill多少还是有点担心，害怕疫情会失控。

在张帆的印象里，米兰人最初也是这样漫不经心。米兰封城当天，很多人在草地上躺着晒太阳，画面看上去岁月静好。面对“营业期确保人与人之间保持1米安全距离”的法令，餐馆的服务生学会了用1米长的铲子和杆子给堂食的客人送餐——他们当然是在开玩笑。

实际上，那时意大利的疫情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在2月21日疫情在米兰附近的Codogno小镇爆发的时候，张帆还在安慰同事，“人不多”，没想到下午确诊病例就翻了2倍，第二天又新增了十几例，她不敢说话了。仅仅过了8天，意大利确诊病例就破了千。

意大利的口罩开始缺货了。1月底国内疫情爆发的时候，张帆就在亚马逊买了几十个口罩，但直到2月中旬去机场接朋友时才用了一个。往年春天因为花粉过敏，她都会在办公室戴口罩，但今年她特意没戴，怕被人说“炫富”。

有天，一个同事问她“你有多少个口罩？”“没多少。”她说。对话到此结束，她很怕同事张口跟她买。

3月10日，意大利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城”，出行的人必须携带带有个人信息及必须出门理由的自我声明，买菜，看医生，外出跑步，遛狗，都在准许范围内。在街上闲逛，不但会遭遇巡逻警察的盘问，还可能会被阳台上善于侦察的意大利居民劝退。

在罗马居住的下泉自2月23日停课后只出门了三四次。即便父母在武汉早早遭遇了疫情，他也没提早囤口罩，等他上了心，罗马线下药店的口罩早已售罄。一个即将回国的朋友给了他9个医科口罩，成了他唯一的储备。

下泉每次出门的目的地就是超市。在路上，他见证了一些“人类迷惑”行为：有人把口罩戴在了鼻子下边，只遮住了嘴；公交上下客只开后门，据说是保护司机——看上去像是“掩耳盗铃”。

超市实行严格的人流控制，出一个人，才能进一个人，人与人之间保持1米的间隔，队伍能排上二三十米。父母开始远程指导他买东西，头一次进超市，他扛回了十几斤面条、十几袋速食、6瓶老干妈，3瓶拌面酱，还有6盒咖喱。

下泉在超市囤的食物（受访者供图）

他开始在家花上一两个小时做菜，每次都是大手笔：炖鸡一炖就是一整只，够吃两三顿；卤料一下就是一锅，有回忘放冰箱，酸了，他还觉得挺心疼。朋友圈的“中华小当家”由此诞生，朋友在美食照下边评论：“你是去意大利学画画的吗？”

下泉学的专业是油画，目前还在上语言班。学校停课后，语言班的老师对直播适应起来有些困难，半个月了才学会分享桌面，上课常常变成大型语音群聊。

周围很多同学都回国了，母亲也在劝他回来，说一想到儿子一个人在罗马待着，就总是心慌。武汉不能回，父母希望他回长沙的爷爷奶奶那边。长沙已经连续多日确诊病例零增长，是相对的安全区。

这一回，他切实感受到了父母的焦虑。

和这座城市的连接感

鲜儿的母亲也希望她留在国内。

去年12月放寒假时，鲜儿就从韩国仁川回到了家乡哈尔滨。2月下旬，韩国爆发疫情，到2月底，已经是除意大利、伊朗外疫情最严重的海外国家。可或许是因为仁川的确诊病例还在10例以内，鲜儿没有收到“上网课”的通知，她最终订了返韩上学的机票。

在鲜儿眼中，这趟旅程有点像“反向跑毒”。

出发当天，她全副武装：棒球帽外边还罩了卫衣的帽子，手套戴了两层，第一层触碰行李和公共物品，过了安检后摘掉，用第二层碰私人物品。口罩也备了两个，一开始戴外科口罩，在飞机上再换成N95。

真上了飞机，鲜儿没那么紧张了。人不多，空乘让大家分开坐，她那排只坐了她一个人。

仁川的情况比她预想中的平和，学习区仍然有人坐在一起讨论问题，操场上甚至还有足球赛，她反倒感觉自己来了安全区。

鲜儿也没有因中国人的身份遭受歧视——最初国内疫情爆发时，韩国有超过20万人请愿，希望禁止中国人入境，但韩国政府没有应允，除湖北省外的中国人仍被准许入境。曾有许多人认为，华人居住比例达66%的安山市会成为韩国的疫情爆发地，但直到3月7日安山才首次确诊2例病例，大家都开始渐渐认可华人的防疫措施。

才到韩国的时候，鲜儿也想过“留在这儿”，但当爷爷的身体出了状况、她却不能回家探望的时候，她突然觉得有些无力——自己一直在外边，总会错过一些重要的瞬间。在家和父母居家隔离的日子，反倒成了她珍贵的记忆，是十分难得的“3个人都在家”的时光。送她上飞机那天，小区还只允许“单次出门1个人”，母亲没能来机场，父亲就一直在给母亲视频直播。因为担心飞机会延误或被取消，父亲一直等到鲜儿上了飞机了才离开机场。

“对家人的羁绊或许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沉淀起来的吧。”所以，等到毕业，她还是希望回到离他们更近的地方。

鲜儿带去仁川的消毒用品（受访者供图）

身在罗马的下泉最终也在母亲的催促下决定回国。

他原本订了俄罗斯航空的机票，但在出发前几天收到消息：从罗马出发的旅客已被禁止登机。下泉心有疑虑，特意问了是不是“只针对中国护照”，得到回应是“针对所有护照”。他只好改签行程，从比利时中转。

在罗马，下泉没有因武汉人的身份遭受歧视，身边的多数人对他都还挺友善，尤其是吃食店的老板。知道他是中国人后，楼下的披萨店老板还主动给他展示了手上的“熊猫”纹身，说自己很喜欢成都，烤肉店老板则每次都给他额外送一盘小饼——他是巴基斯坦人，常和他说，“我们是朋友”。

但下泉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融入罗马，他仍然想念武汉，那座他从小长大的城市让他觉得亲切、舒服。

在米兰生活了6年的张帆也不觉得自己已经融入了米兰。她觉得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关系是相互的：人们付出，也相应地得到回馈。自称只是“劳务人员”的她和这个城市还有一些距离感，她更喜欢吃中餐，和中国的朋友更亲近。

气质上，米兰和她的家乡上海有些相像——街头有来自各个国家的人，相比意大利南部的保守派，米兰人思想更开放，甚至有些赶时髦，会把吃日料当作一种时尚，即便本土早已遍地都是咖啡馆，也还是会排队去喝星巴克。

米兰人也非常热爱生活，到了六七月，张帆的同事们都会在周末去海边晒太阳，到了周一就换了肤色，办公室的洗手间甚至会有人在晾泳衣。对于张帆喜欢独处、一个人吃午饭的习惯，同事们常常感到不解。他们非常喜欢聊天，疫情期间也会和朋友开着FaceTime一起吃饭。

直到疫情在意大利爆发，张帆出于责任心开始翻译意大利新闻，才发现自己对这片土地的陌生：因为疫情影响，华人街中餐馆的人流少了一半，米兰的市长主动去吃中餐，告诉大家中餐不会传染病毒，不要种族歧视——市长的名字，第一次在她的印象中清晰起来。

一直以来，张帆都觉得中国人的工作效率很高，强调付出，而意大利人则相对自由散漫，更注重个人感受，有时甚至有些自私。但在疫情发生后，她也看到了“自由主义”向“社群主义”的演化。米兰封城后的夜晚，大家都聚集在阳台上，用手电筒照亮了整片天空，一起唱起了意大利国歌。那一刻的嘶吼声和痛哭声，突然打动了张帆：“他们是那样直接，丝毫不掩饰地去表达自己的感情，大家都想一起共渡难关。”

那时，她似乎终于体会到了和这座城市久违的连接感。

米兰，在阳台上唱国歌的意大利大学生（受访者供图）

你有多久没有注意过生活的样子了？

为了小猫选择留在武汉后，Kristina的生活轨迹有了一些变化。

她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被大家称作“为了猫而留在武汉的加拿大女孩”。她曾收到过大量负面评价，人们觉得她对自己不负责任，甚至不太聪明，她也产生过自我怀疑。

但也有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出现，他们开始鼓励她，订阅她的YouTube频道。一切像因祸得福，Kristina觉得自己离成为一个全职博主的梦想又近了一些。她在B站开始以“Kri3tina”的ID上传vlog。在视频里，她会坚持自己最初的想法，分享一些美妆、服装搭配的建议，而不是疫情新闻实时播报。

Kristina曾经因为放弃撤侨和父亲有过小小的争执，但最终父母理解了她的决定，至于现在，父母都觉得她留在中国比在加拿大更安全——这原本是她毕业后的“间隔年”，最初只计划在武汉待1个月，但因为喜欢，便在这里长住了下来。她喜欢武汉的生活节奏，没那么匆忙，生活很便利，晚上10点还有商店开门，夜景也很美，最喜欢的，是在鹦鹉洲大桥附近的公园散步。

这个春天，Kristina有时也会觉得孤独，虽然可以和朋友们发发消息，但很难填补心里的缝隙。而在酒店隔离的小熊则意外地和朋友有了“交流”的机会。

她所在的隔离酒店位于市中心，周围的老房子都比较矮。她想起自己有个朋友似乎住在附近，就站在床边拍了一张照发给了那个朋友，没想到朋友真的在照片里圈出了自己住的那栋楼。

每天晚上，朋友都会跑到天台遛狗，用手电筒照向隔离酒店的方向，小熊能看到明显的一束亮光——她也把台灯挪到了窗前，开始和朋友用灯光发送摩尔斯电码。尽管发的也无非是些玩笑话，但已经是她在这段枯燥的隔离生活里闪亮的记忆。

做了两次核酸检测后，前台打电话通知小熊，可以离开酒店了。父亲开心地拉着她在门口拍了一张合照，发到了家族群里。这次，她终于可以安心回家了。

小熊的朋友在楼顶打过来的手电光（受访者供图）

林轩的隔离生活是和同事一起度过的。那栋楼只有他们两个人，原则上工作人员建议他们“不要串门”，但他们都没上心，“绑一块儿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让外边的朋友送来了扑克牌，晚上还会打上1小时的牌。

隔离期里，他们还加入了同航班乘客的微信群。起初大家群情激愤，想追究瞒报者的责任，有人联系了律师，让大家保留好机票的票根。

从情感上，林轩可以理解瞒报者，甚至没有特别责怪他们，毕竟“也是为了活命逃回来”。但在理智上，他也认定瞒报是不可取的，会伤害很多无辜的人。因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王某等6人已被立案调查，大家都觉得像“沉冤昭雪”。

好在，“同机群”中没有一个人被确诊感染，14天后，林轩也收到了解除隔离的通知书。那一刻，像是高考结束交完答卷，他终于可以放松下来。

出了隔离酒店，林轩先去了母亲那里，饭桌上，他平淡地提起了被隔离的事儿。为了不让母亲担心，很多事他都是先斩后奏。吃完饭，他换了一身衣服，出门去剪了头发，下午在街上走了一会儿。

很多店已经恢复营业了，街上也有了很多人，这种非常日常的场景却让林轩突然有所触动，“家乡好久都没有像这个样子了”。第二天恰好是他的生日，他和女友简简单单地在家庆祝。不能许愿“2020年重新打开一次”了，他只希望因为这次疫情而去世的人可以少一些：“大家忍一忍，疫情很快就过去了。”

林轩的解除隔离通知书（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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